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首发)

吕庙军

欣逢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徐维莹女士伉俪八十华诞，由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先秦史学会、秦汉史学会、中国文字学会、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协办的“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6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西郊宾馆隆重举行。来自大陆及港台、美国、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120余位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共收到海内外学者的论文近百篇。在会议开幕式上举行了首届“李学勤中国古史研究奖”颁发仪式。17日中午与会专家参观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晚上举办了李学勤先生及徐维莹女士伉俪八十华诞庆典仪式。在紧张而高效的两日议程中，会议进行了10个主题发言，并分成3个讨论小组进行了6场讨论，与会专家围绕甲骨金文研究、简帛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等议题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现按论文分类综述如下。

一  甲骨文研究

甲骨文作为出土文献最早的一种形式，是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业已成为世界性学科的甲骨学对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乃至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些学者对甲骨文及其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保持着一定的热度，此次会议收到了不少有关甲骨文议题的论文。

关于甲骨文字缀合、字义、释文的考释。首都师范大学黄天树《甲骨拼合三集·序》从即将付梓的《甲骨拼合三集》收入的2011年7月至2012年11月期间新缀合的成果219则中择取四则为例分析了甲骨缀合的性质及其史料价值。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李宗焜《实物检视与甲骨文字》通过甲骨卜辞中“好”和“中”两字例的分析，说明了检视甲骨实物对辨认甲骨文字的重要性，指出古文字研究除了寻找精良的拓片外，“实物”是最后的仲裁者。北京大学刘桓《释甲骨文仆、踣字兼说㲹字的一种常见用法》运用甲骨文释读与典籍相互印证并辅以文法文意的方法，指出甲骨文㲹字在卜辞中用作迄、讫字之例，是一种常见的用法。湖南衡阳肖春林《甲骨文“孑矢”、“珑”、“隹攵”》对甲骨文的“孑矢”、“珑”、“隹攵”作了初步考释，认为甲骨文一些文字的肇创可能源自当时人们的宗教、巫术信仰及其仪式活动。郑州大学刘风华《﹤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释文校勘举例》对2012年出版面世的《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部分释文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

关于殷代礼制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卜辞所见商代祭尸礼浅探》对卜辞中的“尸”、选定任神尸者、卜选“延尸”、选择“尸”的傧相等祭尸礼仪节以及“王宾”卜辞做了细致探讨，揭示了商周两代在祭尸礼上的异同。

关于卜辞反映史迹和地名的研究。清华大学沈建华《清华楚简﹤说命﹥与有关卜辞史迹》以清华简《说命》三篇结合山西晋南一带考古商城遗址和卜辞有关傅说身份的种种史迹的探讨，认为清华楚简《说命》的问世为傅说的传说增添了最新最早的研究资料，有助于提高对于古书不同文本之间流传和形成过程的深入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冯时《“亳中邑”考》对中国居中而治传统政治观形成的天文学基础进行了深刻考察，指出“邑”字本具有中央的意义，亳中邑以邑为制，与三代社会以王庭为邑制度相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常耀华《由甲骨文所见田渔制度说到殷历之岁首》讨论了殷墟田渔卜辞记月的分布，指出商代先民已有顺时取物的生态保护意识，但商代禁猎期、休渔期与目前殷代历法的研究结论存有扦格之处。

关于甲骨文语法和辞例的研究。韩国西江大学柳东春《甲骨文数量结构及量词的产生》通过分析甲骨文中的数量结构，从而判断甲骨文存在量词，并进一步考察了量词产生的机制。河南省社科院齐航福《殷墟甲骨文疑难辞例考释八则》指出对于一些迄今理解尚有分歧的甲骨文疑难辞例，应尽可能通过同版或同文关系，甚至其它卜同事的关系，来思考这些疑难辞例的辞意；若卜辞辞意难以推知，可从语法学等角度对其作词性上的定位。

