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章教授與《戰國策》研究

（首發）

龐光華[1]

廣東五邑大學文學院

（一）

我從教書之日起就常常回想我的老師，想從昔日的老師身上吸取滋养，而我接觸交往最多的恩师是何建章先生。從1964年至1982年，何先生付出了整整十八年辛勤的努力完成了百萬字的《戰國策注釋》[2]，飲譽學林。我瞭解關於何先生與這部學術名著的一些故事。

何先生並非大學中文系科班出身。他在上海同濟大學醫學院讀的是醫學專業，但興趣所鍾卻是我國文史。他1925年出生，很早就參加革命，是覺悟很高、律己甚嚴的共產黨員。五十年代服從黨組織的按排，往北京外國語學院中文部教書。他告訴我在五十年代開始教書的時候為增強業務能力，一天到晚騎着自行車奔波於各大學聽課，做了很詳細的筆記，親炙許多著名的老一輩學者，如北大的王力、林庚、王瑤，北師大的陸宗達、劉盼遂等等。

五十年代人的精神大多很清純。何先生從五十年代後半期開始就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始終認為人生的意義在於創造，他決心將後半生的光陰專注於學術研究。他讚歎清儒整理先秦兩漢典籍是功德無量的事業，因而決定踵武前賢，選定了《戰國策》來做專書研究。

對前人研究業績的收集和檢討是相當煩瑣的事。在文革中，何先生得知上海圖書館存有清儒于鬯的《戰國策注》的手稿本，他請求北京圖書館的趙英康先生通過館際聯繫，幫忙借閱。趙先生當時很驚詫在那個年月居然還有人研究《戰國策》，於是很爽快地答應幫忙。但因是珍本手稿，此書不能借予私人。趙先生將此書全部拍照，把底片借給何先生。何先生自己將這些底片清洗放大，有數百張之多。先生曾將這些照片讓我寓目。我所見到的當今學者們的《戰國策》校釋書，如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3]、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均未能收入于氏的校注。于鬯此書至今沒有整理出版，學術界要利用于鬯此書還只有通過何先生的《戰國策注釋》和2006年出版的范祥雍《戰國策箋證》[4]。

程恩澤、狄子奇的《國策地名考》共五冊，已收入《叢書集成》，並非冷僻書。但限於各種條件，何先生在文革中只能買到三冊。另兩冊則借來全書抄錄。金正煒的《戰國策補釋》是清人研究《戰國策》的重要成果。何先生買不到，只好借來全書手抄。現在常用影印機和電腦的人們大約難以想像抄錄書籍是何等的艱苦。據說古文字學名家裘錫圭先生在年輕時也曾手抄過羅振玉的《殷墟書契考釋》、郭沫若的《兩周金文辭大系》。我見到何先生手抄的各種資料至少在百萬字以上。先生為治學方便，還親自着手編輯了古書中的通假字和錯字的資料彙編，有一百多萬字。《太平御覽》、《冊府元龜》中有關《戰國策》的引文和材料，先生全部摘編，以考異同。

《徐復語言文字學論稿》[5]中有一篇《戰國策正詁》。我買來一部送與先生，先生特別高興。先生後給徐復氏寫了一封長信，對徐復此文提出異議二十餘處。徐復先生也給何先生寫有回信，表示感謝，我看過原信。我記得信中說：他（徐復）是在很年輕的時候寫的《戰國策正詁》，那時大約不到30歲，後來又長期沒能專門研究《戰國策》，當年的研究實在打磨不夠，好些觀點並不成熟。

江蘇有位自學成材、研究古籍的青年學者蕭旭[6]，他將所作讀《戰國策注釋》劄記十餘萬言的稿本寄贈何先生。何先生非常感動，極其認真地通讀了蕭旭的《戰國策劄記》，此後以完全平等的態度與蕭旭長時間保持通信往還，逐條討論相關問題，非常嚴謹。他們的討論常使我想起清代學者段玉裁和江有誥之間關於上古音韻的學術探討。段玉裁在學術討論中，完全忘記了江有誥是比自己年輕幾十歲的晚輩。這種平等的態度說起來容易，卻並非一般學者能夠做到，我對此深有感觸。後來，蕭旭初次赴北京訪書，住在何先生家裏。何先生陪他去遊歷北京名勝，而先生比蕭旭年長四十歲。先生曾向我極口讚美蕭旭的研究業績和治學精神，介紹我與蕭旭相識。如今我與蕭旭兄已是極為親密的朋友。蕭旭發現有一部今譯的《戰國策》幾乎一字不改地照抄了何先生在岳麓書社出版的《白話戰國策》。何先生知道後，淡淡地說：“讓他抄吧，反正也是在普及文化。”蕭旭是一位頗有天才和毅志的學者，樂此不疲地精研訓詁、校勘和虛詞，數十年寢饋於文史典籍，校釋群書，著述數百萬言，引證浩博，新見迭出，彷佛當今之劉申叔。蜀學前輩屈守元先生以畢生心血著成《韓詩外傳箋疏》，程千帆甚表佩服。蕭旭卻指出此書的問題多達數百處。他把部分手稿寄給我看過[7]。可歎賦命不辰，他多年來一直在一個小城鎮的糧店裏當差，後來糧店倒閉，他下崗了。幸虧天惜英才，當地賢達之士介紹他去廣電局工作，業餘時間從事學術研究，總算為我民族保全了一讀書種子。

孔夫子曾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何先生數十年獻身於學術，從未有過一分錢的科研經費，但他毫無怨尤。我問先生堅韌不拔的動力安在？先生只說“樂在其中”。先生在文革後擔任了北京外國語學院中文系的系主任和黨總支書記。他責任心極強，事必躬親，但常常苦於會議太多，浪擲了不少精力。他一直嚮往無官一身輕的書齋生涯，他最不喜歡應酬。

我在北外讀本科期間選修了一年何先生開設的《文字音韻訓詁》的課程，竟成為我後來研治小學的初階。我是日本語言文學專業出身，但自審在國學上的成績反遠在日本學以上。我不能不感謝何先生對我的啟蒙。

