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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釗:酉山漫品
在 2007/12/11 0:44:46 发布

 

酉山漫品

 

刘钊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一、郭店楚简文本复原上的一部成功之作

——读《郭店竹书别释》

郭店楚简1993年出土,整理者只用了四年多的时间就完成了简文的整理和校释。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从此拉开了郭店楚简研究的序幕。

郭店楚简的整理出版与其它许多大宗古文字资料的整理出版速度相比,已经显得很快。不光是整理出版的速度快,整理者的整理水平也很高。又因为有裘锡圭先生的按语,使得这部初步整理的著作具有相当的高度和深度,这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和考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郭店楚墓竹简》出版五年来,有关郭店楚简研究的成果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专著和论文的数量达到数百种之多。其中有考释字词的,有拼合简文的,有研究思想的,有研究哲学的,有研究学术史的,有研究简牍形制和制度的,总之,凡是能够想到的角度和思路都有相关的成果面世。一时间学术界不断掀起研究郭店楚简的热潮。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针对一批资料的研究能够进行得如此深入和广博,这在学术史上还没有先例。这既说明郭店楚简资料本身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学术界对这批材料的重视程度。这种在现代学术研究条件下对一宗资料进行的“大兵团作战”,所取得的成果自然是以往所不可比拟的。

在新近的研究成果中,陈伟先生的《郭店竹书别释》一书格外引人注目。此书作为李学勤先生主编的《新出简帛研究丛书》的一种,由湖北教育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

说此书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在郭店楚简的研究队伍中,陈伟先生的研究成果一向以严谨踏实著称。几年来围绕着郭店楚简研究陈伟先生连续撰写了十几篇论文,或是对某一篇的校释,或是对简文拼合提出新的意见,或是对疑难字词进行考释,或是对整个文本的复原进行理论总结和探讨。每一篇都言之有物,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郭店竹书别释》就是以这十几篇论文为基础,经过补充修改连缀而成。

在简文基本拼合完成后,字词的考释就是简牍研究最基本的工作。楚简不同于汉简,会更多地遇见新的不认识的字形。而这些战国楚文字字形常常是诡异难识,使考释具有相当的难度。虽然郭店楚简中有一些著作同时有传世本存在,可以进行比照,给不识字的辨识带来许多便利的条件,但是没有传世本的简帛佚籍中的不识字形仍然不少。同时即使是有传世本存在的简帛中的疑难字,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情况,一样需要进行考释才行。所以对于字词的考释,一直是郭店楚简研究中做得最多的工作。陈伟先生的《郭店竹书别释》中有许多考释字词的篇幅,其中有些考释极为精彩,已被学术界充分肯定,体现了作者对字形的熟悉程度和考释古文字的深厚功力。如在字形的考释中,对“杀”字的考释就是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在郭店楚简中有如下文句:

 

1、孝之□,爱天下之民。(《唐虞之道》)

2、礼不同,不丰,不□。(《语丛一》)

3、爱亲则其□爱人。(《语丛三》)

 

其中“□”字本写作从方从虫,原释文隶定作从方从虫,读为“方”。但此字读为“方”,相关文句很难读懂。陈伟先生通过比较《说文》古文和《古文四声韵》所收“杀”字的字形,结合典籍的类似句子,指出这个字就是“杀”字的古文,在简文中应该读为“杀”。“杀”字在古代有“衰减”的意思。以上所引简文中的“杀”字就是用为“衰减”的意思。尤其是在传世典籍《礼记·礼器》中有“礼不同、不丰、不杀”的句子,与《语丛一》简文中的“礼不同,不丰,不杀”全同,更证明了这一考释的正确性。这一考释解决了文句释读上的一个大问题,使得相关的文句顿时涣然冰释,窒碍全无,所以一直被学术界所称道。

还如简文《老子》甲本中“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与?”中的“橐”字原隶定作从“□”从“乇”,读为“橐”,陈伟先生通过严密的字形比较认为此字所从的“乇”并不是“乇”而是“卜”,字本是从“□”从“卜”。这一字形分析无疑是正确的。其实这个字见于甲骨文,就是用为卦兆占辞的“繇”字,在简文中用为“橐”显然是音近借用。这一问题的解决虽然不关简文文句的释读,但是对字形的研究则有一定的意义。

对词义的训释也是《郭店竹书别释》一书的一大优点。如《语丛三》有如下一句:

 

通,哀也。三通,文也。

 

“通”字本从“同”,为“通”字古文。或读“通”为“恸”。陈伟先生通过与典籍比较指出,简文中的“通”字应该读为“踊”。“踊”指丧礼中为表示哀恸而做出的跳跃。通过与相关典籍的比较可知,陈伟先生的这一释读无疑是正确的。

