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作歌一终”等语解义

方建军

天津音乐学院

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竹简，内容属于书籍，其中有些篇章涉及西周礼乐，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现已出版的清华简之中，于《耆夜》篇有“作歌一终”、“作祝诵一终”，于《芮良夫毖》有“作毖再终”等词语，并有相应的诗歌文本。这里即以清华简有关资料，结合古代文献记载，对“作歌一终”等语试做解义，不妥之处，敬希指正。

简文《耆夜》讲述西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即黎国，凯旋归周之后，于文太室举行饮至典礼。参加饮至礼者有周武王、毕公、召公、周公、辛公、作策逸和吕尚父等人。在饮酒庆功仪式当中，周武王分别为毕公、周公“作歌一终”，周公则先为毕公“作歌一终”，又为周武王“作祝诵一终”。随后，周公持爵尚未饮酒，看到蟋蟀跃降于堂，有感而发，于是再次“作歌一终”[1]。

周武王和周公所作“歌”，以及周公为周武王所作“祝诵”，均为以四字句为主的诗歌，诗句较为齐整，是所谓的齐言诗。《墨子·公孟》云：“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见当时的诗都是可以入乐的，清华简《耆夜》直言“作歌”，更表明诗的歌唱性质。

《耆夜》先叙述周武王为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

乐乐旨酒，宴以二公。纴夷兄弟，庶民和同。方壮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饮，后爵乃从。

接下来周武王又为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

輶乘既饬，人服余不胄。徂士奋刃，殹民之秀。方壮方武，克燮仇雠。嘉爵速饮，后爵乃复。

这两首诗分别由四句组成，从音乐角度看，应为单乐段结构，是一种较为短小的歌曲。

继而，周公为毕公“作歌一终，曰《赑赑》”：

赑赑戎服，壮武赳赳。谧精谋猷，欲德乃救。王有旨酒，我忧以风。既醉有侑，明日勿慆。

同样是四言四句的单乐段短小歌曲。

然后是周公致武王的诗，但不是“作歌一终”，而是“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

明明上帝，临下之光。丕显来格，歆厥禋盟。于……月有盈缺，岁有歇行。作兹祝诵，万寿无疆。”

这首“祝诵”基本为四字句，也属于单乐段的歌曲。与上引“歌”诗不同的是，周公致武王的“祝诵”诗，主旨是歌颂武王，祝愿武王万寿无疆。“作祝诵一终”，实际上与“作歌一终”同义，只不过“歌”为一般的诗文，“祝诵”则是就其内容特指。

周公所作最后一首诗，未明确致歌对象，而是说“周公秉爵未饮，蟋蟀造降于堂，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

1．蟋蟀在堂，役车其行。今夫君子，不喜不乐。夫日䅆䅆，䅆䅆䅆忘。毋已大乐，则终以康。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方方。

2．蟋蟀在席，岁聿云莫。今夫君子，不喜不乐。日月其迈，从朝及夕。毋已大康，则终以祚。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惧。

3．蟋蟀在舍，岁聿云䅆。䅆䅆䅆䅆，䅆䅆䅆䅆，䅆䅆䅆䅆，[从冬]及夏。毋已大康，则终以惧。康乐而毋荒，是惟良士之惧惧。

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简文的《蟋蟀》诗，与传世《诗经》的《唐风》首篇《蟋蟀》同名，《唐风》的《蟋蟀》也是三段，这两种《蟋蟀》诗内容彼此关联，但用韵和句式有所不同[2]。

简文《蟋蟀》分为三段，三段诗的字句结构相同。每段除最末一句外，同样都是四言体。最末一句为五字句加七字句，从音乐构成看，它应是一首歌曲结尾处的发展变化。这首歌也是单乐段结构，配合三段歌词，以相同的旋律重复三次。由此看来，《耆夜》所谓“作歌”或“作祝诵”的“一终”，对应的都是单乐段的歌曲，有时还可变换不同的歌词，以相同的曲调重复演唱。

“作歌一终”不仅见于清华简，而且在古代文献也有反映，如《吕氏春秋·音初》云：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可见“作歌一终”应是当时惯用的词语。以《耆夜》和《吕氏春秋·音初》合而观之，容易看出当时作歌的篇名，常出现一些叠音字，如《耆夜》的“乐乐”、“赑赑”、“明明”，以及《吕氏春秋·音初》的“燕燕”等，便为其例。

