稽古寻例三十载，写本文献铸成“学”

   ——读《敦煌写本文献学》

(首发)

张小艳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宋代刻本流行以前，我国古代的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以简帛、纸本的方式传播的。抄写在纸上的文献，学界习称“写本”，[1]写本盛行的魏晋隋唐五代时期，则谓之“写本时代”。[2] 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数万件古代写本，上起魏晋，下讫宋初，前后绵延600多年，真实地再现了写本兴起、发展及逐渐被刻本取代的完整过程，是研究“写本文献”最为丰富的宝贵资料。1980年代之前，由于对“写本”的特点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相关的整理、研究中难免有所误解。此后，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写本在形制、内容、字词、校读符号等方面有许多殊异于刻本的地方，有必要创建一门有关“写本文献”的学问。张涌泉教授新近出版的《敦煌写本文献学》（以下简称《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12月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撰著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张涌泉教授便在郭在贻先生的指导下，开始从事跟写本文献密切相关的汉语俗字、敦煌文献语言文字、校读符号的研究以及敦煌文献校录整理的工作，其后相继出版了《汉语俗字研究》、《敦煌俗字研究》、《敦煌变文校注》（与黄征先生合著）、《汉语俗字丛考》、《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主编）等，显示了作者在汉语俗字研究和敦煌文献校理上的深厚功力和高超水平，享誉学界，[3]嘉惠学林。

而今，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沉甸甸的六十馀万字的《文献学》，就是张涌泉教授三十年来在敦煌文献整理、研究和教学的过程中，对敦煌文献语言文字和书写特征稽考探研的结晶。该书作为《敦煌讲座》书系之一种，是百年来国内外第一部从“写本文献学”的角度对敦煌文献语言和书写特例进行的最为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通论性著作，是学界有关敦煌手写纸本文献研究的集大成、高水平之作。

细细品读《文献学》，发现其书有许多突出、优胜之处。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六端：

一、建构了“敦煌写本文献学”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

《文献学》全书分凡例、前言、正文、附录、后记等五部分。开篇发凡起例，其次以《敦煌文献整理：百年行与思》的长篇学术演讲代前言，回顾百年来敦煌文献整理的得与失，指出类聚、辨伪、定名、缀合、汇校是新时期敦煌文献整理研究的当务之急，并应在此基础上编纂一部集大成的敦煌文献总集。在各地散藏敦煌文献都已陆续刊布的今天，这一前瞻无疑对今后敦煌文献的整理具有纲领性的指导作用。

再次是正文，分四编二十章。一绪论编，下设三章：第一章开宗明义，首次正式、明确地提出创立“写本文献学”的必要性与重要性，阐述敦煌写本文献学在其中所处的基石地位，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第二章从文字、音韵、词汇训诂及古籍校勘等方面论述了敦煌文献具有的重大价值，尝鼎一脔，其馀可知；第三章从分卷不定、符号不定、词句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丛脞芜杂等方面，多角度地呈现了敦煌写本的特异之处，让读者对其“写本特征”有了一个综合立体的认识。此编为总纲，统领着下文所有的篇章。

二字词编，分四章：第四章概述汉字字体的演变及敦煌文献中字体使用的情况，并对其中以篆、隶、楷、行、草抄录的写本作了精当的描述；第五章介绍敦煌文献中习用俗语词的基本语料，对以往因不明俗语词而出现的疏误进行辨正，举例说明考释俗语词的方法；第六章以具体的实例展示敦煌写本中俗字运用连篇累牍的具体情形，分类阐述俗字的各种类型及辨识俗字的方法；第七章从异本、异书、同本三个维度对敦煌文献的异文作了详细的描述和解释。这四章讨论的字体、俗语词、俗字、异文等，属语言文字方面的内容，是敦煌文献中较为突出、易于察觉的写本特征，乃阅读敦煌文献首当其冲的一大障碍。此编对它们进行的全面描述和深入研究，便是跨越这道障碍的根本法宝，此即构成了全书基础内容的前一部分。

