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

杜勇

天津师范大学

《耆夜》是清华简中公布较早的一篇出土文献。篇中武王伐黎及饮至诗歌等内容前所未见，与传世文献形成巨大反差，一时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虽然人们对武王伐黎、饮至礼仪、周公作诗诸事各有不同的诠释，但大多不怀疑其记事的真实性。至于个别学者从礼制、用语等方面加以考察，认为《耆夜》是“现代人的拟古之作”[1]，则似过偏激。不过，这里存在一个制作年代问题。大凡文献的制作年代不同，其史料价值就有高低之分。本文拟就《耆夜》的成书年代和记事内容再作探索，从一个侧面说明古书的形成过程和文献价值，以就教于方家。

一、《耆夜》特别的纪年方式

《耆夜》开篇即称：“武王八年，征伐 （耆），大戡之。”[2]150①这种纪年方式与其著作年代颇相关联，然鲜为学者所察。关于《耆夜》的著作年代，有学者认为“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3]，也有人认为时代可能更晚，《耆夜》中的诗作都应该是“战国时人的作品”[4]，或者是“战国楚地儒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5]。这些意见都值得重视，至少比把《耆夜》默认为商末周初文献要合乎事实一些。这里，我们想从《耆夜》纪年方式的角度对其著作年代略作分析。

事以系年是中国古典文献的优良传统，这在殷商末年的甲金文中即初露端倪。例如：

辛酉，王田鸡麓，获大𩄜虎。在十月，唯王三祀，协日。（《合集》②37848）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唯王八祀。（《合集》37849）

己酉，王在，其易贝。在四月，唯王四祀，羽日。（四祀其卣，《集成》③05413）

癸子（巳）……用作母癸尊彝。唯王六祀，肜日，在四月，亚𠤕。（小臣邑，《集成》09249）

其纪时方式大多为日、月、祀（年）相次，且王年置于文末，个别情况是月序在王年之后。周初金文略有变化，主要增加月相词语以精确纪日，其历日要素通常是以月序、月相（或缺）、历日、王年相次，王年仍然分置篇末。例如：

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复称武王礼，祼自天，在四月丙戌……唯王五祀。（何尊，《集成》06014）

唯八月既望，辰在甲申……唯王廿又五祀。（小盂鼎，《集成》02839）

传世文献中也有以历日、月序、王年相次之例，如《尚书·洛诰》云：“戊辰，王在新邑……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及至穆恭以后，以王年、月序、月相、纪日干支等历日四要素融为一体，顺次排序置于篇首，则为金文中一种完备而正式的纪时方式。例如：

唯王卅年四月初吉甲戌，王在周新宫。（虎簋盖，《近出》④491）

唯三年三月既生霸壬寅，王称旂于丰。（裘卫盉，《集成》09456）

唯王元年六月既望乙亥，王在周穆王太［室］。（㫚鼎，《集成》02838）

当然，具有四要素的西周金文并不多，但它体现了当时文献对列王纪年的规范表达，即“唯（王）某年”，从无《耆夜》“武王八年”即“某王某年”的纪时方式。尤其是“武王”的“武”为死后谥字，生前万万不能用来纪年。西周虽有几例王者生称谥的金文，但器铭都是该王死后所作，是作器者追述前朝旧事时使用了某王死后才有的谥号[6]，且无一例用于纪年。可见《耆夜》这种纪年方式不可能出现在西周时期。

从现存文献看，较早使用王号纪年的著作是《国语》和古本《竹书纪年》。《国语·周语上》曰：“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又《国语·郑语》：“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均为使用西周王号纪年之例。至于使用东迁诸王王号纪年者，更为习见，如《国语·周语》上篇“惠王三年”、“襄王十六年”，中篇“定王八年”、“简王十一年”，下篇“灵王二十二年”、“敬王十年”，均是。《国语》记事始于西周穆王之征，下讫鲁悼智伯之诛（公元前453年）。其撰作和编定的年代，无论如何不能早于战国时代。古本《竹书纪年》使用西周王号纪年，是大家所熟悉的。略举数例如下：

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来见，宾于昭宫。

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

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盘），为太子。[7]

《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史书，叙述夏至战国史事，止于魏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原简在晋武帝太康二年（281年）出于汲郡魏襄王墓中，后渐至散佚，今仅有辑本。至于明代出现的《今本竹书纪年》，已非古本旧貌，不可轻信。因魏襄王卒于公元前295年，则墓中古本《竹书纪年》当写定于公元前299年至公元前295年之间。除传世文献外，近出清华简《系年》也出现以王号纪年的情况。其《第一章》说：“宣王……立三十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又《第四章》说：“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峁起师伐卫。”[8]136，144《系年》记事终于楚悼王时（公元前401年～公元前381年），其成书必在其后，也是战国中期的事情。既然用王号纪年的著作均成书于战国，《耆夜》当不例外，也应是同一时代的产物。只是这样推断会遇到一个反证，即《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说“印段赋《蟋蟀》”，而《蟋蟀》又见于《耆夜》，这是否意味着《耆夜》早在孔子出生前后已流传于世呢？

