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吴小如先生

汪少华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去年6月底，我与东南大学王华宝教授登门拜访小如先生，先生思维清晰，情绪较好。华宝头次登门，先生拿出大作和京剧唱腔选CD赠给华宝，说话间我用手机给两位拍照，但见镜头内外先生身形枯瘦，顿时忧生于心。今年3月中旬，收到本校同事孟刚君转达先生的《莎斋诗剩》，暗自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5月12日，接到《文史知识》胡友鸣先生电话，告知小如先生前一日去世——先生以92高龄并无痛苦离去，我的心情还是久久难以平静。

小如先生对我教学和治学的影响，始于上世纪80年代。1982年初，我于江西大学中文系77级本科毕业留校，1985年起开始教古代汉语课，讲授中深感“文选”比“通论”难，一是选文从先秦到明清，时间跨度大，而语言以及用语言形式表现的名物、典章、文化、风习等等都在其诠释范围之内，涉及面广；二是教材有注释，不能照本宣科，因而要讲清楚“某，某也”之所以然，大非易事。小如先生担任定稿的《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注释详尽清楚，是我备课的重要参考书（至今向学生推荐古代文选优秀注本，我还会首先列出这一本）。由于喜好《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我又去读小如先生的《读书丛札》。其中《〈诗三百篇〉臆札》《〈左传〉丛札》《〈论语〉丛札》《〈曲礼〉〈檀弓〉丛札》等论文探究深入，不仅对我的讲课有具体帮助，而且有方法的指导。例如《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之“时”，教材一般都解释为名词状语，“以时，按时”。小如先生《〈论语〉丛札》认为焦循《论语补疏》释义最善：“当其可之谓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时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时也；求也退，故进，由也兼人，故退，时也。”指出“‘时’就是在一定条件下的某一适当时机”。又如“人不知而不愠”之“愠”，何晏作“怒”解，陆德明引郑玄说“怒也”，朱熹解释为“含怒意”。小如先生指出：“这样讲并不算错，只是不够细致贴切。《朱子语类》说得就更深入些：‘心中略有不平之意便是愠。’用今天的话说，或谓之‘心里别扭’，或谓之‘闹情绪’，而非形于颜色的勃然大怒。味孔子之意，乃谓一个读书人在不被人了解时，能连一点小别扭都没有，才称得起是真正的‘君子’。”又追究道：“检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第十五，凡从昷得声之字大抵皆有涵隐内藏之义……因知‘愠’字之义，盖指蓄积于内之情绪而言，故知训闷、训郁之为得其义。”堪称字字落实，细致贴切。再如《齐桓公伐楚》“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小如先生《说“风马牛”》梳理了前人各家解释，抽丝剥茧，阐述透彻，令人信服。虽然如《读书丛札》后记所说，这是“在前人各种不同意见中选择自己认为正确合理的东西加以肯定”，但这“选择”二字谈何容易，要花费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梳理、去衡量取舍、去揆情度理，才能最终达到“惬心贵当”的境地。从《读书丛札》，我领悟到把文选讲好的方法，由衷佩服，努力践行，力求字字落实，讲清楚所以然，因而讲课成效逐渐显现。

久闻小如先生讲课深受学生欢迎，可是早已退休，不再登坛；且因夫人患病而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时时照料，不超过半天先生就一定要回家。2002年10月，进京时拜访《文史知识》胡友鸣先生，胡先生告诉我，小如先生和夫人如今住在上海儿子家，不再像在北京那样不得出远门。其时我已执教于杭州师范学院（今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近在咫尺，机会难得，且从90年代以来与小如先生已有书信联系，于是向胡先生索取地址，给小如先生寄去来杭讲课及游览的邀请函。小如先生回信：

十月十五日来示敬悉……行年八十，尚未一到杭州。沪杭近在咫尺，颇思一开眼界。仆在杭亦有熟人，浙大中文系朱则杰君，在北大曾听过仆讲课，甚相谂。足下如先与联络，然后来申面商，则可望成行也……浙大中文系（原杭大）王维贤教授与仆同学且同庚，为丰子恺先生子婿，四十年代在燕郊且有同室之雅。仆在杭惟王先生为旧友。又先师严孟群先生之三公子及次女公子，亦在杭州。一九八四年本拟过杭，惟在沪抱病，旋即返京，而先师八五年即病逝，从此天人永隔。鄙意赴杭须有人伴行，故拟请足下来沪，然后偕行。同时兼到浙大与朱君一晤，及访维贤先生也。仆体力尚可，今年五月到沪，六月初即到南京，在东南大学讲课两次，惟未游览。今后来杭机会较多，当随时聆教也。

