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做人，严谨为文——《裘锡圭学术文集》读后感

刘钊

《裘锡圭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编辑出版规划起始于2007年底，这是我上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后主抓的第一件大事。经过中心师生近5年的不懈努力和排版、出版单位的辛勤工作，《文集》终于在2012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收录了裘锡圭先生2012年5月以前所写的论文和文章共302篇，分为《甲骨文卷》、《简牍帛书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杂著卷》共6册，是裘锡圭先生除了专著《文字学概要》之外的所有论文和文章的结集。

编辑出版《文集》的初衷，主要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对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而言，裘先生的文章都是研究者和爱好者经常研读和引用的范文，但却因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大，原发表刊物分散，翻检起来很不方便。即使是已经结集出版的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字论集》，也因出版时间已过去20年，很难寻觅，以致有人在网上高价出售。因此，学术界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呼吁将裘先生已发表的论著结集出版，既解翻检不便之苦，又能享受集中研读的快慰；二是受早年科研条件和出版印刷水平的限制，有些文章在最初刊出时或是字形摹写不准，或是资料出处标示不清，或因编辑有删节，或因排版有误植，造成了很多缺憾。为了能更充分准确地理解和学习裘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很有必要经过结集，补充修订出版一个定本，以避免一些以讹传讹的发生，使得读者的研读和引用更为顺畅和准确。

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文集》的编辑过程。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既是编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通过编辑和研读《文集》，不光在学术上有许多收获，同时在人格理念上也有一定的提升。以下是我通过编辑和研读《文集》产生的一点感想，在这里写出来与研读和使用《文集》的同道一起分享。

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裘先生的学问和成就是公认的。他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考释方法，创立规则，引领风气，影响了几代学人。前辈学者如郭沫若、于省吾、胡厚宣、王力、张政烺、朱德熙等都曾对裘先生的学问和成就给予过高度的评价，这绝非偶然。裘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赢得如此高的声誉，不靠别的，就是靠人品和文章说话的。裘先生的文章一贯以严谨、有深度、解决重要问题、考释命中率高而著称。在学术界，裘先生的人和文章，简直就是“严谨”的代名词。学术圈内凡是跟裘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对于学术问题，裘先生总是能比你考虑得更全面，更深入，一般情况下只能是他指导你，挑你的错，而你很难挑他的错。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差距，不得不令人心悦诚服。据说于省吾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对自己的学生讲：“你们要想赶上裘锡圭，那还难啊!”

古人常将“道德”和“文章”并提，说到裘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严谨认真，必须提到他的做人。我觉得裘先生在学术上的严谨认真，根子要归到他做人的严谨认真上。“文如其人”这一点，在裘先生身上有很充分的体现。裘先生做人的原则是两个字：真诚。真是认真，诚是真实。“实事求是”是他反复强调和倡导的行为准则，他经常用这四个字给人签名。他曾以“求是”为笔名，为儿子起名“裘实”，都是这一准则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他从小开始就立志要求自己，不论做什么事，要么不做，做就要认真做，力争做好。这一点不光体现在学习和研究上，就连文革下放时干铡草、挑担、做饭、烧锅炉等体力活，他也都不惜力气，认真向他人学习，争取干得最好。他曾因在干校时吃苦在前，勇挑重担，被冠以“裘大力”的称号。

大家都知道裘先生在学术上要求很严，标准很高。这个严和高，首先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上。他在学问上的准则是“对己严格，对人公平”。自己的文章反复修改，不断征求周围人的意见，有错必究，有漏必补，有新材料必加，发现前人先己有说必加编按或说明。在学术上从善如流，任何人向他提意见，不管私下还是公开，只要提得对，他从来都是虚心接受，乐于改正。不因人废言，不管学问高低，人品好坏，关系亲疏，甚至曾对自己抱有恶意的人，只要有说得对的地方，他从来都不殚征引，屡加揄扬，一切以学问为依归。对同道或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他从来都是勇于批评，直言不讳。他对自己所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以前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多遍的，近年因为患有眼疾，做不到看过多遍了，但仍然定期找学生谈论文，对论文初稿认真审阅，悉心修改。

裘先生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也严格。他培养学生从来都是严挑细选，从做学问到做人，都以身作则，甘当表率，真正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裘先生曾在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在人品上、学术上两方面都要做好。这是最最重要的。既要在学术上有好的素养，在人品上也要有好的素养。要首先是个人，然后再是个学者，是个教师。”裘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裘先生对学生的人品有严格的要求，对公共道德和行为准则也有很高的期望。多年以来，他对公共道德的滑坡和行为准则的失范一直忧心忡忡，对社会上一些人不讲公共道德，“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深恶痛绝。走在大街上，他会对随地吐痰的人厉声指斥。他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倡导要切实改变这一状况。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就这些问题在政协会议上提过提案，做过发言。收在《文集》第6卷中的《要狠抓日常公共道德的教育》、《谈谈“反求诸己”》和《在基本道德和行为准则方面切实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等三篇文章，可以视为他在这方面的集中思考。

