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述先王與夏殷之鑒：清華竹簡《厚父》與《尚書》篇目之比較稿

（首發）

楊家剛

據劉國忠[1]先生介紹，《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將收入《厚父》、《封許之命》、《命訓》、《殷高宗問于三壽》、《湯居湯丘》、《湯在啻門》六篇文獻，而據李學勤[2]先生與程浩[3]等介紹，《厚父》爲《書》之佚篇，嘗經孟子所引，謂之“《書》曰”。因斯輯不日將刊佈，今僅就目前所見片語略論一二，權作引玉之磚，亦望識者不吝拍磚。

一、追述先王之比較與《厚父》時代

據李學勤先生《清華簡又發現珍貴的〈尚書〉佚篇》[4]介紹：

厚父在回答詢問時，回顧了夏朝始建以來的歷史，指出各代夏王都能敬奉天帝，“以庶民惟政之恭”，而到了他稱之爲“慝（意思是惡）王”的桀，竟然背棄先王的“典型”，“顛覆厥德，沉湎於非彝（彝意爲常道）”，終歸滅亡，這是歷史的教訓。[5]

與此相似，傳世《尚書·無逸》篇記載周公追述歷代商王與周文王之行事，以告誡成王“其監于兹”，一述夏王，二述商王，則二篇可相比較研究，爲便論列，兹引《無逸》相關章節如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6]

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7]，屈萬里先生《漢石經尚書殘字集證》卷二[8]與《尚書集釋》[9]，顧頡剛、劉起釪先生《尚書校釋譯論》[10]等依《隸釋》卷十四所載漢石經碑殘字校之，皆主張“祖甲”當作“太宗”，其章句居中宗句前，當從之。故周公所歷述者，爲商代太宗太甲、中宗祖乙[11]、高宗武丁三王，並以周文王論列。而周公於《尚書》其他篇章亦有追述商代先王之文句，然多加簡括，較少史實。如《康誥》言：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别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酒誥》言：

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梓材》言：

自古王若兹，監罔攸辟。

《多士》言：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多方》言：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戚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内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乂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此外，《召誥》云：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可見諸篇之中，以《無逸》所述尤翔實，而《厚父》體例與之近似。其所異者，諸篇多言“天”，言“帝”，言“命”，至觀《無逸》通篇，言“人”，言“民”，僅一處言“天”，曰“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而據李先生文章介紹，“厚父在回答詢問時，回顧了夏朝始建以來的歷史，指出各代夏王都能敬奉天帝”，同時，篇中有關於“天命”之叙述[12]，程浩文章轉引趙平安先生所引簡文有：

“帝亦弗恐啟之經德少”；

咎繇“茲咸有神，能格于上”；

夏之慝王不若先哲王能“知天之畏”，因此“乃墜厥命”；

王説厚父的高祖“克憲皇天之政功”。[13]

可見《厚父》言“天”，言“帝”，言“命”等，其思想更近於《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多方》諸篇，而與《無逸》稍異。僅就天命觀念而言，《厚父》之著作時代當早於《無逸》。

顧頡剛先生嘗將梅獻本《古文尚書》與《今文尚書》相應之二十八篇（即學界通稱“《今文尚書》”）分爲三組，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多方》諸篇屬第一組（十三篇），言：“這一組，在思想上，在文字上，都可信爲真。”而以《無逸》屬第二組（十二篇），言：“這一組，有的是文體平順，不似古文，有的是人治觀念很重，不似那時的思想。這或者是后世的僞作，或者是史官的追記，或者是真古文經過翻譯，均説不定。不過決是東周間的作品。”[14]劉起釪先生於《尚書校釋譯論·無逸》篇論其時代當在《國語》之前，然“於傳習中迭經轉述”[15]。今觀《厚父》之文辭與思想，當與《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多方》諸篇相近。

同時，李先生文章言此篇曾爲孟子所引，見於《孟子·梁惠王下》，言：“《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16]而《厚父》簡文作“古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下民。”無論“寵”民或“下民”，皆曰“助上帝”，而其先又言“天”，可見天命觀念濃重。