二  金文研究

金文（或青铜器铭文、彝铭、钟鼎文、吉金）是出土文献中又一种重要材料，一向与甲骨文齐名，冠名曰“甲金”对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学科的研究价值极大。金文对历史学研究的意义突出表现在西周史领域，对春秋战国史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此次会议也收到了涉及该议题的论文。

关于西周王年和历日的研究。北京大学朱凤瀚《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介绍了近年新发现的畯簋、伐簋等金文材料对研究西周王年断代的价值和意义。浙江大学曹锦炎《越王者旨带鉤小考——兼说初吉与初干吉日》对近年出土的越王者旨青铜带鉤铭文及上世纪50年代出土于安徽省寿县蔡侯申墓的吴王光鉴铭文进行了释读，指出“初吉”可能为“初干吉日”之省称，带鉤存在一物异名的情况。陕西师范大学张懋容《回顾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周王年研究为例》重点回顾了10多年前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王年研究的状况、研究方法和步骤；并认真总结了十年以来新资料引发的反思以及对西周王年研究的反思。

关于金文释读与历史人物、地理、民族的研究。北京大学李家浩《楚公逆钟铭文补释》以1993年山西晋侯墓地出土八件编钟中六件楚公逆钟96号钟铭为主，重新释读了楚公逆的名字、熊盈与淮夷、淮戎等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周宝宏《论天亡簋铭文不是韵文》通过对诸家天亡簋铭文的考察，认为天亡簋铭不能算韵文，更不能说已是较为成熟的韵文，也不能用天亡簋来证明武王时代就已有韵文或比较成熟的韵文。台湾大学雷晋豪《确定一个古代外交事件的地理位置：匍盉研究一例》以1988年发现的应国墓地出土的匍盉铭文为中心，探讨了氐、管、（青）邢等地的地理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辉《韩兵宜阳四器和十一年令少曲慎戈的特殊辞例新研——兼论﹤竹书纪年﹥一条史料的释读》通过宜阳四器铭文的特殊格式，推定了同样辞例的十一年戈也应属韩国，戈的铸地鹿县的大致地点在上党地区，正确释读了《竹书纪年》“与郑鹿”的记载。清华大学金美京《再释“举”》指出在甲骨文及殷周金文中表示商王配偶的“举”有很多异体，其在甲骨卜辞中本义即举承盘之类器皿进行祭祀之义。三峡大学袁金平《新见金文补释二则》对新近出土的春秋时期宋公鼎、战国弩机进行了考释和订正。清华大学陈颖飞《清华简﹤耆夜﹥辛公甲与西周辛氏》以清华简《耆夜》辛公甲为线索，探讨了西周辛氏材料，论述了金文中的公大史。

三  简帛研究

简帛即简牍和帛书，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书写材料。它上承甲骨文、金文，下启纸张及印刷术的发明与运用，是中国文明的重要载体。当前简帛学研究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简帛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的研究课题。故有学者称其为“显学”。王国维先生曾言，地下之材料仅有殷代甲骨文字和殷周二代金文二种（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页）。现在随着考古文物的不断涌现，远不局限于过去王氏提到的两种，近年简牍帛书的重大发现即是说明。大量的简帛古书的出土为当前学术研究不仅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也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古代诸多历史问题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正如一些学者提出改写、重写学术史（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引言》第一讲《寻找回来的世界：简帛古书的发现与中国学术史的改写》，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3页；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本次会议即收到了多篇集中探讨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包山楚简、清华简、浙大楚简等简帛议题的论文，其中既包括新近发现的简帛，也包括上个世纪以来出土的简帛。清华简方面的论文在本次会议中占据了半壁江山，与会者探讨格外热烈。

