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四聲韻》所引“古孝經”字形考論

(首發)

曹景年

《古文四聲韻》是一部古文字形的資料彙編，由北宋夏竦於慶曆四年(1044)編成，共徵引古書、碑刻等資料100餘種，收字形9000多個。[1]在體例上,《古文四聲韻》以《切韻》平上去入四聲為綱，分為五卷（平聲分二卷）,以楷體字頭作統領，每個字頭下收該字的古文或隸古定形體,其數少者一、二，多者數十個。由於其所錄古文形體與《說文》頗有異同，故其真实性與學術價值長時間受到學者懷疑。20世紀以來,隨著考古事業的蓬勃發展,各類簡牘帛書大量出土,《古文四聲韻》中的傳抄古文日益引起學界的重視，產生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成果，尤其是徐海東的《<古文四聲韻>疏證（一二三卷）》、王丹的《<汗簡>、<古文四聲韻>新證》、李綉玲的《<古文四聲韻>古文探賾》、李春桃的《傳抄古文綜合研究》等，更是以博士論文的深度，對《古文四聲韻》進行了綜合研究。但是，當前的研究多從純文字學的角度入手，僅限於對字形源流的考釋，而對於利用該書字形研究其來源文獻方面，還稍顯薄弱。本文擬嘗試從這一角度，選取其書徵引的“古孝經”來專門研究。

《古文孝經》的流傳，在中國學術史上是一大疑案。概括來講，其歷史流傳过程大致可分為六個階段：（一）漢武帝時發現於孔子故宅，傳說孔安國曾為之作傳，西漢末劉向整理，東漢衛宏、許慎等曾傳習，其後下落不明；（二）隋代與孔傳一起復出，為劉炫所得並得到弘揚，但時人多疑為偽書，唐末五代再次亡佚；（三）唐大曆年間出土一本科斗文《孝經》，韓愈曾得見，但其後流傳不明；（四）宋初句中正、郭忠恕、夏竦等頻繁提到“古孝經”並引用其字形，但其所引到底何本尚不明了；（五）宋司馬光從皇家秘府中得一《古文孝經》，隸定並作《指解》，其後此本大興，多人註解，流傳至今；（六）清初從日本回傳一本《古文孝經孔傳》，但學者多認為是日本人偽作，但經也有些學者經過詳細考察，認為該書應是隋劉炫本在日本的流傳。《古文四聲韻》（以下簡稱夏書）成書於宋初，正是《古文孝經》流傳的關鍵時期，其中徵引“古孝經”近340字，而《孝經》全文也只有1800字左右，通過考察這接近《孝經》全文四分之一篇幅的古文字形，將會得出當時《古文孝經》流傳的豐富信息。

一、收字概况及字形略疏

夏書共收“古孝經”單字339個（已剔除重複出現的15個），加上一字多形，不同字形共415個。為方便後文討論，先就夏書若干技術性問題進行疏釋。

1、字形重出

夏書“古孝經”字形有15字重複出現，都是多音字，因分屬不同的韻部而重複出現。重出字形有的完全相同，有的微有差異，當是抄寫問題，未必來自不同的版本。

字形相同的有（遺），卷一11上平聲、卷四6去聲。[2]（閒），卷一36上平聲、卷四23去聲，去聲隸定為“間”，誤。（當），卷二17下平聲、卷四39去聲。（不），卷三32上聲、卷五10入聲。（後），卷三32上聲、卷四43去聲。

字形微異的有：“離”，卷一8上平聲、卷四3去聲。“妻”，卷一21上平聲、卷四13去聲。“喪”，卷二18下平聲、卷四39去聲。“藏”，卷二19下平聲、卷四39去聲。“行”，卷二20下平聲、卷四40去聲。“取”，卷三11上聲麌韻、卷三33上聲厚韻。“弟”，卷三12上聲、卷四13去聲。“厚”，卷三32上聲、卷四44去聲。“後”，卷三32上聲、卷四44去聲。“悖”，卷四17去聲、卷五12入聲。

