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

裘锡圭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我们根据学术界已有的认识和研究成果，简单谈谈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的关系。对所据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出处，恕不一一注明。

先对“古典学”作一些解释。

我国学术界使用“古典学”这个词，是借鉴了西方学术界的“古典研究”的。古典研究指对于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研究。古典研究以古希腊语、古拉丁语的研究和希腊、罗马时代典籍的整理、研究为基础，涵盖了对希腊、罗马时代各个方面，诸如哲学、文学、艺术、科技、历史等的研究。

我们认为中国的“古典学”，应该指对于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或许还应加上与先秦典籍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些汉代的书，如《史记》先秦部分、《淮南子》、《说苑》、《新序》、《黄帝内经》、《九章算术》等）的整理和研究，似乎也未尝不可以把“古典学”的“古典”就按字面理解为“上古的典籍”。我们的古典学的涵盖面不必如西方的古典研究那样广。这是由先秦时代的语言和历史跟我们的关系所决定的。

我们今天使用的汉语、汉字，跟先秦时代的汉语、汉字之间，我们的现代历史跟先秦时代的历史之间，存在着不间断的传承关系。而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和历史，对绝大部分从事古典研究的人来说，却是异民族的古代语言和古代历史，跟他们今天使用的语言和他们的现代历史并无直接的传承关系。

所以，虽然先秦时代的汉语、汉字，跟今天使用的汉语、汉字很不一样，却没有必要把先秦时代汉语、汉字的研究，从汉语言文字学里分割出来，纳入古典学的范围。同样，也没有必要把对先秦时代各个方面的研究都从相关学科里分割出来，纳入古典学的范围。

对先秦典籍的整理、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搜集、复原（对在流传过程中有残缺的或本身已经亡佚、只在其他古书中有引文的书以及新发现的散乱的书尽量加以复原）、著录、校勘、注释解读以及对古书的真伪、年代、作者、编者、产生地域、资料的来源和价值、体例和源流（包括单篇的流传、演变，成部的书的形成过程和流传、演变等情况）的研究。为了做好这些工作，必须对典籍的实质性内容有较透彻的理解。即以校勘而论，对异文的去取就往往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文字层面上去考虑，更不用说注释解读等工作了。所以一位好的古典学者，不但要有文献学和文字、音韵、训诂等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良好基础，还要对那些跟所整理、研究的典籍的实质性内容有关的学科有较深的了解。我们在前面指出，中国的古典学不必将有关学科中关于先秦的研究全都纳入其范围。但是应该看到，这些学科跟古典学有密切关系，而且古典学的研究领域，跟这些学科是会有重叠之处的。有不少问题需要古典学者跟这些学科的学者共同来研究。

在西方的古典研究中，抄写时代距原著较近的古抄本和已无传本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典籍的发现，往往能有力地推动研究的进展。在我国，先秦典籍的古抄本（包括有传本的和无传本的，后者即所谓“佚书”），通常见于出土文献之中。

“出土文献”指出自古墓葬、古遗址等处的古文献资料。除了从地下发掘出来的古文献，后人发现的古人遗留在地上的古文献，如西汉前期在孔子故宅墙壁里发现的古文经书，又如上世纪初在敦煌莫高窟一个早已封闭的藏经洞里发现的大量唐代及其前后的写卷，也都是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中的有传本的先秦典籍的抄本，其时代往往要早于传世刻本千年以上，如战国和西汉墓葬所出抄本。它们在校正文本、研究典籍的真伪、年代和源流等方面，具有巨大价值。出土文献中有大量久已亡佚的先秦典籍（包括尚有传本的典籍的亡佚部分）的抄本。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对先秦典籍以及先秦时代其他很多方面有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这对整理研究先秦典籍当然是很有用的。由于上古著作的一个特点，即内容相同或相似的篇章、段落或文句，往往出现在两种或多种不同的著作里，这些佚书的抄本对传世典籍往往能起与它们本身的古抄本相类的作用，有时还能用来研究有关传世典籍的资料来源和形成过程。

即使是出土文献中非典籍的各种先秦文字资料，由于能提供当时的语言文字以及其他方面的信息，对古典学的研究也是很有用的。尤其是那些内容丰富的品种，如商代后期的甲骨卜辞、西周时代的青铜器铭文等，更是如此。例如：王国维根据甲骨卜辞中关于殷王先人王亥的资料，阐明了《山海经》和《楚辞·天问》中讲到王亥（《天问》作“该”）的内容，证明这种“谬悠缘饰之书”，“其所言古事亦有一部分之确实性”。通过西周青铜器铭文与今传《尚书·周书》和《逸周书》诸篇在语言文字上的对照，可以看出哪些篇是可信的，哪些篇是后来的拟作或伪作；还可以解决那些真《书》解读上的不少问题。

由于时代接近，秦汉时代的出土文献，即使不是先秦典籍的抄本，而是秦汉典籍的抄本或非典籍的各种文字资料，对古典学往往也很有用，不可忽视。

总之，出土文献对古典学研究的重要性是极为突出的。古典学研究者不能满足于使用第二手资料，最好能有整理、研究出土文献的能力。由于与古典学有关的出土文献多用古文字书写，他们应该有较好的古文字学基础。这跟西方从事古典研究的学者，需要有古希腊、古拉丁语的基础，有相似之处。

我们使用“古典学”这个名称，是晚近的事，但是从实质上看，古典学在我国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对于先秦诸子和屈原、宋玉等人的《楚辞》等先秦著作的整理和研究，自汉代以来也不断有学者在进行。西汉晚期成帝、哀帝两朝，命刘向、刘歆父子等人全面整理先秦以来典籍。他们所做的，大部分是古典学的工作。

经学与政治相结合，在古典学中占据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年。辛亥革命和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结束了这个局面。经书的神圣地位不复存在，以经书为依托的“孔家店”在五四运动中成为打倒的对象。“五四”以后，对包括先秦典籍在内的传统文化，知识界有不少人持简单的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种文化对新文化的建设有害无益。

