推動古文字學發展的當務之急

裘錫圭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近百年來，我國的文字學，也就是現今很多學者所說的漢字學，有了相當大的進步。其中，以先秦文字為研究對象的古文字學發展尤為迅速。文字學的進步，除了得益於近代語言學理論外，可以說主要是由古文字學帶動的。近年來，重要的古文字資料不斷出土，這是古文字學進一步發展的有利條件。但是在這世紀之交，面對很多學科在理論、方法和研究工具等方面不斷更新的形勢，古文字學前進的步伐不免顯得有些蹣跚。目前，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存在着新資料的發佈不及時、資料著錄總集和工具書不能滿足研究的需要、理論性總結工作做得不夠以及電腦化程度過低等問題。古文字學似乎受了它所研究的對象的古老性的影響，跟其他學科相比，顯得有些落伍。研究者往往費力多而收穫少。一些本來對古文字感興趣的學子，不免望而生畏，不敢涉足這一領域。這種情況必須迅速改變。

對於古文字學，新資料非常重要。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對古文字學的重要意義，是眾所周知的。從微觀角度看，一些疑難問題也往往由於新資料的發現迎刃而解。例如商周古文字裏有一個跟秦漢篆文“宜”字基本同形的字，羅振玉考釋甲骨文時，根據字形表示的意義把它釋作“俎”，從之者極多。很多學者並認為“宜”“俎”古本一字，後來纔分化為二。七十年代發現了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所出三年𤼈壺銘中有“羔俎”“彘俎”之文，“俎” 字寫法接近小篆的“俎”字而與“宜”字迴別，證明“宜”“俎”自古即為二字。羅氏釋作“俎”的那個字只能釋為“宜 ”。[1]又如六國貨幣、璽印等文字中有一個很像“金”字但沒有加點的字，過去釋為“ 金”或“全”，但是有關印文、幣文難以講通，七十年代在河北平山發現了戰國時代中山王的墓葬，所出銅器銘文中屢見此字，從文例上可以毫無疑問地斷定它應該讀為千百之“百”。印文、幣文中的這個字讀為“百”也都文從字順。 [2]戰國楚文字中有些過去未能正確釋出的疑難字，由於在近年發現的荊門郭店楚墓竹簡和上海博物館從香港購回的一批楚簡中，出現在有傳世本可對照的古書或古佚書的語意明確的文句裏，也不費研究者什麼力氣就被釋讀了出來。[3]靠郭店楚簡釋出來的楚文字裏的“視”字古體，還使甲骨文和金文裏過去被混同於“見”字的“視”的表意初文得到了確釋。[4]所以，新資料如都能及時發佈，古文字研究者必將大大受益。但是新資料究竟能否及時發佈，牽涉到多方面的因素，古文字研究者一般無法決定。他們通常只能在這方面起一些促進作用，並爭取在新資料發佈後儘快加以利用。

從時代的要求看，古文字研究的電腦化是勢在必行的。好些年前就已經有研究者把古文字資料輸入電腦，或利用電腦編纂古文字學工具書了。周何、季旭昇、汪中文等學者用電腦編的《青銅器銘文檢索》，已於一九九五年正式出版。但是絕大多數古文字研究者還沒有在研究工作中使用電腦（用電腦寫文章跟作研究是兩回事）。電腦化不但能節省研究者的時間，而且能緩解各種資料著錄總集和工具書總是跟不上學科發展形勢的狀況。由於新的資料和研究成果不斷出現，各種資料總集和工具書往往出版不久 ，甚至在出版之日，就已經不夠完整或顯得過時了。在常規的出版條件下，顯然很少有可能及時更新這些出版物。然而如果能把它們製成光盤供研究者在電腦上使用，情況就會有所不同。光盤製作者用適當方式把資料總集或工具書輸入電腦以後，可以隨時增刪資料或修改內容，並製成新的光盤。由於光盤本身很便宜，比較頻繁地更新光盤版應該是可能的。如果研究者各自直接把他需要的資料總集和工具書輸入電腦，那將造成人力的巨大浪費，實際上也是難以做到的。所以，出這些書的光盤版，不但能緩解出版物跟不上學科發展形勢的狀況，並且是在古文字研究領域中普及電腦化的必由之路。只有這樣，廣大研究者纔有可能把自己的研究工作電腦化。但是要製作比較理想的光盤版，必須有質量很高的底本。如果用質量不高的底本，既不利於光盤的使用者，也不利於光盤版日後的升級。這在實質上也是一種浪費。所以，編出各種比較理想的資料總集和工具書，是在普及電腦化之前必須先做好的工作。當然，這種工作本身是可以利用電腦的，前面已經舉過實例了。