印段所赋《蟋蟀》与《耆夜》中的《蟋蟀》并无太大差异。二者虽字句略有不同，但主旨未变，本质上还是同一作品（说详后）。这与《诗经》中《扬之水》、《羔裘》等三篇同名而各为一诗的情况不同。假定《耆夜》为商末周初作品，春秋时则不可能不为孔子所知，因为孔子对周公推崇备至。若周公真有《蟋蟀》这样的诗作，孔子必有阐发，恐非用“《蟋蟀》知难”[9]即可一笔带过。事实证明，这样推论是可以成立的。如今本《尚书·金縢》谓《诗·鸱鸮》为周公所作，然孔子亦未曾道及，今出清华简证明周公实际只“遗诗”而非“为诗”，证实了前人怀疑旧文的正确性[10]。准此，可以确定《耆夜》必是孔子身后即战国时代撰作的文献。

那么，像这种追述前代历史的晚出之作，其史料价值应如何看待呢？就《国语》、古本《竹书纪年》来说，有些历史情节可能并不完全真实，但总体上人们并不怀疑其可靠性。《耆夜》的体例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不是追述历史，而是有意再现一种历史的即时场景。这就要求它所反映的主要历史事实必须真实可靠，即使在细节上也不能例外。拿这种标准衡量，《耆夜》的史料价值恐怕与《国语》、古本《竹书纪年》不能等视齐观。

以历史细节论，《耆夜》开篇以王号纪年即有误，人物称谓亦有悖于史。饮至典礼上，周初所有重要人物都上场了，然其称谓颇与他书相异。如周公与叔旦，召公与保奭连称，即为先秦文献所未见。特别是称“召公保奭”，实为不通。保奭之名，一见于《君奭》周公之语，二见于《顾命》称“太保奭”，金文则只称“太保”或“公太保”，都是记录武王辞世以后的事情。《史记·周本纪》云：“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尚书·君奭》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是知召公为太保是在成王继位之后。成王年少即位，由“太保和太师掌握着朝廷的军政大权，并成为年少国君的监护者”[11]。武王在位，年值英壮，召公不可能职任太保，亦不可称之为保奭。在饮至礼仪方面，毕公高为客，作册逸为东堂之客，即于礼则不顺[12]。举行饮至礼的“文太室”，整理者解释为“祭祀文王的太室”[2]151，亦可疑。“太室”为西周金文所习见，是处理朝廷军政大事的政事之堂，却从不见“文太室”一词。《尚书·洛诰》：“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只说成王在太室行祼鬯之礼，却不言文王、武王之类的太室。若当时果有“文太室”，则武王克殷归来应在此举行献俘礼才对。但《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逸周书·世俘》记载此次献俘礼内容甚详，也只说武王“格于庙”、“燎于周庙”或“告于周庙”，“文太室”同样杳无踪迹。这说明，文王死后不久未必建有专门祭祀他的太室。

以主要史实论，武王不曾戡黎，周公未作《蟋蟀》，表明《耆夜》记事的真实性有问题。只是情况较为复杂，下文将渐次展开讨论。

二、是文王戡黎还是武王伐黎

武王伐，是《耆夜》中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整理者说：“，古书作‘黎’或‘耆’等。”[2]151是很正确的。正如杨树达所说：“黎与耆为一事，旨与耆为一音。”[13]《尚书·西伯戡黎》称“西伯既戡黎”，《史记·殷本纪》作“西伯伐饥国”，《周本纪》则说文王“败耆国”，所言同为一事。汉唐学者对文王戡黎从无异辞，只是到宋代胡宏《皇王大纪》以后，不少人感觉祖伊所言“殷之即丧”（《尚书·西伯戡黎》）那样的急迫形势下，戡黎者应为武王。清人徐文靖、雷学淇、梁玉绳等人，笃信《今本竹书纪年》，分“耆”与“黎”为二国，认为文王伐耆与武王伐黎“灼然两事”[14]。晚近甲骨文发现后，杨树达认为甲骨文之旨方“即耆，亦即黎矣”[13]。陈梦家却认为，“旨当是耆国”，召（黎）方（今多释为召方）为“西伯所戡的黎”，认同“伐耆乃文王事，戡黎乃武王事”[15]，再次回到清人的误区。真是聚讼千年，一无了期。

