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土簡帛補《漢書·藝文志·方技略》

（首發）

孔德超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一個世紀以來，從地下不斷發掘出了大批的古代文獻材料，其中簡帛材料又是出土文獻材料中的大宗。出土文獻的最大特點，就在於它是長期掩於地下而未經流傳的文獻材料，真實地保留著當時的面貌，具有極強的文獻真實性（authenticity）。[1]所以，以出土簡帛補充傳世文獻或把出土簡帛和傳世文獻相互對照就顯得很有必要。下面以出土簡帛補《漢書·藝文志·方技略》爲例來簡要概述之。爲了方便，特把《漢書·藝文志·方技略》附於下：

（一）醫經
《黃帝內經》十八卷。

《外經》三十七卷。

《扁鵲內經》九卷。

《外經》十二卷。

《白氏內經》三十八卷。

《外經》三十六卷。

《旁篇》二十五卷。

右醫經七家，二百一十六卷。

醫經者，原人血脈經落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箴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至齊之得，猶慈石取鐵，以物相使。拙者失理，以癒爲劇，以生爲死。

（二）經方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三十卷。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四十卷。

《五藏六府癉十二病方》四十卷。

《風寒熱十六病方》二十六卷。

《泰始黃帝扁鵲俞拊方》二十三卷。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三十一卷。

《客疾五藏狂顛病方》十七卷。

《金創瘲瘛方》三十卷。

《婦人嬰兒方》十九卷。

《湯液經法》三十二卷。

《神農黃帝食禁》七卷。

右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

經方者，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齊，以通閉解結，反之於平。及失其宜者，以熱益熱，以寒增寒，精氣內傷，不見於外，是所獨失也。故諺曰：“有病不治，常得中醫。”

（三）房中

《榮成陰道》二十六卷。

《務成子陰道》三十六卷。

《堯舜陰道》二十三卷。

《湯盤庚陰道》二十卷。

《天老雜子陰道》二十五卷。

《天一陰道》二十四卷。

《黃帝三王養陽方》二十卷。

《三家內房有子方》十七卷。

右房中，八家，百八十六卷。

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及迷者弗顧，以生疾而殞性命。

（四）神僊

《宓戲雜子道》二十篇。

《上聖雜子道》二十六卷。

《道要雜子》十八卷。

《黃帝雜子步引》十二卷。

《黃帝岐伯按摩》十卷。

《黃帝雜子芝菌》十八卷。

《黃帝雜子十九家方》二十一卷。

《泰壹雜子十五家方》二十二卷。

《神農雜子技道》二十三卷。

《泰壹雜黃冶》三十一卷。

右神僊十家，二百五卷。

神僊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其外者也。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無怵惕於胸中。然而或者專以爲務，則誕欺怪迂之文彌以益多，非聖王之所以教也。

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

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

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太古有岐伯、俞拊，中世有扁鵲、秦和，蓋論病以及國，原診以知政。

漢興，有倉公。今其技術晻昧，故論其書，以序方技爲四種。

《漢志·方技略》把方技分爲四類，即醫經、經方、房中、神僊。前兩類是醫術，后兩類是養生。醫經是理論性和綜合性的醫書，包括脈學和針術，本草和藥學，以及其他一些內容。經方是針對病症的醫方，是醫經的具體應用。房中是男女交接之術。神仙是神仙家的養生術，包括服食、行氣、導引。這裏面，房中的地位，前後變化較大：西漢時期，和醫術關係大；東漢時期，和神仙關係大；魏晉以來，融入神仙道教，和服食、行氣、導引，同爲神仙家的煉養功夫。[2]下面以《漢志·方技略》的分類方式來簡要概括出土簡帛對《漢志·方技略》的補充。

一、醫經

現在的發現主要是脈書和針灸書，並有少量本草類的內容。[3]主要集中在馬王堆漢墓帛書、張家山漢簡和阜陽雙古堆漢簡中。

（一）馬王堆漢墓醫書

馬王堆漢墓醫書中屬於“醫經”的主要有《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分甲、乙本）、《脈法》、《陰陽脈死候》。這四篇原無篇名，篇名都爲原整理者所加。《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和《五十二病方》合寫在兩篇帛上，順序依次是《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脈灸經》、《陰陽十一脈灸經》甲本、《脈法》、《陰陽脈死候》。 [4]

相關著作和論文：《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1985年，文物出版社）；《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2014年，中華書局）；《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2014年，中華書局）；《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所见称数法考察》（徐莉莉，《古漢語研究》，1997年第1期）；《帛書<陰陽十一脈灸經>甲、乙異文考察》（徐莉莉，《中國文字研究》，2001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概述》（曉菡，《文物》，1974年第9期）；《馬王堆漢墓帛書（肆）補釋》（劉玉環，《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釋文校勘劄記》（周祖亮，《第二十一次中醫經典文本及醫古文研究學術交流會論文集》，2012年）；《馬王堆漢墓帛書與仲景咽喉病辨治思想》（劉揚，《長春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馬王堆簡帛、張家山漢簡文字考釋5則》（羅寶珍，《福建中醫藥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釋“疛”疾》（羅寶珍，《福建省辞书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九届年会论文集》，2009年）；《張家山與馬王堆同種醫書異文對比初探》（王建新、周一謀、龍月雲，《中醫藥文化》，1992年第2期）；《“是動則病”和“所生病”初探》（夏慶、劉士敬，《甘肅中醫學院學報》，1992年第3期）；《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通假字所反映的西漢初期聲母系統》（李長興，《有鳳初鳴年刊》，2009年）；《馬王堆出土的醫書和各種文獻》（周一謀，《圖書館》，1987年第2期）；《馬王堆漢墓帛書（肆）“數·量·名”形式的發展探析》（陳近朱，《中文自學指導》，2003年第5期）；《<馬王堆漢墓帛書（肆）>俗字研究》（王建民，西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馬王堆古醫書病名、藥名例釋》（管俊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馬王堆帛書<脈法>研究》（李翠翠，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

