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历谱出土与研究综述

（首发）

王丹凤 

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

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土的汉简历谱有敦煌汉简历谱、居延汉简历谱和银雀山汉简历谱等，下面对它们的出土和研究情况作简要概述：

（一）敦煌汉简历谱的出土和研究

汉代历谱实物最早是由英人斯坦因在敦煌汉长城遗址发掘的，此后在敦煌的历次汉简出土中，均有若干历谱，这些历谱可分为四组：

第一组：二十世纪初，由斯坦因第二、三次中亚考察在敦煌掘获约40枚，这些历谱中外学者多有研究。

第二次探险的历谱斯坦因在其《西域考古记》和《中国沙漠考古记》中有记载和叙述。1913年，沙畹在牛津出版了题为《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考察所获汉文文书》[1]一书，刊布了历谱简影并作了注释。此举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此后，罗振玉、王国维合著的《流沙坠简》对历谱年代作了早期考释、陈梦家《汉简缀述》[2]对历谱进行了归纳和考释、董作宾的《汉简永元六年历谱考》[3]对永元六年历谱作了详细考释。上世纪八十年代，何双全的《敦煌汉简释文补正》[4]对王国维“永光五年历谱”未考释之处作了补释。

第三次探险所获历简的详细报告见斯坦因的《亚洲腹地，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古记》[5]，以及马伯乐的遗著《斯坦因第三次中亚考察所获汉文文书》[6]。在此之前，张凤的《汉晋西陲木简汇编》[7]公布了二、三次探险所获历简的图版，并作了考释。上世纪八十年代，林梅村、李钧明合著的《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8]收录了出土的历简,并对历简进行了考释。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的《敦煌汉简》[9]刊布了二、三次考察所获历简的简影和释文。

对于斯坦因所掘历谱，继法国汉学家沙畹和他的学生马伯乐、我国罗振玉和王国维做了早期研究后，后辈学者或许不敢望其项背，以致少有人对它们的研究结论提出疑问。罗见今《敦煌汉简中历谱年代之再研究》[10]一文是少数对前人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并提出疑问的作品。此文综合运用历史、考古、历法、数学等知识，对早期的研究结果进行系统地再研究，并详细论述了考释的过程。通过考证，他指出了前人的四五处错误，并对以前未涉及到的269号历谱散简的年代作出了新的考证。同时，他还对元康三年（前63年）历谱做了复原工作。

第二组：1979年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约20枚历简。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文化馆合写的《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简报》[11]对该遗址出土的历简情况进行了报道。甘肃省文物考古所编、吴礽骧等释校的《敦煌汉简释文》[12]一书刊布了马圈湾出土的全部历简的释文。《敦煌汉简》一书也收录了这次发掘的历简照片并刊布了释文。罗见今在《敦煌马圈湾汉简年代考释》[13]中利用已经证明的中国历法的五个周期性质对17枚历谱残简进行了考释。

第三组：1990年，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历谱一册27枚和残历简3枚。据考证，历简为汉宣帝地节元年历谱，这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也是最完整的太初历谱简册。关于地节元年历谱的介绍和考释等内容，可详见敦煌市博物馆的《敦煌清水沟汉代烽燧遗址出土文物调查及汉简考释》[14]一文。

第四组：1990-1992年，悬泉遗址出土多枚历简。关于历简的出土情况，可见柴生芳的《悬泉遗址发掘又获新成果》[15]一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16]和《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17]简要介绍了历谱的发掘。张德芳的《悬泉汉简的学术价值》[18]简要介绍了历谱的科学文化价值。胡平生、张德芳编撰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19]一书，对历简进行了考释。

敦煌所出汉简大部分属太初历时期，殷光明的《从敦煌汉简历谱看太初历的科学性和进步性》[20]一文便以太初历时期的多份历谱为依据分析其内容和形制，他认为多样的形制和以历法为主的内容是太初历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在当时有一定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不仅对太初历法也对整个古代历法的研究提供珍贵的史料。

（二）居延汉简历谱的出土和研究

考古工作者考察居延地区所获历简可分为三组：

第一组：1930-1931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贝格曼在居延地区发现多枚西汉历简，其整理工作主要由劳榦完成，在1944年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之部》[21]，这是有关居延历简较早的释文和考证。1957年又出版了《居延汉简——图版之部》[2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编》[23]收录了历简的照片、释文和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汉简甲乙编》[24]将居延新旧历简全部收录在内，上册为甲乙两编历简的图版，包括照片。下册为历简的释文，注明出土地点，包括有关情况的介绍文字。这是居延历简较完整的资料刊布。陈梦家对所出历简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包括出土地点及简牍形制的考索和年代的考释等，收录于《汉简缀述》一书中。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编成的《居延汉简释文合校》[25]一书在历简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