2、字頭隸定訛誤

夏書在字形隸定方面有不少訛誤，列舉如下：

卷一7，夏書隸定為“羲”，經文無“羲”，應為“義”，夏書未收“義”字，正是因為該字形誤入“羲”字形下。

卷一15，夏書隸定為“魚”，字形確為“魚”，但經文無“魚”，應假借為“吾”，古“魚”、“吾”音近互通。[3]“吾”字下有（卷一20），與此形接近。

卷二13，夏書隸定為“楊”，但經文無“楊”。此字形與《說文》手部“揚”字古文同，故此處亦應為“揚”。日系諸多抄本作“敭”，正是此字的隸定，參下文。關於訛誤原因，李春桃認為是由於“楊”、“揚”前後排列，書寫中脫去字頭“揚”，致使本屬“揚”下之字，都歸屬“楊”， [4]此說可從。另卷一33，夏書隸定為“惇”，經文無“惇”，考察字形，其實也應為“揚”字，只是字形稍變。

卷三2，夏書隸定為“踊”，但字形明顯是“恿”（即勇）。夏書“勇”、“踊”二字頭前後相連，“勇”下有，與此形同，而《集古文韻》[5]字形（即踊）標註為出自“古孝經”，故懷疑此處字形誤抄自“恿”字形，應從《集古文韻》改正。[6]

卷四23，夏書隸定為“間”，但經文無“間”而有“閒”：仲尼閒居。此應為“閒”，此形在上平聲已出為“閒”（卷一88）。

卷四9，夏書隸定為“箸”，徐在國、李春桃都以為是古“者”字（卷三25）訛變，假借為“箸”；[7]國一姝以為是古“旅”字（卷三8）訛變，“箸”、“旅”同屬古魚部,音近通假。[8]二說皆可通。經文無“箸”而有“著”：宗廟致敬，鬼神著矣。“箸”為“著”古字，《說文》段注云：“（箸）假借為箸落為箸明，古無去入之別，字亦不從艸也。”[9]

卷五4，夏書隸定為“熟”，經文無“熟”，應為“孰”。從字形看前者為“熟”，後者為“塾”，都假借為“孰”。[10]夏書“熟”、“孰”二字前後相連，孰字下有，與後一形相近。

卷五17，夏書隸定為“絕”，經文無“絕”，李春桃認為應為“說”，假借為“悅”，他說：“《古文四聲韻》‘說’字古文作（卷五17）兩者明顯同形。《古文四聲韻》中‘絕’與‘說’兩字相鄰，猜想、原應在‘說’下，傳抄過程中誤置於‘絕’下。《訂正六書通》中出於‘古孝經’的和出於《裴光遠集綴》的都收在‘說’字下，《集篆古文韻海》收錄相關形體亦放在‘說’字下，而相鄰的‘絕’字下均不收此形體，可見從《汗簡》到《集篆古文韻海》、《訂正六書通》都把這類形體當成‘說’（或悅）的古文，祗有《古文四聲韻》一書與此不同，顯然不合理。況且從形體上講，古文與‘絕’字難以溝通，但是若看成‘說’字古文，則可通。可見‘絕’下收上錄兩個古文形體屬於誤置。”[11]他還解釋了此形為“突”字古文的訛寫，而“突”與“兌”、“說”均可通用。[12]此說可糾正夏書之誤。

卷五15、，夏書隸定為“缺”，但經文無“缺”字，其實這兩個字形有差別，應分別討論。關於前一字形，夏書“訣”字下有（卷五15），與其全同，疑誤置重出。後一字形，李春桃仍認為是“缺”[13]，但關鍵是經文無此字。夏書“缺”字下，除了有此二字形，還有，此字形亦被《汗簡》收錄，但認為是“假”字，故推測後一字形亦應是“假”字，[14]借為“遐”，經文有“遐”：心乎愛矣，遐不謂矣。

卷五28，夏書隸定為“莫”，徐在國以為是“茉”，借為“莫”。[15]李春桃以為“萁”，[16]但經文並無“萁”，而“萁”與“莫”也無通假之例，徐說為優。

二、字形可靠性分析

《古文孝經》漢代發現於孔子故宅，這是後世《古文孝經》的唯一來源，夏書收有那麼多“古孝經”字形，到底是來自真本還是後人偽作？通過與保留古文字較為可靠的《說文》及其他一些字書相比，可以發現夏書許多字形與其相合，但這也不能完全證明其可靠性，因為這也不能排除後人搜集字書古文字形而偽作的可能。但我們還發現，夏書字形有大量通假字或古今字，可以明顯感覺到古文古字的風貌，而通假字或古今字，是一個字借用為另一個字，如果不深刻了解古代用字的規律，是很難偽作的。這方面例證非常多：