（二）張家山漢簡《脈書》（篇題是後加）[5]

共有簡66枚。醫書，全書內容分作兩部分，一是各種疾病名稱共60餘種，依據從頭到足次第排列；二是敘述人體經脈走向及所主病症，內容基本同於馬王堆帛書的《陰陽十一脈灸經》、《脈法》、《陰陽脈死候》，可相補足。[6]

相關著作和論文：《張家山漢簡<脈書>校釋》（高大倫，成都出版社，1992年）；《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文物出版社，2001年）；（《張家山漢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文物出版社，2006年）；《江陵張家山漢簡<脈書>釋文》（江陵張家山漢簡整理小組，《文物》，1989年第7期）；《張家山漢簡<脈書>初探》（連劭名，《文物》，1989年第7期）；《張家山漢簡<脈書>中的五種古醫籍》（馬繼興，《中醫雜志》，1990年第5期）；《張家山漢簡<脈書>中的五種古醫籍（續）》（馬繼興，《中醫雜志》，1990年第5期）；《江陵張家山漢簡<脈書>病名考釋》（高大倫，《四川大學學報》，1992年第4期）；《張家山漢簡<脈書>、<算數書>劄記》（何有祖，《江漢考古》，2007年第2期）；《張家山漢簡<脈書>副詞用法調查》（鄧統湘，《宜賓學院學報，2005年第7期》；《張家山漢簡<脈書>古病名釋義》（杜勇，《湖北中醫雜志》，1997年第5期）；《張家山漢簡<脈書>考釋四則》（陳魏俊，《中山大學學報》，2013年第1期）；《中國·張家山漢簡<脈書>中<病候>篇的腸道肛門“病候”詮釋與淺論》（陳少明、于慶環，《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大肠肛门病专业委员会第九次全国学术会议论文集》，2003年。又見於《中醫藥學術發展大會論文集》，2005年；《2012医学前沿——中华中医药学会肛肠分会第十四次全国肛肠学术交流大会论文精选》，2012年）；《張家山漢簡<脈書>、《引書》中“癉”字考釋》（張雪丹、張如青，《全國第十八次醫古文研究學術年會論文集》，2009年）；《張家山漢簡<脈書>與五行學說》（陳國清、韓玉琴，《上海中醫藥雜志》，1997年第2期）；《中國·張家山漢簡<脈書>中<病候>篇的腸道肛門“病候”詮釋與淺論》（陳少明，《中華中醫藥學會第十二次大腸肛門病學術會議論文彙編》，2006年）；《張家山漢代醫簡古<脈書>中的異體字考》（郝慧芳，《山西中醫學院學報》，2008年第6期）；《從鼠疫流行看漢簡<脈書>》（符友豐，《醫學與哲學》，2002年第12期）；《馬王堆簡帛、張家山漢簡文字考釋5則》（羅寶珍，《福建中醫藥大學學報》，2011年第3期）；《2002、2003年張家山漢簡研究綜述》（蔡萬進、張小鋒，《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年第10期）；《讀漢簡劄記三則》（呂志峰，《中國文字研究》，2014年第1期）；《釋“疛”疾》（羅寶珍，《福建省辞书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九届年会论文集》，2009年）；《釋簡帛醫書中的“戒”》（張顯成，《甘肅中醫學院學報》，1994年第1期）；《讀<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劄記》（劉玉環，《寧夏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張家山與馬王堆同種醫書異文對比初探》（王建新、周一謀、龍月雲，《中醫藥文化》，1992年第2期）；《簡帛醫書<脈動法>新探》（符友豐，《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1996年第4期）；《“是動則病”和“所生病”初探》（夏慶、劉士敬，《甘肅中醫學院學報》，1992年第3期）；《張家山漢簡<脈書>、<引書>釋文通訓》（史常永，《中華醫史雜志》，1992年第3期）；《損益思想與針刺補瀉》（張樹劍、趙京生，《中華醫史雜志》，2009年第5期）；《張家山漢簡語詞通釋》（郝慧芳，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8年）；《張家山漢簡數量詞與稱數法研究》（楊玲榮，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

（三）阜陽雙古堆漢簡《萬物》（篇題是後加）[7]

相關論文：《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發掘簡報》（王襄天、韓自強，《文物》，1978年第8期）；《阜陽漢簡<萬物>》（阜陽漢簡整理組，1988年第4期）；《阜陽漢簡發現、整理與研究綜述》（宋迎春，《阜陽師範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萬物>與<五十二病方>有關藥物內容的比較》（萬芳、鐘贛生，《中華中醫藥雜志》，1990年第2期）。