关于清华简研究方面（依照较新研究前沿顺序叙述）。清华大学李学勤《清华简﹤筮法﹥简介》重点介绍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四辑中收入的《筮法》篇，他指出《筮法》是专门系统讲数字卦的，简长45厘米，共63支简。分36节内容，其中提出十七命，与文献中八命紧密相关。卦例有数字卦，由四个三画卦或两组六画卦组成。其中有八卦的卦名，但没有周易的卦爻辞，也没有六十四卦的名称。《筮法》最重要的发现是其八卦方位图。数字卦在清华简《筮法》的出现与天星观简、包山楚简等所载的数字卦相结合有可能推进易学研究的进展。

关于《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之《说命》篇的研究，是众多专家关注的热点之一。香港大学单周尧《读清华简﹤说命上﹥小识》对清华简《说命上》三个句子“惟殷王赐说于天”、“甬为失仲使人”、“王命厥百工向，以货徇求说于邑人”进行了重新解读。上海大学谢维扬《由清华简﹤说命﹥三篇论古书成书与文本形成二三事》集中探讨了清华简《说命》三篇所反映的与古书成书及文本形成相关的若干问题，指出清华简《说命》文本的面世对《尚书》未知文本在早期文献活动中的作用和《国语》等“语类文献”的研究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虞万里《清华简﹤说命﹥“鹃肩女惟”疏解》以清华简《说命》记载的傅说之形状“鹃肩”为线索，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传世文献中“鸢肩”、“戴干”形容不同凡人的骨相，用以形容古贤的圣明仁义。北京大学胡敕瑞《读﹤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札记》对清华简三《说命上》“鹃肩”、《周公之琴舞》“弋克亓又辟”、“介泽寺德”、“载与思”做了重要考释。天津师范大学杜勇《从清华简﹤说命﹥看古书的反思》指出，清华简《说命》、《尹诰》的面世，终使争讼千年的伪古文《尚书》案尘埃落定，新阶段对古书的反思只有科学认识前人的辨伪成果，辨正分析传统的辨伪方法，正确把握古书的辨伪维度，才能使重写学术史的工作成为经得起事实和历史检验的名山事业。邯郸学院吕庙军《清华简﹤说命上﹥篇失仲探微》对清华简《说命上》篇中失仲有关问题进行了考辨，指出失仲当为殷商时期一重要方国首领，简文中所载的失仲氏生“二戊豕”疑为“三戊豕”之讹，这条史料为中国古代妇女的生育史研究增添新证。清华大学廖名春《清华简﹤说命（上）﹥初探》在清华简整理者释读基础上，对《说命（上）》一些有异议的地方重新做了考释；指出在读释文献中，习称固然重要，上下文的意义和语境更为根本。

关于清华简三《赤鹄之集汤之屋》篇的研究，学者也较为关注。美国达慕思大学艾兰《﹤赤鹄之集汤之屋﹥：战国时期关于伊尹“神灵附体”和房屋建造的故事》对《赤鹄之集汤之屋》竹简、与《尹至》和《尹诰》的关系、作为叙述形式的“仪式故事”、作为开国贤相的伊尹、萨满和巫、赤鹄做的羹汤、伊尹的神灵附体、黄蛇和白兔、伊尹和空桑等问题做了富有趣味性的解读，其中不乏作者的新视角和新见解。安徽大学黄德宽《﹤赤鹄之集汤之屋﹥与先秦“小说”——略说清华简对先秦文学研究的价值》探讨了清华简的文学价值，重点分析了《赤鹄之集汤之屋》所具有的小说问题的特征，指出该篇佚文的发现有可能改写文学史家关于先秦无小说的结论。吉林大学冯胜君《读清华简三﹤赤鹄之集汤之屋﹥札记》对清华简整理者对《赤鹄之集汤之屋》的部分字词的释读如“疾”、“疴”、“极”、“朐”等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释读要有助于简文前后文义贯通。清华大学陈鹏宇《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神话元素疏证》以清华简与传世文献想参照，探讨了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中几个神话元素，认为赤鹄应读作“赤鸠”，“鸠”和“乌”在文献中是孝的象征；《赤鸠》有五行思想的痕迹，可能创作于“五德终始”说定形之前。清华大学杨蒙生《读清华简﹤赤鹄之集汤之屋﹥笔记》认为，简文多半是一个接近历史原貌的本子，其中夹杂着一定的神话色彩；《周易》所用部分爻辞本身有可能是某一古史的不同片段。

