夭夨辨

劉楊

天津師範大學文學院

   目前学界对“夨”和“夭”字的争论尚存较大争议。董莲池考证甲骨文和形不是“夭”字，认为和是“夨”字雏形，认为“夨”是“夭”的母体^[1]。沈长云先生提出“”和“”是“夭”字原形，“夭”字才是“夨”字的母体，他认为许慎是在将同一字形的和一分为二之后，又进一步将头向左倾的与古文走（字形作）相混，新创夨字^[2]。刘钊先生撰文支持沈长云的观点^[3]。周师宝宏认为：

  “在秦系文字中秦国（或秦朝）铜器、玺印、陶文等没有见到‘夭’字，《金文编》夭字条下（700页）收‘’形，与《说文》篆文‘夭’字形体有明显区别，不应是‘夭’字，而是‘走’字所从。《说文》认为‘走’字从‘夭’，但与《说文》篆文‘夭’字明显不同。在先秦古文字资料中明确可以确定为‘夭’的形体，只见战国东方六国文字，如‘’（郭店·唐虞11）、‘’（帛书乙）、‘’（玺汇0911）等形（见《战国文字编》，687页），这个形体与战国东方六国文字中的‘走’及‘走’旁也有一定区别……就是睡虎地秦简和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夭’字形也明显是来源于楚国文字‘夭’字。汉魏晋时代的碑文墓志中的‘夭’字是来源于秦简汉帛书的‘夭’字形体……战国至秦汉魏晋的‘夭’字形体皆与《说文》篆文的‘夭’字形体有别，而这个时代不见《说文》篆文形体的‘夭’字。但是战国东方六国文字中的‘夭’至秦汉时代的‘夭’字形体确实与‘走’、‘奔’字所从之‘’形近，也许就是来源‘走’、‘奔’字所从……疑《说文》篆文‘夭（）’字及‘夭’字旁（如喬、奔字所从）为后来的讹体，当是《说文》在后世流传过程中的抄写之讹，其《说文》原本当作‘’，以此为‘夭’字及‘夭’字旁，此形与《说文》对‘走’‘奔’‘夭’三字的构形说解相符，也与战国之秦汉魏晋甚至楷书中的‘夭’字形体相近或相同。总之《说文》篆文‘夭’作‘’当是讹体，本体当作‘’形。”^[4]

周师宝宏是大致赞成沈长云和刘钊两位先生的观点，但亦有不同，他认为《说文》中形及西周金文中习见的“”、“”、“”、“”应是“夨”字，不是“夭”字。董莲池先生正是发现这一问题提出反对意见，即“”和“”形的“夭”字是根据“奔”“乔”“幸”的小篆讹体离析出来，其中的一条重要依据是认为被确定为“夭”字的战国东方六国文字的“”、“”一类字是在表示正面人形“”、“”的腋下加以“”形符而成，故能与表示“夨”的“”、“”一类字相区别^[5]。这种说法也得到了陈剑先生的认可，他认为“夭”是“腰”的指示字，中间一曲笔“”是指示符号^[6]。最近谢明文撰《释金文中“鋈”字》^[7]一文支持董莲池和陈剑先生的观点。

    然董莲池、陈剑先生并没有仔细辨识作为关键证据的战国东方六国文字中的“夭”字的形体，简牍帛书中“夭”字一般作“”、“”、“”，董、陈二位先生的看法实际是将作为人形的“”、“”的躯干部分与头部看作是一笔连写，贯通下来。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中间并没有相连，或者相连并不紧密，或者头部与躯干有错位现象的存在。这就意味着“”、“”等应分析为上下两个部分，即从“”和“”。“”即“宀”，“”即金文“走”“奔”之所从“”，而“”即周师宝宏所认为的“夭”字，吴九龙撰文仔细研究简牍帛书中的“夭”字^[8]，林澐先生早就分析此字从“宀”从“夭”^[9]，季旭升先生则直接将“”释“夭”^[10]。

    董莲池先生反对以上观点的另一条重要证据是商周时代存在“”、“”、“”的“昃”字，俗体作“”。董先生认为该字所从人形就是“夨”字，“夨”字参与“”的构形，二者古音亦同，故他认为“”是商周时期“夨”存在的一个铁证^[11]。但细查《甲骨文编》关于“”所从的人形与“夨”有一定差距，董先生认为“”所从人形有一个“变倾侧之人影形为人倾头形”的过程，看来该字在早期阶段并不从“夨”，而从人形“”。李学勤先生指出“”所从“夨”并不倾头，而是侧体，这种写法一致延续到战国时期^[12]。

   我们看到战国至秦汉时代的形的“夭”字的大量存在，甚至在殷周时期的金文中也有“夭”字。可以说许慎对“夨”和“夭”分类大致不错，只是许慎把本该是形的“夭”字当作了，而和应都是“夨”字。故沈长云先生的看法也是有些问题的。

注释：

  [1] 、董莲池《古文字无倾头形“夭”字说》，《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六辑，491—495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2]、沈长云《<俎侯夭簋>铭文与相关历史问题的重新考察》，《人文杂志》，1993年4期。

  [3]、刘钊《叔夭方鼎铭文管见》，陕西师范大学、宝鸡青铜器博物馆《黄盛璋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中国教育文化出版社，2005年6月。

  [4]、周宝宏《西周青铜器重器铭文集释》，167—16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5]、同[1]。

  [6]、陈剑《甲骨学》课程授课内容，2009年下学期。

  [7]、谢明文《釋金文中的“鋈”字》，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2013年5月13首发。

  [8]、吴九龙《简牍帛书中的“夭”字》，《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6月。

  [9]、林澐《“夭租丞印”封泥与“夭租薉君”银印考》，载《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363—36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收入《林澐学术文集》（二），182—185页，科学出版社，2008年12月。

  [10]、季旭升《说文新征》，79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11]、同[1]。

  [12]、李学勤《叔虞方鼎试证》，《晋侯墓地出土青铜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7月。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3年10月21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3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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