三抄例编，设七章：第八章分析讹文产生的原因，总结抄手纠正讹文的方法，讨论写本中旁注、接书的种种复杂现象；第九章辨析引致脱文的原因，归纳补脱的方法，指出旁注字是补脱还是正误，须参酌文意定夺；第十章分析出现衍文的原因，介绍写本中删字符的各种类型，说明其中删字符误标的实情，辨正相关的误读，检讨文献校理中因不明删字号而出现的疏误，考察删字符的起源，廓清个中误解；第十一章总结写本文句错乱的原因，介绍写本中常用的乙正错乱的符号“钩乙号”的运用，检讨以往文献整理中误读钩乙号的情形，追溯钩乙号的起源，辨正前人的误解；第十二章介绍写本中重文号的形状和用法，考辨其源流演变，对文献中因重文号引起的传刻讹舛作了细致的辨析；第十三章说明写本中省代号的形状及用法，探讨省代号与重文号的渊源关系，阐明连读成训源于省代号的省略，列举写本中习词、套语、重句、引语省书的情形，阐述写本中省虚词和复名单称的省文之例；第十四章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对写本中丰富多彩的句读号、层次号、勘验号、画押号等标识符进行说明，总结写本中标识符使用的特点；第十五章介绍写本中抄手为使双行注文齐整而常用的方法，详细阐述文献中增添虚字、实词及符号以补白的种种情形。这七章论述的讹、脱、衍、乱及相应的补救措施，重文符号，省代、省书和省文，标识符号，双行注文齐整化等，属抄写特例方面的内容，是敦煌文献中颇为细琐繁杂、不易梳理辨识的写本特征，乃阅读敦煌文献必须面对的又一难关。此编分门别类、条分缕析地对它们进行的客观解说和细致辨析，正是帮助读者攻克这一难关的有效武器，此即构成了全书基础内容的后一部分。

四校理编，分五章：第十六章阐述敦煌写卷撕裂残损、身首异处的客观现状，介绍并举例说明敦煌残卷缀合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第十七章说明给写本定名时需注意对原有篇题的选择，检讨前贤拟题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阐述考定残卷名称的方法；第十八章从内容（包括纪年、题记、名物、历史事件等）、书法、字形（避讳字、武周新字、俗字）、纸质和形制等方面举例介绍敦煌文献断代的方法；第十九章概述敦煌伪卷的几种情况，从纸张、形制、墨色、笔迹、内容、流传等说明鉴别伪卷的方法，从字形辨析的角度演示如何鉴别伪卷；第二十章介绍敦煌文献校勘的基本方法（对校、他校、本校、理校）及相应的步骤、路径、手段和需注意的地方。这五章讨论的缀合、定名、断代、辨伪、校勘等，属校录整理方面的内容，有很强的操作性，是在对前述敦煌文献的语言文字及抄写特例都已有所了解和把握的基础上开展的更高层次的实践工作。书中介绍的方法和步骤，都是作者从他人和自己多年校理敦煌写本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这便构成了全书内容的应用部分。

紧接“校理”编之后，附录《敦煌文献校录体例之我见》一文，对敦煌写卷校录中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如古今字、古分用字、俗字、通假字、译音字、错别字以及改字等的处理方式，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其内容乃正文四编未曾论及者，恰补其阙。且在结构上，附录与前言正好首尾呼应，一为宏观地前瞻敦煌文献整理的工作，一是微观地讨论写卷校录中的用字和改字的问题。最末是后记，交代写作缘起、过程及主要内容等。

除上文所述《文献学》在内容结构上自成体系外，其书在行文中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述论结合，由表及里，逐层深入，显示出较强的内在逻辑性。如第十二章讨论“重文符号”，首先介绍重文符的形状与用法；其次探讨其源流演变；最后对文献整理中因不明重文符而引致的传刻讹舛（讹混、脱漏、衍误、错乱等）进行细致深入的辨正。如此由浅入深的论述，让读者清楚地认识到：什么是重文符，它的作用是什么，它怎么出现的，若不明重文符会引致什么错误。明此，则阅读校理写本文献时，每逢与重文符相关的问题便了无窒碍了。