还如《语丛三》说:“宾客之用幣也,非正内货也,礼必兼。”陈伟先生指出“幣”指聘享吊问中的礼物和祭祀时的祭品,“货”同于《礼记·少仪》“纳货贝于君”、《吕氏春秋·仲秋纪》“入货贿”中的“货”。这一解释很好地讲通了这一段文意。

《语丛四》说:“车辙之必(上从艸下从土)酭,不见江湖之水。”文中“车辙”之“辙”本从“曷”,或读“车曷”为“车盖”。“必酭”二字的训释也有多种说法。陈伟先生读“车曷”为“车辙”,读“必酭”为“鲋鰌”,指小鱼。这一训释很巧妙,从文理上看,比旧的训释更为合理。

如以上所举例的训释在《郭店竹书别释》中还有很多,用“胜义如云”的话来形容决不为过。

每一宗楚简资料的出土,大都面临着竹简的编联问题。因为楚简出土时一般原有顺序都已紊乱,所以是前期整理中最为重要的工作。又因为编联工作受多种条件的制约,很难能够一蹴而就,所以对编联问题的反复研讨和推论就成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经过不断的研讨和推论,才能使简文编联日臻完善,达到或接近原始的面貌。编联的重要性,在传世典籍上可以充分地体现出来。传世典籍中有一些有问题的篇章,大都是因为“错简”的缘故。在出土楚简中,编联对于简文性质的断定,对简文的分篇分章,对文意的理解,对字词的考订都至关重要,所以一直是学者密切关注的问题。

《郭店竹书别释》一书对简文的编联也提出了许多非常好的意见,值得重视。如第十三章“《性自命出》诸简编联问题及校释”部分,就参考上海博物馆藏简和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部分的编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可分为三个大的编联组,即136号简,5067号简,3749号简,其中简36应该移至简33与简34之间。这三个编联组也就是《性自命出》构成的三部分。这一编联和分章是目前对于《性自命出》进行的编联和分章研究中最为妥善的意见。

对《语丛一》简31和简97的编联更是值得称赞的例子。这两简本来被分置两处,毫不关涉。经陈伟先生编联后,就连缀成“礼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者也”这样的句子。而此句与传世典籍中《礼记·坊记》的“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和《淮南子·齐俗》:“故礼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正好若合符节,如出一辙,这显然是决无问题的成功的编联。

还如对《语丛一》简6970与简5658的编联,对《语丛三》简262729的编联等,都是非常好的说法,是整理者和研究者应该采纳和重视的意见。

任何学问的研究,都要随着研究的深入不断进行回顾和展望,对自身的资料建设和理论建设进行修正和调整,以利于向更深和更广的方向发展。有关简帛学研究的历史虽然还不算太长,但是因为资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建立一套可遵行的理论系统应该是必要也是必须的。但是实际情况是,目前学术界似乎较为忽视理论上的总结和建设,对规律和条例的归纳和提炼重视不够,所以客观上还是显得在研究时缺乏比照系统和分析套路。尤其在战国楚简的研究上更是如此。这就逼着我们的研究者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多多留意建立一套可行的理论框架和操作规范。要把简帛研究当做一个大的系统来看待,在宏观角度上把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把任何细节的研究都纳入大的背景,把简帛研究变成一种立体的研究。

《郭店竹书别释》在文本复原的理论上也进行了一些富有启发和具有指导意义的思考。

在第一章“文本复原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中,作者提出了“文本复原”这一概念,而将简帛研究中如“识字”、“句读”、“编联”、“分篇”等皆纳归其下。在文字辨识方面作者通过实例分析将文字的辨识分为三种类型,即一是释文原来缺释或者释读无把握的字,实际上有可能作出合理的说明;二是释文原有的意见,存在推敲的余地;三是原释文对字形的释读虽然可从,但对辞义的给定却可能不够准确。这样的分类极便于今后对新资料的辨识和考释。

在复原文本应该采用的方法上,作者指出应当重视校勘学的成果。并结合研究简文的实例,指出书校法在文字释读、章句离析、竹简调整和篇章分合上的重要性。

在涉及不同文本的关系时作者强调要注意区分只是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异文,还是在意义上已经发生重大歧异甚至对立的文本这两种情况。既要重视古书流传的连续性,同时也要考虑文意的异化和对立。也就是要客观、全面、科学地具体分析问题,避免不适当的“趋同”和“立异”,这样才能减少失误,让复原工作更接近原始面貌。

总之,从郭店楚简文本复原的角度看,《郭店竹书别释》一书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部成功之作。

