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兩件商彝銘文混亂問題說商鐘四的真偽

（首發）

王寧

棗莊廣播電視臺

一

筆者曾作《古籍著錄的兩件商彝銘文校釋》一文，[1]對《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下簡稱《款識》）、《嘯堂集古錄》（下簡稱《集古錄》）、《考古圖》、《宣和博古圖》（下簡稱《博古圖》）等古籍收錄的兩件商代彝器“乙酉父丁彝”、“己酉戍命彝”的銘文作了研究考釋，認為這兩件器物的確為殷代之物，只是銘文是亂的，故根據其它一些商代彝器銘文的行文格式作了文字調整并作了釋讀。筆者在文中說到其銘文爲什麽會混亂無法通讀，無法解釋。拙文發佈後，有網友武庚、垂天之云、zisus等先生發評論質疑批評，認為筆者的這種“拼字遊戲”的研究方法有問題，如網友武庚先生認為：

“而銘文的描摹者，通常都會如實按照銘文原款進行描摹，這是起碼的學術道德。我們不應該因為讀不通銘文內容，就隨意懷疑描摹者的學術道德。讀不通的原因，更有可能是我們對其中的某些字的釋讀存在障礙。所以我們更應該在單字的釋讀上動腦筋，而不是隨意進行毫無根據、毫無章法的‘拼字遊戲’。”[2]

對於這些質疑，筆者認為也不是沒有道理，主要原因是當時也沒有想明白銘文混亂的原因。最近讀了商承祚先生《古代彝器偽字研究》一文，[3]忽然覺得這個問題有了解釋的可能。

商先生文中先引了一段陳介祺《簠齋尺牘》第四冊第六頁中論古器文字真假的話，其中開始的一段說：

“不成字，不成文理，不成筆法，不成章法，何以為古文？不真好，不真用心，見色澤即疑為字真，見形似而不求甚解，守真器數十百，真拓數百紙，而複大收偽字，葉氏之覆轍也，豈可蹈之。”

可見，陳介祺見到的古彝器銘文中，是有“不成字，不成文理，不成筆法，不成章法”的偽銘，據個人的理解，“不成字”是指字形杜撰，“不成文理”是語句不合古人語法或不能通讀，“不成筆法”是指文字書寫不合古人書寫的筆法，“不成章法”則是銘文行文格式或佈局不對。由此想到了那兩件商彝的銘文，正是“不成文理”的情況，也就是說，宋代薛尚功的《款識》等古籍著錄的這兩件銘文次序混亂的器物，其實就是兩件僞器，它們是根據真器仿鑄的，器形、文字都有所本，只不過作偽者爲了不被人看穿，故意把銘文的次序搞亂，讓人不能覆案。商承祚先生在文中也指出“拼湊字句”的銘文作偽方法：

“作偽的人是心虛的，維恐人家知道字是後刻，所以不用真銘摹入，避免互相比較來燭其姦；於是將幾個器的文字參雜抽寫，又杜撰些字加入，連綴成篇。姑不論他刻得好壞，由文理一方面看來是不通的，所謂‘欲蓋彌彰’，自以為聰明，實在是笨伯。”

宋代由於皇家的倡導，收藏鑒賞古青銅器蔚成風氣，使青銅器仿造、作偽行業也隨之興盛起來，嚴志斌先生說：“青铜器的伪造在宋代以前便已出现，但僞器的大量出现还当自宋代始，且在宋代铜器作伪已发展成为一门专业技术。”[4]此時產生了很多青銅器的贗品，同時也產生了一批銘文偽字。商先生說：“宋人假的三代器，大部份是翻砂，或臆造銘文來鑄器”。宋代人造的假貨里，一般是根據真器仿鑄，銘文也是根據真銘來仿刻，但會把原銘文的次序變亂，或將一些字形作改變，讓人無法釋讀，自然也無法與原器對照，以此售其奸來欺瞞世人，“乙酉父丁彝”、“己酉戍命彝”這兩件器物算是例子。這兩件器物的原器（真器）并沒有被收藏者公佈于世，而這兩件仿鑄的僞器卻被收藏者公佈了，《款識》等書著錄的就是這兩件僞器的銘文。