何先生的謙遜令人感動。他常常把他的學術文章給我看，讓我多提意見。在北外讀本科和研究生期間，我經常在他的書房裏和他討論訓詁學上的問題。我記得在與何先生討論完某些問題后，先生常常說：“你看，學術研討多有趣呀”。由於我的日語背景，我能夠比較輕鬆地參考日本學者藤堂明保的《學研漢和大字典》、諸橋轍次的《廣漢和辭典》、《大漢和辭典》等工具書。我在北外讀書期間對何先生手稿提出的意見主要就是參考藤堂明保和諸橋轍次的辭典。先生還將三大卷的最新日文譯注本《戰國策》[8]送給我，他說自己不能運用日文資料。我覺得日本學者在《戰國策》的訓詁上並無什麽發明，甚至在收集有關文獻資料上也不無遺珠[9]。我後來注意到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套先秦兩漢要籍索引叢書，其中有一部《戰國策逐字索引》，我向先生推薦此書。先生費了許多周折請在臺灣的侄子幫忙購買了一部。他興奮地對我說此逐字索引為治學利器。

我從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日本文學碩士畢業後，到廣州一所大學教日語。苦於沒有國學同道，時時和先生有通信往還。先生有一次在電話裏對我說，他也很懷念我們在一起切磋學術的日子。在先生的學生中，我也許是唯一耕耘小學的人。先生有一次過生日剛好被我碰上，先生在席間對他的家人說：“我教書幾十年，能真正繼承我的學術的學生，只有光華一人。”先生還誇獎我治學有靈性。我感謝先生的知遇之恩，同時也隱隱感到先生在治學中的孤寂。先生在給我的書信中常稱我為“學棣”，而先生長我四十三歲。我多年來一直為人生的抉擇而苦悶，不知此生的學術歸宿是國學還是日本學？因為在學術異常專門化、精密化的今天，同時騎兩匹馬已不可能。我有時將這種苦惱流露給先生，先生極力鼓勵我選擇國學。先生曾對我說：“你將來不管在哪里，不管遇到什麼挫折，你都不能放棄學問。因為你的工作不僅為國家，而且是為全人類服務。”雖然我的某些研究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但先生的話鼓勵我甘坐冷板凳，誓不趨俗，所作文字，原原本本，既不欺人，亦不自欺。我十年磨一劍的《上古音及相關問題綜合研究》一書也許能夠將王力先生的古音學發揚光大，總算沒有完全辜負何先生。只是我努力不夠，家事繁多，好些已有眉目的研究還沒有做，愧對先生的期待。

先生的性情仿佛王國維、湯用彤，除讀書治學外別無嗜好。我在北外讀本科期間，他有次在課堂上對我們說：“如果有人說你們是書呆子，那是對你們真正的恭維。”他不抽煙、不飲酒，有時看電視節目中的《動物世界》。他對我說要觀察清楚動物的生活規律須付出很大的努力！他多次向我提到陳景潤、裘錫圭是如何苦學而取得成就的。他讚歎錢鍾書真是把學問做通了[10]，陳寅恪不隨流俗的精神和人格是多麼可貴。他對我提到北師大教授劉盼遂的藏書在文革中要被紅衛兵焚毀，劉盼遂捨身撲向已著火的書籍。五十年代的語言學界是如何亂批唐蘭。郭在貽英年早逝，良可歎惋。（何先生為郭氏《訓詁叢稿》中討論的各要點，按音序編了一份明細的索引，方便檢閱）。何先生對我說起許國璋晚年讀《說文解字》時，許國璋向他借了臺灣版的《說文解字詁林》第一冊，並多次向他詢問《說文解字》中的有關問題。何先生告訴我，當年許國璋主要是讀了《說文解字敘》[11]。我有回對先生說：“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P343以為昏與冥二字古音相同，裘錫圭《評殷墟卜辭綜述》一文批評陳氏不明古音。實則，陳氏比較正確，裘錫圭糾歪了。”何先生說：“批評名流未嘗不可，但一定要注意措辭。年輕人血氣方剛，寫文章尤其要臨筆不苟，持論公允。應實事求是，就事論事。不可隨意挑剔名家。”於此可窺先生醇儒的態度。我自己學習寫論文也重實據、惡空疏。學術批評，必多舉證。雖受惠于《劉申叔先生遺書》，亦歸美于何先生的耳提面命。先生還多次提醒我要注意健康，說搞學術研究很傷身體，千萬要注意鍛煉和休息，飯吃八分飽，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不要熬夜，心情要始終保持平靜，對一切外在的干擾都要置若罔聞，對人生的得失不要過分掛慮。先生多次引用《論語·八佾》“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來提醒我不要與世俗爭利，尤其不要與人爭口舌之勝，要潛心於自己的著述。先生平生評論人物往往都是稱讚他人的成就，我幾乎沒有聽過他貶斥別人。只有一次，他對我說：“繆文遠《戰國策新校注》校注得太簡單了。”這是實事求是的學術批評，明眼人都知道。他對我說起北外的另一位老教授程金造[12]生前兩次在何先生面前罵顧頡剛，說顧頡剛搞的《古史辨》是文化虛無主義的東西[13]。

1998年版的楊寬《戰國史》介紹《戰國策》的注釋書，今人中只提到何先生《戰國策注釋》和諸祖耿《戰國策集注匯考》[14]，足見何先生之書受學術界的重視。魯惟一主編《中國古代典籍導讀》[15]“戰國策”章將先生書列入《戰國策》研究選目。北大歷史系教授吳榮曾先生在《書品》上專文介紹何先生《戰國策注釋》，倍加推崇，雖然也提出了少許商榷意見[16]。北京大學張雙棣師從前利用諸祖耿的《戰國策集注匯考》，見到何先生書後，便改用《戰國策注釋》了。中華書局告訴先生，海外時常有人訂購他的書。我曾經注意到孔夫子舊書網上一度把何先生《戰國策注釋》炒到較高的價格。

先生曾對我說前人對於《戰國策》校釋所下的功夫雖然有一些，但結果並不令人十分滿意。先生在1990年《戰國策註釋》出版后一直不斷地收集相關的資料，思考並研究《戰國策》的各種問題。在1996年版的《戰國策註釋》的末尾就增補了先生所做的168條增訂，全部是各種專業性材料的補充和考訂，無一句常套話。先生並不滿足於此，終於決定在七十六歲高齡之際，答應中華書局的邀約，最後全面增補修訂《戰國策注釋》，改名為《戰國策校釋》（繁體豎排），這是迄今為止關於《戰國策》校注最詳盡精密的本子。先生不熟悉電腦，寫作都是用繁體一字一字手寫，稿紙極為整潔，字跡異常清麗。我至少數十次見到先生手跡，慨歎前輩的功力和態度非我等後生所能望塵。