关于清华简三《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良臣》篇研究。美国理海大学柯鹤立《诗歌作为一种教育方法：试论节奏在﹤周公之琴舞﹥诫“小子”文本中的作用》以诗歌性语言是中国的古老传统，对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文本的韵律和节奏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周公之琴舞》的训诫兼具语言和行动两方面，都通过音乐得以连接。香港中文大学沈培《试说清华简﹤芮良夫毖﹥跟“绳准”有关的一段话》对清华简《芮良夫毖》中跟“绳准”有关的一段文字，以及“绳准”、“准绳”、“敦”与“断”、“关抜”等字词做了补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孟蓬生《清华简（三）所谓“泰”字试释》从字形和字音两方面对清华简《良臣》中的“泰”字进行了考释，认为“泰”是“彘”字的异构。

关于对清华简二《系年》的研究，与会学者的关注度也较高。武汉大学罗运环《清华简﹤系年﹥楚文王史事考论》对“楚文王以启于汉阳”、“以同姓之故必入”、“ 文王以北启出方城”、“圾表与汝”进行了考释，指出清华简《系年》解决了楚文王史实中的一些有争议的问题，简文的记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陕西师范大学王晖《春秋早期周王室王位世系变局考异——兼说清华简﹤系年﹥》以《周本纪》、古本《竹书纪年》所见春秋初年王位世系，结合清华简《系年》对此相关问题的记载，对我国春秋早期世系及周王在位年代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武汉大学徐少华《清华简﹤系年﹥第十九章补说——兼论楚县唐、县蔡的有关问题》结合传世文献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就清华简《系年》第十九章及其中楚人县唐、县蔡的记载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补充，肯定了清华简文献的价值和意义。清华大学李钧明《伍子胥的军事谋略与运动战理论——从清华简﹤系年﹥及张家山汉简﹤盖庐﹥谈起》对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及张家山汉简《盖庐》进行了深入探讨，不仅印证了伍子胥的政治生涯，又较多地补充了其军事才能方面的资料。武汉大学李天虹《小议﹤系年﹥“先建”》以清华简简文与传世文献对照，指出清华简《系年》所谓“先建”当可读为“选建”，与《左传》定公四年叙述周分封事用词相同。中国人民银行黄锡全《清华简﹤系年﹥“厥貉”字形补议》对清华简《系年》中“厥貉”二字的特别构形做了详细考释。北京大学董珊《清华简﹤系年﹥与骉羌钟对读》通过对骉羌钟铭文及其记事年代、人物的释读，并结合清华简《系年》第二十二章的记载考察了若干历史和地理问题。

关于清华简一《楚居》篇研究，体现了部分学者对楚国历史文化研究的热度。北京大学辛德勇《﹤楚居﹥与楚都》分别由楚灵王沿夏入鄢之议看郢都的地位、由吴师入郢之役看昭王时期的郢都、郢都的国都地位与其他各地的别都性质讨论了楚王居所的移动与楚王迁都的问题，指出郢都自始至终可能一直保持着核心京城的地位，文献记载的各处楚都很多应该具有比较浓重的别都、陪都甚至行宫色彩。清华大学牛鹏涛《清华简﹤楚居﹥“媺郢”、“鄂郢”考》对清华简《楚居》所记昭王徙郢过程中媺郢、鄂郢的具体地望做了探讨。清华大学赵平安《﹤楚居﹥“秦溪”考》认为，《楚居》中的秦溪就是《左传》、《史记》等文献中的乾溪，《水经注》中的溱水就是现在的溱头河，秦溪之上在秦溪的上游，今河南确山县镜。乾溪在亳州东南七十里的说法应予纠正。

