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汲冢《周书》与《逸周书》

——从出土文献研究看古书形成和流传问题

王连龙

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摘 要：在《逸周书》源流研究中，汲冢《周书》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自晋人以来，通常将二者混淆，认为汲冢《周书》就是《逸周书》。实际上，从篇章体裁、文辞使用及语言风格等方面来看，汲冢《周书》并不是先秦《逸周书》。就命名、主题、汲冢所出其他竹书及晋人编辑《逸周书》等角度观之，汲冢《周书》应该是战国晚期流传的《六韬》类道家文献。汲冢《周书》与《逸周书》在文献形态及内容上的关联是学人将二者混淆的首要原因，晋人命名先秦典籍惯例及西晋初期儒学与玄学的斗争则加重了这种错误的认同。理清《逸周书》与汲冢《周书》的源流关系，可以作为个案研究，以此分析和观察出土文献研究对古书形成和流传的若干影响。

在我国古代出土文献的发现历程中，汲冢书的发现较为重要。汲冢所出竹书不仅数量众多，且种类丰富，包括《纪年》《易经》《国语》《穆天子传》等重要先秦文献。值得注意的是，汲冢中还发现一部“书”类文献，被整理者命名为《周书》。在随后的汲冢书整理中，这部《周书》被晋代学者整合入传本《周书》（《逸周书》）中［1］。于是隋唐史志目录中开始出现“‘周书’十卷，汲冢书”“汲冢《周书》十卷”等著录。很明显，汲冢《周书》的出土与整理对《逸周书》的流传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汲冢《周书》不是《逸周书》

汲冢所出竹书，今多已亡佚，流传下来的《纪年》《穆天子传》等，或为辑本，或残缺不全。就《周书》而言，其全部内容如何，已不得而知。这里先根据两晋学者关于汲冢书的著录及描述，来推论汲冢《周书》大体情况：

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太康元年三月云云，汲郡得古书科斗书，久废不能尽通，所记大凡七十五卷，多杂碎怪妄，不可训知，唯《周易》及《纪年》最为分了。”

王隐《晋书·束皙传》：“太康元年，汲郡得竹书漆字科斗之文，周时古文也，大凡七十五卷，《晋书》有其目录，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题，其七卷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周易》上下经二卷，《纪年》十二卷，《琐语》十一卷，《周王游行》五卷，说穆王游行天下之事，今谓之《穆天子传》。此四部差为整顿，诏荀勖、和峤以隶字写之。”①

郭忠恕《汗简略叙》引《晋史》云：“咸宁中，汲县人盗发魏安厘王冢，得竹书十余万言，写《春秋经》《易经》《论语》《夏书》《周书》《琐语》《梁丘藏》《穆天子传》。”

分析以上史料，可以发现汲冢竹书残泐非常严重，其中仅《周易》《纪年》《琐语》《周王游行》四书可以理清篇章，其余则“折简碎杂不可名题”。有学者以此不记《周书》之名，而否定《周书》出于汲冢，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周书》就属于这些“折简碎杂不可名题”部分。郭忠恕《汗简略叙》引《晋史》已经提及《周书》。而且，唐修《晋书·束皙传》所列“杂书”篇目中亦有《周书》，与“折简碎杂不可名题”相对应。这里有一个细节不容忽视，即所谓“不可名题”，这说明当时西晋学者对包括《周书》在内的“折简碎杂”竹简，是按内容进行分类，继而命名为《周书》。

那么，这些不见名题残简的内容是什么呢？幸运的是，晋太康十年（289年）汲令卢无忌《齐太公吕望碑》征引了这些残简中《周志》的部分内容：

太康二年县之西偏有盗发冢，得竹策之书。书藏之年，当秦坑儒之前八十六岁。其《周志》曰：“文王梦天帝，服玄禳，以立于令狐之津。帝曰：‘昌，赐汝望！’文王再拜稽首，太公于后亦再拜稽首。文王梦之之夜，太公梦之亦然。其后文王见太公而训之曰：‘而名为望乎？’答曰：‘唯，名望。’文王曰：‘吾如有所于见汝。’太公言其年月与其日，且尽道其言；‘臣此以得见也。’文王曰：‘有之有之。’遂与之归，以为卿士。”其纪年曰康王六年，齐太公望卒参考年数，盖寿百一十余岁。②