二、醫方

以馬王堆帛書最爲集中，旱灘坡漢簡，敦煌、居延等邊塞遺址出土的漢簡中也有涉及。

（一）馬王堆醫書

出土的馬王堆醫書中，“醫方”主要見於《五十二病方》、《養生方》、《雜療方》、《雜禁方》（篇題皆後加）[8]這類醫方，有些是用藥物，有些是用祝由。藥物，除一般的治病之藥，有些是房中用藥，即春藥、媚藥（催欲劑）和補藥。……祝由，與數術類的厭勝比較相似，也屬於巫術的範疇，但厭勝是針對一切禍害，包含較廣，而祝由是針對疾病，範圍較狹。[9]

相關著作和論文：《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1985年，文物出版社）；《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2014年，中華書局）；《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2014年，中華書局）；《马王堆汉墓帛书(肆)所见称数法考察》（徐莉莉，《古漢語研究》，1997年第1期）；《<馬王堆漢墓帛書>與<傷寒雜病論>和<內經>》（馮世綸，《國醫論壇》，1991年第2期）；《馬王堆漢墓帛書中的疑問範疇》（郭曉紅，《古漢語研究》，2009年第2期）；《<馬王堆漢墓帛書>所反映的上古動補式》（肖賢斌，《遼寧大學學報》，2005年第4期）；《馬王堆漢墓帛書與仲景咽喉病辨治思想》（劉揚，《長春中醫藥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馬王堆漢墓帛書（肆）補釋》（劉玉環，《貴州師範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釋文校勘劄記》（周祖亮，《第二十一次中醫經典文本及醫古文研究學術交流會論文集》，2012年）；《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蟲類藥應用析義》（林大勇、曲道煒、李斌，《國際中醫中藥雜志》，2011年第4期）；《中國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痔題譯釋與淺論》（陳少明，《中華中醫藥學會第十二次大腸肛門病學術會議暨第十一屆中日大腸肛門病學術交流會論文集》，2008年）；《<馬王堆漢墓帛書·五十二病方>之文獻用名考證——以“酸漿”同物異名理據辨析》（涂海強，《求索》，2011年第12期）；《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通假字所反映的西漢初期聲母系統》（李長興，《有鳳初鳴年刊》，2009年）；《淺談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姚純發，《中華醫史雜志》，2000年第3期）；《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灸療學成就》（張雷、蔡榮林、胡玲，《中國針灸》，2013年第3期）；《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中一個久被誤釋的藥名》（劉釗，《古籍整理研究學刊》，1997年第3期）；《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出土37年來國內外研究現狀》（張雷，《針灸經絡研究回顧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針灸學會文獻專業委員會2010年會論文集》，2010年）；《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與楚人“四方”觀念》（劉玉堂、賈海燕，《中國文化研究》，2011年第3期）；《<五十二病方>詞語拾零》（孟蓬生，《中國語文》，2003年第3期）；《<五十二病方>方劑學試探》（談宇文，《江蘇中醫藥》，1985年第3期）；《<五十二病方>“糜蕪本”別釋》（孫啟明，《中華醫史雜志》，1997年第2期）；《<五十二病方>藥物選擇》（孫啟明，《浙江中醫學院學報》，1987年第2期）；《帛書<五十二病方>中的“財”》（徐莉莉，《辭書研究》，1999年第6期）；《<五十二病方>編寫體例探討》（陳紅梅，《天津中醫藥大學學報》，2010年第1期）；《<五十二病方>鵲棠考辨》（孫啟明，《中華醫史雜志》，1995年第4期）；《<五十二病方>僕累考》（孫啟明，《中成藥》，1983年第5期）；《<五十二病方>“取石大如拳”思辨》（孫啟明，《中華醫史雜志》，1996年第4期）；《<五十二病方>駱阮、白苦、苦浸考》（孫啟明，《中成藥》，1984年第8期）；《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釋讀再探3例》（張雷，《安徽中醫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帛書<五十二病方>卷首目錄探討》（陳紅梅，《時珍國醫國藥》，2012年第2期）；《試論帛書<五十二病方>的方藥淵源與傳承》（周祖亮，《時珍國醫國藥》，2013年第1期）；《帛書<五十二病方>校注譯析二則》（張德喜，《陝西中醫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五十二病方>析疑四則》（賴雷成，《國醫論壇》，1988年第3期）；《爲<五十二病方>“久脂”補注》（孫啟明，《中醫雜志》，1982年第4期）；《<五十二病方>傰與薛別釋》（孫啟明，《中華醫史雜志》，1994年第3期）；《<五十二病方>“膏、脂“釋義》（孫啟明，《中成藥》，1983年第1期）；《<五十二病方>中“隋”字的考釋》（趙有臣，《文物》，1981年第3期）；《從<五十二病方>看先秦時期中藥學發展概況》（聶耀、李永清、高美先，《內蒙古醫學院學報》，1997年第3期）；《從帛書<五十二病方>看先秦藥學的發展》（張振平，《山東中醫藥大學學報》，1979年第1期）；《帛書<五十二病方>成書年代考證》（張正霞、辛波，《文物春秋》，2007年第6期）；《<五十二病方>蛇傷方藥簡析》（談宇文，《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祛疣>所涉之巫術與民俗》（劉玉堂、賈海燕，《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中國罐療法溯源——<五十二病方>角法研究》（陳澤林，《天津中醫藥》，2013年第2期）；《帛書<五十二病方>“人病馬不痫”考證》（劉瑞明，《中醫文獻雜志》，2007年第4期）；《帛書<五十二病方>的漢語史價值——從爲<漢語大詞典>補充語料出發》（張正霞，《重慶文理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五十二病方>烏頭中毒解救方藥簡析》（談宇武、談宇文，《中華醫史雜志》，2002年第4期）；《<五十二病方>禁咒內容研究》（李叢，《江西中醫學院學報》，2008年第2期）；《<五十二病方>記載皮膚病史料特點探析》（鮑燕，《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