从上文对《文献学》结构的分析解说、内容的串讲评述和行文的举例说明，可以看出：全书结构完整，层次分明；内容厚重，论证周详。作者在对敦煌写本的语言文字、书写特例及缀合、定名、断代、辨伪、校勘等整理实践进行系统全面的归纳和总结的过程中，建构起了“敦煌写本文献学”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其内容之博大精深、谋篇之周详完备、体系之精致严密，为今后同类论著的撰写树立了楷模。

二、全面系统地归纳敦煌文献在内容、形制、语言文字、抄写符号等方面的“写本特征”，将其概括成简明的条例。

清代学者阮元曾说：“稽古之学，必确得古人之义例，执其正，穷其变，而后其说之也不诬。”[4]俞樾博览九经诸子，著《古书疑义举例》，将古人行文用语、选词造句的体例及古书传刻中出现的疏误归纳为八十八类目，每目详举例证，阐明其意，令读者触类而旁通，可谓善“得古人之义例”者也。《文献学》也正是这样一部有关敦煌写本文献“疑义举例”之书，然其广博精深、自成体系又非俞氏《举例》所能及。

《文献学》一书最大的特点，就是搜求大量的实例来阐明敦煌文献在内容、形制、语言文字、抄写符号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写本特征，并将其归纳成简明的条例。书中成百上千的实例，绝大多数都是作者三十年来焚膏继晷从六万多件写本中细心爬梳、搜检、分辨、考求得来的，内容涉及佛道经典、四部要籍、变文、王梵志诗、曲子词、小说、社会经济文书、字书、韵书、佛经音义等，几乎涵盖了敦煌文献的方方面面。书中引证范围之广、内容之丰，远非同类著作所能比拟。

譬如该书第三章从分卷不定、符号不定、词句不定、用字不定、文多疏误、丛脞芜杂等多角度地对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作了精练的概括，每一类下都列举了恰切的实例来进行具体、详细的阐述和考辨。其中第57-60页对“分卷不定”这一特点的论述，即以敦煌写本中约1300件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槃经》为例，通过对写卷首尾题的考察及其与今天通行刻本《大正藏》、《中华大藏经》中相关内容起讫的比对，得出“各写本间及写本与刻本间分卷都不尽一致”，“并非敦煌写本传抄有误，而是当时传本不同、分卷尚未定型的缘故”这样符合实情的客观结论，进而指出《敦煌宝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依据通行刻本作出的定名，都犯了以今律古的错误。如此详确的举例论证，将敦煌文献“分卷不定”的写本特征深深地刻在了读者的脑海里。

又如写本中讹、脱、衍、乱的错误，往往较刻本要严重得多，但其改正却较为便捷。该书第265-301页即对敦煌文献中讹文出现的情况及相应的补救办法作了归纳和讨论。首先，从形近（有楷字、草书、古字、俗字形近、起笔或起始部件相同、避讳字或武后新字形近、假借字形近等七种）、音近、习语、上下文相涉（有涉上文、下文、邻行三种）、粗疏、直行排列（有一字误为二字、二字误为一字两种）、展转而致误等七方面概括了讹文产生的途径。其次，对纠正讹文的方法作了归纳，主要有接书正字（有涂去误字及误字上不作标记两种）、旁注正字（有用删字符删去误字、涂去误字及误字上不加任何删改符三种）、记正字于天头或地脚、记正字于行末、记正字于句末或注末、在讹字上改书正字、在卷背相应位置标注正字等七类。最后，总结了写本中旁注、接书的种种复杂现象，如旁注的并非都是正字（有错字、别字、直音、异文、脱文等）、接书或旁注改正的并非都是错字、旁注正字和旁注脱文易于混淆、旁注字有阑入正文的情况等四类。敦煌写本中纷繁复杂的“讹文与正讹”的实际情形，经过作者这番分别部居、条分缕析的总结归类后，变成了一则则简明扼要的条例（大小总计有41则），收到了举一反三、以简驭繁之效。然而需知，这41则条例，正是借助于对89条写本实例的详尽解说才得以阐明的。而这89条实例又是作者一一查核考证、详加裁择的结果，可以想像，作者原初搜检、寻讨的实例恐怕要远远超出此数。搜求简择写本实例之于归纳阐明义例之功，由此可见一斑。