裘先生的学生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凡是要给裘先生看的带字的东西，一定要反复斟酌，认真校对，不能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否则将面临的，一定是裘先生的严厉批评。在裘先生周围的人，平时说话如果有用字用词方面的错误，哪怕是读错了字的声调，裘先生都会及时地给予纠正。他的桌边常放有一本大字本的《新华字典》，遇到有声调把握不准的字，他是要随时翻查的。有时为了同事或学生论文中的一个错字，他会专门打电话提醒或告诫。他的这一习惯，让周围的人既避免消除了很多错误，同时也领略了他的认真和细心。我任中心主任后不久的一件事至今让我记忆深刻。当时因一位同事要求调离，我以中心名义向学校起草了一个报告。我自认为这个报告已经字斟句酌，比较完善了，可当给裘先生过目时，他仍然指导我对报告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从报告格式到论述顺序，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整整改了近一个小时。就是这样一件普普通通的例行公文，就是这样一篇并不太长的，交上去可能都不会有人认真看的文字，裘先生都不轻易放过，坚持改到满意为止。这件事对我教育深刻，真正认识了什么叫“裘先生的认真”。

裘先生待人真诚，从不虚与委蛇；心怀坦荡，一贯实话实说。与人交往，不论是面对领导还是一般群众，不论关乎学问还是涉及日常生活，历来都是一片真心，从不敷衍。尤其对待年轻人，更是循循善诱，奖掖提携，不遗余力。记得我在刚刚踏上学术之路时，没少麻烦打扰裘先生，常常给裘先生写信讨教问题，而惜时如金的裘先生每次都亲自给我回信，认真解答。小叩则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我少不更事，有一次居然让裘先生帮我复印一篇文章，而不久我就真收到了裘先生寄来的文章复印件。当时裘先生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而我只是一个懵懂颟顸的学生。这件事至今想来仍然让我感念惭愧不已。后来我得知，得到裘先生各种帮助的年轻学子还有很多，裘先生为很多年轻学子解答过问题，审过文章，买过书，复印过资料，推荐过稿子，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是特例。

毛主席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可以套用这句话来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裘先生就最讲认真。”正因为裘先生树立了在事业上不懈追求的坚定信念，具备了不怕吃苦，持之以恒的超凡毅力，同时发扬了始终如一的认真精神，奉行了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因此才能超越常人，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有这样的信念、毅力、精神和态度，我想任何人，从事任何事业，都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可是说来容易，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认为，我们和裘先生的差距，固然是学问上的差距，其实归根到底是做人上的差距。

读过裘先生文章的人都会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那就是文章中充分体现出的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态度。相信通读过《文集》的人，这一感受会更为强烈。裘先生的文章在发表前，一般都有相当长的不断修改的过程，只要没有付印，改动就不会停止。这些改动不光是概念的厘清，材料的补充，观点的斟酌以及语气的把握，还经常站在读者的立场，考虑用什么结构和顺序，如何遣词造句，才能清楚明白地让读者读懂，让读者接受。他总是强调写文章不是给自己看的，是要给读者看的，要从读者的角度，考虑读者的感受。所以裘先生的文章虽然研究的大都是艰深的问题，但都是用最清晰的分析论述、最严密的逻辑推理、最明白晓畅的语言呈现出来的。裘先生的文章没有废话，没有乱用概念、词不达意、故弄玄虚、糊弄应付的地方。就连写涉及古代思想或民俗等内容的文章，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就是从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中的一字、一词、一段文意入手，剜骨剔肉、剥茧抽丝，最后推出结论，写得实实在在，让读者看得明明白白。而写这类内容的文章，按现今学术界的状况，是很容易写得流于云遮雾罩，华而不实的。

裘先生上过的课程和写过的文章中，都涉及到“中国古典学”这一名称。这些年裘先生经常提到“重建中国古典学”的问题。可以说裘先生所研究的学问，都可以容纳在“中国古典学”这一学科名称下。裘先生是学历史出身，到北大后因教学的需要，开始以研究语言学为主，同时自己又补充学习了很多考古、哲学、思想、宗教、民俗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裘先生研究的学问，按现在的学科分类，涵盖了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他从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史三个二级学科方向带研究生。所以他的研究有很强的学科融合交叉的倾向，有立体的研究效果，这一点在《文集》中表现得很充分。他既研究古文字，也研究一般文字学，他的《文字学概要》是一本被多次印刷、有多种译本的经典著作。他研究古文字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一直到秦汉文字，既无缺项，又无弱项。他考释出很多古文字中的疑难字，如《释“柲”》、《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迩）及有关诸字》、《甲骨文中的见与视》、《说“玄衣朱襮䘳”——兼释甲骨文“虣”字》等文，有些考释还是颠覆性的，如《释“”》一文。他考释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献富有语言学的眼光，既注重形体考释，又重视字音考订、词义论证和语法分析，因此每言必中，很少失误。他关于汉字形成问题的探讨，关于汉字性质的研究以及汉字新三书说的提出，都推动了语言学上重大问题研究的进展。他研究古文字和出土文献，注重解决语言学和汉语史上的问题，如《说“弜”》、《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说金文“引”字的虚词用法》、《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等文。他善于利用出土文献的用字用词习惯来校读传世古籍，解决文献学上的问题，如《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关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和“绝圣”》、《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地下资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古文献中读为“设”的“埶”及其与“执”互讹之例》、《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等文。他利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发挥史学功底好的特长，写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战国文字中的“市”》、《甲骨卜辞中关于俘虏和奴隶逃亡的史料》、《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啬夫初探》、《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西周粮田考》、《从几件周代铜器铭文看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等文。这些文章都在史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屡被征引和评介。同样运用“二重证据”法，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民俗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说“格物”——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是“恒先”还是“极先”？》、《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杀首子”解》等文。他还写有几篇有关考古学的名物考证的文章，如《斗卮和题凑》、《唐墓出土的双陆盘》、《漆“面罩”的名称问题》、《鋞与桱桯》、《说鈚、榼、椑榼》等，充分显示出裘先生研究领域的广博。