《耆夜》明言“武王八年，征伐耆”，是否能解决这桩公案？学者试图对武王伐黎给予合理解释。一种意见可称武王戡黎说，根本否定传统说法，认为戡黎的西伯不是文王而是武王[2]151。另一种意见可称文武分别戡黎说，认为文王、武王均曾戡黎，只不过文王所伐之黎在“新丰”，武王所戡之黎在“上党东北”[16]，或谓文王戡黎在今“山西长治西南”，武王所戡之黎为朝歌附近的“黎阳”[17]，意见亦极纷纭。关于文武分别戡黎说，主要以《今本竹书纪年》来印证清华简，或把春秋以后出现的地名“黎阳”作为武王所戡之黎。《今本竹书纪年》可信度差，不足为证。而武王八年所戡之黎若在黎阳，地近殷都，武王何由勒马不前，乃至次年又观兵盟津，亦无可说。至于杨筠如谓“新丰”骊戎为西伯文王所戡之黎[18]，亦与“楷（黎）侯”诸器出土于山西黎城相抵触。文武分别戡黎说的用意在于既不否定传世文献，又对清华简作出调和，以求圆满解决问题。但终因证据不足，无法达成善意的愿望。

相比之下，武王戡黎说所提供的证据则要复杂得多。依《耆夜》，毕公似为此次伐黎的主将，进而推论有其子分封到他征服过的黎国，是为金文所见“楷（黎）伯”[19]，更显得《耆夜》关于武王伐黎记载的确凿可信。这便形成一条重要的证据链，立论基础比其他说法牢固得多。但是，金文中的“楷伯”作为周代黎国的始封者是否为毕公之子，仍有讨论的必要。论者以周代黎侯的始封者为“楷（黎）伯”，依据来自献簋。其铭云：

唯九月既望庚寅，楷伯于遘王，休，亡尤。朕辟天子，楷伯命厥臣献金车，对朕辟休，作朕文考光父乙。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受天子休。（《集成》04205）

或认为该器作于康王末年，楷伯“盖毕公子，献其臣属也”[20]。或将其列入成王时毕公诸器，认为楷伯恐是毕公之子“毕仲”[21]53。或断此为昭世器，谓“我的君长天子让櫨伯赏赐他的臣子献一辆铜饰的车子”[22]。即都把“献”作为人名，“献”也就成了器主。近读《张政烺先生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张氏认为“两献字皆动词”[23]，如是则器主当为“楷伯”而非“献”。研读铭文，觉得以“献”为器主确有不妥之处。一是铭文中主轴人物应为“遘王”的楷伯，何以不是他受到赏赐，而是其臣子？二是“献”受到赏赐，何以对其功绩只字不提，仅称楷伯“遘王，休，亡尤”？三是被天子赏以“金车”者，大多是非有战功，即为武官，何以一位给楷伯跑腿的臣子能得此优待？四是“献”既为楷伯之臣，与毕公家的隶属关系还相隔一层，何以对毕公感戴有加？这些都与“献”作为器主的身份颇不谐调。相反，以“献”为动词，以“楷伯”为器主，则文辞更显顺适。本铭大意是说，楷伯代表主人前往觐见周天子，事情办得完善无过。楷伯辟事天子，命其臣属献上铜饰的车子。楷伯此行得到天子的休赐，倍觉殊荣，“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故有此器之作，以光耀父乙。如此看来，以“楷伯”为器主，以“楷伯簋”命名本器恐更切当。

若把“献”看作动词，铭文中的“楷伯”当然不会是毕公之子，因“十世不忘献身在毕公家”绝不可能是毕公之子的口气。或认为楷伯是“毕公的高等家臣”[24]，是有道理的。也许这次楷伯代表主人往见周天子受到赏识，事毕即被分封到楷国成为诸侯，从而成为文献记载的周代黎侯。2006年在山西黎城西关村发掘了一处西周墓葬群，其M8所出青铜鼎、甗属西周晚期器，器主为“楷侯宰”。或认为“楷”通读为“黎”，楷侯就是黎侯[25]。周初新封的黎侯与商末西伯戡灭的黎国当然不是一个国家，且各自地望也可能不同。关于黎之所在，或谓在上党壶关县（今长治西南），或谓在潞州黎城县（今黎城东北）。顾颉刚、刘启釪认为，西伯文王所戡之黎在今长治南面壶关境内，周代的黎侯国不在壶关黎亭而在潞州黎城[26]411-412，其推测由楷侯诸器的出土得到证实。

