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觥飯不及壺飧”舊說辨正

——以《篆隸萬象名義》印證《說文》一例

冀小軍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引言

《說文·人部》：“侊，小皃（貌）。从人，光聲。《春秋國語》曰：‘侊飯不及一食。’”今本《國語·越語下》：“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三國吳韋昭注：

觥，大也。大飯謂盛饌。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飢疾。言己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

一般認為“侊”與“觥”音義同，但許說與韋注義正相反。清吳玉搢《說文引經考》云：“《說文》‘侊’訓‘小貌’，而引《國語》，語意相戾，疑誤。”這種看法也是自宋代以來多數學者的意見[1]。迄今為止，尚未見有人對韋注提出疑問。

近年來，筆者常翻檢日本釋空海所編《篆隸萬象名義》[2]，無意中發現了可能對許說有利的證據。為疏通相關材料，我們廣泛搜集各家之說，並逐一加以檢討。以我們現在的認識來看，許說並不誤，而韋注則是不能成立的。今將拙見草成此文，以就正於讀者。

一、《說文》“侊”字條校訂

從上引材料看，《說文》除釋義與韋注不同外，其引文作“一食”，也與《國語》“壺飧”不同。

《詩·伐檀》三章毛傳：“孰（熟）食為飧”，陸德明釋文：“飧，素門反。《字林》云：‘水澆飯也。’”《古今韻會舉要·魂韻》：“飧，《說文》：‘餔也’，謂晡時食也。本从夕食，言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胡吉宣云：“《六書故》：‘飧，夕食也。古者夕則餕朝膳之餘，故熟食曰飧。……’案：熟食剩餘，至夕而澆水食之，今人晚餐猶然。”[3]“飧”為水澆飯，以壺盛之，故曰“壺飧”。

古書中“壺飧”或作“壺餐”。《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4]，餒而弗食。”“飧”字，阮元《校勘記》云：“閩本、監本、毛本作‘餐’。”《資治通鑑·漢紀五十八》：“今朝廷之議，吏有著新衣、乘好車者，謂之不清；形容不飾、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污）辱其衣，藏其輿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胡三省音注：“飧，蘇昆翻。熟食曰飧。”《三國志·魏書·和洽傳》“壺飧”作“壺餐”。我們討論的這條諺語，在宋代小學書中也有異文：

侊，公黃、公橫二切。《國語》云：“侊飯不及壺滄。”注云：“侊，大也。大飯謂盛饌。”（《玉篇·人部》）

侊，小皃。《春秋國語》曰：“侊飯不及壺湌。”（《廣韻·庚韻》古橫切觵小韻）

侊，《說文》：“小皃”，引《春秋國語》“侊飲不及一餐”。（《集韻·庚韻》姑橫切觵小韻、《類篇·人部》）

案：《玉篇》作“壺滄”，無義可說，“滄”當為“湌”之形近訛字；根據《說文》，“湌”是“餐”字或體，《廣韻》作“湌”，《集韻》、《類篇》則作“餐”。此外，《集韻》、《類篇》中“侊飲”之“飲”當為“飰”（俗飯）字之訛[5]；“飰”字手書或作“[6]”，與“飲”形近。

清代學者對《說文》“侊”字條的意見，可謂眾說紛紜[7]。下面擇要加以介紹。

（一）關於“侊，小皃”

清代治《說文》者多云許說有誤，段玉裁等人更是明確指出“小”當作“大”；獨承培元力主許說不誤。其《說文引經證例》云：

今《國語》曰：“觥飯不及壺飧”，韋昭注：“觥，大也。大飯，盛饌。飢時不及待，不如得壺飧可以救飢也”，喻欲急取吳之意。今鄦（古許字）云云，似謂細嘗不及急食，意同而語異。或謂“侊”當訓“大皃”，“小”字蓋傳寫之訛。以次“”案之，“小皃”不誤也。

案：以“細嘗”來解釋“侊飯”，在訓詁上缺少根據，其說不足論。不過，承氏可能參考了董增齡的《國語正義》[8]。董氏云：

《說文》引《國語》作“侊飯不及一食”；侊，小貌。齡案：《曲禮》：“小飯而刺之。”“小飯”言進粒少也，粒少則飽遲；“一食”猶言大嚼，言小飯不如大嚼之速得飽也，喻時不能久待。宏嗣訓觥為大，與許叔重異義。

案：董氏所引“小飯而刺之”，出自《禮記·少儀》，原文作“小飯而亟之”[9]，鄭玄注：“亟，疾也。備噦噎若見問也”，孔穎達疏：“小飯謂小口而飯，亟謂疾速而咽。小飯而備噦噎；速咽之，備見問也。”這種意思的“小飯”，祇是在特定語境中的特殊用法，董氏用它來解釋諺語中的“侊飯”，顯然是不妥當的。

各家說法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是段玉裁《說文注》。段氏云：

“小”當作“大”，字之誤也。凡“光”聲之字多訓“光大”，   無訓“小”者。……許所據《國語》作“侊”，“侊”與“觥”音義同。《廣韻》十一唐曰：“侊，盛皃”，用韋注；十二庚曰：“侊，小皃”，用《說文》，蓋《說文》之訛久矣。

案：所謂“某聲之字多訓某”，是說某種可能性較大而已，並非說絕對如此。以“侊”字為例，“侊”與“觥”音義同，而“觥”本作“觵”（从角黃聲）；“黃”聲之字固多訓“大”，但亦有訓“小”者，如《集韻·庚韻》胡盲切橫小韻：“，《字林》：‘，小被也’”、“，小瓦謂之”。且“侊”既訓“大”，如何又訛為“小”，段氏也沒有一個合理的解釋。王筠《說文句讀》云：“此由與‘’連文而訛也”，認為“小”字是涉上條“，小皃”而誤。但此說顯然不可信，因為承培元就是以同樣理由來證明“小”字不誤的（看上引承氏語）。由此可見，無論是肯定許說還是否定許說，雙方都缺少令人信服的證據。