除此之外，裘先生还有一系列专门针对学界和社会上在研究汉语汉字、校读古书时的一些不科学的方法、倾向进行纠偏的文章，如《不要以不误为误——语文琐议之一》、《大学生应该注意培养正确使用汉语汉字的能力》、《研究汉字切忌为感情所支配》、《读古书要注意字的古义》、《研究古代文化应该有训诂常识》、《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等文。这些文章都有感而发，切中时弊；指点迷津，金针度人。

2012年10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裘锡圭学术文集》首发式”上，吉林大学副校长吴振武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裘先生1952年进入复旦，如果从这一年开始算裘先生踏上学术研究道路的话，到2012年正好60年。《文集》共6本，平均10年一本，非常的了不起。”这番话道出了裘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投入和勤奋，说得非常好。

裘先生的勤奋是出了名的，年轻时的勤奋学界尽人皆知。近年虽然患有眼疾，仍然每天坚持最起码6小时的读书写作时间，并坚持做读书卡片。同时对学术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和兴趣，每有新书必买，每有新资料、新文章必索取，必快读。在担任多个大型项目的主编、首席专家之余，还行有余力，平均每年发表6篇左右的文章，其效率甚至高过我们这些眼睛正常的年轻人。《文集》出版之后，裘先生还有很多写作和编辑计划正在进行，其中包括两本讲义的整理和修订，两个大型项目的收尾以及很多资料收集齐备就差动笔的文章撰写。

我们希望裘先生能永葆学术青春，为学术界撰写出更多的范文。

《文集》既是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其中折射出一个纯粹的学者一心向学的扎实脚步和真诚做人的清介风骨。在当今虚假泛滥、伪劣横行的学界和汲汲名利、浮躁喧嚣的社会中，如何保持学者本色，救学术之衰颓，怎样提升做人底线，挽良心之既倒，可以说《文集》都是最好的参照。在此我愿意与研读和使用《文集》的同道共勉。

精神与学术的典范

虞万里

经学、史学、语言学，古典学或国学，与一般的文化、思想或哲学略有不同，前者要在领域内被公认为大家、大师者，除自身须具备深厚的学养，对学科有前瞻性的远见和创设新的理论外，还必须有极其丰硕而具体的成果，亦即解决过某些尖端领域中大量的实际问题。清代的戴、钱、段、王如此，近代的章、王、陈、顾等等莫不如此。环顾当今学界，能兼具学养、功力、识见而作出令人嘱目的成就者已不多见，而裘锡圭先生却无疑是其中之一。

煌煌六大册的《裘锡圭学术文集》（下简称“文集”），其精义创见已播在人口，学术价值将载于史册，毋庸饶舌。所需揭橥者，现今七十至八十岁上下的学者，蓬勃的青壮年时代与建国后的历次运动相始终，至文革结束，已年届不惑，记忆力最旺盛的时光已消逝不复。及至科技发展，计算机普及，却已知天命而近耳顺，时不我待，与新科技不免暌违隔阂，所以一生的著作，全凭笔耕。三百万字大著作，在一般学者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已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厚度和高度。观其内容多为甲骨、金文、简牍等语言文献之学，讲究证实，摈弃捣虚，又增加无限难度。在生活安定物质丰富计算机普及的现在和今后，学者的资料检索靠一键而得，撰文只是敲键而无臂酸的经验，或许也会有数百万字的成果。姑不论相等的著作不同的价值，即使同样的字数，相比用一支笔在动荡年代，靠一张张资料卡片积攒起来而写成的著作，其毅力与精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弇陋疏浅如我，虽没能遍览这部大著作，但就从所读所习的字里行间，已使我看到了一个严谨不苟、精进不已的大师形象。

《文集》分为六册，各有专题，这只是分类编纂的需要，其实各册之间都有互相关联的内容，更有分卷专题所不能包容的深意。就浅见所及，先生研究甲骨文、金文和简帛文字，探索殷商古史、秦汉思想和古代民俗，都已深入到学科的前沿，但他却始终不忘将考古所得的成果回归文本，印证、纠正传世文献，从而去建立新古典学；将考证所得文字、词汇确义来修正字典词典定义，亦即串联、贯通古代汉语字义词义的平面系统和历史演变。关于前者，曾撰《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上卷2），《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四十年来发现的简帛古籍对传世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以上卷4）等文章不断呼吁；至于后者，也有《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读古书要注意字的古义》、《研究古代文化应该有训诂常识》、《用出土文字资料检验清儒在语文学方面的一些具体见解》、《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以上卷4）等文章，以及散在各篇中的具体意见。

先生认为出土简帛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佚书，也提供了某些传世古籍的最早传本，使我们对古书的真伪、时代和源流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些认识可以纠正被古史辨派误判为伪书的错案，同时借着早期传本的发现和观念、方法的更新，使我们能够在新世纪里重建中国古典学。先生曾就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核和古书真伪两方面探索，分析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揭示应该注意的学术倾向。并说，这次古典学的重建，“虽然可以认为从70年代就已开始”，而“目前所处的阶段仍然只能看作初期”[1]。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也曾说：要真正对现在所释读的竹简作深入的研究，很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后。两位站在学科前沿的渊博大师对当前简帛研究所表述的不约而同的意见，足以引起我们深思：简帛研究的重心应放在哪里，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努力。