《戰國策校釋》的參考書籍遠遠超過《戰國策注釋》，何先生對許多問題重新做了全面的考證和探索，其學術性更加引人注目。《戰國策校釋》的寫作過程長達十二年，先生在其間兩次被診斷出癌症。多年來他堅持每天寫作八小時，患病後每天寫作四小時。先生在忍受巨大病痛中筆耕不輟，以鐵杵磨針的精神完成這一宏業。現在，此書業已殺青，先生已經年近九十，還擬撰述《戰國大事編年考辨》（約200萬言），規模遠遠超過楊寬的《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先生還想寫《戰國策人名考》、《戰國策地名考》、《戰國策虛詞研究》[17]、《古書錯別字匯考》諸書，積累的資料都已相當完備。先生最近常常對我說：“《戰國策》在性質上，與其說是一部史書，不如說更像是一部子書”。他想把這個觀點寫成一篇完整的論文[18]。先生曾樂觀地對我說：“王念孫的《讀書雜志》是八十歲後完稿的，歷經三十年。今人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亦殺青於八旬之後。陳奇猷已年逾八十，還在修改他的《韓非子校注》。”先生的學問德操可謂不減古人，我虔心默祝先生文章老更成。

我在翻閱《戰國策校釋》時，感歎這部學術名著歷經了三十年的風霜雨露才終於煉成。何先生獨行求法，驟移灰管，從熱血沸騰的中年進入了暮年的黃昏。他為學術無怨無悔，至今還在秉燭夜遊。我不禁想起《晉書·忠義傳》的名句：“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於歲暮，標勁節於嚴風，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為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

（二）

何先生此書對《戰國策》校注中的一系列疑難問題下了很深的功夫，考釋詳明，舉例如下[19]。

例一、《西周策》第三章：“昔智伯欲伐厹由。”

建章按：智伯：晉大夫荀林父的弟弟荀首（即智莊子）因食采邑于智，故別為智氏。智首子罃，罃子盈，盈子躒，躒子甲即智宣子。《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世本》‘甲’作‘申’，梁《表考》云“《呂氏春秋·當染》注訛‘甲’為‘申’。”甲子智伯瑤，即智襄子。《國語·晉語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韋注“瑤，宣子之子襄子智伯。”《呂氏春秋〈不苟論〉·自知》：“吳王、智伯不自知而亡。”高注：“智伯，晉卿智襄子也；智伯為趙襄子所殺。”然此章高注：“智伯，晉卿智襄子孫也。”于注：“此必誤，或‘孫’字衍。”世襲為晉卿，後為趙、魏、韓三卿所滅。厹由，靠近晉國的少數民族狄國，故城在今山西省盂縣東北，為智伯所滅。“厹由”字古書頗異，計：（1）厹由，《西周策》第三章；（2）厹猶，《漢書〈地理志〉》；（3）厹繇，《呂氏春秋·權勳》；（4）叴猶，《說文繫傳》；（5）仇由，《韓非子·說林》下，又《喻老》，《淮南子·精神》；（6）仇猶，《史記·樗里子傳》；（7）仇酋，《呂氏春秋·權勳》高注；（8）仇首，《西周策》高注；（9）夙繇，《呂氏春秋·權勳》舊本。又見楊《輯證》頁90。“夙”疑“厹”之形似而誤，餘蓋音近或音同可通用。

此注對“厹由”在古文獻中的各處異文網羅無遺，頗有助於考異文和古音通假。

例二、《趙策一》第九章：“風雨時至。”

鮑本、閔本、李本無“至”字。關《補正》無“至”字，曰：“高有‘至’字。”橫田《正解》有“至”字，《考異》：“坊本‘時’下無‘至’字。”馬《繹史》引《策》無‘至’字。《趙世家》、《戰國縱橫家書》並作“時雨至”。建章按：《韓非子·難二》：“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大，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呂氏春秋·仲夏紀·大樂》：“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通，風雨時。”《漢書·晁錯傳》：“陰陽調，四時節，風雨時，膏露降，五穀孰。”可見“風雨時”是戰國秦漢間人習慣用語。《大樂》高注：“時，不差忒。”猶言“及時、應時、適時”。疑因不明“時”字之義，而據《趙世家》“風雨至”誤補“至”字。

此注的校釋十分精彩。這個“時”就是“按時”的意思，相當於現在說的“遵循自然規律”。因為我國古代是農業社會，靠天吃飯，寒暑風雨都要有規律地按時更替，該降雨時降雨，該無雨時無雨，這就是“時”。《趙世家》、《戰國縱橫家書》並作“時雨至”也是正確的，與《戰國策》的“風雨時”意思相近，皆為古本。今更考《管子·禁藏》：“故風雨時，五榖實，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周髀算經》卷下：“周則風雨時，風雨時則草木蕃盛而百穀熟。”《韓詩外傳》卷五：“隂陽調，則寒暑均；寒暑均，則三光清；三光淸，則風雨時；風雨時，則群生寧。”《春秋繁露·王道》：“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風雨時，嘉禾興。”《前漢紀》卷十一：“而民不犯，隂陽和，風雨時。”《史記·天官書·索隱》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這些材料都能證成何先生之說。雖然《國語》卷三《周語下》：“隂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20]類例還有《莊子·秋水》：“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淮南子》還有幾處“風雨時節”。但古書用語各有其體例，這些例子都不能成為反駁何先生的根據。

例三、《魏策二》第十五章：“而悔其過行。”

各本皆無注。鮑本、閔本、李本、馬《繹史》“其過”作“過其”，《冊府》作“其過”。建章按：《秦策三》第十七章：“是王過舉顯於天下。”《齊策六》第三章：“君臣過計。”《韓策三》第五章：“豈不為過謀哉？”《燕策二》第九章：“將軍過聽。”據此四例，當作“過行”，作“過其”者當是誤倒。“過行”猶言“錯誤的做法”。

何先生根據《戰國策》四個內證說明原文作“過行”為確切，當為不刊之論。在古書中與“過行”結構相類似的還有“過言、過辭”，意思是說錯話，這也可做旁證。考《禮記》卷十五《經解》：“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21]《禮記》的“過動”相當於《戰國策》的“過行”。《說苑》卷十六《談叢》：“默無過言，慤無過事。”“過事”也就是“過行”。《新序》卷九《善謀》：“孝公違龍摯之善謀，遂從衛鞅之過言。”《楚辭·九章·惜誦》：“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這些例子都能證明何先生之說是正確的。