三、概括以往文献校理中因不明写本特征而引致的疏误，强化掌握写本特征的重要性。

《文献学》中将敦煌文献的写本特征归纳成简明的条例后，常会对以往文献整理中因不明其例而出现的疏误进行总结，提醒人们千万重视写本的各种特异之处。如该书第129-142页，在概述敦煌俗文学作品、社会经济文书、疑伪经写卷“词多俗语”的特征后，即对许多从事敦煌文献校理的学人因对俗语词知之甚少而造成的疏误作了分门别类的概括，大致有因不明俗语词而误录、臆改、误改、误增、误删、误读、误乙、误释、失校等九种情形，每一类目下都列举具体的实例进行详细的辨正，所举之例总计达18条。言之凿凿，触目惊心，警示读者校理敦煌文献务必明了俗语词。

又如第340-346页，在对敦煌文献中删字号的形状、用法以及存有误标删字号的写本特征进行举例说明后，通过11条实例对今人校理敦煌写本时因忽视原卷本有的删字号而引致的当删而未删的错误作了详尽的检讨和辨正，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告诫读者“删字号”切不可小觑，校录时须格外用心。再如第385-403页，在举例介绍敦煌写本中重文符的基本形状、用法，并对其源流演变进行探讨后，着重辨析了写本中与重文号相关的一些疏误，大致有讹混、脱漏、衍误、错乱诸端，其中讹混包括将“重文号”误作“二”、“之”、“了”、“人”、“夕”及他字者；脱漏有单音节词和双音节词、词组、句子使用重文符造成的脱漏，后者主要有写本本身、今人校录、传世文献脱漏等三种情况。书中在关于重文号疏误的四种九类条例之下，列举了33则典型的实例对这些疏误进行细致的阐述和辨正，匡谬正误，有理有据，既揭示了写卷原文的本真，又警示人们校录时务须注意重文符的使用。《文献学》中像这样通过反面举证，来强化掌握敦煌文献写本特征重要性的内容，触目皆是，不胜枚举。

四、总结敦煌文献俗语词、俗字考释及残卷缀合、写卷定名、断代和辨伪的方法，提示读者特别留意之处，指导写本校理的实践。

众所周知，俗语词和俗字是阅读敦煌写本文献的两只“拦路虎”，《文献学》中辟专节对俗语词考释和俗字辨识的方法作了总结。如第143-159页，列举“芆火”等14则实例，具体地阐述了俗语词考释的六种方法：辨字形、破假借、考异文、探语源、审文例、重类比；第207-223页，以“”等19则俗字为例，详尽地说明了俗字辨识的五种方法：审辨字形、类比例句、比勘异文、佐证文献、审查文意。这些方法，都是作者从前贤和自己多年研读敦煌写本的实际经验中归纳出来的真知卓见，大多属对症下药，切实可行。借助于这些方法的指导，曾经被视为“讹俗满纸”、卒不可读的敦煌写本，如今已变得可以理解和校录了。

又如第547-557页，阐述敦煌写卷撕裂残损、身首异处的客观现状后，总结并举例说明了残卷缀合的具体方法和步骤：“首先在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索引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进行全面普查，把内容相关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其次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因为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为同一写本割裂的可能性通常比较大。最后再比较行款、书迹、纸张、正背面内容，以确定那些内容相连或相邻的残卷是否为同一写本之割裂。”作者用自己缀合玄应《音义》、《新合六千字文》及《转经文》残卷的实践，证明了所述方法、步骤的有效性，为今后大量敦煌残卷或残片的缀合指明了方法和路径。作者专把金针度与人，《文献学》中类似这样的经验之谈，可谓俯拾皆是，譬如其中关于写本定名、断代、辨伪方法的总结，也都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极具参考价值。