《文集》中重建古典学思想形诸文字虽迟在2000年，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先生就大声疾呼：“整理那些年代久远的传世古籍的时候，应该尽量利用各种地下材料，其中包括考古发现的各种古籍抄本、其他各种古代文字资料以及文字之外的各种有关考古资料。”[2]他就当时所有的简帛古籍来校证传世文本，并列举大量清以来学者如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林义光、郭沫若、于省吾、董作宾等利用地下材料校读古籍的实例和援用秦汉文字资料校读古籍的新例，作为自己立论的佐证。十五年后，又作《四十年来发现的简帛古籍对传世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从简帛古籍对传世古籍形成过程、真伪与时代、传承情况和文字校勘等四方面予以阐述，此文虽只是提要，未全面展开，但其宗旨大义仍是在促进古典学的建立。不久，再以“佴”与“耻”，“设”“埶”与“执”为例[3]，阐述简帛古籍用字对传世古籍校读的重要性。体会先生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用相似的题目，同类型的例子，反复论证、申述出土文献对传世古籍校读、认识以及辨别其真伪时代之重要性，其旨意就是要借重历史赐予我们的出土文献，在上世纪古史辨派整理研究基础上，重建中国古典学。回顾近十年来的简帛和古籍研究，利用出土古书校读传世古籍，或校释传世古籍而利用出土古书，都已有很大的起色。但判断不免有高下，故质量亦有差异。如何从文本的文字、音韵、训诂、文例，古书流传增益、沿讹、臆改、引录等诸方面作综合研究，还有待学者共同的努力。

考订金石文字字形字义，虽自清嘉道以后逐渐兴盛，但只是流行在金石学和说文学范围内，民国初年编纂的《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多未吸纳这方面成果。五十年代末，《辞源》、《辞海》开始修订，但宗旨各异，《辞源》偏于语辞，《辞海》重在百科。因修订者多非《说文》学和金石学专家，且中经文革，故与金石考订的新义仍暌违远隔。在两部辞典开始修订的同时，河南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墨子》残简，接着有武威汉简《仪礼》，银雀山《孙子》、《孙膑兵法》、《晏子》、《尉缭子》，河北定县《论语》、《文子》，马王堆帛书《老子》、《周易》，睡虎地秦律、《日书》，阜阳汉简《诗经》、《苍颉篇》等相继出土，研究成果堪称丰硕，而辞典编纂依然故我。文革刚结束，《辞源》修订重新启动，《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也开始编纂。先生曾直接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古汉语研究工作所凭借的资料多偏重于自古流传下来的文献，地下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多多少少有些被忽视。”[4]希望修订者和编纂者能将古文字考订成果吸收到辞书中去。1983年，修订本《辞源》已出齐，很少吸收新成果。故1986年，先生在《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一文中有针对性地指出：“近年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字典、词典的编纂工作中，考古资料却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前人在利用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传世古籍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往往受到忽视。这是很不正常的。”[5]此文发表于《文史知识》第8期。这一年，正是《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两部大型辞书的第一卷出版之时，而笔者与编纂之役也已六年。两部大型辞书此后数卷在吸收古文字新成果方面做得如何，本来已是陈年旧事，无须追究。但事有凑巧，时下正是《辞源》重新修订本的尾声阶段，也是《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修订启动之际，笔者也因系《汉大》“旧臣”而重新被召回参与其事。职是之故，就《文集》中择取几个已经考订出的确然有据的古字古义，校核《辞源》和两部《汉大》，或许不无意义。

自，《说文》：“鼻也，象鼻形。”自为鼻是常识，但传世文献绝无本义用例。《辞源》和两部《汉大》皆缺书证。先生揭出甲骨卜辞已有“贞，有疾自，唯有”（《合》11506）一条，即用本义。（《文集》4—48）

金、金石，此两条《辞源》释义，《文集》已有论述。而《大词典》“金”第一义项“金子”用《书·舜典》：“金作赎刑。”与《辞源》相同，都是受孔传影响，唯《大字典》另作解释，不用《舜典》书证。《大词典》“金石”的第二义项“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刚强，心志的坚定、忠贞”，也用《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作书证，系从《辞源》改写而来。先生谓黄金和白银硬度不高，荀例似应指铜。（《文集》4—199）

嫴，《说文》：“保任也。从女，辜声。”《辞源》用《正字通》引《六书统》“古者妇人辠轻不入狱，保外以待罚。”有其义而无书证，且应直接用杨桓《六书统》一书。《大词典》义①保任，保信。亦无书证。《大字典》同。先生指出云梦秦简《徭律》字省作“𥿍”，有“令𥿍堵卒岁”之语。又省作“姑”，有“令姑堵一岁”之语。在单字下立一通假，即可补入书证。（《文集》4—41）