此外，陳瑑《國語翼解》云：

《說文》：“侊，小貌。《春秋國語》曰：‘侊飯不及壹食。’”今刻本又省“壹”作“一”，“侊”、“觥”同聲通假。“觥，大”者，《太玄經》“觥羊之毅”注：“觥羊，大羊也”。許訓“小”，此訓“大”，亦相反為訓。[10]

案：“相反為訓”即通常所說的“反訓”，指一個詞存在着意義相反的兩種解釋。《尚書·盤庚中》：“臭厥載”，孔穎達疏：“‘臭’是氣之別名，古者香氣穢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為臭也。”“臭”有“香氣”、“穢氣”二義，這是人們常舉的例子。不過，這兩種意思是不會出現在同一語境中的。“其臭如蘭”之“臭”，不可能既是“香氣”，同時又是“穢氣”；“臭徹於外”也是如此。就“觥飯不及壺飧”而言，許是則韋非，韋是則許非，沒有調和的餘地。此說亦不可信。

（二）關於“侊飯”

《說文》中的“侊飯”，《集韻》、《類篇》引作“侊飲”；《國語》中的“觥飯”（公序本），也有異文作“觥飲”（明道本）[11]。對於此類異文，多數學者都認為作“飲”者誤，汪遠孫則認為“飯”是訛字。《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一引《國語》曰“觥飲不及壺飧”，又引舊注云：

言志在觥飲，慮不至壺飧。喻己用德小不能遠圖。

汪氏以此為東漢賈逵注。其《三君注輯存》[12]云：

案：此與韋解相反。《說文》：“侊，小皃”，引《春秋國語》“侊飯不及一食”，“飯”與“飲”、“壹食”與“壺飧”形近而誤。叔重多用師說，當是賈侍中注。从“光”之字皆訓“大”，而云“小”，此“以徂為存”、“以亂為治”之例。

案：所謂“與韋解相反”，是說此注與《說文》相同亦訓“觥”為“小”。其實，這是汪氏的誤解。注曰“志在觥飲”，等於說祇想着飲酒，故下文云“喻己德小”，“觥”字顯然是指飲器（《國語》上文又有“肆與大夫觴飲，無忘國常”之語，與“觴飲”比較，亦可證“觥飲”的用法）。此外，漢晉之間為《國語》注者，尚有鄭眾、楊終、王肅、孫炎、虞翻、唐固、孔晁等人，還可能有過一些後世失傳的佚名舊注[13]，而汪氏僅憑“叔重多用師說”，就斷言此“當是賈侍中注”，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下面簡單討論一下這條舊注。

對於“壺飧”，人們並不陌生，但很少有人瞭解其真正的用途。黃金貴指出：“壺飧”主要用作人們外出或田間勞作時攜帶的簡易熟食[14]。此說極精闢，為以往言“壺飧”者所未及。在注者看來，“觥飲”言居家，為近；“壺飧”言出行，為遠，故“志在觥飲，慮不至壺飧”，是比喻自己因德小而不能遠圖。不過，按照這樣的理解，不僅改變了諺語原有的結構，還須添加若干不可省略的成分（後者也是包括韋注在内一些學者的通病），這是很不合理的。

（三）關於“一食”

多數學者認為“一”當作“壺”；“壺”因形近訛為“壹”，又省作“一”。其中又分兩派：惠棟《讀說文記》、桂馥《說文義證》、王煦《說文五翼》等根據《國語》，認為“一食”當作“壺飧”；鈕樹玉《說文解字校錄》、苗夔《說文繫傳校勘記》、段玉裁《說文注》等則根據《玉篇》、《廣韻》、《集韻》，認為“一食”當作“壺湌”。前者如王氏《五翼》云：

《越語》：“侊飯不及壺飧”，韋注：“侊飯，盛饌也”。《說文》本似誤“壺飧”為“壹食”，傳寫又誤“壹”為“一”也；《玉篇》引《國語》作“侊飯不及壺滄”，“滄”字亦誤，俱宜依《國語》改正。

後者如《段注》云：

“壺湌”，各本作“一食”。“一”由“壺”、“壹”遞訛，“食”奪偏旁，今依《玉篇》、《廣韻》所引《說文》正。“湌”者，《食部》：“或餐字也”，《集韻》正作“餐”。“壺湌”猶《左傳》趙衰之“壺飧”。

案：由段氏云“‘壺湌’猶《左傳》趙衰之‘壺飧’”，可知兩派之別祇是文字不同，並不涉及文義的理解。比較而言，段氏等人根據《玉篇》、《廣韻》校正《說文》，要更合理一些。因為《廣韻》、《集韻》庚韻所云全本《說文》，其字作“湌”、“餐”，並不作“飧”；《玉篇》釋義雖從韋注，但引《國語》用“侊”則是根據《說文》，其字作“滄”，顯然也是“湌”之訛字；而古書中“壺飧”或作“壺餐”，亦可作為旁證。故段氏等人“一食”當作“壺湌（餐）”之說是可信的。不過我們認為，“壺湌（餐）”仍應讀為“壺飧”。