从楷器出土地点和音韵通假上看，说“楷侯就是黎侯”应无问题。只是楷伯簋铭文中楷伯尚不能确定必是毕公之子。这一点还可从楷（黎）国族并非姬姓得到进一步证明。

西周师趛簋说：“师趛作楷姬旅盨……”（《集成》04429）据“妇女书姓与伯仲”（《礼记·丧服小记》）、“妇人称国及姓”（《史记·周本纪》索引）的礼规，“楷姬”很像师趛从楷国娶来的妻子，表明楷为姬姓国。又师趛鼎云：“师趛作文考圣公、文母圣姬尊……”（《集成》02713）师趛的母亲称“圣姬”，似乎也是迎娶的姬姓女子。但周代贵族妇女称名的情况十分复杂，恐怕还不能由此得出具有排他性、唯一性的结论。如吹方鼎说：“吹作楷妊尊彝。”（《集成》02179）比照师趛簋铭文，也可以说“楷妊”是作器者吹的妻子，如是则楷为妊姓。然据方簋盖铭：“楷侯作姜氏宝彝，方事姜氏，作宝簋，用永皇方身，用作文母楷妊宝簋。”（《集成》04139）可知这位“楷妊”是楷侯方的母亲，也就是方的父亲亦即前任楷侯之妻，由此证明楷侯并非妊姓。那么，师趛簋中的“楷姬”是否也属于这种情况，意味着楷非姬姓呢？

“姬”在文献和金文中不只是一种姓称，有时还是不同姓氏女子的通称。对此前人已有揭示。如《史记·齐太公世家》索引即谓：“妇人亦总称姬，姬亦未必尽是姓也。”文献有例证[27]，金文亦然。如遟父钟铭有“姬齐姜”三字，姜为姓称，则“姬”非姓[21]227，当指妇人。盘说：“用作朕皇考郑伯、郑姬宝盘。”（《集成》10172），“郑姬”是的母亲，而郑国本为姬姓，则此姬亦非姓，必是为配为母的女性通称。此外，“姬”作为姓称，使用过程中其姓前所冠国族名并不限于父家氏名一种，夫家氏名亦不鲜见。“姬”姓前的国族为父家族氏名者，如“晋司徒伯　父作周姬宝尊鼎”（晋司徒伯　父鼎，《集成》02597）；“格伯作晋姬宝簋”（格伯簋，《集成》03952）；“伯作蔡姬宗彝”（伯尊，《集成》05969）；“司寇良父作为卫姬壶”（司寇良父壶，《集成》09641）；“自作吴姬媵匜”（自匜，《集成》10186）；“吕王造作芮姬尊壶”（吕王壶，《集成》09630）。这些“姬”姓前所冠国族名即周、晋、蔡、卫、吴、芮，均为姬姓。姓前所冠为父家族氏名，是没有疑义的。“姬”姓前的国族为夫家氏名者，如“蔡侯作宋姬媵［鼎］”（蔡侯鼎，《近出》327）；“许姬作姜虎旅鬲”（许姬鬲，《集成》00575）；“黄子作黄孟姬行器”（黄子盘，《集成》10122）。这些铭文中，宋为子姓，许为姜姓，黄为嬴姓，其妇人犹以姬称，用的是父家而不是夫家氏名。“宋姬”为蔡国女子嫁入宋国者，“许姬”、“黄孟姬”则为父家氏名不详的姬姓女子嫁入许、黄等国者。这种情况在清华简中亦有所见。如《系年》第五章说：“蔡哀侯娶妻于陈，赛（息）侯亦娶妻于陈，是赛（息）妫。”[8]147依礼规，息侯之妻当称“陈妫”，《左传·庄公十八年》即说：“原庄公逆王后于陈，陈妫归于京师。”但《系年》中的陈妫出嫁于息，却又称“息妫”，与上引金文同例。

前人把周代贵族妇女称名情况概括为“妇人书姓与伯仲”，或“妇人称国及姓”，实际只是一种“简约的说辞，在实际称名习俗中，其情状要复杂得多”[28]。据上述姬姓妇人称名的第二种情况，再参照前引吹方鼎“楷妊”之例，很难从“楷姬”的称名中得出楷为姬姓的唯一性结论。惜金文材料有限，我们目前还找不到相关资料对楷国姓氏给予确切的证明。但从文献上看，楷（黎）国当为子姓而非姬姓。