几乎与五四运动同时，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学术界兴起了怀疑古史和古书的思潮。这种疑古思潮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展到了顶峰。疑古派（或称“古史辨”派）成为商代之前的古史研究和古典学研究的主力。在将传统的上古史大大缩短的同时，他们在怀疑古书方面，以前代学者的辨伪工作为基础，大大扩展了怀疑的范围。包括经书在内的很多先秦古书的年代被推迟（这里所说的“书”包括成部的书中的单篇，下同。有时，怀疑的对象还可以是一篇中的段落或文句），很多一般认为属于先秦的古书被认为是秦汉以后的伪作。在经书被还原为一般典籍的同时，孔子跟经书的关系也被极力淡化。疑古派对古书真伪、年代等问题的很多看法，是从前代学者那里承袭下来的，或是前人已引其绪的。不过那些看法有很大一部分在过去的学术界不占主流地位，由于疑古思潮的影响才变得深入人心。疑古派的古典学对传统的古典学的冲击是巨大的。疑古派有不少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疑古显然走过了头。

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社会上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简单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想。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的“文革”，更把这种思想强化到了极其荒谬的地步。学术界在70年代发现西汉前期墓出土受疑古派怀疑的先秦典籍抄本之前，也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信从疑古派怀疑古书的很多看法。

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对传统文化有了比较全面、比较正常的态度。在“复兴中华”的思想影响下，学术界研究传统文化的热情明显升温。很多有识之士并指出，我国人民（包括广大知识份子）缺乏人文素养，甚至对作为本民族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中最重要的那些书（有些学者称之为“原典”），也茫然无知，或知之过少，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命运的严重问题。发展古典学已经成为时代的要求。我们不能照搬在很多方面都早已过时的传统古典学，也不能接受那种疑古过了头的古典学，必须进行古典学的重建。而古典学的重建是离不开出土文献的。

在我国古典学的历史上，曾有两次极其著名的出土文献的大发现。第一次在西汉前期，景帝之子，封在先秦鲁国故地的鲁恭王，想拆除孔子故宅，在墙壁里发现了用“古文”抄写的《尚书》、《礼记》（指一些被看作是对礼的阐释的单篇著作，不是后来被纳入十三经的《礼记》）、《论语》、《孝经》等儒家典籍。此即所谓“孔壁古文”，当为战国时抄本，可能是秦焚书时掩藏起来的。第二次在西晋早期。汲郡有人在郡治汲县（今河南汲县附近）盗掘一座战国时魏国大墓，墓中有大量竹简书。政府获知，收取整理，得《纪年》（即《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古书二十来种。此即所谓“汲冢竹书”。这两次发现在学术史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西晋之后，直到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就未见先秦典籍的这类重大发现了。前面提到过的敦煌写卷中，也有经书和《老子》等先秦典籍的不少残卷，由于抄写时代比“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晚得多，重要性当然不能与之相比。上世纪40年代初，盗墓者从长沙子弹库一座战国楚墓中盗出一幅完整的帛书，有九百多个字，分成三部分，分别讲创世神话、天象灾异和十二个月的宜忌，内容虽然重要，毕竟不能与成批的大发现相提并论。

建国以后，主要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考古事业的发展，多次在从战国时代到汉代的墓葬中发现先秦典籍的抄本。从总体上看，其数量已大大超过历史上的两次大发现。下面简单加以介绍，除秦墓出土文献放在最后综述外，基本上按发现先后分批叙述：

1.长台关楚墓竹书    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战国楚墓出土一批竹简，其中有一些比较残碎的简是抄写某种书的，有学者认为是《墨子》佚文，也有学者认为是儒家佚书。

2.《仪礼》汉简    1959年，甘肃武威磨咀子6号汉墓（大概下葬于王莽时）出土《仪礼》的部分抄本。

3.银雀山汉墓竹书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下葬于汉武帝早年）出土一批竹书，有《孙子》、《晏子》（整理者按《汉书·艺文志》命名，即《晏子春秋》）、《尉缭子》（《艺文志·兵书略》称《尉缭》）、《太公》（我们按《艺文志》命名，今传《六韬》为其一部分）和已无传本的《齐孙子》（我们按《艺文志》命名，即《孙膑兵法》）、《地典》（有自题之名，《艺文志》著录于兵阴阳家）以及大量过去不知道的佚书，内容包括政治、军事、阴阳时令、占候等方面，还有一篇自题篇名为“唐勒”（篇首二字）的宋玉佚赋（残碎较甚）。此墓出有一块记着十三个篇题的木牍，所记之篇多数可以在此墓竹简中找到或多或少的残文。其中，《守法》、《守令》的内容多与《墨子》的《备城门》、《号令》等篇近似，《王兵》篇的内容分见于《管子》的《参患》、《七法》、《地图》等篇；《兵令》与《尉缭子·兵令》相合，但其字体与此墓其他五篇《尉缭子》不同，而与上述篇题木牍各篇相同，原来当与这些篇编在一起，而不是与那五篇《尉缭子》编在一起的。此墓所出《晏子》、《尉缭子》、《太公》、《齐孙子》和《地典》的篇数，都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之本，乃是部分单篇的抄本。《孙子》有“十三篇”（即今本《孙子》十三篇，但残碎较甚。墓中还出了一块记这十三篇篇题的木牍）和少量佚篇，也只是《艺文志》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一部分。此墓所出的书，用古隶抄写，抄写时间大概多在武帝之前，书的著作时间当然要更早得多，从内容看，基本上都是先秦著作。

4.八角廊汉墓竹书    1973年，河北定州八角廊40号汉墓（大概是宣帝五凤三年逝世的中山怀王刘脩墓）出土一批已因焚烧而炭化的竹书，其中有《论语》、《文子》、《太公》、见于《大戴礼记》的《哀公问五义》、内容与《大戴礼记·保傅》基本相合的《保傅传》（整理者拟名）以及内容大都见于《说苑》、《孔子家语》等书的《儒家者言》（整理者拟名，共有27章，绝大多数记孔子与其弟子的言行，整理者认为编成于战国晚期）等书，但残损十分严重。

