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出土銅器銘文釋讀平議

（首發）

王寧

棗莊廣播電視臺

2009年，在山東省棗莊市嶧城區徐樓村發掘出的二座東周（春秋晚期）墓葬，其中出土的青銅器中多件有銘文，李學勤、[1]王琦、燕生東、[2]趙平安、[3]王恩田、[4]傅修才、[5]謝雨田等先生先後撰文，[6]對這些銘文做了釋讀和研究，《文物》2014年第1期上發表了《山東棗莊徐樓東周墓發掘簡報》（下簡稱《簡報》），[7]對此二墓出土的青銅器及銘文做了釋文及系統地介紹。諸家釋讀勝義紛紜，筆者在讀過之後獲益良多，但感覺還有些未盡的問題，故這裡略作討論。

一、銘文釋文平議

1、銅鼎銘（M1:39，拓片《簡報》21頁圖六三）：

“有殷天乙唐（湯）孫宋公（㘥、紹）乍（作）（濫）叔子𩞑鼎，其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2、銅鋪銘（M1:24，拓片《簡報》21頁圖六四）：

“有殷天乙唐（湯）孫宋公（㘥、紹）乍（作）（濫）叔子𩞑𥮉（鋪），其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之。”

“宋公”後一字，從囗從貈，李學勤先生從楊樹達先生說認為從囗貈聲，即宋共公，《左傳》云其名“固”，《史記·宋世家》云名“瑕”，“固”、“瑕”、“貈”古音相近。王琦、燕生東先生直接釋為“貈”而括讀“固”；趙平安先生、王恩田先生及《簡報》均從李說，認為即宋公固，《簡報》據此推斷云“M1出土的宋公固所作媵器年代應不晚於西元前576年。由此推斷，兩座墓葬的年代應為春秋晚期。”傅修才先生在文題中用吳鎮烽先生之釋“”，在文中則認為此字釋“”不確，當依形隸定為“”。

按：“”字金文習見，說法頗多，王輝先生在總結諸家之說後認為“貈”不應是“貉”，而是“鼬”，認為“鼬、鼦（貂）同類”，應從張政烺先生說讀“貂”，認為“”字“應讀為紹，意為繼承、接續”。[8]陳秉新先生認為“貈”字右旁所從的“”這部分就是“貂的初文無疑”，“”即《說文》中的“㘥”字，在金文辭中讀為“劭”，訓“勉”。[9]

筆者認為王、陳二先生說都是正確的，“貈”并非是“貉”，而是“貂”，與“鼬”古本一字，《古文四聲韻》引《尚書》“貈（貉）”字作“”，從糸苗聲，但“苗”聲顯然與“貉”的讀音無涉，它更近於“貂”（苗、貂古音同宵部）；更有一種可能是這個字並非是從“苗”聲而是從“苖”聲（《唐韻》徒歷切），古音是定紐沃部，與“貂”是定端旁紐雙聲、沃宵對轉疊韻，讀音最為相近；而“苖”又與“鼬”一樣是從“由”聲，所以“貈”、“貂”、“鼬”三字古本當為一字的異體，後分化為三字，但仍讀音相近。貂類獸常自逐其尾周旋嬉戲，故《爾雅·釋獸》云：“貈子，貆”，“貈”者，舟（周）也；“貆”者，桓（旋）也，謂此類獸善周旋，故大者名貈（舟、周），小者名貆（桓、旋），此二字都是會意兼形聲的字。古書記載其它獸類亦有善旋者，如《說文》：“貁，鼠屬。善旋。”《山海經·北次三經》言太行上有獸名䮝，“善還”，郭璞注：“還言旋舞也。”“桓”、“旋”、“還”均音近義同之通假字，都是說這些動物有逐其尾周旋而嬉戲行為。又先秦必以貈（貂）與貉為同物，故以“貈”為“貉”，即屬於裘錫圭先生所言的“同義換讀”現象，[10]而另造“貂”字代替其原字；“貈”字本從舟聲，用為“貉”又不易識其讀音，故又造從各或從百的“貉”、“貊”字代之，《說文》以“貈”為動物之貉，以“貉”為北方人種之“貉”，是強分之也。

