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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偉:秦刻銘銀釦補正
在 2013/9/19 20:50:12 发布

秦刻銘銀釦補正*

 

(首發)

 

王偉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

 

 

《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19640號和19641號著录兩件秦刻铭银釦[1],釋文分別爲:“廿一年少工,四斗正,四斤四兩十二朱(銖)”和“廿一年少工喜,四斗正,重五斤又兩十又朱(銖)·二”。兩件器物的備註均云“出土時間地點、收藏單位、著錄及尺寸等資料因電腦故障而丟失。”

          

今試補充說明以下三點:

第一,器物原始著錄信息的補充。這兩件秦刻铭银器最先著錄于王多慶、柴略《秦安發現的秦刻銘銀扣》一文(以下簡稱《秦安銀扣》);後以《甘肅秦安發現秦國刻銘銀環》爲名刊載于黃盛璋主編《亞洲文明——何柄棣院士九十華誕祝壽紀念專集》第四輯(以下簡稱《甘肅銀環》)[2]

第二,關於“少工”的解釋。王多慶、柴略文云“‘少工’一詞未見著錄”。今按,“少工”一詞此前已見於出土資料,即在此文發表的前一年出版的《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一書中就著錄了一件少府戈(含戈鐓),銘文有“少府,卅四年,少工梬”[3]

其次,王多慶、柴略文考釋銘文中的“少”當爲“少府”或“少府工室”的簡寫,“工”當爲“工師”的簡寫。今按,秦少府機構製造的器物中銘文格式繁簡略有不同,格式最完整的如:五年相邦呂不韋戈銘文“五年,相邦呂不韋造,少府工室阾、丞冉、工九”(17254[4])。稍有省略的格式如十六年少府戈銘文 “少府工師乙、工毋”(16665)和十三年少府矛銘文“少府工檐”(17673)。最簡單的格式如廿三年少府戈銘文“廿三年少工爲”(16666)、卅四年少府戈銘文“卅四年,少工梬”(16667以及本文所討論的兩件銀釦銘文。就此不難看出五年相邦呂不韋戈銘文中的“阾”就是少府工室的工師,蓋因“少府工室工師某”的格式含有兩個“工”而顯得太過繁複,故採用了以下幾種省略格式:一是“少府工室(工師)阾”;二是“少府(工室)工师乙”;三是“少府工檐”,此“工”可兼指“工室”和“工師”,是以上兩種格式的進一步省略;四是最簡略的格式“少工爲”、“少工梬”等,應是第三種格式的進一步凝縮。

綜合以上信息,我們認爲秦文字中“少工”是“少府工室工師”的最簡潔的表述,“少”指少府,“工”可指工師,也可指工室,或可二者兼指。

第三,兩件器物的斷代問題王多慶、柴略文據銀器刻銘中不諱“正”字而排除了始皇二十一年的可能,將器物年代“暫定爲昭襄王二十一年”,并推斷“秦少府在昭襄王時已置”。

今按,王輝先生認爲秦少府之設當效仿自三晉,其設置時間應在三晉韓之後,並將具有始皇時期特徵的長胡三穿的二年少府戈定爲莊襄王二年[5]。後又將珍秦齋藏十六年少府戈、二十三年少府戈明確爲秦王政時器,並認爲無紀年的“少府”戈“時代不明,但其上限不能早于莊襄王”[6]。由此可見,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出土資料均沒有證據顯示秦少府的設置會早到昭襄王時期,故王多慶、柴略文對的對二十一年刻銘銀釦的斷代值得商榷。

另外,銘文諱“正”字是王多慶、柴略文排除刻銘銀扣爲始皇二十一年的直接證據,但王輝先生考察了秦文字中的大量實例後指出:“始皇生前時人已諱其名……秦諱尚疏。大抵政府文書多避諱,私家著作則少顧忌;始皇稱帝前較疏,稱帝後較嚴。[7]

綜合以上兩方面的證據,我們認爲二十一年刻銘銀釦的時代應以秦始皇二十一年爲宜。

第四第一件器物刻銘中“少工”之名的釋讀。《秦安銀扣》一文用“□”表示闕釋,《甘肅銀環》一文釋作“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釋爲“夏(?)。因銘文僅有摹本,或此字本有殘缺,或摹本不准確的關係,此字筆劃顯得並不完整,僅可辨識上部的“爪”形,以上幾種釋文都是很謹慎的。

今按,如果上文將器物的年代改爲始皇二十一年不誤的話,則可系聯上文提及的珍秦齋藏秦二十三年少工戈,其銘文中釋爲“少工爲”的字作形,與銀釦中的少工名有幾分相似,因銀釦銘文是摹本,不排除筆劃誤摹、漏摹的可能。另外,銀釦紀年與二十三年少工戈紀年時間間隔僅一年,少府工室的工室易人的可能性不大,故二者有可能爲同一人。這一點希望以後有更準確的資料來驗證。

 



*本文是陝西師範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11SZYB15)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基金項目(13YJC740098)的階段性成果。

[1]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3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299-300頁。

[2]王多慶、柴略:《秦安發現的秦刻銘銀扣》,《隴右文博》20061期,43-44頁。此文後以《甘肅秦安發現秦國刻銘銀環》爲名刊載于黃盛璋主編《亞洲文明——何柄棣院士九十華誕祝壽紀念專集》(第四輯),三秦出版社,2008年,372-373頁。

[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隊、襄陽區文物管理處編著:《襄陽王坡東周秦漢墓》(圖122.34),科学出版社,2005年,165頁。

[4]括號中數字該器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中的編號,下同。吳鎮烽:《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31-33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5]王輝:《戰國“府”之考察》,《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兼先生考古五十周年》,三秦出版社,1987年。此文後又收入氏著《高山鼓乘集——王輝學術文存二集》,中華書局2008年,263-264頁。王輝:《秦出土文獻編年》,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2000年,83-84頁。

[6]王輝:《珍秦齋藏秦銅器銘文選釋》,《故宮博物院院刊》20062期。

[7]王輝:《秦史三題•秦諱·諱正》,《一粟集——王輝學術文存》,台灣藝文印書館,2002年,650-653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3年9月17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3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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