第二组：1972-1974年，甘肃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出土部分历简，为研究汉代历法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甘肃居延考古队的《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和新出土的简册文物》[26]刊登了历简的出土地点和照片，对甲渠候官（破城子）、甲渠塞第四燧和南部的肩水金关三处遗址的历简出土情况进行了首次报告。徐蘋芳的《居延考古发掘的新收获》[27]介绍了新出历简情况，并和以前的居延旧简进行了比较研究，说明了新出历简的价值所在。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额济纳河下游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报告》[28]简要介绍了出土的历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著的《居延新简》[29]公布了甲渠侯官、甲渠塞第四燧出土的历简释文。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四单位合编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30]一书收录了1972—1982十年间于甲渠候官、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所在地遗址新获历简的全部简影和释文。全书上册释文，下册图版，便于读者翻阅查检。张俊民的《居延汉简纪年考》[31]对居延新简中历日残简的纪年进行了考察，并指出中华书局图版居延汉简中释文的不当之处。关于肩水金关遗址所获的历简，在《居延新简——肩水金关》[32]一书中有简单介绍。

罗见今、关守义的《<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六年历谱散简年代考释》[33]、《<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中与朔闰表不合诸简考释》[34]和《敦煌、居延若干历简年代考释与质疑》[35]等对历简年代进行了考释。罗见今的《关于居延新简及其历谱年代的对话》[36]用对话体的形式介绍了居延新简的出土背景，从汉代历简与干支纪月的特点入手提出朔闰表中“年朔序”（即农历每年各月朔日的干支序列）的概念。并应用它的周期性质，对历谱的年代举例进行考证，同时附以相关图例。

第三组：1998-2002年，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额济纳地区发掘少量历谱残简。魏坚的《额济纳汉简》[37]公布了历简的图版和释文。白音查干、特日格乐的《额济纳汉简概述》[38]简要介绍了出土的历简。额济纳汉简研读班的《额济纳汉简释文校正》[39]以《额济纳汉简》为底本，对历简进行了校释。刘乐贤在《额济纳汉简数术资料考》[40]中尝试推定了其中两件残历的年代，分别为始建国三年历日、建武八年或永元十一年历日。曾磊的《额济纳汉简所见历谱年代考释》[41]对其中数支历简进行初步整理和分析，他考定出平帝元始元年的历谱，对刘乐贤“建武八年或永元十一年历谱”的考释提出异议，认为此简B面为建武八年三月，A面的确切月份则应暂时存疑。

陈久金《敦煌、居延汉简中的历谱》[42]综列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十八份历谱，分别就其形制、内容加以解说，并归纳了其用途和形式。同时，作者结合史书记载，对历谱的月朔、节气和历注作了详细讨论。《汉简历谱》[43]对两地出土的重要历谱史料进行了汇集，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邢钢、石云里的《<汉简历谱>补释》[44]一文结合历法模拟程序对《汉简历谱》所辑的历谱进行了分析。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其中一些尚未考订或存有争议的历谱予以考释，并指出了《汉简历谱》中还存在的一些不足，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印刷错误。

（三）银雀山汉墓历谱的出土和研究

1972年，山东省博物馆和临沂文物组在临沂银雀山发掘出一批竹木简牍，其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该历谱以十月为岁首，全年的月朔资料完备，且记有立春、立秋、夏至和冬至等节气日期，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自宋代《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是传世汉人手书历谱中最完备的一份。

罗福颐的《临沂汉简概述》[45]最先对历简的整体情况做了概述并考释了历谱系年，对伏、腊、反支等历注也给予了说明。吴九龙的《银雀山汉简释文》[46]对元光元年历谱作了注释，并附有历谱复原图。刘操南在《<元光元年历谱>考释》[47]一文中简要介绍了历谱内容。对历谱推算所用的历术，他广引史书记载并比较古代各家的观点，认为汪曰桢的推算精审，有一定科学性。对今天的学者用出土历谱与《资治通鉴目录》、《历代长术辑要》、《二十史朔闰表》对堪的这一做法，他认为识见卓越，但仍有可探索的余地。