按，先秦时期，《逸周书》又称《周志》。《左传·文公二年》载晋狼瞫语：“《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文见于今《逸周书·大匡》。晋人称《周书》，又称《周志》，显然是本于先秦旧称。从称引内容上来看，这种被晋人命为《周志》的典籍，记载了天帝托梦周文王，赐卿士齐太公吕望的事迹。全文充斥着神仙志怪情节，荒诞不经，实为后世玄学之萌芽，与杜预所谓“杂碎怪妄不可训”正相匹配。再进一步分析，又可以发现《周志》在篇章结构安排上，虽以周文王与吕望问答对话为主，但实际上以推崇齐太公吕望为主旨，所谓天帝托梦等玄学内容也是为了衬托主要人物太公吕望的神奇与神秘。分析到此，可以归纳出汲冢《周书》的一些特点：名为《周书》或《周志》，语言荒诞，推崇吕望。得到这些信息后，再来比较汲冢《周书》与《逸周书》的关系。需要说明的是，用以比较的《逸周书》非今本《逸周书》，因为今见《逸周书》经过晋人的整合，已非原貌［2］。汲冢《周书》为战国魏墓所出，按照对等原则，比较对象应该是先秦时期的《逸周书》。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逸周书》于“六艺略”《尚书》之后，刘向论定其性质为“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很明显，在体裁上，汲冢《周书》不可能是周代的诰誓号令。再参照先秦文献称引《逸周书》之文及今《尚书·周书》部分文字，也可以发现，汲冢《周书》在语言使用上，不类《尚书·周书》篇章那样诘屈聱牙。此外，这些神仙鬼怪的故事描写也不见于“书”类文献。基于这些不同，可以认定汲冢《周书》并不是《逸周书》。

二、汲冢《周书》是《六韬》类文献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被晋人命名为《周志》或《周书》的文献是先秦时期的哪种典籍。遍查先秦文献，可以发现《六韬》正好符合上述汲冢《周书》诸多特点。《六韬》自宋人以来，一直被认定为伪书，而未获重视。余嘉锡先生曾力排众议，主张《六韬》之书，传之自古，远有端绪，并引证沈涛《铜熨斗斋随笔》、梁玉绳《古今人表考》诸说，认定《六韬》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3］587-592。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4］及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六韬》［5］的相继出土，说明《六韬》至少成文于秦汉之前，也证实余说不诬。

下面，具体探讨一下汲冢《周书》与《六韬》类文献的关系。

首先，在文献命名上，《六韬》也可以称为《周书》。汲冢《周书》出土后，晋人命名为《周书》或《周志》。实际上，除了《逸周书》之外，其他先秦古籍也有被称引名为《周书》者［6］，其中以《六韬》最为频繁，下略举数例：《吕氏春秋·听言》云：“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之世，谓之天子此语。’”此句见于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又，《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周书》云：“大公曰：‘夫天下，非常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国，非常一人之国也。莫常有之，唯有道者取之。’”此句亦见于竹简《六韬》，今传本《六韬·顺启》作“太公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道者处之”。另外，《太平御览》卷八十四引《周书》云：“文王独坐……太公曰：‘因其所为，且兴其化，上知天道，中知人事，下知地理，乃可以有国焉。’”与其对应，《六韬·垒虚》载太公语：“将必上知天道，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又，《太平御览》卷四百四十九引《周书》云：“容容熙熙，皆为利谋；熙熙攘攘，皆为利往。”相似句式，《太平御览》卷四百九十六引《六韬》作“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诸如此类，兹不备举。分析这些文句的异同，有个有趣的现象，即这些称引绝非简单的意引和引用，其最终出处都落实于吕望之语。也就是说，这些所谓《周书》应该就是《六韬》。

其次，在主题及语言风格上，《六韬》也与汲冢《周书》相同。从汉简本《六韬》、敦煌唐写本《六韬》③及传本《六韬》④来看，其通篇以太公吕望与周文王及周武王对话的形式，表述了吕望的治国及用兵之道，推崇吕望的思想主题非常明显。这一点与汲冢《周书》主题相同，自不待言。此外，《六韬》同样也存在神仙志怪的描写：