不惠，《辞源》列①无恩情，②不顺，③愚笨，三个义项。《大词典》列①不顺，②不仁德，③不聪明，愚笨，④谓白痴，四个义项。《尚书·君奭》有“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一句，其中“不惠”显非两部词典之义项所能包容。孔传释为“我不顺若此多诰而已”，将“惠”释作“顺”，是与其释《康诰》“惠不惠，懋不懋”为“当使不顺者顺，不勉者勉”一致，但确实与句意不符。先生根据卜辞“叀”（惠）与“惟”对用之例，如：惟庚。不惟庚，惠丙（《合》5775）；惟甲，不惠丁（《合》248），认为“惠”与“惟”“应该是一对音、义皆近的虚词”，“不惠”犹“不惟”。《大词典》收“不惟”条，则“不惠”条下应补“不惟”一义项，并以卜辞作书证。（《文集》4—408/409）

商赉，此词出于《尚书·费誓》：“我商赉汝。”《辞源》和《大词典》皆不收，殆惑于孔传“我则商度汝功赐与汝”之解，不认为是一个词。但两书皆在“商”单字“计量”义项下以《费誓》为证。先生谓“商”在殷周金文中常用作“赏”，这从清末学者方浚益、刘心源提出后，得到于省吾、杨筠如等人的赞同。“商”通“赏”，则“商赉”即“赏赐”，此词应该收录。《大词典》编纂时，方、刘之书少见，而于氏《尚书新证》和杨氏《尚书覈诂》时作参考，但却一时失检而失收。（《文集》4—408）

势施，《淮南子·说林》：“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难；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势施异也。”又《泰族》：“轮员舆方，辕从衡横，势施便也。”注《淮南》者多家，而于此皆无解说。先生揭出武威汉简《仪礼》多将“设”字写作“埶”，“埶”、“势”常互换，则“势施”即“设施”。“埶”又与“执”相混，《礼记·内则》“少者执床与坐”，施设床不宜用动词“执”，显然也应是“设”。“势施”和“执床”两部词典应收而皆不收，原因很可能是难以确切解释，或因字面改换后不认为是一个词。揭明了“势”、“执”与“设”关系后，“势施”和“执床”似应立目作解。（《文集》4—467）

以上所举，有可以追溯本义、纠正释义，有可以补书证、补义项，也可以增加通假义、增立新词目。所用仅是先生《文集》中所考订的随手摘录几则而已。缘此推想，考古发掘之实物和甲金简帛文字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古代语言和历史的认识，也可以大大完善古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三十多年前，先生用自己研究的成果和前瞻性的识见，呼吁词典要吸收出土文献和考古研究成果，而事实上，三十多年来的古汉语词典编纂，仍然很少借鉴、应用考古成果。清儒在考释经典和古代字书时，无甲骨、金文和简帛的依凭，但他们百计参考《说文》古文、籀文和汉隶字形，现在大量的实物文字摆放在眼前，又有学者丰硕的研究成果，却仍然充耳不闻，闭门造车，不免显得可惜而遗憾。学术成果若只局限在学者的视野中，是无法进入一般读者范围的。只有当它融入、体现在词典的释义中，才容易被广大读者所接受，从而也能使我们的古汉语词典更加准确完善。兹值两部词典修订的契机，借先生《文集》出版的机会，重提古汉语词典编纂中借鉴考古成果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文集》的重大学术价值固然在于引领和推动古文字和先秦秦汉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笔者不贤识小，仅搴取与古籍校勘和词典编纂有关的一二方面略述学习体会。我觉得，先生之所以成就此大事业，固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功夫，然更与其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能截断众流，不逐波沉浮的学术精神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算机刚开始普及，键盘一时逾越不过汉字的繁夥，应对不了字形的复杂，于是汉字落后论又重新抬头。一面是先进科技所产生的计算机，一面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汉字，所以汉字落后的意识很迅速地侵入人们的意识，走世界拼音化道路的论调霎时间甚器尘上。先生独立不阿，以“研究汉字切忌为感情所支配”为题，客观地指出：“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占优势，同音语素很多。记录这样的语言，汉字这种类型的文字体系显然是比较适宜的。”从而认为“脱离汉语的特点，抽象地讨论汉字跟拼音文字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6]。当时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已经出现很好的势头，先生看到这个前景，提出应在计算机科技方面加快发展，而不能脱离实际去勉强地改革汉字。90年代初，计算机区位编码有限，应对不了数万个繁体字。不数年，外挂汉字软件已初步消除了使用繁体写作和撰写古文字文章者的困惑。二十年后，“中华字库”工程启动，先生出任项目的首席专家，绝非是因缘际会的荣膺，而是一种学术涵养、学术地位和学术精神实至名归的担当。笔者殷切期盼字库工程早日完成，造福于所有运用汉字的人类。

2013年7月8日时将赴烟台参加《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工作会议

甲骨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评述

赵平安  王子杨

历时六年编纂的《裘锡圭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在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期盼下，终于在2012年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古文字、古文献乃至古代文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全书按照文章的研究对象分为六卷，分别是《甲骨文卷》、《简牍帛书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和《杂著卷》。内容博大精深，堪称当代文史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对于笔者来说，学习研究《文集》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这里仅能就其中《甲骨文卷》做一粗浅评述。

