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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小豔:類書引經研究的典範之作——讀《〈初學記〉引經考》
在 2014/8/18 13:32:57 发布

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

     ——读《〈初学记〉引经考》

(首发)

 

张小艳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中国古代的类书始于魏曹丕时编成的《皇览》,此后历代皆有撰述。六朝以前的类书多已亡佚,[1]现存者以唐代四大类书为最古,其中又以《初学记》的编撰为至精。该书“叙事虽杂群书,而次第若相连属”,“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下远矣”。[2]全书引文上万条,辑录保存了大量玄宗朝以前的遗文旧事,在校勘古籍、辑录佚文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功用,备受学者青睐。

经学乃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是影响中国文化的核心因素。《初学记》中引录《十三经》的经文注疏达一千五百多条,对于探寻儒经古本的原貌和存真辑佚颇具价值。李玲玲新近出版的《〈初学记〉引经考》(下文简称《引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1月版),首次将《初学记》中所引1566条经注与今本《十三经》进行逐一的比勘,对其中的异文作全面系统的分析考辨,厘清了异文产生的轨迹,订正了今本《十三经》经注的大量讹误,有助于《初学记》的进一步整理和其他类书引文的研究,是一部类书引经研究的力作。

仔细研读《引经考》,发现其中闪烁着许多精彩的亮点。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

一、厘清了张说与《初学记》的关系

关于《初学记》的编者及撰述,文献所载多语焉不详或互有歧异。如《大唐新语》载唐玄宗敕命张说,让他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书成后取名《初学记》,由张说与徐坚、韦述等进上,说明张说为此书的主要编者。然《唐会要》却云“集贤学士徐坚等纂经史文章之要,以类相从。上制名曰《初学记》”,仅说是“集贤学士徐坚等”纂成此书,全未及张说之名。那么,张说到底参与其书的编纂没有呢?

《引经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文献中相关的记载进行穷尽、系统的梳理后,独辟蹊径,着重从行文用词及句法语意的角度,对《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玄宗事类》一百三十卷,又《初学记》三十卷,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徐坚、韦述、余钦、施敬本、张烜、李锐、孙继良等分撰”这段关键文句作了精到而富有创见的分析:从《艺文志》的行文体例看,“又”字连接的往往是同一书的相关内容或同一作者的不同书籍,具体到上引文句,其中“又”连接的《玄宗事类》与《初学记》显是相同作者撰述的两部书,即它们都由张说类集要事、徐坚等分撰。且句法上,“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与“徐坚……等分撰”为联合关系;文意上,“分撰”当有对应的总述,则“张说类集要事以教诸王”属总述部分,故“张说确实总领了《初学记》的纂作”。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不明《新唐书·艺文志》的行文体例而指斥其书“叙述未明,偶合两书为一”的错误观点,并对《初学记》成书后未题张说之名的真正原因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即其书编成时正值他贬官期间。作者从语言文字的角度切入,通过对《艺文志》行文体例的总结和句法、语意的辨析,考定张说为《初学记》的编者之一,厘清了唐以后文献中相关记载的迷误,证据确凿,令人信服。

二、归纳了《初学记》的编撰体例

《初学记》作为唐人类书中编撰较为精良的一种,其体例汇聚了此前各种类书的优点和长处。全书以类相从,分24313个子目,每一子目下依次列叙事、事对、诗文三部分。《引经考》对《初学记》中成千上万条的引文进行穷尽的梳理后,在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地归纳了其书的编纂通例及引经体例。