在今本《說文》中，“湌”是“餐”字或體，《食部》：“湌，餐或从水”。桂馥、俞樾均對此提出過質疑[15]。桂氏《義證》云：

“餐或从水”者，“餐”當為“飧”，本“飧”之或字也，……今錯屬“餐”下。

俞氏《兒笘錄》云：

《釋名·釋飲食》曰：“餐，乾也，乾入口也。”从水作“湌”，似為無理。今按：“湌”者，“飧”篆之重文也。《說文》曰：“飧，餔也。从夕、食。”《詩·伐檀》篇正義引《說文》曰：“飧，水澆飯也。从夕、食。”今《說文》無此文，然“水澆飯”為“飧”則古有此義，故《伐檀》篇釋文引《字林》曰：“飧，水澆飯也”，《玉篇·食部》曰：“飧，水和飯也”，《釋名·釋飲食》曰：“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皆其證也。疑古本《說文》當曰：“飧，餔也。一曰：水澆飯也。从夕、食”，又出重文“湌”，曰：“飧或从水”，正合“水澆飯”之義。因“飧”、“餐”二篆相近，傳寫者誤移“飧”下之重文為“餐”下之重文。

清朝末年，黎庶昌等人在日本發現了原本《玉篇》殘卷，《食部》作（原文為連續排列）[16]：

飧，蘇昆反。……《說文》：“飧，餔也。”……

湌，《說文》今<亦>[17]湌<飧>字也。

餔，補湖反。……《說文》：“[餔，]日加申時也。”……

餐，旦<且>舟<丹>反。……《說文》：“食<餐>，吞也。”……

案：“飧”、“餔”、“餐”三字順序與《說文》同，“湌”則次於“飧”字之下，正與桂、俞二家說相合。《集韻·魂韻》蘇昆切孫小韻：“蕵、，《爾雅》：‘須，蕵蕪’，郭璞曰：‘似羊蹄，葉細。’或从湌。”亦可證“飧”、“湌”二字同音。“湌”本為“飧”字或體，這應該是《說文》引《國語》而作“壺湌”的最合理的解釋。

原本《玉篇》成書於梁大同九年（543年）[18]，野王所見《說文》，“湌”字尚在“飧”下。然而，在人們的日常書寫中，情況卻很不一樣。根據筆者的考察，以“湌”為“餐”的用法在新莽初期已經出現，且至遲在東漢末年已成為文字書寫的主流，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唐代初期，後始為減筆之“飡”字所取代[19]。另一方面，五代以來古書多以板本行世[20]，其俗字或體亦往往被刊印者改為正字。而在改“湌”為“餐”的同時，一些原本用作“飧”的“湌”字，也由於誤解而被誤改，如古書中“壺飧”、“盤飧”、“饔飧”、“飧泄”（中醫名詞）等普遍存在的“餐”字異文，實際上就是這種誤改的產物（與通假或同義替換無關）。在宋代小學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湌”、“餐”二字的兩種用法以及相應的兩種讀音，如《集韻》（《類篇》略同）：

飧、餐，《說文》：“餔也”，謂晡時食。或作餐，通作湌。（魂韻蘇昆切孫小韻）

湌，水沃飯曰湌。（同上）

餐、湌，千安切。《說文》：“吞也，或从水。”俗作飡[21]，非是。（寒韻）

“飧”、“餐”二字音義均不同，由於本是“飧”字或體的“湌”被用作“餐”，所以“餐”字有作“湌”的或體；又由於古書中一些原本用作“飧”的“湌”字，因為誤解被改成“餐”，所以“飧”字也有作“餐”的或體；不過“飧”字祇有“蘇昆切”之音，則表明它並不直接與“餐”字發生關係[22]。這正是古書中“飧”、“湌”、“餐”三字使用情況的客觀反映。因此，把“壺湌（餐）”讀為“壺飧”是沒有問題的。

在有關“一食”的討論中，比較特殊的是姚文田的意見。他不僅認為《說文》的“一”字不誤，而且還認為《國語》的“壺”字也應該是“壹”。姚氏云：

“食”乃“飧”之爛文，“壺”乃“壹”之訛字。“壹飧”見《梁孝王世家》，“一飧”見《三國志·賈詡傳》注，“壹”、“一”同字。《史記·淮陰侯列傳》注：“如淳曰：小飯曰飧。”[23]

王筠《句讀》從之，並進一步解釋說：

“侊飯不及壹飧”者，盛饌非一時可具，不及小飯之療飢也。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後亦改從此說：

《越語》：“觥飯不及壺湌”，言盛饌難具，不如壺湌之療飢速也。【補遺】按：“壺”疑“壹”之誤。“壹飧”見《史記·梁孝王世家》，“一飧”見《三國志·賈詡傳》注。

為便於討論，我們先將姚氏提到的《史記·淮陰侯列傳》注、《梁孝王世家》及《三國志·賈詡傳》注引在下面（所據均為中華書局本）：

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集解：“徐廣曰：‘音湌也。’服虔曰：‘立駐傳湌食也。’”曰：“今日破趙會食！”集解：“如淳曰：‘小飯曰湌[24]，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史記·淮陰侯列傳》）

及聞梁王薨，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曰：“帝果殺吾子！”景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乃分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食湯沐邑。於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說，為帝加壹湌[25]。（《史記·梁孝王世家》）

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26]，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跱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三國志·魏書·賈詡傳》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閻忠語）