此外，讨论敦煌文献中各种纷繁的写本特征时，作者每常在举例论证之后，将自己整理、研究的心得体会总结出来，提醒读者特别留意的地方。如该书第65页在比较S.2614和P.2319两件《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行文用语的详略不同后，指出：“在校勘整理写本文献时，据异本异文的校改要非常谨慎；尤其那些出入较大的异本，也许别有所本，整理时可以另行录校成篇，而切忌削足适履，强行牵合为一。”又如第487、489-494页阐述敦煌写本标识符的使用时写道：“要特别留意写本一符多用的特点，不可把形状相同而功用不同的标识符号混为一谈。”“要留意原卷用朱笔标识的标识符号”、“写本标识符号标识的位置有的并不正确，同时还有漏标的情况”。类似的谆谆告诫、警示之语，书中随处皆可采撷。简短的数语中，浓缩的是作者三十年来整理、研究敦煌写本的感悟和体会，实可宝贵。

五、考证详确，追根溯源，发覆析疑，纠谬辩诬，精彩纷呈。

为了阐明敦煌文献在语言文字和抄写符号上的写本特征，《文献学》中列举了大量丰富的写本实例来进行解说。其中不少实例都融入了作者精细、详确的考证，或追根溯源，或发覆析疑，或纠谬辩诬，可谓精彩纷呈，胜义迭出。如第72-73页讨论敦煌写本“文多疏误”的特征时，引P.2172号《大般涅槃经》第一卷“为扄，古萤反”、P.3025号《大般涅槃经音义》“为扄，古萤反，门外闭关者。又有作向”为例。从读音看，“扄”当是“扃”的俗字。其从出的经文虽确有作“为扄”者，但S.1317、S.3707、北6286（昃82）、北6290（日86）、津艺200号等经本中都作“为向”，玄应《音义》也引作“为向”，云“许亮反，《说文》：向，北出牖也”；甘图26号经本作“響”，《高丽藏》及《大正藏》本作“嚮”，“響”、“嚮”当为“向”字音误；慧琳《音义》引作“为囪”，云“囪古文窻字”，“囪”“窻”都是“窗”的古异体字，与“向”字义同；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第拾捌册《善现律毗婆沙》第八卷音义“户扄”条，云“扄”字“许亮反，牖也，正作向也。又古萤反，悮也”。据此，作者指出“扄”当是“向”的增旁俗字，P.2172号等经音作者不明乎此，误以为“扃”的俗字，因读作“古萤反”。作者通过多方查证考索后，既指斥P.2172号等经音之谬，又解释了其致误之由，还藉此厘清了“扄”与其异文（“向、響、嚮、囪”）彼此间的音误、同义关系，令读者既明其然，又明其所以然，疑惑顿释。

又如第420-421页，讨论被注字注字连读成训的通例有助于解决古辞书的疑难时，举S.388《正名要录》“本音虽同，字义各别例”之“禺，番；隅，陬；嵎，”为例。其中的“”，或录作“尼”，合于字形，但古书未见有称“嵎尼”或“尼嵎”者；或又疑“”为“丘”之误，但两者字形并不近。其中的“”究竟是何字呢？作者借助古书被注字注字连读成训的通例，指出“”乃“”字俗讹，“”同“夷”。“嵎”下注“”，乃指“嵎”为“嵎”之“嵎”。“嵎（夷）”为古地名，相传为日出之所。《书·尧典》：“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孔传：“东表之地称嵎夷。”作者一语中的，令此难解之谜，顿时涣若冰释。既破解了古辞书的疑难，又突出了掌握被注字注字连读成训通例的重要性。