《旧唐书·礼仪志》引《六韬》：“武王伐纣，雪深丈余，五车二马，行无辙迹，诣营求谒。武王怪而问焉，太公对曰：‘此必五方之神，来受事耳。’遂以其名召入，各以其职命焉。既而克殷，风调雨顺。”

《太平御览》卷十引《六韬》：“武王问散宜生：‘卜伐纣，吉乎？’曰：‘不吉！钻龟龟不兆；数蓍交加而折；将行之日雨韬车至轸；行之日帜折为三。’散宜生曰：‘此卜四不祥，不可举事。’太公进曰：‘是非子之所知也，祖行之日，韬车至轸，是洗濯甲兵也。”

《太平御览》卷五十一引《六韬》：“武王伐殷，得二大夫而问之曰：‘殷国将亡，亦有妖乎？’其一人对曰：‘殷国常雨血、雨灰、雨石，小者如鸡子，大者如箕。’武王曰：‘大哉！妖也！’”（亦见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

《太平御览》卷七百三十七引《六韬》：“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太公乃画丁侯于策，三箭射之，丁侯病困，卜者占云：‘祟在周。’恐惧乃请举国为臣。太公使人甲乙日拔丁侯着头箭，丙丁拔着口箭，戊己日拔着腹箭，丁侯病稍愈，四夷闻各以来贡。”

分析这些《六韬》内容，其所讲神仙道术、巫鬼妖怪、殊方异物，与汲冢《周书》所讲天帝赐吕望的题材相一致，所反映的宗教神异色彩也相互发明。进一步言之，就其推崇齐太公吕望这一点来看，这些文献应该属于道家文献体系。一方面，上文已言《六韬》属《太公》，与太公吕望密切相关。为学界所熟知，吕望系道家代表人物。在《汉书·艺文志》道家文献排序中，《太公》列于《伊尹》之后而居次席。另一方面，这些神仙方术之事又为道家最为擅长，在道家文献中习见。班固在总结道家文献特征时，就明确提到“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代有方术灵异之作《待诏臣安成未央术》，应劭也认为“道家也，好养生事，为未央之术”。值得说明的是，在唐宋类书等文献中，称引所谓《周书》的内容也与《六韬》相类。下面略举几例：

《文选·思玄赋》李善注引《古文周书》：“周穆王姜后昼寝而孕，越姬嬖，窃而育之，毙以玄鸟二七，涂以彘血，置诸姜后，遽以告王，王恐，发书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飞集于户；鸿之戾止，弟弗克理；重灵降诛，尚复其所。’问左史氏，史豹曰：‘虫飞集户，是曰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谓关亲，将留其身，归于母氏，而后获宁。册而藏之，厥休将振。’王与令尹册而藏之于椟。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复，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尔夷隶也，胡窃君之子，不归母氏？将置而大戮，及王子于治。”

《五行大义》卷五引《周书》：“武王营洛邑未成，四海之神皆会，曰：‘周王神圣，当知我名。若不知，水旱败之。’明年，雨雪十余旬，深丈余。五大夫乘车从两骑止王门，太公曰：‘车骑无迹谓之变。’乃使人持粥进之，曰：‘不知客尊卑何？’从骑曰：‘先进南海御，次东海御，次北海御，次西海御，次河伯，次风伯，次雨师。’武王问太公并何名，太公曰：‘南海神名祝融，东海神名勾芒，北海神名玄冥，西海神名蓐收。”

《太平御览》卷三七九引《周书》：“文王去商在程，正月既生魄，太姒梦见商之庭产棘，小子发取周庭之梓树，于阙闲化为松柏棫柞，寤惊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发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根据上文所论《六韬》称《周书》之名，及其文多见怪力乱神之语的情况来看，这些《周书》、古文《周书》都是指《六韬》而言。