《孟子》引文將“”字誤讀爲“寵”字，適可反證《厚父》天命觀念之重。如李學勤先生所注，“”者，治也，而《孟子》引文作“寵”字亦通，言“寵之”者，如依《厚文》簡文之對文，當爲“寵下民”之省，“寵”者，幸也，梅赜獻本《尚書·泰誓》相關文句之傳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可爲助解。既曰“寵之”，則以民爲重，謂天寵下民而天意在民也，如《左傳·桓公六年》季梁謂隨侯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晉］杜預注云：“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17]又《左傳·僖公十九年》載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18]又《左傳·襄公十八年》載中行獻子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眾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晉］杜預注云：“神主，民也。謂數伐魯，殘民人。”[19]可見縱然《孟子》引文已偏離其本義，而於戰國重民觀念風行之後，將“”字誤讀爲“寵”字，孟子本人並無疑义，反適可爲其仁政主張所用，以證前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之語，順理成章。而《厚父》以“天降下民，設萬邦，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下民”者，其觀念較《孟子》引文更爲古樸。

此外，《厚父》所論爲夏事，而“厚父的先祖曾服事禹、啓，可知他是夏朝世臣的后裔”[20]，故其所論當以其先代口傳史迹爲依托，此亦可由《禮記·表記》所云證之，《表記》云：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禄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樸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蔽：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可見周人觀念中夏代之風貌，而《厚父》天命觀念當有先代之淵源。

即便《厚父》篇天命觀念較重，因其爲厚父追述先代，故已有厚父之時代印記在焉，此由《厚父》之重民、敬德觀念可見。如李先生文章介紹：

篇中有关“天命”“德”“民”等叙述，与传世《尚书》中《周书》各篇的思想类似。特别突出的，是《厚父》强调了“民心”。简文认为“民心难测”，民心的向背，关键在于“司民”者即君长官员们能否“好学明德”。其实“民心”本来是好的，蕴藏着天赋的“德”，“如玉之在石，如丹之在硃”，有待“司民”者去引导启迪。这种富于哲学意味的观点，与后来儒家的性善论显然有呼应之处。[21]

又如程浩文章介紹：

由於《厚父》篇的主旨爲王向厚父請教前文人之明德，因此該篇充斥著當時流行的一些統治思想與治國理念。簡文開篇説“帝亦弗恐啟之經德少”，厚父在與王的對話中也是先追憶了夏之慝王“顛覆厥德”導致“亡厥邦”，而後王又讚美厚父的祖先能夠“虔秉厥德”。可見在當時存在著濃郁的“敬德”思想。

可見本篇之前提即爲“王”依自己之理解“向厚父請教前文人之明德”，此後“王又讚美厚父的祖先能夠‘虔秉厥德’”，故篇中之“王”於接納厚父所追述之夏代史迹之時已然先入爲主，以“德”之觀念接納並評價夏代史事，可見其對話背景即爲重民、敬德觀念風行之後，而此類觀念爲商周鼎革之後周人所盛道者。

此外，《厚父》言“以庶民惟政之恭”，以論夏王，《無逸》言“以庶邦惟正之供”，以論文王，又言“以萬民惟正之供”以戒後王。而《無逸》之“以庶邦惟正之供”，《國語·楚語上》引作“惟政之恭”，《後漢書·郅惲傳》注引作“萬人惟政之共”，可見與《厚父》之“以庶民惟政之恭”相通，而一論文王，一論夏王，亦可見其言辭之相近，以及於當時語境下二者於敬德觀念中形象之相近。又因厚父是以當時言辭追述夏代史事，故《厚父》之語言時代當與《無逸》相近。

淵源於夏代之《甘誓》亦見有“恭”字用於政事，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與《厚父》所言“以庶民惟政之恭”相較，則前者天命觀念濃重，後者敬德觀念顯明，可見其與《甘誓》言辭之異處。

李先生文章言，根據《厚父》篇簡文，“厚父的先祖曾服事禹、啓，可知他是夏朝世臣的後裔。至于問政於厚父的王應該是商湯還是周武王尚待研究”[22]，而程浩《清华简〈厚父〉“周书”説》[23]結合治國理念等方面已論此篇當爲周代文獻，笔者以爲于此未見整理報告之時，其説可從。

程浩文章又疑《厚父》爲武王與厚父對話，今僅就其天命思想而論，《厚父》文本時代當早於《無逸》，至於篇中之“王”爲武王或成王抑或周公代宣成王命，以及其時代較《康誥》、《酒誥》、《梓材》、《召誥》、《多士》、《多方》諸篇之先後，尚待整理報告刊佈始得進一步探研。