并写下详细地址和寓址电话，嘱咐“如来沪请先与孙女箫旸联系，彼手机为……”。我先联络尊敬而认识的王维贤先生、知名却未谋面的朱则杰教授，再于11月3日乘火车到上海南站，换出租车前往上海南郊莘松路绿洲长岛花园，登门拜访并接先生来杭州。先生4日晚在杭州师范学院文一路校区讲学，5日晚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讲学（朱则杰君主持）。连续两场，虽是80高龄，依然中气十足，炯炯有神。近距离享受小如先生讲课，两校青年学子仰慕不已；“通训诂、明典故、察背景、考身世”的古典诗词阅读欣赏方法，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反响极好。安排先生下榻的玉古路灵峰山庄，就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门口，离西湖很近，先生也在此会晤了王维贤先生，相见甚欢。每次用餐的签单，先生都是一笔不苟地署名署日期，朱则杰君舍不得，全部收藏下来。回沪不到三天，小如先生写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寄出：“在杭备承热情款待，感谢之至。写字一幅，博粲而已。秀才人情，薄纸一张耳。书子瞻诗，亦识西湖之游不能忘也。他日有机缘，当再聆教，且当以训诂之学求正于大方之家，想不我遐弃也。则杰兄如晤及，乞代致谢（或代我电话致谢亦可），廿载师生，所谓‘契阔谈䜩，心念旧恩’，真可浮一大白。”亲笔写的苏诗小楷清秀隽逸，漂亮极了。我从未开口求字，是为了不劳累他，收到这份礼物真是喜出望外。

讲课对先生也是一种满足，他对我说“我讲课有瘾”。住在上海绿洲长岛花园的那几年，小如先生行动较以往自由，他热爱教学的“瘾”时有满足。12月下旬，先生寄来明信片：“示悉，照片收到，多谢。杭游至快。他日重来，再图畅叙。十一月下旬至十二月初与齐裕焜兄到福州、厦门‘卖唱’计三次，且游武夷山。所摄照片远不及在杭所拍，不善取景故也。”2003年春，我邀请先生再来杭州，先生4月下旬明信片回复：“非典型肺炎甚嚣尘上，复旦与华师大邀讲课，均谢绝。杭游只宜暂缓，多谢盛情。”

教学相长，《〈诗三百篇〉臆札》《〈左传〉 丛札》《〈论语〉 丛札》《〈曲礼〉〈檀弓〉丛札》等论文，是小如先生完成《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这一教学任务中的研究成果。他在《读书丛札》后记中说：“我生平读书治学，是从述而不作开始的。后来逐渐进入以述为作阶段，即在前人各种不同意见中选择自己认为正确合理的东西加以肯定。近年来为自己写文章订了两条守则：一是没有自己的一得之见决不下笔，哪怕这一看法与前人只相去一间，却毕竟是自己的点滴心得；二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绝不人云亦云，稗贩前人旧说，更不偷懒用第二手材料，这姑且称之为述中有作吧。”这是深受游国恩先生的影响。游先生的治学方法与途径，小如先生《怀念游国恩先生》概括为：“首先尽量述而不作，其次以述为作，最后水到渠成，创为新解；而这些新解却是在祖述前人的深厚基础上开花结果的。因此，本固根深，枝荣叶茂，既不会风一吹就倒，更不是昙花一现，昨是今非。所谓述而不作，就是指研究一个问题、一个作家、一篇作品或一部著作，首先掌握尽可能找到的一切材料，不厌其多，力求齐全。这是第一步。但材料到手，并非万事大吉，还要加以抉择鉴别，力求去伪存真，汰粗留精，删繁就简，惬心贵当，对前人的成果进行衡量取舍。这就是以述为作。如果步前贤之踵武而又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就要根据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加以分析研究，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就成为个人的创建新解。”读了《读书丛札》以及《古文精读举隅》《古典诗词札丛》等著作，可知这治学方法与途径已为小如先生所继承、光大。要做好文选的教学，求得字字落实，弄明白并讲清楚所以然，势必遵循“述而不作——以述为作——创为新解”。我对古代汉语教学中的疑点难点，做了许多探讨。探讨过程中，我做到了小如先生《多读·熟读·细读》所主张的“反复钻研”，也就是“博采众长和独立思考”。解释古书词语的意义，就是训诂。在古代汉语课的基础上，我给研究生开设“训诂方法与实践”课程。小如先生《“文献”、“文献学”及其它》认为“古今学人著书立说，其目的无非要做到‘订讹’与‘传信’”，《“似是而非”是治学大忌》告诫“立一新说或考证一新事物，就更须加倍慎重。但凭主观臆想就率尔操瓤、信笔写去，显然不是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实为学人之大忌”，我以为十分正确。有鉴于当今训诂实践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我本着实事求是的初衷，商榷质疑涉及数十篇（部）论文、论著或辞书，汇为“训诂方法与实践十四讲”，作为培养研究生训诂能力的训练，十四讲贯彻的是“守正”原则：首先，不轻易否定旧注成说，而应当探究其所以然；其次，旧注成说有歧解时梳理考辨，审断从善；第三，纠正现代辞书与今人新解的偏误，并阐述致误的原因。