陈久金、陈美东的《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48]和陈美东的《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帛书天文资料试探颛顼历问题》[49]都从天文历法的角度对历谱逐一做了探讨。作者通过同墓出土的半两钱等实物和年终置闰的特点，联系《资治通鉴目录》、《汉书·五行志》的记载断定历谱系年为汉武帝元光元年。他们用古颛顼历加上“借半日法”以考证汉太初以前行用的历法是颛顼历。并认为《汉书·律历志》、《后汉书·志三》等记载是正确的，而刘羲叟、汪曰桢等所做太初以前用殷历的推测与实际不合，陈垣把太初以前的历法判断为殷历则是明显的错误。关于历书的历注，作者认为当时二十四节气已形成，但在农业上还未普遍应用，所以只用了部分节气注历。二至等节气出现于历注上则主要是因为它们是一年中有特殊意义的分界日期，同时又是重要的祭日。陈久金、陈美东的《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再探颛顼历问题》[50]再次探讨了颛顼历，论证较前文更加充分。

张培瑜的《汉初历法探讨》[51]和《新出土秦汉简牍中关于太初前历法的研究》[52]与二陈说法不同，他根据“元光元年历谱”复原汉初的历法为四分历，他认为这种历法是根据观测推算得到的一次五月朔旦芒种夜半相齐作为依据而制定的新历。

张闻玉《元光历谱之研究》[53]依据《史记·历术甲子篇》的记载，揭示“元光历谱”的隐秘。对汉初行用的历法，也与二陈不同，他认为应是以公元前20年为起算点的四分历。

（四）张家山汉墓历谱的出土与研究

1983年12月至1984年1月，湖北江陵张家山西汉初年古墓M247和M258出土了一批竹简历谱，共十八枚。简文所记内容是汉高祖五年四月至吕后二年后九月间各月朔日干支，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西汉初年实用历谱。

对历简的出土情况，荆州地区博物馆撰写的《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54]做了简单介绍。张家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江陵张家山汉简概述》[55]一文介绍了出土的历谱内容并对历谱系年做了初步推断。《张家山汉墓竹简（247号墓）》[56]一书刊布了出土全部历简的图版和释文。陈振裕的《湖北秦汉简牍概述》对历谱的发现情况和主要内容做了概述。

因先前已发表的纪日资料还不足以细考秦汉时期的历法，江陵张家山汉墓历谱便成为关键性材料。黄一农《江陵张家山出土汉初历谱考》[57]即参考这一实物来探讨秦汉时期具体的进朔法。他认为：以古颛顼历加进朔法（借499／940日）的推步可得到与张家山历谱几乎完全相符的结果。其中只一日有出入，应是抄写的错误。此外，他还讨论了如此推步的可能原因。

出土历谱的编排顺序涉及到历史断代、历史事件的时间性问题。时间坐标一错，便会造成一系列的错误。如果错简中有历史记事，便可造成历史的混乱。因此，张金光在《释张家山汉简<历谱>错简——兼说“新降为汉”》[58]对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的《历谱》的释文、注释部分提出异议，并进行辩论。他认为《张家山汉墓竹简·历谱》一、二号简为整理者所编的错简，整理者也未能认出二号简乃是独立的年份月朔简即高祖四年的月朔简，所以建立在错简基础上的一切结论都是错误的。蔡万进、吴亮的《从张家山汉简看楚汉法统关系》[59]以整理小组的历谱为参考，分析南郡地区归汉的时间为高祖五年四月，而不是张金光认为的高祖四年八月。关于《历谱》“新降为汉”的记录，蔡、吴二人认为这一记事标志着“王朝交替”，而张则认为此说大误，他更主张这一事件是墓主个人的重大政治历史关节，具有特殊的政治寓意。对《历谱》的性质，张认为此《历谱》并非单纯的历谱，而是个人的政治历史人事档案。将国事与家事合一，是当时书写私家历史的做法。

（五）尹湾汉墓历谱的出土和研究

1993年春，考古工作者于江苏省东海县温泉镇尹湾村六号汉墓中发掘出土一批西汉成帝时期的历谱，经缀合和整理研究后，可定为《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历谱》（木牍10正）、《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五月历谱》（木牍11正反）和《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日记》（简1～76）。