5.马王堆汉墓帛书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下葬于汉文帝十二年）出土一大批帛书，其中有《周易》以及与今本有较大出入的《系辞》和几篇过去不知道的《周易》佚传、《老子》两本（整理者称甲本、乙本）以及甲本卷后佚书（有儒家著作《五行》、道家著作《九主》等，皆整理者据内容拟名）和乙本卷前佚书（道家著作《经法》、《十六经》、《道原》和格言汇编性质的《称》，皆自题篇名）、分章记一些春秋史事并附当事人或贤者对其事的评论的《春秋事语》、与《战国策》相似且有不少章重见于《战国策》和《史记》的《战国纵横家书》（以上二种为整理者拟名）以及很多医药、占候等方面的佚书。此外，还出了抄在简上的房中术佚书等。此墓所出的书，从内容看绝大部分是先秦著作。有些实用性较强的医书、占书或非先秦著作的忠实抄本（如《五星占》讲到汉文帝时星行情况），但其基本内容在战国时代当已形成。《五星占》（整理者拟名）等天文方面的占书，反映了古代天文学知识。此墓古书抄本所用古隶的字体，可以分出早晚。字体较古的，抄写时间可能早到秦至汉初。

6.双古堆汉墓竹书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大概是文帝十五年逝世的汝阴侯夏侯灶之墓）出土一批竹书，其中有《诗经》（主要是《国风》）、《周易》（卦、爻辞后加有便于实用的占辞）和一些佚书，可惜残损十分严重。佚书中有一种，分章记春秋至战国初期一些人物的言行，其内容大都见于《说苑》、《新序》，文句亦相近。墓中所出的2号篇题木牍，从所列章题看，所属之书与上述佚书同性质。木牍与佚书皆严重残损，已整理出来的佚书各章残文，尚无与木牍所存章题相对应者。此墓所出1号篇题木牍，上列四十七个章题。从章题内容看，所属之书的性质与八角廊汉墓《儒家者言》相似，章题所记之事大都见于《说苑》、《孔子家语》等书，绝大多数是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

7.张家山汉墓竹书    湖北江陵张家山有一处西汉早期墓地。1984年，247号墓（当下葬于吕后时）出土一批竹书，除西汉早期的律、令外，有《脉书》（内容基本与马王堆帛书中的一些医书重合）、《引书》（讲养生、导引）、《算数书》、《阖庐》（兵书）等佚书。《阖庐》没有问题是先秦著作。其他几种有实用价值的书，可能不是先秦著作的忠实抄本，但其基本内容在战国时代当已形成。1988年，366号墓出土一批竹书，除西汉早期的律、令外，有见于《庄子》的《盗跖》和《食气却谷书》等。此墓竹书尚未正式发表。

8.慈利楚墓竹书    1987年，湖南慈利石板坡36号楚墓（发掘者认为属战国中期前段）出土一批竹书，有见于《国语》的《吴语》、见于《逸周书》的《大武》及一些佚书。此墓竹书尚未正式发表。

9.九店楚墓竹书    上世纪80年代发掘湖北江陵九店楚国墓地，56号墓（发掘者认为属于战国晚期早段）和621号墓（发掘者认为属于战国中期晚段）出有竹书。56号出《日书》，是讲时日宜忌等事的数术类书，未见自题书名，整理者据秦墓所出同类书定名。621号所出竹书，文字极为漫漶不清，性质不明。

秦代至西汉早期墓葬屡见内容与九店56号楚墓所出相当接近的书，有些自题书名为《日书》。这些《日书》的基本内容，大概在战国时代就已形成。

10.郭店楚墓竹简（此即这批简的著录书之名，一般简称“郭店简”）    1993年，考古工作者清理已遭盗掘的湖北荆门郭店1号楚墓（清理者认为属战国中期偏晚），获得一批竹书，其中有：《老子》三组（总字数相当今本三分之一左右）、道家佚篇《太一生水》（整理者拟名，原来可能与《老子》丙组编在一起）、见于《礼记》的《缁衣》、也见于马王堆帛书的儒家佚篇《五行》（帛书本有经有传，郭店本有经无传）和多篇其他佚书（大多数为儒家著作）。此墓所出之书皆未见自题之名。

由于舆论极为重视考古工作者清理被盗掘的郭店1号墓所获的这批简书，盗墓者开始重视随葬竹木简。1994年以来，香港古董市场上陆续出现由内地战国、秦汉古墓盗掘出土的成批简册。下面所介绍的11、12、13三批简，以及综述秦墓出土文献时要讲到的岳麓书院和北京大学所藏的秦简，就都是从香港市场上抢救回来的。

11.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此即这批简的著录书之名，一般简称“上博简”）    1994年入藏，整理者推测出自战国晚期白起拔郢（278B.C）之前下葬的楚墓。这批竹书主要有：《周易》（原当为全经，但已残失一半左右）、《缁衣》、与《礼记·孔子闲居》前半相合的《民之父母》（整理者拟名）、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有同源关系但出入较大的《武王践阼》（整理者因其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大体相合而定名，但其篇首没有以“武王践阼”开头的一段）、很多儒家著作佚篇、一些道家著作和其它可以归入诸子类著作的佚篇、很多体裁近于《国语》或《晏子春秋》所收篇章的佚篇（大都记春秋至战国前期时事，多为楚事，也有齐、晋、吴之事）、由远古传说中的帝王讲到武王伐纣的长篇古史佚作《容成氏》、佚兵书《曹沫之阵》、讲龟卜的《卜书》（整理者拟名）以及一些文学佚作（有《诗经》体的诗、体裁近于楚辞或近于赋的作品）等。这批简中的《缁衣》和儒家佚篇《性情论》（整理者拟名），也见于郭店简（郭店简整理者为后者所拟之名为《性自命出》）。这批简尚未发表完毕。

12.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此即这批简的著录书之名，一般简称“清华简”）

2008年入藏，从各方面看也应出自湖北楚墓，专家鉴定会定为战国中晚期简，碳14加速器质谱仪测年结果是公元前30530。这批简基本上都是书籍，主要有：与《尚书·金縢》为“同篇异本”的《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百篇《书序》称“《说命》三篇”的佚《书》《傅说之命》三篇、《书序》称《咸有一德》的佚《书》《尹诰》（简本无篇题，《缁衣》引此篇称《尹告》，整理者据以定名）、见于《逸周书》的《皇门》（简本无篇题）和《祭公之顾命》（《逸周书》篇名作《祭公》，《缁衣》简本引作《祭公之顾命》，《礼记·缁衣》作《葉公之顾命》，“葉”为误字或音近通假字）、《逸周书》的佚篇《程寤》（简本无篇题）、类似《尚书》《逸周书》的前所未知的佚《书》多篇（如《耆夜》和整理者拟名的《保训》等）、《周颂》体佚《诗》《周公之琴舞》（共有诗十首，周公、成王所作，其中一首即《诗·周颂·敬之》，其余皆佚《诗》）、《大雅》体佚《诗》《芮良夫毖》（周厉王时芮良夫所作，整理者拟名）、分二十三章记周初至战国前期的一些重要史事的《系年》（整理者拟名。整理者后来指出，此书非编年体而稍近于“纪事本末”体）、叙述自楚先祖季连到楚悼王二十三位楚君的居地和迁徙情况的《楚居》（整理者拟名）、讲占筮的理论和方法的《筮法》（整理者拟名）、可用来做100之内任意两位数（且可带分数二分之一）的乘法的实用《算表》（整理者拟名。以上二种目前尚未发表，但在《文物》上已有介绍文章）等。其他重要佚书尚多，由于尚未发表，情况不是很清楚，从略。