卷一3，“冬”，古“終”字。卷一4，“龔”，古“恭”字。卷一9，“智”，用為“知”。[17]卷一9，“厃”，古“危”字。[18]卷一14，“子”，用為“慈”。卷一15，“魚”，用為“吾”。卷一17，“者”，用為“諸”。卷一17，“女”，用為“如”。卷一17，“亡”，用為“無”。卷一25，“垔”，用為“因”。[19]卷二10，“它”，用為“他”。卷二16，古“醬”字，用為“將”。[20]卷二17，“尚”，用為“當”。卷二19，古“臧”字，用為“藏”。[21]卷二23，“型”，用為“刑”。[22]卷三7，“俚”，用為“理”。卷三25，“疋”，古“雅”字。卷四11，“亞”，古“惡”字。卷四17，“孛”，古“悖”字；卷四20，“巡”，用為“順”。[23]卷四38，“襄”，用為“讓”。[24]卷五2，“彔”，用為“祿”。[25]卷五14，“詧”，古“察”字。卷五23，“睪”，用為“擇”。[26]卷五29，“乍”，古“作”字。卷五30，“熾”，用為“職”。[27]卷五34，古“域”字，用為“國”。

以上這些具有明顯先秦用字規律的用法，很難說出自後人偽造。另外，還有一些字形，雖不見於字書，但頗與先秦文字相合，如卷五29，“博”，與出土戰國古文相合。[28]卷五30，“槨”，象形字，象棺木，下有土。[29]卷四40，“政”，上多一橫畫，與戰國文字相合。[30]這些例證充分說明，夏書字形是有可靠來源的。那到底來自哪裡？我們認為，極有可能來自唐大曆年間出土的科斗文《孝經》，而此本應該是漢代舊本的出土。關於唐大曆年間《古文孝經》的出土，唐宋文獻中有多次提及。

宋初人郭忠恕《汗簡》卷七《目錄略敘》 引李士訓《記異》云：“大曆初，予帶經鉏瓜於灞水之上，得石函，中有絹素《古文孝經》一部。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柒拾貳言。初傳李太白。白授當塗令李陽冰。陽冰盡通其法，上皇太子焉。”[31]而夏竦《古文四聲韻序》也提到此事：“《漢書·藝文志》載《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學之者鮮矣。……唐貞元中，李陽冰子開封令服之有家傳《古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授之韓愈，愈識歸公，歸公好古，能解之，因遺歸公。”韓愈《科斗書後記》所記與此相合：“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服之者，陽冰子，授予以其家科斗書《孝經》、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愈寶畜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四門博士，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合之。愈曰：‘古書得據依，蓋可講。’因進所有書屬歸氏。”[32]

通過以上材料，我們可以得知這次出土《古文孝經》的幾個信息：

（一）是古文科斗字形。這說明它很可能是漢代遺本，，因為漢以後《古文孝經》僅有劉炫本傳世，而該本也早已隸定，不是古文。漢代劉向雖對古文經進行整理，但並沒有把古文隸定為今文，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收有許多古文字體，其中不少當來自於古文經。《漢書藝文志》著錄《古文孝經》下顏師古注引劉向云：“古文字也。”可見，兩漢時期流傳的古文經包括《古文孝經》，應該都是古文字體。

（二）共22章，1872字。考桓譚《新論》云：“《古孝經》一卷，二十章[33]，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34]東漢的桓譚所言《古文孝經》字數與大曆出土本完全一致，令人奇怪。眾所周知，古代文獻在傳抄過程中文字錯訛增減在所難免，《孝經》雖短，但現今所見的各種版本也沒有字數完全相同的，而大曆出土本竟與700多年前桓譚所見之版本完全相同，這不能不讓人懷疑二者實為一個版本。