另外还有清华简一《金縢》、《保训》、《尹至》、《程寤》诸篇，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曲阜师范大学黄怀信《清华简﹤金縢﹥校读》通过对清华简《金縢》与今本《尚书·金縢》的对读，指出简书总体上较今本晚出，今本更多地保留了原始原貌，但简书又不全本于今本，今本也有增有脱，不是原始之作。西北大学田旭东《﹤程寤﹥“六木”寓意另解》在诸多学者根据“六木”的材质分析其寓意的研究基础上，从另一角度即“六木”的生长环境与习性进一步讨论了“六木”的寓意。浙江大学陶磊《清华简﹤保训﹥浅识》通过对清华简《保训》论“中”以及“三降之德”的解读，认为从上甲微的传说到所拟作的舜的传说，可以看出“中”的观念从宗教向哲学转变的脉络；中庸之道是中国文明连续性之基础的观点的例证。河南大学李玉洁《从清华简﹤尹至﹥探讨商民族的发源地》以清华简《尹至》与传世文献结合，研究了殷商部族的发祥地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李锐《武王克殷后在位四年说》围绕武王克殷后在位年数三年还是四年的说法，根据清华简《金縢》与今传本《金縢》并结合其他史籍的深入解读，指出武王克殷后在位四年说较为可信。上海师范大学刘光胜《清华简﹤耆夜﹥礼制解疑》分别从武王八年周公、召公等未曾受封为公、周公担任饮至礼主人的合理性、“客”字出现的时代及意指、所谓“东尚之客”、周公作诗“出戏”问题、《耆夜》的酗酒、《燕礼》不是衡量《耆夜》真伪的标准七个方面回应了对清华简《耆夜》礼制的质疑。

关于清华简文本综合和文物物质层面的研究。北京传媒大学姚小鸥《﹤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与﹤诗经﹥学史的若干问题》认为清华简中大量《诗经》类文献对“孔子删诗”、“逸诗”问题、有关汉代《诗经》的传承等问题可为《诗经》学史的讨论增添学术理据，凸显了清华简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清华大学程浩《清华简零识二则》对清华简《系年》首章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奔楚后告诸候书以及《良臣》中的“叔向”进行了研究，指出《系年》所“抄撮”的材料中一部分可能是王子朝奔楚携来，《良臣》可能出自一位推崇子产的三晋儒者之手。清华大学贾连翔《试借助数字建模方法分析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简背划痕现象》借助数字3D建模手段，以模拟实验的方式分析清华简已发表的18篇竹书所使用的344支竹简简背划痕现象。

除了大量清华简方面的论文之外，还有以下简帛方面的论文。

关于里耶秦简研究。湖南省考古所张春龙《里耶秦简中的校券》对已公布的《里耶秦简》（一）中一类记录钱、粮、物品出入数量的简即“校券”的规格、刻齿、制作过程进行了探讨，认为校券之义当是记录以供检校的契券。

关于阜阳汉简研究。国家文物局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辞赋简》对阜阳双古堆汉简中的两条残简《楚辞》残句和《离骚》残句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指出阜阳双古堆汉简发现的《离骚》、《涉江》残文可以平息“楚辞作于汉代”以及刘向、刘歆作伪之类的喧嚣。

关于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研究。安徽大学刘信芳《岳麓书院藏简﹤奏谳书﹥释读的几个问题》认为，岳麓书院藏秦简《奏谳书》中“子癸”为人名，而不是“癸”为人名；“君子子癸诣私”句“诣”字后不当点逗号。

关于马王堆汉墓帛书研究。复旦大学刘钊《马王堆汉墓帛书﹤杂疗方﹥考释一则》对马王堆汉墓帛书《杂疗方》中的“服”字和“苋”字进行了重新训释，指出将“服”训为“服食”，将“见”读为“苋”更为合理。