西伯戡黎后，殷末黎国即已败灭。那么，周代楷（黎）国从何而来？《吕氏春秋·慎大览》说：“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舆，命……封帝尧之后于黎。”《史记·周本纪》则说武王封“帝尧之后于蓟”。二说各不相同。依《世本》黎为子姓（《左传·隐公元年》正义引）。《姓氏急就篇》也说：“黎氏，黎侯之后，子姓。”此条不知是否同为《世本》之文。《史记·楚世家》集解引服虔曰：“黎，东夷国名也，子姓。”又《左传·昭公四年》杜注：“黎，东夷国。”西伯所戡黎国在殷西，未必真是东夷国，但黎为子姓却是各家认可的说法。据此，顾颉刚、刘启釪认为：“似乎周代封了殷人的另一支在黎城为黎侯；也可能就是‘戡黎’时所征服的原来为殷同姓的黎国，征服后把他迁到黎城，作为臣服于周的侯国，所以它仍然为子姓国。”[26]412从楷伯簋铭文看，楷伯之封当在周初康昭时期，故以顾、刘二氏所说的前一种可能性为大。楷伯称其考曰父乙，这种以日名相称的礼俗正是殷人（或殷遗民）的习俗[29]，这也是黎为子姓的旁证。

楷（黎）非姬姓，则“楷伯”就不好说是毕公之子。之所以强调楷伯非毕公子这点，是为了说明楷（黎）之兴替，与《耆夜》中毕公是否担任伐黎的主将没有关联，不能由此得出毕公因伐黎有功，得封其子于黎（楷）的结论。即西周金文有关楷伯、楷仲、楷侯的材料，都不能作为《耆夜》所言武王伐黎且以毕公作为主将的可信性证明，此其一。其二，毕公作为伐黎主将，亦与情理不合。伐黎之役能够给殷廷带来巨大震荡，以致祖伊惊呼“殷之即丧”，表明此为事关殷商存亡的重大战役，不由武王亲自挂帅征伐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清华简《耆夜》显示，此次伐黎的主将却是毕公，连武王也要“夜爵酬毕公”，似乎能征善战的武王并未亲与其事，致使伐黎之役的重要性大为降低。其三，武王八年，适文王新丧，不可能出师伐黎。据我们研究，文王受命称王，随即改元，七年而崩；武王继位，未尝改元，仍用文王纪年，直至十三年辞世⑤。这意味着“武王八年”实即文王崩逝第二年，此时周尚在治丧期间，出师伐黎似嫌过急。对于十一年武王伐纣，《史记·伯夷列传》即载伯夷指责武王说：“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屈原《天问》亦云：“载尸集战，何所急？”[30]若文王死后第二年，武王即兴兵伐黎，则其急切更甚。就算武王不受三年服丧之礼的束缚，八年戡黎，九年观兵盟津，十一年伐纣，也不利于养精蓄锐，集中优势兵力，一举克商。其四，武王伐黎不合周人东进伐商的战略部署。文王生前，伐商大幕即已拉开。《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均言文王“五伐”，只是所伐次第有所不同。但从战略步骤上看，“《史记》的说法是比较正确的”[31]1062。第一步是，文王受命称王元年断虞芮之讼，使其成为自己的可靠盟国，二年伐犬戎，三年伐密须，把岐周建成无后顾之忧的巩固根据地。第二步是，四年伐黎，五年伐邘，扫清黄河北岸的亲殷势力，摧毁伐纣时可能在近畿地区成为后援的力量，为适时伐纣做好准备。第三步是，六年伐崇，七年作丰邑。据上博简《容成氏》关于文王图商的记载，所谓作丰邑实即“灭丰镐而设”[32]。这个环节在于全力打开黄河南岸的东进通道，保证伐商之师的顺利东进。文王伐黎是整个战略步骤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不会晚至武王继位后。而崇侯也是殷人重要的同盟国，是维护殷商统治的中坚力量，若崇国已先于黎国而亡，殷人仍无反应，只有到了武王戡黎之时，才导致“殷始咎周”（《尚书·西伯戡黎》序）的后果，恐怕是轻重倒置了。

依上述理由，可以认为清华简《耆夜》所载武王伐黎的真实性是经不起推敲的，实为单文孤证而已。概言之，以西伯文王戡黎的传统说法仍不可动摇，《尚书·西伯戡黎》、《尚书大传》、《史记》以及上博简《容成氏》等各种文献的相关记载亦难于遽然否定。

三、《蟋蟀》的来源与改造

《耆夜》记载，在饮至典礼上，先是武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又“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　乘》”；继之是“周公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英英》”，又“夜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其时“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骤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2]150。这里的作歌作诵，似与春秋时期盛行的赋诗有所不同。赋诗是吟诵《诗》中的诗句来委曲表达一种意旨，为此甚至不惜断章取义。《耆夜》给人的印象是，武王在饮至典礼上即席作诗二首，周公作诗三首，真是风云际会，诗才高卓。这些暂且不去管它，仅就周公作《蟋蟀》来说，就不免疑云重重。