陈伟先生学过考古学,受过严格的类型学分析的训练。研究生开始接触历史地理,对历史学时间和空间上的感受比一般人更为清晰和敏感。由对包山楚简的历史地理感兴趣到对包山楚简的全部内容进行研究,早就以《包山楚简初探》一书享誉于学术界。因对楚简研究的深入,使其对战国文字的考释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诸多学术背景的综合,加之他对电脑的熟练掌握,使其研究手段如虎添翼,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引人注目的成绩也就毫不奇怪。

欣闻陈伟先生正在主持进行一项大型的楚简研究计划,对这一计划将取得圆满的结局,学者间都充满了信心。

 

 

 

二、古代精神世界的焦点透视

——读《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

从全球范围看,有关巫术的研究一直是人类学、宗教学、民族学、考古学追踪的热点。这是因为巫术既是所有国家和民族共有的文化现象,又是众多文化现象中最充满神秘色彩的部分。可以说巫术与巫术文化是探索古代精神世界的一个焦点。

中国古代是巫术与巫术文化非常发达的时期,尤其先秦两汉阶段,整个民间社会都笼罩在一片巫风之下。流风所及,无所不在,并对后世产生了极为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直至今日,这种影响和积淀还反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之中。巫术关涉人的心理和思维,并由此形成文化传统,造就一种任何人都无法摆脱的社会氛围,对民族心理和传统习俗的形成关系巨大。所以,对中国古代巫术与巫术文化的探索,无疑会促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和解剖,加深对中华民族民族心理和传统习俗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有着悠久的巫术文化传统,古代典籍中也存在着诸多相关的记载,但却一直缺乏有意识和有系统的研究。抗战前出版的江绍原的《发、须、爪》一书,是在西方有关巫术研究著作的提示下出版的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巫术文化的著作,在当时颇有影响。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巫术一度被划归为封建迷信,从此成了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巫术与巫术文化研究的著作和译著日趋增多,《原始思维》、《金枝》等国外有关原始思维和巫术研究的经典著作也被重新翻译出版,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近些年来坊间流行的有关巫术与巫术文化研究的著作虽然不少,但是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大量自我收集的例证的著作却并不多见。其中辗转相抄、东拉西扯、拼凑旧货、假“洋”济私、只配垫脚底、覆酱瓿的著作亦复不少。

20015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詹鄞鑫所著《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一书,是多年来少见的一部研究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的精彩之作。

该书一个最大的特点是理论与例证并重。全书分为上下编,共60余万字。其中上编“巫术理论研究”与下编“中国巫术文化”字数基本相等。上编对“巫术的性质”、“巫术起源”、“巫术与巫术文化”、“巫术原理及其分类”、“巫术的功效与功能”、“巫术评价”等关于巫术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进行了充分详实的论证。用30万字讨论“巫术理论”,不可谓不深入。在这30万字的理论探讨中,作者不是照搬西方巫术研究著作中的现成理论,而是在先写完下编的基础上,通过对下编所引用的大量例证的解释和涵泳,从而得出自己的理论分析,并由此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从这30万字的理论分析中,读者可以真切地体会到作者思路的缜密和思考的深入。作者不囿于旧说,敢于理论上的创新,提出了许多异于前人、发人深思的观点。如作者通过深入论证指出巫术不属于宗教范畴,就有别于以往的传统认识。还如作者指出科学和巫术虽然都是人类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带有理性因素的结果,但符合自然规律和法则的是科学,不符合自然规律和法则的则是巫术。巫术是人类思维的负面产物。虽然巫术在一定意义上是科学的催化剂,但是巫术与科学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个观点对于过分强调巫术中的科学因素,将巫术混同于科学的主张将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作者自构的理论框架虽然不照搬西方巫术研究著作中的现成理论,但是并不表明作者对西方有关巫术研究的著作和理论不重视。在30万字的理论分析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对西方有关巫术研究的经典著作进行过深入的钻研,对许多理论有着深入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对学术界已经界定的理论既不轻弃,也不盲从,而是本着择善而从,“化”为己用的原则,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将其与下编的巫术实例进行充分的比照联系。

在理论探讨中,作者还注意同当前实际的密切结合。如作者在一些章节中对一些所谓的“超自然力”、“特技神功”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从一些角度对“法轮功”等邪教的骗人本质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解剖。这些都有助于我们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增强识别歪理邪说的能力。