此外，在《文献学》的“抄例编”中，几乎每章之末都设有“馀论”一节，或梳理某种符号在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考证其实际功用，廓清学界的误解；或探源溯流，追踪某种符号的源流演变。如该书第369-373页，首先对文献中称乙正颠倒的字句作“乙”的记载进行清理，说明“乙”的确指乙正误倒的文字；然后纠正了一些流传已久的错误认识，如王世贞等将“辄乙其处”的“乙（）”和“塗乙”的“乙”混为一谈，并释“塗乙”的“乙”为“勾止”实为荒诞，方以智把“塗乙”的“乙”混同于“辄乙其处”的“乙”亦属无稽；最后指出《说文》所载甲乙的“乙”与“塗乙”的“乙”确非一字，“塗乙”的“乙”乃是“亅”的讹变字。《说文·亅部》：“亅，钩逆者谓之亅。象形。读若橜。”“亅”《说文》小篆作“”，“钩逆”犹钩倒，“钩逆者”正是乙正倒误文字的符号。“钩逆”号的使用源远流长，早在周代金文中就已出现。此段对乙字符的辨正与溯源，证据确凿，可谓发千古之覆。

又如第348-351页讨论点式或“卜”形删字符的起源，指出六朝乃至东晋时期的写本已见点式删字号，且至迟东汉前后“以笔灭字”的点已成为当时删除误字的通例；而“卜”或“”形的删字号在早期的敦煌写本中未见用例，这种删字号很有可能是由点式演变而来的。由于点式删除符容易造成误解，为了加以显化和加强针对性，抄手可能会先在误字右侧画一短竖，以明确需要点去的对象，进而再加上一点或二点、三点，于是删字符“卜”和“”“”便产生了。此段对“卜”形删字符来源的推拟，颇有见地，可以信从。[5]书中类似这样的新见胜义，触手可拾。

六、图文并茂，直观清楚地呈现了敦煌文献在内容、形制、语言文字和抄写符号方面突出的“写本特征”。

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六万多件文献，绝大多数都是以写本的形式保存下来的。由于抄手的不同，其在内容、形制、语言文字、抄写符号上往往表现出“千人千面”的个体差异，为了如实地呈现写本这种变动不居、诸多不定的特点，《文献学》中每常给所述例证关涉的内容配上相应的清晰图片。全书前言加正文四编二十章，总计附图近400幅，30幅以上的有七章，除字词编之第四章（34幅）和校理编之第十七章（33幅）外，其馀皆属抄例编，即第八章（31幅）、第十章（41幅）、第十二章（37幅）、第十四章（60幅）、第十五章（40幅）。

如第四章讨论字体，概述汉字字体的演变，简要介绍敦煌文献中用篆、隶、楷、行、草等书体抄录的写本，书中所附34幅各类字体的精美图片，让读者在欣赏晋唐书风的愉悦中，直观清楚地领略了敦煌写本中字体运用的大致情形。又如第十章探讨敦煌写本中发生衍文的原因和删除衍文的方法，借助于书中所配的41幅清晰的图片，读者对因旁记字阑入正文而衍、因换行而衍等衍文产生的缘由、删字号的各种类型、因不明删字号而致误的情形以及删字号的来源等都有了深刻的认识。再如第十四章介绍敦煌写本中常见的几种标识符，书中论及写本中形式多样的句读号（包括停顿号、绝止符、引号、界隔号）、层次号、勘验号、画押号以及一符多用和朱笔标识的标识符等情形时，配上了60幅清晰精美的图片（大多是作者专门向各藏馆申购的彩色照片），直观地展示了敦煌写本所用标识符号极其纷繁复杂的真实状况，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文献学》中所附的这近400幅图片，与章节内相关的论述彼此配搭在一起，图文并茂，相得益彰，既清楚直观地呈现了敦煌文献在内容、形制、语言文字和抄写符号方面的写本特征，又省却了读者翻检图版、复核原卷之劳，这于作者的撰著、读者的阅读，即知识传达与接受的双方都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如上所论，《文献学》一书内容广博，体系完备，论证详明，胜义迭出，代表了当今敦煌写本文献研究的最高水平。然大醇中亦难免有小疵，如书中所举写本实例或有不妥，个别例证的论述或有未安，录文偶有疏误或失校，行文校勘偶有疏遗。现试各举一例说明如下：

