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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典籍與文化》(2013年第4期)刊發《裘錫圭學術文集》評述及新書發佈會發言摘錄
在 2013/12/3 21:41:02 发布

 

《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刊发《裘锡圭学术文集》评述及新书发布会发言摘录

 

 

编按:

裘锡圭教授著《裘锡圭学术文集》(全六卷)于2012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裘锡圭教授20125月以前发表的各类文章。20121022日,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联合主办了“《裘锡圭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发布会上,十余位学者作了发言,对《裘锡圭学术文集》的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发布会后,《中国典籍与文化》又邀请了张涌泉教授、刘钊教授、虞万里研究员、赵平安教授等人就《裘锡圭学术文集》撰文评述,相关文章已在该刊2013年第4期上发表;同时,该刊又摘录了《裘锡圭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上部分专家的发言予以刊布。

本网现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发表的相关文章转发于此。原稿中有个别错误,我们径直改正,不再另加说明。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题记:

裘锡圭先生是当代古文字学和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他不仅精于汉字学、殷墟甲骨文、战国文字和汉简的考释,也善于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传世文献,在校读先秦和秦汉古籍以及上古史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0月出版的《裘锡圭学术文集》,是裘先生多年来学术文章的总集,凡六卷:第一卷《甲骨文卷》,第二卷《简牍帛书卷》,第三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第四卷《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第五卷《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第六卷《杂著卷》,为截至目前收文最完备且编校最精审的裘先生文集。

《文集》的出版,既集中展示了裘先生的学术成就,有利于全面认识和理解其学术思想;同时对于古文字学、出土文献乃至上古史的研究均具有重要意义,必将推动相关研究的开展。为此,本刊特别邀请相关学者撰文评述,并摘录了新书发布会部分专家的发言,在此刊布,以彰表裘先生的治学与为人,达致切磋学术、启迪后学之目的。在征稿、编辑过程中,承蒙刘钊教授、张涌泉教授大力支持,谨致谢忱。

 

张涌泉:严谨·求实·创新——初读《裘锡圭学术文集》感言

刘钊:真诚做人,严谨为文——《裘锡圭学术文集》读后感

虞万里:精神与学术的典范

赵平安、王子杨:甲骨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评述

《裘锡圭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发言摘录

 

严谨·求实·创新——初读《裘锡圭学术文集》感言

张涌泉

 

去年1022日,我应邀参加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六卷本《裘锡圭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首发式。当时本想以严谨、求实、创新为中心谈一点感想,但由于参加首发式的前辈很多,大家发言又很踊跃,就没能找到机会。不久前,《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来函,称拟设立特别栏目,探讨《文集》的学术内涵,并约我写点东西。裘老师的学术研究涵括文字学、文献学、古代史、思想史、民俗学等诸多领域,而尤以古文字学和先秦秦汉古文献研究成就最为突出,可谓汪洋恣肆,博大精深。而我的研究兴趣局促于敦煌学和近代汉字,对裘老师的学问,本没有资格赞一辞。不过作为在裘老师身边学习、工作过多年的学生,耳濡目染,对老师的学问也或多或少有所了解,因不揣浅陋,按照首发式时拟定的提纲,谈一点粗浅的体会。

一、严谨

严谨是裘老师为人的名片,也是他做学问的风格。凡是与裘老师接触交往过的领导、同事、朋友、学生,都会强烈地感受到裘老师对人、对事那种一丝不苟、嫉恶如仇的一贯作风。文如其人,这种严谨的作风也深深地烙刻在《文集》的字里行间。如《〈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读后记》一文(《文集》卷三页363393),作者在肯定《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一书价值的同时,指出该书在释字、摹字、字形取舍、字头分合、资料时代、文句校录等方面的种种疏失,总数达353条之多,其中既有“芺”误认作“芣”、“勤”误认作“勒”这样大的错误,也有九画的“侯”误列七画、十七画的“臂”误列十六画这样很小的错误。又如《谈谈〈同源字典〉》一文,末尾附录作者发现的该书“一些排印等方面的技术性错误和其他小疏失”,竟也写了5页纸92条之多(《文集》卷四页183187)。作者的严谨认真,实在让人感佩。《文集》中有不少篇幅纠正社会上使用汉语汉字方面的疏失,作者指正的对象既有《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这样的大报大刊(《文集》卷四页243248),也有北大校刊这样的校园小报甚至路边的招贴、学生的作业和试卷等(《文集》卷四页230234)。甚至连随地吐痰、乱扔废物、穿行草地、不遵守交通规则等国人陋习也时在作者鞭挞之列(《文集》卷四页216220)。不管治学也好,处事也好,作者的眼里掺不得沙子。这就是裘老师!

不过裘老师的严谨并不是仅仅对人的,而更多地是对他自己的。他经常告诫学生“写出文章,要多看几遍,多改几遍,对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不要放过”(《文集》卷四页234)。他是这样要求学生的,更是这样要求他自己的。他写文章时,事先总是努力全面地占有资料,包括那些跟自己的看法不一致的资料;每立一义,必胪举大量本证、旁证,穷源竟委,不为空疏皮傅之说;在他的笔下,往往每个句子甚至每个词的用法都会推敲再三。他经常公开批评自己念错字写错字,如他说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偶尔”错写作“偶而”(《文集》卷四页230310),把“棄”中间的部分错写成世界的“世”(《文集》卷四页310)。他批评自己的一篇论文把“大”字定为古歌部字,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犯的错误”(《文集》卷三页392)。如此等等,类似的自我批评之辞,文中在在可见。

收入《文集》的论文写作于不同时期(始于1960年,止于2012年),前后跨越了五十多个年头。由于认识的深化,或者新资料的发现,后来作者自己发现或读者指出了文中的疏失,作者总是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地加“编按”加以说明,其中有纠正原来说法错误的,有补充资料或例证的,有标明相关见解前贤实已发之的,有注明具体出处的,有指出所收文章之间的参见关系的。“编按”援引的,既有吴大澂、蒙文通、张永言、李学勤、郭在贻、庞朴、程元敏这样的前辈或同辈学者,也有胡平生、李家浩、李零、傅杰、陈剑、蔡伟、郭永秉这样的晚辈甚至学生。有时短短的“编按”难以说清楚的,作者就写专文纠正自己的错误。如《老子》今本第十九章“绝仁弃义”句,郭店《楚简》本作“绝𢡺”,裘先生审校此稿时释为“绝伪弃诈”,并为整理者所吸收。后来季旭升、庞朴、张立文、池田知久、高明、崔仁义、许抗生、韩禄伯等纷纷提出不同意见,其中许抗生《初读郭店竹简〈老子〉》释为“绝伪弃虑”较为稳妥。裘先生因而专门写成《纠正我在郭店〈老子〉简释读中的一个错误》一文,提交1999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先后收入《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等书,对许抗生的说法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阐发,声明“我的‘绝伪弃诈’的释读应该作废”(《文集》卷二页326333[1]。又如《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文原本是2000年在东京召开的“文明与古典”公开研讨会上的演讲,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此文在谈到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相对照方面存在的问题时,作者以《郭店楚墓竹简》整理为例,列举了简本校释有误的四个例子,其中前三例的误释均与他自己直接或间接相关(裘老师参与了《郭店楚墓竹简》的审订工作,前两个误释的例子直接出于裘老师之手,后一个例子未标出具体校订者)。裘老师自我反省说:“我们对古书不够熟悉,编写、审订《郭简》时检索工夫又花得不够,犯了不少这类错误。”(《文集》卷二页337340)如此大张旗鼓地公开批评自己旧说的错误,并且把“家丑”扬到了国外,这需要何等的勇气!这和时下学术界有些人千方百计隐盖、回护甚至拒不承认自己疏误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护己短,不隐人善,裘老师身上集中体现了一个纯正的知识分子严以律己、一丝不苟的优秀品格。

二、求实

裘老师认为治学应有三种精神,列在第一位的就是“实事求是”。他说:“发现自己有必须补充的知识,就老老实实、认认真真去学习。不对自己不熟悉的事随便发表意见,有几分把握说几分话。不迷信自己,有了某种看法,决不有意摒弃或曲解对自己看法不利的资料,而要认真考虑那些对自己看法不利的方面,要听得进不同的意见。发现自己的错误就马上改正,不要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不迷信权威,也不轻视任何人,决不因人废言。在学术上坚持以客观是非为唯一标准。”(《文集》卷六页215)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要使我们的学术健康发展,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文集》卷六页304)裘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翻看裘老师的著作,处处可以感受到求实求真的精神。如上面我们举的《〈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读后记》一文,裘老师指出《秦汉魏晋篆隶字形表》存在着大量错误,使用时必须十分小心;但裘老师同时指出:该书“汇集了丰富的资料”,“全书的体例也相当完善。对研究汉字的人来说,这是一部很重要很有用的工具书。其价值决不会因为我们指出了它的一些缺点而降低”(《文集》卷三页393)。不因有错误就把一部书一棍子打死,而是一分为二,在指正其疏失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这正是裘老师实事求是精神的体现。

又如汉字简化的利弊得失,20世纪80年代后成为社会上议论的热点,繁体字回潮的现象也很突出,对此裘老师指出,“从字形的表意表音作用来看,有相当一部分简化字是优于繁体字的,不管是会意字还是形声字都有例子”;但“也不能认为简化字全都那么好”,他说汉字简化“破坏了相当一部分汉字的结构,增加了汉字构造的基本单位(部件),增加了本来就已经够多的多音字的数量,不适当地合并了一些意义容易混淆的字”;所以从汉字使用的现实出发,一方面必须“坚持以简化字为我们当前使用汉字的规范”,另一方面也应吸取汉字简化造成的负面教训,“在今后进一步整理或简化汉字的时候不要再出这一类的问题”(卷四页194195)。既旗帜鲜明地肯定简化字的优点,自觉维护国家当前的语文政策,又敢于直面汉字简化中存在的问题,不曲意阿谀,同样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20世纪以来,地下的古代文字资料大量出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面貌。对此,裘老师异常兴奋,他除了积极地投身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的考释和整理工作外,还撰写了《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等一系列论文,对出土文献的价值和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但后来学术界也出现了一种盲目迷信古本、推崇太过的倾向。对此,裘老师指出:“由于底本和抄手的好坏不同,新发现的这些古本的价值是不一致的。并且就是比较好的本子,也免不了有讹误衍脱的地方需要用今本去校正。抄得坏的本子就更不用说了。”(《文集》卷四页349350)他又说:“传世文献是经过两三千年的传承、淘汰而存留下来的……流传下来的毕竟是一些比较基本的、根本的东西。某些不为中古以后人所重视的,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像房中术、日书和某些数术、方技等方面的东西,很多都丢了,但比较根本的,作为我们民族思想基础的东西,保留得还比较多,出土文献在完整性上是无法与其相比的。”(《文集》卷六页298)所以,裘老师认为:“我们一方面不能迷信这些古本,一方面也不能低估它们的价值。”(《文集》卷四页350)“相对出土文献而言,传世文献还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出土文献必须和传世文献结合起来研究。”(《文集》卷六页298)像这样客观宏通的言论,无疑应该成为我们准确对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关系的指针。