13年第4期）；《<五十二病方>中所見麻風病的口腔表徵》（周大成，《口腔醫學研究》，1991年第1期）；《帛書“茜莢”別釋》（孫啟明，《中華醫史雜志》，2000年第4期）；《<五十二病方>中所見“茱萸”考辨》（杜鋒，《新中醫》，2013年第10期）；《<五十二病方>“信”字辨正》（張雷，《中醫文獻雜志》，2012年第4期）；《<五十二病方>醫療器物與技術之研究》（楊金生、李經緯，《中華醫史雜志》，2005年第1期）；《<五十二病方>中的巫術與民俗》（賈海燕，《中華醫史雜志》，2010年第2期）；《從簡帛文獻看使成式的形成》（張顯成，《古漢語研究》，1994年第1期）；《帛書<養生方>及《雜療方》中的方藥》（周一謀，《福建中醫藥》，1992年第6期）；《<五十二病方>中的藥物炮製法》（張振平，《中國藥學雜志》，1981年第6期）；《（艹閭）茹與茹藘異同之我見》（劉衡如，《中醫雜志》，1986年第3期）；《<五十二病方>中的急症救治方法舉例》（張本瑞、丁媛、張如青，《中國中醫急症》，2013年第9期）；《馬王堆醫書的骨傷科成就》（陶惠寧，《中國中醫骨傷科雜志》，1991年第1期）；《馬王堆佚醫書疑難詞語釋讀劄記》（張顯成，《古籍研究》，1996年第3期）；《先秦時期方劑學的萌芽與初步形成》（朱建平，《中華醫史雜志》，2001年第2期）；《<五十二病方>補釋二則》（徐時儀，《醫古文知識》，2005年第3期）；《<萬物>與<五十二病方>有關藥物內容的比較》（萬芳、鐘贛生，《中華中醫藥雜志》，1990年第2期）；《談先秦時期複方的產生及其特點與成就》（年莉、于鐵成，《天津中醫藥大學學報》，2007年第4期）；《我國現今發現的最古醫方——帛書<五十二病方>》（鐘益研、凌襄，《文物》，1975年第9期）；《對帛書<五十二病方>外治法初探》（孔祥序，《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報》，1981年第2期）；《從<五十二病方>看先先秦時期的骨傷科成就》（劉藝、王和鳴，《福建中醫藥》，1987年第5期）；《<五十二病方>語言初探》（崔錫章，《陝西中醫》，1984年第3期）；《<五十二病方>研究概況》（陳湘萍，《中醫雜志》，1987年第5期）；《<五十二病方>對傷科外治法的貢獻》（李盛華、潘文，《中國中醫骨傷科雜志》，1990第5期）；《<五十二病方>的文字通用及研究意義》（李書田，《四川中醫》，1992年第1期）；《<五十二病方>成書年代考》（李書田，《中醫函授通訊》，1990年第6期）；《試論<五十二病方>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驗方集》（宋經中、吳子明，《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4年第2期）；《馬王堆醫帛書抄定年代考》（錢超塵，《陝西中醫》，1982年第5期）；《馬王堆出土的醫書和各種文獻》（周一謀，《圖書館》，1987年第2期）；《帛書<五十二病方>偏正式複音詞論析》（張正霞，《內江師範學院學報》，2010年第9期）；《帛書<五十二病方>“者”字用法淺析》（孟美菊、王建民，《黔西南民族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年第2期）；《帛書<五十二病方>聯合式複音詞》（張正霞，《樂山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從<五十二病方>“灸其泰陰、泰陽”談起——十二“靜脈學”源流考》（黃龍祥，《中醫雜志》，1994年第3期）；《帛書<五十二病方>通假字語音關係研究》（何麗敏、劉芳池，《安徽文學：下半月》，2009年第6期）；《帛書<五十二病方>通假字形體關係研究》（何麗敏，《科教文匯（上半月）》，2007年第1期）；《<帛書>“冶”與<內經>“治”》（孫啟明，《中醫雜志》，1985年第5期）；《瘙瘡散治療足癬93例療效觀察》（黃惠安、黃年高，《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9年第1期）；《<五十二病方>成書年代討論的焦點及啟示》（陳紅梅，《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簡帛醫書所見“僕累”辨析》（楊豔輝，《江海學刊》，2014年第3期）；《<五十二病方>物量詞舉隅》（張麗君，《古漢語研究》，1998年第1期）；《<五十二病方>中的肛腸疾病釋疑與學術探討》（陳少明，《上海中醫藥雜志》，2009年第6期）；《<五十二病方>“穨（禾貴）”、“隋（月最）”考論》（孫基然，《中華醫史雜志》，2014年第4期）；《試論<五十二病方>對外科學的貢獻》（秦發中，《河北中醫》，1987年第4期）；《<五十二病方>藥物考釋》（尚志鈞，《中成藥研究》，1985年第1期）；《“大”、“泰”、“太”字辨析》（毛永森，《青海醫學院學報》，1993年第2期）；《馬王堆帛書<養生方>“加”義明辨》（倪世美，《成都中醫藥大學學報》，1995年第2期）；《帛書<養生方>及<雜療方>中的方藥》（周一謀，《福建中醫藥》，1992年第6期）；《馬王堆漢墓帛書祝由方中的“由”》（李家浩，《河北大學學報》，2005年第1期）；《論<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的聲符替代現象及其與“古今字”的關係》（徐莉莉，《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馬王堆醫書<雜療方>考辨》（潘遠根，《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9年第3期）；《馬王堆醫書釋讀瑣議》（裘錫圭，《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7年第4期）；《馬王堆帛書藥名補釋五則》（劉玉環，《昆明學院學報》，2011年第2期）；《馬王堆簡帛<養生方>、<雜禁方>校讀》（周波，《文史》，2012年第2期）；《淺談馬王堆醫書祝由療法》（喻燕姣，《華夏文化》，1995年第6期）；《<五十二病方>構詞法研究》（張正霞，西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3年）；《馬王堆古醫書病名、藥名例釋》（管俊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五十二病方>及其所載“茱萸”相關藥名考辨》（杜鋒，北京中醫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五十二病方>中的鬼神》（支鈺明，首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3年）；《<五十二病方>與巫術文化》（孔慧紅，陝西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馬王堆漢墓帛書通用字研究》（吳雲燕，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二）武威旱灘坡漢簡中的醫方