关于睡虎地秦墓竹简研究。西北政法大学闫晓君《读简札记数则》结合睡虎地秦墓竹简、新出的岳麓秦简、张家山汉简等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记载，解决了出土文献中个别释读存在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邬文玲《秦简释文注释补遗》通过新旧材料的综合比对，对秦代简牍的部分释文及注释如上造、耳、阴娶（聚）、论言决等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校补。

关于郭店楚简研究。清华大学曹峰《﹤太一生水﹥“天道贵弱”篇新诠——兼论与郭店楚简﹤老子﹥的关系》指出，《太一生水》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是完全独立的两篇文章，将两者合在一起讨论是很多误解的源头；《太一生水》下半部分是一个整体可以命名为“天道贵弱”篇；“天道贵弱”篇与《老子》第七十七章有着密切关系，但两者形成早晚很难断定。

关于上博楚简研究。安徽大学徐在国《谈上博五中的“蹶”字》通过对《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君子为礼》“行毋蹶”中之“蹶”各种字形的考释，认为此字应从“止”，“氒”声，“蹶”字异体。台湾大学周凤五《﹤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重编新释》通过对《上博九·成王为城濮之行》的研究，对该文简序进行了重编，认为乙三下“言乎君子哉闻”六字非属该篇。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林素清《古汉语的谦词与委婉语——以上博馆藏楚竹书为例》以《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各篇章所见谦词和委婉语为例，指出古汉语常使用的谦词和委婉语是表达个人涵养的语言习惯，是阅读古籍或释读先秦简文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关于浙大楚简研究。中国科学院徐凤先《关于浙大藏简﹤玉勺﹥、﹤四日至﹥两篇的问题》通过对《浙江大学藏战国楚简》中《玉勺》、《四日至》两篇内容的研究，指出这两篇简文看似与天文术数物候有关，实则不可能依之复原出合理的天文现象、术数模式或物候变化规律。

关于天星观楚简研究。清华大学罗小华《天星观简的摄》对天星观简中的“涉”、“摄”与曾侯乙墓简中“聂”等字的释读进行了考证。

关于对简帛研究的回顾与反思研究。北京大学李零《读简随笔》较为全面探讨了新世纪出现的竹简、真假竹简、竹简的室内发掘、页码及简背划痕、出土竹简的编写顺序、字体特征、秦代焚书、质日简、日书、日者七家等方面的问题，既表达了作者对竹简的物质和文本层面的基本认识，又是对过去一些问题的深刻回顾和反思。

四  中国古代文明

与甲骨文、金文和简帛以上新材料研究紧密相关，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倍受学界关注的课题。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到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都能说明这一点。我们这里所说的文明既包含文化意义上的文明，也包含社会意义上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主要指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与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相比，尚未形成一门显著的学科。故有很多学者留意于此。本次会议即收到有关秦封泥、都邑邦国、文字、书法、墓葬、石窟等方面的论文。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王辉《释文雅堂藏几枚与府有关的秦封泥》对北京杨广泰先生文雅堂藏河外府丞、庭府、御庭府印、御府金府、御府帑府、御府器府、御府行府等与府有关的秦封泥进行了讨论。首都师范大学刘乐贤《谈秦封泥中的“奴庐”》选取西安市北郊相家巷秦封泥研究中存在争议的“奴庐”诸印，探讨了其含义和性质；并指出相家巷秦封泥中的“奴庐”是指官署，应当读为“若庐”。“若庐”究竟因何得名尚待进一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震中《中国早期国家——陶寺都邑邦国研究》以陶寺遗址为例对龙山时代的早期国家——都邑邦国做了深入的研究，指出陶寺遗址应该是唐尧文化遗存，但陶寺遗址作为都邑只在其早期和中期，它不是虞舜的都邑遗址，也不是夏后氏的居地或都邑。中国孔子研究院杨朝明《从“清华简” ﹤保训﹥看“文武之政”》探讨了清华简《保训》“中道”思想及周文王遗训对“周政”和孔子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揭示了孔子儒家思想与“文武之政”是一脉相承的。