诸如此类,不偏激,不武断,一分为二,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一切以学术为依归,以事实为准绳。可以说,“实事求是”是贯穿裘老师全部著作的一条红线。

三、创新

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没有了创新,学术研究也就失去了价值。裘老师的学术研究向以见解深刻且多创新为学界所推崇。如他对汉字的性质、演变、结构类型的思考,对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的释读,对睡虎地秦简、望山楚简、郭店楚简、银雀山汉简、凤凰山汉简、尹湾汉简等战国秦汉简牍的校理,对《尚书》、《老子》、《墨经》、《孙子》、《论衡》、《说文解字》等先秦秦汉古籍的校订,等等,无不旁征博引,辨析入微,凡所论列,大都确凿可信,有大量作者自己的发明和创见。下面试举一例以见一斑:

《文集》的开篇之作《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并释“”“”二字》是裘老师古文字考释的处女作(原载《考古》1961年第2期)。文中指出甲骨文有“”“”“”“”,等形的字,旧释作“陵”。裘老师认为“所象的显然是用锯断人足之形。后来的刖、跀、𧿁等字,都应该是从它演化出来的”;“按照‘跀’或作‘刖’、‘䠊’或作‘剕’的例子,‘跀’的或体‘𧿁’应该也可以作‘’。甲骨文字由刖足人形和在‘刀’上加横画的锯形组成。‘兀’是刖足人形的讹体,在‘刀’上加横画的锯形也很容易简化或讹变成‘刀’字。所以我们可以把字释作‘’。”(《文集》卷一页13)今考辽释行均编的《龙龛手镜》卷四兀部云:“𠚯,音兀,同刖。”这个音“兀”的“𠚯”正是“刖”字异体(“刖”字《广韵》有五忽切一音,与“兀”字同音),而“”“𠚯”一字异写。由此可见这个字后世其实并没有消失,裘老师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龙龛手镜》是一部名不见经传的俗字书,长期不被人所重视,所以流传极少,也很少有人利用。而除《龙龛手镜》外,用同“刖”的“”或“𠚯”字并不见其他字书载录。裘老师在无所依傍的情况下,根据字形和汉字演变的规律,把前揭甲骨文“”等字释为“”,亦即“跀”“刖”的或体,正与《龙龛手镜》所载字形及解释冥合,这是何等的卓识[2]

以例读书,这是清儒治学的一大法宝。裘老师继承了清人以例读书的优良传统,注意发明古书义例,探寻揭示那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再根据这种规律去指导具体的文字考释和古书释读,因而往往有事半功倍、左右逢源之效。如《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迩)及有关诸字》一文指出甲骨文中“埶”可读作“设”,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简本亦多以“埶”为“设”,文中说:“古音‘埶’属祭部,‘设’属月部。二字之间存在着严格的阴入对转的关系。‘埶’可读作‘勢’。‘勢’、‘设’声母相同。”(《文集》卷一页174)根据这一发现,裘老师后来又专门写了《古文献中读为“设”的“埶”及其与“執”互讹之例》《再谈古文献以“埶”表“设”》二文(《文集》卷四页451460484495),举出金文、九店楚简、上博楚竹书、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墓竹简、银雀山汉墓竹简、定州汉简、《逸周书》、《礼记》、《大戴礼记》、《墨子》、《荀子》、《韩非子》、《国语》、《淮南子》、《贾谊新书》、《盐铁论》、《法言》等众多古书“设”写作“埶”及进一步讹变的“執”“勢”的例子,其字际关系一经作者点破,原本扞格难通、文义不明的古书,便涣然冰释、怡然理顺了。裘老师还进一步指出:“现有的先秦文字资料,似乎只用‘埶’而不用‘设’来表示‘设置’之‘设’这个词。这似乎至少应该是商和西周时代用字的普遍情况。《说文·三上·言部》:‘设,施陈也。’‘埶’是‘藝’的初文,其本义是种植树木、谷物。施陈物品与种植树木、谷物这两件事,似有相类之处,‘设’也许就是由‘埶’派生的一个词。也就是说,‘设’可能就是‘埶’的引伸义。当然,以‘埶’表‘设’只是由于音近假借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文集》卷四页493)这样,就揭示了“埶”“设”之间更深层的关系,使读者不但明其然,而且启人思致,能明其所以然。

对“以例读书”的重要性,裘老师在《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一文中说:

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在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校读方面,是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它们能帮助我们解决古书中很多本来难以解决,甚至难以觉察的文字训诂方面的问题。而且一种用字方法的启发,有时能帮助我们解决一系列问题。(《文集》卷四页467468

其实不仅仅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为然,裘老师的论文还有大量古书行文和用字规律的钩稽和归纳,以卷四为例,如第46页称“在西周春秋时代,代词‘是’用作宾语时必定置于动词或介词之前”;第47页称“在较早的汉语里,地名的构词法曾以大名冠小名为常”;第375页称“在周代金文里,重文通常用重文号‘=’代替,而且不但单字的重复用重文号,就是两个字以上的词语以至句子的重复也用重文号。秦汉时代仍然如此”;第415416页称“在我们所看到的古文字资料中,‘文’字写成从‘心’,却没有晚于西周时代的例子。所以汉儒所见的古文经书里决不可能有这样的‘文’字”。类似这样短短的几句话,看起来并不起眼,其实都是作者在大量纷繁的资料中归纳总结出来的,它凝聚着作者的智慧和心血。这些通例,源于实践而又用于指导实践,因而相关的研究每每发人所未发,结论也大多坚确可信。这大约也正是裘老师能取得度越前贤的成就的奥秘所在。

最后,需要特别表彰一下《文集》近乎完美的排版质量。为了写作这篇短文,笔者曾把《文集》中的大多数文章翻了一遍,发现全书极少排版错误。根据《文集》的前言和末尾的编校后记,我们知道为编纂本书,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老师和研究生们付出了异乎寻常的艰辛和努力。他们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如此精美的学术大餐,而且裘老师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学术品格也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传承,这是这部《文集》编纂的另一份收获,而且这份收获的重要意义决不亚于《文集》本身。作为裘团队曾经的一员,我为之感到欣慰和骄傲,也对他们未来的成就充满了期待!



作者简介:张涌泉,浙江省特级专家,浙江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兼任中国文字学会副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1] 裘老师后来在《关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和“绝圣”》一文中,认为“绝𢡺”的“𢡺”应校读为“为”,即《老子》“无为”之“为”(《文集》卷二页516),进一步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观点。

[2] ”“”“”“”等所从的“”“”形部件象人而一脚被锯有残缺,裘老师认为是“刖足人形”而定作“兀”是有道理的。此字释为“”正与《周礼·秋官·司刑》“五刑”的“刖”相合。或释其字为“刓”,未必妥当。

 

真诚做人,严谨为文——《裘锡圭学术文集》读后感

刘钊

 

《裘锡圭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编辑出版规划起始于2007年底,这是我上任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后主抓的第一件大事。经过中心师生近5年的不懈努力和排版、出版单位的辛勤工作,《文集》终于在2012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文集》收录了裘锡圭先生20125月以前所写的论文和文章共302篇,分为《甲骨文卷》、《简牍帛书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杂著卷》共6册,是裘锡圭先生除了专著《文字学概要》之外的所有论文和文章的结集。

编辑出版《文集》的初衷,主要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对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而言,裘先生的文章都是研究者和爱好者经常研读和引用的范文,但却因这些文章发表的时间跨度大,原发表刊物分散,翻检起来很不方便。即使是已经结集出版的如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文字论集》,也因出版时间已过去20年,很难寻觅,以致有人在网上高价出售。因此,学术界多年以来一直有人呼吁将裘先生已发表的论著结集出版,既解翻检不便之苦,又能享受集中研读的快慰;二是受早年科研条件和出版印刷水平的限制,有些文章在最初刊出时或是字形摹写不准,或是资料出处标示不清,或因编辑有删节,或因排版有误植,造成了很多缺憾。为了能更充分准确地理解和学习裘先生的学术思想、治学理念和研究方法,很有必要经过结集,补充修订出版一个定本,以避免一些以讹传讹的发生,使得读者的研读和引用更为顺畅和准确。

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文集》的编辑过程。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既是编辑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通过编辑和研读《文集》,不光在学术上有许多收获,同时在人格理念上也有一定的提升。以下是我通过编辑和研读《文集》产生的一点感想,在这里写出来与研读和使用《文集》的同道一起分享。

在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领域,裘先生的学问和成就是公认的。他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考释方法,创立规则,引领风气,影响了几代学人。前辈学者如郭沫若、于省吾、胡厚宣、王力、张政烺、朱德熙等都曾对裘先生的学问和成就给予过高度的评价,这绝非偶然。裘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赢得如此高的声誉,不靠别的,就是靠人品和文章说话的。裘先生的文章一贯以严谨、有深度、解决重要问题、考释命中率高而著称。在学术界,裘先生的人和文章,简直就是“严谨”的代名词。学术圈内凡是跟裘先生有过接触的人,我想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那就是对于学术问题,裘先生总是能比你考虑得更全面,更深入,一般情况下只能是他指导你,挑你的错,而你很难挑他的错。这就是实力,这就是差距,不得不令人心悦诚服。据说于省吾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曾对自己的学生讲:“你们要想赶上裘锡圭,那还难啊!