這是東漢墓出土的醫方，其中有“白水侯方”，是唐代仍在使用的方子。其中有肉蓯蓉，也是唐代常用的房中藥。它在醫方中取代鳥喙，成爲常見藥物，是值得注意的現象。[10]

相關著作和論文：《武威漢代醫簡》（甘肅省博物館、武威縣文化館合編，文物出版社，1975年）；《武威漢代醫簡研究》（張延昌、朱建平主編，原子能出版社，1996年）；《武威漢代醫簡注解》（張延昌主編，中醫古籍出版社，2006年）；《武威旱灘坡漢墓發掘簡報》（甘肅省博物館等，1973年第12期）；《<武威漢簡>中的中醫男科學成就》（張定華，《甘肅中醫》，1992年第2期）；《“冶”字的一種古義》（李學勤，《語文建設》，1991年第11期）；《武威漢代醫藥簡牘在醫學史上的重要意義》（中醫研究院醫史文獻研究室，《文物》，1973年第12期）；《對武威漢代醫藥簡的一點認識》（羅福頤，《文物》，1973年第12期）；《介紹我國第一部方劑學——武威漢代醫藥簡》（張天，《科學普及》，1977年第9期）；《解放後考古發現的醫藥資料考述》（戴應新，《考古》，1983年第2期）；《一部《距今1900年的醫方書——武威醫簡》（古川，《健康報》，1983年第9期）；《武威漢代醫簡牘簡介》（林寶成，《甘肅中醫》，1990年第2期）；《簡帛醫書藥名釋讀續貂》（張顯成，《甘肅中醫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從<武威漢簡>看仲景學說》（張定華等，《甘肅中醫》，1996年第2期）；《武威漢代醫簡》（張延昌，《蘭州晚報》，1999年第2期）；《一部具有文獻學價值的考古資料》（張延昌，《中華醫學寫作雜志》，2002年第17期）；《簡述武威漢代醫簡的出土經過及文獻整理》（張延昌，《時珍國醫國藥》，2002年第12期）；《<武威漢代醫簡>簡介》（張延昌，《亞洲醫藥》，1997年第11期）；《<武威漢代醫簡>釋文補正》（何雙全，《文物》，1986年第4期）；《<武威漢代醫簡>大黃考釋》（劉綱，《中藥材》，1986年第5期）；《<武威漢代醫簡>疑難詞求義》（王輝，《中華醫史雜志》，1998年第2期）；《<武威漢代醫簡>釋文再補正》（陳國清，《考古與文物》，1990年第4期）；《“朌膊”考》（張麗君，《古漢語研究》，1995年第1期）；《<武威漢代醫簡>“”考釋》（張麗君，《中華醫史雜志》，1996年第1期）；《<武威漢代醫簡>考釋》（杜勇，《甘肅中醫》，1998年第1期）；《<武威漢代醫簡>42、43簡考釋》（杜勇，《甘肅中醫》，1998年第5期）；《<武威漢代醫簡>的用字特點》（李具雙，《中醫文獻雜志》，2001年第2期）；《“膏藥”考》（李具雙，《中醫文獻雜志》，2002年第2期）；《<武威漢代醫簡>藥物炮制》（劉綱，《中華醫史雜志》，1987年第1期）；《<武威漢代醫簡>與<五十二病方>的藥物學比較研究》（趙光樹等，《中國中藥雜志》，2000年第11期）；《武威漢代醫簡中的藥名異寫》（張延昌，《中華醫學寫作雜志》，2002年第19期）；《<武威漢代醫簡>的辯證論治》（藍壽梅，《中華醫史雜志》，1997年第4期）；《武威漢代醫簡痹證方藥考》（張延昌，《甘肅中醫》，1991年第4期）；《從武威漢代醫簡治久咳方談肺腎關係》（張延昌，《甘肅中醫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武威漢代醫簡>最早提出了“活血化瘀”治法》（張延昌，《中國中醫藥報》，1992年第7期）；《淺談<武威漢代醫簡>中的活血化瘀》（張延昌，《甘肅中醫》，1994年第3期）；