因此，這兩件器物銘文的混亂，并非是筆者“因為讀不通銘文內容，就隨意懷疑描摹者的學術道德”，它也與描摹者的學術道德無關，而是由於作偽者改造而致銘文混亂，如果堅持按照它的原文字順序去強行解讀，不免要深文周納、迂曲穿鑿，結果會是什麽想必大家都能明白。唯一的解決方式就是根據其它殷代彝器銘文的句例、行文格式予以調整復原，此類殷彝銘文有多例可資參考，並非“毫无根据、毫无章法”，雖然筆者的調整未必能與原器完全相同，但是銘文內容可以了解，否則根本就不能通讀。

例子也不止此，還有一個越王者旨於賜鐘（原稱“周蛟篆鐘”或“商鐘”，近代或稱“越王鐘”，下簡稱“者鐘”）的摹本，《博古圖》卷二十二、《款識》卷一和《集古錄》卷下之下十一頁等書著錄的該鐘銘摹本文字次序都是正確的（《集成》1.144著錄為《集古錄》摹本），而《集古錄》卷下之下二十七頁著錄的另一個摹本文字卻全亂，而且很多字形都被簡省改造過，曹錦炎先生指出這個摹本“其實也是此鐘（寧按：指者鐘）銘文的摹本，只是由於銘文行款竄亂不易辨認罷了”，[5]非常正确。那爲什麽會出現這麼一個“銘文行款竄亂”的摹本呢？我覺得理由就很簡單了：這是另外一個“越王者旨於賜鐘”，是宋人仿鑄的假貨，他們採取了與仿鑄“乙酉父丁彝”、“己酉戍命彝”同樣的方式，把原鐘的銘文搞亂來迷惑人，字形根據原器做了很大的改造，且摹刻粗率失真，幾乎無法辨認；同時還漏掉了原銘上的兩個字，爲了湊夠原銘字數又拼入了另外兩個字，使銘文徹底不能通讀。[6]這件僞器也被收藏者公諸於世，王俅見到了，收入《集古錄》中。這也是一個變亂原器銘文仿鑄作偽的例子，如果還堅持按照其原文字次序去釋讀，自然也不能通解，要讀通它除了根據者鐘原銘文調整其文字次序外別無他法。

所以筆者認為，對於一些傳世器或來歷不明的器物，若其銘文中的字大部份不能認識而致使銘文不能通讀，這是文字釋讀問題；如果大部份字都能認識而銘文還不能通讀，這就要考慮一下銘文本身是否有問題了。宋代以來偽器偽銘無數，如果沒有一點懷疑精神，恐怕就要大上其當。

二

下面主要想說說《款識》卷一著錄的另一件偽器銘文——“商鐘四”。這件器物已經失傳，唯有銘文見收於《款識》，有釋文，云是董武子的家藏品。筆者所見《款識》有兩個版本，所收彝器銘文摹本的字形略有差異，一個是中華書局版《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用的是于省吾先生配套的明代朱謀垔刻本（下簡稱“朱本”），[7] 《殷周金文集成》收此銘文稱“之利鐘”，用的即是這個摹本；[8]一個是遼瀋書社版《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本，用的是繆荃孫所藏陸友桐臨寫的汲古閣本（下簡稱“陸本”）。[9]

朱本“商鍾四”摹本如圖：

陸本“商鍾四”摹本如圖：

這個鐘銘的字形乍看上去頗具古風，大部份字形在其它器物上找不到，很難辨識，薛氏《款識》的釋文錯誤很多，為此，曾憲通先生和曹錦炎先生都重新作了考釋和研究，曾憲通先生指出“薛氏釋文訛誤甚多，根本無法通讀”，故重作了釋文，認為“是吳王僚擊敗楚及其附庸之後所作的‘銘功’重器，應稱之為吳王鐘”；[10]曹錦炎先生則認為該銘的第二行2、3二字是“朱句”二字，故稱之為“越王朱句鐘”，也重作了釋文，[11]又與曾先生的釋文不同；《殷周金文集成》根據銘文第八行（末行）第2、第3字為“之利”二字而稱“之利鐘”，釋文略同曹先生所釋。