作者在第一章“导言”中,对此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交代,其中关于“史料”和“方法”的阐述颇值得留意。作者将史料分为民俗、文献和考古三大类,并指出这样的史料运用与作者的个人经历和专业有着明显的关系。作者本是古典文献专业出身,之后主要从事古文字与古文献的研究。因为古文字与考古学的关系很近,所以又接触了很多考古学方面的资料。这样的史料运用既体现了作者的学术背景,同时也是史料运用最为周全完备的范例。这也是此书之所以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所在。以往的巫术与巫术文化研究只注重民族志和历史文献中的材料,对考古发现中的大量素材或是茫然无知,或是不会利用。而长期以来的研究历史表明,在研究领域越拓越宽,研究分支越分越细的今天,不管是什么研究方向,只要是研究中国古代,脱离了考古学资料的证明和支撑,都将是不完善和有缺欠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提出的“二重证据法”,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典学问的不二法门。近年香港饶宗颐先生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的主张,即主张将考古资料再细分为文字资料和遗迹遗物等资料两类。这在史料运用更加细致的今天,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建议。作者在本书中将民俗、文献、考古三大类史料熔于一炉,互相证明、相互阐发,对考古资料的运用能够文字资料与遗迹遗物资料并重,真正做到了“三重证据”。

作者善于考据的学风和多年研究古文字与古文献的学术积累在本书中有充分的体现,尤其下编“中国巫术文化”中作者多年苦心孤诣收集的有关巫术与巫术文化的例证,丰富饱满,恰当典型。在这些丰富饱满的诸多例证中,有许多是作者以往曾有专文进行过考证研究的,如甲骨文中“河伯娶妇”的记载、古代的巫蛊术、春秋战国时期鱼鼎匕铭文的解释等等。有这些作者有过深入研究的例证作基础,作者的论证当然会透彻,结论也就当然容易令人信服。

在有关史料的问题上,作者还有一点说明,即作者曾对中国古代医药养生一类著作有过较多的接触,所以在书中大量引用了古代医药养生著作中有关巫术与原始思维的资料。这一点充分显示出作者史料收集的广泛程度和史料认识上的高明见识。中国古代医书有着连绵不断的传统,历史上曾躲过历次书的厄难。虽然医书所反映的内容不能成为社会共识,主流观念和意识对其也从不重视,但实际上中国古代医书同中国古代兵书一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薮。这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出土的大量医书和兵书上得到了充分的验证。在中国古代医书中,保留有大量的有关传统思想观念和意识的史料,而历来收集史料者却偏偏对其缺乏重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史学大家严耕望在《治史答问》中曾讲到他从本草书中收集有关古代历史地理方面史料的例子,就是一个最好的比照。

在本书中作者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而理论探讨离不开作者的世界观。作者明确指出其方法上主要的出发点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思想,历史证明它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在当今西风的熏染下,有的研究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已过时,甚至羞于再提,这显然是错误的表现。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可以作出非常成功的研究成果,此书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

纵观西方有关巫术与巫术文化研究的一些经典著作,对中国的情况绝少提及。这同许多领域的研究一样,个中原因或是因为条件的限制,或是“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在起作用。“西方中心论”衍生出“西方学术中心论”,甚至研究中国古代的学问,都认为应该以西方的方法和准则为标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我们承认西方汉学研究有其独到的视角和宏大的视野,有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归根到底,在研究我们祖先的历史——中国历史文化方面,不管从道理上讲,还是从实际上论,都应该是以汉语为母语的中国人最有发言权。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能含糊,也决不能妄自菲薄。我们需要脚踏实地地努力钻研,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写出自己的经典著作。从这个角度看,詹鄞鑫的《心智的误区——中国巫术与巫术文化》可谓作出了榜样。

巫术与巫术文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来源和长期的延续,早已变成了文化传统中一种无处不在的心理积淀和思维定式。传统宗教中的许多观念和仪式,就是直接来源于早期的巫术。例如道教中的许多法术,就是早期巫术的传承和借用。这一点从出土的古代数术资料中看得格外清楚。巫术在中国古代学术分类中属于数术方技的范畴,应该划归于文化传统中的“小传统”。所谓“小传统”是指广泛流行于社会大众中的民间下层文化,有别于“大传统”,即流行于社会精英中的经典上层文化。这种文化虽然不被主流意识所接受,正史经传中也少有记载,但是这一点也不影响它在民间的广泛流行和深入人心。恰恰是这些“小传统”,才是真正支配全社会普遍意识和日常行为的重要法则。它虽然有别于宗教,但它对人们思维观念和社会生活的影响却远远大于宗教。近年来随着出土资料中反映这种“小传统”史料的日益增多,学者们充分地认识到,从“小传统”入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和文化,可能会得出更为真实全面的结论。詹鄞鑫的《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一书,就充分利用了反映“小传统”的史料来研究这种“小传统”,这正是作者能及时“预流”,站在学术前沿的反映。