例四、《秦策一》第七章：“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

各家“正”字皆無注，似乎理解為“糾正”義。按《詩·邶風·終風·小序》：“見侮慢而不能正也。”毛傳：“正猶止也。”《詩·小雅·賓之初筵》：“屢舞僛僛。”毛傳：“僛僛，舞不能自正也。”陸《釋文》：“一本‘正’或作‘止’。”《莊子·應帝王》：“不震不正。”陸《釋文》：“崔本作‘不震不止’。”《孟子·公孫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焦《正義》：“正之義通於止也，趙氏讀‘正’為‘止’。”則此“正亂”即“止亂”。“禁暴”與“止亂”正相對應。

何先生引述《詩經》、《莊子》、《孟子》四例證明“正亂”的意思就是“止亂”，這是完全正確的。何先生用的四個材料都不見於高亨《古字通假會典》，完全是他自己所收集。從文字學的角度看，“正”從一從止。《說文》：“正，是也。從止，一以止。凡正之屬皆從正。古文從二。”則“正”的古文是“正”上多“一”橫；“天”字在金文《齊侯壺》作“天”上多“一”橫。劉釗《古文字構形學》[22]第十六章345頁：“古文字中凡字形上部為橫劃的字，大都可以加一橫劃短筆為飾筆”。“元”字在《侯馬盟書》作“兀”，則“元”字的頂上“一”橫省略，從而與“突兀”字相混。我因此頗疑心“正亂”的“正”是“止”的繁化寫法，在“止”上加一橫，從而與“正”相混。這個“正”本身就是“止”的異體字，讀音就是之部的“止”，而不是耕部的“正”。“止亂”一詞見於《韓非子·顯學》、《春秋繁露·王道》、《潛夫論·衰制》。這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解釋，可備一說，不為定論。現在，我們即使不利用古文字材料也可以合理解釋“正亂”。我以為這個“正”完全可以解釋為“定”或“平”，參看《故訓匯纂》“正”字條[23]，在古籍為常訓。“正亂”就是“定亂、平亂”，與“止亂”義近。這樣的解釋最為簡單明瞭，不煩改讀，我強烈傾向於此說。考《戰國策》此文又見於《新序》卷九《善謀》，也是作“禁暴正亂”。則作“正亂”當為先秦古本。《鹽鐵論》卷十《大論》：“以箠楚正亂，以刀筆正文，古之所謂賊，今之所謂賢也。”也言“正亂”。《戰國策》卷三十《燕策二》第十一章：“必誅暴正亂，舉無道。”《太平御覽》卷367引《戰國策》此文也作“誅暴正亂”。又，《秦策三》第十八章：“君者為主正亂、批患、折難，廣地、殖穀 ，富國、足家、強主。”也言“正亂”。更考《史記·秦始皇本紀》太史公曰引賈生《過秦》：“禁暴誅亂而天下服。”漢初的賈誼已用“禁暴誅亂”，而不是“禁暴正亂”。則“正亂”一詞必為戰國時代所用語，非後世所妄改。有趣的是古書中還有“正治”的說法[24]，可以作動賓結構，與“正亂”構詞相同。考《周禮·大司徒》：“歲終則令敎官正治而致事”。“正治”與“致事”對舉，應為動賓結構；《孔叢子·論書》：“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正治”與“尚賢”對舉，當爲動賓結構，與“正亂”構詞法相同；《漢書·韓安國傳》：“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正治”與“用兵”對舉，必為動賓結構。

例五、《齊策六》第五章：“外懷戎翟，天下之賢士。”

建章按：…《禮記·月令》：“聘名士，禮賢者。”[25]對“戎翟”是“懷”，對“賢士”是“禮”，因為脫一“禮”字，則“戎、翟”和“賢士”都用一個“懷”字，顯然，這不符合詞的搭配要求。當於“天”上補一“禮”字。《資治通鑒》正作“禮天下賢士”。

這是完全承繼了王念孫《讀書雜志》的方法，結論毫無爭議。若不補“禮”字，則全句不通。類例如《後漢紀》卷十一：“行服進退，必以禮賢良。”古書中還有更多的用例是“禮賢”，不煩枚舉。

何先生此書的貢獻不僅在於校勘和訓詁，對《戰國策》中記載的史實以及先秦的重要文化問題也多有考辨，例如《東周策》第五章關於“蘇秦死年”的討論，先生收集各家學說，列舉了八種觀點；《東周策》第十一章對“三歸”的討論，也很詳密。先生將東漢以前關於“三歸”的記載收集了十二種文獻，分為四類，又收集了歷代關於“三歸”的解釋十一種。先生博採文獻，慎下斷語[26]。《趙策一》第九章：“趙收天下，且以伐齊。”先生對此章系年的考辨廣征博引，折衷眾說，已入史學家範圍，非斤斤於字句而已。類似的博考在書中屢見不鮮。何先生此書多達一百多萬言，唐以前典籍凡與《戰國策》有關聯者幾乎都已收集，今人相關的重要論著無不參考。引證廣博，辨析詳切，精解頻現。上舉數例只是嘗鼎一臠，固不能以一磚窺長城，以一瓢測滄海。先生積三十年之功，所得自非專搞短頻快之流所能追步。

（三）

何先生此書考證嚴謹，但個別地方也並非不能討論。請抒愚拙，聊以攻錯。

例一、《魏策二》第十五章：“非完事也。”

歷代無注。《說文》：“完，全也”。《易·繫辭上》：“通變之謂事。”高《今注》：“通事物之變化，採取行動，是謂之‘事’。”猶言“計策、謀略”。完事，猶言“萬全之策”。