通觀曾、曹二先生的釋文，感覺問題也相當多，實際上仍然是無法通讀。比如該銘第一行，曾先生的釋文是“隹王正甬屯吉日子”，曹先生的釋文是“隹（唯）王正月初吉乙子（巳）”，第3字明顯不是“月”，曾釋“甬”是對的，但“正甬”不辭；第四字也不是“初”，字形很像傳抄古文的“屰”字，曾釋“屯”是對的，這個字就是根據金文或小篆的“屯”字改造來的，用來代替“春”（說詳下），但是“隹王正甬屯吉日子”仍然不辭。

很明顯，這件器物也是一件宋人造的僞器，它的銘文訛亂，文字是根據別的器物改造甚至生造的，這就是它看上去古奧奇怪、難以辨識的原因。曾憲通先生指出：“然以商鐘四同越王鐘（寧按：即者鐘）比照，二者字形幾乎毫無二致，當是一家眷屬。因疑商鐘四銘文亦應是吳越一系的文字。”此說基本是正確的，商鍾四銘文偽造的主要根據就是者鐘。者鐘銘文在《款識》中一共著錄了三個摹本，分別稱為“商鐘一”（注：出維揚石本）、“商鐘二”（注：出《古器物銘》）、“商鐘三”（注：出《博古錄》），是根據同一器銘的不同摹本收錄的，三者文辭相同，字形略有差異，都是風格統一的鳥篆。商鐘四銘的文字大部份是根據者鐘銘文變形或改造，銘文的作偽者似乎具有一定的古文字知識，能熟練地書寫傳抄古文，里面有些字形就是根據傳抄古文改造的，卻顯然不會寫鳥篆，甚至連筆劃稍繁的字都寫不好，只能對原字進行改篡，任意增刪筆畫、改造字形，弄得很多字似是而非，鳥篆的風格也基本上被改沒了，所以容庚先生在《鳥書考》中就說“商鐘四字體與此（寧按：指越王鐘，即者鐘）略同，而鳥形不顯”，[12]這是很明白的，但他善寫傳抄古文，所以用傳抄古文“豐中銳末”的筆法寫出來，并刻意模仿者鐘鳥篆筆畫的夭矯曲折（者鐘的文字在宋代也被稱為“蛟篆”），故也頗具古風，很能迷惑人。可如果把該銘和者鐘銘文仔細對照，此銘中那些看上去古怪不可識的字就現了原形。