詹鄞鑫多年来以研究古文字与古文献为主,同时积极投入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宗教的探讨和追索,是个淡泊名利,一心问学的纯粹学人。他的《汉字说略》(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和《神灵与祭祀——中国传统宗教综论》(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二书早已享誉于学界。这次积六年之力完成这部《心智的误区——巫术与中国巫术文化》,标志着他在学术研究道路上的进一步成熟。而这部书也将如李学勤先生在《序》中所言,“不但将受到学术界的欢迎,也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广泛兴趣”。

 

 

三、喜读《战国文字编》

200112月,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学勤先生任顾问,汤余惠先生任主编,赖炳伟先生任副主编,徐在国、吴良宝二位先生任编辑的《战国文字编》一书。该书堪称煌煌巨制,书前有李学勤先生撰写的《序言》及该书凡例、出处简称表;书后有笔划检字表、参考文献和后记,共达一千二百余页。全书资料丰富,编排合理,隶释精当,便于翻检,更加之印刷精美,的确是多年以来不多见的一部大型古文字字典。该书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并得到学术界的一致赞许。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该书的优点和价值会得到进一步的发现和肯定,从而为该书赢得同以往的《甲骨文编》、《金文编》等古文字经典著作一样的地位,在学者和使用者的书桌上站得一席之地,并在学术史上留下精彩的一笔。

战国文字研究肇端于汉代,当时对古文经书的整理开启了战国文字研究的先河。宋代郭忠恕的《汗简》和夏竦的《古文四声韵》,则是全面著录战国古文形体的最早的著作。这两部著作在今天日益显现出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清末以来,随着古文字资料整理和著录之风的盛行,战国文字重新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其中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是不能不提的一部书。在此书中吴大澂收录了如古玺等众多战国文字形体并加以隶释,其中许多隶释是非常精当的,这在对战国文字的了解还非常浅显、对比资料十分匮乏的当时,就显得更为可贵。

国学大师王国维对战国文字的研究具有理论上的建树和创新,他的《史籀篇疏证序》、《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桐乡徐氏印谱序》等著名的文章,彻底揭示了战国古文和籀文的真伪、来源、使用地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为战国文字研究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方向。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朱德熙先生几篇考释战国文字的文章,在方法论上为科学的战国文字研究提供了典范。

上世纪五十年代,李学勤先生的《战国题铭概述》一文,标志着战国文字研究走上了科学系统的轨道。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不断出土的战国秦汉时期的简牍帛书等文字资料,为战国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新鲜素材,极大地刺激了战国文字研究的全面展开,掀起了古文字研究领域中对战国文字研究的热潮。从此有关战国文字研究的成果不断涌现,资料积累和理论建设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可以说此时的战国文字研究已经与甲骨文研究和金文研究真正的并驾齐驱,并从古文字研究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分支。

任何一门学问,都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建设和资料积累,只有这样才能总结经验,推动学术的向前发展。战国文字研究也是如此。近些年来出版的各种战国文字字典,就是这种资料积累工作的收获。应该看到,有些人对于这些资料积累工作的重要性还认识不足,认为这只是一种简单的收集编排,学术含量不高。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一部好的字典不光只是资料,应该做到透过资料可以真切地掌握学术界的最新信息和最高成果,应该可以看出编者的研究路数和辨别能力。学术界要克服对于资料积累工作“大家不为,小家不能”的被动局面。《战国文字编》的出版,在资料的积累工作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是值得推许和学习的。

《战国文字编》的主要优点有如下几个方面。

1、所收资料丰富准确。《战国文字编》所收战国文字资料含盖了整个战国文字领域,举凡青铜器铭文、陶文、玺印文字、封泥文字、简牍文字、帛书文字、玉石铭文、货币文字等皆包括在内。这些资料中有些出于国内不易见到的书籍,如《珍秦斋古印展》、《平庵考藏古玺印选》等,可以看出编者搜讨之细,网罗之精。所收资料皆用原形,不失真,使使用者可以放心使用。在面对如此众多的战国文字形体时,如果一味地追求丰富,也会让编者陷入难办的泥沼。而最佳的办法是以多多建立字头为主,每一字头下所收形体的多寡则个案处理,灵活掌握。但一般原则是以形体不同的构形为标准,过多的相似字形则加以简化,这样就避免了漫羡繁复,也显得眉目清楚,便于使用。总之在丰富的字形和突出字头并眉目清楚之间的平衡上,《战国文字编》妥善地把握了尺度,值得后来者学习和效法。

2、文字的隶释充分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体现出编者较高的辨别取舍能力。

一部古文字字典的优劣,很大程度上要看编者隶释古文字的水平。而这种水平的高低,主要是通过对学术界的最新成果的取舍和抉择来体现的。在这一点上,《战国文字编》可以说做得比较好。如19页释“璎”、50页释“葱”、72页释写法特殊的“各”字、94页释“适”字、129页释古玺34845435“嚣”字、210页释“巤”字、237页释“羝”字、314页释“箎”字、367页释“枕”字、410释“就”字、441页释“沙”字、453页释“巷”字、593页释“亮”字、595页释“视”字、896页释“亩”字、912页释“鐲”字等,都吸收采纳了学术界的最新释法,反映出编者对学术界最新成果和信息的熟练掌握。