再次，从出土地点及其他同出竹书内容来看，汲冢《周书》应该为《六韬》。据史籍所载，汲冢《周书》出土于汲县，即今河南卫辉市西南。《吕氏春秋·首时》：“太公望，东夷之士也。”高诱注：“太公望，河内人也。于周丰镐为东，故曰东夷之士。”《吕氏春秋·当染》高诱注进一步解释“太公望，河内汲人也，佐武王伐纣，成王封之于齐”。是吕望故里汲地说由来已久⑤。也正是在这种认识影响下，《齐太公吕望碑》对汲冢《周书》中吕望相关事迹给予特别的关注。另外，从汲冢出土其他竹书内容来看，其中有卜筮之书《周易》，“言丘藏金玉事”的《梁丘藏》，“邹子、淡天之类”的《大历》，记载穆王见西王母等逸事的《穆天子传》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都在神仙志怪的情节上，荒诞不经的语言使用上，与《六韬》相类。这些相类的典籍集中见于汲冢，也反映了墓主人对这些书籍的偏爱。

最后，敦煌唐写本《六韬》中存在“一周维正月”篇，证明汲冢《周书》就是《六韬》。敦煌写本《六韬》残卷，藏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为初唐时间流传很广的本子［7］。所谓“一周维正月”，为唐写本《六韬》残卷中的一篇，记载了先周二十八国的“成败存亡祸福”⑥的经验教训。关于“一周维正月”篇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六韬》行文中，周王称这些内容为《志》或《周志》；二是二十八国灭国内容又见于今《逸周书·史记》篇。唐写本《六韬》中有“周志”之名，正与《齐太公吕望碑》征引汲冢残简中《周志》相符合。大胆推测一下，情况很可能是，西晋学者不见汲冢残简名题，只是看到了简文中有《周志》字样，则直接以《周志》命名之。至于“一周维正月”篇的内容见于今《逸周书》，这是西晋学者整合汲冢《周书》与传本《逸周书》的结果，这种现象也在另一个角度证明汲冢《周书》就是《六韬》。

三、晋人对汲冢《周书》与《逸周书》的整合及其原因

汲冢的《六韬》被命名为《周书》后，晋人又把它与传本《周书》（《逸周书》）进行了合编［1］。仔细分析今传本《逸周书》，晋人对《逸周书》的整合仍然有迹可循。

这样的整合大体有两种情形：

（一）改“太公”为“周公”

这种改编在今见《逸周书》中多见，略选几例罗列于下⑦。

第一个例子中，同样的地点，同样的对话内容，可以确定《发启》与《大开武》所言为同一件事情。而且，同样的内容，《群书治要》引《武韬》作“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显然也可以证明这些话为太公之言。但相比之下，《大开武》作了两点改动：一是删除“文”字，直言“王在酆”；二是把“太公”改为“周公”。删除“文”字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传世文献中很少见到文王与周公的对话。即《荀子·王霸》所谓“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去掉“文”之后，这个“王”就应该变成“武王”，所以晋人编《周书序》讲该篇之作：“武王忌商，周公勤天下，作大、小开武二篇。”第二个例子也是一样。虽然简本《六韬》此篇残泐严重，但是根据残存的只言片语，还是可以确定两篇所言为同一内容。因为《群书治要》引《六韬·虎韬》云：“夫民之所利，譬之冬日之阳，夏日之阴。冬日之从阳，夏日之从阴，不召而自来。故生民之道，先定其所利而民自至。”与简本《六韬》一致。另外，《六韬》中大段论述都出自太公，所以简本中这些论述应是太公之言。和第一个例子一样，《大聚》篇也是把“太公”改为“周公”。通过这两个例子，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晋人在整合汲冢《周书》（《六韬》）与《逸周书》时，对篇章内的人物进行了改动，即把“太公”改为“周公”。另外，《逸周书·官人》篇首云：“王曰：‘呜呼！大师，朕维民务官，论用有征，观诚考志，视声观色，观隐揆德，可得闻乎？’周公曰……”同样的内容，还见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相比之下，《官人》篇中“王”改为“成王”，“太师”虽未改动，却指代周公。应该说，这种改动与上举两例同出一辙，均为晋人手法。关于《文王官人》与《官人》的关系，学界也已证明后者系改造前者而成［8］119。不过更值得关注的是，《文王官人》从何而来。巧合的是，《六韬》中存在用人“八征”：“一曰问之以言，以观其详。二曰穷之以辞，以观其变。三曰与之间谍，以观其诚。四曰明白显问，以观其德。五曰使之以财，以观其廉。六曰试之以色，以观其贞。七曰告之以难，以观其勇。八曰醉之以酒，以观其态。八征皆备，则贤不肖别矣。”比较之下，正可与《文王官人》相合。而且，这种文王与太公对话的记载形式集中见于《六韬》。所以，有理由认为《文王官人》出自《六韬》。换言之，《逸周书·官人》篇也是改自《六韬》。