我們所說的古文字研究中的理論性總結工作，範圍很廣，諸如古文字學性質和任務的界定、古文字考釋方法的總結（包括對各種錯誤傾向的分析）、古文字結構類型的研究、古文字形體結構的演變規律的研究、古文字發展階段的劃分、古文字地域性的研究等等，都可包括在內。這種工作必須有很多比較具體的研究成果作為基礎。不論是進行比較具體的研究，還是進行理論性的總結，都離不開有關的資料總集和工具書。這些書的質量的高低，直接影響着研究工作的速度和質量。如果有關的資料總集和工具書根本沒有編出來，研究工作更會陷入舉步維艱的困境。

從上述情況看，為了推動古文字學更快更好地發展，古文字研究者當前必須以主要力量投入的首要任務，就是編出高質量的各種資料總集和工具書，提供儘可能完整的各種古文字資料，全面反映古文字研究己達到的水平，以適應研究工作及其電腦化的需要。工具書多種多樣，最重要的、研究者使用得最頻繁的，是逐字索引和文字編這兩類。下文對工具書的討論就以這兩類為限。

古文字研究者現在已經有了一批常用的資料總集和工具書。例如：甲骨文的資料總集有胡厚宣先生為總編輯的《甲骨文合集》（中華書局，1978-1982）、嚴一萍《商周甲骨文總集》（藝文印書館，1983），逐字索引有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汲古書院，1971增訂版）、姚孝遂、肖丁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中華書局，1989），文字編有孫海波《甲骨文編》（中華書局，1965）。金文的資料總集有嚴一萍《金文總集》（藝文印書館，198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華書局，l984-1994），逐字索引有前面提到過的《青銅器銘文檢索》（文史哲出版社，l995），文字編有容庚編纂張振林、馬國權摹補的《金文編》（中華書局，1985）。錢幣文字的資料總集有汪慶正主編的《中國歷代貨幣大系I（先秦貨幣）》（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中國錢幣大辭典編纂委員會《中國錢幣大辭典·先秦編》（中華書局，1995），文字編有張頷《古幣文編》（中華書局，1986）。璽印的資料總集有羅福頤主編的《古璽彙編》（文物出版社，1981），文字編有故宮博物院《古璽文編》（文物出版社，1981）。陶文的資料總集有高明《古陶文彙編》（中華書局，1990），文字編有高明、葛英會《古陶文字徵》（中華書局，1990）。石刻的文字編有商承祚《石刻篆文編》（科學出版社，1957）。簡文的資料總集有商承祚《戰國楚竹簡彙編》（齊魯書社，1995），文字編有滕壬生編的包含楚帛書文字的《楚系簡帛文字編》（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此外還有一些同類性質的書，這裏不列舉了。

