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漢代趙國與邯鄲文化” 國際論壇綜述*
(首發)
呂廟軍
邯鄲學院文史學院
摘要:2014年金秋十月,邯鄲學院與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在古都邯鄲共同主辦了首屆“漢代趙國與邯鄲文化”國際論壇。學者們緊密圍繞會議主題就趙國政治、經濟、重要人物、學術思想、風俗信仰等方面內容開展了深入討論,在許多問題上達成共識。
關鍵字:漢代趙國;邯鄲文化;政治;江充;學術思想
2014年10月19至21日,正值金秋十月,由邯鄲學院與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共同主辦的首屆“漢代趙國與邯鄲文化”國際論壇在中國古都邯鄲隆重舉行。來自於中國大陸、香港、臺灣、韓、日等國家和地區的70余位海內外專家、學者彙聚一堂,圍繞漢代趙國與邯鄲文化等主要議題進行了熱烈的深入的探討。本次論壇共收到會議論文28篇。與會專家、學者分別從趙國歷史人物、政治法令、經濟制度、學術思想文化、風俗信仰等方面內容開展討論。下面對本次論壇主要情況綜述如下。
一、關於漢代趙國(地)政治、經濟制度研究
學者們對漢代趙國政治與經濟制度的探討是本次國際論壇主要議題之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宋超研究員《試析劉濞所謂燕王“摶胡眾入蕭關”說》深入考察了劉濞所謂燕王“摶胡眾入蕭關”說的目的和原因,指出吳王劉濞在“敬問”諸侯書中,刻意強調“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並為無意無力反漢燕王劉嘉杜撰出將“摶胡眾入蕭關,走長安”的進軍路線,試圖通過燕、趙將匈奴捲入七國之亂中,從而達到“與趙合謀入漢”的目的。
有學者敏銳觀察到趙國經濟制度對秦代乃至漢代制度的影響。東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彥輝教授的《趙國土地制度與﹤二年律令·戶律﹥的關係》一文通過考察戰國時代國家授田制的內在機制、傳統及趙制到漢制的演變軌跡,指出漢初田宅制度的源頭應當是趙國的“予田宅”制度,這種制度的精神和原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漢初律的制訂。
有學者對趙地叛亂原因進行了獨到的分析。湖北經濟學院法學院張功教授的《邊地商人與西漢初期的趙地叛亂研究》一文以邊地商人群體利益與漢政權政策的關係為切入點,探討了西漢初年邊地商人群體與趙地叛亂之間的政治博弈關係。
有學者從趙人進言與納諫活動獨特視角,揭示其關鍵的政治策略作用。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王文濤教授的《秦朝末年影響趙國政局的進言與納諫——以﹤史記·張耳陳餘列傳﹥為中心的考察》一文通過對《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中多則耐人尋味的進言與納諫史事的分析,揭示了以武臣、張耳、陳餘等為代表的進言與納諫、拒諫活動在趙國的興亡更替和反秦鬥爭中產生了重要乃至關鍵性的作用。
漢代趙國政治鬥爭嚴酷,全面認識其影響非常必要。河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閻盛國教授的《漢代初期趙國政治管轄權的爭奪及其影響》一文通過漢代初期景帝、武帝與趙國彭祖政治管轄權的爭奪的分析,指出這場政治管轄權鬥爭一方面為以後積累下許多處理王國問題的重要經驗,另一方面也潛伏下嚴重的政治危機。
有學者從漢代行政區劃制度層面,討論了其具體歷史表現。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趙寵亮研究員的《兩漢趙國縣邑鄉里考》對漢代趙國的屬縣邯鄲、易陽、柏人、襄國和尉文等及其鄉里進行了考釋。
如何全面看待長城的作用和性質,有學者通過認真思考,獲得新知。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遊文化學院王紹東教授《從趙長城的修築看戰國秦漢長城的雙重功能》一文以秦漢趙國南、北長城為例,闡釋了長城的雙重功能即不僅具有防禦功能,而且有開拓擴張的功能;趙國長城具有雙重的功能,特別在戰國秦漢時期,開拓擴張功能更具主導性。
