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淮陽上官”鼎考

（首發）

吳良寶

吉林大學

2009年夏湖北荊州謝家橋西漢墓地出土了兩件有銘銅鼎，據介紹，其中一件鼎的口沿下刻有“鼎鐘二鈞”四字，另一件鼎的蓋面、肩部均刻有“淮陽上官四分”。[1]本文擬對“淮陽上官”鼎的地名及相關問題進行討論。

“淮陽上官”鼎雖出土於西漢墓葬，但趙文已指出從“銘文字體、內容特點來看，爲戰國時期的三晉遺物”。“（容）”常見於魏國銅器銘文，如《殷周金文集成》（下文凡引自該書的逕給出編號）2609“二十七年大梁司寇鼎”、2773“信安君鼎”等；“上官”這一機構也多見於魏器，韓國金文目前僅見“滎陽上官皿”（《新收殷周青銅器銘文暨器影彙編》1737）一件，趙國金文中則未見到。不過趙文雖正確地指出“淮陽上官”鼎爲魏器，但將鼎銘“淮陽”解讀爲今河南淮陽縣的陳城卻是錯誤的，下面試作辨析。

據《漢書·地理志》淮陽國“陳”縣條班固自注，陳在今河南省淮陽縣。陳是戰國時期楚國北部的重鎮，楚國在此曾鑄造“陳爯”金幣（《中國歷代貨幣大系·1先秦貨幣》4254）等。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後，頃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前241年考烈王“東徙都壽春，命曰郢”（《史記·楚世家》。《春申君列傳》則説“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前224年秦軍“取陳以南至平輿，虜荊王”（《秦始皇本紀》），這些記載都説明直到楚滅之時陳城都不曾屬魏。因此，將魏器上的“淮陽”指認爲楚國的“陳”地是沒有可靠的史料依據的。至於趙文説淮陽在地理位置上與魏國接近，雖與史實不相違（《韓非子·有度》魏安釐王時“蔡、召陵之事，荊軍破”、《楚世家》頃襄王時弋者的説辭都可以證明戰國晚期魏國據有今河南上蔡一帶[2]），但並不能證明淮陽屬於魏國。

本文認爲，鼎銘的“淮陽”應該就是“睢陽”，原宋國都城，在今河南商丘市南。據《説文》，淮、睢均从隹聲，基本聲符相同，自可通假。《周禮·夏官·職方氏》“其川淮泗”，鄭注：“鄭司農云：‘淮或爲睢’”；《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睢陵”，《漢書·王子侯表》作“淮陵”，[3]均是文獻中二字可通假的實例。睢陽何時歸屬魏國，史無明文記載。楊寬先生認爲“戰國時宋遷都彭城，睢陽一帶當早爲魏國所佔有”，但又説“魏奪得宋地是在齊滅宋後，約當五國合縱攻齊的時候”、魏國在所奪舊宋土地上“設置了大宋、方與兩個郡，大宋郡以宋的舊都睢陽（今河南商丘南）爲中心，方與郡以方與（今山東魚臺東南）爲中心”，[4]前後有自相矛盾之處。宋國遷都彭城約當韓文侯時，《韓世家》文侯二年（前385年）“伐宋，到彭城，執宋君”，而彭城在齊威王（前356年——前320年在位）時已歸屬齊，並曾是田嬰的封邑（《孟嘗君列傳》“封田嬰於薛”句下引《紀年》云“嬰初封彭城”）。綜合考慮，宋國都城當在戰國中期又遷回睢陽，魏得睢陽不會早到宋都彭城之時。

《宋微子世家》載：“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春申君列傳》載黃歇上書秦昭王説：“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铚、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黃歇説辭的年代應在前273年，[5]表明魏、楚此處的邊界在碭、相、铚等地一線，此時睢陽爲魏地。無論如何，睢陽屬魏的時間不能早於前285年，這也是淮陽鼎銘的刻寫時間上限。

值得注意的是，魏國銅器中還有一件“隹昜上官”漆器圈足，資料發表者已正確地指出“隹昜”即“睢陽”。[6]戰國文字資料中，同一個地名可以有不同的文字寫法，比如楚文字中的“”（清華簡《繫年》90）與“”（《包山楚簡》157）、齊文字中的“高宓”（《戰國古璽印冣》）與“高密”（11023戈）、秦文字中的“褱德”（《燕下都》圖四八七，戈）與“壞德”（11342戈），三晉文字中的“郍”（《古陶文彙編》6·36）與“州”（11298戈）等。因此魏國地名“睢陽”又可以寫成“淮陽”、“隹昜”。

最後説説“陳”與“淮陽”的關係。“淮陽”曾見於湖北雲夢睡虎地戰國墓M4出土的11號木牘家書：“黑夫等直佐淮陽，攻反城久，傷未可智也”。[7]或以爲雲夢木牘的“淮陽”就是原楚國的“陳”，地在今河南淮陽縣。[8]趙文以及其他一些論著也持淮陽即陳、陳就是淮陽的意見，[9]這是不妥當的。從秦簡所記戍卒所戍均記郡名而不及縣名來看，睡虎地木牘的“淮陽”應是秦郡名。[10]木牘的書寫時間是秦王政二十四年二月，據《秦始皇本紀》，此時秦已攻取陳至平輿的大片土地，又虜楚王、破殺項燕於蘄，淮陽郡當置於此年（舊以爲置“陳郡”，不確）。戰國楚文字中只有“陳”縣（《包山楚簡》第166、191號簡），秦陶文中“陳□里□”（《陶文圖録》6·54·2），轄有“某里”的“陳”肯定是縣名，未見作爲城邑名的“淮陽”；而秦封泥“淮陽弩丞”（《秦封泥集》269頁）、張家山漢簡“淮陽守”（《奏讞書》75號簡）等中的“淮陽”則是郡名。西漢、東漢時期的陳是淮陽國、淮陽郡的治所，當時並沒有淮陽縣。從文獻與出土文字資料來看，説陳就是淮陽，只能是就兩漢時期陳是淮陽國（郡）的治所而言，戰國時期不存在這一對應關係。

注釋：

[1] 趙曉斌《“鼎鐘二鈞”鼎與“淮陽上官四分”鼎——記湖北荊州謝家橋出土的兩件刻銘銅鼎》，羅運環主編《楚簡楚文化與先秦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1069——1073頁。以下簡稱爲“趙文”。

[2] 陳偉《楚“東國”地理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15頁。

[3] 高亨編纂、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齊魯書社，1989年，第496頁。

[4] 楊寬《戰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新版，第426頁、第389頁注釋②、第396頁。

[5] 繆文遠《戰國策考辨》，中華書局，1984年，第68頁。陳偉《楚“東國”地理研究》，第140頁注釋35。

[6] 石峰《秦漢吉金遺珍》，《西冷·藝林》2013年第四輯。原文誤判銅圈足上的“隹昜（睢陽）”爲韓地。

[7] 雲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雲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圖版一六七、一六八。

[8] 湯餘惠《戰國銘文選》，吉林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175頁注釋[8]。

[9] 黃盛璋《雲夢秦簡辨正》“四·關於《編年記》”，《考古學報》1979年第1期。

[10] 此點承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陳偉先生提示，謹此致謝。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4年7月11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4年7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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