湖南大学陈松长《﹤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书体特征探析》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九篇分别从书手、书体特征、书体的演变痕迹等方面考察了清华简书体的大致面貌和艺术特征。美国达慕思大学邢文《论“隶势”秦汉简帛书法体势的关联解读》结合近几十年来出土的秦汉简帛材料，重新考察了汉、晋书家所论“隶势”问题，对秦汉篆隶中秦隶“隶势”做了进一步的辨析，并对秦汉篆隶的书法现象在秦汉简帛研究中的关联性意义进行了探讨。台湾中原大学季旭升《从清华简谈仁的源起》通过对《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及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研究，对“仁”的内涵和外延做了历史的考察，指出“仁”的概念最早起源于殷周之际，《尚书·洪范》已蕴含“仁”的雏形；《金縢》的“予仁若巧能”的“仁”包涵有“慈爱”的意义，无需释为“佞”。四川大学彭邦本《先秦禅让传说探讨的百年回顾——基于传世文献和简帛等出土资料的研究信息》对学界于先秦禅让传说的观点、诠释、涉及禅让传说的新近出土文献、历史上对禅让传说的论说等问题进行了历史的回顾和梳理，并且指出了在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或问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刘绍刚《杂体书与战国竹书文字的用笔稿——战国美术体研究之一》对《篆隶文体》与南朝以来的杂体书、杂体书出现的背景、杂体书中与简牍笔法有关的书体、科斗书及漆书和笔法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论述。中山大学刘昭瑞《说“炁”字》从甲骨文时代的“气”字入手，并按照时代顺序讨论古文字材料及文献中的相关诸字，借以推测“炁”字背后指涉的不同意义。山西大学赵瑞民《黎国杂考》对“耆”、“旨”、“召”等字以及古黎国的地望进行了全面考证。福建师范大学徐心希《中原古代文明向闽江流域的传播——兼论闽越文化中的徐、舒文化因素》对闽越文化中的徐、舒文化因素和中原古代文明的入闽途径进行了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梁涛、顾家宁《超越立场，回归学理——再谈“亲亲相隐”及相关问题》对《论语·子路》“亲亲相隐”的真实含义及相关问题在文本解读和学理层面进行了讨论和回应。北京师范大学罗新慧《卜筮祭祷简与战国时期的祖先崇拜》以战国竹简中的“卜筮祭祷简”为中心，分别就卜筮祭祷简的格式、所祈请先祖的分类、特点等，探讨了卜筮祭祷简简文内容反映的战国时期祖先崇拜的情况和祖先的功能及其与生者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志平《“东夷文字”的系属与语言接触问题》对出土于山东、江苏等古代东夷地区的成篇连缀的某些刻符即“东夷文字”的系属与语言接触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文胜《淅川丹江地区新发现东周楚国车马坑相关问题研究》通过对新发掘的淅川玉山岭东周楚国贵族墓葬车马坑与本地区对此前发现下寺楚墓车马坑、徐家岭9号墓车马坑、东沟长岭战国墓地车马坑、周边南阳市西关外两处东周车马坑的考察，从实物层面揭示了丹江地区东周时期特殊的车马随葬制度的特征。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大伦《“巴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对“巴蜀文字”的发现、所属阶段、符号性质、分类组合、相关器物研究等进行了简要回顾，并讨论了今后的“巴蜀文字”研究的路径和方向。

