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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清華簡“湯丘”為“商丘”說
在 2015/2/22 9:46:27 发布

清華簡“湯丘”為“商丘”說

(首發)

 

王寧

棗莊廣播電視臺

 

清華簡五《湯處於湯丘》(下簡稱《湯》)開頭兩句是:

“湯(處)於湯𡊣(丘),取妻於又(有)(莘)。”

沈建華先生在《略說清華簡〈湯處於湯丘〉》一文中,1對其中的“湯丘”作了深入考察,認為“湯丘”就是周初唐叔虞的始封地“唐”,論之云:

“近年來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和發現,曲沃、翼城被更多學者接受是周成王封於叔虞的唐地,與《史記·晉世家》言:‘封唐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的記載十分相吻合的。這正好說明湯‘從先王居’始源於唐丘其封地,顯示了這一原始資料來源并不是出於偶然的,它為‘湯始居唐丘’的真實性,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筆者認為,沈先生的看法恐有問題。目前典籍中沒有可證明湯曾經居於唐的任何線索,而曲沃、翼城一帶是夏人在中土被商人擊敗後的徙居之地,郭沫若先生指出夏民族被殷人驅逐後遷徙到北方變為戎狄,認為“所謂昆夷、犬戎、鬼方(即懷姓戎)、葷粥、熏鬻、玁狁、休渾、匈奴均一音之轉,前人已言之。由上三證則夏民族被殷人驅逐後,多逃往北方,殆是事實(有一部分系逃往南方)”,其中的土方和方都是玁狁的部族,也就是夏人,2故從卜辭看殷人的勁敵一直是在北或西北。胡厚宣先生經過對卜辭的“土方”和“唐”、“唐土”研究後認為:

“唐即唐土,唐地名,在今山西河汾之間,翼城一帶。土即土方之土,猶言夏人,唐土者,意思是居住夏人的唐地。……大夏即唐土,唐人所居大夏之地,古文獻與卜辭相合。殷王武丁征伐了土方之後,又在夏民族所居中心唐土一地作建大邑,以監視并鎮壓夏人,可能已見效果,所以殷武丁以後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辭就大為減少了。”3

由此来看,如果唐是湯的居地,夏人被商湯擊敗後怎麼會跑到敵人的地盤里?而且盤踞在這裡與商人為敵長達400餘年,這實在是不好解釋的。唯一的解釋是當時的唐一帶的地方不在商人的勢力範圍之內,屬於北或西北的荒遠之地,所以夏人被擊敗後與其一些附屬方國才逃到這裡,而且盘踞歷時甚久,所以這裡也有“夏虛”之稱。後來的學者不作辨析,徑根據此以為夏人本居於山西,實為以後為先、本末倒置。直到殷王武丁時期,唐這個地方還在夏朝遺民的控制之下并經常與殷商開戰,所以武丁不断用兵征伐土方,最终将其征服,才算是勉強控制了这片地区。由這些情況看,說商湯的時候就曾居住在湯,是難以讓人相信的。

筆者認為“湯丘”不應該讀為“唐丘”,而應該是“商丘”,因為“湯”古音亦讀如“商”,如《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釋文》:“湯音傷”;在出土文獻中,也有“湯”被用為“傷”的例子,4而“傷”、“商”古音同;《詩·大雅·江漢》:“江漢湯湯”,《釋文》:“湯,書羊反”,書羊反亦讀若商;《廣韻·下平聲·十陽》、《集韻·平聲三·十陽》下“湯”與“商”同讀尸羊切;在傳世典籍中,《逸周書·史記解》云:“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成商伐之,有洛以亡。”孔晁注:“湯號曰成,故曰成湯”,盧文弨將孔注的“成湯”校改為“成商”,5孔晁以“成商”為“成湯”,故徑以成湯作解,應當是對的,因為古或讀“湯”為“商”,故或寫作“成商”。由此看來,“湯”讀為“商”是完全可能的。那麼《湯》篇的“湯丘”很大的可能就是“商丘”,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商丘,即周代宋國的地方。

《史記·殷本紀》云:“成湯,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集解》:“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正義》:“按:亳,偃師城也。商丘,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後徙西亳也。《括地志》云:‘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本帝嚳之墟,商湯之都也。’”可證明湯最先是居住在商丘,後來遷到亳。這個“亳”《集解》、《正義》認為是偃師,王國維經考證認為是北亳,在今天山東曹縣南,因為此地古有景山,故又稱“景亳”,與商丘距離并不遠。這裡與古葛國(今河南寧陵)接壤,故湯征伐從葛開始。6孫亞冰、林歡先生在《商代地理與方國》中也認為“‘商’在今商丘,‘亳’地在今山東曹縣”,7應該是對的。

要之,清華簡《湯處於湯丘》之“湯丘”當是“商丘”,即今河南的商丘,為湯之初居,釋為山西的唐恐怕是有問題的。

 

 



1 沈建華:《略說清華簡〈湯處於湯丘〉》,《〈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與儒家經典專題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烟台:201412月。下引沈先生說均出此文,不另注。

2 郭沫若:《夏禹的問題》,《郭沫若全集》歷史編1,人民出版社1982年。307頁。

3 胡厚宣:《甲骨文土方為夏民族考》,《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9年。353頁。

4 白於藍:《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671頁“湯與傷”條。

5 黃懷信、張懋镕、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1036頁。

6 王國維:《說亳》,《觀堂集林》第二冊,中華書局1959年。519-522頁。

7 孫亞冰、林歡:《商代地理與方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387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5年2月21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5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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