（三）與衛宏的著作《官書》合為一卷。這一點讓我們聯想到該本《孝經》可能與東漢學者衛宏有關。許沖《上<說文解字>表》云：“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35]許沖上距衛宏不到100年，所言當得其實。可見，衛宏曾校訂過《古文孝經》。而大曆出土本又與衛宏《官書》合為一卷，因此，我們推斷，大曆本很可能是衛宏所校本，正因為《古文孝經》與《官書》都出自衛宏之手，故將二者合為一卷。由此，我們還可以推斷衛宏《官書》很可能與《古文孝經》同時出土。

其實，以上三點又是可以串聯起來的。大曆本是科斗古文，與桓譚、衛宏有密切關係，而通過考察相關史料，我們發現桓譚與衛宏也有密切關係。《後漢書·桓譚傳》云：“世祖即位，徵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後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後漢書·儒林傳》衛宏條云：“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為議郎。”二人都好古學，且又同時做過議郎，而當時人們常常將衛宏、桓譚並稱，《東觀漢記》载：“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衛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36]“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曆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37]可見，桓譚與衛宏都是東漢初年的大儒，而且由於共好古學，氣味相投，衛宏既校訂《古文孝經》，必定與其友桓譚交流學習，故桓譚《新論》所見的《古文孝經》，應是衛宏所校本。

通過以上考證，我們得出如下結論：唐大曆年間出土的《古文孝經》當為東漢舊本，是衛宏校訂的版本，由於桓譚與衛宏俱好古學，志意相投，桓譚看到了衛宏所校訂的版本，並在其著作《新論》中記下章數、字數等信息。後來或衛宏本人或其他人將《古文孝經》與衛宏《官書》合寫為一卷傳抄，並被埋到墳墓，唐大曆年間被李士訓發現。

對於此本的來歷，有人持懷疑態度。徐剛先生說：“這個本子的性質，到底是古代流傳下來的真正的古文抄本，還是後代的人在古文本消失後，根據今文轉寫回去的本子，今天已經難以確知。”[38]其實，根據筆者以上考證，則此出土版本為東漢科斗本舊籍，當無疑議。

還有學者認為該本是項羽妾墓出土，而不是東漢舊本，這源於夏竦《古文四聲韻序》中一句不明不白的話：“又有自項羽妾墓中得《古文孝經》，亦云渭上(當為“灞上”--引者)耕者所獲。”於是有人認為，大曆本應該是從項羽妾墓出土，所以不可能是東漢遺物。如郭沂說：“推論項羽妾去世的下限西元前127年，為漢武帝元朔二年，時值武帝初期，也就是說，當時《古文孝經》剛發現不久。所以唐代從項羽妾墓中發現的這部《古文孝經》相當原始，它不但尚未為衛宏所校，而且也未為劉向審理。”[39]舒大剛也指出：“唐代大歷年間李士訓在灞上項羽妾墓所得石函絹素《古文孝經》也只二十二章，壹仟捌佰柒拾貳字，說明《古文孝經》自秦、漢以來相傳的字數都是1872字，並無增減。”[40]此說根本不成立，項羽死於前202年，其妾的生活時代也應該在此前後，此時孔壁古文尚未出土，且即使項羽妾活到孔壁書出土，《古文孝經》也是經孔家人獻給朝廷，隨後藏之秘府，這在當時應該算是珍本，外人希見，而項羽妾若還活者，也不過是一山野耄耋村婦，如何能夠得見並帶入墳墓？這是其一。其二，衛宏、桓譚主要活動在東漢的光武時期（25-57），上距項羽之妾有近200年，在這200年間，《古文孝經》經過劉向、衛宏校訂和廣泛傳習，而竟無一字增減，如何可能？

其實所謂的項羽妾墓，徐剛先生已經指出是“將此事與北齊武平年間彭城人發項羽妾塚得古文《老子》一事混為一談”。[41]北齊時從項羽妾墓出土古文《老子》一事，明《正統道藏》中宋謝守灝《混元勝紀》，彭耜《道德真經集注雜說》引《老君實錄》都有記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574）彭城人開項羽妾塚得之。”[42]項羽是楚人，其妾墓在彭城，而道家思想一直在楚地比較流行，從中出土古《老子》，是可以理解的。項羽妾墓有文獻出土的傳聞經幾百年口耳相傳，至五代宋初，便與唐大曆中出土《孝經》一事混淆。