（二）割裂篇章

晋人整合《逸周书》篇章的第二个手段是割裂篇章结构，具体包括删除篇章中时间、地点或人物等叙事背景。这样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使人不能确定篇章所载内容出自何人之口。下面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例子，罗列于表格中。

上举诸例中，一个共同的现象是今《逸周书》凡涉及与《六韬》相同或相似内容的篇章，都不具人物。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巧合。因为在今《逸周书》中，这种人为的删除篇章中时间、地点或人物等叙事背景的痕迹很明显。如上举的《逸周书·文酌》篇，开篇无任何铺垫而直接进入主题，但在文尾却出现“急哉！急哉！后失时！”这样口语化非常明显的文字。这只能说明，前面本有某某人曰，但被删除了。而且，《文酌》篇主要讲牧民之法，但在后面不知为何突然出现“伐有三穆、七信、一干、二御、三安、十二来”等与军事内容相关的论述，这也说明《逸周书》存在篇章拼合的现象。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逸周书·大开》篇中，该篇首言“维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兆□九开，开厥后人，八儆五戒”，然后接云“八儆”“五戒”如何如何，但在文后又出现“王拜：儆我后人谋竞，不可以藏，戒后人其用汝谋，维宿不悉日不足”等王回答的话。很明显，同《文酌》篇一样，晋人也把“某某曰”删掉了。按，凡言谋者，多为太公。如此，这些话本为太公所言。晋人除了把太公的话嫁接给周公外，还把一部分植入到其他篇章中。如银雀山汉墓竹简《六韬》：“太公望曰：‘夫纣为无道，忍……百姓，君秉明德而诛之。杀一夫而利天……之师以东伐纣，至于河上。’”被分别植入到《太子晋》与《酆保》两篇中。应该说，这种植入与删除篇章中时间、地点或人物等叙事背景的手段略有区别，但在删除太公的儒家化主旨上还是非常一致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变呢？以下几个因素值得关注：其一，被认定为《周书》的这批竹简，残泐严重，当时已经不见名题，或者根本就没有名题。这在一定程度增加了竹简识读及命名的难度。而且，唐写本《六韬》残卷存在“一周维正月”篇，其中有《志》《周志》字样。晋太康十年（289年）汲令卢无忌《齐太公吕望碑》称这批竹书为《周志》，也证明了这一点。巧合的是，《逸周书》在先秦时期曾被称引为《周志》。所以，很可能是晋人看见这批残简有《周志》之名，遂命名《周书》。其二，这批残简主要记载周代史事，屡次提及文王、武王、太公等西周人物。如《晋书·束皙传》认定为“杂书”19篇中有《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这些篇章大都记载了西周的史事及传说。结合当时先秦史籍流传情况来看，名为《周志》（或《周书》），又记周代史事的典籍，莫过《逸周书》。很自然，这批残泐严重的竹简就被认定为《逸周书》。其三，就《逸周书》流传情况来看，其在汉代时已经出现篇章亡佚，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语：“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逸周书》原本71篇，西汉时仅存45篇⑧，亡佚26篇，流传至西晋又缺损多少篇，已不可详考。换句话说，《逸周书》的这种亡佚情况为汲冢《周书》的认定提供了外在影响。其四，汲冢《周书》应与西晋传本《六韬》略有差异。关于西晋传本《六韬》的面目，虽然无法确定其全貌如何，但根据两个汉简本及唐写本来看，其内容要明显多于今本，而且神仙方术等相关内容较为少见。有学者认为战国末期《六韬》被重新进行了整理［9］，应该可信。最后一点，汲冢《周书》出土的晋初太康年间（280～289年），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最为激烈的是儒学与玄学的交锋。实际上，不仅在思想领域，在西晋政府不同政治力量派别的角逐上，儒学代表人物与玄学代表人物也针锋相对。当时在西晋政府掌握实权的为荀勖等儒学名家，与之对立的是以裴楷、任恺等人为代表的玄学名士。这两派人物在学术及政治上的斗争，形成了西晋前期朝中“党争”之乱［10］。适逢儒学与玄学斗争最为激烈时出土的汲冢《周书》，它的相关整理已经不再是一项简单的文献整理活动，而是成为不同学术思想、政治派别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甚至是涉及生死的契机。很明显，在荀勖等儒者的主持下，汲冢《周书》的整理只能朝着儒家化方向发展［11］第一编第三章。