李学勤先生认为，“演奏一次为一终，‘作歌一终’便是作诗一首的意思”[3]；黄怀信先生认为，“一终，犹一曲、一首”；[4]江林昌先生则认为，“乐舞一次为‘一终’或‘一成’，其于诗则为一章。‘作歌一终’即是乐舞一成，也是作诗一章”[5]。《资治通鉴·汉纪四》胡三省注引《谥法》：“有始有卒曰终”[6]，即有开始和结束便为“终”。对照《耆夜》所载几篇诗乐的结构，“作歌一终”当指表演歌曲一首，在音乐上它应是一个完整的乐段。这种单乐段的歌曲，可以配合一段歌词，如《乐乐旨酒》、《輶乘》、《赑赑》和《明明上帝》等即是；也可配合多于一段的歌词，以相同曲调重复演唱，如《蟋蟀》即是。另外，从上引“作歌一终”的语境看，歌唱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否伴随有舞蹈却不能肯定。

 清华简第三辑收录的《芮良夫毖》，记述芮良夫“作毖再终”，且简文末尾又予重申，“吾用作毖再终，以寓命达听。”[7]“毖”的意思是劝诫，“再终”即“二终”。从简文看，芮良夫所作劝诫性质的毖诗，确实包含两个部分，且分别在每一部分之前冠以“曰”和“二启曰”加以分隔，显然是一首作品的两个部分。这里的“曰”和“二启曰”，相当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元入启曰”（第一启）和“再启曰”（第二启）[8]，“启”的涵义即为诗歌的开始。《芮良夫毖》里的两部分诗篇幅都比较长，这里不便迻引，但仅从它们之间诗句结构的明显差异，便可推知其音乐构成也应不同。也就是说，两部分诗文不能套用同一曲调。因此，“再终”应理解为同一首作品有两个组成部分，表现在音乐上应是两个彼此独立的乐段，即为两段体结构。

顺便指出，芮良夫是西周后期芮国的国君，芮国与周同为姬姓。芮良夫在西周厉王之时任职周大夫，为著名的贤臣，有关事迹见于《国语·周语》、《逸周书·芮良夫》等记载。2005—2007年，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葬出土有编钟、编磬等乐器，其形制、组合和音阶结构，与中原地区所出西周晚期同类乐器基本一致，应属周音乐文化系统[9]。因此，芮良夫所作毖诗，与周武王和周公所作歌诗同属西周礼乐文化系统，应是没有问题的。

除上述“一终”和“再终”外，古代典籍还常见有“三终”，且有关乐曲可歌可奏。如《仪礼·大射仪》：“乃歌《鹿鸣》三终……乃管《新宫》三终”。“管《新宫》”即以管乐器演奏《新宫》。所歌《鹿鸣》，在《诗经》中归入《小雅》，诗文如下：

1．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2．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3．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这三段诗在字句结构上有一定差异，它们的前两句都有所重复，但后两句的字数均不相同。如第一段后两句为四字句，即四四四四；第二段后两句为四六四六；第三段后两句为四四四七。这种情况显示，三段诗的后两句在音乐上也会有所变化，每段诗都能形成相对独立的乐段，属于三段体结构的歌曲。由此可见，所谓《鹿鸣》“三终”，应是指一首歌曲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部分在音乐上是有发展变化的，并不是同一曲调的简单重复。因此，“乃歌《鹿鸣》三终”，即演唱《鹿鸣》这首歌曲的三个部分或三个乐段。

《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这里的“升歌”、“间歌”，以及“笙入”、“合乐”等，表明既有声乐也有器乐，但由于缺少具体的作品名称，所以演唱或演奏的“三终”，当有两种可能的解释。其一，“三终”可能是一首音乐作品的三个部分或三个乐段；其二，“三终”可能是三首独立的单乐段音乐作品。

《逸周书·世俘》也有“三终”的记述，有关文字如下：

癸丑，荐殷俘王士百人。籥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王入，奏庸，《大享》一终，王拜手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终。甲寅，谒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畤，籥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乙卯，籥人奏《崇禹生开》三终，王定。

同名乐曲，《大享》可分别表演“一终”和“三终”，说明《大享》可能由三部分组成，既可表演其中之一，也可表演全曲之三。《明明》和《崇禹生开》的“三终”，大概也应是一首作品的三个部分或三个乐段。

关于“献《明明》三终”，刘光胜先生认为乃演奏《明明》三次[10]，姚小鸥等先生持相同看法，并认为“歌《鹿鸣》三终”，是“指《小雅》中的《鹿鸣》一章演奏三遍完成”[11]。然而，依照本文对《芮良夫毖》“再终”，以及《鹿鸣》“三终”的理解，《逸周书·世俘》和《仪礼·大射仪》所谓“三终”，恐怕都不是同一乐曲反复演奏三次或三遍。

综上所述，“终”是音乐作品的一个独立单位，“一终”可以是一首独立的音乐作品，也可以是一部音乐作品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音乐上都是一个完整的单乐段结构。“再终”（“二终”）和“三终”则是一部音乐作品的两个或三个组成部分，在音乐上应为两段体或三段体结构。同时，“再终”和“三终”也有可能是两首或三首独立的单乐段音乐作品。

原载《中国音乐学》2014年第2期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4年6月14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4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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