唐大曆真本《古文孝經》出土後，李陽冰、韓愈等人曾有傳習，後來可能還被書法、篆刻愛好者摹寫，並在宋初被夏竦看到部分內容。

三、字形可疑性分析

夏書字形雖然有可靠性的一面，但由於資料來源駁雜，值得懷疑的地方也很多。吳大澂就認為《汗簡》、《古文四聲韻》“援據雖博，蕪雜滋甚”。[43]其書之所以長期被冷落，也有這方面的原因。就“古孝經”字形來講，我們發現其中有許多偽作嫌疑之處。

1、一字多形

夏書“古孝經”字形一字多形者甚多，有些差別不大，如“之”字： （卷一11）；“君”字：（卷一30）；“思”字：（卷一12）；[44]“居”字：（卷一16）。這些相近的字形，說明它們來自同一祖本，但很可能是不同的抄本，因為如“居”字，經文僅一字，但卻有二形。

有些字的多個字形差別很大。如“一”字有四形（卷五8）；“用”字有四形（卷四2）；“小”字可能也有四形（卷四30）。[45]“德”字有三形（卷五33）。“忝”字有三形（卷三35）。[46]“嚴”字有三形（卷二33）。“愷”字有二形（卷三14）。“淑”字有二形（卷五4）。“云”字有二形（卷一29）。“尼”字有二形（卷一10）。這些字有些只在經文中出現過一次，如“淑”、“尼”，卻有多個差異很大的字形，可見其中必有偽作者，况且，即使在經文中多次出現，同一篇文献的用字如所列那樣差別那麼大。因此，我們斷定，這些雜亂的字形應來自不同版本，而且必定有偽作成分。

2、字形來源各異

有些不同字形，可以明顯判定有不同來源。如“睦”字二形（卷五5），前者為“睦”古文，[47]後者為“穆”古文，假借為“睦”。[48]如“子”字二形（卷三7），前者類似《說文》子部古文“子”，後者類似《說文》籀文“子”，二者字形來源完全不同。如“禮”字二形（卷三12），前者為“禮”古文，即“礼”；後者為“豊”，是一種禮器，假借為“禮”，二形來源絕不相同。這些來源不同的字形，有明顯後人輯字的痕跡。

3、假借用法混亂

夏書一些字形的假借用法十分混亂，也可證明其中偽作成分的存在。假借用法的混亂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一字多形，且各借為不同的字。如卷一24，隸定為“才”，借用為“哉”。[49]卷三14，隸定為“在”，其實也是“才”。[50]兩個“才”字，不但字形不同，而且一借為“哉”，一借為“在”。如卷一17，隸定為“如”；卷三9，隸定為“女”，實為“汝”。其實兩字形都是“女”，一借為“如”，一借為“汝”。一字有二字形，且各借為不同的字，這樣的用法出現在真本《古文孝經》中的可能性很小。

其二，一字借用他字表示，而此字又為他字所借。如卷四40，隸定為“性”，其實是“眚”字，假借為“性”；[51]卷四41，隸定為“姓”，其實是“性”字，假借為“姓”。 姓”字借用“性”字，而“性”字又借用“眚”字，同一書中，“性”字假借為別的字，而真“性”字卻還要借用別的字，如同我自己有一物，將此物借與別人後，又從另外的人那裡借取此物，豈非多此一舉？

其三，兩種字形都假借為同一個字。如前所舉“孰”字二體，一為“熟”，一為“塾”，都假借為“孰”。

4、偽作證據明顯

夏書“古孝經”字形中，有一個字可以作為其中有後人偽作的鐵證。夏書卷三11有字形，隸定為“古”，此形雖與《說文》古部“古”字的古文字形相近，但遍查各版本《孝經》均無此字，筆者先是疑慮，後來恍然大悟，知此“古”字必來自“古文孝經”標題，而先秦真傳的《古文孝經》，是絕不會自題“古文孝經”的！此處不但自題“古文孝經”，而且還把“古”字拿《說文》中的字形來湊數！