所以“”當如陳秉新先生所言釋“㘥”，本是從囗貈（貂）聲，在金文辭中用為“紹”或“劭”，此二字古本通用，至於是該訓“繼”還是訓“勉”，那是另外的問題。

既然“”字所從的“貈”不是“貉”，那麼，李學勤先生說宋公即宋共公固（瑕）對不對呢？筆者認為也是對的。因為“”這個字在戰國時期已經不常見用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先秦典籍多為戰國時作品，該字曾無一見，而“紹”、“劭”等字屢見，便是明證；“”字既然從“貈（貂）”聲，那麼它自可與“貈（貂）”通假，宋共公的名字也自可寫作“貈（貂）”，“貂”、“紹”、“劭”音近可通，這本來沒什麼問題，但到了戰國時期就出了問題，因為戰國時期“貈”這個字已經被換讀為“貉”，許慎舉出的書證就是出自《論語·鄉黨》，故《左傳》音轉為“固”，看看從“固”聲的“涸”讀音與“貉”全同便是明證；《世本》音轉為“瑕”，《史記·宋世家》根據的是《世本》，也作“瑕”。而“瑕”疑當作“貑”，後世用為“貑羆”或“貑貜”字，而古書中常用“假”字為“格”，則“貑”很可能本為“貉”的異體字。所以說“宋公”就是“宋公固”、“宋公瑕”無誤，卻不能據此說“”字就是讀貉聲。

 “”字李學勤先生釋“”，認為即費國；王琦、燕生東先生釋“”，讀與“粊”同，亦認為是費國，蓋從李釋；王恩田先生釋“”，認為即邳；趙平安先生釋“”，認為即《春秋·昭公三十一年》“冬，黑肱以濫來奔”的濫國，云：“由于㦰是韱的声符，音近可通，可以看做瀸的异体字。瀸是精母谈部字，滥是来母谈部字，声近可通。”傅修才先生亦釋“”；《簡報》該字形同趙釋，無解。

按：趙平安先生所釋正確可從。此字從水㦰聲，“㦰”據《說文》“古文讀若咸。讀若《詩》云‘攕攕女手’”（段玉裁本作“讀若咸。一曰讀若《詩》‘攕攕女手。’”），是此字一讀若“咸”，一讀若“攕”，則此字可釋“減”或“瀸”。此為國族名，從讀音上看顯然與“費（粊）”、“邳”無關。查《集韻》“濫”古有二讀，一讀盧瞰切，來紐談部；一讀戸黤切（《廣韻》胡黯切），匣紐談部。《集韻·上聲六·五十四檻》：“濫、𣽦（戸黤切）：《爾雅》：‘濫泉正出’，郭璞曰：‘正出，湧出也。’或作‘𣽦’，通作‘檻’。”“濫”本從“監”聲，“監”古音見紐談部，則“濫”之初音很可能就是匣紐的讀音，見、匣均牙音；其或體作“𣽦”是從“𡞣”聲，“𡞣”又當是從“咸”聲，而《說文》言“㦰”正讀若“咸”。故疑地名之“濫”本作“”，讀戸黤切，當是以其地有濫泉（正出之泉）而得名（滕、嶧之地以多泉聞名，至今稱“泉”的地名仍甚多），後典籍寫作“濫”，又改讀盧瞰切也。“濫叔子”是宋國子姓之女嫁于濫國為夫人者，趙平安先生云：“這件鼎是宋共公為他二女兒出嫁所鑄的銅器。濫是宋女所嫁的國度。宋濫地理位置接近，宋公鼎的出土，可視為兩國關係的一個縮影。”趙先生所言是也。不過說宋共公為“二女兒”出嫁所鑄的銅器疑有誤，古代子女之排行，長曰伯或孟，次曰仲，最小的稱季或少，在仲和季之間的無論大小、多少，一概稱“叔”，所以“叔子”當為三女兒或以下至小女之間的某位女兒。

“𩞑”字金文習見，說法頗多，《說文》：“滫飯也”，讀府文切。字當分析為從食𠦪聲，“𠦪”龍宇純先生認為是“茇”之本字，[11]良是。以聲求之，此字即“飯”之本字或異體，“茇”、“飯”同并紐雙聲、月元對轉疊韻音近，讀府文切猶與“飯”為雙聲。