此注對“事”的解釋很獨到。《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都沒有收錄“事”訓“謀略”之義。但何先生舉證稍嫌不足，那是因為“事”訓“謀略”在先秦兩漢書中極為罕見，故訓中完全沒有提到（《故訓匯纂》中沒有收“事”訓“計策、謀略”之類的條目），所以從語言的時代性和社會性的角度看，此說恐怕孤證難立。我以為這裏的“事”不如就解釋為“事情”，是一種較為虛化的用法。“完事”就是“完美之事、最好的事”，不好將這裏的“事”翻譯為“策略”。在《戰國策》中“完”字用例甚多。如《秦策一》第七章：“不如伐蜀之完也。”《魏策二》第十五章：“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然則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魏策四》第二章：“臣以此為不完，願王之熟計之也。”《魏策四》第二十五章：“近習之人，其摯讒也固矣，其自篡繁也完矣。”《韓策三》第一章：“秦已善韓，必將欲置其所愛信者，令用事于韓以完之。”《燕策一》第十四章：“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類例尚多。這些“完”都是“完美”之義，本為形容詞，作動詞是使動用法，隨語境的不同可以靈活地隨文解釋，但其本義就是“完美、完善”。“完事”就是“完美之事”，不一定非要解釋為“萬全之策”。至於何先生援引的關鍵證據《易·繫辭上》：“通變之謂事。”高亨的注解是錯誤的。這個“事”的意思是“大事”或“重要的事”，這句話說“通變”是大事情（或：很重要的事情）。類例如《荀子·正名》：“正利而為謂之事”。意思是：“正利而為”可以稱作“大事”。《漢書·禮樂志二》：“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王念孫《讀書雜志》：“大事曰事，小事曰曲”。先秦確有將“大事”省稱作“事”的現象。考《左傳·文公二年》：“祀，國之大事也”。《禮記·禮器》：“故作大事”。鄭玄注：“大事，祭祀也”。又，《尚書·大誥》：“我有大事”。孔傳：“大事，戎事也”。《左傳·成公十三年》：“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可知上古慣於用“大事”來指祭祀和戰爭。但上古文獻也用“事”來指祭祀和戰爭，參看《故訓匯纂》“事”字注第15—25條，以及第26—32條。可見“事”的意思有時就是“大事”。更觀《系辭上》前文曰：“富有之謂大業”。“事”（大事）與“大業”義近。《周易集解》引虞翻釋“事”為“事業”。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惠棟《周易述》皆取虞翻說[27]。而“事業”正與“大事”義近，非“策略”之義。

例二、《東周策》一《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章》對“九鼎”有詳細的考證：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王《輯考》云：“伯五0三四‘而’作‘以’。”《事類賦》卷十六引作“秦興師于周求九鼎”。○臨：《西周策》第八章高注：“猶‘伐’也。”“九鼎”之說見《左桓二年傳》孔《正義》，《左宣三年傳》、《呂氏春秋·先識》、《慎勢》、《適威》、《達鬰》陳奇猷《校釋》、《史記·秦本紀》瀧川引陳霆說、《始皇本紀》瀧川引沈家本說、《論衡·儒增篇》、蘇軾《漢鼎銘引》、程大昌《演繁露》卷七《周鼎》條、王先謙《漢書·郊祀志》上《補注》及引沈欽韓說、錢《繫年》九十九節《附社亡鼎淪解》、顧《雜識》九鼎條、楊雜著《九鼎考略》所論七題：鑄人、鑄地、鼎數、鼎形、圖像、銘詞、沿革，論辯甚詳，云：“九鼎入秦，史公之實錄；九鼎沒泗，方士之空談。秦所求泗之鼎，漢所出汾陰之鼎，均非禹鼎也。”○石《校釋》：“顏率之言，本屬無稽，鼎果有九，則楚莊問大小輕重，不知何鼎之問，而王孫滿答詞，敘鼎所由有，亦只似一鼎，何也。當如汪中《釋三九篇》說，以九不為實數，始與《左傳》合，孔疏誤。”○建章按，《史記·楚世家》楚相昭子曰：“今子將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而何？”《索隱》：“三代之傳器，謂九鼎也。三翮六翼，亦謂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正義》：“‘翮’誤，當作‘䰛’，音歷。《爾雅》云“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謂之䰛”，曲足鼎也。翼，近鼎耳也。三翮六翼，即九鼎。”張《輯校》《爾雅·釋器》文。䰛，《爾雅》作‘鬲’，云：“款足者謂之鬲。”《說文》云：“䰛，鬲或從瓦。”䰛乃‘鬲’之異體。段玉裁《說文》注引此句史文且釋之曰：“按‘翮’者‘䰛’之假借；‘翼’者‘釴’之假借。九鼎，款足者三，附耳於外者六也。”《淮南子·俶真》高注：“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高釋為鼎名之由，非謂有九隻鼎也。則“九鼎”似為鼎名，只一鼎耳。  

何先生根據《淮南子》高誘注所引的“一曰”和《說文》段注推論上古文獻出現的“九鼎”並非九個鼎，而是一個鼎，鼎名就是“九鼎”。“九鼎”的問題很重要，也很復雜。楊明照先生《九鼎考略》[28]旁徵博引，彙集古書中關於“九鼎”的資料最為詳實，已經論及“九鼎”究竟是一鼎還是九個鼎的問題。根據楊先生此文的考證，自上古以來一直被認為是九個鼎（參看《學不已齋雜著》142-143頁），只是到了初唐的孔穎達在《尚書召誥序》的《正義》中開始說：“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後來南宋羅泌《路史》沿用孔穎達此說[29]。楊明照此文明確反對孔穎達和羅泌之說，堅持傳統的觀點。我們認為傳統以為“九鼎”就是九個鼎的說法應該是可信的。孔穎達諸人根據《左傳》王孫滿說的“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就認為“九鼎”只是一個鼎，這是主觀臆斷。細讀《左傳》原文，完全得不出九牧貢金只是鑄造了一個鼎的結論。至於《淮南子·俶真》高誘注所引：“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只是說“九鼎”象徵“九德”，也沒有說就是一個鼎。段玉裁《說文》“鬲”注稱：“九鼎，款足者三，附耳於外者六也。”這是毫無根據的。“款足”猶言“空足”，“款”訓為“空”[30]。“鬲”與“鼎”的不同在於“鬲”的三足是空心的，足本身可以裝米等食物來燒煮，而鼎的三足或四足都是實心的，足本身不能裝東西。這是鼎與鬲在形制上的區別。鼎足或三或四，在對鼎的命名上從來沒有把鼎足的數量加上外附的幾個耳朵來作為命名根據的現象，段玉裁對“九鼎”語源的解釋毫無道理。四足鼎為方鼎，三足鼎為圓鼎，方鼎遠比圓鼎要珍貴，多為王室重器，一般的大臣貴族不能鑄造或擁有四足方鼎。因此，大禹所鑄的九鼎應該都是四足的方鼎，而不是三足圓鼎，只是在考古學上還沒有發現夏代初年的四足方鼎[31]。據《史記·秦本紀》：秦昭王“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正義》：“器謂寶器。禹貢金九牧，鑄鼎于荊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歷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八入于秦中。”此言“各”字，則必為九個鼎；沉入泗水的只有一鼎，而八鼎入于秦；山東嘉祥縣武氏祠左石室第三石所描繪的正是從泗水打撈沉鼎的故事[32]。《漢書·郊祀志上》：“有司皆言：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一統，天地萬物所系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嘗鬺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饗承天祜。”此文以泰帝一鼎，黃帝三鼎，大禹九鼎相對舉，九鼎象徵九州，則九鼎必是九個鼎。《逸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百逹、史佚遷九鼎三巫。”九鼎與三巫對舉，則《克殷》篇已經認為“九鼎”是九個鼎[33]。《子華子·陽城胥渠問》：“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圖神奸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34]更是明言為九個鼎。細考古籍，在孔穎達之前沒有一人主張“九鼎”是一個鼎。孔穎達僅據片言，臆解古書，斷不足憑。為什麼遠古帝王用“鼎”來象徵王權呢？我以為這是因為“鼎”是“定”的諧音，可以象徵“平定、統一”。大禹鑄九鼎是象徵平定九州，這是最初的含義，不是象徵九德。