一、关于甲骨分期断代

断代和识字是甲骨文研究的基础工作。《甲骨文卷》关于分期断代的文章只有一篇，即《论“历组卜辞”的时代》（收在《文集》第92—139页，以下简称《时代》），但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裘先生对甲骨文断代的基本观点。大家知道，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至关重要，它不但影响着整个殷墟卜辞断代体系的最终确定，同时也影响对这批卜辞材料的正确使用。从董作宾先生开始，学界一直都把历组卜辞列为第四期，认为是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时代》一文从文例、字体、用字习惯、坑位、考古学地层五个方面对“历组卜辞为武乙文丁时期说”予以反驳，然后从亲属称谓、人名和占卜事项三个方面举出大量证据详加论证，最后得出结论：

从前面讨论过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肯定历组卜辞跟宾组和出组早期卜辞是同时代的。也就是说，历组卜辞应该属于武丁、祖庚时期。这种卜辞里的父乙是武丁对小乙的称呼，父丁是祖庚对武丁的称呼[1]。

由于《时代》所举例证丰富，论证严密，所以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从而使得李学勤先生1977年提出的历组卜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这一正确论断深入人心[2]。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时代》一文除了论定历组卜辞属于武丁、祖庚时期以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创见，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时代》指出，历组卜辞跟宾组、出组卜辞同时，但文例、字体却与宾组、出组卜辞有比较大的差异，这跟时代因素无关，很可能是因为分属不同的占卜官署(《文集》第119页）。又说，历组卜辞出现晚期的字形，在早期并不是不存在，只不过宾组卜辞不用它们罢了(《文集》98页）。这些意见现在看来，在解释卜辞所呈现出来的方方面面的“类组差异”上仍具指导意义。

第二，《时代》讨论了“历、𠂤间组”（即𠂤历间）卜辞跟𠂤组、历组卜辞的关系，明确指出三者可能沿着“𠂤组——历、𠂤间组——历组父乙类(即历一)——历组父丁类(历二)”这样途径而逐渐演变的。同时又认为，“历、𠂤间组”卜辞和宾组卜辞都是由𠂤组卜辞发展出来的(《文集》119一127页）。这就比较清楚地运用“两系说”勾勒出不同类组卜辞的先后演变关系，为后来的学者进行分类断代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3]。赵诚先生评价说严格讲来，后来定型时的两系说的格局，实际上首先是由裘氏提出。”[4]所言是公允的。

第三，《时代》提出真正的文丁卜辞的问题。《时代》认为“可能文丁卜辞的重要蕴藏地不在殷墟已发掘的范围之内，也可能已发现的甲骨文里本来有不少文丁卜辞，但是被我们误认为其他时期的卜辞了。”(《时代》在页下注举出两片文丁卜辞)文丁卜辞问题引起其他学者的注意，后来李学勤先生[5]、林澐先生[6]都曾详加讨论。

综合上述，可以认为，《时代》一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裘先生对甲骨分类断代的总体认识。

二、甲骨文字考释

裘先生是古文字考释大家，他所考释的甲骨文字要么是出现频率高的常用字，要么是困扰学界多年的疑难字。《甲骨文卷》收入甲骨文字考释的篇章最多。如《甲骨文字考释（八篇)》、《甲骨文字考释(续）》、《殷墟甲骨文字考释(七篇)》、《殷墟甲骨文考释四篇》、《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𤞷”（迩）及有关诸字》、《释“柲”》、《释“求”》、《释“”》、《释“木月”“林月”》、《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𧙻”》、《释“衍”“侃”》、《释殷墟卜辞中的“”“”等字》、《殷墟甲骨文“彗”字补说》、《释西周甲骨文的“𠧙”字》、《释“厄”》、《释“尌”》、《释“”》、《关于殷墟卜辞的“瞽”》、《甲骨文中的见与视》这些篇章基本上以文字考释为主。

另外，裘先生在利用甲骨卜辞材料研究商史时，也经常考释一些甲骨文字，如《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中考定“”、“”、“”等形体为“刖刑”之“刖”，释“”、“”为“剢刑”之“剢”(《文集》1〜6页）。又如《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鞀”》一文考释出“丰”、“鼗”、“置”、“竽”等字（《文集》页36—50)，《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与“𠂤”》一文考释了“孰”、“𠂤”(堆)二字(《文集》页299—304)，等等。这体现了裘先生以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史的治学路数。

裘先生考释文字一向以“材料全面”、“论证严谨”著称，文章结论大多可靠。关于裘先生考释甲骨文字的具体成果，学者并不陌生。这里只谈谈裘先生考释甲骨文字的一些特点。

第一，重视待考甲骨文字出现的语言环境，即重视卜辞辞例对文字的限制作用。这里举两个例子。先说“鼗”、“竽”二字的释出。卜辞常见“奏庸”(有时说“惠庸奏”）、“置庸”之语，根据《诗经•商颂•那》毛传“殷人置鼓，周人县鼓”的说法，“庸”显然就是文献中的乐器“镛”。卜辞又常见“奏”、“置”，“”字出现的语言环境跟“庸”全同，于是裘先生推定“”也应该是乐器名，联系“”跟“”、“”的关系，裘先生认为“”应该读为“鞀”，文献也作“鼗”、“鞉”等形，《诗经•那》“置我鼗鼓”，可证。“竽”字释读思路与“鼗”全同。

又如甲骨文“远”、“迩”的释读。无名组卜辞有“”、“”两个字，其出现的语言环境常处于对贞位置，如《合》30273:“于。○在。”根据卜辞“于”、“在”对举表示时间、空间有远近的不同，裘先生推定“”跟“”“当有远近的不同。”根据这一线索，并结合二字字形，“断定‘’应该释作‘远’，‘’应该释作西周金文借作‘迩’字用的‘𤞷’。”