5、有些字不見《孝經》經文

夏書所收“古孝經”字形有些並不見於各類《孝經》版本，考慮到通假等各種因素，也找不到相應的字。這樣的字有如下幾個：“支”，卷一6。“仁”，卷一26。“寵”，卷三2。“處”，卷三9。“露”，卷四10。“帕”，卷四37，似為“怕”字，但經文無“怕”、“帕”字。“稱”，卷四46。“麥”，卷五21。“什”，卷五26。目前尚無法判明這些字的來源，不過推測可能是誤標或是來自比較低劣的偽作。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認為夏書字形有很多偽作成分。關於夏書字形來源，南宋熊朋來曾指出：“其間鐘鼎文字缺略，頗泛取俗書以備奇字。”[52]其所謂俗書，當指後人輯古文字形所作之本。宋初金石文字之學興起，社會上應流傳不少用古文字體寫的書法作品，正如句中正以古文、篆、隸作三體《孝經》一樣。夏竦之後不久的司馬光，在皇家秘府發現了一本《古文孝經》，他也認為這是好事者用古字重寫經文的結果：“孔安國以古文時無通者，故以隸體寫《尚書》而傳之，然則《論語》、《孝經》不得獨用古文……此蓋後世好事者用孔氏傳本，更以古文寫之。其文則非，其語則是也。”[53]司馬光之言不會是空穴來風，起碼可以說明，在宋初古文字的摹寫是比較流行的。從這個宏觀文化背景來考慮，我們推測，夏書所引的《古文孝經》偽作，要麼是好事者刻意所為，要麼是書法愛好者用古文字重新書寫的《孝經》，夏書由於重在廣博，又因為古文字資料比較難得，於是“泛取俗書”，把別人的偽作甚至書法作品也拿來用，從而造成了字形的駁雜。

四、版本來源分析

夏書字形來源雜亂，已如上述。通過與現存《孝經》版本的對校，還可以發現一些問題。現今可見的《孝經》版本，主要有三個系統，一個是今文系統，主要有《十三经註疏》本和敦煌出土的一些版本；一個是宋本《古文孝經》系統，有大足石刻本、《指解》合編本、《孝經刊誤》本等；一個是日傳本《古文孝經》系統，有十多个版本。[54]宋本與今文本比，除了多出“閨門”一章，其他文字大致相同，故通過夏書難以分辨，但它們與日傳本比異文較多，故可以稍作分辨。

1、今文本、宋本與日傳本異文但同時出現的字

“膝”與“育”字。今文、宋本“親生之膝下”一句，日傳本作“親生育之”，“膝”、“育”字在相應版本皆僅出現一次。但夏書既有“膝”字，又有“育”字。卷五8，夏書為，按字形應為“厀”，即古文“膝”字。卷五4，為“育”字。

 “辟”與“避”字。今文、宋本“曾子避席”一句，日傳本作“曾子辟席”，“避”、“辟”字在相應版本皆僅出現一次。夏書既有“避”，又有“辟”。卷四2，為“避”；卷五21，為“辟”。

“就”與“分”字。今文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55]日傳本古文作“因天之時，就地之利”，“分”、“就”字在相應版本皆僅出現一次。夏書既有“就”字，又有“分”字。卷四43，為“就”字；卷五17，隸定為“別”，與《說文》八部同，諸家也都認為是“別”字，[56]但各本經文均無“別”字，《說文》段注以為是“兆”字，但夏書有“兆”字（卷三21），與此不類，故此處是“兆”字的可能性不大。筆者以為應是“分”字，或“別”假借為“分”。

2、今文本、宋本僅見之字

卷五11，隸定為“厥”，今文、宋本“聿修厥德”，日傳本為 “聿修其德”。[57]

卷四40，隸定為“病”，今文、宋本“病則致其憂”，日傳本作“疾則致其憂”。

卷五22，隸定為“逆”，今文、宋本“以順則逆”，日傳本作“以訓則昏”。

3、日傳本僅見之字

“安”字。卷二5，隸定為“焉”，其實字形為“安”，用作虛詞。經文中“安”作虛詞且可與“焉”通用者，僅“安得為孝”一句，日傳本同此，今文、宋本皆作“焉得為孝”。夏竦所見字形是“安”，僅與日傳本同，但夏書又為何隸定為“焉”？筆者猜測，夏在隸定時是對照今文本《孝經》進行的，今文作“焉”，故即使字形為“安”，也隸定為“焉”。宋本是司馬光根據秘府所藏古文本隸定，也作“焉”，我們推測秘府原本也應作“焉”，司馬光照原字隸定，因為司馬光作為好古派，沒必要根據今文經改“安”為“焉”。這也可以證明，此處所引“古孝經”字形與司馬光所見不同。