（四）

另外，《戰國策》雖經劉向編纂，其底本畢竟產生於先秦。雖有帛書本《戰國縱橫家書》可以相互參證，然而帛書篇幅有限。近三十年來，戰國文字的研究迅猛發展，出土了不少戰國竹簡資料，相應的古文字工具書和專著也很多，而且也有相當的水準，例如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戰國文字通論》，黃德寬等《古文字譜系疏證》，劉志基等《古文字考釋提要總覽》（已出三冊），劉釗《古文字構形學》，湯餘惠《戰國文字編》，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李守奎《楚文字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1-5文字編》，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劉信芳《楚簡帛通假彙釋》，以及《甲骨文字詁林》、《金文詁林》及其《補編》、《古文字詁林》、戴家祥《金文大字典》、張亞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李學勤的多本學術論文集，《裘錫圭學術文集》（六卷）等等，都有參考價值。其中有些書何先生已經注意到，並經常使用，只是在《戰國策校釋》中利用得還不是很充分[35]。何先生此書在方法上主要繼承了王念孫《讀書雜志》的傳統，這當然是為往聖繼絕學。如果能夠更多利用戰國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戰國策校釋》在校勘和訓詁上或許能更多一些發明。且舉一例：

《齊策三》第十章：“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倦之苦，而擅其功”。何先生注稱“見”當爲“得”之誤，“得”古文作“”，在傳抄中失落下部的“寸”，從而誤為“見”，引述了俞樾《諸子平議》、陳奇猷《韓非子集釋》。光華按，較早注意到古籍中“得”誤為“見”的似乎是王念孫《讀書雜志·戰國策二·未見一城》條[36]：“‘夫用百萬之眾，攻戰逾年曆歲，未得一城也’。念孫案，‘見’當爲‘’，古‘得’字，形與‘見’相近，因訛為‘見’。說見《經義述聞·周語·見神下》。下句曰‘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即其證也。《史記·趙世家》正作‘未得一城’。”俞樾《諸子平議》完全沿用了王念孫《讀書雜志》[37]，非俞樾獨見。又見《趙策一》第十一章何先生注。以現在的戰國文字材料而論，王念孫、俞樾的觀點是正確的。但王念孫推導致誤之由則不完全正確。考戰國楚系簡帛文字中的“得”字作上‘目’下‘又’之形（楚系文字中的此字上部為“目”，不是“貝”，字形極清楚），與楚系文字的‘見’形近易誤，參看滕壬生《楚系簡帛文字編》（增訂本）181-184頁，789-791頁；李守奎《楚文字編》120-121頁，526-528頁；湯餘惠《戰國文字編》116-117頁，595頁；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38]15-16頁分類收集“得”在戰國時代的古文之形甚全面，黃德寬等《古文字譜系疏證》[39]156-158頁都分別梳理了“”從甲骨文到戰國文字的演變過程，甚為清晰。可知“”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都是從“貝”從“又”，無從“寸”之形，因此從“寸”的“”必為後起之形，當是從“又”演變而來；從春秋金文開始“得”作從“目”從“又”之形。戰國時代的齊系文字、三晉文字、楚系文字都是從“目”從“又”。三晉文字和燕系文字偶有從“寸”的；而在秦系文字中從“寸”常見，而且開始有之形。王念孫提到的古文之形在戰國文字中只出現於秦系文字。從文字源流上推考，當是從訛變而來。在古文字學中，作為偏旁的‘寸’與‘又’常可互作，‘見’與‘目’常可互作。此為文字學通識，不煩舉證。從古文字學上看，比起更容易被訛為“見”。以上的考證如果是正確的，那我們還可以由此推出一個有意義的結論：戰國時代的原本《戰國策》不可能是用秦系文字寫成的，而是用東方六國文字寫成，主要可能是用齊系或三晉或楚系文字寫成[40]。

這樣具體而繁碎的事已不能苛求年近九十的何先生了，更何況即便如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緇衣》、郭店簡中的《老子》剛好可以與傳世文獻相比對，著名的古文字學家用古文字材料校勘上古典籍也不是容易的事[41]。今舉一例：

今本《老子》十三章：“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馬王堆帛書甲本“寵”作“龍”，乙本作“弄”。郭店簡本乙有重要異文未能引起古文字學者們的充分注意。今以通行字引楚簡本：“人寵辱若纓，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為下也。得之若纓，失之若纓，是謂寵辱若纓”。《郭店楚墓竹簡》的編撰者根據今本將“纓”讀為“驚”[42]。而且完全忽視了楚簡本作“何謂寵辱”而不是“何謂寵辱若驚”。有的學者認為簡本原文脫落“若纓”二字[43]。但也有學者認為沒有“若纓”才是古本。如彭浩稱：“想爾注本、河上公本、范應元本、龍興觀碑本等同簡本。‘何謂寵辱？’其意極明，‘問何謂寵，何謂辱’（河上公注），且與下文‘寵為下也’銜接得當。…全段文意暢通，想爾注本、河上公本等所據同簡本，故作‘何謂寵如’。王弼本等所據通帛書本，故作‘何謂寵辱若驚’。”[44]彭浩雖然堅持認為簡本為古本，但所作解釋卻難以令人信服。