古人常将“道德”和“文章”并提,说到裘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严谨认真,必须提到他的做人。我觉得裘先生在学术上的严谨认真,根子要归到他做人的严谨认真上。“文如其人”这一点,在裘先生身上有很充分的体现。裘先生做人的原则是两个字:真诚。真是认真,诚是真实。“实事求是”是他反复强调和倡导的行为准则,他经常用这四个字给人签名。他曾以“求是”为笔名,为儿子起名“裘实”,都是这一准则在思想观念上的反映。他从小开始就立志要求自己,不论做什么事,要么不做,做就要认真做,力争做好。这一点不光体现在学习和研究上,就连文革下放时干铡草、挑担、做饭、烧锅炉等体力活,他也都不惜力气,认真向他人学习,争取干得最好。他曾因在干校时吃苦在前,勇挑重担,被冠以“裘大力”的称号。

大家都知道裘先生在学术上要求很严,标准很高。这个严和高,首先是建立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上。他在学问上的准则是“对己严格,对人公平”。自己的文章反复修改,不断征求周围人的意见,有错必究,有漏必补,有新材料必加,发现前人先己有说必加编按或说明。在学术上从善如流,任何人向他提意见,不管私下还是公开,只要提得对,他从来都是虚心接受,乐于改正。不因人废言,不管学问高低,人品好坏,关系亲疏,甚至曾对自己抱有恶意的人,只要有说得对的地方,他从来都不殚征引,屡加揄扬,一切以学问为依归。对同道或学生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他从来都是勇于批评,直言不讳。他对自己所带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以前都是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多遍的,近年因为患有眼疾,做不到看过多遍了,但仍然定期找学生谈论文,对论文初稿认真审阅,悉心修改。

裘先生要求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也严格。他培养学生从来都是严挑细选,从做学问到做人,都以身作则,甘当表率,真正做到了“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裘先生曾在一次回答记者采访时说:“在人品上、学术上两方面都要做好。这是最最重要的。既要在学术上有好的素养,在人品上也要有好的素养。要首先是个人,然后再是个学者,是个教师。”裘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裘先生对学生的人品有严格的要求,对公共道德和行为准则也有很高的期望。多年以来,他对公共道德的滑坡和行为准则的失范一直忧心忡忡,对社会上一些人不讲公共道德,“损人利己”甚至“损人不利己”的行为深恶痛绝。走在大街上,他会对随地吐痰的人厉声指斥。他利用一切机会呼吁倡导要切实改变这一状况。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就这些问题在政协会议上提过提案,做过发言。收在《文集》第6卷中的《要狠抓日常公共道德的教育》、《谈谈“反求诸己”》和《在基本道德和行为准则方面切实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好的东西》等三篇文章,可以视为他在这方面的集中思考。

裘先生的学生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凡是要给裘先生看的带字的东西,一定要反复斟酌,认真校对,不能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否则将面临的,一定是裘先生的严厉批评。在裘先生周围的人,平时说话如果有用字用词方面的错误,哪怕是读错了字的声调,裘先生都会及时地给予纠正。他的桌边常放有一本大字本的《新华字典》,遇到有声调把握不准的字,他是要随时翻查的。有时为了同事或学生论文中的一个错字,他会专门打电话提醒或告诫。他的这一习惯,让周围的人既避免消除了很多错误,同时也领略了他的认真和细心。我任中心主任后不久的一件事至今让我记忆深刻。当时因一位同事要求调离,我以中心名义向学校起草了一个报告。我自认为这个报告已经字斟句酌,比较完善了,可当给裘先生过目时,他仍然指导我对报告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从报告格式到论述顺序,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整整改了近一个小时。就是这样一件普普通通的例行公文,就是这样一篇并不太长的,交上去可能都不会有人认真看的文字,裘先生都不轻易放过,坚持改到满意为止。这件事对我教育深刻,真正认识了什么叫“裘先生的认真”。

裘先生待人真诚,从不虚与委蛇;心怀坦荡,一贯实话实说。与人交往,不论是面对领导还是一般群众,不论关乎学问还是涉及日常生活,历来都是一片真心,从不敷衍。尤其对待年轻人,更是循循善诱,奖掖提携,不遗余力。记得我在刚刚踏上学术之路时,没少麻烦打扰裘先生,常常给裘先生写信讨教问题,而惜时如金的裘先生每次都亲自给我回信,认真解答。小叩则发大鸣,实归不负虚往。我少不更事,有一次居然让裘先生帮我复印一篇文章,而不久我就真收到了裘先生寄来的文章复印件。当时裘先生已经是大名鼎鼎的学者,而我只是一个懵懂颟顸的学生。这件事至今想来仍然让我感念惭愧不已。后来我得知,得到裘先生各种帮助的年轻学子还有很多,裘先生为很多年轻学子解答过问题,审过文章,买过书,复印过资料,推荐过稿子,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是特例。

毛主席曾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可以套用这句话来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裘先生就最讲认真。”正因为裘先生树立了在事业上不懈追求的坚定信念,具备了不怕吃苦,持之以恒的超凡毅力,同时发扬了始终如一的认真精神,奉行了实事求是的求实态度,因此才能超越常人,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的成功。有这样的信念、毅力、精神和态度,我想任何人,从事任何事业,都会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的。可是说来容易,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却是难上加难。所以我认为,我们和裘先生的差距,固然是学问上的差距,其实归根到底是做人上的差距。

读过裘先生文章的人都会有一个深切的感受,那就是文章中充分体现出的严谨的学风和认真的态度。相信通读过《文集》的人,这一感受会更为强烈。裘先生的文章在发表前,一般都有相当长的不断修改的过程,只要没有付印,改动就不会停止。这些改动不光是概念的厘清,材料的补充,观点的斟酌以及语气的把握,还经常站在读者的立场,考虑用什么结构和顺序,如何遣词造句,才能清楚明白地让读者读懂,让读者接受。他总是强调写文章不是给自己看的,是要给读者看的,要从读者的角度,考虑读者的感受。所以裘先生的文章虽然研究的大都是艰深的问题,但都是用最清晰的分析论述、最严密的逻辑推理、最明白晓畅的语言呈现出来的。裘先生的文章没有废话,没有乱用概念、词不达意、故弄玄虚、糊弄应付的地方。就连写涉及古代思想或民俗等内容的文章,也都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那就是从出土文献和传世典籍中的一字、一词、一段文意入手,剜骨剔肉、剥茧抽丝,最后推出结论,写得实实在在,让读者看得明明白白。而写这类内容的文章,按现今学术界的状况,是很容易写得流于云遮雾罩,华而不实的。

裘先生上过的课程和写过的文章中,都涉及到“中国古典学”这一名称。这些年裘先生经常提到“重建中国古典学”的问题。可以说裘先生所研究的学问,都可以容纳在“中国古典学”这一学科名称下。裘先生是学历史出身,到北大后因教学的需要,开始以研究语言学为主,同时自己又补充学习了很多考古、哲学、思想、宗教、民俗等相关学科的知识。裘先生研究的学问,按现在的学科分类,涵盖了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三个一级学科。他从中国古典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史三个二级学科方向带研究生。所以他的研究有很强的学科融合交叉的倾向,有立体的研究效果,这一点在《文集》中表现得很充分。他既研究古文字,也研究一般文字学,他的《文字学概要》是一本被多次印刷、有多种译本的经典著作。他研究古文字从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一直到秦汉文字,既无缺项,又无弱项。他考释出很多古文字中的疑难字,如《释“柲”》、《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迩)及有关诸字》、《甲骨文中的见与视》、《说“玄衣朱襮䘳”——兼释甲骨文“虣”字》等文,有些考释还是颠覆性的,如《释“”》一文。他考释古文字,研究出土文献富有语言学的眼光,既注重形体考释,又重视字音考订、词义论证和语法分析,因此每言必中,很少失误。他关于汉字形成问题的探讨,关于汉字性质的研究以及汉字新三书说的提出,都推动了语言学上重大问题研究的进展。他研究古文字和出土文献,注重解决语言学和汉语史上的问题,如《说“弜”》、《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关于殷墟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从殷墟卜辞的“王占曰”说到上古汉语的宵谈对转》、《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说金文“引”字的虚词用法》、《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等文。他善于利用出土文献的用字用词习惯来校读传世古籍,解决文献学上的问题,如《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关于〈老子〉的“绝仁弃义”和“绝圣”》、《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地下资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古文献中读为“设”的“埶”及其与“执”互讹之例》、《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等文。他利用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发挥史学功底好的特长,写出《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战国文字中的“市”》、《甲骨卜辞中关于俘虏和奴隶逃亡的史料》、《战国时代社会性质试探》、《啬夫初探》、《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西周粮田考》、《从几件周代铜器铭文看宗法制度下的所有制》、《从出土文字资料看秦和西汉时代官有农田的经营》、《新出土先秦文献与古史传说》等文。这些文章都在史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屡被征引和评介。同样运用“二重证据”法,他还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和民俗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并非〈黄帝四经〉》、《稷下道家精气说的研究》、《说“格物”——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是“恒先”还是“极先”?》、《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究》、《“杀首子”解》等文。他还写有几篇有关考古学的名物考证的文章,如《斗卮和题凑》、《唐墓出土的双陆盘》、《漆“面罩”的名称问题》、《鋞与桱桯》、《说鈚、榼、椑榼》等,充分显示出裘先生研究领域的广博。

除此之外,裘先生还有一系列专门针对学界和社会上在研究汉语汉字、校读古书时的一些不科学的方法、倾向进行纠偏的文章,如《不要以不误为误——语文琐议之一》、《大学生应该注意培养正确使用汉语汉字的能力》、《研究汉字切忌为感情所支配》、《读古书要注意字的古义》、《研究古代文化应该有训诂常识》、《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等文。这些文章都有感而发,切中时弊;指点迷津,金针度人。

201210月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裘锡圭学术文集》首发式”上,吉林大学副校长吴振武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裘先生1952年进入复旦,如果从这一年开始算裘先生踏上学术研究道路的话,到2012年正好60年。《文集》共6本,平均10年一本,非常的了不起。”这番话道出了裘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投入和勤奋,说得非常好。

裘先生的勤奋是出了名的,年轻时的勤奋学界尽人皆知。近年虽然患有眼疾,仍然每天坚持最起码6小时的读书写作时间,并坚持做读书卡片。同时对学术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旺盛的热情和兴趣,每有新书必买,每有新资料、新文章必索取,必快读。在担任多个大型项目的主编、首席专家之余,还行有余力,平均每年发表6篇左右的文章,其效率甚至高过我们这些眼睛正常的年轻人。《文集》出版之后,裘先生还有很多写作和编辑计划正在进行,其中包括两本讲义的整理和修订,两个大型项目的收尾以及很多资料收集齐备就差动笔的文章撰写。

我们希望裘先生能永葆学术青春,为学术界撰写出更多的范文。

《文集》既是学术著作,同时也是一面镜子,其中折射出一个纯粹的学者一心向学的扎实脚步和真诚做人的清介风骨。在当今虚假泛滥、伪劣横行的学界和汲汲名利、浮躁喧嚣的社会中,如何保持学者本色,救学术之衰颓,怎样提升做人底线,挽良心之既倒,可以说《文集》都是最好的参照。在此我愿意与研读和使用《文集》的同道共勉。


 

 

精神与学术的典范

虞万里

 

经学、史学、语言学,古典学或国学,与一般的文化、思想或哲学略有不同,前者要在领域内被公认为大家、大师者,除自身须具备深厚的学养,对学科有前瞻性的远见和创设新的理论外,还必须有极其丰硕而具体的成果,亦即解决过某些尖端领域中大量的实际问题。清代的戴、钱、段、王如此,近代的章、王、陈、顾等等莫不如此。环顾当今学界,能兼具学养、功力、识见而作出令人嘱目的成就者已不多见,而裘锡圭先生却无疑是其中之一。