上引两个例子表明，裘先生在释读甲骨文字时，高度重视卜辞辞例对待考文字的限定作用，常常根据待考文字在具体卜辞中的意义来锁定释读方向。正是因为从辞例出发，大大增加了考释的可信度。

这种方法，本质上就是语言学的方法。

第二，重视历史的比较。裘先生考释一个古文字使用的字形材料，经常是上自甲骨，下至篆隶，上下贯通，力图把一个古文字的演进序列梳理清晰。因此，在考释金文、战国秦汉文字时也时常上溯至甲骨文，连带考释甲骨文字。如在《说“玄衣朱襮䘳”——兼释甲骨文“虣”字》一文中考释出金文“虣”字后，又上溯甲骨卜辞，把甲骨文中的“”、“”释为“虣”[7]。又如在《史墙盘铭解释》一文注解13下将甲骨文“”字释为“妍”[8]。由此可见，裘先生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的成果，绝不仅仅局限于《甲骨文卷》，这是读者需要加以注意的。

第三，重视待考文字所处的类组。裘先生是较早具有甲骨分期分类观念的代表学者之一，他充分运用分期分类的理论考察处于不同类组卜辞的文字形体，揭示出前人未加注意的文字现象，成功考释出一批未释字。

如“黍”字异体的考订。裘先生在《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一文中把过去习惯释为“粟”、“粱”、“穧”的“”、“”以及释为“来”的“”等形都改释为“黍”。他在讨论这些字的形体和用法后着重指出，确定无疑的“黍”字如“”、“”“”、“”者皆见于宾组和少量的𠂤宾间组卜辞，“”形主要见于𠂤历间组卜辞，“”、“”之形则一般见于历组卜辞以及字体介于历组和3、4期之间的卜辞（引者按，即“历无名间类卜辞”)。据此，裘先生说“从1-5各类字形在各类卜辞里出现的情况来看，也只能得出它们都是‘黍’字的结论。”现在，“”、“”、“”等形体皆为“黍”字已成定论。

又如“罝”字异体的释读。他认为三、四期的“”“是从‘网’‘疋’声的一个形声字，结合字形和辞义来看，应是一种田猎用网之名(《合》10207一例似用为动词或人名）。这个字跟《尔雅·释器》‘兔罟谓之罝’的‘罝’字大概是一字的异体。‘且’、‘疋’二字的韵母在上古都属鱼部。‘且’是清母字，‘疋’是生母字，声母, , 的读音在上古也相距不远。‘疋’、‘足’本由一语分化，‘足’是精母字，声母跟‘且’就很接近了。所以‘罝’跟‘’是一字异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据此，裘先生认为“”与第一期常见从“网”从“兔”的“”字是一字异体，表示同一个词，皆当释作“罝”。

三、卜辞语言研究

裘先生非常关注卜辞中的语言现象，也解决了卜辞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甲骨文卷》收入这方面的文章以《说“弜”》、《释“勿”“发”》、《说甲骨卜辞中“戠”的一种用法》、《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关于殷墟甲骨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等为代表。

《说“弜”》与《释“勿”“发”》是密切相关的姊妹篇。在这两篇文章中，裘先生对卜辞中否定词的使用和分布进行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主要解决了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勿”、“ (发)”、“弜”三个字的造字本义及其相互关系；第二，“勿”、“发”、“弜”跟“不”、“弗”两组否定词的用法差异。对于第一个问题，裘先生认为，“勿”的本义是“分割”、“切断”，是“刎”之初文；“”当释为“发”之初文。卜辞中用作否定词的“”、“勿”是语言里同一个词的不同假借字。而“弜”跟“勿”、“发”也可能表示同一个词。但“弜”多出现在第二期后期以后的卜辞，“(发)”多见于第一期和第二期前期的卜辞。对于第二个问题，裘先生说过非常重要的一段话：

在四个主要的否定词里，“”和“弜”的用法很相似，“不”和“弗”的用法也比较接近，而“”、“弜”和“不”、“弗”的用法则有明显的区别。粗略地说，“不”、“弗”是表示可能性和事实的，“”“弜”是表示意愿的。如果用现代的话来翻译，“不……”、“弗……”往往可以翻成“不会……”，“……”、“弜……”则跟“勿……”一样，往往可以翻成“不要……”[9]。

对“不”、“弗”跟“勿”、“弜”用法差异的揭示，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卜辞，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这个差异可以判断否定词后面所接谓词性成份的意义指向。具体来说，对于一个未释字，如果它的前面总是出现“不”、“弗”一类的否定词，则这个未释字所表示的动作或情态应该是占卜主体不能控制的；反之，它的前面出现“勿”、“弜”，则表示这个未释字所表示动作是可以控制的。利用这个方法，可以锁定未释字的释读范围，也可以判定一个考释成果的合理与否。从这个角度看，裘先生对卜辞这组否定词的研究成果，意义重大。

《说甲骨卜辞中“戠”的一种用法》（以下简称《戠》)跟《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以下简称《异》)二文也是运用语言学观念成功进行卜辞语言研究的范例。