有學者通過新材料對衛戌制度的來源和特點作了精闢的分析。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黎明釗教授的《肩水金關漢簡的趙地戌卒》一文以新近出版的《肩水金關漢簡》資料分析漢代不同籍貫的戌卒遣派來邊區情況,探討了同鄉同區遣派一地,含有鄉里情結的這一饒有趣味的問題。
二、關於漢代趙國歷史人物的研究
在本次論壇上,不少學者對江充、王朗等漢代趙國重要人物進行了認真詳細地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中國秦漢史研究會前會長王子今教授的《論江充》重新對“趙人”出身的著名歷史人物江充進行了客觀的中肯的評價,指出江充治巫蠱案導致西漢帝國上層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但是,江充執法嚴峻,不避權貴的風格在中國法制史上保留了正面形象,也曾對漢武帝時代經濟政策的確定和執行有積極的貢獻。巫蠱之禍悲劇的發生,也許不應歸結于江充的“奸”、“邪”、“詐”、“讒”,“用心不端”,人們應當從社會歷史文化的更深層結構尋找其原因。
有學者對“趙蛇”之讖進行了辨正。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宋豔萍研究員的《漢武帝時期的“趙蛇”之讖解析——兼論漢代畫像中的“蛇”形象》依據文獻記載和對漢畫像石中“蛇”形象的解析,認為班固的趙蛇之讖不單指趙人江充,實具有“微言大義”,“趙蛇”之讖應指趙婕妤及漢昭帝。
王朗是趙國歷史上值得研究的人物。王朗及王朗政權與邯鄲的關係,受到了較多學者的關注。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劉敏教授的《對王朗及邯鄲敗亡相關問題的質疑》一文通過對有關史料的細緻梳理,認為王朗籍貫不在邯鄲;王朗具有為成帝之子劉子輿的可能性;打敗王朗,是更始帝劉玄詔命下多路將領合力作戰的結果,其中主要功勞屬於更始大將謝躬,正史及後世史家將之主要歸於漢光武帝劉秀是欠公允的。華南農業大學人文學院劉玲娣教授的《兩漢之際王朗政權述論》主要對王朗政權始末、王朗異軍突起的歷史背景、王朗何以速亡于劉秀之手以及王郎政權滅亡後邯鄲城的逐步衰落進行了論述。
也有學者重新考察了趙武靈王的改革性質和內容,特別富有啟示意義。日本帝京大學柿沼陽平的《趙武靈王改革新探》一文對戰國時期趙武靈王所實施的改革進行了探討,認為趙武靈王改革包括胡服改革、騎射改革、舟楫改革、建設長城為軸心的前期改革以及自惠文王開始趙國變為同時受其境內北方異民族及華夏人擁護階段的後期改革。這種前後兩期的改革與其他國家的改革有著完全不同的特質。
三、關於漢代趙國地理、歷史年代考證
追求真實、辨別真偽是歷史永恆的目標。本次論壇,考證之作不乏出現。河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秦進才教授的《群臣上酬刻石年代述論》一文通過對學術界對群臣上酬刻石的六種主要年代觀點的考察,認為群臣上酬刻石比較可信的年代是漢文帝后元六年、趙王遂二十二年,即西元前158年。
發現新材料,辨別其時代、認識其價值,是歷史學者一項重要基本功。邯鄲市博物館郝良真研究員的《新見東漢建寧二年殘碑及對趙國的點滴記載》一文詳細分析了《建寧二年碑》這塊東漢碑刻的文物價值,指出它為研究東漢趙國官制以及漢代隸書提供了珍貴資料。
邯鄲學院圖書館張潤澤教授與鄭州大學歷史學院王自興的《“平臺”地望考辨》從先秦貨幣平臺三孔布入手,分析了戰國至秦漢時期的平臺縣(平臺侯國)的地望及其與平臺三孔布的關係,它和秦始皇駕崩的“沙丘平臺”並非一地。
梳理和厘定漢代趙國的歷史事件,有學者進行了嘗試。邯鄲學院趙文化研究中心青年學者範文華的《漢代趙國編年》結合古代典籍文獻與現代學者研究成果對漢代趙國歷時四百年歷史進行了細緻梳理、編次、考訂和補缺,從而較為完整地展現了漢代趙國歷史的風貌。
四、漢代趙國歷史及邯鄲都城文化研究
對於漢代趙國歷史及邯鄲都城文化的探討是本次國際論壇的主題。學者們進行了熱烈討論和認真分析。臺灣彰化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陳文豪教授《王莽五都新探—邯鄲論略》通過對王莽五都異同的詳細比較,認為王莽的五都不是經濟陪都,是帶有經濟性質的區域性都會。在地理位置及產業發展上邯鄲較燕佔有較大的優勢,以中地學說來看,邯鄲地位更加明確,此為它成為五都的主要原因。
有學者注意到趙文化與少數民族的融合及其對文化產生影響。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史党社研究員《“邯鄲命吏”側證》一文利用內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和人骨資料,論證了文獻所記的“邯鄲命吏”的基本可信,並闡述了戰國晚期北方長城地帶由趙向北移民所帶來的文化與族群的變化。