案：《淮陰侯列傳》於“夜半傳發”後，分敘二事：一是“選輕騎二千人……”，一是“令其裨將傳飱”。由於此時並非飯時，所謂“飱”不過點飢而已，故如淳曰“小飯曰湌，言破趙後乃當共飽食也”。《梁孝王世家》“太后乃說（悅），為帝加壹湌”，則是說太后為嘉許景帝而稍進飲食（比較上文“竇太后哭極哀，不食……景帝哀懼，不知所為”）。此“壹湌”不可省稱“湌”（《漢書》作“為帝壹餐”），而“小飯曰湌”之“湌”亦不可稱“壹湌”，故知二者不同。《三國志》裴注引《九州春秋》所言韓信事，見《史記·淮陰侯列傳》，時蒯通勸韓信與劉、項“參分天下，鼎足而居”，信不肯，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閻氏所謂“韓信不忍一餐之遇”，即據此而言；“一餐”猶言一頓飯，然亦非如淳曰之“小飯”。姚氏將三者混為一談，實屬不當。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將《說文》“侊”字條重新寫出：

侊，小皃。从人，光聲。《春秋國語》曰：“侊飯不及一<壺>食<湌（飧）>。”

二、“觥，大也”及相關訓釋討論

在唐以前古書中，訓“觥”為“大”者僅有兩例：一是三國吳韋昭《國語》注，一是晉范望《太玄》注。後人援引韋注時，亦往往以范注作為旁證。我們可以通過對范注的討論，來看看訓“觥”為“大”的問題。揚雄《太玄·毅》：

觥羊之毅，鳴不類。測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

司馬光集注：“范曰：‘觥羊，大羊也。’光謂：羊，很物也；類，善也。……小人剛很，言無所擇，不顧法度也。”

案：“羊，很物也”謂羊性執拗，古書中多見此類說法。《史記·項羽本紀》：“（宋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說文·彳部》：“很，不聽从也”，徐鍇繫傳：“宋義曰：‘很如羊。’羊之性，愈牽愈不進。”梁蕭繹《金樓子·立言上》載卞彬《禽獸決錄》云：“羊淫而狠，豬卑而孿。” [27] 據上引司馬注，可知揚雄是以“觥羊”來比喻“剛很”之小人；而由宋義、卞彬等均稱“羊”，又可知古人作此類表述時，無須強調其為“大”羊[28]。因此，范注“觥羊，大羊也”等於說“觥”字無義，這恐怕不是揚氏的本意。

《說文·角部》：“觵，兕牛角，可以飲者也。从角，黃聲。其狀觵觵，故謂之觵。觥，觵俗从光”，徐鍇繫傳：“觥，曲起之皃。”所謂“其狀觵觵，故謂之觵”，是對飲器“觵”得名緣由的說明。依小徐說，“觵觵”所言為兕角“曲起之皃”，但古書中形容角彎曲時多言“觓（觩）”，如《說文·角部》：“觓，角皃。《詩》曰：‘兕觵其觓’”，今本《詩·小雅·桑扈》作“兕觥其觩”，陸德明釋文：“觩，音虯。本或作觓”，朱熹集傳：“觩，角上曲貌”；字亦作“捄”，《周頌·良耜》：“有捄其角”，鄭玄箋：“捄，角貌”，朱熹集傳：“捄，曲貌”；或重言“球球”，《穀梁傳·成公七年》：“郊牛日，展觓[29]角而知傷”，范甯集解：“觓，球球然角貌”，陸德明釋文：“觓，其樛反，一音求。角貌”，均是其證，而言“觵觵”者則未曾一見，故世人不信小徐之說。下面是清儒的意見：

“觵觵”，壯皃，猶“僙僙”也。《後漢書》曰：“關東觥觥郭子橫。”（段玉裁《說文注》）

“其狀觵觵，故謂之觵”者，“觵觵”當為“橫橫”，“觵”、“橫”聲相近，《後漢書·郭憲傳》：“關東觥觥郭子橫。”本書之例，凡“故謂之”云者，皆取聲同之字以為訓也。“橫”謂充滿強大，……《太玄》：“觥羊之毅”，注云：“觥羊，大羊也”；本書：“桄，充也”。觵，大爵，故曰“其狀觵觵”。（桂馥《義證》）

“觵觵”者，充滿壯大之皃也。《釋言》：“桄，充也”；漢之“橫門”，亦曰“桄門”。凡从“黃”聲、“光”聲之字，皆有“大”意。……《後漢書·郭憲傳》：“關東觥觥郭子橫。”《太玄經》注：“觥羊，大羊也。”（王筠《句讀》）

“觵”，……【叚借】為“侊”[30]。《越語》：“觥飯不及壺飧”，注：“大也”；《太玄·毅》：“觥羊之毅”，注：“大羊也”。又重言形況字。《後漢書·郭憲傳》：“關東觥觥郭子橫”，注：“剛直之貌”。【聲訓】《說文》：“其狀觵觵，故謂之觵。”（朱駿聲《通訓定聲》）

案：以上四家可分為兩類：段、桂、王三家說大同小異，他們把“其狀觵觵”、“觥觥郭子橫”及“觥羊”看作同一詞的不同用法，並試圖給出一個一貫的解釋。朱氏則將“觥羊”、“觥觥郭子橫”看作意義不同的“叚借”；此外，他雖指出“其狀觵觵，故謂之觵”是“聲訓”，但並未說明“觵觵”應該如何理解？它與“觥觥郭子橫”又是什麼關係？從原則上說，我們傾向於段氏等人的做法，因為很難想像“觥”字的用法會如朱氏所言是一盤散沙。

我們認為，“觵觵”應從段氏讀為“僙僙”；但“僙僙”並不是“壯皃”，而是“武皃”，《廣韻·唐韻》古黃切光小韻：“僙，僙僙，武皃”。亦作“洸洸”，《詩·大雅·江漢》：“武夫洸洸”，毛傳：“洸洸，武貌”。《爾雅·釋訓》：“洸洸，武也”，郝懿行義疏：“洸者，聲借之字，古無正體。《釋文》云：‘洸，舍人本作僙。’然‘僙’亦或體，《鹽鐵論·徭役篇》引《詩》作‘武夫潢潢’，《玉篇》作‘趪’，云‘……趪趪，武皃’。”兕角碩大堅實，孔武有力，故古人以“觵觵”狀之，而以兕角為之的飲器亦因此得名為“觵”。