有的学者认为，郭店、上博、清华这三批简的时代，都可以看作在公元前300年左右，距离实际情况应该不会远。所以见于这三批简的古书的著作时间，当不会晚于战国中期。

13.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此即这批简的著录书之名，可简称“北大汉简”）

2009年入藏，从字体看当抄写于西汉中期（不早于武帝后期），所抄既有先秦著作，也有西汉著作，绝大部分尚未发表。这批竹书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已发表的《老子》（自题篇名《老子上经》、《老子下经》。上经为《德经》，下经为《道经》，篇序同于马王堆帛书《老子》而异于今本，马王堆《老子》乙本有自题篇名“德”、“道”），保存情况好，完整程度大大超过帛书本。虽然尚未发表但已有较详介绍的先秦著作有《周训》，是战国中晚期之交的东周君昭文公多次以史事为鉴训诫西周恭太子之辞的汇编。整理者根据书名和整理出来的篇数，认为此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于道家的《周训》十四篇。

秦禁诗、书、百家语，秦墓当然不出这方面的书籍。至于数术类书，在秦墓中是可以看到的。前面讲过，有些秦墓出《日书》，这里举几个《日书》之外的例子。1993年，江陵王家台15号秦墓（发掘者认为有可能早到秦统一前）出了亡佚于宋代的三《易》之一《归藏》的竹书残本。秦墓出这种比较重要的先秦典籍，是很难得的。此墓还出日书和灾异占，如此墓确在秦统一前下葬，它们就也是先秦的数术书。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07年入藏的一批秦代简里，有自题书名为《数》的算术书。北京大学2010年入藏的一批秦代简里也有算术书（尚未发表），没有自题书名的两种，整理者拟名为《算书》甲篇、乙篇；另一种自名为《田书》，是讲田亩面积与田租的计算的。这些算术书可能就是秦统一前使用的本子，也可能是其差异不大的改编本。上面提到的岳麓秦简里还有整理者据内容定名的《占梦书》，也可能是秦统一前的本子或其差异不大的改编本。这些都是数术类书。此外，上面提到的北大秦简中，据介绍还有一篇《公子从军》（整理者拟名），整理者认为“应是一篇失传的战国晚期的文学作品”。

以上简述了建国以来陆续出土的先秦典籍抄本的情况。为了称说的方便，下文把它们总称为“新出文献”。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新出文献完全可以跟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媲美。后二者的实物都早已不存在。那些用战国文字抄写的古书，有些大概根本没有用当时的通行字体转写的完整整理本；有整理本的绝大多数也已失传，如汲冢所出之书，完整流传至今的只有一部《穆天子传》（《竹书纪年》至迟在宋代已经失传，今本《竹书纪年》不可信）。新出文献大部分肯定能长期保存下去，在学术上应该会比孔壁古文和汲冢竹书发挥更大的作用。

前面曾就出土文献对古典学的重要性作过一般的论述，这里再从“古书的真伪、年代”、“古书的体例、源流”、“古书的校勘、解读”这三个方面，通过实例来看一下新出文献对古典学重建的重要性。

一．关于古书的真伪、年代

新出文献可以证明前人在先秦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上有不少怀疑过头的地方。

今传《六韬》（《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太公》的一部分）、《尉缭子》、《晏子春秋》（《艺文志》称《晏子》，但《史记》已称《晏子春秋》）诸书，前人或疑其并非出自《艺文志》所著录的原本，而是汉以后人的伪作。疑古思潮兴起后，这种看法更是深入人心。汉武帝早年下葬的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这些书的部分篇章的抄本，内容与今本基本相合。可见今本的确出自《艺文志》著录之本，并非后人伪作。从这些书的内容看，应为先秦著作。

今本《吴子》和《鹖冠子》，过去也有不少人疑为伪书。在上博简《曹沫之阵》中，有两处文句与《吴子》基本相合，有一处文句之义与《吴子》相合，皆未见于其他传世古书。在学者公认为先秦著作的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有不少与《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文句，未见于其他传世古书。可见此二书也应出自《艺文志》所著录之本（《吴子》在《艺文志》中称《吴起》，《艺文志》杂家中有《吴子》，与之无关。《吴起》有四十八篇，今本《吴子》只六篇，是经后人整理的残本。今本《鹖冠子》中可能混入了《艺文志》著录于兵权谋家的《庞煖》），从内容看，应为先秦著作。

三《易》之一的《归藏》，未著录于《艺文志》，传本至宋代残存三卷，此后全部亡佚。但自晋至宋，颇有人引用此书，所以其卦名和一些卦辞得以保存了下来。前人多以为传本《归藏》为汉以后人所伪作。王家台秦墓出土《归藏》残本，其内容与古书所引佚文基本相合，可见传本《归藏》确是从先秦传下来的。清华简整理者指出，尚未发表的《筮法》所用的卦名，坤卦作“”，同于传本《归藏》；坎卦作“（勞）”，同于王家台秦墓《归藏》，传本《归藏》作“犖”，音近相通；震卦有时作“（来）”，传本《归藏》作“釐”，音近相通。由此也可见传本《归藏》确为先秦古书。