此二器當名為“宋公㘥作濫叔子鼎”、“宋公㘥作濫叔子鋪”。

3、鼎銘（M2:24，拓片《簡報》24頁圖六九）：

“隹（唯）王正月之初吉，丁亥，此余王囗囗乍（作）鑄其小鼎，囗囗永寶子孫無疆，子子孫孫永寶是尚。”

“此余”二字，王琦、燕生東先生及《簡報》釋文均括讀“徐”，是認為“余王”即徐王，王、燕文中認為此鼎是“應是徐國餽贈或賵賻”，同時指出這只鼎“窄平沿、淺弧腹、環立耳、三足外撇，是典型的越式鼎”；網友暮四郎先生認為“‘此余’即‘差䣄’”，并指出“從鼎M2：24銘文看，這個斷代（寧按：指《簡報》斷蓋墓葬為春秋晚期）顯然是靠不住的。‘此余（差䣄）’時代在戰國中期。……越王初無余（即此余、差䣄）之元年至十二年，據楊寬先生考訂，在公元前372-261年。那麼，徐樓M2的年代當在此之後。”[12]暮四郎先生的看法自有合理性，尤其與器型為越式鼎的情況相合。但袁金平先生在回帖中指出：“金文中吳、越兩國國君稱名一般是‘國名+王+名、字’這種組合形式，罕見‘差余王’這樣‘人名+王’的形式，至少金文中未見。清華簡《系年》‘夫秦王’是個特例。”[13]是很有道理的。特別是《簡報》排比了M1出土的銅鼎（M1:39）與薛國故城出土的銅鼎（M4：30）、銅盒（M1:2）與河南固始侯古堆一號墓出土的銅盒、M2出土的“鄝子妝之用”（寧按：“妆”字非是，详下）銅戈與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出土的銅戈（M36:19）等器物，從類型學上分析得出此墓年代區間在春秋晚期，應大致不錯，故將該銘“此余王”釋為“差䣄”并據之將其拉到戰國中期或以後，恐是不適當的。

“此余”當為國名，鄒魯一帶春秋時的確有余國，如出土于山東費縣的春秋中期器《余子汆鼎》（《集成》4.2390），另外還有春秋晚期器《余王劍》（《集成》18.11579），當均是此余國之器，前者《集成釋文》徑釋“余”為“徐”，[14]《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括讀“徐”；[15]後者“余”字《集成釋文》、《集成引得》均依形隸定。[16]這個余國是否是“徐”還有待證實，但由此可得一啟發，就是“此余”很可能就是“徐”的緩讀，袁金平先生認為：“从地域上联系，铭中的‘余王’理解成‘徐王’似乎更合理一些。《文物》2013年第3期上孔令远等先生公布了两件有铭徐戈，其铭即以‘余’表‘徐’，另外纪甫人匜铭‘余余王’第二个‘余’，李家浩先生即认为读为‘徐’（自选集56页）。‘此徐王’之‘此’可能就是李家浩先生多次提及的所谓‘附加语’。国名附加语如‘句（工）吴’、‘于越’等。孔文所涉两铭‘余子白取此’、‘余王容居此’之‘此’为人名附加语。如此，徐国称名或偶用缀字‘此’，这是我们以前所不了解的。”[17]袁先生說可從。從讀音上看，“此”是清紐，“余”是魚部，“徐”是邪紐魚部，清、邪二紐同是齒頭音為旁紐雙聲，則“此余”之促音正可讀如“徐”，“徐”在金文里常見的是寫作“䣄”，“䣄（徐）王”之名金文習見。

越王勾踐滅吳之後，北徙都瑯琊（在今山東省青島市琅琊台西北。），一度稱霸，《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地傳》云：“允常子句賤，大霸稱王，徙瑯琊，都焉。”又云：“親以上至句賤，凡八君，都瑯琊二百二十四歲”（《史記·越王句賤世家》《索隱》引《紀年》云“翳三十三年遷于吳”，則實居瑯琊者只有五君），淮、泗諸國受其文化影響，所以淮夷國的徐作器型同越制自在情理之中。