《中醫活血化瘀理論溯源》（劉明武，《遼寧中醫雜志》，1998年第11期）；《淺談武威漢代醫簡對痛證的論述》（張延昌，《甘肅中醫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略談武威漢代醫簡中的針灸特色》（張延昌，《吉林中醫藥》，1995年第10期）；《<武威漢代醫簡>中的針灸特點》（薛媛，《甘肅中醫》，1996年第3期）；《武威漢代醫簡的針灸學內容》（郝晉東，《中國針灸》，1999年第10期）；《<武威漢代醫簡>中的推拿手法》（孫其斌，《蘭州醫學院學報》，2002年第2期）；《武威漢代醫簡中的外治療法》（張延昌，《甘肅中醫》，1991年第2期）；《武威漢簡》的外治特點》（張劍峰等，《甘肅中醫》，1992年第3期）；《<武威漢代醫學簡牘>骨傷方藥探析》（丁銘等，《中國中醫骨傷科》，1994年第1期）；《<武威漢代醫簡>的五官病治療特點》（張劍峰，《甘肅中醫》，1998年第6期）；《武威漢代醫簡中的民間外治法》（張延昌，《中國民間療法》，2002年第9期）；《武威漢代醫簡中的服藥方法及調護》（張延昌等，《中西醫結合研究》，1993年第1期）；《<武威漢代醫簡>與<五十二病方>中的護理方法比較》（張延昌，《湖南中醫藥導報》，2002年第11期）；《<武威漢代醫簡·淤方>的臨床應用》（柴中元等，《中醫藥學報》，1981年第4期）；《祛寒逐風合劑治療尪痹的臨床研究》（張延昌等，《中醫正骨》，2000年第11期）；《祛寒逐風合劑治療風濕寒性關節痛136例療效觀察》（張延昌，《中醫藥研究》，2002年第4期）；《祛寒逐風合劑治療強直性脊柱炎25例療效分析》（張延昌，《湖南中醫藥導報》，2002年第8期）；《<武威漢代醫簡>中淤方的臨床應用》（沈則民、李鈞烈，《浙江中醫雜志》，2002年第8期）；《祛寒逐風合劑治療尪痹（類風濕性關節炎）的研究》（張延昌等，《甘肅科學學報》，2001年第1期）；《清熱逐風合劑治療痛風33例報告》（張延昌，《中醫藥研究》，2002年第12期）；《武威漢代醫簡出土後的研究現狀》（張延昌，《甘肅科學學報》，1995年第2期）；《武威漢代醫簡出土後的研究現狀（續）》（張延昌，《甘肅科技》，2002年第9期）；《30年來武威漢代醫簡研究進展》（張延昌，《中華醫史雜志》，2002年第3期）；《遍地漢簡醫方補錄》（劉金華，《隴右文博》，2006年第1期）；《武威漢代醫簡出土30年來出版著作發表論文題錄》（張延昌，《簡牘學研究》，2004年）；《武威漢代醫簡辨證論治理論思想探析》（毛照海、李國福、張慧、徐建平，《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志》，2009年第8期）；《<武威漢代醫簡>構詞法研究》（張正霞，《寧夏大學學報》，2004年第1期）；《武威漢代醫簡出土文物對藥學貢獻考證》（張延昌，《中醫藥學刊》，2003年第7期）；《武威漢代醫簡研究現狀及展望》（張延昌，《2011年甘肅省中醫藥學會學術年會論文文集》，2011年）；《從中醫文獻看傳統訓釋——兼談中醫文獻的語言研究》（張顯成，《古漢語研究》，1996年第3期）。

（三）敦煌、居延等邊塞遺址出土的醫方

相關著作和論文：《敦煌漢簡醫方用藥小議》（范新俊，《上海中醫藥雜志》，1990年第9期）；《兩張漢簡醫方的啟示》（黃騰輝，《上海中醫藥雜志》，1988年第4期）；《遍地漢簡醫方補錄》（劉金華，《隴右文博》，2006年第1期）；《流沙墜簡中敦煌醫方簡初探》（趙友琴，《上海中醫藥雜志》，1986年第11期）。