简文《蟋蟀》与《诗·唐风·蟋蟀》不仅标题相同，而且内容多有关联。但二者是否同一首诗，学者有不同意见[4]。如果我们先将简诗《蟋蟀》第一章与第三章互换位置，然后对读二诗，会发现诗是不完全一样的。从句式上看，《唐风》三章，章各八句，句均四字；而简诗三章，章各十句，句则四、五、七字不等。从用韵上看，《唐风》第一章铎、鱼通韵，第二章为月部韵，第三章为幽部韵；简诗第一章阳部韵，第二、三章鱼、铎通韵。从诗句上看，“役车其休”与“役车其行”，“职思其居（外、忧）”与“则终以惧（祚、康）”，意思也有较大差别。但有些差别无足轻重，如简诗五字句“康乐而无荒”，去掉连词“而”字，则为四字句，且于诗义无损。至于简诗七字句“是惟良士之（𢜏𢜏）”，去掉助词“是惟”、“之”等字，亦成四字句。简诗章各十句，通过省并亦可形成章各八句的体式。如“日月其迈，从朝及夕”，去其后句，仅留前句，同样是韶光易逝的意思；“今夫君子，不喜不乐”，简化为“今我不乐”，诗义变化不大，只是“君子”与“我”指代略异。

从内容上考察，两诗则有很多相同处。有的诗句一字不差，如“蟋蟀在堂”用于起兴，“日月其迈”感叹岁月无情，“无（毋）已大康”诫勉行为的节制。有的诗义相近，如“好乐无荒”与“康乐而毋荒”，“岁聿其莫”与“岁聿云落”。而良士“休休”与良士“䢍䢍”，均言德性，只是略有侧重。更重要的是，两诗主旨无异。用诗中现成句子来概括，就是“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好乐无荒，良士瞿瞿”，强调既要及时行乐，又要节之以礼。《毛诗序》以为“《蟋蟀》刺晋僖公。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及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这都是儒家倡行诗教的附会之说，历代都有学者反对。如宋代杨简《慈湖诗传》就说：“《蟋蟀》乃晋国之士相警切之辞，而序谓之刺晋僖公，误矣。”[33]据对近年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晋侯对盨等器的多方研究，证明“晋僖公绝不是俭啬的人，而是耽于逸乐，爱好田游与美味的豪奢贵族”[34]。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诗序的无根之说。

那么，《蟋蟀》是否如《耆夜》所说是周公在伐黎归来的饮至礼上即席而作呢？看来也不是。观《尚书·无逸》，周公反复强调“君子所其无逸”，并遍举殷王“无逸”与“耽乐”正反两方面的教训，要求“嗣王其监于兹”，“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这与《蟋蟀》主张“好乐无荒”，即把“康乐”放在第一位的及时行乐思想是相抵触的，至于“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就更不符合周公积极进取的政治品格。在清华简《耆夜》中，还有周公所作的《英英》，诗云：

王有旨酒，我忧以。既醉又侑，明日勿稻（慆）。

看周公劝酒这个劲头，简直与酒鬼无异。武王作《乐乐旨酒》也说：“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乘》说“嘉爵速饮，后爵乃复”，也是豪饮的架势。凡此均与周人厉行戒酒的政策不符。如《尚书·酒诰》说：“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这是说自文王以来，就规定不能常常饮酒，即使在祭祀神灵时可以少量饮酒，也要用道德来约束，不能喝醉。对于聚众“群饮”者，周公则施以严刑峻法，“尽执拘以归周，予其杀”。可见厉行戒酒是文王以来的一贯政策，何至于文王死后不久，武王、周公就改玄易辙，武王死后周公又换了一副面孔对群饮者大开杀戒呢？政治固然是令人捉摸不透的东西，但这样反复无常的做法恐怕不像武王、周公的治国风格。这表明，把《耆夜》中的《蟋蟀》、《英英》等诗篇说成是周公所作，无疑是有困难的。

《毛诗序》强调诗的“美刺”政治教化功能，相当程度上掩蔽了“诗三百”产生的历史真相。就《蟋蟀》而言，其诗本事其实没有必要作太多牵强附会的解说，把它看作来自民间的歌谣可能更为合适。《汉书·地理志下》说：

河东土地平易，有盐铁之饶，本唐尧所居，《诗·风》唐、魏之国也……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俭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生》之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人是媮”，“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吴札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