 “王”後“囗囗”二字原不識，應當是此余王之名，原銘文拓片如下：

（原版）（負片处理效果）

此二字在目前發現的金文中首見，第一个《問題》、《簡報》均不識，此字左旁疑是《說文》中的“𠦍（夲）”字（讀若“滔”），右旁很可能是上白下手，可隸定為“”，疑是從手皋聲，但具體當釋為何字待考。[19]

第二個字《問題》、《簡報》均釋“君”，從字形上看絕非“君”字，袁金平先生已經指出此字“下字下部似是‘于’”，[20]是也，此字當是上“女”或“母”下“于（亐）”。根據負片圖看，上面似“女”的部分中間斜筆下面明顯還有一短豎筆，當是“母”字中間的一點，另一點恰在殘泐的位置失掉了，所以這應是個從于母聲之字，當即“謀”之異構。古文“謀”字作“𠰔”、“𢘓”、“𧦥”等，寫法上從母，下或從“口”、“心”、“言”，而《爾雅·釋詁》：“于，曰也”，段玉裁於“亐（‘于’本字）”字下注云：“《左傳》：‘于民生之不易’，杜云：‘于，曰也。’此謂假‘于’爲‘曰’，與《釋詁》‘于，曰也’合。”則從于與從口、心、言會意實同，所以這個字當是“謀”之或體。“謀”是此余王之名，當是春秋晚期的某位徐王，故該鼎當名為“此余王謀鼎”。

該器銘文漫漶較嚴重，很多字筆畫已不清晰，“小鼎”下二字磨滅不可見，疑為“萬年”二字。

4、銅鼎銘（M2：25，銘文照片《簡報》13頁圖二六、拓片25頁圖七〇）：

“隹（唯）正月初吉日丁亥，（濫）公宜余其良金，用鑄其（爨）宜鼎。”

按：“”《問題》、《簡報》均未釋，謝雨田先生釋“脂”，以“宜脂”為濫公名，至確。

 “余”字王琦、燕生東先生文中括讀“擇”，謝雨田先生亦認為當讀為“擇”。按：疑當讀為“舒”或“抒”，《爾雅·釋天》：“四月為余”，《釋文》：“余，孫本作舒。”“舒”、“抒”亦通假，如《左傳·文公六年》：“難必抒矣”，《正義》：“抒，服虔作舒。”《倉頡篇》：“抒，取也”，《通俗文》：“汲出谓之抒”，這裡是取出、拿出之意。

“臧”字，謝雨田先生在文注[7]中云：“由於銘文中的‘臧’與先秦古書中訓作‘善’的‘臧’的常見用法不合，因此對此字的釋讀，我們心存疑慮。在向陳劍先生請教相關問題時，陳先生懷疑所謂‘臧’字很可能是‘良’字。陳說很可能是正確的。”按：此字釋“良”可從，這個字拓片不清，照片作“”，左旁當是“良”字沒寫全者（中間的左邊少了一弧筆），並非“爿”字。“良金”金文中習見，謝先生文中已引證，即優良的金（青銅）。該鼎銘文是說正月初吉的丁亥日，瀸公宜脂拿出其上好的青銅，用以鑄造其爨宜鼎。《簡報》云：“M2出土有‘公’鼎（M2：25），公應即M2的墓主。”此鼎當名為“濫公宜脂鼎”。

5、戈銘（M2：61，銘文照片《簡報》14頁圖三一，拓片24頁圖六九.2）：

“鄝子癭之用。”