首先，說是根據者鐘文字改造是有道理的，如果仔細對勘，就可以在裏面找到者鐘中所有的對應字形（參附表一）。如“戉王者旨於賜”六字的改造字形或替代字形：

第三行1字的“”（陸本），看上去象“武”字，朱本摹寫失形已經不成字，元代楊銁編的《增廣鐘鼎篆韻》卷四《上聲·九麌》引此字作“”， 收入“武”字下，其字形也有訛誤，但仍能看出上部是者鐘的“戉”，這字形就是由者鐘的“戉”改造來的，《款識》著錄的“商鐘一”（即者鐘一）中的“戉”字作“”（陸本），“商鍾三”作“”（朱本）， 商鐘四在下面加了個“止”形或“口”形，寫成了“武”的模樣。其實“戉”的“戈”形橫筆左邊有一豎畫，是鉞刃的象形，所以鳥篆變化成上揚的鳥首形裝飾；而“武”字所從的是“戈”，沒有從“戉”的，所以這個字下面的“止”或“口”明顯是作偽者的臆加，作偽者的本意可能就是讀為“武”；此字下面的“”（第三行2）字，應是者鐘里的“孟春”之“（孟）”（當是“方”字，讀為“孟”）的簡化，此字《集古錄》、《博古圖》釋“仲”，《款識》釋“王”，說明宋人對此字的釋讀就有分歧，故作偽者不好取捨，就兩取之：一是把它的原字形改造了一下放在“武（戉）”字下；二是又增入了一個其它器物上的“王”字，來代替“王”的釋讀，也就是說這个“王”并非是者鐘里的“王”，且銘文本當如者鐘銘那樣是“隹正月”而不是“隹王正月”，這個“王”明顯是模仿其它青銅器銘的“隹王某月”硬塞入的。者鐘中那個真正的“王”字作“”，被宋人釋為“望”，《博古圖》、《款識》并同，而商鐘四第五行6字作“”，這個字看上去象是“往”字，其實作偽者是想寫個“望”，因為傳抄古文中的“望”或從壬亡聲，如作《陽華巖銘》里作“”，作偽者是把上面的“亡”寫成了類似“之”形，其實是“望”，《款識》的商鐘四釋文里也正是釋為“望”，這就是者鐘銘中那個真正“戉王”之“王”的替代字。第五行4字就是“者”，不過在字下面加上了一個改造過的“侯”字，組成了“者（諸）侯”一詞；第八行的第6字就是“旨”，但把上面的“匕”字寫反了。爲什麽會把“匕”字寫反呢？本來可以解釋為古文中“匕”字寫法正反無別，但在這裡卻有別的原因，這看看《博古圖》和《款識》對者鐘的釋文就會明白，因為宋人是把“旨”字釋為“召”，“召”字從“刀”，金文中的“刀”都是向左開口的，作偽者就是根據這個把“匕”反寫了。朱本商鐘一、二、三中的“於”分別作“”、“”、“”，這是一個鳥篆，作偽者不會寫，就尋求別的字代替。在宋代，這個字被誤釋為“純”，《博古圖》、《款識》均如是，作偽者就於此投機取巧，改造了一個似是而非的“”（陸本第三行5）來代替者鐘中的“純（於）”，因為傳抄古文的“純”就作“”（《汗簡·糸部》引《尚書》），作偽者在上邊加了一個簡化的“自”形飾畫，左邊那個飾畫被摹錄者和“糸”旁連在一起了，所以這個“純”就相當於者鐘里的“於”。至於“賜”字，者鐘寫作“”（朱本商鐘一）、“”（陸本商鐘三）或“”（《博古圖》摹本），《集古錄》卷下之下著錄的那個銘文混亂的“商鐘”作“”，而商鐘四第七行2字的“”（朱本）或“”（陸本）就是這個字的改造，這個字被宋人釋為“釐”（如《博古圖》、《款識》等），將這些字形互相參照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來，它是取了者鐘里“賜”這個字形的下半，左邊保留了那個“爪”形，右邊的“貝”則被改成了“自”形；上半的那部份筆畫看上去很象“世”字，但古文中的“世”沒有這種寫法，它來源可能是因為“釐”古通“僖”，“僖”、“嬉”音同，故作偽者根據“嬉”的傳抄古文字形“”（《古文四聲韻》一引《王存乂切韻》），取其仿佛，改造出“”這部份放在上面作聲符。也就是說，商鐘四里的三·1、四·6、五·6、八·6、三·5、七·2這六個字形就是者鐘里的“戉王者旨於賜”。

其次是竄入一些者鐘銘文之外的字形湊字數擴充篇幅。商鍾四中有一些不見於者鐘的字，比如第二行7字的“亘”、第三行4的“龍（從兄）”、第五行的2、5的“燮”、“侯”、第六行3的“酓”等（參文後附表二），因為者鐘的銘文只有52字，而作偽者怕被人發覺此銘與者鐘有聯繫，故而擴充為有64字，從別處摹錄改造乃至杜造加入了12個字，比如第二行2的“”，應該是根據傳抄古文中的“（性，見《陰符經》）”字改造出來的一個字形，而“”這個字形哪里都找不到，不知道是根據什麼字形改造的，很可能處於杜撰。同時為了湊字數，把一個筆畫簡單的“之”字反復出現了4次，而者鐘中只出現了2次。