光華按，眾說均非。楚簡本作“人寵辱若纓”，較今本多一“人”字，至關重要，這關係到全句的語法結構。“人寵”一詞與“天寵”相對[45]，就是指國君或主君的寵愛。其所以不用“君寵”，是因為“寵”也可能來自主人，而不是來自國君，如戰國時代的四大公子各養門客數千人，其中有特別受寵的門客。因此“人寵”一詞必為古本之真。更重要的是“人寵”一詞還表示出原文的語法結構是“人寵”為主語，“辱”為謂語，“若纓”為補語（當然也可以將“辱若纓”一起當做謂語），“寵”與“辱”是主謂關係，而不是並列關係，“人寵辱”意思是“得到（貴）人的寵愛是恥辱”。下文接著說“何謂寵辱？”，意思是為什麽說“受寵是恥辱”？下面緊接著解釋道：“寵為下也。”意思是“受寵表明你的身份是低下的（或低人一等）”。因為總是主人寵愛下人、君王寵愛臣子，受寵的人身份總要低下一些。也可以解釋為“寵”是為了身份低下的人。這個“為”應該是表目的，讀去聲。楚簡本只作“何謂寵辱”，沒有“若纓”二字，正是古本之真。帛書本已經不知“寵辱”是主謂結構，而不是並列結構，所以加上“若驚”二字，古意遂隱。另外，《老子》此段下文只講“寵”，不講“辱”，也可證明“寵辱”不是並列關係，而是主謂關係。想爾注本、河上公本、范應元本、龍興觀碑本等同簡本只作“何謂寵辱”，無“若纓（或若驚）”二字，則是保留了古本的原始面貌，彌足珍貴。

“若纓”的“纓”必為《老子》原始古本，不可改讀，今人多讀“纓”為“驚”，全失古意。據帛書本和今本為“驚”（解釋為“驚懼、驚恐”），在文意上完全不通，毫無哲學意味可言。多虧有楚簡本作“纓”，才讓今人得以了解古本《老子》的真面目。“纓”的意思是“受到約束、受到束縛”[46]。“人寵辱若纓”全句的意思是“受到貴人的寵愛是恥辱的，好像受到束縛一樣”。下文“得之若纓，失之若纓”意思是“得到寵愛猶如被束縛，失去寵愛也猶如被束縛”。爲什麽說“失之若纓”呢？因為“失寵”也是很不愉快的事，一般人會因失寵而耿耿於懷，老是念着失去的“寵”，從而人的心情和精神都會被失去的“寵”所束縛。這就是“失之若纓”的哲學含義。若將“纓”讀為“驚”，那就文意不通了。這種用法的“纓”在上古典籍中多作“攖”。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攖，即纓”。“攖”或訓“引（即引導、牽引），結（即束縛），梏（即桎梏，也是約束），羈落（也是約束，落即絡）”，或訓“擾”，皆通[47]。裘錫圭先生將楚簡本原文的那個字讀為“纓”。其實按照先秦典籍的用字慣例，讀為“攖”更好。“纓”用作動詞是在東漢以後，在上古典籍中一般是用作名詞，上古作動詞則用“攖”。考《莊子·在宥》：“老聃曰：女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同篇：“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同篇：“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莊子·徐無鬼》：“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攖”。同篇：“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攖”。《莊子·庚桑楚》：“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吕氏春秋·本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注：“攖猶戾也”。《淮南子·俶真》：“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非直蜂蠆之螫毒而蚉䖟之慘怛也”。注：“攖，迫也”。《淮南子·繆稱》：“勿撓勿櫻”。高誘注：“櫻，纓”。櫻是攖的异体字。可見“攖”是黃老思想的重要概念。

但問題還有更複雜的一面。白於藍教授在《讀郭店簡瑣記（三篇）》[48]根據李守奎的一篇論文指出在戰國楚系文字中“貝”與“見”無論作為獨體字還是作為偏旁都很常見，二者的字形有明顯的區別。楚簡《老子》一般釋讀為“纓”字的上邊其實不是從“貝”的“賏”，而是從“目”的“”。《說文》：“左右視也。從二目。凡之屬皆從，讀若拘，又若‘良士瞿瞿’。”白於藍認為楚簡該字應該分析為從縈聲。在釋讀上，白於藍提出兩種意見：1、該字是“”字異構。《說文》：“，惑也。從目榮省聲”。在簡文中讀為“驚”。2、字書中“”及從“”之字亦多具有驚顧、驚視之義[49]。因此，楚簡該字也可能是是“驚”字異構[50]。

我們認為白於藍的觀點不能成立。楚簡該字既不能釋讀為，也不能釋讀為“驚”的異體。雖然在楚系文字中“目”與“貝”在字形上有分別，但二者在實際的運用中卻有相混的現象。何琳儀《戰國文字通論》（訂補本）[51]235頁、劉釗《古文字構形學》（修訂本）[52]340頁都指出在古文字中作為偏旁的“目”與“貝”可以混用。因此，楚簡該字在字形上雖然是作“”，但完全可能是“賏”的異構，並用作該字的聲符。因此將該字釋讀為“纓”，借為“攖”，這樣處理是沒有問題的，而且可與上古的道家文獻相印證。

如果採用白於藍的意見，將該字的上部字形定為。我們也可以有其它合理的分析，未必採用白於藍的釋讀。根據《說文》，古音讀若“拘”，在該字中作聲符兼表意，下面的“縈”是表意的，所表之意為“捆束”，並非聲符。該字可讀為“拘”，與“攖”義近。該句意思為“得到貴人的寵愛是一種羞辱，如同受到囚禁一樣”。“拘”在上古文獻中就是“拘執、拘束、拘檢、縶、執、縛”之類的意思[53]。更考文獻：《易經》卷上《隨掛》：“上六：拘系之乃從”。《象》曰：“拘系之，上窮也”。《尚書·酒誥》：“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爾雅》：“囚，拘也”。《莊子·盜蹠》：“文王拘羑裏”。同篇：“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左傳》、《戰國策》中類例甚多，不遑枚舉。可見“拘”在上古是囚禁，是一種刑罰，當然是一種恥辱[54]。“拘”同時也有比喻用法。如《莊子·天地》：“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莊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同篇：“無拘而志，與道大蹇”。《莊子·秋水》：“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可見將楚簡該字釋讀為“拘”沒有問題。考慮到“人寵辱若拘”有“辱”字，我覺得將該字釋讀為“拘”可能比釋讀為“攖”更好，因為“拘”（囚禁）更能體現“辱”。另外，白於藍的兩種讀法都是最終將該字讀為“驚”。而我們上文已言，如果將該字強行比對為“驚”，在《老子》中其實是沒有哲學意味的，甚至意思都不大通。我們應該用古文字材料來校勘古書，探索古本之真，而不是用古文字材料來牽合古書。白於藍的做法並不可取[55]。