3、《战国文字编》从编辑和印刷角度看,在文字编排、字体设计、印刷等方面都属上乘。

一部书的好坏,内容当然是主要的,但是形式也不容忽视。在印刷术已经非常发达的今天,如果还出版那种纸张粗劣、印刷模糊、编排凌乱的字典,相信不光影响销售,同时也会给字典的质量和声誉带来负面的效应。真正一部好的字典,应该是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战国文字编》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堪称范例。如字形与行格之间的距离和比例,做到了恰当适中,看去非常舒服。上方的楷书有许多是隶古定的写法,现有的字库没有,需要临时造字。这些字造得都非常标准,布局合理,偏旁笔划处理妥帖,毫无大小失矩、勉强拼凑之病,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每个字形之下所标出处,不避繁琐,皆用铅字排版,整齐美观,避免了以往大多字典用手写出处而显得参差凌乱的弊端。

《战国文字编》之所以能做到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编写者与编辑的集于一身。副主编赖炳伟先生硕士所学正是古文字学,以一身同时兼任编写者和编辑,使得该书在整个编写与编辑出版过程中始终处于专业掌握之下。副主编也不是世风流行的只是挂个名而已,而是实实在在的全力投入工作,从而保证了该书的顺利编成并及时出版。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本书的主编汤余惠先生。汤先生是于省吾先生的高足,道德文章皆为楷模。一生淡泊名利,处世低调,全身心投入热爱的古文字研究事业,于战国文字研究尤其造诣精深,享誉于学术界。本书的编写,凝聚了汤先生的很多心血。只因身患癌症,年仅五十余就离开了人世,竟然未能看到本书的出版,着实令人扼腕浩叹。好在此书的质量,当不辜负汤先生对古文字研究一生的挚爱,完全可以告慰汤先生的在天之灵。

《战国文字编》的出版,是近年战国文字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已经对战国文字有研究和对战国文字研究感兴趣的学人不要犹豫,赶紧买一本放在案头或插在架上,相信在今后的研究中都会通过使用《战国文字编》一书中获得收益和帮助。

 

 

四、一部鲜活的东学西渐史

——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在近代史上有西学东渐的历程,这是大众熟知的历史。但是,任何交往其实都是双向的,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西渐也曾形成过一股潮流。近代史上的种种屈辱,曾让我们感到痛心和压抑,但在代表精神世界的学术上我们从未有过屈尊和降伏。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化,从来都让西方痴迷地向往和追求。

人们对近代中外的学术交往和沟通大都不甚了解,却不知这其中有着许多鲜活的人物和故事,值得我们去追思和考索。为我们揭示这一历史画面的有一本书,这就是桑兵教授所著的《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

中国的传统学问称为“国学”,外国研究中国的学问称为“汉学”,学问是一个,研究者却有中外的不同。这其中的起源演变、国别流派,方法手段、争论沟通、人事纠葛、趣文逸事等等,演绎出一部鲜活的历史,让人拍案称奇,令人唏嘘感叹。

乱世不只出英雄,乱世也出大学者。在近代这一社会动荡、政治黑暗、民众穷困的时期,国学却异常发达,形成了宋代以来的又一个学术高峰。许多学人在这一特别时期苦中寻乐,闹中取静,作成了大学问,成就了大学者。这其中有王国维、罗振玉、陈寅恪、梁启超、章炳麟、陈垣、胡适、傅斯年、钱穆、杨树达等。另一方面,西方汉学家把中国视为圣地,纷至沓来,加入国学研究的国际队伍,这其中有沙畹、伯希和、马伯乐、葛兰言、高本汉、卫礼贤、明义士、内藤虎次郎等。中外学者的沟通交往,奏响了中国传统文化远播四裔的交响曲,为国学的国际化,为世界文明的互相吸收借鉴贡献了力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领袖。世纪回眸,近代的中外学术交往的历史格外引人注目。治学要掌握大势,观史要留心变迁,近代中外学术交往的历史,充分显示了学术发展的状况和趋势。这对于我们回味历史,总结经验,把握今后学术发展的大势和走向格外重要。

本书论述的是学术交往,但可不妨当作一部近代史来看。作者思路缜密,分析透彻,文笔老辣。尤其书前的绪论更是写得精彩,值得细读。本书严格按学术规范写作,书后列有详尽的参考资料和人名索引,极便于读者的翻检和进一步考证。