该书第16-17页分别对叙事、事对、诗文的行文通例作了精当的总结,充分地突显了《初学记》中独具特色及需要注意的地方。叙事,“它是把各种资料按照内容的不同,以一定的顺序组织起来,统一在每一子部类目之下。经过整理后的文字,没有拼凑之嫌,语义顺畅,宛若天然”;事对,“首以大字书事对之辞,下以小字夹注出典。……出典若词句晦涩,则复加注文来释典故。因出典已为小字夹注,故注文与出典同为小字,引文与案语间并无明显标志,需特别加以分辨”;诗文,“‘兼录初唐,于诸臣附前代后,于太宗御制,则升冠前代之首。较《玉台新咏》以梁武帝诗杂置诸臣之中者,亦特有体例。’……诗文下,均先以大字标诗文题,后以小字出诗文具体内容”。又,古人引书虽“不拘于方”,但经过作者的勾稽、整理后,不难发现其引文实有一定之规。《引经考》第18-26页从上千条的引经实例中总结出《初学记》中所用意引、合引、选引、注文提示、句末总结、“又曰”提示新的引文、引文补足原书省略成分等方式。第27-28页还对其中较为特别的引注体例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考辨,指出《初学记》引《礼记》郑玄注或明引或暗引,而引高诱注则每引必注明“高诱注”,这并不是说高诱曾注过《礼记》,而是编者援引《淮南子》、《吕氏春秋》中“高诱注”的内容来解释《礼记》中的疑难字词,类似的还有借《周礼》郑玄注之语来释《礼记》、《左传》之词,由此归纳出“古人作注,遇前人在相关字词已有注者,往往径引其文”的引注特色,藉此匡正个别学者以为高诱曾为《礼记》作注的错误观点。书中类似精彩的总结和考辨,时有所见。经过作者细心的爬梳和提纲挈领的提示后,《初学记》中贯穿始终而又隐晦不显的行文通例及引经、引注的体例,便易于把捉了,真正起到了以简驭繁之效。

三、考辨了《初学记》引经中成百上千的异文

据《引经考》统计,《初学记》引文总计有11124条,其中引《十三经》1566条,分别是《礼记》347条、《左传》233条、《周礼》230条、《毛诗》194条、《尚书》191条、《尔雅》128条、《周易》116条、《论语》56条、《仪礼》25条、《孟子》14条、《公羊传》14条、《穀梁传》14条、《孝经》4条。该书第28-122页将这些引文与现今通行的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的经注逐条进行比勘,从形、音、义三端对其异文产生的原因及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辨析,深入地考察了其致异之由。

书中以200多条典型异文的考辨为实例,分门别类地展示了《初学记》引经异文的纷繁复杂性:与形相关者有古今字、异体字两类;与音相涉者有通假字、同词异写的专有名词、联绵词三种;与义相关者有同义替换、避讳改字、方言差别、古今异称、双音化、同名异称、历日换算等。书中对每一例异文的考辨,极尽详赡之能事。如该书第35-36页“犒槁”条,《初学记·兽部·牛》叙事引《周官》“军事供犒牛”的“犒”,今本《周礼·地官·牛人》作“槁”,陆德明《经典释文》于“牛人”条下出“犒牛,苦报反”条。阮元《周礼校勘记》云:“唐石经、余本同……叶钞本作槁牛,余本及此本载音义同。是经注皆从木作槁,当据以订正。”卢文弨《经典释文考证》云:“古并无犒字也,汉碑亦止有,宋本《释文》作槁人,此正古字未经后人妄改者。”段玉裁《周礼汉读考》谓:“汉人注经之例,经用古字,注用今字……经‘槁’注‘犒’。”作者据阮、卢、段氏之说认为“犒”字后起,“犒劳”之“犒”古皆作“槁”,后为与枯槁义相区分,遂改木旁作牛旁而造“犒”字。《引经考》引用清人的考证结论对“犒槁”这条异文进行辨析,指出《初学记》作“犒”,乃以后起本字代古字,结论原原本本,令人信服。

又如第81页“柄枋”条,《初学记·文部·史传》叙事引《周官》“内史掌王八柄之法”的“柄”,《周礼·春官·内史》作“枋”。《校勘记》云:“‘掌王之八枋之灋’,唐石经、诸本同,《释文》作八柄,云本又作枋。按,《大宰》作八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枋,叚借为柄。”胡承珙《仪礼古今文疏义》曰:“此经之义作柄为近。然古音方声、丙声同部,从方从丙字多通。”徐养原《仪礼古今文异同疏证》:“枋,木可为车。从木,方声,与柄同音,故借枋为柄。”据此认为《周礼》作“枋”乃假借字。此亦借助清人的考证而对“柄”之作“枋”的异文由来作出了准确的判断。书中类似这样精彩的异文考辨,触目皆是。