所以，這件器物銘文也是宋人假造拼湊的偽銘，屬於商承祚先生說的“拼湊字句”、“臆造銘文來鑄器”作偽的類型，徐中舒先生對“拼湊字句”作偽方法的解釋是“將幾個器銘上的字參雜拼湊，並杜撰些字加入，聯綴成篇。字體雖較前進步，文理仍多不通”，[13]這個“商鐘四”正符合這種情況，它是以者鐘銘文為依據變亂、改造、增字，故意把篇幅擴大以顯其重，故字形大部份可以從者鐘銘中找出來源，但都做了很大的改动，有的字几乎不能認識，有的字形則出於杜撰，其杜撰的主要根據是宋人對者鐘銘文的釋文和傳抄古文；其文辭如果按照原摹本的文字順序读，也根本不可能通讀，因為作偽者本來就沒想做個能通讀的銘文，還是只能進行“拼字遊戲”調整一些字的順序才能讀成一些文句，而這些文句都可以在者鐘銘文中找到，茲對照者鐘的銘文略分析如下：

第一行的1、3、7、第三行2、第一行5可連讀為者鐘的“隹（唯）正月孟屯（旾、春）”，“正”字两个摹本都少了兩筆。“孟”字朱本作“”，顯然是根據者鐘的“孟”作“”（朱本商鐘一）簡化來的，作偽者是用為“王”，說已見上；實際上，作偽者在這裡本也沒想寫成“孟春”，他是想寫成“仲春”，因為者鐘的“孟”在《博古圖》中被摹作“”，釋文作“仲”，作偽者用“甬”字代替，因為“甬”在宋代被釋為“鐘”，《考古圖》卷三35-36頁和《款識》151頁（朱本新編頁碼76頁）收一器曰“寅簋”（《集成》9.4469稱“盨”），里面有“甬”字，《考古圖》釋“甬”，《款識》釋“銿”，據《說文》即“鐘”之或體，《增廣鐘鼎篆韻》卷一《上平聲·三鐘》就把“甬”收入“鐘”字條下，注出“寅簋”，即本此。宋代的時候“鐘”、“仲”音同。“春”字在者鐘中是作“”（陸本商鍾三），即“萅”，古文或作“旾”，從“屯”聲，所以該銘就改造了一個“（屯）”字來代替，是在上面的右邊多加了一個飾畫。《款識》釋文就把這個字釋為“春”，應當是釋為“屯”讀為“春”，“甬屯”即“仲春”，但是連讀起來“隹王正仲春吉月”還是不辭，目前發現的金文辭記年月的甚多，這種情況迄無一見。

第一行6、第五行3、第五行8、第二行8可連讀成“吉日丁亥”。商鐘一的“日”作“”（陸本）或“”（朱本），《宣和博古圖》作“”，是鳥篆，而該銘中第五行3字作“”（朱本）或“”（陸本），此字《款識》釋作“紀”，未詳所據。這應是把者鐘的“日”字鳥形裝飾腰斬成了兩段，上部的“”這部分變成了“子”形，中間加了“自”形的飾筆，下面的“爪”形改成了“九”形，成了這麼個不倫不類的字形。《博古圖》摹本者銘中的“吉日亥”句，其中的古文《集古錄》摹寫作“”，《款識》作“”，其釋文均作“丁”， 是根據上面有個“T”形筆畫與楷書的“丁”類似，曩筆者也從舊釋為“丁”，現在根據《博古圖》摹本看來似乎不確，金文中“丁”不作此形，很可能“T”形筆畫也屬於鳥形飾筆的誤摹，只有右邊的“”這一筆才是文字，也就是《博古圖》該字的“”這一筆，當即“乙”字，但是宋人均釋為“丁”，所以作偽者也造了個“”（第四行8）來代替原來的那個被釋為“丁”的鳥篆，這是個生造的字，是在傳抄古文的“（丁）”（《汗簡》）的菱形中間加入者鐘該字的“T”形筆畫又在上、下加了飾筆而成。