三、房中

主要集中于馬王堆帛書。馬王堆帛書有醫書十四種，半數與房中有關。《十問》、《和陰陽》、《天下至道談》是直接將房中，《養生方》（篇末有描述女性生殖器結構部位的插圖，李零先生稱其爲《牝戶圖》）、《雜療方》、《雜禁方》也有這方面的內容。《胎產書》（附《人字圖》和《禹藏圖》，前者是補加，後者有圖題）雖然是講婦人產子，但按史志分類，也屬於房中書。[11]

相關著作和論文：《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1985年，文物出版社）；《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2014年，中華書局）；《馬王堆三號墓竹簡<十問>注釋補正》（連劭名，《考古》，1994年第5期）；《馬王堆帛簡書房中術產生的背景》（朱越利，《中華醫史雜志》，1998年第1期）；《馬王堆帛書房中術的理論依據（上）》（朱越利，《宗教學研究》，2003年第2期）；《馬王堆帛書房中術的理論依據（下）》（朱越利，《宗教學研究》，2003年第3期）；《馬王堆醫書中性醫學文獻概論》（王立，《中醫雜志》，1995年第10期）；《中國古代的房事養生》（老齊，《科技文萃》，1994年第3期）；《馬王堆養生文獻對早期針灸理論的影響》（楊峰、趙京生，《中華醫史雜志》，2008年第2期）；《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竹簡<十問>著作時代初議》（趙璞珊，《上海中醫藥雜志》，1991年第11期）；《簡論馬王堆醫書<十問>“審夫陰陽”生命觀及現世價值》（劉蔚，《湖南中醫藥大學學報》《2014年第3期》；《馬王堆漢簡<天下至道談>校補》（蕭旭，《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4年）；《“產”有“生、活、鮮”義——淺談詞義的“感染”》（張顯成，《文史知識》，1995年第2期）；《馬王堆簡帛<養生方>、<雜禁方>校讀》（周波，《文史》，2012年第2期）；《<養生方>的性學價值》（王明輝，《健康博覽》，1997年第7期）；《古代中國對性學的貢獻》（李國成、熊承良，《醫學與社會》，1997年第2期）；《馬王堆醫書<養生方>性藥探討》（郭建生、王小娟，《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92年第4期）；《房事養生“七損八益”淺析》（孫學東，《養生月刊》，2003年第7期）；《馬王堆古醫書病名、藥名例釋》（管俊捷，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年）；《馬王堆漢墓帛書通用字研究》（吳雲燕，華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

四、神仙

神仙是神仙家的養生術，包括服食、行氣、導引。[12]服食是，用吃東西（吃特殊食品和特殊藥物）的辦法，求養生延命，不老神仙。在神仙家中是最重要的一類。……現在，丹經類的作品尚未發現，發現者只有雙古堆漢簡《萬物》，以及馬王堆帛書《五十二病方》、《養生方》和《雜療方》中的某些有關內容。[13]行氣是用呼吸吐納的辦法（傳統行氣有所謂“六字氣”），求養生延命，不老神仙，相當近人所謂“氣功”的“靜功”。其發現主要是馬王堆帛書《卻穀食氣》（篇題是後加，重新整理后改爲《去穀食氣》[14]）。“卻穀”，也叫“辟穀”、“斷穀”或“絕穀”，是少吃穀物或不吃穀物；“食氣”，是食“天地六氣”，即沆瀣、朝霞、銧光、端陽、輸陰、輸陽。其內容合於《陵陽子明經》。[15]導引是用屈伸俯仰的辦法（傳統導引有所謂“熊經鳥伸”、“五禽戲”、“八段錦”，等等），求養生延命，不老神仙，相當近人所謂“氣功”的“動功”。其發現主要有馬王堆帛書《導引圖》（篇題是後加）和張家山漢簡《引書》（篇題是後加）。[16]