不难看出,面对《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种种纷繁的异文,《引经考》多能条分缕析地对其是非作出细致的考辨和精准的判断,这主要得力于作者对乾嘉学者经文考订论著的谙熟,因此每能援引其结论以助证自己对异文的辨析,显示出作者在异文考辨方面的深厚功力。书中对这200多条异文实例的辨析,不仅对探寻古本经文的原貌、校勘今本文字的错讹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而且对其他传世典籍的校勘也颇有借鉴意义,还可为汉语在文字、语音、词汇方面发生的历时演变研究提供丰富鲜活的素材与实证。

四、抉发了《初学记》引经的巨大价值

古籍在漫长的抄写传刻过程中,难免会发生讹误、错乱甚至亡佚等情况。清代学者俞樾对此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譬犹闻人言笋可食,归而煮其箦也。”[3]说明今本已远非古籍原貌。欲探求古本之原貌,古类书的引文即最佳路径之一。范希曾《书目答问补正》指出:“(类书)可考古书佚文异本,其用甚大。……古类书不特所引佚文足资考证,即见存诸书,亦可订正文字异同。”[4]

《初学记》所引经文保存了初唐以前经籍的大量片段,而这些片段所据底本皆为唐以前的古写本,因去古未远,其中更多地保存着古书的原貌,以之与今本《十三经》对勘,既可纠正今本之讹谬,亦可辑佚失传的古籍。《引经考》第123-163页列举大量的实例从纠正谬误、保存古本、考订异文、补正辞书、钩沉辑佚等五方面抉发了《初学记》引经的价值。书中对每则实例都作了详尽深入的考辨,如第122页“坼圻”条,《初学记·天部上·雷》事对“出豫  作解”引《易》“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坼”之“坼”,今本《周易·解卦》作“圻”,阮元《校勘记》云:“石经、岳本、钱本圻作坼,是也。闽、监、毛本作拆,非。宋本、注疏皆作甲圻,经文坼(圻)字不明,当亦作坼。”《引经考》据此指出:“坼”谓裂开,“圻”指边际,用于此处不辞,当从阮校;今本经文作“圻”,乃“坼”字形近之误;《初学记》作“坼”恰可证阮校,今本《周易》当从之校改。作者详确的辨正,充分地楬橥了《初学记》引经用字对于校改今本经文的价值。

又如第146页“萆”条,《初学记·岁时部上·夏》叙事引《礼记·月令》“王瓜生”下注:“王瓜,挈也。”“”字不见于字书,由今本《礼记·月令》作“萆”,可知“”即“萆”,“挈”就是“萆挈”,乃王瓜的别称。然“萆”怎会写作“”呢?《汉语大词典》收有“萆薢”一词,但释义模糊。作者通过对“薢”与“挈”的语音考察,发现二者古音相近,由此认为“萆挈”即“萆薢”,“萆”因受“薢”的影响发生偏旁类化而写作“”。通过异文的比较,作者不仅考明了《初学记》引经中“”这个疑难怪字,而且还藉此将词典中的“萆薢”与“萆挈”(即王瓜)联系起来,并为“萆薢”提供了准确的释义。《初学记》引经的巨大价值,在作者详赡的考辨和精当的阐述中,尽显无遗。

五、揭示了《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各种疏误

《引经考》在充分挖掘《初学记》引经在校勘、训诂、辑佚等方面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注意到其书在编撰时为使文字前后连贯、便于王子学习,常采取改写原文、补充省略字词、换用唐代常用词等方式,加之书成众手、引书繁多,因而其中引文难免存在某些疏误。该书第164-226页即分别从意引、脱文、衍文、误倒、讹误、杂糅、题识错误等角度,客观地揭示了《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错、讹、衍、脱、倒等问题,以丰富的实例印证了业师张涌泉先生所谓“类书引文不可尽据”的论断。[5]

如第167页《初学记·宝器部(花草附)·萍》事对“共祭祀  羞王公”引《毛诗》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引经考》指出:今本《诗·召南·采蘋》小序的“能循法度”前多“能循法度也”5字,相关的语句在敦煌写经作“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能循法度”句重文;《初学记》引文作“能循法度”当是编者不识重文符而脱,核之敦煌写本伯2529号,正作“能====”。作者通过异文的比勘,发现今本及敦煌写经中“能循法度”句皆重文,由是认为《初学记》所引“能循法度”前因编者未谙重文符而抄脱“能循法度”诸字,所言甚允。书中类似这样精彩的考辨,不胜枚举。《引经考》通过丰富的典型实例,对《初学记》引经中出现的种种疏误行进详确的辨正,藉此提醒读者使用该书务必注意查考引文出处,检核其他典籍中相关文句的异同,从而对异文作出准确的判断,以免被其中错乱的引文所误导。