“呂”字。卷三8，隸定作“呂”，今文、宋本“甫刑云”，日傳本作“呂刑云”。[58]敦煌出土的今文本也有作“呂刑”者，是隋唐時今古文混淆造成的，其實今文原本只作“甫刑”。[59]

“訓”字。卷四20   ，夏書均隸定為“順”，其實此二字形不同，應分別對待。前一字形即《說文》人部字訛變，該字許慎釋云“送也，古文以為訓字”，可見此字應為“訓”。夏書之所以隸定為“順”，也是因為參考今文《孝經》的結果。按凡日傳本作“訓”之處，今文、宋本皆作“順”，如日傳本“先王有至德要道以訓天下”，今文、宋本皆作“以順天下”，可見，此處的“訓”字正與日傳本合。后一字形為“巡”字，字形稍訛。[60]《康熙字典》頁部引《集韻》云：“順古作巡。”可見，後一字形是以“巡”用為“順”。

4、與宋本不同之字

卷二12，參，即曾參字，宋本作，[61]這是《說文》晶部正篆的隸定，與夏書字形不同，夏書字形與《說文》或體同。

由以上可見，夏書所引“古孝經”版本，今文、宋本與日傳本系統並存，并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屬於哪個版本系統，這也符合其書字形來源駁雜的事實。有學者認為：“夏竦所見之《孝經》，當即宋代從秘府流傳出來的本子，並無別本。”[62]舒大剛先生的《論宋代的古文孝經學》[63]一文，也多將夏書所引“古孝經”與宋本籠統地混為一談，從我們的考察來看，這種觀點是有一定問題的。

五、與日傳本字形比較

《古文孝經》在日本流傳很廣，至今可見的版本達十餘個，最早的可到晚唐時期，其中保留了大量的隸古字和俗字，因此有必要就夏書字形與日傳本字形進行比較研究，以探尋二者的關係，並考察日傳本字形的可靠性。夏書字形多有與日傳本相合者，如前文所列舉的“育”、“辟”、“就”、“安”、“呂”、“訓”等字，都是僅見於日傳本而被夏書收錄的。除此之外，在具體字形方面，也有更多相合之處。

胡平生先生曾考察過日傳本中的隸古字和俗字，并以此來證明其可靠性：“翻閱足利本(日傳《古文孝經》的一個版本——筆者)，其書體有兩個特點引人注目：第一是北朝至隋、唐的俗字的使用，第二是隸寫古文……以這樣的認識來考察日本古抄本《古文孝經》，我們不能不強烈地感到它們古風猶存。”[64]舒大剛利用日本刻書家天瀑山人所刻的《佚存叢書》本在中國的影印本，與夏書字形進行了詳細對比，並指出：“四聲韻所載《古孝經》字形，與日傳《古文孝經》在字形上有可比性的共69例，四聲韻有而日傳《古文孝經》無者282例，日傳本《古文孝經》有而四聲韻無者24例，這些都無可比性，共306例。從有可比性的69例看，字形相同或相近的僅19例。相同的只佔69例中的30%弱，不同的多達50例，占70%強，如果將無可比性的一起加上，二者的不同文字多達356例，兩者相同與不同的比例是19:356，約為1/18，約5%。”[65]由此，他認為二者差異巨大，沒有同源關係。由於他又認為夏書字形來源可靠，由此斷定日傳本不可靠。舒先生所做的對比看似用數據說話，但其實並不嚴謹。