举例不妥者，如第424页举Φ275号《经律异相》卷十“我自供—不失时节”为例，谓句中“供—”应为“供养”省书，该卷上文有“子供养父母六七日中”句，已见“供养”一词，故抄手下文重书时省书之。这一分析极为正确。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件写本恐非敦煌文献，极有可能是混入的西夏时期的黑水城文献，因为其中出现了一些敦煌文献中未见的古代简体字形。如该卷“要今（令）俱濟”的“濟”作“”（《俄藏》5/84b）、[6]“拔濟众生”的“濟”作“”（《俄藏》5/86a）、“王见水邊有群鸟鹿”的“邊”作“”（《俄藏》5/86b）、“举聲便大呼言”的“聲”作“”（《俄藏》5/86b）等；与之同卷的《大方便佛报恩经》卷三论议品第五“举聲悲哭”的“聲”作“”（《俄藏》5/81b）、“第一夫人便覺有娠”的“覺”作“”（《俄藏》5/83a）等。第455页论及停顿号时也举Φ275号《经律异相》卷十为例，恐怕都不够稳妥。

例证论述未安者，如第210页所举例二：《敦煌歌辞总编》卷五《五更转·七夕相望》：“诸女彩楼畔，烧取玉炉烟。不知牵牛在那边，望得眼睛穿。”原书校记云：“‘诸’原写‘’，俟校。饶编作‘烦’，‘烦女’不辞！卫译注为‘频’订做‘嫔’，入矢《补录》同，指为侍女，不可。”《文献学》谓“‘’字字书不载，……从字形看，这个字应该就是‘貞’的增旁字。貞者忠贞、专贞，义与心相涉，俗书因即增加心旁作‘’。俗书每有据字义赘增偏旁之例。写卷抄手给那个思念牛郎‘望得眼睛穿’的贞女加上一个心旁作‘’，以示其心之专贞不贰，可谓恰到好处。”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检核IDP所载原卷的彩色照片，所谓“”字实作“”，字形虽略显漫漶，但其字为“頻”应无疑义，故英国学者卫莱录校作“频（嫔）”可从。“频”、“嫔”二字敦煌文献每见通用，如BD3024（北8437；云24）号《八相变》：“大王见说上事，即便归宫，处分婇女频妃，伴换太子，恒在左右，不离终朝。”其中的“频”即用同“嫔”。卫莱将上引《七夕相望》中的“频”校为“嫔”是，“嫔女”应指宫女或宫中的女官，合于文意。

录文偶有疏误者，如第475-476页引P.2247号《瑜伽师地论攝决择分分门记》中有关“建立三土”、“下土相”、“中土相”、“上土相”中所有诸“土”字。检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六一“摄决择分中有寻有伺等三地之四”，这些“土”皆作“士”，其文曰：“复次，依行差别建立三士，谓下、中、上。无自利行、无利他行，名为下士；有自利行、无利他行，有利他行，无自利行，名为中士；有自利行、有利他行，名为上士。”原卷“土”皆未加点，从敦煌文献中“土”字俗写多加点的习惯及文义看，其字确当录作“士”。

引例失校者，如第466页倒数第2行：“或有凶事荣亲者，告保录事。”其中的“荣”和“保”当分别校作“营”和“报”，“营亲”谓营办亲事，“告报”犹“报告”。

校勘尚有遗漏者，如第96页所列“”下的说明“P.4660‘都’”当作“P.4702‘書’”。

瑕不掩瑜，这本据作者三十年来从数万件敦煌写本中搜求得来的成百上千的实例中归纳出来的条例撰著而成的《文献学》，乃当今学界有关敦煌手写纸本文献研究的“集大成、高水平”的通论性著作，她所取得的巨大学术成就绝不会因此小瑕而有丝毫减损。相反，她将成为每一位研习敦煌写本乃至所有手写纸本文献学者的必读书，造福同行，衣被后学。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5年1月19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5年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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