吉林大学王连龙《汲冢“﹤周书﹥”续考》对汲冢《周书》的体裁、文辞使用及语言风格、命名、主题、汲冢所出其他古籍、文献形态诸方面进行了全面考证，认为汲冢《周书》不是《逸周书》，而为战国晚期流传的《六韬》类道家文献。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陈洪等《再谈秦墓屈肢葬渊源及其相关问题》分析了马家窑、齐家、辛店、寺洼文化与秦人屈肢葬在时间、谱系上的承继关系，认为辛店、寺洼文化、秦人屈肢葬的共同源头是马家窑文化半山-马厂期的屈肢葬。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侯仰军《从真实到传说：麒麟的故事》对古书上记载的麒麟从现实存在的动物到传说中的动物，到人们认为它只是传说中的动物的讨论中，揭示了麒麟的故事所反映出的历史与传说之间的复杂关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吴敏霞《﹤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第三辑﹥综述》对《新中国出土墓志·陕西卷·第三辑》所收墓志的时间起止、资料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做了全面论述。西安博物院王峰钧《长安佛教造像的表现艺术》对各个时期古代长安的佛和菩萨造像的艺术特征进行了探讨，并与周边地区的石窟造像做了比照分析。深圳大学梁立勇《“柔远能迩”解》对先秦习语“柔远能迩”进行了考释，认为“柔远能迩”是古时为政的一种方针，“能”当读作“暱”，意谓安抚远者，亲昵近者。中国人民大学赵容俊《巫医合一时期的中国医学》通过对商代甲骨卜辞记录的分析，并结合各种相关研究成果、考古学报告等资料，阐述了巫医合一时期的中国医学对于疾病的治疗采用药物、针灸、按摩等数法。厦门大学孙飞燕《黄池之盟吴晋争先问题补论》通过《国语·吴语》夫差与王孙雒的对话和《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晋楚争先两个例子的论析，结合上下文的文义推断“乃先晋人”当指吴先于晋，即吴先歃血。

五  结   语

综观该次会议，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多种新史料的综合运用。史料是研究历史的依据和基础，而史料的新与旧、多与少又对历史问题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起着直接的影响。诚如著名学者王国维所言，“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5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65—69页。）的确，每一次文献材料的重大发现，都会推动学术研究的重大进步与发展。本次会议论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运用了大批新整理、新发现、新发掘的出土文献材料，如即将整理出版的清华简第四辑报告、新近出版的清华简第三辑、浙大楚简、岳麓秦简、上博楚简、伐簋、畯簋、宋国鼎、战国弩机、越王者旨带鉤、秦封泥玺印、陕西境内新出土墓志等。这些竹简、金文、墓志、碑铭等新材料以“二重证”或“三重证”的综合运用无疑深化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第二，新视角的多维透射。历史文化是多元的、多方的。研究历史问题，“看”的方式不同，导致的结论可能不同。相同的问题，由于“看”的方式和站立的角度不同，也可能产生认识问题的区别。采用多维的新视角透射、研究历史，对历史的认识将是全面的。本次会议提交的论文反映了学者们从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的研究领域、不同的学术视角、不同的思维偏向出发，对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开展各具特色的独到的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化和推动有关问题的研究。

第三，多学科结合，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当今的学术研究，已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新趋向，一个研究课题有时很难分清它的学科门类。本次会议有不少论文体现了多学科交叉，跨学科的研究特点。这种跨学科的研究特点极大地推进了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预计该趋势在未来会愈发明显，并且有望引领今后学术的发展。

本次会议反映了国内外“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的总体水平，在清华简、甲骨文、金文及其它简帛研究方面出现不少新的成果。一些新的问题得到了及时研究，某些旧问题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大多数论文利用了新发现的史料，或是采用了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或是从多维视角的透射，丰富并深化了我们对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认识与研究。诚如谢维和教授所说：“以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文献资料为依据进行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与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息息相关。出土文献的研究已成为拉动文史哲研究的巨大引擎，必将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本论文写作得到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华简与古史寻证”（12BZS018）支持】

作者吕庙军，历史学博士，邯郸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河北，邯郸，056005。天津，300387。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3年10月21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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