作者桑兵现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除此书外,还著有《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等著作。桑兵教授曾多次访学日本、韩国等国家,收集查找了大量的以往不为人知或未被利用的资料,费时多年,终于完成了这部可以传世的著作。

在此郑重地向各位读者,尤其是对近代史、国学研究、汉学研究感兴趣的读者推荐这本书。

 

 

五、连接两位大师的千封尺牍

——读《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产生过两位学术巨擘。他们犹如并立的双塔,傲然矗立在学术史的坐标上。他们共同从事研究的学问被后人誉之为“罗王之学”。这两位大师就是罗振玉和王国维。东方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一书,收录了两位大师之间的书信近千通,是迄今收罗刊布罗王书信最多的一部著录。

这近千封书信起迄于1909年至1926年,时间长达17年,平均计算为每周一封。其中罗振玉东渡日本而王国维客居上海的1916年至1919年期间书信最为频繁,几乎每日一信,甚至一日三封也不乏见。罗振玉因远客他乡,旅居寂寥,常常“忆一事即作一函”,鸿雁常飞;而王国维却因冗事缠身,双鲤来多去少,以至罗振玉“数日不得手书”就“甚以为念”。双方都将对方的信“储以专匣”,以视珍重。透过这千封书信,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师生情谊和朋友间的关爱,更体会到了同道间的理解及谈古论学时的酣畅和愉悦。尤其是两人那种屏却俗务,寝馈其中,孜孜矻矻,无欲忘我的治学心态,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真不免令今日的学者心生艳羡。罗振玉在一封邀王国维夏间去日消暑的信中说:“若能于绿荫如幄中坐盘石,追凉风,谈两千年以上事,赏奇析疑,作半月之谈,岂不乐哉!”如此快意的闲情逸致,如此潇洒的交流心境,正是中国有史以来欲治真学问的学者们所追求的理想状态。

罗振玉是个有争议的人物,尤其晚年任职伪满洲国为后人所诟病。这说起来同北宋“小事胡涂,大事不胡涂”的吕端正好相反,是“小事不胡涂,大事胡涂”。然而他的“大事胡涂”与周作人的“大事胡涂”却有不同。罗振玉生于官宦人家,从小受到的是传统教育,“忠君”是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理念,在他看来,“忠君”就是“爱国”,因此才会追随溥仪小朝廷不离左右,最后陷自己于不义之地。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超越时代,如果我们今天能抱着“理解的同情”来看问题,就会对罗振玉晚年的污点给予相当的体谅。

罗振玉将一生全部奉献给了研究和传播中国传统学术,尤其在保存刊布中国古代学术资料上的贡献更是无人匹敌,其中两次挺身而出,倾尽家产保护内阁大库档册的壮举,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画卷上的一抹亮色。他始终以保护刊布中国传统学术为己任,一生都在筹资写书印书,并常常慨叹“世短意恒多”。他的保存刊布之功如此之大,加之与其并称的王国维在学术上的超迈绝伦,以至他的学问多少有被忽视和遮掩之嫌。而实际上罗振玉在学术上的贡献综合看来并不在王国维之下。

罗振玉一生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发现并造就了王国维。从《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中可以看到罗振玉一直都在为王国维的生计问题殚精竭虑,他不断地向王国维提供学术资料,为其创造研究条件,提携奖掖,关怀备至。就连王国维的亲人生病,他都会垂询问候,并亲自开处方指导治疗和调理。有时偶获美味佳肴,也不忘“与朋友共”的古训,诚邀王国维一起品尝。罗振玉对王国维极为欣赏,在王国维身上,凝聚着罗振玉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希望。他曾在给王国维的信中说:“环顾海内外,能继往哲开来学者,舍公而谁?”又说“弟非无前人之资稟,而少撄患难,根柢未深,中年又奔走四方,遂毫无成就,今且老矣,欲以炳烛之明,补东隅之阙,所补能几何?顾影汲汲,绠短汲深,故期之先生者,不能不益殷。”

如此谦抑虚衷,一片真情,读来感人至深。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中有几十通涉及到罗振玉为撰写《殷墟书契考释》一书积铢累锱,不断修改补充的内容。这些记载无可辨白地驳斥了《殷墟书契考释》乃罗振玉攘窃于王国维的说法。这一问题的澄清意义十分重大,从而使以往强加在罗振玉身上的诬陷之辞得以清洗,还后人一个真实的名人形象。