第三行1、第四行6、第五行4、第八行6、第三行5、第七行2可連讀為“戉王者旨於賜”，說已見上。

第三行6、第二行3、第三行7、8與第七行6、第五行7、第四行3、第七行4可連讀成“擇氒吉金自乍（作）禾（龢）童（鐘）”。者鐘中“氒”字作“”，該銘第二行3字形作“”，這個字曹錦炎先生釋為“句”，單從該字形上看應該是有根據的，但是與者鐘一比較就知道，這個字的右邊實際上是“氒”字的改變，是爲了俯就左邊的“自”形飾筆，把“氒”的左邊一筆寫短又右彎，成了“丩”字。加“自”形飾筆是因為此字筆畫太簡單，加個裝飾讓筆畫增多，以與上下字形統一。“童（鐘）”字者鐘作“”（朱本商鐘一）、“”（朱本商鐘二）、“”（朱本商鐘三），這個字，在宋人的釋文里是被釋為“其”，商鐘四第七行4字的“”（朱本）就是根據古文或篆書的“（其）”改造的，上面“𠀠”這部份變成“自”形，下面的“丌”被加了飾筆改成了“丣（酉）”形。大概是作偽者覺得原字模仿不象，就改造了這個字形代替，相當於者鐘的“童（鐘）”。所以，這八個字和上面說到的“戉王者旨於賜”六字可一起讀成者鐘銘中的一句“戉（越）王者旨於賜擇氒（厥）吉金自乍（作）禾（龢）童（鐘）”。

第四行4、5、6、第六行4、第二行1、第三行3、第七行5、第四行7與第六行2可連讀為者鐘的“我台（以）樂吳（虞）康，嘉（？）而賓各（客）”。商鐘四的第四行4字的“”（朱本）就是根據者鐘的“我”作“”（朱本商鐘二）或“”（陸本商鐘二）簡化改造來的，其實其相對準確的字形當是“”（朱本商鐘三），即吳越系文字中的“我”字；商鐘四的第六行4字“”就是“吳”，是根據者鐘的“（吳）”（陸本商鐘一，最上面的U形筆畫當是“口”形之殘）或“”（陸本商鐘三）改造；第二行1字的“”就是者鐘的“（康）”（陸本商鐘三）的簡省改造。“”（嘉？）字被改造成了第三行3的“”（朱本）或“”（陸本），“且”形被改成“口”或“夕”形，“口”變成了“自”形飾畫，右邊的“戈”換成“攴”。“而”字者鐘作“”，被簡省為“”。“賓各（客）”二字與者鐘略同。

者鐘里下句是“甸=（甸甸）台（以）鼓之”，這個“甸”字者鐘作“”（維揚石本）或“”（《嘯堂集古錄》本），寫法比較複雜，宋人摹寫多有歧異，所以也被釋為“其”，筆者曩亦從之，但現在看來應該是“甸=”，“甸甸”乃象聲詞，讀若《楚辭·九歌·山鬼》：“靁填填兮雨冥冥”之“填填”，這裡是指擊鐘之聲。此字有鳥形裝飾，作偽者不會寫，就拉來個與之相仿佛的“（酓）”來湊數，即第六行3字，他省去了鳥形飾筆，把“田”換作“酉”，相當於者鐘的“甸”。“台”字，者鐘一作“”，者鐘二作“”（并朱本），商鍾四的“台”已經有一個了，即上面說的第四行5，其實還有一個，就是第八行4的“”（朱本），陸本作“”，也就是此句的“台”，上面類似“白”形的筆畫是“厶”字的改造。朱本商鍾三“鼓”作“”，在商鍾四里就被改造成了第六行5字的“”（朱本），在上面綴加了兩個對稱彎曲的飾筆。此字下隔兩字就是“之”（第六行8），是在變亂銘文的時候把“萬枼”二字拉來塞到了“鼓之”之間。所以，商鐘四第七行3、第八行4、第六行5、第二行4就是者鐘里的“甸（=）台（以）鼓之”。