煌煌六大册的《裘锡圭学术文集》(下简称“文集”),其精义创见已播在人口,学术价值将载于史册,毋庸饶舌。所需揭橥者,现今七十至八十岁上下的学者,蓬勃的青壮年时代与建国后的历次运动相始终,至文革结束,已年届不惑,记忆力最旺盛的时光已消逝不复。及至科技发展,计算机普及,却已知天命而近耳顺,时不我待,与新科技不免暌违隔阂,所以一生的著作,全凭笔耕。三百万字大著作,在一般学者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已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厚度和高度。观其内容多为甲骨、金文、简牍等语言文献之学,讲究证实,摈弃捣虚,又增加无限难度。在生活安定物质丰富计算机普及的现在和今后,学者的资料检索靠一键而得,撰文只是敲键而无臂酸的经验,或许也会有数百万字的成果。姑不论相等的著作不同的价值,即使同样的字数,相比用一支笔在动荡年代,靠一张张资料卡片积攒起来而写成的著作,其毅力与精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弇陋疏浅如我,虽没能遍览这部大著作,但就从所读所习的字里行间,已使我看到了一个严谨不苟、精进不已的大师形象。

《文集》分为六册,各有专题,这只是分类编纂的需要,其实各册之间都有互相关联的内容,更有分卷专题所不能包容的深意。就浅见所及,先生研究甲骨文、金文和简帛文字,探索殷商古史、秦汉思想和古代民俗,都已深入到学科的前沿,但他却始终不忘将考古所得的成果回归文本,印证、纠正传世文献,从而去建立新古典学;将考证所得文字、词汇确义来修正字典词典定义,亦即串联、贯通古代汉语字义词义的平面系统和历史演变。关于前者,曾撰《中国出土简帛古籍在文献学上的重要意义》、《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以上卷2),《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四十年来发现的简帛古籍对传世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以上卷4)等文章不断呼吁;至于后者,也有《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读古书要注意字的古义》、《研究古代文化应该有训诂常识》、《用出土文字资料检验清儒在语文学方面的一些具体见解》、《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以上卷4)等文章,以及散在各篇中的具体意见。

先生认为出土简帛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佚书,也提供了某些传世古籍的最早传本,使我们对古书的真伪、时代和源流有了进一步认识。这些认识可以纠正被古史辨派误判为伪书的错案,同时借着早期传本的发现和观念、方法的更新,使我们能够在新世纪里重建中国古典学。先生曾就简帛古书与传世古书校核和古书真伪两方面探索,分析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揭示应该注意的学术倾向。并说,这次古典学的重建,“虽然可以认为从70年代就已开始”,而“目前所处的阶段仍然只能看作初期”[1]。李学勤先生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也曾说:要真正对现在所释读的竹简作深入的研究,很可能在二三十年之后。两位站在学科前沿的渊博大师对当前简帛研究所表述的不约而同的意见,足以引起我们深思:简帛研究的重心应放在哪里,应该朝什么方向去努力。

《文集》中重建古典学思想形诸文字虽迟在2000年,但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先生就大声疾呼:“整理那些年代久远的传世古籍的时候,应该尽量利用各种地下材料,其中包括考古发现的各种古籍抄本、其他各种古代文字资料以及文字之外的各种有关考古资料。”[2]他就当时所有的简帛古籍来校证传世文本,并列举大量清以来学者如吴大澂、孙诒让、王国维、林义光、郭沫若、于省吾、董作宾等利用地下材料校读古籍的实例和援用秦汉文字资料校读古籍的新例,作为自己立论的佐证。十五年后,又作《四十年来发现的简帛古籍对传世古籍整理工作的重要性》,从简帛古籍对传世古籍形成过程、真伪与时代、传承情况和文字校勘等四方面予以阐述,此文虽只是提要,未全面展开,但其宗旨大义仍是在促进古典学的建立。不久,再以“佴”与“耻”,“设”“埶”与“执”为例[3],阐述简帛古籍用字对传世古籍校读的重要性。体会先生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用相似的题目,同类型的例子,反复论证、申述出土文献对传世古籍校读、认识以及辨别其真伪时代之重要性,其旨意就是要借重历史赐予我们的出土文献,在上世纪古史辨派整理研究基础上,重建中国古典学。回顾近十年来的简帛和古籍研究,利用出土古书校读传世古籍,或校释传世古籍而利用出土古书,都已有很大的起色。但判断不免有高下,故质量亦有差异。如何从文本的文字、音韵、训诂、文例,古书流传增益、沿讹、臆改、引录等诸方面作综合研究,还有待学者共同的努力。

考订金石文字字形字义,虽自清嘉道以后逐渐兴盛,但只是流行在金石学和说文学范围内,民国初年编纂的《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多未吸纳这方面成果。五十年代末,《辞源》、《辞海》开始修订,但宗旨各异,《辞源》偏于语辞,《辞海》重在百科。因修订者多非《说文》学和金石学专家,且中经文革,故与金石考订的新义仍暌违远隔。在两部辞典开始修订的同时,河南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墨子》残简,接着有武威汉简《仪礼》,银雀山《孙子》、《孙膑兵法》、《晏子》、《尉缭子》,河北定县《论语》、《文子》,马王堆帛书《老子》、《周易》,睡虎地秦律、《日书》,阜阳汉简《诗经》、《苍颉篇》等相继出土,研究成果堪称丰硕,而辞典编纂依然故我。文革刚结束,《辞源》修订重新启动,《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也开始编纂。先生曾直接指出:“长期以来,国内古汉语研究工作所凭借的资料多偏重于自古流传下来的文献,地下发现的古文字资料多多少少有些被忽视。”[4]希望修订者和编纂者能将古文字考订成果吸收到辞书中去。1983年,修订本《辞源》已出齐,很少吸收新成果。故1986年,先生在《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一文中有针对性地指出:“近年来的古籍整理工作和字典、词典的编纂工作中,考古资料却往往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前人在利用考古资料整理研究传世古籍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往往受到忽视。这是很不正常的。”[5]此文发表于《文史知识》第8期。这一年,正是《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两部大型辞书的第一卷出版之时,而笔者与编纂之役也已六年。两部大型辞书此后数卷在吸收古文字新成果方面做得如何,本来已是陈年旧事,无须追究。但事有凑巧,时下正是《辞源》重新修订本的尾声阶段,也是《汉语大词典》第二版修订启动之际,笔者也因系《汉大》“旧臣”而重新被召回参与其事。职是之故,就《文集》中择取几个已经考订出的确然有据的古字古义,校核《辞源》和两部《汉大》,或许不无意义。

自,《说文》:“鼻也,象鼻形。”自为鼻是常识,但传世文献绝无本义用例。《辞源》和两部《汉大》皆缺书证。先生揭出甲骨卜辞已有“贞,有疾自,唯有”(《合》11506)一条,即用本义。(《文集》448

金、金石,此两条《辞源》释义,《文集》已有论述。而《大词典》“金”第一义项“金子”用《书·舜典》:“金作赎刑。”与《辞源》相同,都是受孔传影响,唯《大字典》另作解释,不用《舜典》书证。《大词典》“金石”的第二义项“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刚强,心志的坚定、忠贞”,也用《荀子·劝学》“锲而不舍,金石可镂”作书证,系从《辞源》改写而来。先生谓黄金和白银硬度不高,荀例似应指铜。(《文集》4199

嫴,《说文》:“保任也。从女,辜声。”《辞源》用《正字通》引《六书统》“古者妇人辠轻不入狱,保外以待罚。”有其义而无书证,且应直接用杨桓《六书统》一书。《大词典》义①保任,保信。亦无书证。《大字典》同。先生指出云梦秦简《徭律》字省作“𥿍”,有“令𥿍堵卒岁”之语。又省作“姑”,有“令姑堵一岁”之语。在单字下立一通假,即可补入书证。(《文集》441

不惠,《辞源》列①无恩情,②不顺,③愚笨,三个义项。《大词典》列①不顺,②不仁德,③不聪明,愚笨,④谓白痴,四个义项。《尚书·君奭》有“公曰:君,予不惠若兹多诰,予惟用闵于天越民”一句,其中“不惠”显非两部词典之义项所能包容。孔传释为“我不顺若此多诰而已”,将“惠”释作“顺”,是与其释《康诰》“惠不惠,懋不懋”为“当使不顺者顺,不勉者勉”一致,但确实与句意不符。先生根据卜辞“叀”(惠)与“惟”对用之例,如:惟庚。不惟庚,惠丙(《合》5775);惟甲,不惠丁(《合》248),认为“惠”与“惟”“应该是一对音、义皆近的虚词”,“不惠”犹“不惟”。《大词典》收“不惟”条,则“不惠”条下应补“不惟”一义项,并以卜辞作书证。(《文集》4408/409

商赉,此词出于《尚书·费誓》:“我商赉汝。”《辞源》和《大词典》皆不收,殆惑于孔传“我则商度汝功赐与汝”之解,不认为是一个词。但两书皆在“商”单字“计量”义项下以《费誓》为证。先生谓“商”在殷周金文中常用作“赏”,这从清末学者方浚益、刘心源提出后,得到于省吾、杨筠如等人的赞同。“商”通“赏”,则“商赉”即“赏赐”,此词应该收录。《大词典》编纂时,方、刘之书少见,而于氏《尚书新证》和杨氏《尚书覈诂》时作参考,但却一时失检而失收。(《文集》4408

势施,《淮南子·说林》:“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难;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势施异也。”又《泰族》:“轮员舆方,辕从衡横,势施便也。”注《淮南》者多家,而于此皆无解说。先生揭出武威汉简《仪礼》多将“设”字写作“埶”,“埶”、“势”常互换,则“势施”即“设施”。“埶”又与“执”相混,《礼记·内则》“少者执床与坐”,施设床不宜用动词“执”,显然也应是“设”。“势施”和“执床”两部词典应收而皆不收,原因很可能是难以确切解释,或因字面改换后不认为是一个词。揭明了“势”、“执”与“设”关系后,“势施”和“执床”似应立目作解。(《文集》4467