百篇《书序》，汉人以为孔子所作。自朱熹以来，学者多疑之。清末，反对古文经的康有为，斥之为刘歆所伪作。近人还有主张其为西汉晚期张霸伪造《尚书》“百两篇”时所作者。百篇《书序》非孔子所作，是很明显的（前人已指出，百篇中有《尧典》、《禹贡》，此二篇所反映的地理知识是孔子之时所不可能有的）。但是《书序》说：“高宗（指商王武丁）梦得说（指傅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巖，作《说命》三篇。”《说命》分三篇，不见于任何传世古书（伪古文《尚书》的《说命》分三篇，是根据《书序》的），而清华简中的《傅说之命》正好明确地分为三篇。整理者据此指出，《书序》作者是确实看到百篇《尚书》的。秦火之后，《说命》已亡佚，孔壁古文《尚书》中亦无《说命》，可见《书序》是战国时人所作，以《书序》为汉人所作的各种说法都是不可信的。《史记》三代《本纪》等篇有不少与《书序》相同或极为相近的文字，前人或以为《书序》袭《史记》，其实应为《史记》袭《书序》。

题为宋玉所著的《大言赋》、《小言赋》，见于来源可疑的《古文苑》，过去讲文学史的人几乎都不敢相信是宋玉作品。银雀山竹书中的《唐勒》赋，学者已考定为宋玉佚赋，其内容曾大量为《淮南子·览冥》所采用。有学者指出，《大言赋》、《小言赋》的体裁与《唐勒》赋相似，很可能确为宋玉所作。

古代即有学者怀疑孙武的历史真实性。近代日本学者或谓《孙子》十三篇实为孙膑所作。疑古思潮影响下的国内学者，也有持这种说法的。银雀山汉墓同时出土孙武与孙膑的兵法，此说不攻自破。

疑古思潮兴起后，不少学者认为从思想、文辞等方面看，《老子》应是《孟子》、《庄子》（内篇）之后的著作。顾颉刚作《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更断定“老聃是杨朱、宋钘后的人，已当战国的中叶”，“当战国之末还没有今本《老子》存在”，“自秦、汉间”，随着“道家”之称的创立，才有《老子》的编成。他还认为《老子》的“发展”（当指“流行”）在公元前二世纪，“《淮南》的《原道》《道应》固是这时代潮流下的作品，即《韩非子》的《解老》《喻老》，《庄子》中的《外篇》《杂篇》，亦是这一时代所作”。他不但尽量推迟《老子》的成书年代，并且由于《解老》《喻老》解释了《老子》，《庄子》的外杂篇引用了《老子》，就把它们都定成了西汉作品。

郭店简中的三组《老子》简，究竟是《老子》五千言的摘抄本，还是《老子》的一些比较原始的本子，学者们的意见尚不统一。但是这三组《老子》简，足以证明在战国中期，老子的语录汇编已相当流行，其出现年代显然早于《孟子》、《庄子》。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不避“邦”字讳，字体近于秦隶，且夹杂少量楚文字字形，学者公认其抄写年代不晚于西汉初年。司马迁所说的《老子》“五千言”，在战国晚期无疑早已形成，顾氏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解老》、《喻老》和《庄子》外杂篇，按照传统看法都是战国晚期作品。它们跟《老子》的关系，正说明《老子》在战国晚期已很流行，这跟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反映的情况完全符合，决不能像顾氏那样，按照他自己对《老子》成书年代的主观判断，把它们定为与《淮南子》同时代的作品。张家山336号西汉早期墓出了见于《庄子》杂篇的《盗跖》，这对以《庄子》外、杂篇为先秦作品的传统看法是有利的。

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古代文史学界的很多人，曾认为大小戴《礼记》（以下简称“二《记》”）所收诸篇，是由战国晚期到汉代的作品。《礼记·王制》究竟是不是《史记·封禅书》所记汉文帝命博士所作的《王制》，学者尚有不同看法。《大戴礼记》的《保傅》（内容又分见贾谊《新书》的《保傅》、《傅职》等篇）、《礼察》（大部分内容也见贾谊《陈时政疏》），都说到秦之亡，自是汉初作品（也有人认为秦汉之际所作）；《公符〈冠〉》篇末的“孝昭冠辞”等，当然也是汉人附入的。但是，二《记》的绝大部分应该是先秦作品。从新出文献中的有关资料来看，过去古代文史学界很多人对它们的年代的估计，显然偏晚。

在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儒家作品中，有不少与二《记》有关之篇。《礼记》的《缁衣》篇同时见于郭店简和上博简。上博简的《民之父母》与《礼记·孔子闲居》的前半篇相合；《武王践阼》与《大戴礼记·武王践阼》有同源关系。部分或个别段落、语句与二《记》相合、相似的，要多一些，例如上博简《内礼》与《大戴礼记》的《曾子立孝》、《曾子事父母》有不少相近的内容，有时连文句也基本相同；郭店简《性自命出》自“喜斯慆也”至“愠之终也”一段，与《礼记·檀弓下》子游回答有子的“人喜则斯陶”一段话，显然出自一源，前者可以纠正后者文字上的一些重要错误。别的例子就从略了。其实，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儒家著作，大部分都很像《礼记》的“通论”类著作（关于《礼记》各篇的分类，参看《礼记正义》各篇题下所引郑玄《目录》），如果编在《礼记》或《大戴礼记》里，一点也不会显得不自然。郭店简和上博简抄写的著作，其撰成时间都不会晚于战国中期；二《记》中各篇的撰成时间，也应有不少是不晚于战国中期的。

梁代沈约说，《礼记》的“《中庸》、《坊记》、《表记》、《缁衣》皆取《子思子》”（《隋书·经籍志》引）。郭店简不但有《缁衣》，还有跟子思有密切关系的《五行》和《鲁穆公问子思》，《缁衣》极可能确为子思所撰。《坊记》、《表记》，体例与《缁衣》相似，为子思所撰的可能性也很大。《中庸》的情况比较复杂，但《史记·孔子世家》已说“子思作《中庸》”，至少其主要部分有可能出自子思。如果事实真是如此，这几篇就可以看作战国早期作品了。

《礼记·礼运》讲“大同”，推崇“天下为公”的禅让制度。顾颉刚作《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认为禅让传说为墨家所创，儒家本不主张禅让，孟子对禅让加以曲解，荀子迳斥禅让说为“虚言”，荀子之后的儒家，如《尧典》和《论语》“尧曰”章的作者，才采用墨家的说法来讲禅让。《礼运》篇也被他看作荀子之后的作品。郭店简《唐虞之道》和上博简《子羔》这两篇儒家作品都推崇禅让。已有学者指出，这两篇作品应该作于公元前314年燕王哙禅让的实验失败之前。可见在此之前，儒家也是推崇禅让的，孟子和荀子对禅让的态度，显然受到了燕王哙禅让失败的影响，顾氏之说不能成立，他对《尧典》、《论语》“尧曰”章和《礼运》篇的著作时代的判断都是错误的。《礼运》也应该撰成于燕王哙禅让失败之前，著作时间不会晚于战国中期。