“武皃”是古書常訓，實為三家說所本。但段氏等人囿於“凡从‘黃’聲、‘光’聲之字，皆有‘大’意”的成見，不僅深信韋、范之說，還試圖以“大”來貫穿“觥”字諸義，故改訓為“壯”，為“充”，為“強”。[31]“壯”與“武”義相近[32]，用來解釋“武夫洸洸”及兕角“觵觵”之狀，尙無大礙；但對於“觥觥郭子橫”來說，就有點兒扞格不通了。《後漢書·郭憲傳》云：

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為天下疲敝，不宜動眾。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李賢注：“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從“帝令兩郎扶下殿”及“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等語來看，此時的郭憲已是老邁之人，與“壯皃”、“充滿強大”毫不相干。而光武之所以感慨“觥觥郭子橫”不為虛語者，當是因其剛強不屈，“諫爭不合，乃伏地不復言，下殿亦不拜”之故。《傳》又云：

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為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於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

可見郭憲不畏強禦由來已久，其得“觥觥”之名蓋與此事有關，《傳》因詳載始末。“觥觥”之義，自以李賢注最為確當。

《逸周書·諡法》（《四部備要》所收抱經堂校刊本）：“剛彊理直曰武”，孔晁注：“剛，無欲；彊，不撓；理，忠恕；直，無曲也”。黃懷信等集注引潘振云：“剛以體言，彊兼用言，惟剛故能彊，循理故常直，此大勇也，故曰武。”[33] 約言之，“剛彊理直”則為“剛直”。《魏書·于忠傳》：“忠薨，……太常少卿元端議：忠剛直猛暴，專戇好殺，案《諡法》：‘剛彊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醜’，宜諡‘武醜公’。”郭憲以“剛直”被稱為“觥觥”，于忠因“剛直”被議諡為“武”，名雖有異，實則相同。

“觥觥”指人性剛直，“觥羊”之“觥”指羊性執拗，二者當為一詞（單複無別，用有褒貶）。“觥觥郭子橫”為褒義，稱其“剛直”；“觥羊”則為貶義，喻小人之“剛很”。據《漢書·揚雄傳》，“哀帝時（前6-前1年）……雄方草《太玄》”；而郭憲得“觥觥”之名，則在成帝綏和年間（前8-前7年）或稍後[34]，二者基本同時。就這一點而言，把“觥羊”之“觥”與“觥觥”看作同一個詞也是很合理的。

經過以上討論，訓“觥”為“大”已是孤證單行，難以成立。在第四節中，我們還將結合史實來討論韋注的合理性，這裡就不多說了。

三、“兕觥”及相關問題討論

觥是一種飲酒器，相傳以兕角製成，故又稱兕觥。《說文》：“觵，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觥，觵俗从光。”敦煌寫本P.2011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庚韻》（宋跋本同）：“[35]，古橫反。以兕角為酒器。亦作觵，通俗作觥。”《詩·豳風·七月》：“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猶如今人舉杯上壽（稱，舉也）。觥主要行於商代（說詳下文），後人由於聞其名未見其物，所以對觥的形制多有誤解。其中，以王國維《說觥》（1915[36]）一文最為著名，今人編纂的各類大型工具書所說之觥（參附圖一），都是根據他的意見。

對於王氏之說，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1941）中提出質疑：守宮作父辛觥腹內有一勺（附圖一中可見勺柄），說明它是盛酒器而非飲酒器，這與《七月》所說“稱彼兕觥”不合；《西清續鑑》（甲編12：17）曾將一角形器（附圖二右）定為兕觥，而中央研究院發掘安陽西北岡時，也得到一件與之相似的角形器（有蓋，附圖二左），故王氏“所定觥之名或須更定”。 [37] 1964年，臺灣學者孔德成作《說兕觥》，進一步指出：《詩》言“兕觥其觩”者，乃“狀兕觥之觩然而曲也。兕之體不能曲，其角乃曲，則由其狀之之詞，可知兕觥非雕兕形，而為兕角所製。兕角觩然，觥亦如之也。《說文》：‘觵，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觥，觵俗从光。’……《三禮圖》云：‘以兕角為之。’《西清續鑑》以角形銅器名觥。中央研究院在安陽發掘，亦得與《禮圖》、《續鑑》同形之銅器。蓋觥本以兕角為之，故曰兕觥。以銅仿製，其形不改，……故仍以兕觥名之也。”[38] 1971年，屈萬里又撰《兕觥問題重探》[39]，申論容、孔之說，並逐一反駁了王氏所舉六證。屈氏還指出：

常用的器物，往往是最初用實物，後來纔仿照實物的形狀，製成陶器或銅器；譬如最初用葫蘆盛水或盛酒，後來就仿照葫蘆的形狀，製成陶質或銅質的壺，便是一例。兕觥在最初，可能是用真正兕牛的角，後來才有青銅製品。

經過容、孔、屈三家的討論，兕觥是一種像兕角形的飲器應該說已成定論。下面，我們再補充說明幾個問題。

（一）關於兕觥的材料

舊說多以兕為犀牛（在大陸學界，此說至今仍是主流觀點[40]）。1983年，法國雷煥章神父撰《兕試釋》[41]一文，從古文字學、古生物學、古文獻學等角度，充分論證了兕不是犀牛，而是野生水牛。其主要結論有如下幾點：