《孟子·公孙丑》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王国维就可以视为“五百年一兴”的学者中的“王者”。王国维之所以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冠绝一代的成就,是内因外因完美结合的结果。从内因看,除去王国维高超的悟性外,早期热衷西方哲学使其具备了逻辑严密的头脑,研究文学又使其能更细密地体察事物,而全面钻研乾嘉考据学则使其奠定了“罗王之学”的坚实基础。从外因看,罗振玉在资料上对王国维的支撑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点。这些资料既包括罗振玉大云书库所藏的五十万册传世典籍,也包括罗振玉历年收集、传拓、编印、过眼的出土资料,这其中主要有殷墟甲骨、西域汉简、敦煌写卷、大库书籍档册等。这四个方面正好是王国维提出的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现”。正因为王国维能在这些地上地下的丰富资料中“上下求索”、“恣意搜讨”,所以才能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并在研究实践中得到淋漓至尽的应用。同时,追随罗振玉寄居日本,在上海哈同花园仓圣明智大学主持《学术丛编》以及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的经历,都为王国维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和治学环境。

王国维之死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世纪之谜。从他自沉昆明湖之日起,对他死因的推测和分析就从未止息过。中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对一个自杀之人费如此多的笔墨的先例。实际上,王国维真正明确的死因恐怕已经随他而去,我们今日的任何推测都很难说必中无疑。但是幼年失祜养成的内敛敏感的性格,叔本华和尼采的悲观影响,对时局的绝望和恐惧,晚年丧子的打击,生活的压力,朋友的失和等等,都可能是他选择弃世的诱因,或说这些诱因的集合,才是他告别人世的谜底。

当我们今日面临层出不穷的地下资料而手足无措时,真希望王国维还在。谁能起王国维于地下而问之?或是科隆几个王国维?

哲人已逝。罗振玉和王国维已经化为天上的双子星座,在遥远的夜空上熠熠闪光。我们今天除了遥望夜空发出“逝者如斯”的感叹外,还应该见贤思齐,让先人的道德文章永远充实我们的生活。

 

 

 

附:

书林传馨四札

《中国方术考》

李零著,东方出版社,定价35

这是近年学术界中的一本奇书。说其奇,是因为它谈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神秘部分,包括阴阳、占卜、天文、历法、五行、医方、神仙、房中等,集中体现了古人对天(大宇宙)和对人自身(小宇宙)的探求和认识。作者运用大量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生动地描绘出一个主流思想和正统观念背后世俗的神秘世界。任何历史研究同时都是思想史的研究,这本利用考古资料复原古代知识背景的书,可以当作另一种写法的思想史来看。作者是在国内国外都深有影响的中年学者,近年的研究更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撰写的学术味道浓厚的小品文及杂感亦深得读者的喜爱。

 

《走出疑古时代》

李学勤著,辽宁教育出版社,定价28·80

“疑古”曾经给中国古史研究带来新的革命,让人们知道以往赖以立说的史料中有许多可能都是后人伪造的假货。但是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正在改变着我们的历史,一时间峰回路转,别有洞天,人们发现“疑古”的积极意义背后原来还隐藏着消极的一面,那就是“疑古”疑过了头。这本书就是运用考古资料说明“疑古”的“过犹不及”,并号召“走出疑古时代”的宣言。书中提及的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能让人在拨开迷雾,重见古史真相的同时,对悠久灿烂、远播四裔的中国古代文明发出由衷的赞叹。作者是当代著名学者,在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学诸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

 

《治史三书》

严耕望著,辽宁教育出版社,定价11·70

这是一本值得研究历史的人反复诵读涵咏的著作,也是值得研究其它学问并想得到治学门径的人应该读一读的著作。作者是钱穆先生的高足,当代史学大师,一生不鹜声华,埋头治学,功夫扎实,成就卓著。做人以道家自处而以儒家对人,治学以朴实严谨、规模宏大、广博与专精巧妙结合而著称。在书中作者以金针度人,用一生问学的心血结晶,讲述治史的经验和体会。“三书”分别是指《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穆宾四先生与我》。读者从前两书中可以学到治史的方法和理路,从后一书中可以了解到作者的成长经历及追随钱穆先生,亲闻謦欬,求学问道的过程。

 

《中国宗教思想史新页》

饶宗颐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定价12

本书为北京大学讲演丛书之一、首届“汤用彤学术讲座”的第一讲。作者是当今国学研究领域的泰斗。其研究领域几乎含盖了国学研究的全部,举凡甲骨学、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敦煌学、儒释道、文学、史地学、方志学、中西交通、目录学、比较文字学、美术史、音乐史等等,大到佛教史,小到敦煌乐谱,都在其研究之列,因此被学术界誉为“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在本书中,作者充分利用地下出土的新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对儒释道研究中的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发和阐释,妙解纷披,胜义如云,让人充分领略到新资料破解老问题时那种风吹草偃、迎刃而解的愉悦和快感。

 

 

 

注:本文所录均为刘钊教授撰写的书评书讯,编辑时略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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