文物出土后，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撰写的《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60]首次对历简的出土进行了报道。滕昭宗的《尹湾汉墓简牍概述》[61]一文简要介绍了历谱的出土情况、内容和形制。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等单位写的《尹湾汉墓简牍初探》[62]一文对历谱的内容及学术价值进行了初步研究。江苏省连云港市博物馆、社科院简帛研究中心等四单位合编的《尹湾汉墓简牍》[63]一书简单介绍了历谱的内容，并完整发表了历谱的照片及释文。邓文宽的《尹湾汉墓出土历谱补说》[64]一文，对元延元年历谱和元延三年五月历谱作了一些疏证和补说。张永山的《元延元年历谱及其相关问题》[65]一文，对元延元年历谱及其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张显成、周群丽的《尹湾汉墓简牍校理》[66]对历谱进行了校释和说明。

《元延二年日记》记录了东海郡太守府一名属吏全年的出行活动，是墓主师饶元延二年的工作日记。汉代官吏到地方出行如刺史行部、太守行县等史料记载较多，但对于下层一般官吏的出行，《汉书》等文献却少有记录，致使后人对其情况也知之甚少。蔡万进的《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吏行制度》[67]指出日记代表了汉代一般官吏出行的基本情况，他从原文中归纳出汉代地方一般官吏出行的事由、住宿、旅费报销、回府报告等各方面的制度。这些制度几乎不见于现有的文献记载，正好可以补充汉代史料的不足。

宋杰的《<元延二年日记>所反映的汉代郡吏生活》[68]认为文中住宿地点、行事及其他情况的记述反映出汉代政府对官吏的人身控制极为严格。师饶的主要工作是在郡内外出差、接洽公务及坐署理事。之所以墓主将该篇日记随葬，是因为他在这一年三次升调，升至郡中最有权势的功曹史，较有纪念意义。此外作者还从简文中看出汉代官吏休假制度的一些情况及特点。

《元延二年日记》没有像其他历谱那样称之为“历谱”，这是因为尹湾汉墓整理者已经注意到其特殊性，所以称之为“日记”。蔡万进的《尹湾汉简<元延二年日记>文书渊源探索》[69]从文书渊源、性质及用途等方面加以探讨后表明：以《元延二年日记》为代表的一类文书（即历谱和记事文字结合于一体的文书），因具有特殊作用和意义，有可能是汉代出现的一种性质上和历谱完全有别的新的文书形式；关于这类文书的渊源，作者依据《周家台30号秦墓竹简“秦始皇三十四年历谱”释文与考释》简牍资料提供的信息，判断为秦朝末年，从而进一步表明：《元延二年日记》这类文书虽使用于西汉一代，但至迟在秦时便已出现。《元延二年日记》这类简册文书记事内容皆与官吏日常公务活动有关，作者以此认为它很可能是各级官府所要求编制和保存的一种档案性、实录性文书，与秦汉时期官吏管理制度有关。

（六）孔家坡汉简历谱的出土和研究

2000年，湖北随州市孔家坡墓地M8发掘出土了简牍700余枚，其中短简约78枚，简文内容为历谱。历谱保存有一年内十个月的朔日干支以及冬至、立春、夏至等节气，为简牍的准确断年提供了科学依据。

张昌平的《随州孔家坡墓地出土简牍概述》[70]和《随州孔家坡墓地M8发掘简报》[71]详细介绍了历简的情况，并考证了历简的年代为汉景帝后元二年，即公元前142年。但是，李学勤《随州孔家坡8号墓的年代学问题》[72]一文认为历谱的年代应为高祖三年，即公元前204年。陈振裕《湖北秦汉简牍概述》也对历简出土情况作了简要概述。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考古队编撰的《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73]一书也介绍了历简的出土情况，同时配有历简的图版并作了注释。

武家璧的《随州孔家坡汉简<历日>及其年代》[74]对历简的编排方式及其年代提出个人意见。作者简单介绍了历简的编排方式：孔家坡汉简《历日》的编排方式为此前历谱所未见，它以最少的文字排出全年历日并最大限度保证同月干支与其月名在同一栏。作者据此和简文记载的朔日干支，同时对照作者推算的《颛顼历》立春数据表，确定了历谱的唯一年代为公元前142年汉景帝后元二年。

腊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节日，对这个节日，先后有学者做过不同程度的研究，但仅限于传世文献资料。汪桂海的《出土简牍所见汉代的腊节》[75]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综合传世文献记载和出土简牍资料，对汉代腊节的日期、主要活动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考证。

胡平生在《简牍检署考校注》[76]一书的《简牍检署考》导言部分，通过秦汉历谱类简和其他类简的比较，推测古代的历谱可能有性质不尽相同的“版本”，以事之轻重和书之尊卑为策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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