1．殷墟甲骨文兕字作，它的角不是立在鼻子前端，而是從頭後伸出，這一特徵與犀牛不符，但與水牛相合；角上常見表示紋理的刻畫，也與水牛角的特徵吻合。

2．殷墟發現的刻有“獲白兕”的大獸頭骨，經古生物學家鑑定，屬於水牛。

3．在記事刻辭中，有一次狩獵捕獲多頭兕的記載（最多時達40頭）。犀牛不成群活動，因此這種事情不可能發生在犀牛身上；但如果兕是野牛，就極有這種可能。

4．從先秦到東晉的絕大多數文獻，並無兕是一角的記錄（先秦時期的《山海經》是唯一的例外，後來有少數學者受到它的影響）；兕在文獻記載中的特徵，與水牛最為接近。

雷氏還轉述了丁驌的意見：在甲骨文字中，角的體形巨大，與某些古代文獻所言人們用來喝酒的獸角非常吻合；但要適合做酒杯的話，角必須是中空的，因此它不應該是實心的犀牛角，而應該是空心的牛角[42]。雷氏等人的研究，使我們對兕觥的認識又進一步：最初的兕觥應該是用水牛角（參附圖三）製成的。

（二）關於兕觥的用途

舊說以兕觥為“罰爵”。《詩·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毛傳：“兕觥，角爵也”；鄭玄箋：“觥，罰爵也。饗燕所以有之者，禮自立司正之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孔穎達疏：

《傳》云“兕觥，角爵”，言其體；此言“觥，罰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顯其罰，二者相接也。《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饗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非所以饗，不得名觴。’《詩》毛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觥罰有過，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由此言之，則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故《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禮無觥，不在五爵之例。《禮圖》云：“觥大七升，以兕角為之。”……知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其比、觵撻罰之事”，注云：“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春官·小胥》職亦云：“觵其不敬者”，是以觥罰人之義也。

對於觥為“罰爵”這種說法的可信性，屈萬里表示懷疑。他說：

從先秦典籍中說到兕觥的資料看來，沒有一處可以證明用兕觥作罰爵的。《周南·卷耳》，是描寫家人懷念征夫、想像着征夫借酒消愁的情形。《豳風·七月》，是敘述農民們共飲於豳公之堂，為豳公祝壽的情形。《桑扈》是頌美天子之詩，《絲衣》是繹祭賓尸的樂歌。在這些詩中，絕沒有把兕觥當作罰爵的。……

又《春秋》昭公元年《左傳》：“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這是在燕禮的場合用兕爵，自然也沒有懲罰的意思。……

那麼，兕觥這種酒器，可以用在許多場合裡；它不但不專門用作罰爵，甚至它是否作罰爵之用，也成問題。

案：屈氏所舉的例子中，確實“沒有一處可以證明用兕觥作罰爵的”。不過，僅憑這一點，尚不足以否定“觥為罰爵”的舊說。比如《說文》：“自，鼻也。象形”，此說已為殷墟甲骨文所證實，可使用這個本義的例子，在傳世古書中就是一個也找不到的。

據《韓詩說》，諸酒器“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饗也”，而觥“非所以饗，不得名觴”；孔疏也說觥“不在五爵之例”，可見在古人眼中，用作罰爵的兕觥並不屬於常規酒器。既然現有材料不能證明兕觥是否“用作罰爵”，我們不妨換個角度討論，看看它有沒有理由“不用作罰爵”。

在考古發掘中，商代墓葬所出酒器以觚、爵二器（參附圖四）為最多，“富者銅觚銅爵，貧者陶觚陶爵，二者出必相連”[43]，這表明觚與爵的組合應是商人最常用的飲酒方式。那麼，兕觥作為一種飲器，有沒有可能加入這一組合呢？應該沒有。我們很難設想，在這些製作精美的酒器旁邊，古人會放上一隻碩大的原生態水牛角；但如果兕觥是用作罰爵的話，它的原生態就再合適不過了，因為“罰之亦所以為樂”（鄭玄語），可見罰爵的設置本身就帶有惡作劇的性質。此外，由於形狀上的特點，兕觥自身無法直立，這也決定了它不能像一般酒器那樣正常使用[44]；但如果用作罰爵，斟滿之後即須“一飲而盡”，能否直立也就不成問題了。由此看來，如果兕觥“不用作罰爵”，那倒是讓人難以理解的。

那麼，為什麼先秦典籍中的兕觥，沒有一例是用作罰爵的呢？我們認為可能有兩方面的原因：

其一，觥主要流行於商代，以觥為罰爵並非後世制度。

關於兕觥盛行的年代，一般認為是商代和西周初期，但此說實際上根據的是王國維對兕觥的看法。我們對兕觥的形制已有了新的認識，自然不必受此局限。從考古材料看，兕觥出於商代晚期遺址，周代墓葬中則未見其蹤影；而且商代晚期的兕觥已是青銅製品，並非原始形態。這些情況似乎提示我們，兕觥的歷史應該由此向前去追溯。我們推測，兕觥的流行可能主要在商代，對於後人而言，兕觥以及有關兕觥的一切，都祇是傳說而已。

屈氏在批評漢人舊說時曾指出：“他們所以把兕觥說成罰爵，大概都是根據《周禮》。”由於他的提示，我們注意到如下兩條材料：

《地官·閭胥》：“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鄭玄注：“觵撻者，失禮之罰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為之。”賈公彥疏：“言‘凡’，非一，則是鄉飲酒及鄉射飲酒有失禮者須罰之，故云凡事。云‘掌其比’者，人聚則有校比之法，皆掌之。云‘觵撻罰之事’者，凡有失禮者，輕者以觵酒罰之，重者以楚撻之，故雙言觵撻罰之事。鄭知‘觵用酒’者，以其古者失禮之罰，罰用酒。又知‘其爵以兕角為之’者，見《詩》云‘兕觵其觩’，故知用兕牛角為觵爵也。”