《礼记》的《月令》，郑玄已认为它是抄合《吕氏春秋》十二《纪》首章而成的。晚近仍有不少学者，着眼于《月令》所反映的五行说的发展程度，主张此篇晚出，持与郑玄相同的见解。据清华简整理者说，尚未发表部分有一篇讲阴阳五行的著作，已将很多事物纳入五行系统，所包范围极广。看来我们对五行说发展过程所经历的具体年代，应该有新的认识，《月令》的撰成年代不见得一定很晚。《月令》跟十二《纪》的关系，应该是后者袭用前者，而不是前者袭用后者。

总之，从新出文献看，二《记》各篇绝大多数应为战国时代作品，而且其中应该不乏战国中期和早期的作品。对二《记》各篇时代的传统看法，有很多应该是正确或接近正确的（但是以《月令》为周公所作那样的旧说，当然是不可信的）。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我们亟需立足于新出文献（当然同时也不能忽略有关的其他出土文献和各种传世文献），对先秦典籍的真伪、年代进行一番全面、深入的新的研究，纠正过去疑古过头的倾向，尽可能搞清事实真相。

但是必须指出，在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上，一方面要纠正疑古过头的倾向，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信古过头的倾向。近些年来，在学术界“走出疑古”的气氛中，信古过头的倾向已明显抬头，下面举例说明。

伪《古文尚书》一案，在学术界大多数人看来，早已有了定谳。但是近些年来，颇有人为之翻案。在新出文献中，有可以说明伪《古文尚书》不可信的新证据。《书序》说：“皋陶矢厥谟，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谟》、《弃稷》。”《大禹》是佚《书》，但伪《古文尚书》有此篇，称《大禹谟》（汉人已称此篇为《大禹谟》）。郭店简儒家佚书《成之闻之》说：“《大禹》曰：‘余才宅天心。’”这是先秦古书中仅见的《大禹》佚文。传世古书中所见《尚书》佚篇之文，如也见于郭店简和上博简的《缁衣》所引佚文，伪《古文尚书》皆已编入相应之篇中。《成之闻之》是佚书，作伪者看不到，此篇所引《大禹》佚文就不见于伪《古文尚书·大禹谟》。已有学者指出，这又是伪《古文尚书》的一个伪证。清华简的《尹诰》（即《咸有一德》）和《傅说之命》（即《说命》）也是佚《书》，但伪《古文尚书》里都有。清华简的《尹诰》跟伪《古文尚书·咸有一德》，清华简的《傅说之命》跟伪《古文尚书·说命》，除传世古书引用过的文句外，彼此毫无共同之处，绝不能以“同篇异本”作解释。伪《古文尚书》还把作于商汤时的《咸有一德》安排为作于太甲时。清华简整理者已指出，这些也是伪《古文尚书》的伪证。有些学者在看到清华简之后，仍为伪《古文尚书》辩护，这就叫人难以理解了。

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今本《列子》是伪书，新出文献中也没有发现可以说明今本《列子》可信的证据。但是有的学者却趁学术界为一些被前人错认为伪的子书恢复名誉之机，为今本《列子》翻案，有的学者还在研究文章中直截了当地把今本《列子》当作真书来用。这是不妥当的。

有些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比较复杂，应该注意不要简单化处理。

今本《文子》长期以来被很多人看作抄袭《淮南子》等书而成的伪书。通过跟八角廊竹书中的《文子》残简比对，发现今本有些篇（主要是《道德》篇）保存有与竹书本相合的内容（但把书中的那些“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有些学者因此就把整部今本《文子》当作先秦时代的真书。但是八角廊《文子》简极为残碎，今本中已经跟简本对上的文字，只占全书一小部分。而且今本中的确有很多不像是出自先秦时人之手的内容。有的学者认为，今本《文子》是魏晋时人在古本《文子》残本的基础上，采撷《淮南子》等书，补缀而成。此说比较合理。

今本《孔子家语》的真伪问题也比较复杂。阜阳汉墓所出1号篇题木牍和八角廊竹书中的《儒家者言》，只能证明从先秦到西汉的确存在与今本《孔子家语》体裁相类的书（《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孔子家语》），并不能证明今本一定不是伪书。

我们千万不能“走出疑古”而回到“信古”。

二．关于古书的体例、源流

新出文献可以验证余嘉锡等学者在先秦古书的体例、源流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使我们能在这方面有更全面、更精确的认识。在这里，不想就此作全面论述，只准备举些实例来说明新出文献对研究古书体例、源流的重要性。

先说《诗》、《书》。清华简中有类似《周颂》的《周公之琴舞》和类似《大雅》的《芮良夫毖》。《芮良夫毖》是佚《诗》。《周公之琴舞》包括十首诗，只有以“成王作儆毖”为“序”的九首组诗的第一首，与《诗·周颂·敬之》基本相合，其余诸首也都是佚《诗》。就是与《敬之》相合的这一首，异文也极多，而且差别还往往很大，如《周颂》本的“命不易哉”清华本作“文非易帀”（《周颂》本他句的句末助词“思”，清华本亦作“帀”），《周颂》本的“维予小子”清华本作“讫我夙夜”，《周颂》本的“学有缉熙于光明”清华本作“（整理者括注为“教”，注释谓当读“效”）其光明”。据清华简整理者说，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约有二十篇左右。其中见于百篇《尚书》的只有五篇，即《咸有一德》（《尹诰》）、《金縢》和《说命》三篇。清华简的《尹诰》无自题篇名，后二者的自题篇名都与百篇《尚书》的《金縢》、《说命》不同。清华本《金縢》的整理者和一些研究者已经指出，清华本与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中的传本，有不少很重要的差异。《说命》是佚《书》，但先秦古书有所引用。整理者指出，《礼记·文王世子》、《学记》所引，以及《缁衣》所引两条中的一条，“不见于竹简本，这应该是由于《说命》的传本有异”。《缁衣》所引见于清华本的一条，也为《墨子·尚同中》所引，《墨子》的引文比较接近简本。这一点整理者也已于注释中指出。《尹诰》也是佚书。《缁衣》所引的两条《尹诰》都见于竹简本，但也有出入较大的异文（有的可能是《缁衣》的传抄讹误所致）。上述这些情况，对于研究《诗》、《书》的源流极为重要。