按：“鄝”疑即《穀梁傳·宣公八年》“楚人滅舒鄝”的“舒鄝”，《左傳》作“蓼”，在今安徽舒城，其地與邾、魯、楚相近，後為楚所滅。

“癭”字王琦、燕生東先生及《簡報》原均釋“妝”。此字原作“”，又見鄦子妝𠤳作“”，《金文編》收此字即釋“妝”，[21]但釋“妝”不確。此字左旁從爿，為疒之省，此無疑義；右旁非“女”，當是“安”字，楚簡文字中的“安”主要有兩種寫法，一種寫作“”（如新甲3.132、133），一種寫作“”（如郭店簡《尊德義》16），[22]戈銘右旁當是從第一種寫法的“安”，從厂，古文字中从厂從宀每無別；𠤳銘的右旁是從第二種寫法的“安”，故此字當分析為從爿（疒）安聲。上博簡二《容成氏》2簡上有“”字，從爿（疒）妟聲，簡文云“~者煮鹽厇”（2-3簡），原整理者李零先生讀為“癭”，認為“癭者，指患有大脖子病的人”，[23]當是。“安”、“妟”古音同影紐元部音同，所以此三者當為一字，均“癭”之或體，為鄝子之名，故此戈當名“鄝子癭戈”。該戈銘文字有楚文字風格，蓋舒鄝其地近楚，故其文字受楚文字之影響也。然鄝子之戈為何埋入濫公墓中則不可得而知。

6、銅鎛銘（M1：43，拓片《簡報》21頁圖六五）：

該銅鎛出土時已殘破不全，殘存的銘文：

銑部右：“（濫）夫人永……”

鉦部：用樂厶（以）（殘泐）

銑部左：眉……

鉦部銘文謝雨田先生在文注[2]認為“據筆勢，它似當釋作‘㠯（以）喜’二字。”按：第一字釋“以”是也。第二字以為是“喜”字則恐有問題，金文中“喜”無作此種形體者，具體為何字待考。

“眉”字《簡報》無釋，謝雨田先生文注[2]云：“左銑部還殘存一字作‘’，當是‘（沬）’字，據它在金文中的一般用法，此銘中亦當是用作‘眉壽’之‘眉’。”良是。

這個鎛的銘文可能是“濫夫人永囗用樂，以囗眉壽囗囗”，“永”後疑是“寶”字；“以”後的殘文相當於金文中常見的“以祈眉壽”、“用祈眉壽”的“祈”字，但具體為何字待考。末二字當是“萬年”或“無疆”。

《簡報》云：“‘夫人’應即‘叔子’，可能就是M1的墓主”。

二、簡要討論

根據上述銘文釋讀可知，棗莊嶧城徐樓東周墓葬所出器物與粊國無關，而當如《簡報》所言乃公與其夫人叔子之墓。“”當如趙平安先生所言，乃《左傳》中的“濫”，王獻唐先生在《春秋邾分三國考》認為：“春秋時邾分三國：一為邾，一為小邾，一為濫，同出一系。土地政權，各不相謀。”[24]據王獻唐先生考證，濫本邾君顏之弟叔術的封地，邾君顏被殺後，叔術曾代為邾君，後傳位給顏子夏父，自己出居於濫，後雖獨立為國，卻一直未獲爵稱，王先生說：

“……知叔術為邾君，在周宣王時矣。叔術雖為邾君，曾無封爵。春秋魯隱元年，與邾儀父會盟，稱字不稱爵。儀父在叔術之後，彼未晉封，叔術亦然。後儀父從齊桓尊王，始為邾子。”[25]

今徐樓所出銅器銘文稱“濫公”，顯然自比于諸侯，其墓葬的規模和隨葬的器類、數量，也近於國君的等級，且宋國與之通婚，則知濫確為獨立于邾之外的單獨一國。

從墓中所出器物看，除濫國自作器外，還有有宋、鄝（舒蓼）、此余（徐）的外來器；從器型上看，有越式器，如此余王謀鼎（M2：24）、濫公宜脂鼎（M2:25）；有吳式器，如一號墓的銅盒（M1:1、M1:2）、宋公㘥作濫叔子鼎（M1:39），說明宋、濫、此余（徐）等國雖然地處淮河以北，但受吳越文化影響較大，筆者在和網友徹侯先生討論時他認為：這種現象很可能是春秋時期吳、越先後北上爭霸而對淮、泗流域諸國產生影響的結果，這個看法很可能是正確的。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蒙“钟鸣鼎食”群网友玄缘若兮先生殷勤提供相关资料，彻侯先生提醒讨论并讲解相关考古学知识，使我避免了很多错误，在此谨致谢忱！）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4年5月12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4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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