综上所述，本文对汲冢《周书》与今传本《逸周书》的源流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考证。首先从体裁、文辞使用及语言风格等角度，证明了汲冢《周书》不是《逸周书》。其次又从命名、主题、汲冢所出其他古籍及晋人编辑《逸周书》等方面，认定了汲冢《周书》为战国晚期流传的《六韬》类道家文献。最后根据汲冢《周书》文献形态、晋人命名先秦典籍惯例及西晋初期儒学与玄学的斗争等情况，归纳了汲冢《周书》被认定为《逸周书》的原因。作为晋人整合《逸周书》的结果，今见《逸周书》篇章不仅支离破碎，拼合现象严重，而且伴随着《六韬》等文献加入传本《逸周书》中，《逸周书》的地位急剧下降，从《汉书·艺文志》属《六艺略》“书类”的“周时诰誓号令”，落至隋唐时期史志目录中“委巷之说，迂怪妄诞，真虚莫测”的“杂史”类。而且，按照晋人的整合，今《逸周书》中应该保存着《六韬》等齐文献的内容，这些齐文献的研究非常值得重视。以上这些，都是今后《逸周书》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深入考证的问题。换个角度说，这些也是汲冢《周书》出土后给《逸周书》流传带来的新问题。我国古代出土文献的发现很多，相类似的问题也会层出不穷，特别是当前金石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其相应的整理和研究工作，都会对传世文献的流传产生相应的影响。本文作为一项个案研究，正是就出土文献研究与古书形成、流传问题探究的一种尝试，希望能对今后相关问题研究有所裨益和借鉴。

注释

①  《春秋左传》正义引、《玉海》卷四十七。

②  严可均校辑《全晋文》卷八十六。

③  国家图书馆藏胶卷。参看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1979年版。王继光：《敦煌唐写本<六韬>残卷校释》，载《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2期。

④  1935年上海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印宋刊《武经七书》本。

⑤  吕望故里还有“东海”说。如《史记·齐太公世家》：“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学界于两说也略有纷争。值得注意的是，新见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中存有关于吕望的记载：“吕望为臧来津，战监门来地，行年七十而屠牛于朝歌，兴而为天子师，遇周文也。”（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45页）刘信芳先生据此认为吕望曾于齐地赘婚为臧（《孔子所述吕望氏名身世辨析》，载《孔子研究》2005年第3期）。刘先生关于“臧”字的考证是没问题的，这也似乎可以证明吕望故里为“东海”。但实际上，关于这条史料我们也只能停留吕望曾为赘婿的史实认定上。如果换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入赘为齐地风尚。《史记·滑稽列传》载“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吕望既为赘婿，则证明其本非齐人，而为外来流民入赘于齐者。从而认定吕望为河内汲人。

⑥  班固《汉书·艺文志》总结道家语。

⑦关于《逸周书》与《六韬》相似的篇章，谷中信一、杨朝明两位先生也有列举，但前者据此认为《逸周书》成于齐人之手，后者据此认为《六韬》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这些论断与本文不同，特此说明。两位先生文章分见《关于<逸周书>的思想与构成》，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三十八集；《关于<六韬>成书的文献学考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春之卷。

⑧“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为何人所说，史有争论。持刘向说者，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三坟补遗》、姚际恒《古今伪书考》、汪士汉《汲冢周书序》、谢墉《逸周书序》、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等。持颜师古说者，如陈逢衡《周书补注·集说》、丁宗洛《周书管笺·疏证》、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序》、陈梦家《尚书通论·论尚书逸文》等。本文认为此句应为刘向所言。

参考文献

［1］王连龙.汲冢《周书》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5（1）.

［2］王连龙.《周书序》考［J］.辽宁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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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发表于《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4期，104-111页。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4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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