《诗》、《书》本来大都是一篇篇写成的，其流传和集结的情况很复杂，原无定本。汉代人有孔子删定《诗》、《书》之说。《诗》、《书》既无定本，也就无所谓“删”。《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尚书纬》说孔子曾求得《书》三千余篇。这种数字当然不能认真看待。但是孔子之时，流传的《书》篇和《诗》篇的总量，无疑是很大的。孔子要与弟子讲习《诗》、《书》，当然要有所选择。所以我们不必说孔子删《诗》、《书》，但可以说孔子选《诗》、《书》。孔子所说的“《诗》三百”，应该就是他的选本。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和《芮良夫毖》的作者，都是西周时代极重要的人物，孔子应该看到过这些诗。很可能他在见于《周公之琴舞》的那些诗中只挑了一首，而《芮良夫毖》由于质量不如同一作者的《桑柔》（见《大雅》），就落选了。前面说过，今传《尚书》中的《尧典》和《禹贡》，在孔子之时还不可能存在。所以百篇《尚书》应该是战国时代儒家所划定的传习范围（这不等于说儒家著作中就绝对不用“百篇”之外的《书》，《缁衣》中就引了《祭公之顾命》）。孔子所用以与弟子一起讲习的《书》篇，可能也不出“百篇”的范围。在古代使用简册的情况下，百篇《尚书》的篇幅无疑显得很大。古书往往以单篇或部分篇的形式流传。估计战国时代在儒家中流传的《书》，百篇的全本一定不多。孔壁中发现的《尚书》的篇数，就远少于百篇。就连篇幅较小的《诗》三百篇，在双古堆汉墓中发现的本子，也不是全本。

清华简的主人，显然并未受到儒家《诗》、《书》选本的影响。他所搜集的《诗》篇、《书》篇，绝大部分不见于儒家选本；即使是见于儒家选本的，其篇名也不相同，其文本也全都明显有异（今传《尚书》和《礼记》各篇所引之《书》，都是儒家传本）。有学者指出，清华本与传本《金縢》“应分属不同的流传系统”。这一意见十分正确。今传《尚书》、《诗经》属于儒家系统，清华简的《诗》、《书》则属于非儒家的流传系统。我推测，儒家系统的《说命》上篇很可能不会有见于清华简《傅说之命》上篇的佚中氏生二牡豕那样的神怪传说。从清华简的情况来看，在战国时代，至少在战国中期以前，《诗》、《书》的儒家选本，在儒家之外的人群中，似乎没有多大影响。

秦火之后，《诗》只有儒家选本基本完整地流传了下来；《书》的儒家选本已成亡佚大部分的残本（即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孔壁古文《尚书》多出于今文《尚书》的那些篇后来并未传下来），不过“百篇”之外的《书》篇，尚有一小部分保存在《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周书》（今传《逸周书》为其残本）中。至于此外的《诗》篇、《书》篇，就只能在清华简这样的出土文献中看到了。

余嘉锡等学者早已指出，古代子书往往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其中既有老师的著述、言论，也有弟子、后学增益的内容。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是一个很好的实例。此墓所出《孙子》，除了主要部分“十三篇”，还有一些佚篇。这些佚篇有解释“十三篇”中的内容的，也有记孙子事迹的，显然为弟子、后学所增益。在属于“十三篇”的《用间》中，简本在伊尹、吕尚这两个例子之后，还有今本没有的两个例子。前一例，文字残损，意义不明。后一例是：“燕之兴也，苏秦在齐。”苏秦比孙武晚了一二百年，这一例显然是后学所增入的，其目的是为了使“用间”的重要性有更有力的证明。如果这一本子一直流传下来，有些考证古书真伪、年代的人，也许会以此来证明“十三篇”的形成在苏秦之后。由此可见，考虑古书的真伪、年代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古书体例及其形成和流传过程的特点，不能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但是由于子书的主要部分，也可能由弟子或后学据老师的语录、讲章等编成，我们也不能因为《孙子》“十三篇”是真书，就肯定其必为孙武亲手所著。

《老子》是新出文献中出土次数较多的书之一。简帛古书中已有四种《老子》：抄写于战国中期的郭店《老子》简（以下简称“郭简”）、抄写于西汉初年的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以下简称“帛甲”）、抄写于西汉早期（约在文帝时）的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以下简称“帛乙”）、抄写于西汉中期的北大本《老子》（以下简称“北《老》”）。根据这些本子，并结合传本，可以看出《老子》自古以来在形式和内容上的一些重要变化。

《老子》在章的划分和篇、章排序方面都发生过变化。郭简由于有可能是“五千言”的摘抄本，很难据以讨论篇、章排序方面的问题。但是可以看出，郭简与今传八十一章本，在分章上有不少出入。今本的有些章，从郭简的有关内容来看，本是分为两章或三章的。但也有今本将原来的一章分成两章的个别例子，如今本的第十七、十八章，在郭简中是一章，与今本第十八章首句相当的那一句之首并有“故”字，以表示与上文的承接关系。这样的情况一直维持到北《老》本。此章是在其后才分作两章，并去掉起承接前后作用的“故”字的（也可能是先脱落“故”字，然后分成两章）。帛乙本没有分章符号，帛甲本只是部分章有分章符号，因此它们的分章情况不大清楚。从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似处于郭简与今本之间。北《老》本的分章极为明确，共分七十七章，划分情况与今本有七处不同。西汉末期严遵所著《老子指归》分为七十二章。八十一章的格局大概是在东汉时代形成的。

前面讲过，帛甲、帛乙和北《老》都以《德经》为上篇，《道经》为下篇，篇序与今本相反。《老子指归》虽已亡佚《道经》部分，但据书首的《君平说二经目》和《德经》章数，可知也是把《德经》放在前面的。大概《道》前《德》后的次序也是东汉时定下来的。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西汉以前可能也存在《道经》在前之本。如果不管篇序和章的划分，就篇内各章的次序来说，帛甲、帛乙跟今本有三处不同。以今本章序来称说，就是在帛书二本中，第二十四章在第二十一、二十二两章间，第四十、四十一两章前后颠倒，第八十、八十一两章在第六十六、六十七两章间。北《老》的章序则已与今本完全一致。从章与章在内容上的关系来看，帛书本的章序似较合理。