相關著作和論文：《馬王堆漢墓帛書（肆）》（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1985年，文物出版社）；《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伍）》（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2014年，中華書局）；《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陸）》（裘錫圭主編，湖南省博物館、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2014年，中華書局）；《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文物出版社，2001年）；（《張家山漢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本）（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文物出版社，2006年）；《張家山漢簡<引書>研究》（高大倫，巴蜀書社，1995年）；《馬王堆漢墓醫書的藥物學成就》（馬繼興，《中醫雜志》，1986年第5期）；《馬王堆醫書與飲食療法》（喻燕姣，《華夏文化》，1994年Z1期）；《帛書<五十二病方>對食療學的貢獻》（陳湘萍，《四川中醫》，1991年第5期）；《帛書<五十二病方>中的惡食養療法》（陳湘萍，《中醫藥學報》，1984年第4期）；《健身氣功五禽戲的形成與發展——從馬王堆導引圖養生功法探研》（張淑君，《搏擊：武術科學》，2010年第9期）；《讀<養生方>劄記》（王卉，《湖南省博物館館刊》，2010年）；《從導引圖與養生功法的流變探研中國健身氣功的本質特徵》（王震、邱丕相、李志明，《體育科學》，2005年第7期）；《馬王堆簡牘帛書中的酒與養生》（劉紹剛，《酒史與酒文化研究》，2012年）；《疏調經氣與養生保健》（陸焱垚，《國醫論壇》，1996年第2期）；《談馬王堆醫書中的食療食補方（上）》（周一謀，《食品與健康》，1995年第5期）；《氣功與聲樂藝術》（楊仲華，《中國音樂》，1990年第2期）；《寒頭暖足話養生》（丁樹棟，《家庭醫學》，2014年第9期）；《<卻穀食氣篇>初探》（吳志超、沈壽，《北京體育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墓主雖短命 藏書重養生》（周一謀，《長壽》，1994年第5期）；《辟穀食氣與養生保健》（程菊珍，《搏擊》，2013年第4期）；《飲食決定健康》（周貽謀，《家庭醫藥（快樂養生）》，2013年第8期）；《兩千年前的健身體操圖璧》（傅舉有，《學習導報》，2005年第2期）；《穿衣戴帽要“涼頭暖足”》（彭國文，《中外健康文摘》，2009年第4期）；《江陵張家山漢簡<引書>對養生學的貢獻》（王曉萍，《中醫文獻雜志》，1997年第3期）；《從馬王堆帛書<卻穀食氣>探道家養生長壽秘訣》（朱膽，《首屆中日傳統醫藥與亞健康學術論壇論文集》，2011年）；《馬王堆帛書<卻穀食氣>考》（唐蘭，《文物》，1975年第6期）；《帛書<卻穀食氣>研究》（魏啟鵬，《四川大學學報》，1990年第2期）；《帛書導引圖題記“滿欮”考》（廖明春，《古漢語研究》，1994年第2期）；《<導引圖>與“五禽戲”》（陸皓楠，《中學歷史教學》，2008年第9期）；《東晉之前導引術存在的二重證據——從文獻傳說到考古發現》（魏燕利，《體育學刊》，2009年第10期）；《炁氣辨析——詰難氣功和聲樂藝術相通論》（馬力，《四川戲劇》，2007年第6期）；《馬王堆漢墓帛畫<導引圖>》（鄭署彬，《歷史學習》，2007年第1期）；《道家<養生長壽術>與馬王堆漢墓<導引圖>》（王繼昌、楊俊超、金尚沃，《中國氣功》，1995年第7期）；《西漢帛畫<導引圖>, 考辨》（沈壽，《成都體育學院學報》，1989年第1期）；《試論漢代導引養生術的淵源與早期在三峽的傳播》（李鳳、武仙竹，《三峽論壇》，2012年第3期）；《馬王堆漢墓<導引圖>探索與辨析——從陰陽五行與五時、五方談起》（呂利平、郭成傑，《成都體育學院學報》，1998年第3期）；《從馬王堆漢墓帛畫<導引圖>刭中國運動醫學的發展》（馬尚奎，《致富時代（下半月）》，2009年第10期）；《談馬王堆導引圖和<諸病源候論>中的導引術式》（周世榮，《湖南中醫學院學報》，1985年第2期）；《馬王堆<導引圖>部分功法淺析》（樊賢進，《安徽中醫臨床雜志》，2002年第5期）；《秦漢時期的氣功學（下）》（呂光榮，《雲南中醫學院學報》，1984年第3期）；《從馬王堆<導引圖>看中國傳統體育與藝術精神》（陳劍，《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張家山漢簡<引書>初探》（彭浩，《文物》，1990年第10期）；《江陵張家山漢簡<引書>述略》（連劭名，《文獻》，1991年第2期）；《張家山漢簡導引專著<引書>述探》（吳志超，《體育文史》，1995年第5期）；《讀張家山漢簡<引書>劄記》（李發，《四川理工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張家山漢簡<引書>詮釋（一）》（鄧春源，《中醫藥文化》，1991年第4期）；《張家山漢簡<引書>詮釋（續編）》（鄧春源，《醫古文知識》，1994年第2期）；《張家山漢簡<引書>補釋》（陳斯鵬，《江漢考古》，2004年第1期）；《張家山漢簡<脈書>、《引書》中“癉”字考釋》（張雪丹、張如青，《全國第十八次醫古文研究學術年會論文集》，2009年）；《對漢簡<引書>健康導引法中身體部位名稱及動作術語的考釋》（劉樸，《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8年第9期）；《吐納行氣術與保健治療功——試析漢簡<引書>和帛畫<導引圖>》（雷震，《成都體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漢代導引俑與導引術》（蘇奎，《中國歷史文物》，2010年第5期）；《清輝四轍的中華養生文化——從<行氣玉佩銘>、<導引圖>和<引書>談起》（呂利平、郭成傑，《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2002、2003年張家山漢簡研究綜述》（蔡萬進、張曉鋒，《中國史研究動態》，2004年第10期）；《張家山漢簡<引書>詮釋（續篇）》（鄧春源，《醫古文知識》，1993年第1期）；《張家山漢簡<脈書> <引書>釋文通訓》（史常永，《中華醫史雜志》，1992年第3期）；《<引書>推拿手法評述》（趙毅，《按摩與導引》，2002年第3期）；《漢竹簡<引書>中健康導引法的復原及特徵研究》（劉樸，《體育科學》，2008年第12期）；《<引書>几則趣味導引》（姚海燕，《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九届全国医古文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對西漢初期導引式分類及名稱的研究——從西漢初期的竹簡和帛畫中的導引式名稱分類和比較研究來看其時代的導引式命名特徵》（劉樸，《山東體育學院學報》，2007年第5期）。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5年5月24日。

本文發佈日期爲2015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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