《春官·小胥》：“小胥掌學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鄭玄注：“比猶校也。不敬，謂慢期不時至也。觵，罰爵也。《詩》云‘兕觵其觩’。”賈公彥疏：“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贊大胥為征令校比之，知其在不，仍觥其不敬者也。引《詩》者，是《周頌·絲衣》之篇，祭未飲酒，恐有過失，故設罰爵。其時無犯非禮，用爵觥然陳設而已。引之者，證觥是罰爵也。”

案：鄭注以為“觵”有“罰”義，可從。既然作為酒器的觵曾用為罰爵，那麼在語言中“觵”引申而有“罰”義，是很正常的；《小胥》中，“觵其不敬者”與“撻其怠慢者”結構相同，“觵”與“撻”用法也應相同。不過，“罰”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從原文中我們看不出來；鄭云“觵用酒”，除了古有“失禮之罰，罰用酒”之說外，並沒有其他證據。小胥所掌者，亦為“比觵撻罰之事”，其“學士”則是“卿大夫諸子學舞者”（《大胥》鄭注引鄭司農云）。對遲到（“慢期不時至”）的學生加以責罰，是可以理解的；可按照鄭注的說法，所謂責罰竟是要他們喝酒，這就讓人匪夷所思了。因此我們認為，漢人所謂“觥罰有過”、“觵用酒”云云，不過傳說中如是而已，並不是真正的周代制度。

其二，周人所稱之觥並非實指，而是精美酒器的代稱。

下面是屈氏舉過的幾個例子：

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周南·卷耳》）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豳風·七月》）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小雅·桑扈》）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於鄭，鄭伯兼享之。……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又賦《采蘩》，……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左傳·昭公元年》）

案：《卷耳》是征夫思念家人[45]，借酒消愁；《七月》是農民飲於公堂，為豳公祝壽；《桑扈》是諸侯為天子頌德祝福；《左傳》是人們在酒宴上賦詩敬酒，而舊說均將兕觥解釋為罰爵。屈氏指出：在這些場合中，“絕沒有把兕觥當作罰爵的”，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他又據此來質疑兕觥曾作罰爵之用，則可謂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們認為，隨着商代的滅亡，兕觥也已經成為歷史，周人所謂“觥”或“兕觥”均非實指，而是精美酒器的代稱（與後世用法相同）。漢人之解、屈氏之疑，其失壹也，都是把兕觥看得太實了。

（三）關於兕觥的容量

關於兕觥的容量，漢人有“五升”和“七升”兩說，大致相當於現在的1升和1.4升（漢代一升約為200毫升[46]）。參照現代水牛角（看附圖五）的大小，容量為五升（今之1升）的兕觥可能比較常見；而1升酒對於普通人來說，如果勉強為之，也還是可以“一飲而盡”的（上古時無烈性酒[47]）。不過，“罰之亦所以為樂”，人們在為罰爵選材時，可能會特意去挑選那些體形碩大者，以此來增加飲酒的難度。所以，儘管“一飲而盡，七升為過多”（許慎語），但七升（今之1.4升）的兕觥也還是有可能存在的。王國維曾說，觥“於飲器中為最大”，這話本身沒錯，祇不過不是他所說的觥罷了。

（四）兕觥小結

兕觥是流行於商代的一種飲酒器，初用天然兕（水牛）角做成，後又有青銅仿製品。兕角碩大堅實，孔武有力，故古人以“觥觥”狀之，而以兕角為之的飲器亦因此得名為“觥”。兕觥容量較大，常見者為1升，最大者可達1.4升。由於形狀上的特點，兕觥自身無法直立，故使用時有別於常規酒器，相傳在酒宴中被用作罰爵，斟滿後即須一飲而盡。兕觥主要流行於商代，商亡，兕觥亦亡。自周代始，兕觥已成為傳說，在一般人心目中，兕觥是一種精美的酒器，故“觥”與“兕觥”均被用作酒器的代稱。此外，由於作為酒器的觥曾用為罰爵，語言中“觥”遂引申而有“罰”義。

四、“觥飯不及壺飧”新解

《篆隸萬象名義·人部》（以下簡稱《名義》）：

侊，公橫反。小也，小器大物。

案：“器”下一字，呂浩疑為“壺”，臧克和釋為“沸”，[48] 當以呂說為是。《壺部》：“壺，戶徒反。酒器”，其字作“”，與此形異；但部內字所从偏旁作“”，與此形近；而“部首總目”作“”，則與此形完全相同。“壺”字的類似寫法亦見於唐代俗字，如《楊行禕墓誌》作“”[49]，敦煌寫本S.2832《願文等範本》作“”[50]，可證呂說不誤。《名義》釋義多採自顧野王《玉篇》，“小器壺大物”，應是野王在“《說文》：‘侊，小也。《春秋國語》曰：侊飯不及壺湌’”之後的按語，原文當作“侊，小器；壺，大物”，《名義》抄脫或誤省“侊”字。