晋地有唐尧遗风，人民“思奢俭之中，念死生之虑”，正由《蟋蟀》展露出来。诗中“役车”不管是休止中还是行进中，都意味着“良士”赋役的繁重。这些“良士”是国人中的士阶层，他们不堪役事之苦，感叹时光易逝，主张既要及时行乐，又要节之以礼。孔子论诗谓“《蟋蟀》知难”，难就难在面对役事的艰难、岁月的流逝，作为良士如何把握“好乐无荒”、“奢俭中礼”的人生。这或许就是诗之本事吧！

不管怎样，这两篇《蟋蟀》诗本质上是同一作品，稍加比较即可看出迹象。但简诗《蟋蟀》比《唐风·蟋蟀》更为原始，这也是可以觉察到的事实。李学勤先生说：“从《唐风》一篇显然比简文规整看，简文很可能较早，经过一定的演变历程才成为唐风的样子。”[34]这个意见是切中肯綮的。在诗三百的传流演变历程中，一个重要环节是周王廷太师对诗的增减修改。余冠英先生曾认为研究改诗问题没有直接的材料，只能进行比较推测。他说：“《诗经》和汉魏乐府歌辞性质相同，所以不妨以汉魏乐府的修改情况推论《诗经》。不过汉魏乐府里许多改过的歌辞和原辞同时存在，甚至改作所依据的另一作品也存在，比较之下，一目了然。研究《诗经》里的修改就没有同样的条件。往往不能不从那些斧凿之痕去推敲。”[35]如今清华简《蟋蟀》的发现，我以为就是《诗》篇损益与修改的直接证据，可以弥补过往的缺憾。前面对简诗与《唐风》的对比分析，应可说明简诗即《唐风·蟋蟀》据以改作的底本。

问题是，《蟋蟀》既经修改润色成为宫廷乐歌，为什么在官方定本出现后还有像简文这样的原始版本传世呢？看来当时尚不存在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各诸侯国完全可以有自己的文化抉择。如现存《尚书·金縢》带有中原主流文化的色彩，而楚地流传的《金縢》据清华简可知面貌并不完全一样，有的异文差异很大，如谓“武王既克殷三年”即是显例。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的《春秋事语》，与今传本《左传》同记一事，往往亦相违忤[36]。郭店简《性自命出》、上博简《孔子诗论》、清华简《系年》等等，更为传世文献所未见。因此，有《蟋蟀》这种较为原始版本流传楚地并不足异。

楚国早期居于中原，深受中原文化浸染。即使西周前期南迁江汉，亦未与中原文化割断关系，重视诗教即是带有中原特色的文化传统之一。清华简《耆夜》应该就是战国时期楚地士人利用《蟋蟀》早期写本等素材撰作的一篇体现诗教功能的历史文献，不一定就是百家争鸣大潮涌动后尊隆文武周公的产物。

楚地与唐邦虽相距遥远，但其民风在某些方面有相似处。《汉书·地理志下》说：

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故啙窳偷生，而无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无千金之家。

这段话来自《史记·货殖列传》，对楚地民情风俗有更精确的概括。因自然条件优越，人民饮食足而易偷生，重享乐而无积蓄。故《蟋蟀》“好乐无荒，良士瞿瞿”的主旨思想，对于养成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不乏借鉴意义。作者通过编织故事情节的手法，将《蟋蟀》说成是周公之作，借以增强诗教的效果。至于历史情节是否真实，已无暇顾及。此与赋诗断章，曲申己意，本质上并无不同。《吕氏春秋·慎人》谓：“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将《诗·北山》附会为舜作之诗，正与《耆夜》相类。看来古人说诗，习惯于借题发挥，并不担心有张冠李戴之嫌。至于《耆夜》中其他几首诗，来源不明，无可深考，要亦作者托武王、周公之名的拟作。

四、《耆夜》的撰作与古书的形成

先秦古书包括行世单篇是如何形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却难以确切回答的问题。疑古派曾在这方面做过很多工作，但他们的工作重在辨伪，尤其是对晚出古籍一概否定，似显过于绝对。今天重新审视这项工作，需要对古书进行客观有据的个案研究，进而总结出古书形成的一般规律。其中既要考察古籍的史料价值，也要对民族文化形态的多样化有科学的说明。在这里，我们想就《耆夜》的形成过程略作分析，以见一斑。

《耆夜》不是史官的即时记录，也不是依王室档案整理成文的作品，而是由楚地士人虚拟成篇的战国文献。此与楚国深受中原文化浸染，倡行诗教有关。然而，是否存在另一种可能，即《耆夜》由中原士人撰作而后流传到楚地呢？若《耆夜》源出中原，则武王伐黎、周公作《蟋蟀》在中原诸子的著述中当留下蛛丝马迹，而不至于一无所见。司马迁作《史记》有时诸说并存，疑以传疑。若《耆夜》为中原文献，又有重要参考价值，史迁对武王伐黎诸事恐怕也不至于无语提及。只有文出楚人之手，传播有限，鲜为人知，才会保留这样的异说。