首先，舒先生所說的“無可比性”中，夏書有而日傳本無者為282例，占絕大多數。但到底什麼是“無可比性”呢？“夏書有日傳本無”者，當然不是字之有無，既然二書都有某字，則字形肯定可以比較，又為何歸入“無可比性”之列呢？筆者推測，其所謂的“無可比性”，最大的可能是字形完全一致，只是一個是古文，一個是楷書而已，考察其所言的282例，與日傳本完全一致的俯拾皆是，如東與（卷一17）、同與（卷一17）、公與（卷一18）、臣與（卷一66），人與（卷一67）文與（卷一74）先與（卷二89）何與（卷二107）三與（卷二114），王與（卷二120）等等，例子不勝枚舉，這些字形完全一致，舒先生卻將它們歸入“無可比性”中，進而在統計時又歸入不同者，最終得出相同者僅佔5%的結論。可見，“無可比性”的歸類掩蓋了事實真相，二者的相同字應遠多於5%。

其次，我們再看舒先生所作對比的69例。對這69個字，舒先生只是對字形進行簡單圖畫式對比，而沒有從文字源流角度進行分析，所以僅發現19例相同。二書字形對比，有幾個前提需要明白，其一，前文已述，夏書字形不全為真；其二，日傳本輾轉傳抄，大部分字已改為今文，部分可能有俗字雜入，所以，二者有不同是正常的，不能根據二者的不同就得出一為真，一為偽的結論。據我們研究，69例中字形相同或有淵源關係者41例，占59%。字形不同，各有所長，但以日傳本為勝者9例；因日傳本改為今文、又或雜入俗體，字形略有差異的13例；字形全異者6例，對比詳情見附表。從數據看，二者具有高度的符合性，其不一致之處，也未必是日傳本為偽而夏書為真。

第三，舒先生僅選取《佚存叢書》本進行對比，而此本成書於1799－1810年間，年代較晚。如果再參照更早的一些抄本，還可以發現更多二者相合的字形，今略舉幾例：

卷一17，隸定為“無”，實為“亡”，假借用法，日傳本凡“無”皆作“亡”。[66]

卷一24，隸定為“才”，假借為“哉”，經文有“甚哉孝之大也”，膽澤城出土漆書《孝經》“哉”正作“才”。[67]

卷二13，為“揚”，即“敭”，日多個抄本都作“敭”，為古文字形的直接隸定。[68]

卷三7，隸定為“始”，字形為“乨”，是“始”字古文，日傳本膽澤城本、猿投本、三千院本、弘安本並用此字。[69]

卷四10，隸定為“度”，日傳本作[70]，為古文字形的直接隸定。

由於受資料限制，筆者無法見到所有日傳系統的《古文孝經》版本，只能就可見資料進行初步对比研究，但即使這樣，我們就發現了這麼多高度相似的字形，這很難用偶然來解釋。前文我們已經指出，夏書可靠的字形來自唐大曆出土科斗文《孝經》，即漢代舊本，而日傳本又有這麼多與其相同之處，可见日傳本《古文孝經》直接來自漢代真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傳統認為其為後人偽作的結論需要再作研究。

結語

《古文四聲韻》保留的大量“古孝經”字形，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孝經》流傳情況的重要資料。夏書字形來源並非一個版本，而是非常駁雜，有真有偽。一方面，其書所引“古孝經”的大量字形是可靠的，並且很可能來自唐大曆年間出土的由衛宏所校、桓譚所見的東漢舊本。另一方面，其書除了一些技術性的錯誤，如字形重出、隸定錯誤、前後錯倒等之外，還有一字多形、來源各異、通假混亂、多版本並存等問題，尤其是收錄“古文孝經”題名中“古”字的古文，這足以證明其中有些字形並不可靠，很可能來自後人收輯古字重寫的“假古文孝經”。將夏書字形與日傳系統的《古文孝經》進行比較，可以發現二者有高度的相似性，除了收有僅見於日傳系統的若干字之外，字形方面也有許多雷同，僅以舒大剛先生所說的具可比性的69例進行對比，字形相同者達41例，近60%。這種相似性決非偶然，更可能是因為二者均有可靠性的共同來源。

附：夏書“古孝經”字形與日傳本《古文孝經》部分字形對照表（共69例）

1、相同或来源一致（共41例）

2、字形不同，各有所長，但多以日傳本為勝。（共9例）

3、已改為今文或俗字，字形略有變異者（共13例）

4、字形完全不同者（共6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