还值得一提的是,《引经考》第228-473页所附“《初学记》引经表”,将《初学记》中所引1566条经文按今本《十三经》的顺序,逐条分上下栏列出《初学记》的引文与阮刻本《十三经注疏》对应的文字,并标注其详细的出处。如此穷尽地将《初学记》的引经文句与今本经文作直观的对照,使其相异之处纤微毕现,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复核,也为后人对其引经作进一步的考探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实可宝贵。

 

金无足赤,《引经考》在对具体的异文实例进行辨析时偶有疏误,个别论证还需斟酌。如第37页“埋貍”条,《初学记·礼部上·祭祀》叙事引《周礼》曰“以沉埋祭山林川泽”的“沉埋”,本书指出今本《周礼·春官·大宗伯》作“貍沈”,“沉埋”当是“埋沉”之倒文。《释文》出“以貍”条,其下又出“沈”字,说明陆德明所见本亦作“貍沈”。《说文·豸部》:“貍,伏兽,似貙。从豸,里声。”段注:“即俗所谓野猫。”貍生活在野草丛中,以藏伏的方法等候猎物。根据这一特性,引申为埋伏,又引申为掩埋。并据以推断“埋”字《说文》无,当是“貍”的后起字。作者认为“埋”字后起可从,然谓“貍”表“掩埋”乃因貍(野猫)在野草中以藏伏的方法伺候猎物而引申得来则恐非。其实,表“掩埋”义时,“貍”乃借字,“薶”为本字,“埋”则是其后起俗字,清人对此早有明确的阐述。《说文·艸部》:“薶,瘗也。”段注:“《周礼》假借貍字为之,今俗作埋。”[6]《墨子·备城门》:“转射机,机长六尺,貍一尺。”孙诒让间诂:“貍,《道藏》本作‘狸’,下同。案:貍,‘薶’之借字。《说文·艸部》云:‘薶,瘗也。’谓机之薶于土者一尺也。薶,《备梯》篇作‘埋’,俗字;《备穴》篇作‘俚’,叚借字。”[7]“薶”见于甲骨文,写作“”、“”、“”等形,象埋沉牛、羊于坎及泉。《周礼》“埋沉”句所用正是其造字本义。

此外,书中校勘虽颇精审,然校书如扫落叶,随校随生,故其中也偶有遗漏。如第105页倒数第2行“则‘大’、‘室’古通用也”的“室”当为“世”之误;第111页第13-14行“即不避唐玄宗李治讳”的“玄”应是“高”之误。第228页“说明”第1条第8-9行“伏羲已重卦矣……爻辞周公”当作“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等等,此不赘。

 

白璧微瑕,我们自不当以一眚而掩其大德。总的说来,《引经考》全书结构谨严,内容厚实,论证详确。不论对《初学记》编者的考证,还是对其体例的总结、异文的考辨、价值的抉发、疏误的揭示等,书中所论多可信从,绝大多数异文实例的考辨堪作范例,其结论可以直接“拿来就用”,是一部非常有用的书。《引经考》对《初学记》所引经注进行的穷尽而系统全面的研究,为今后同类著作的撰写树立了楷模,堪称“类书引经研究的典范之作”。《初学记》引文繁复,总计达11124条,《引经考》所论1566条引文仅占其十分之一略强,其中蕴含的更为丰富的宝藏尚待进一步挖掘。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能读到作者有关《初学记》征引史部、子部、集部文献的研究论著,庶几以成完璧。

 

 



[1] 敦煌文献P.2526号保存有鸟部88则的内容,乃现存最古的类书写本。据王三庆考证,该卷极有可能就是北齐后主下诏编撰的《修文殿御览》。参其著《敦煌类书》,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公司,1993年,第16-20页。

[2] []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143页上栏。

[3] []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4] []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徐鹏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89页。

[5] 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705页。

[6]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44页下栏。

[7] []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03-504页。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4年8月17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4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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