从内容上看，从郭简到今本，文字的增减和错讹是大量存在的。不但简帛各本跟今传各本间有很多异文，简帛各本间和今传各本间也有很多异文。而且各本之间的关系，非常错综复杂。较晚之本不同于较早之本的异文，往往跟更早的本子相合。《老子》面世既早，流传又广，所以造成了这种情况。尤其可以注意的是，在《老子》流传过程中，除了后人为了凑“五千言”的字数有意减字外，还存在着由于思想上较深层次的考虑而窜改文本的情况。例如：《老子》第十九章有“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这两句话。说“绝圣”，跟《老子》全书多次赞扬圣人矛盾。“绝仁弃义”显然是对战国时儒、墨极力鼓吹仁义的反动，不像是生活在春秋晚期的老子的话，这成为主张《老子》晚出的学者的一个重要论据。在郭店简里，这两句话分别作“绝智（或读为“知”）弃弁（辨）”、“绝（为）弃虑”，完全合乎老子的思想。在帛书本里，这两句话就已同于今本。这显然是战国晚期激烈反对儒家的那一派道家进行窜改的产物。如能立足于简帛本，并充分考虑今传各本，认真整理出一本比较接近原貌的《老子》来，我们也许会看到一位跟一般思想史著作告诉我们的相当不一样的老子。

上博简中有很多篇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的儒家佚著，有些内容可与《论语》中的有关内容对照（一般是竹书详于《论语》，有些地方彼此有出入）。这些不但是研究早期儒家思想的资料，也是探索《论语》如何形成的重要线索。前面说过，银雀山竹书《王兵》篇的内容，分见于《管子》的几篇。此外，同墓所出的《四时令》、《三十时》、《禁》、《迎四时》等篇，与《管子》的《幼官》、《五行》、《四时》诸篇也有相同或相似的内容。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中，也有一些与《管子》很相近的文句。这对研究《管子》的形成，都是重要线索。

今本《论语》的分章，比八角廊简本要多。从银雀山简本《晏子春秋》看，今本也有将原来的一章分为两章的情况。《缁衣》简本的章序跟《礼记》本有很多不同，章的划分也偶有不同，简本还证明今本的第一章是后加的。古书流传过程中的这种变化，没有简帛古本的出土，往往是难以知道的。

三．关于古书的校勘、解读

先秦古书流传至今，文字错误极多，引起了文义不完、导致误解以及无法索解等问题。以新出文献校正传世古书，能解决大量这样的问题。以同一书的简帛本与今本对照，有时能发现本来想不到的问题。例如《孙子·计》篇有一句讲地形的话，今本作“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简本作“地者，高下、广狭、远近、险易、死生也”。除语序有所不同外，简本多了“高下”二字。讲地形不应不提地势的高下，今本显然误脱了这两个字。但如没有简本，谁也想不到这一点。传世古书中有些本来根本无法讲通的文字，用简帛本一对，错字得到校正，文义豁然贯通。例如今本《逸周书·祭公》有如下文字：“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诏毕桓于黎民般……”“于黎民般”是什么意思，从来没有人能真正讲通。清华简《祭公之顾命》中的相应文字是：“公懋拜手首，曰：‘允哉！’乃诏（召）毕（与“桓”可通）、井利、毛班，……”原来“于黎民般”是“井利、毛班”的错字。“于”与“井”，“民”与“毛”，形近而误。“黎”与“利”，“般”与“班”，音近而误。毕桓、井利、毛班是穆王的三位大臣，即《祭公》中祭公称之为“三公”的人。今本的“曰允”相当于简本的“曰：‘允哉！’”。这样，文义就豁然贯通了。简帛古书只有一段或一句与传世古书相合的，也同样能起校勘、解读的作用，这里就不举例了。

简帛古书所反映的古代用字习惯，也能起解读以至校正古书的作用。例如马王堆帛书和银雀山竹书都有以“佴”为“恥”之例，得此启发，司马迁《报任安书》“佴以蚕室”（见《文选》）、《墨子·经上》“佴，自作（怍）也”的“佴”，才被学者们正确地读为“恥”。又如武威《仪礼》简有时以“埶”为“设”，得此启发，学者才发现《荀子·儒效》“埶在本朝”、《正名》“无埶列之位”的“埶”，不应读“势”而应读“设”，《礼记·内则》“少者執床与坐”的“執”乃是“埶（设）”的误字。

依靠出土文献解读古书，也有跟校勘和明用字之法（包括明通假、异体等）无关的情况，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子思“五行”说之谜的破解。《荀子·非十二子》责罪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杨倞注：“五行，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也。”近人多不信其说，子思“五行”说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成为古典学和古代思想史上的一个谜。见于马王堆帛书和郭店楚简的儒家佚书《五行》篇，告诉我们“五行”指“仁义礼智圣”，文中对五行说作了详细解说。马王堆帛书整理者指出，《孟子·尽心下》说：“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主宾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这就是孟子的五行说。“五行”之谜终于得到了破解。

在利用新出文献校勘、解读古书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从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要进行古典学的重建，必须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在学校和社会的素质教育中，需要用到不少古典学知识。我们应该把最新、最正确的知识传授给学生和社会公众，不能以讹传讹，谬种流传。从这一角度看，也需要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新出文献既是古典学的重要新资料，也是相关学科的重要新资料。郭店简公布后不久，就有学者感慨地说：“思想史、学术史应该重写！”为了支持有关学科的发展，也需要更快、更好地开展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前面介绍的那些批新出文献，有些尚未正式发表，有些还未发表完毕。已经发表的新出文献，有不少还需要重新整理。在研究方面，更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是真正能担负起新出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的人材却相当缺乏。希望有关教育领导部门能采取一些特殊措施，大力支持这方面的专业人材的培养。考虑到古文献还会不断出土，培养人材的重要性、迫切性是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的。

附识：蒙同事邬可晶先生代为打印文稿，十分感谢。

2013年10月10日

本文原载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四辑）》(中西书局，2013)第1-18页。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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