《戠》文先是归纳出有一种“戠”字总是出现在“勿/弜+VP”后面，也有“戠”用在“勿/弜+VP”前面的例子，于是断言“戠”当自成一读，并且“戠”应该跟“勿/弜”后面的动词含义相对。最后裘先生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根据‘戠’的字音，在古汉语里找出一个在语义上可以跟上列这些词处在正反相对的地位的动词。看来这个动词只能是须待的‘待’。”[10]《异》文思路相类。《异》文首先确定“异”的语法位置，即位于主语之后，语气词“其”之前。然后分析处于这种语法地位的词可以有哪些，通过逐一比较后推断卜辞里的这种“异”字，应该是语法性质跟“唯”、“允”很相近的一个虚词。进而联系《尚书》、《诗经》等周代文献中的“式”字用法，发现此种“式”字用法跟商代甲骨卜辞“异”相同。最后得出结论，“异”跟“式”有可能是同一个词在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体现。

我们从《戠》、《异》二文得到有益的启示是，研究卜辞中具体一个词的用法时，应该仔细归纳该词在全部甲骨卜辞中的用例，着重分析它的语法功能，进而推求它在卜辞中显示的语义指向，然后再根据语音线索指认相当于文献中的哪个词。

《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一文运用详实的卜辞材料对古汉语中极为重要的介词“于”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研究，讨论了如下问题:一、卜辞中有没有用为动词的“于”；二、“位移动词+于+处所词”结构中“于”是动词还是介词；三、卜辞所见介词“于”的虚化程度；四、卜辞中介词“于”可加可不加现象的解释。这几个问题裘先生解决得都很好。尤其是介词“于”可加可不加现象的解释，更是圆通精彩。裘先生指出：“在介词‘于’产生之前，后来可以用‘于’引介的、表示行为的对象或处所的词语，无疑有很多是可以直接跟所从属的动词相结合的。加介词‘于’的格式产生后，旧的格式也仍然使用，就形成了‘于’字可加可不加的现象。”

四、以卜辞材料研究商史

以古文字材料研究上古史一直都是裘先生的志趣所在。《甲骨文卷》收录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如《甲骨文所见的商代五刑——并释“”“剢”二字》、《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鞀”》、《说卜辞的焚巫尫与作土龙》、《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甲骨卜辞中所见的逆祀》、《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从一组卜辞看殷历月的长度和大小月的配置》等。上述文章涉及商代社会的法制、音乐、历法、农业、祭祀等诸多方面，或可与传世文献对应，或可补充文献之失，是研究商代社会史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

举个例子。根据《尚书•吕刑》、《周礼•秋官•司刑》等传世文献，周代存在墨、劓、宫、則、杀五刑是非常明确的，商代是否有五刑，这是研究法律史的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裘先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五刑——并释“”“剢”二字》运用甲骨文材料，明确指出商代确实存在这五刑，“用刑的主要对象，似乎仍是异族的俘虏和奴隶。但是商代国家已经形成，本族人降为奴隶的情况也已出现，‘五刑’无疑也已经是统治阶级对付本族人民的一种手段了。”(《文集》第1—5页)这就用甲骨卜辞材料将五刑的存在年代上提到殷商。

又如《礼记•郊特牲》说“殷人尚声”，《诗经•商颂•那》描写了商王祭祀先祖时使用了各种乐器演奏。然甲骨卜辞中除了鼓、磬、龠就没有其他乐器了，不禁令人疑惑。在《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鞀”》一文中，裘先生在卜辞材料中找到“庸(大钟)”、“丰”(大鼓)、“鼗”、“竽”、“熹”等乐器名称，大大丰富了商代乐器的品类，为研究上古音乐史提供了重要史料[11]。

再如商代是农业社会，商人种植什么作物？使用什么农具？生产过程跟今天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是摆在学者面前的问题，尤其是治上古农业史的学者，对上述问题更是感兴趣。《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农业》一文运用大量甲骨卜辞材料，从农作物的品类、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过程三个方面描写了商代农业生产的基本面貌，大大丰富了对商代农业的认识。裘先生在文章最后总结说：

商代农业主要种植禾(谷子）和黍。禾是一般的粮食，黍主要为贵族阶级所享用。生产工具主要是木制的耒、力（耜）和石、蚌等制作的铲、耨、刈（镰）、铚等物。清除荒地上的树木，除了用焚烧等方法外，主要靠石制的辰和斧、斤。耕作制度大概主要采取撂荒制。肥料主要是“以水火变之”的草木和禾秆。殷人相当注意整理土地的工作，他们的撂荒耕作制已经超越了种缦田的阶段，土地撂荒的时间可能多数已经比较短了。当时已经耕种了不少低下潮湿的隰田，防水涝和排水的措施应该已有一定的水平。（《文集》269页）

这段总结已经把商代农业现状的方方面面都点到了。

必须指出的是，《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收录的《甲骨卜辞中关于俘虏和奴隶逃亡的史料》、《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诸文也是利用卜辞材料研究商史的杰作，诸文对商代社会的性质、阶级组成、职官制度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

裘先生利用甲骨材料研究殷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绝不在材料不足的情形下作过多推阐，决不为了迎合已有观点摒弃或曲解对自己看法不利的材料[12]。正是秉持这一治学原则，裘先生发表的有关古史文章大都材料翔实，论证周密，观点可信。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甲骨文卷》进行了简单的评述，限于学力，可能并不到位，甚或有理解上的错误，请裘先生和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