2008 年 9月，“训诂方法与实践十四讲”以《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为书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10月我进京时送了一册给小如先生。交谈中先生曾说，写书评说好话就如同看戏喝声彩，没什么意思。没想到先生当月就读完拙作、撰写书评《学术规范应坚持“守正”》投寄《文史知识》（发表于2009 年第1期）。看了书评，才知道他是借此公开自我批评：“我作为一个老教书匠，首先从这本书中获益的是必须老老实实承认错误，虚心接受作者对自己的批评”，“仅就本书所指出的，我在课堂的讲义中所犯的错误至少有四条。现逐一列出，除向作者致谢外，还要向听过我的课和看过我的书的‘上帝’们致以诚挚的歉意。”其实前三条（《召公谏厉王止谤》“其与能几何”、《勾践灭吴》“生三人”、“生二人”、《触龙说赵太后》“持其踵”）拙说未必能定论，且与小如先生通信讨论中他已致意（2002年他回信说：“‘持踵’谓‘着屦’于古有据。‘生三人’、‘生二人’则误解者亦有仆在内。盖《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定稿即由仆完成也。谨致诚挚谢意。”），第四条并非书评所检讨的“穿凿性的理解”：《孟子》首章梁惠王问孟子“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答话“亦有仁义而已矣”，两“亦”字，小如先生《听父亲讲〈孟子〉》（《文汇读书周报》1992 年7月25日）回忆父亲的讲解：“当时纵横捭阖之士，前往游说梁惠王的人很多，所言无非‘利’者。及梁惠王见到孟轲，以为此人也同其他游说之士一样，来建议‘利’国之策，故用一‘亦’字。……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话里说了一句‘亦有仁义而已矣’，也有个‘亦’字。意思是这仁义二字并非孟子独创，而是从孔夫子那里传下来的。这话俨然以传孔子之道者自居。只是话说得比较含蓄罢了。”拙作以为“此说与金圣叹不谋而合，可谓把古书的神理讲得透彻明白”，与拙说——问之“亦”是表示疑问语气的语气副词（是不是）、答之“亦”是表示限止的范围副词（只不过）——并不排斥或矛盾，而是“互足”、“互备”。书评披露小如先生“一条自省的准则”：“应以诚恳的态度‘服善’。只有真正服善，才能使自己进步，并在今后尽量不再犯类似的错误。”小如先生虚怀若谷的人格，由此可见一斑；其从善如流的君子之风，令人感动和敬仰。12年前，小如先生在杭州虽不足四天，却是愉快而难忘的时光。那是疏朗清秋的一个下午，我和朱则杰君陪小如先生游览西湖，虽说游览，先生几乎都在谈古典诗文，我俩听得不亦乐乎，有时发问或讨论。坐在郭庄的湖边，面对西里湖，微风拂面，先生昂着头，朗声论学——这情景，仿佛昨日般清晰……

时光不再，薪尽火传，小如先生对教学的热爱、对治学的严肃认真、对订讹传信的执著、对批评的服善态度，我相信会继续影响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人。

本文原刊於《文史知识》2014年第8期。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4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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