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始革典”与宣王“中兴”

——西周一继一及制的变革与衰亡

（首发）

王恩田

山东省博物馆

厉王奔彘是西周历史上空前的重大政治事件。《史记·周本纪》详细地记述了事件的起因和经过。一是任用“好专利的荣夷公为卿士。二是厉王“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厉王用“卫巫”监谤。“国人莫敢言”。“三年乃相与叛，袭厉王。厉王出奔彘。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召公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与《周本纪》的记载不同，《国语·周语下》有如下的说法：

“厉始革典，十四王矣。”韦昭注：“革，更也。典，法也。厉王无道变更周法。至今灵王，十四王也。谓厉、宣、平、桓、庄、僖、惠、襄、顷、匡、定、简、灵也。”

据《周本纪》除匡王传弟定王外，其他十三王都是父传子。也就是说自厉王变更“周法”以后，周王朝确立了“子继之法”。现在的问题是，厉王所变更的“周法”是什么？如果按照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说法，周公创建“立子立嫡之制”以后，“子继之法遂为百王不易之制矣”[1]。果如其说，厉王还有什么必要甘冒被放逐和太子静被诛杀的危险。再来“变更周法”。事实证明，周王朝西周时期实行的不是“立子立嫡之制”和“子继之法”，而是以鲁国一继一及制为代表的继承制度[2]。厉王的“变更周法”，变更掉一继一及制中的“一及”，即传弟因素，而保留了“一继”即传子因素，实行了真正的“子继之法”。按照一继一及的“周法”，厉王理应传弟，但“厉始革典”“变更周法”改制创新，不传弟而欲传子宣王。从而引起了国人的不满“乃相与叛袭厉王”，这才是“厉王出奔彘”的真正原因。因为只有继承制才可以称为“典，法也”。厉王“变更周法”，触及到礼制的底线，因而被周人所放逐。《礼记·礼运》说夏商周时代的国君，“未有不谨于礼者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郑注：“势，势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犹祸恶也。”谨慎地执行礼制是国君在位的前提条件，违背礼制者，民众就会认为是祸害，而被赶走。厉王就是由于变更礼制而被国人视为殃祸而被赶走的具体实例。国人之所以要追杀太子静即宣王，是因为宣王是“厉始革典”的直接受益者。否则如果厉王的被放逐的原因是由于荣夷公的“好专利”和“卫巫”的“监谤”，则“冤有头，债有主”，国人理应追杀荣夷公和卫巫，何必殃及无辜的宣王？总之，“厉始革典”才是引起国人叛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的真正原因，而非其他。“厉始革典”历史功绩是革除了传弟的因素，周王朝确立了“子继之法”。

《史记·周本纪》说，厉王之子宣王即位后，“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御览》卷85引《帝王世纪》称之为宣王“中兴”。所谓“法文武成康之遗风”，当然不会是《国语·周语》所说的“宣王即位，不籍千亩”。也不会是“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而只能是“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以为太子。以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春，宣王伐鲁，立孝公”（《国语·周语上》）。

宣王的即位为王，是“厉始革典”的实际受益者，理应继承厉王“变更周法”的传统。但他却先是“立长废少”，不立长子括，而立幼子戏为太子。而后鲁人杀懿公，立括之长子伯御为君，破坏了一继一及的旧传统。尽管伯御已在位11年，宣王仍然伐鲁，杀伯御，立懿公之弟孝公为君，恢复了一继一及的固有的“周法”。无他故，“法文武成康之遗风”的理念使然。当“宣王爱戏，欲立戏为鲁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谏宣王曰：‘废长立少,不顺。……行而不顺，民将弃上’……宣王不听，卒立戏为太子”（《史记·鲁世家》）。我们当然不能根据樊仲山甫“废长立少，不顺”的反对，证明西周实行嫡长继承制。恰恰相反，“废长立少”，正是西周王朝的固有传统。周文王不立长子伯邑考而立其次子武王发就是好例。不仅武王不是长子，文王、成王、康王也都不是长子。春秋鲁定公四年，召陵盟会上，根据蔡叔是卫康叔的兄长，排定歃盟顺序时，打算把蔡侯排在卫侯前面。卫国使者子鱼表示反对，认为这不符合周人“尚德不尚年”的固有传统。他在例举了鲁卫晋三国分封时所受到特殊优待之后说：

“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文武成康之伯犹多，而不获是分也，唯不尚年也。”（《左传·定公四年》）

伯者，兄也。文武成康既然都有很多的兄长，当然都应是幼子。因此，宣王不立长子括，而立幼子戏为太子，正是“法文武成康之遗风”的具体体现。当鲁人杀懿公立括之长子伯御为君，即使伯御已在位达11年之久，周宣王还是东征伐鲁杀掉了伯御，立懿公弟孝公，恢复了一继一及制的传统。所谓宣王“中兴”实为一继一及制的复辟。

尽管鲁人杀懿公，立伯御废幼立长的变革，由于宣王的干预而失败，但对一继一及制的冲击还是相当严重的。孝公传子惠公，按照一继一及制的法则，惠公理应传弟，但却传子隐公，对一继一及制造成事实上的破坏，就是证明。隐公本想传弟桓公，但由于野心家公子挥的挑唆，桓公杀隐公，抢班夺权。虽属非正常继承，但并未破坏一继一及的传统。桓公被齐襄公所杀，庄公以长子的身份即位为君，显然是冲破了周人幼子继承制的藩篱。按照一继一及制的法则，庄公理应传弟庆父，但庄公力图改革，不想传弟而想传子公子斑，酿成了子继与弟及的大决战。其结果以庄公、季友改革派的胜利和庆父、叔牙的守旧派的失败而告终。鲁国确立“传子之法”，上距“厉始革典”足足晚了200年。除了宣王的干预的外来因素之外，充分反映了鲁国一继一及制传统的根深蒂固。

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观认为，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无到有，发生─发展─消亡的过程。西周时代的一继一及制从产生到消亡的曲折漫长的历程，充分证明唯物史观发展观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证明，王国维所谓周公创立“立子立嫡”制，从殷商的弟及为主制一跃而成为“子继之法”的荒诞无稽的杜撰。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5年8月16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5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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