上古時期，壺（參附圖六）主要用於盛酒，亦可盛其它流質、半流質物，又常用作外出時攜帶飲食的容器[51]。《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越絕書》卷一：“漁者渡於于斧之津，乃發其簞飯，清其壺漿而食之[52]。”不過，貴族們用的是青銅壺；而農夫漁父所用，則祇能是陶壺或瓠壺（瓠即葫蘆）。《鹽鐵論·散不足》：“古者……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漢書·郊祀志下》：“其器陶匏”，師古曰：“陶，瓦器。匏，瓠也。”《鶡冠子·學問》：“中河失船，一壺千金”，陸佃注：“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今海南黎族尚有此物（參附圖七）。“瓠”可用於渡水，亦可用於盛物。《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夫瓠所貴者，謂（為[53]）其可以盛也。”“觥飯不及壺飧”本是民間俗諺（韋注：“諺，俗之善語”），“壺”自然也是百姓日常所用之物。在這條諺語中，“觥”指精美的酒器，取其貴而小；“壺”則指陶壺或瓠壺，取其賤而大，故《名義》曰“侊（觥），小器；壺，大物”。對飢者而言，“觥飯”自然“不及壺飧”。《方言》卷五：“，桮（杯）也。吳越之間曰。”《太平御覽》卷八百五十引《風俗通》：“吳郡名酒杯為，言大餓人得一飯無所益也。”是吳越之間至漢時猶有此語，正可為“觥飯”作注腳。

漢代流行“觥為罰爵”之說，但作為罰爵的觥，其容量通常是比較大的（五升或七升），許氏恐人誤解，故特意指出此諺之“侊（觥）”實為“小皃”。從詞彙學的角度看，“小皃”應是“侊（觥）”的一個比較特殊的用法義[54]。

《國語·越語下》載句踐伐吳始末如下（公元紀年為筆者所加）：

四年，韋注：“四年，反國四年，魯哀九年（前486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韋注：“那，於也。甚焉，言見困苦。”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王曰：“諾。”

又一年，韋注：“反國五年，魯哀十年（前485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對曰：“……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韋注：“反國六年，魯哀十一年（前484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對曰：“……王姑待之。”王曰：“諾。”

又一年，韋注：“反國七年，魯哀十二年（前483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對曰：“……王姑待之。”韋注：“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

至於玄月，韋注：“《爾雅》曰：‘九月為玄。’謂魯哀十六年（前479年）九月也，至十七年（前478年）三月，越伐吳。”王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飯不及壺飧。’韋注：“觥，大也。大飯，謂盛饌。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不及壺飧之救飢疾。言己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今歲晚矣，子將奈何？”對曰：……遂興師伐吳，至於五湖。……居軍三年，吳師自潰。韋注：“魯哀二十年（前475年）冬十一月，越圍吳。二十二年（前473年）冬十一月丁卯，滅吳。”

其中，魯哀十三至十五年（前482-前480年）是一段空白，似乎這三年中無大事可記；而韋氏於前483年“王姑待之”下注云：“且待時也。自此後四年，乃遂伐吳”，更是加深了人們的這種印象。據此所述，句踐引諺在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其始作伐吳之謀則是魯哀公九年（前486年）；在經過七年的漫長等待後，句踐以“盛饌未具，不能以虛待之”來表達“己欲滅吳，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餘力”的焦慮，可以說是合情合理。長期以來，學者們之所以對韋注深信不疑，這應該是一個主要的原因。然而，當我們以此與古書中相關記載進行比較時，卻發現《越語下》在敘事上存在着重大疏漏，而句踐在七年中也並非如韋注所言是“以虛待之”。《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公元紀年為筆者所加）：

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索隱：“在哀十三年（前482年）。”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人、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前478年），越復伐吳。

《國語·吳語》亦云（公元紀年為筆者所加）：

吳王夫差既殺申胥，不稔於歲，韋注：“夫差以哀十一年（前484年）殺子胥。”乃起師北征。……以會晉公午於黃池。韋注：“黃池會在魯哀十三年（前482年）。”於是越王句踐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姑熊夷。韋注：“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及反，越伐吳，吳拒之，獲太子友。”越王句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

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乃大戒師，將伐吳。

由此可知，魯哀公十三年（前482年），越國趁吳王北上爭霸國內空虛之機，曾經大舉伐吳，“殺吳太子”，並“入其郛（外城），焚其姑蘇”，後因吳人“厚禮以請成”，而“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現在回過頭再看韋注，所謂“不能以虛待之”就明顯地與事實不符了。

句踐自反國以後，臥薪嚐膽，數年間念茲在茲者唯滅吳而已。對他來說，伐吳小勝不過是“大餓人得一觥飯，無所益也”，故而有此“觥飯不及壺飧”之喻。

五、“侊”字形義試說

上文指出，“小皃”是“侊（觥）”的用法義。那麼，“侊”的本義是什麼？字形又該如何分析？我們有些不成熟的想法，寫在這裡，供讀者參考。

對於“侊”、“觥”二字的關係，舊有三說：

“侊”與“觥”音義同（段玉裁《說文注》）

“侊”、“觥”同聲通假（陳瑑《國語翼解》，此謂借“侊”為“觥”）

“觥”叚借為“侊”（朱駿聲《通訓定聲》）

案：“觥”是個常見字，“侊”則極為罕見。在“觥飯不及壺飧”中，就其所指而言，與他書並無不同（均為精美酒器之代稱），但由於用法特殊，故易被人誤解。這樣一個“觥”，古人不太可能用借字來表示（陳氏以為“觥”有“大”義，亦非）。因此我們贊成段氏的意見，“侊”當為“觥”之異體。

“侊”字从人光聲，無義可說，疑“光”為“觥”省，蓋字从光（觥）、从人會意，光（觥）亦聲。因漢代流行“觥為罰爵”之說，故有此“从光（觥）、人”之俗字。“觥人”者，謂罰人也（前引《小胥》“觵其不敬者”，“觵”也是罰義）。人們用“侊”來替換《國語》的“觥”字（許見本如此），許氏則特別指出“侊”為“小皃”，目的都是在提醒讀者，不能按“觥”的常用義來理解這條諺語。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5年4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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