後來，古文字学名家裘錫圭先生在《“寵辱若驚”是“寵辱若榮”的誤讀》一文[56]中同意白於藍將楚簡該字的上部釋為“”，放棄了自己從前釋為“賏”的觀點，且同意釋讀為“”，但認為應該通假為“榮”。裘先生此文的主要觀點可以概述如下：1、該字讀為“榮”，而不是“驚”；2、“寵辱”是動賓結構，不是並列結構；3、今本的“驚”是被帛書本以來的學者所誤讀造成的，不是古本；裘先生的第一和第二個見解與我正好相反，我讚成裘先生的第三個觀點。我在思考後，比較堅持自己的觀點，申述如下：

1、如果按照裘先生的解釋，“寵辱若榮”的“寵辱”是動賓結構，似乎正好與下一句“貴大患若身”在句法結構上相對應。但這樣一來，楚簡本此句前面的“人”字無著落，而這個“人”字從楚簡本全文來看，絕不可能屬上讀。有的學者甚至主觀地認為“人”是衍文，這是沒有道理的。而我們將“人寵”連讀，認為是與“天寵”相對的觀念，則文意甚通暢。裘先生將“寵辱”解釋為動賓結構，則只好將前面的“人”字忽略。這是一個致命傷。

2、上古文獻多有錯綜行文之例[57]，楚簡此文不是“寵”與“貴”相對應，而是“辱”與“貴”相對應。按照裘先生的解釋，則楚簡“寵辱若榮（假定從裘先生釋為“榮”），貴大患若身”這兩句是一個意思，前後兩句的意思是順接的。按照我的解釋，則這兩句的意思是從正反兩個方面來說的。“辱”與“貴”相對應，“人寵”與“大患”相對應。而楚簡本《老子》多有從正反兩面來說理的例子。如1、《老子甲》（以通行字引述）：“禍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為足，此恒足也”。上一句從反面說，下一句從正面說。2、同篇：“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強於天下”。這雖是一句話，但上半句從正面說，下半句從反面說。3、同篇：“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強”。上一句從正面說，下一句從反面說。4、同篇：“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上下兩句從相反的兩個方面說。當然，同書也有兩句順接的例子。例如同篇：“甚愛必大費，厚藏必多亡”。又同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但這樣的例子都沒有名詞性的主語，而“寵辱”的前面有個“人”字。這個“人”真是眼中釘，不能支持裘先生之說。

3、從楚簡本的上下文的意思來看，將“寵辱”釋為動賓結構也不合理。因為下文有“何謂寵辱？寵為下也”。如果是動賓結構，那麼“寵為下也”一句將無法合理解釋。而按照我們上文的解釋，則意思極為通暢。“人寵辱”意思是“得到（貴）人的寵愛是恥辱”。“何謂寵辱？”，意思是為什麽說“受寵是恥辱”？“寵為下也”意思是“受寵表明你的身份是低下的（或低人一等）”。因為總是主人寵愛下人、君王寵愛臣子，受寵的人身份總要低下一些，所以“是謂寵辱（受寵是恥辱）”。也可以解釋為“寵”是為了身份地下的人。這個“為”應該是表目的，讀去聲，是“為人民服務”的“為”。裘先生將“寵為下”解釋為動賓結構，“為下”的意思是“為人之下、處於下位”，也就是以“為下”為“寵”。我覺得裘先生的解釋不是很穩妥。

4、如果該字讀“榮”，那麼下文的“得之若榮，失之若榮”，就完全不能合理解釋了。因為原文作：“寵為下也，得之若榮，失之若榮”。按照古漢語語法，其中的“之”只能指代“寵”，這裡的“寵”只能是名詞性的。按照裘先生的解釋，其中的“之”是指代“為下”。這與古漢語語法不合，當不可信。“之”指代“寵”，我們上文已經給出了合理的解釋。 

5、有趣的是裘先生指出前人有的已經將“寵”解釋為動詞，引述了元代吳澄的解釋：“寵，猶愛也。名位之尊，人以為榮，反觀之，則辱也。”細讀吳澄原文，可知吳澄的觀點正是將“寵”視為“辱”，與我的觀點完全一致，與裘先生的主張似乎沒有關係。

總之，我將“寵辱”釋為“以寵為辱”，裘先生釋為“以辱為寵”。我以“寵辱”為主謂結構，裘先生釋為動賓結構。相當於今本“驚”的字，我釋為“拘”或採用裘先生從前的讀法為“纓（通攖）”。裘先生釋為“榮”。“寵為下”，我解為陳述句，“寵”是為了身份地下的人；裘先生解釋為動賓結構，意思是“以處於下位為榮寵”。這是我與裘先生的基本分歧所在。裘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學的老師，也是我崇敬的大學者。我實在不敢自信，願以此求教於裘先生和白於藍教授。

楚簡本《老子》已是國際顯學，研治其書的學者眾多，論著山積，尚有如此麻煩。此例足見以古文字材料校釋傳世典籍確非易事。

（五）

此文是應何建章老師的囑託為其《戰國策校釋》（中華書局出版）寫作的序言。修訂完稿後，寄給何老師看過。何老師在電話中對我表示深感滿意。然而天道無常，修短難測，於2014-4-26日，何老師不幸在北京醫院病逝，享年九十歲。學人薨逝，草木銜悲。我在廣州沒有來得及赴京告別。念及與恩師近三十年的情誼，我中心悲愴，痛何如哉！只有“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先生在年齡上是我的祖父輩，而虛懷若谷，乃至邀下愚為其凝聚畢生心血的著作撰寫序文，我自慚“學非博古，文無麗藻，徒飽食而終日，誠面牆而卒歲”，實在不能擔此大任。但先生說我瞭解他最多，我只好不揣淺陋，唐突高明，“磨鈍勵朽，力疲曳蹇”，撰此劣文。“淺才褊能，多所闕漏；或有盈辭，尚無刊落”，恐終不免竭情多悔、佛頭著糞。謹以此文紀念恩師，並祈禱恩師冥福。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4年7月21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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