以上所举,有可以追溯本义、纠正释义,有可以补书证、补义项,也可以增加通假义、增立新词目。所用仅是先生《文集》中所考订的随手摘录几则而已。缘此推想,考古发掘之实物和甲金简帛文字之研究所取得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对古代语言和历史的认识,也可以大大完善古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三十多年前,先生用自己研究的成果和前瞻性的识见,呼吁词典要吸收出土文献和考古研究成果,而事实上,三十多年来的古汉语词典编纂,仍然很少借鉴、应用考古成果。清儒在考释经典和古代字书时,无甲骨、金文和简帛的依凭,但他们百计参考《说文》古文、籀文和汉隶字形,现在大量的实物文字摆放在眼前,又有学者丰硕的研究成果,却仍然充耳不闻,闭门造车,不免显得可惜而遗憾。学术成果若只局限在学者的视野中,是无法进入一般读者范围的。只有当它融入、体现在词典的释义中,才容易被广大读者所接受,从而也能使我们的古汉语词典更加准确完善。兹值两部词典修订的契机,借先生《文集》出版的机会,重提古汉语词典编纂中借鉴考古成果问题,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文集》的重大学术价值固然在于引领和推动古文字和先秦秦汉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研究,笔者不贤识小,仅搴取与古籍校勘和词典编纂有关的一二方面略述学习体会。我觉得,先生之所以成就此大事业,固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功夫,然更与其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能截断众流,不逐波沉浮的学术精神有关。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算机刚开始普及,键盘一时逾越不过汉字的繁夥,应对不了字形的复杂,于是汉字落后论又重新抬头。一面是先进科技所产生的计算机,一面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古老汉字,所以汉字落后的意识很迅速地侵入人们的意识,走世界拼音化道路的论调霎时间甚器尘上。先生独立不阿,以“研究汉字切忌为感情所支配”为题,客观地指出:“汉语中单音节语素占优势,同音语素很多。记录这样的语言,汉字这种类型的文字体系显然是比较适宜的。”从而认为“脱离汉语的特点,抽象地讨论汉字跟拼音文字的优劣,是没有意义的”[6]。当时的汉字信息处理技术已经出现很好的势头,先生看到这个前景,提出应在计算机科技方面加快发展,而不能脱离实际去勉强地改革汉字。90年代初,计算机区位编码有限,应对不了数万个繁体字。不数年,外挂汉字软件已初步消除了使用繁体写作和撰写古文字文章者的困惑。二十年后,“中华字库”工程启动,先生出任项目的首席专家,绝非是因缘际会的荣膺,而是一种学术涵养、学术地位和学术精神实至名归的担当。笔者殷切期盼字库工程早日完成,造福于所有运用汉字的人类。

 

201378日时将赴烟台参加《汉语大词典》(第二版)工作会议




[1] 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裘锡圭学术文集》卷二《简牍帛书卷》,页336

[2] 裘锡圭《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裘锡圭学术文集》卷四《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页378

[3] 裘锡圭《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裘锡圭学术文集》卷四《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页464468。按,此文之例来自先生两年前所作《古文献中读为“设”的“埶”及其与“执”互讹之例》,同上,页451460

[4] 裘锡圭《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裘锡圭学术文集》卷四《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页40

[5] 裘锡圭《阅读古籍要重视考古资料》,《裘锡圭学术文集》卷四《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页411

[6]裘锡圭《研究汉字切忌为感情所支配》,《裘锡圭学术文集》卷四《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页101

甲骨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评述

赵平安  王子杨

 

历时六年编纂的《裘锡圭学术文集》(以下简称《文集》),在学界同仁的关注和期盼下,终于在20126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古文字、古文献乃至古代文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全书按照文章的研究对象分为六卷,分别是《甲骨文卷》、《简牍帛书卷》、《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语言文字与古文献卷》、《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和《杂著卷》。内容博大精深,堪称当代文史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对于笔者来说,学习研究《文集》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这里仅能就其中《甲骨文卷》做一粗浅评述。

一、关于甲骨分期断代

断代和识字是甲骨文研究的基础工作。《甲骨文卷》关于分期断代的文章只有一篇,即《论“历组卜辞”的时代》(收在《文集》第92139页,以下简称《时代》),但却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裘先生对甲骨文断代的基本观点。大家知道,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至关重要,它不但影响着整个殷墟卜辞断代体系的最终确定,同时也影响对这批卜辞材料的正确使用。从董作宾先生开始,学界一直都把历组卜辞列为第四期,认为是武乙、文丁时代的卜辞。《时代》一文从文例、字体、用字习惯、坑位、考古学地层五个方面对“历组卜辞为武乙文丁时期说”予以反驳,然后从亲属称谓、人名和占卜事项三个方面举出大量证据详加论证,最后得出结论:

从前面讨论过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完全可以肯定历组卜辞跟宾组和出组早期卜辞是同时代的。也就是说,历组卜辞应该属于武丁、祖庚时期。这种卜辞里的父乙是武丁对小乙的称呼,父丁是祖庚对武丁的称呼[1]

由于《时代》所举例证丰富,论证严密,所以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从而使得李学勤先生1977年提出的历组卜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这一正确论断深入人心[2]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时代》一文除了论定历组卜辞属于武丁、祖庚时期以外,还提出了一些重要创见,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时代》指出,历组卜辞跟宾组、出组卜辞同时,但文例、字体却与宾组、出组卜辞有比较大的差异,这跟时代因素无关,很可能是因为分属不同的占卜官署(《文集》第119页)。又说,历组卜辞出现晚期的字形,在早期并不是不存在,只不过宾组卜辞不用它们罢了(《文集》98页)。这些意见现在看来,在解释卜辞所呈现出来的方方面面的“类组差异”上仍具指导意义。

第二,《时代》讨论了“历、𠂤间组”(即𠂤历间)卜辞跟𠂤组、历组卜辞的关系,明确指出三者可能沿着“𠂤组——历、𠂤间组——历组父乙类(即历一)——历组父丁类(历二)”这样途径而逐渐演变的。同时又认为,“历、𠂤间组”卜辞和宾组卜辞都是由𠂤组卜辞发展出来的(《文集》119127页)。这就比较清楚地运用“两系说”勾勒出不同类组卜辞的先后演变关系,为后来的学者进行分类断代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3]。赵诚先生评价说严格讲来,后来定型时的两系说的格局,实际上首先是由裘氏提出。”[4]所言是公允的。

第三,《时代》提出真正的文丁卜辞的问题。《时代》认为“可能文丁卜辞的重要蕴藏地不在殷墟已发掘的范围之内,也可能已发现的甲骨文里本来有不少文丁卜辞,但是被我们误认为其他时期的卜辞了。”(《时代》在页下注举出两片文丁卜辞)文丁卜辞问题引起其他学者的注意,后来李学勤先生[5]、林澐先生[6]都曾详加讨论。

综合上述,可以认为,《时代》一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裘先生对甲骨分类断代的总体认识。

二、甲骨文字考释

裘先生是古文字考释大家,他所考释的甲骨文字要么是出现频率高的常用字,要么是困扰学界多年的疑难字。《甲骨文卷》收入甲骨文字考释的篇章最多。如《甲骨文字考释(八篇)》、《甲骨文字考释(续)》、《殷墟甲骨文字考释(七篇)》、《殷墟甲骨文考释四篇》、《释殷墟甲骨文里的“远”“𤞷”(迩)及有关诸字》、《释“柲”》、《释“求”》、《释“”》、《释“木月”“林月”》、《释殷墟卜辞中的“卒”和“𧙻”》、《释“衍”“侃”》、《释殷墟卜辞中的“”“”等字》、《殷墟甲骨文“彗”字补说》、《释西周甲骨文的“𠧙”字》、《释“厄”》、《释“尌”》、《释“”》、《关于殷墟卜辞的“瞽”》、《甲骨文中的见与视》这些篇章基本上以文字考释为主。

另外,裘先生在利用甲骨卜辞材料研究商史时,也经常考释一些甲骨文字,如《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五刑》一文中考定“”、“”、“”等形体为“刖刑”之“刖”,释“”、“”为“剢刑”之“剢”(《文集》16页)。又如《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鞀”》一文考释出“丰”、“鼗”、“置”、“竽”等字(《文集》页36—50),《释殷墟卜辞中与建筑有关的两个词——“门塾”与“𠂤”》一文考释了“孰”、“𠂤()二字(《文集》页299—304),等等。这体现了裘先生以古文字资料研究上古史的治学路数。

裘先生考释文字一向以“材料全面”、“论证严谨”著称,文章结论大多可靠。关于裘先生考释甲骨文字的具体成果,学者并不陌生。这里只谈谈裘先生考释甲骨文字的一些特点。

第一,重视待考甲骨文字出现的语言环境,即重视卜辞辞例对文字的限制作用。这里举两个例子。先说“鼗”、“竽”二字的释出。卜辞常见“奏庸”(有时说“惠庸奏”)、“置庸”之语,根据《诗经•商颂•那》毛传“殷人置鼓,周人县鼓”的说法,“庸”显然就是文献中的乐器“镛”。卜辞又常见“奏”、“置”,“”字出现的语言环境跟“庸”全同,于是裘先生推定“”也应该是乐器名,联系“”跟“”、“”的关系,裘先生认为“”应该读为“鞀”,文献也作“鼗”、“鞉”等形,《诗经•那》“置我鼗鼓”,可证。“竽”字释读思路与“鼗”全同。

又如甲骨文“远”、“迩”的释读。无名组卜辞有“”、“”两个字,其出现的语言环境常处于对贞位置,如《合》30273:“于。○在。”根据卜辞“于”、“在”对举表示时间、空间有远近的不同,裘先生推定“”跟“”“当有远近的不同。”根据这一线索,并结合二字字形,“断定‘’应该释作‘远’,‘’应该释作西周金文借作‘迩’字用的‘𤞷’。”

上引两个例子表明,裘先生在释读甲骨文字时,高度重视卜辞辞例对待考文字的限定作用,常常根据待考文字在具体卜辞中的意义来锁定释读方向。正是因为从辞例出发,大大增加了考释的可信度。

这种方法,本质上就是语言学的方法。

第二,重视历史的比较。裘先生考释一个古文字使用的字形材料,经常是上自甲骨,下至篆隶,上下贯通,力图把一个古文字的演进序列梳理清晰。因此,在考释金文、战国秦汉文字时也时常上溯至甲骨文,连带考释甲骨文字。如在《说“玄衣朱襮䘳”——兼释甲骨文“虣”字》一文中考释出金文“虣”字后,又上溯甲骨卜辞,把甲骨文中的“”、“”释为“虣”[7]。又如在《史墙盘铭解释》一文注解13下将甲骨文“”字释为“妍”[8]。由此可见,裘先生在甲骨文字考释方面的成果,绝不仅仅局限于《甲骨文卷》,这是读者需要加以注意的。

第三,重视待考文字所处的类组。裘先生是较早具有甲骨分期分类观念的代表学者之一,他充分运用分期分类的理论考察处于不同类组卜辞的文字形体,揭示出前人未加注意的文字现象,成功考释出一批未释字。