《耆夜》也不全是向壁虚构。以《蟋蟀》论，应采用了“诗三百”的原初本。这个原初本固然与当时官方定本有别，但其主要诗句或主旨相同，故可使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孙段赋《桑扈》。赵孟曰：“‘匪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此记郑伯七子赋《诗》，赵武皆有应对，主客双方对《诗》之熟悉，真是到了“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的程度。不只中原各国如此，楚君亦然。《左传·昭公三年》载：“郑伯入楚，子产相。楚子享之，赋《吉日》。”这是楚君欲与郑伯共同田猎，故取《诗·小雅·吉日》田猎之诗为赋。特别是楚武王论京观引及《周颂》、《时迈》、《武》篇，更见楚地《诗》学的发达。《左传·宣公十二年》载：

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

楚子所谓《武》第三章在今《周颂·赉》中，第六章在今《周颂·桓》中，古今篇次不同。一般说来，只有各国所用诗的版本基本一致始可交流对话，但春秋时《诗》之篇次似未定于一尊。或许战国时仍如此，故《耆夜》所用《蟋蟀》与今本有别。诗中“蟋蟀在堂”一句本用于起兴，作者编织成故事情节用以指实，这应是作者造作此文留下的痕迹。显然，利用已有文献资料加以改造，也是《耆夜》形成的条件之一。

此外，《耆夜》所记武王伐黎一事是否也有传世文献可资利用？若有，多半是《尚书·西伯戡黎》。其最后写定“很可能出自周代宋国人之手”[31]1070。虽然未见先秦文献引用它，但春秋战国时已传流于世应无问题。从其本文看，篇首“西伯”二字未明所指，而祖伊深感形势急迫，商纣慨言生死定数，似乎伐黎是在克商前夕。在文化积淀尚不深厚的楚国，误以西伯为武王是不奇怪的。《吕氏春秋·贵因》说：

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

这说明武王承父爵而为西伯的传说早在战国时就有了。《论衡·宣汉篇》：“武王为殷西伯，臣事于纣，以臣伐周。”是汉代犹有此说。《耆夜》作者不是严肃的历史学家，其意不在述说历史而在宣扬诗教，因而顾不上历史考证，就形成了武王伐黎这样的文字。

关于“武王伐黎”的说法，也许事出有因。由于文王统治后期年事已高，不便亲自率师征伐，所谓“五伐”之役多半是武王担任主帅，驰骋疆场，故有武王伐黎传说的流播。至于武王八年伐黎，似乎表明《耆夜》的作者要把伐黎说成是武王之役，必须在时间上找到一个支撑点。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九年武王观兵盟津，十一年伐纣，这些史实使作者只能推测武王伐黎为其八年，实际是指文王死后第二年。因为在文王死后的几年中，缺少重大事件的年份只有八年和十年，十年离伐纣之年太近，事所不宜，就只有安排八年作为武王伐黎之年了。这或许就是“武王八年”伐黎的来历吧。

在编撰《耆夜》时，作者还虚拟了一个历史舞台，即饮至典礼。饮至礼在春秋战国时人们是熟悉的。《左传·桓公二年》云：“凡公行，告于宗庙。反行，饮至，舍爵，策勋焉，礼也。”杨伯峻解释说：诸侯出师攻伐，返而祭告祖庙，“祭告后，合群臣饮酒，谓之饮至。”[37]《耆夜》没有详述典礼的仪节，重点放在了饮酒赋诗上。宴享赋诗是春秋时的社会风尚，以此为背景把已有流传的《蟋蟀》再加上自己拟作的几首诗，嵌入武王、周公、毕公等人参加的典礼中，倒颇有几分真实感，也可增加诗教的力量。

综上可见，清华简《耆夜》并不是一篇真实记述史实的古文献，而是战国时期楚地士人虚拟的一篇诗教之文。它利用和误解了当时有关传说和文献资料，杜撰了武王伐黎、周公作《蟋蟀》等历史情节，貌似史官实录，实则史料价值不高。但《耆夜》作为战国时期楚地文化之树生长出来的果实，对于我们研究楚文化本身发展的机理，却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注释

①释文尽量用通行字，以便排印。下引古文字同此。②郭沫若：《甲骨文合集》（简称《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简称《集成》），中华书局1984～1994年版。④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简称《近出》），中华书局2002年版。⑤杜勇：《清华简<程寤>与文王受命综考》，参见《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201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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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清华简与古史寻证”（12BZS018）阶段性成果。

本文原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6期。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4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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