者鐘銘中下句是“夙莫（暮）不貣（忒）”，“夙”字作“”，就是金文中常見的“”（伯康簋）的變形，宋人準確地釋出是“夙”，但商鐘四里不用這個字形，而是根據楷書的“夙”字形另造一個字，裏面“夕”卻寫得太正，口向上成了小篆的“（甘）”形，大約作偽者覺得這樣不妥，爲示區別而在下面加了一個豎筆，於是有了“”這個字形（第八行8字），很象傳抄古文里的“（風）”，曾憲通先生就釋為“風”，而古文“風”裏面是從“日”，“日”無論是金文還是小篆的寫法中兩邊的豎筆都是不上出的，下面也沒有豎筆，所以這個字不是“風”；“莫（暮）”字者鐘本作“”，被刪減了筆劃改造成了第四行8字的“”；“不”者鐘作“”，《博古圖》作“”，被改造成第七行8字的“”（朱本）或“”（陸本），下面改造成“同”形，這很可能是作偽者把這個字誤認為是“帝”，而“帝”、“啻”古字通，他根據傳抄古文的“（啻）”字（見《集篆古文韻海》卷四）改造出這麼個似是而非的字形，根本就不成字；最明顯的是“貣（忒）”字，者鐘原作“”（朱本商鐘二），這個字《集古錄》里沒釋出，在《博古圖》和《款識》中被釋為“忘”（朱本釋文作“忘”，當是原釋；陸本釋文作“貣”，疑是陸氏所改），也就是宋代時這個字被認為是“忘”，於是商鐘四的作偽者就作了改造，把鳥形裝飾筆劃簡化成了一個口下面拖一長筆，把下面寫成了“”，這分明是要寫個上“亡”下“心”的“忘”字，但把“亡”寫走了形（也可能是摹錄失形）而象“止”了，因為金文和傳抄古文中的“亡”是有寫得類似“之”的，比如克鼎中的“”，《古文四聲韻·上平聲·虞第十》引王存乂《切韻》的“無”作“”（即“亡”字），又《去聲·禡第四十》引王存乂《切韻》“亡”作“”，於是就有了該銘第五行1字的“”這麼個奇特字形，實際上是者鐘“貸”的替代字。所以，第八行8、第四行8、第七行8、第五行1這四字可以連讀成者鐘銘里的“夙莫（暮）不忒（忘）”這句。

第二行6、第七行7、第一行8、第八行5、第六行6、7、第四行2、第七行2可連讀為者鐘的“順（永）余子孫萬枼（世）亡疆”。朱本商鐘一、二、三“順”分別作“”、“ ”、“”（此字疑是“永”字的鳥書寫法），者鐘的這個字在宋人的釋文中是被釋為“烏”或“焉”（《博古圖》釋“烏”，《款識》中商鐘一釋“焉”，商鐘三釋“烏”），金文中的“烏”、“焉”都是作鳥形，而該銘的第二行6字作“”（朱本,陸本摹寫失形不可據），《增廣鐘鼎篆韻》卷七收此字作“”（列入“字畫奇古而未可訓釋”的字），上面仍然還保留鳥首的形狀，怀疑《集篆古文韵海·上平声·六脂》里收錄的那个“惟”字作“”者也是这个字，整個字看上去象個鳥形，所以才會被當成“隹（惟）”的或體，這個字就是者鐘中“烏（順）”字的替代。者鐘“亡”後當有“疆”字，但銘文中沒有，卻有一個被釋為“後”的“”字（朱本第七行1），這個字單從字形上看，釋為“後”似無問題，可是仔細看這個“後”左邊所從的象是“人”形，而金文中“後”字均從“彳”或“辵”，無從“人”者；陸本該字的字形作“”，就更不成字了。再對照者鐘銘就可以明白，它就是根據者鐘銘中的“疆”作“”（朱本商鐘一）或“”（朱本商鐘三）改作的，作偽者圖省事，把筆劃複雜的“疆”改寫成了筆劃較少的“後”形，左邊的“人”其實就是“弓”形之變。