如“黍”字异体的考订。裘先生在《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一文中把过去习惯释为“粟”、“粱”、“穧”的“”、“”以及释为“来”的“”等形都改释为“黍”。他在讨论这些字的形体和用法后着重指出,确定无疑的“黍”字如“”、“”“”、“”者皆见于宾组和少量的𠂤宾间组卜辞,“”形主要见于𠂤历间组卜辞,“”、“”之形则一般见于历组卜辞以及字体介于历组和34期之间的卜辞(引者按,即“历无名间类卜辞”)。据此,裘先生说“从1-5各类字形在各类卜辞里出现的情况来看,也只能得出它们都是‘黍’字的结论。”现在,“”、“”、“”等形体皆为“黍”字已成定论。

又如“罝”字异体的释读。他认为三、四期的“”“是从‘网’‘疋’声的一个形声字,结合字形和辞义来看,应是一种田猎用网之名(《合》10207一例似用为动词或人名)。这个字跟《尔雅·释器》‘兔罟谓之罝’的‘罝’字大概是一字的异体。‘且’、‘疋’二字的韵母在上古都属鱼部。‘且’是清母字,‘疋’是生母字,声母, , 的读音在上古也相距不远。‘疋’、‘足’本由一语分化,‘足’是精母字,声母跟‘且’就很接近了。所以‘罝’跟‘’是一字异体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据此,裘先生认为“”与第一期常见从“网”从“兔”的“”字是一字异体,表示同一个词,皆当释作“罝”。

三、卜辞语言研究

裘先生非常关注卜辞中的语言现象,也解决了卜辞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甲骨文卷》收入这方面的文章以《说“弜”》、《释“勿”“发”》、《说甲骨卜辞中“戠”的一种用法》、《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关于殷墟甲骨卜辞的命辞是否问句的考察》等为代表。

《说“弜”》与《释“勿”“发”》是密切相关的姊妹篇。在这两篇文章中,裘先生对卜辞中否定词的使用和分布进行了非常深入、细致的研究,主要解决了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勿”、“ ()”、“弜”三个字的造字本义及其相互关系;第二,“勿”、“发”、“弜”跟“不”、“弗”两组否定词的用法差异。对于第一个问题,裘先生认为,“勿”的本义是“分割”、“切断”,是“刎”之初文;“”当释为“发”之初文。卜辞中用作否定词的“”、“勿”是语言里同一个词的不同假借字。而“弜”跟“勿”、“发”也可能表示同一个词。但“弜”多出现在第二期后期以后的卜辞,“()”多见于第一期和第二期前期的卜辞。对于第二个问题,裘先生说过非常重要的一段话:

在四个主要的否定词里,“”和“弜”的用法很相似,“不”和“弗”的用法也比较接近,而“”、“弜”和“不”、“弗”的用法则有明显的区别。粗略地说,“不”、“弗”是表示可能性和事实的,“”“弜”是表示意愿的。如果用现代的话来翻译,“不……”、“弗……”往往可以翻成“不会……”,“……”、“弜……”则跟“勿……”一样,往往可以翻成“不要……”[9]

对“不”、“弗”跟“勿”、“弜”用法差异的揭示,使得我们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相关卜辞,更为重要的是,根据这个差异可以判断否定词后面所接谓词性成份的意义指向。具体来说,对于一个未释字,如果它的前面总是出现“不”、“弗”一类的否定词,则这个未释字所表示的动作或情态应该是占卜主体不能控制的;反之,它的前面出现“勿”、“弜”,则表示这个未释字所表示动作是可以控制的。利用这个方法,可以锁定未释字的释读范围,也可以判定一个考释成果的合理与否。从这个角度看,裘先生对卜辞这组否定词的研究成果,意义重大。

《说甲骨卜辞中“戠”的一种用法》(以下简称《戠》)跟《卜辞“异”字和诗、书里的“式”字》(以下简称《异》)二文也是运用语言学观念成功进行卜辞语言研究的范例。

《戠》文先是归纳出有一种“戠”字总是出现在“勿/+VP”后面,也有“戠”用在“勿/+VP”前面的例子,于是断言“戠”当自成一读,并且“戠”应该跟“勿/弜”后面的动词含义相对。最后裘先生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根据‘戠’的字音,在古汉语里找出一个在语义上可以跟上列这些词处在正反相对的地位的动词。看来这个动词只能是须待的‘待’。”[10]《异》文思路相类。《异》文首先确定“异”的语法位置,即位于主语之后,语气词“其”之前。然后分析处于这种语法地位的词可以有哪些,通过逐一比较后推断卜辞里的这种“异”字,应该是语法性质跟“唯”、“允”很相近的一个虚词。进而联系《尚书》、《诗经》等周代文献中的“式”字用法,发现此种“式”字用法跟商代甲骨卜辞“异”相同。最后得出结论,“异”跟“式”有可能是同一个词在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体现。

我们从《戠》、《异》二文得到有益的启示是,研究卜辞中具体一个词的用法时,应该仔细归纳该词在全部甲骨卜辞中的用例,着重分析它的语法功能,进而推求它在卜辞中显示的语义指向,然后再根据语音线索指认相当于文献中的哪个词。

《谈谈殷墟甲骨卜辞中的“于”》一文运用详实的卜辞材料对古汉语中极为重要的介词“于”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研究,讨论了如下问题:一、卜辞中有没有用为动词的“于”;二、“位移动词++处所词”结构中“于”是动词还是介词;三、卜辞所见介词“于”的虚化程度;四、卜辞中介词“于”可加可不加现象的解释。这几个问题裘先生解决得都很好。尤其是介词“于”可加可不加现象的解释,更是圆通精彩。裘先生指出:“在介词‘于’产生之前,后来可以用‘于’引介的、表示行为的对象或处所的词语,无疑有很多是可以直接跟所从属的动词相结合的。加介词‘于’的格式产生后,旧的格式也仍然使用,就形成了‘于’字可加可不加的现象。”

四、以卜辞材料研究商史

以古文字材料研究上古史一直都是裘先生的志趣所在。《甲骨文卷》收录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少。如《甲骨文所见的商代五刑——并释“”“剢”二字》、《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鞀”》、《说卜辞的焚巫尫与作土龙》、《甲骨文中所见的商代农业》、《甲骨卜辞中所见的逆祀》、《从殷墟甲骨卜辞看殷人对白马的重视》、《从一组卜辞看殷历月的长度和大小月的配置》等。上述文章涉及商代社会的法制、音乐、历法、农业、祭祀等诸多方面,或可与传世文献对应,或可补充文献之失,是研究商代社会史必须参考的重要文献。

举个例子。根据《尚书•吕刑》、《周礼•秋官•司刑》等传世文献,周代存在墨、劓、宫、則、杀五刑是非常明确的,商代是否有五刑,这是研究法律史的学者非常关心的问题。裘先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五刑——并释“”“剢”二字》运用甲骨文材料,明确指出商代确实存在这五刑,“用刑的主要对象,似乎仍是异族的俘虏和奴隶。但是商代国家已经形成,本族人降为奴隶的情况也已出现,‘五刑’无疑也已经是统治阶级对付本族人民的一种手段了。”(《文集》第15)这就用甲骨卜辞材料将五刑的存在年代上提到殷商。

又如《礼记•郊特牲》说“殷人尚声”,《诗经•商颂•那》描写了商王祭祀先祖时使用了各种乐器演奏。然甲骨卜辞中除了鼓、磬、龠就没有其他乐器了,不禁令人疑惑。在《甲骨文中的几种乐器名称——释“庸”“丰”“鞀”》一文中,裘先生在卜辞材料中找到“庸(大钟)”、“丰”(大鼓)、“鼗”、“竽”、“熹”等乐器名称,大大丰富了商代乐器的品类,为研究上古音乐史提供了重要史料[11]

再如商代是农业社会,商人种植什么作物?使用什么农具?生产过程跟今天有什么不同?这些都是摆在学者面前的问题,尤其是治上古农业史的学者,对上述问题更是感兴趣。《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农业》一文运用大量甲骨卜辞材料,从农作物的品类、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过程三个方面描写了商代农业生产的基本面貌,大大丰富了对商代农业的认识。裘先生在文章最后总结说:

商代农业主要种植禾(谷子)和黍。禾是一般的粮食,黍主要为贵族阶级所享用。生产工具主要是木制的耒、力(耜)和石、蚌等制作的铲、耨、刈(镰)、铚等物。清除荒地上的树木,除了用焚烧等方法外,主要靠石制的辰和斧、斤。耕作制度大概主要采取撂荒制。肥料主要是“以水火变之”的草木和禾秆。殷人相当注意整理土地的工作,他们的撂荒耕作制已经超越了种缦田的阶段,土地撂荒的时间可能多数已经比较短了。当时已经耕种了不少低下潮湿的隰田,防水涝和排水的措施应该已有一定的水平。(《文集》269页)

这段总结已经把商代农业现状的方方面面都点到了。

必须指出的是,《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卷》收录的《甲骨卜辞中关于俘虏和奴隶逃亡的史料》、《关于商代的宗族组织与贵族和平民两个阶级的初步研究》、《甲骨卜辞中所见的“田”“牧”“卫”等职官的研究——兼论“侯”“甸”“男”“卫”等几种诸侯的起源》、《说殷墟卜辞的“奠”——试论商人处置服属者的一种方法》诸文也是利用卜辞材料研究商史的杰作,诸文对商代社会的性质、阶级组成、职官制度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的意见。

裘先生利用甲骨材料研究殷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实事求是,有多少材料说多少话。绝不在材料不足的情形下作过多推阐,决不为了迎合已有观点摒弃或曲解对自己看法不利的材料[12]。正是秉持这一治学原则,裘先生发表的有关古史文章大都材料翔实,论证周密,观点可信。

以上从四个方面对《甲骨文卷》进行了简单的评述,限于学力,可能并不到位,甚或有理解上的错误,请裘先生和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作者简介:赵平安,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教授。王子杨,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文研究中心讲师。

[1] 裘锡圭《论历组卜辞的时代》,《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页118,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6月。

[2] 最早认识到历组卜辞的父丁是武丁、父乙是小乙的学者是加拿大学者明义士,李学勤先生接受这一观点,并正式提出历组卜辞是“武丁晚年到祖庚时期的卜辞”。李说参看《安阳殷墟五号墓座谈纪要》,《考古》1977年第4期,页345;又《论“妇好”墓的年代及有关问题》,《文物》1977年第11期,页3237

[3] 黄天树《殷墟王卜辞的分类与断代》,文津出版社,199111月;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月;李学勤、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12月。

[4] 赵诚《断代和历组卜辞讨论》,《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6期,页9

[5] 李学勤《小屯南地甲骨与甲骨分期》,《文物》1981年第6期。

[6] 林澐《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古文字研究》第九辑,页111154,中华书局,19841月;收入《林澐学术文集》页100128,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12月。

[7] 裘锡圭《说“玄衣朱襮䘳”——兼释甲骨文“虣”字》,《裘锡圭学术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页35,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6月。

[8] 同上,页7

[9] 裘锡圭《说“弜”》,《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页15,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6月。

[10] 裘锡圭《说甲骨卜辞中“戠”的一种用法》,《裘锡圭学术文集·甲骨文卷》页160166,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6月。

[11] 宋镇豪先生后来又找出一些乐器名称,参《殷墟甲骨文中的乐器与音乐歌舞》,《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二辑,页3970,“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912月。

[12] 颜维琦《裘锡圭:治学三精神》,《中华读书报》20121226日第17版。

 

《裘锡圭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发言摘录

20121022

刘钊教授: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由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与复旦大学出版公司联合举办的《裘锡圭学术文集》新书发布会今天在这里举行。首先,我代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对各位领导和嘉宾的莅临表示衷心的感谢!