上述那些書在古文字研究中起了很大作用，它們的編著者是值得研究者感謝的。但是從當前的需要來看，它們都有比較明顯的缺點。

主要缺點是資料不全。就各種資料總集來說，不但缺乏這些書編成以後發表的資料（這種資料有些是極為重要的，如銅器銘文中近年發現的晉侯蘇編鐘銘和子犯編鐘銘，楚簡中近年發現的郭店簡），就是編書時已經發表的資料也有應收而未收的。例如《甲骨文合集》就有不少漏收之片，我在《評〈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上）》中已經舉過例子，[5]這裏就不重複了。另一方面，《合集》卻收了不少不應收入的重片，還收了個別偽片，如32676應是據33033偽刻的，31942應是據20500偽刻的。《殷周金文集成》所收之器的數量遠超過《金文總集》等書，但是對資料的去取也有一些問題。以此書最後印出的第十八册的最後一部分，份量不多的“ 符節類銘文”而言，就漏收了中國歷史博物館已收藏多年且曾公開陳列過的、有很高研究價值的“弁（偏）將軍信節”， [6]但像所謂“采者節”（該書12093號）那樣的明顯的偽器卻反而收入了。其他資料總集都或多或少存在資料不夠齊全的問題，有的也收入了個別偽品。一九九五年出版的《戰國楚竹簡彙編》，是在六、七十年代編纂的。七十年代以來發現的楚簡，其中包含了出土楚簡中最重要的幾批，此書都未收入，更不能滿足研究者的需要。

工具書的主要問題也是資料不全。《殷墟甲骨刻辭類纂》主要根據《甲骨文合集》，雖然增加了《合集》編成後出版的三種甲骨著錄書的資料，但是《合集》編成前出版的甲骨著錄書一概不再顧及。因此《合集》漏收的，《類纂》也跟着漏收。而且就是見於《合集》等書的辭條，也不時由於疏忽而沒有錄在相關的字頭下。此外，《類纂》還不收《合集》摹本和所謂“習刻”的辭條。因此屢次出現《殷墟卜辭綜類》已收的辭條，後出的《類纂》反而失收的情況。[7]《綜類》和《類纂》對甲骨卜辭中一些極常用的字的用例，採取擇錄的方式，所列辭條相當少。這對從語言角度研究甲骨卜辭，尤其是研究其中的常用虛詞的人，極為不利。《青銅器銘文檢索》編成時，《殷周金文集成》尚未出全。《檢索》主要根據《金文總集》和邱德修《商周金文集成》（五南圖書出版公司， 1983）。《殷周金文集成》中為此二書所未收的大量器銘，除已見於馬承源主編的《商周青銅器銘文選》（文物出版社，1986-1990）者外，《檢索》基本上沒有採及。

文字編類的書，除前面沒有舉到的曾憲通《長沙楚帛書文字編》（中華書局，1993）、張光裕主編的《包山楚簡文字編》（藝文印書館，1992）、張光裕、黃錫全、滕壬生主編的《曾侯乙墓楚簡文字編》（藝文印書館，1997）等少數幾種，基本上每形必錄外，一般對單字雖每字必錄，對字形則是有選擇地收錄的。文字編不能代替逐字索引，這一編輯體例無可厚非。但是各種文字編，除無法顧及編成後發表的新資料外，往往由於編纂時不夠細心，或所見資料有欠缺，而漏收一些單字和已收之字的有特點的字形。這是應該注意避免的缺點。

在資料不全之外，各種資料總集和工具書，還有不少體例上或實際操作上的問題。

先談資料總集的問題，同一種物品的不同拓本或照片，以及同一拓本、照片在不同著錄書或同一著錄書的不同版次以至同一版次的不同書本中的影本，往往會有清晰程度的差異。有一些時間有先後的拓本或照片，尤其是容易碎裂的甲骨的拓本，還會有完整程度和存字多少的差異。按理，各種資料總集應該選取最好的拓本、照片，在沒有原始的拓本、照片時應該選取最好的影本入錄，但實際上往往難以做到。有的資料總集甚至很少顧及這一點。由於印刷技術上的問題，有些很清晰的拓本、照片，印出來也會變得不清楚。資料總集在資料的分期、分類或其他編排原則上，也往往有可以商榷之處。在具體編排資料時發生錯誤的情況更為常見。如把屬於某一期的甲骨編入另一期，把官印編入私印等等。有些資料總集還有比較特殊的問題。例如甲骨有碎片綴合的問題，《甲骨文合集》雖然在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間有不當綴而誤綴的情況，又有過去已有研究者作出正確綴合而此書未加採用的情況。《合集》出版後，研究者又綴合了其中的不少碎片。[8]如果不掌握這些情況，引用到《合集》中的有關甲骨時，就有可能出問題。