有學者深刻考察了邯鄲及趙國文化在漢代文化譜系中重要地位和作用。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趙凱研究員的《“騎士”之藪·商業之都·時尚之城—漢代邯鄲文化三題》一文以大量的歷史事例闡明了漢代趙地尤其邯鄲士人勇於任事、銳意進取的時代精神和區域風貌、邯鄲成為商業都市的有利條件以及漢代在服飾、歌舞文化方面的時尚元素,指出漢代邯鄲及趙國文化在漢代文化譜系中具有重要而獨特的地位。
秦漢趙國政權此起彼伏,波瀾壯闊,曾留下深刻的歷史印痕。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趙國華教授的《秦漢之際的趙國》一文透過秦漢之際的社會背景,考察了武氏趙國、趙氏趙國、張氏趙國、劉氏趙國的興亡過程及其歷史的政治演變特點。韓國首爾大學金秉駿教授的《西漢武帝時期以後趙文化認同之解體》一文認為,趙文化符合“地區文化”的概念,從新石器時代一直到戰國時代,趙文化就在魏燕之間的地理範圍發展而興盛了;西漢武帝後,兩漢史料上消滅了趙國認同自己的意識;並檢討了趙文化逐漸解體的原因主要是漢帝國本身的指向以及郡縣制度的實行影響。
趙國在歷史上音樂舞蹈的興盛,曾一枝獨秀。杭州師範大學黃宛峰教授的《漢代“趙女鄭姬”、“鄭衛之音”的實指與泛華》一文對漢代“趙女鄭姬”、“鄭衛之音”之說進行了細緻探討,通過其實指與泛化揭示了三晉舊地在漢代所傳承的某些地域文化特色以及漢代社會的音樂觀、風俗觀等諸多問題。邯鄲學院文史學院楊德春博士的《禹步、禹步法、踽步、邯鄲步、跕屣考辨》一文對禹步與趙飛燕之踽步、邯鄲步、跕屣進行了辨析。
五、漢代趙國學術、思想、信仰、風俗研究
關於漢代趙國學術、思想、信仰和風俗的研究是本次國際論壇一個亮點。
有學者深刻洞察到戰國秦漢趙地學術綜合性特徵。蘇州大學社會學院臧知非教授的《戰國秦漢趙地學術特徵探微》一文從學術史的角度,以學術生成的地域性特徵為切入點系統考察了秦漢趙地文化,認為荀子之學、呂不韋思想、董仲舒之學均植根于趙地或者與趙地有著直接的關聯,“綜合”是其共同的學術特徵,也是趙文化的歷史屬性。
有學者注意到趙文化對竇太后思想的影響。廣州大學人文學院吳小強教授、陝西歷史博物館張銘洽研究員的《西漢竇太后的黃老思想與趙文化》一文深入探討了在竇太后身上所體現的某些漢代趙國與邯鄲文化氣質,認為竇太后出生于趙地,不可避免地受到趙文化的影響。在趙文化與邯鄲文化的長期薰陶下,趙文化在竇太后身上體現出堅定豪邁、順應自然的精神人格。
有學者對趙地原始宗教信仰的變化和特點進行了探討。北京社會科學院靳寶研究員《略論兩漢趙地原始宗教信仰》一文認為先秦時期趙國濃厚的多神信仰在秦漢社會仍有繼續,但在內容與性質等方面已有所變化。山川祭祀在兩漢呈現出來的變革,一方面反映了國家祭祀體系的某種變革,更重要的則是展現了趙地宗教信仰與原始宗教的某種地域文化意義上的聯繫。
還有學者對趙國的奔婚風俗進行了深入研究。南陽師範學院漢文化研究中心鄭先興教授《論秦漢時期趙國的奔婚習俗》一文以“長時段”與“國家與社會”等歷史學研究的新視角,對秦漢時期趙國的奔婚習俗的原因和影響進行了新的探討,指出趙國所在地邯鄲是北方、中原和東方三個區系的邊緣地帶,保持著較為獨立的文化單位,趙國的奔婚習俗直接影響了國家政權建設甚至行政權力。
綜上所述,“漢代趙國與邯鄲文化”國際論壇是海內外歷史上第一次舉辦的高規格、高水準的學術會議。與會專家、學者集中地、較為全面系統地探討了有關漢代趙國歷史與邯鄲文化等許多重要學術問題,圓滿完成了會議的各項議題。其中,新材料、新觀點、新理論、新方法在不少提交會議論文中均有所體現。因此,這次會議成果值得我們今後認真學習和總結。
*基金專案: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課題“先秦趙氏夢文化研究”(2014030503)暨邯鄲市社科規劃課題 “先秦趙人夢文化研究” (2013052)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4年11月21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4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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