第四行1、第八行2、7、3可連讀為者鐘末句的“用之勿相（喪）”，“用”字作“”（朱本）或“”（陸本），中間好像是“才”，這個字當是跟據者鐘里的“用”作“”（朱本商鍾一）或“”（陸本商鍾一）形簡化來的，是把上面的飾筆改成兩個對稱的飾筆，中間的三橫變成了兩橫。“勿”字作“”，這分明是根據者鐘的“（勿）”（朱本商鐘一）簡化改造的，在上面多加了一個飾筆，把下面的筆畫給簡省了。本銘無“相”，卻有個“”字（第八行3，朱本、陸本同），此字舊多釋為“利”，但金文中“利”所從的“刀”形均開口向左，無向右者，所以這個字釋“利”可疑，而對照者鐘上的“相”作“”（朱本商鍾一）或“”（朱本商鍾二），則知此字應是“相”字的改造，作偽者是要根據後世的寫法將左邊的“目”移到右邊，在寫“目”形時本應是先寫一豎筆，下面再寫個“目”形，但他把一長筆寫得太長太直，彎的弧度不夠，右邊一短筆又寫得太靠下，沒法寫成“目”形了，就將錯就錯地寫成了一個反寫的“刀”形，被後人以為是“利”字，其實古人寫“利”字，“刀”旁無論是在左還是在右，刀口均向“禾（或木）”，無作背向者。故此字可與前面三字讀成者鐘的最後一句“用之勿相（喪）”。

從字形看，這件商鍾四的文字筆畫都要比者鐘文字的筆畫簡單，是因為作偽者不會寫鳥篆，只能對字形做簡化或改造，故意弄得似是而非，有的字僅略存彷彿。其字的鳥形飾筆大多被簡化掉，裝飾筆畫用“自”形或對稱的曲筆代替，鳥篆的意味大大弱化；一些筆畫複雜的字要麼被簡化改造，要麼用別的字形替換，其中有的字形是作偽者根據當時的釋文和傳抄古文自己杜撰的，還拼入了12個不屬於者鐘的文字，所以這個銘文可以根據者鐘銘文和傳抄古文釋讀出大部份文字，調整文字順序也可以讀出大部分文句，這些文句屬於者鐘銘文，而其它竄入的12字全無文意可言，因為作偽者本來就沒想要作個可以通讀的銘文，他竄入這12個字，一是為了擴充銘文篇幅，二是為了使銘文進一步混亂，讓人不能覆案。顯然是經過了一番策劃設計，算是費心費力不小，故自宋代以來很多學者受了騙，這就是“君子可欺之以方”。由此可以大致判定，“商鍾四”是個典型的宋人偽造的器、銘，無論定名為“吳王鐘”、“越王朱句鐘”還是“之利鐘”都不確切，也沒有什麽史料價值和文字學價值。

另外，這件“商鐘四”銘文與“乙酉父丁彝”、“己酉戍命彝”又有所不同，後二者無論是從用字、詞句還是記錄的內容來看，都符合殷器的標準，可以推測是根據真的殷器銘文仿造，只是變亂了原銘的文字次序，當然也不排除字形有改變，但仍能辨識，文字調整順序後全篇也可通讀，故雖偽也只是“半偽”；而這個“商鍾四”銘文是拼湊的，字形是改造或杜撰的，再加上竄入的文字，按照原文字次序無論如何文辭都不可通讀，也就是陳介祺所說的“不成字，不成文理，不成筆法，不成章法”的情況，它的偽是“全偽”，故應區別對待。

2013年9月24日初稿

2014年7月18日修訂

【附錄一】

戉王者旨於賜鐘與商鍾四文字對照表

*表中[]中者為宋人誤釋之字，（）中者為正字。

【附錄二】

不屬於者鐘的字

*後二“之”字形見者鐘，然者鐘中只2見，該銘4見，多出2個。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4年7月20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4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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