《裘锡圭学术文集》的编辑出版是我们中心2007年就确定的一项重要工作。《文集》从编辑到出版,历时近六年的时间,经过多次校改和反复修订,今天终于大功告成。这期间学校各级领导和今天在座的许多领导和嘉宾都对《文集》的编辑出版表示过关注,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杰申电脑排版有限公司更是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对此我们中心所有人员都感念不已、牢记心中。

《裘锡圭学术文集》是裘先生学术研究道路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裘先生学术思想、学术理念、研究方法、学术贡献的集中体现。通过《文集》,我们可以充分体会到裘先生对中国古典学的全面把握,对古典学中文史哲各领域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和精深研究尤其是通过《文集》,我们会深切地领略到充满整个《文集》中的那种严谨、平和、踏实和细腻的学术风格,而这些恰恰是在当今浮躁空疏的学术界不多见的。所以,我们编辑《文集》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受教育的过程。

黄德宽教授:

裘先生的书可以说是博大厚重,他研究的范围包括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简牍、帛书等古文字学的各个领域,涉及到古文字学、历史学、文献学、哲学、思想史、民族史等方方面面,内容非常广阔,然而这些广博的学术领域在裘先生这里得到了有机的贯通,真正做到了学问有通。裘先生的治学有着突出的特点,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求真求是、为典为范。裘先生长期以来追踪学术前沿,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严密的学术论述和细腻的思考,写出许多重要的文章,很多论著被学术界誉为经典,他的研究是真正意义上推进了中国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进步。长期以来,他追求真知的精神、潜心治学的态度,堪称当代学术界的杰出代表和典范。从事古文字学研究的很多年轻学者,就是读着裘先生的文章,学习和借鉴他的研究方法,按照裘先生的路径来治学的。我们认为,说裘先生在学术界,特别是在古文字学界是一个典范,一定会得到大家的高度认同。在指导学生的时候,我经常提醒学生,除了读裘先生的文章之外,还要认真地读裘先生文章的注释。裘先生每一篇文章的注释内涵都非常丰富,他不仅交代了所有学术思想、见解、资料的来源,让我特别感动的是,在很多的注释中——某人跟他讨论过这个问题、提了哪些建议——他都一丝不苟地注在上面。还有就是要留意体会他在论文集中写的按语,不同时期选编的论文集的按语,往往反映出他不断地修正自己的观点、不断地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体现出他的研究不断地走向新的高度。我就常跟学生讲,读裘先生的文章,把裘先生的注释读懂,认真去体悟他的按语,将会使你们终身受益,因为我本人也从中深获教益。在学风浮躁的当下,裘先生求真求是的治学精神和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他成为中国学术界当之无愧的楷模。

吴振武教授:

裘先生是享誉海内外的古文字学家。我们这一代做古文字的人和比我们更年轻的学者,都是读着裘先生的著作成长起来的。中国大陆建立学位制度已有30多年,我可以肯定地说,古文字行业的学位论文,无论是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没有不在参考文献里列入裘先生著作的。原因很简单,从研究的时间跨度上讲,从远早于甲骨文的文字起源阶段,一直到出土的秦汉文字资料;从研究对象的宽度上讲——用于老生前的口头禅来说——就是甲骨、金文、陶、石、玺、化、竹简、缯书,裘先生是无所不究、无所不精。而且裘先生也是最善于利用出土文字资料来研究古代历史、校订传世文献、考察汉语演变的学者。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两点是,第一,在古文字这样一个不知道的事情太多的行业里,我们一般研究的人也会有所创获,但是你要么靠多讲以求讲对几件事情,要么靠少讲以提高你的命中率,而像裘先生这样讲得多而且命中率极高的学者,大概绝无仅有。我刚才听介绍裘先生的时候才想到,今年恰是裘先生进入学术这一行60周年,他是1952年进入复旦大学的。60年来,这样六本文集,还不包括其他专著,平均十年一本,这样厚重,非常了不起。所以从前有个业内朋友私下跟我说,我们这代人很幸运,能够荣幸地跟裘先生这样伟大的学者生活在同一时代,但我们这些人也很不幸跟裘先生生活在同一时代,因为你很难超过他。第二点,裘先生的文风和学风朴实、严谨、端正,这是有目共睹的。古今中外治学的人,有几个能像裘先生那样,既尽可能地不埋没他人的研究成果,又不断严肃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只要看看裘先生每一次论文结集出版的时候,都要不厌其烦地加编按和校按,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而且像他这样的优良学风还确确实实影响到整个行业。今天古文字学界有好于其他行业的学风,跟我们有裘先生这样的行业领头人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以为,裘先生才是我们心目中不被称为大师的真正大师,他的著作才是真正可以传之久远的学术精品。

李学勤教授贺信:

裘锡圭先生对学术研究的卓越贡献,人所共知。几十年来,我从其论著中获益极多,难以缕述,因而我敢断言,这部《学术文集》将为关注中国古文字与古史研究的中外学人所必读,进一步产生深远的影响。

陈炜湛教授:

裘先生的这本文集足以代表中国当代古文字学界的水平。裘先生研究的范围之广,研究问题之深,在当代我们同辈学者中间,很难找出第二个来。在当代,特别是在中国大陆,要研究古文字,要研究甲骨文,不可不读裘先生的文集,不可不了解裘先生在这些方面做出的贡献和他的学术观点。

真正尊重文集、尊重学者,就要做到正确地衡量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裘先生的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我在有关的文章、表述里面也引用过不少。裘先生的有些意见我是不太赞同的,恐怕还得消化,还得继续研究裘先生的观点和一些著作。比如说仰天湖竹简有一个字,裘先生、朱先生认为是字。当时我并不赞同,商先生也受到我的影响,说那不是,是字。后来郭店楚简材料出来,其他材料也证明,裘先生、朱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那是个字。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有些问题是需要时间来解决的,需要新材料来解决。这种新发现、新材料证明裘先生写的文章很多意见是正确的,但我们一开始没有接受,所以我觉得要认真地阅读和研究裘先生的文集和相关的论著。

从裘先生的几十年来修身和处事来看,确实有大家风范。我看了裘先生文集第六卷杂著中,收录的主要是非学术性的文章。但其实很多文章本来是很重要的论文,裘先生把它们自贬一级,列入杂著而不是放在前面卷去,这与学术界当下有学者以各种根本不是论文的文章算作论文去申报各种奖项、各种职称的做法,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刘雨研究员:

我非常敬佩裘锡圭老师人格的魅力,我觉得他今天之所以做出这么多成绩,做出这么多令我们感动的学术成果,是植根于他有着高尚的人格。他从不奉承,任何一个人跟他提出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他不会敷衍你。我有时候有一些文章给他寄过来看,他总是连最具体、最细微的地方——我哪怕写得不对——他都很不客气地指出来。我非常感动,因为没有名、没有利,而且还是多年离开的一个学生,他都很亲。一直到最近,我们整理《唐兰全集》,我几乎每一步到了关键时候都要给裘老师写一封信,和他谈一谈。他都能够不厌其烦地给我具体指出来这一步应该怎么做。他的意见是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不像有一些学者,学问也很大,但是他敷衍你,好、好、好,这样说过就完了。裘先生从来不这样,他对学生也好,对和他有接触的随便的一些人,他都不敷衍你,非常认真的。这体现在他的学术文集里面也是这样一种精神。我觉得做人、做学问都是一回事,学问要做好植根于你的人好。

杨忠教授:

高校古委会成立将近30年,在这将近30年的过程中,裘先生对高校古委会的工作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古委会的许多重大决定几乎都要征求裘先生的意见,而裘先生从来都不敷衍,从来都是很认真地思考并且提出他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他对古委会的工作非常关心,特别是有关学术方面的事情,他都尽他自己的力量去努力帮古委会做了许多工作。

比如说,裘先生是我们高校古委会项目评审组的成员。项目评审的时候,裘先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在评审过程中,不光是要求严格,而且对青年学者非常公允,都是从提携和鼓励的角度来评定年轻学者的深浅。又比如说,古委会曾经委托裘先生主持古文献学教材的编写,他是真正的主编,从确定选题到确定一个一个的撰稿人,开过很多次会,跟大家一起商量。撰稿人的稿子交来以后,裘先生又自己审订,自己看稿子,花了他很大的心力。我想现在的很多主编都是做不到的。再比如说,我们高校古委会有一个刊物,经常有一些青年学者的投稿——假如是有关古文字或者出土文献的——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往往会请裘先生帮我们看一看、审订一下稿件。像裘先生这么一位大家,这么繁忙的工作,但是对于青年学者的稿件都认真地提出修改意见,这使我们非常感动。

裘先生为人的正直、宽容、纯真,为学的求实、求真、不发陈言,一直是使我们感慨和乐道的。在做人和做学问两方面,裘先生都是我们的楷模。

李伯谦教授:

我是搞考古出身的,和裘先生年龄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裘先生1956年毕业的时候我刚来北大,从这个角度来讲,他首先是我的老师;但又是朋友,因为很多事情向他请教过,他没有摆架子。我主持的晋侯墓地的发掘,凡是古文字不懂的地方,首先想到就是要向裘先生请教。我曾经写过一篇叔虞鼎的文章,送给裘先生看,裘先生给我批注得密密麻麻的,哪些书可以引用,哪些书不可以引用,他就这样注在两边,非常非常详细。我想从这个角度讲,裘先生这个学术文集的出版也是要树立一个榜样、树立一个方向,做学问一定是要做成这样。

另外,我还想讲一下裘先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当中做出的贡献。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不同学科,其中古文字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很多很关键的一些观点的确立和认可都是听了裘先生的意见。比如说山西发掘的寝孳方鼎,()王廿祀,过去是这么考释的,裘先生说不对,应该是字,所谓廿应该释,是唯王曰祀。这样一种观点,以前从来没有人提出来的,是裘先生提出来的,有的先生认可了。我想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当中,尽管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在这个方面,裘先生做了很重要的贡献。

朱凤瀚教授:

我觉得裘先生做学问不光是严谨,而且目光很犀利。以前我的老师王玉哲先生跟我说,没有新观点不要写论文,我认为裘先生正是这样的,每出一文必有新见,都使人耳目一新。裘先生的有些文章是好几年前写的,到现在都站得住,说明裘先生的学问确实是非常扎实的。

裘先生最早是学先秦史的,从胡厚宣先生治先秦史。研究先秦史,如果光凭以往传世的文献是很难作文章的,我觉得裘先生在将出土文献、古文字资料与传世文献综合起来治中国上古史,用功甚深,成就非凡。我较早時读裘先生的文章是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文史》上发表的两篇论文,一篇是讲商代的宗族,一篇是讲商代的”“”“”“,这两篇文章,现在看来我觉得还是研究中国上古史特别是商史的非常重要的文献。我觉得过去在先秦史研究中,很多学者虽然也引用古文字资料,但是在文字考证上下功夫不够,往往利用旧有的但未必是正确的说法,要用二手资料。裘先生不是,他极为精细地梳理甲骨文、金文等很多资料,从不苟从,而是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澄清了以往很多不够确切的认识,因此研究所得结论就多有超人之处,就更为深刻。1997年我在《历史研究》发表过一篇文章《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文中写张政烺先生,说张先生考证古文字不是孤立地考证古文字,他往往是将功夫下在甲骨文、金文中的一些对解决与古代社会历史研究有极密切关系的难字上,这个字一认识就会使许多卜辞与器铭得以通读,就会解决一系列问题。在下面写到裘先生,我说裘先生也是一样,在甲骨文字研究上特别是也重在攻克一些难度较大而且对商史研究至关重要的甲骨文字,而考释的结果多被学者们认同,创获尤多。这说明裘先生在治学路径上,在学术问题的着眼点上,还有我刚才说的观点的犀利上,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看裘先生这套文集,有一卷分类是古代历史、思想、民俗,其实他写的古文字的文章都涉及到对古史的研究,都是我觉得永远值得借鉴的。

裘先生非常谦虚。1995年我出了一本写青铜器的书——《古代中国青铜器》,寄给了裘先生,以向裘先生请教,后来裘先生给我回信,信上面竟然说这本书可以弥补我青铜器知识方面的不足。我拿到信后,感到非常震撼,我觉得裘先生这样一个大家,不仅是给我回信,而且如此谦逊,很令人感动。我认为一个人做学问,不但学问好,同时人品也要好。裘先生这种高尚的风格、风度,在当今的学者中是尤其要提倡的。

王恩田研究员:

裘先生在治学过程中,常提出一些很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观点。例如1973年裘先生和朱德熙先生合写过一篇关于食官的文章,提出战国文字中原被释为的字,其实应是字。我受到很大启发,心想既然战国文字中的应释,商周文字中原被释为的,当然也应该读作1986年山东长岛古文字学年会上,我就这个问题向裘先生请教。裘先生举出大盂鼎铭文古丧师巳中的字,如读作,就不通。我考虑大盂鼎在谈到殷人因酗酒而亡国时所说的古丧师巳应读作故丧官(),即丧失宗庙中的祭祀,实指亡国而言。证明商周文字中被读作的字,同样也是字的误释。于是在1987年安阳殷商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提供了题为《释——兼论客馆与戍守制度》的论文,阐述了我的观点。我认为这不单纯是一个字的释读问题,还牵涉到商周时代客馆和戍守制度,都是很重要的制度。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族徽里有一个很怪的字,像一个人的口旁边有髭须形,过去不认识这个字。裘先生根据盂鼎中在这个字上加了的声符,认为应是髭字。这个字的释读也给我很大启发。联想到山东潍县过去曾出土过一件商代铜卣,铭文中族名的写法虽然在人口旁没有髭须形,但却加了字声符。当然也应是字。潍县的东邻是昌邑,汉代称都昌。《读史方舆纪要》:昌邑县訾城条。注:县西北三十里。《春秋庄元年》齐师迁纪郱、鄑、郚。杜预曰:“都昌西有訾城。鄑一读訾,本一城也。鄑、訾双声叠韵,杜说可信。潍县出土髭卣证明西周纪国的鄑邑即位于昌邑境内的商代髭族。这是根据族徽、族名铜器出土地点解决商周历史地理问题的一个佳例。

王辉研究员:

我是1978年读研究生的,那个时候我记得《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裘先生的文章,就是介绍裘先生学术经历的文章,那个时候我们说裘锡圭先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文章里面提到裘先生释麻夷非是得到郭沫若先生的赏识,这个的话,我们当时觉得名气很大。当时裘先生是中年,我是青年到中年之间,但是当时还是研究生。后来我自己也切身地感受到这一点,在多年的学术活动中间,裘先生对我也有很多的帮助。正如刘雨先生刚才所说的,向裘先生请教什么问题,他不敷衍,很认真,提出很多意见。1990年,我那时做通假字,当时我就把其中一些,当时还没有打字,自己手写油印的稿件寄给裘先生。裘先生很认真地看了,还密密麻麻地写了好多的意见,对于我后来书的修改都是很有帮助的,我吸收了好多意见。其中也提到了总体的,比如说这书的通假字的例子宁缺毋滥,我自己后来也力求这样来做。所以对我这本书是有很多的帮助的。包括后来我有一些自己的文章送过去给裘先生看,当然有时候不是我的也送过去讨论讨论。我的一些文章,裘先生也有不同的意见。这个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所以我首先感到裘先生的文章对我最大的教育是严谨,是我学习的榜样。

胡平生研究员:

我想讲的有两点。一点是裘锡圭先生始终是站在学术的最前沿,一点是裘先生在学术上又非常实事求是,非常沉稳地为学术方向掌舵。裘先生的学术敏感是非常强的,他一直是作为学术的带头人,把我们这个古文字学、出土文献学引领至整个学术阵地的最前沿。比如说,70年代,出土文献还很不被人看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连续在各种刊物上发文章,在座谈会上讲话,希望学术界对出土文献的重要性有足够的认识。当时简帛大量出土,睡虎地秦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汉简、居延汉简等等,还有许多其他的出土资料。可当时实际上我国传统的社科学术界、古文献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是稍显滞后的。尽管国家文物局组织了一大批全国一流的专家,在红楼整理这些出土的竹简、帛书,但是整个社科学术界、古文献学界还是很多就在双行小注里讨生活,新编的工具书如《辞海》、《辞源》也对新材料、研究新成果还不是很敏感,没有注意吸收。在这一点上,裘先生是一直走在前面的,通过写文章、出席各种会议,大声疾呼、利用各种机会宣传出土文献的重要价值,引起社会的重视。

但是,到了80年代以后、90年代,竹简的出土数量品种越来越多,加上新闻媒体的炒作,形成了一股浮夸风。往往新闻媒体把它当作很有卖点的事情,动不动就是惊世大发现、轰动全国啊之类的。我们当时也感觉到,有些事情好像有点过了头。有些人也耐不住寂寞,比如说像伪《古文尚书》的问题,屡屡有人发表一些言论就是在那里炒作,好像是这个也可以翻案、那个也可以翻案。在当时最早的时候,裘先生他们曾经非常敏感地提出来要对这些过去认为是伪书的东西重新加以甄别,过去搞的对古书的一些冤假错案,要平反,不能再搞冤假错案。但也有一些人又冒进了,说像伪《古文尚书》这样的东西,也在那里说是不是这个东西也可以翻案啊,伪《古文尚书》是不是现在也有重新评价的可能性?这时候裘先生就很敏锐地提出了中国古文献学界需要注意的事项,伪《古文尚书》不能翻案,一些有确凿证据的伪书不能翻案,专门在日本发表讲演,后来在国内讲演的时候又强调指出了这一点。正好当时我在翻译日本谷中信一的一篇文章,他们日本的一些学者当时也在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裘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又是非常英明地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策。

这两点,我非常地佩服,裘先生学术的敏感,学术的沉稳,实事求是,他的厚重、他的学术的品格,我想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裘先生的为人的信条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一点也成为他的学术成就、学术造诣的基石。

顾青副总编:

裘老师是中华书局的学术顾问,也是我们的首席专家,同时担任我们《文史》杂志社的主编。裘老师这么多年来对中华书局的工作,我总结了八个字,一个是尽力帮助,第二个是严格要求。在这中间,我们中华书局上下对裘老师的感谢,可以说是不用多说的。我特别想说的一点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裘先生一直是中华书局的一面镜子。当我们作一些决策的时候或者作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们经常会想裘老师对这件事情会怎么看。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一个标尺。我们在很多工作过程中,有时候会犯一些错误,有时候会避免犯一些错误,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有裘老师这面镜子在照着。

裘锡圭教授:

首先感谢来参加会议的嘉宾,包括领导、同事、朋友。首先我感到很惭愧,听了刚才好多先生的发言,我感到自己是没有说的那么好,当然这个是对我的鞭策。虽然现在年纪大了,还是要继续努力的。

我这个性格,其实对开新书发布会这样的事情是很不习惯的,尤其是我这个书不过是把过去已经表过的一些文章结集、放在一块,我感到更是没有开这个会的资格。后来我同意了。我感到这个会应该是对于关心支持我们的各个方面朋友一次表示感谢的机会。刚才我们中心主任刘老师已经对大家表示了感谢,我还是想说一些话,感谢一下大家。

首先,从校内讲,我当然是感谢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上一届的和本届的校领导,我们非常感谢学校里的各个行政部门、尤其是对我们关系密切的,像人事处、文科科研处、复旦出版社,他们的领导和同仁对我们的一些很具体的支持。从校外讲,我们非常感谢市里面的,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一些领导,也很感谢国家的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以及高校古委会关心和支持我们的这些朋友。我们当然非常感谢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兄弟院校的、香港台湾的高校的以及美国高校的先生和同仁。我们也非常感谢像上海博物馆、湖南博物馆等等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关心和支持我们的先生和朋友。我们也很感谢出版界关心和支持我们的朋友,像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中西书局以及杰申排版公司,都给了我们很多支持。我们还要特别提出来,非常感谢为我们中心设立了翟立奖教基金的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这个基金对巩固和发展我们的教师队伍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一次来的先生,有些年事已高,有些有着非常繁忙的公务,还有一些是不远千里而来,对他们我当然是非常非常地感谢。

最后,允许我完全从个人的角度对我们的中心同仁表示我衷心的敬意。没有他们的帮助,我这个文集是出不来的,这次会议更加如此。我对我们的全体同仁以及为编校这个文集、开这次会付出艰辛劳动的朋友,尤其是年轻的朋友,也包括我们中心的研究生,他们对我这个帮助,我也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生任攀、李霜洁会议录音整理稿摘录)

 

 

原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3年第4期。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3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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