各種逐字索引類的工具書，在文字的隸定和辭條的釋讀和編排等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問題。關於《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在這些方面存在的問題，在前面引過的我們的評論文章中有比較具體的說明，可以參考。方纔指出的《合集》在綴合方面存在的缺點，也都為《類纂》所沿襲。各種文字編，除資料不全外，主要的缺點有三：一、對字形的辨認、摹錄不正確。二、對各家釋字之說的選取不夠恰當，或對某些有價值的釋字之說茫無所知。三、編者本人釋字錯誤。由於辨認、摹錄字形不正確。這類書裏有時會出現實際上不存在的字頭，而有的實際上存在的字頭卻被抹殺了。在逐字索引類的書裏也有這種現象。

按照目前的需要，已有的各種資料總集和工具書幾乎都應該高標準重編。它們的各種缺點應該儘可能加以消滅，或使之減少到最低限度。此外，在這一領域還存在着不少空白。例如：銅器以外的金屬器上的古文字、寫刻或烙在漆木器上的古文字，寫或刻在石玉類物品上的古文字，都還沒有資料總集。除甲骨文和金文外，各種古文字資料都還沒有逐字索引。這些空白，多數是應該補上的，此外還可以根據時代、地域等標準編纂資料總集和工具書。現在已經有人在準備編纂《楚文字資料彙編》、《楚文字編》一類書了。這對推進古文字研究向縱深發展是有好處的。

在有了比較理想的資料總集和工具書以後，還需要有人經常注意各種新的資料和研究成果，加以搜集和整理，為不斷補充、修改這些書作好充份準備。

上述關於資料總集和工具書的那些工作，大都工作量既大，難度也不小，個人很難完成，必須依靠集體的力量，而且只有動員整個古文字學界的力量，纔有可能完成全部任務。目前在兩岸三地，真正有能力進行古文字研究工作的學術單位並不多，它們的人力、物力大都也很有限。而且各單位彼此很少通氣，不但缺乏協作，各自從事的工作還不免有重複，使有限的人力、物力遭到浪費。為了完成上述任務，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建議各有關學術單位共同成立一個在研究工作方面起協調作用的民間組織。在編纂各種資料總集和工具書的工作中，各單位之間要有明確的分工，以避免人力、物力的浪費，但又要做到在資料和研究人員等方面相互支援。一些大的項目也可以由兩個以上單位聯合起來完成。在編纂體例方面，大家可以擬定一些共同的原則。各種書編出來後，可以由這個共同組織設立不同的專家小組加以鑒定。如有問題，可以提出改進的方案，以保證成果符合要求。如果兩岸三地的古文字學界真能齊心協力，做到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把人力、物力都用在刀刃上，就有可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如在五年或稍長一些的時間內，完成編好各種重要的資料總集和工具書的任務。這樣纔能為古文字研究工作及其電腦化打下堅實的基礎，使古文字學在二十一世紀獲得應有的發展。

最後還想提一下秦漢文字的問題。古文字跟秦漢文字息息相關。已經有學者提出了把秦漢的小篆和古隸劃入古文字範圍的意見。在古文字研究中時常要用到秦漢文字的資料。古文字學界如果行有餘力，還應該編好秦漢文字的資料總集和工具書。這對古文字研究是大有好處的。

原文刊載于《學術史與方法學的省思——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討會論文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0年12月。

整理時已將原文中語助詞“著”改爲“着”；副詞“才”改爲“纔”；“發布” 改爲“發佈”；“盡可能”改爲“儘可能”。

葛 亮 校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