二、夏殷之鑒與周代改述

夏殷之鑒爲周初統治者於吸取夏殷滅亡教訓基礎上所提出之新命題，故上古典籍中每多見稱道。如《詩經·大雅·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書·召誥》云：“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就傳世典籍而觀，殷鑒材料眾而夏鑒材料鮮少，今《厚父》篇出，雖爲厚父追述夏之史事，然其目的並非陳述史迹，實則爲篇中之“王”表述歷史經驗，故可爲夏鑒之重要材料，亦可證《尚書·召誥》所云“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之信而有徵。

然即便如此，《厚父》作爲夏鑒之材料亦絶非夏代歷史之純粹表述，而有周代影響之痕迹在焉。如李先生介紹：

厚父在回答询问时，回顾了夏朝始建以来的历史，指出各代夏王都能敬奉天帝，“以庶民惟政之恭”，而到了他称之为“慝（意思是恶）王”的桀，竟然背弃先王的“典型”，“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彝意为常道）”，终归灭亡，这是历史的教训。[24]

如眾所知，夏代諸王，絶非僅夏桀一人背弃先王“典型”，“颠覆厥德，沉湎于非彝”，最著者如太康失邦，五子而歌，又如“孔甲亂夏，九世而殞”，即便开代君主，如夏啓者，其歷史形象亦絶非純粹聖王形象。如《墨子·非樂上》引《武觀》（段玉裁《古文尚書撰異》以爲即《五子之歌》），而云：“於武觀曰：‘啓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又如《甘誓》（《墨子》以爲《禹誓》）云：“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則爲强權压迫之君主形象，似更近於史實。

而《厚父》篇中之“王”基於敬德觀念“向厚父請教前文人之明德”，又讚美厚父的祖先能夠“虔秉厥德” [25]，如此，篇中之“王”所接納之夏代史事必然有當時“敬德”思想之烙印，可見時代觀念對前代歷史表述之影響。

就《尚書·周書》諸篇所追述殷商先王而論，由甲骨文可見，殷商鬼神崇拜風行，略如《禮記·表記》所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蔽：蕩而不靜，勝而無恥”，然周公所追述之殷商先哲王，如《康誥》、《酒誥》、《梓材》、《多士》、《多方》諸篇，除敬事上天之外，率皆如《多方》所言“乃惟成湯……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明德慎罰”已是周代觀念，而諸王並無鬼神崇拜之氣象。

同時，如周公一再所稱述之殷商先王，劉起釪先生於《尚書校釋譯論·無逸》篇論曰：

何以這篇同樣是周公的話，而殷的賢王只縮成了太宗、中宗、高宗三位，其餘的連同帝乙在内，竟都成了“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的人呢？這可見本篇文字與周公原語不一致。[26]

可見周代觀念对殷商歷史之改造。

故周代一面以夏殷之亡引爲鏡鑒，並以其純粹歷史客體作爲追述對象與論述基礎，另一面又吸收利用並迭加改造，以改造後之觀念作爲歷史依據以戒勉今世，故其歷史事實已無關緊要，尤其表現爲重點突出某一人或幾人之盛德或元惡，如《厚父》之咎繇、啓與慝王，或《酒誥》、《多士》等篇之成湯，或《無逸》篇之殷代三宗，從而成爲觀念史之材料，以更便於接納、稱述與認識先代史，而此與《尚書·堯典》對堯舜史事之改造相近。究其因，一則爲周初統治者依托其話語權之主動改造，二則爲周代“敬德保民”觀念風行之後，人之歷史觀念不自覺受其影響，從而重構先代之史，前者如周公、召公，后者如厚父其人與《無逸》文本之改造。

而正因周代有周公、召公、微子、厚父等賢臣省思夏商之亡由，周代始由夏商天命鬼神之觀念发展出重民敬德之政治傳統，並將重心移向后者，“以庶民惟政之恭”，以保惠於民，夏商之“天”或“上帝”僅成爲“受命”、“保民”之法理來源。基於此政治傳統，周之基業始得穩固。而“以史爲鑒”者，殆爲恒遠之命題。

2014年10月22日14：53于心齋立題

2014年12月30日夜至2015年1月5日10：37成稿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5年1月5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5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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