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与《诗经》早期传述状态初探[1]

孙世洋

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周代是一个史官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与此同时乐官文化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史、乐两官文化都与《诗经》有着重要关联。不过，对于《诗经》作品的采选与保存，史官在能力上或许更具优势。相比于周代史官所具有的文化强势作用以及实用文献能力，周代乐官则不仅只是主要起到诗乐技术方面的辅助作用，而且整体呈现出文化上的衰落走势[2]。因而基本的看法是，《诗经》的传述与编定，主要由乐人来完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近来发布的清华简中，可见以书史形式记载的周代歌诗作品，也进一步提示了这一研究方向，亦即史官对于歌诗等作品的辑录乃至《诗经》的集成，曾经发挥着值得重视的直接作用。

一、周代史官“类诗家”功能的含义与独特表现

本文把周代史官在《诗经》集成与传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总称之为“类诗家”功能。这是参考汉代经学时期中，诗家传诗模式而提出的概念，用以指称实际起到“诗家”作用的史官功能。

周代史官的“类诗家”功能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周代史官对《诗经》汉代经学家传承模式的影响，二者之间存在类似特点，以及史官文化在多方面涉及《诗经》；二是周代存在具有史、乐复合功能的独特史官亦即“瞽史（工史）”，其与《诗经》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首先来看第一方面。

1、清华简对周代史官“类诗家”素质的呈现

近一个时期，研究较为关注《诗经》的诗乐、乐官文化背景。而王国维立足汉代《诗经》诗乐传习分离的事实，已提出过“诗家”有与“乐家”殊途的独立源流：

“此诗、乐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诗家习其义，出于古师儒。孔子所云言诗、诵诗、学诗者，皆就其义言之，其流为齐、鲁、韩、毛四家。”[3]

其中将汉代诗家的源流上溯至“古师儒”，这还有待讨论，但王国维注意到诗家自有区别于乐家的传诗传统，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见解。目前，我们更有理由认为，周代史官对于形成《诗经》的专门之学，起到过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而且史官的“类诗家”功能还可以穿越“春秋之季”这样的时限，而追溯向更久远的时期。

汉代诸家传诗的基本方式即是结合历史解说诗义，《汉书·艺文志》总结汉初三家诗学的基本特征为：“或取《春秋》、采杂说”。《毛诗序》更是极为系统的采用“以诗系时、以史证诗”方式，表现为诸如以时代顺序解说诗篇排列次序，结合历史人物事迹介绍诗篇时代背景等等方面[4]。

汉初诗家传诗模式中具有的这种史学因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诗家源流与史官存在着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周代史官把握、记录歌诗类作品的方式，也显示出史官具备近似后世诗家的素质。清华简系列即属于史官文献[5]，其中的《耆夜》、《芮良夫毖》两篇，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耆夜》[6]记有五篇歌诗，歌诗内容为全文主体。开篇所记为四篇歌诗出现的历史情景，即武王八年，周伐耆得胜后，在文王大室行饮至礼，与会的有毕公、召公、周公、辛公等。篇文在极简记叙历史事件、仪典要素之后，以下依次详记武王作歌《乐乐旨酒》与《輶乘》，周公先是作歌《赑赑》、作祝诵《明明上帝》，又即事作《蟋蟀》。

《芮良夫毖》[7]的主体内容即所谓“毖”，为韵文，文体特点与《诗经》中的“大雅”类似[8]。开篇有一小段序文，相当规范的介绍了创作的时代背景：

“周邦骤有祸，寇戎方晋。厥辟御事，各营其身。恒争于富，莫治庶难，莫恤邦之不宁。芮良夫乃作毖再终曰……”

总体来看，《耆夜》、《芮良夫毖》中的开篇文字，或者介绍涉及的礼典场合、历史事件与人物，或者描述作品产生的历史状况，这些正是《毛诗》诗序内容所涉及的主要方面。这些现象透露出，周代史官掌握歌诗的方式，已经具备后世诗家的一些基本要素。事实上，从周代史官的职能范围来看，《诗经》作品的收集、保存与传述都有可能经历过史官渠道。

2、传世文献对史官“类诗家”功能的记述

仅就《左传》等历史文献大量记载歌谣类作品的事实来看，史官对歌诗、谣诵等作品不仅保持关注，而且十分熟知。与受到较多关注的乐师采诗说不同，《孔丛子·巡守》记有史官采诗之事：“岁二月，东巡守……命史采民诗、谣，以观其风。”不过史官采诗与乐师采诗并不矛盾，史官既可以广泛的独立采诗，也能为乐师的诗乐活动提供支持。《毛诗正义》孔疏引郑玄答张逸：“国史采众诗时，明其好恶，令瞽矇歌之，其所无主，皆国史主之，令其可歌。”即认为采诗是经有一个先史官（国史）、后乐官（瞽矇）的完整过程。应该说，郑玄的描述较符合采诗的实际，采诗本属于史官掌握资料的一种活动（“国史主之”、“明其好恶”），而瞽矇乐人则似较难独立从事。《毛诗大序》更称述“变风、变雅”之作，是出于“国史”的“吟咏性情，以风其上”。

所谓“国史”，是对不同类型史官的一个宽泛概称。《毛诗正义》孔疏：“国史者，周官大史、小史、外史、御史之等皆是也。”《周礼》载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先秦可以称之为“志”的文献资料，内容形式十分广泛[9]，则小史、外史所掌，颇有可能包括与《耆夜》、《芮良夫毖》类型相似的篇目，其中记有各类歌诗资料乃至《诗经》中的作品。许慎《说文解字》：“诗，志也。”竹书中每每可见引诗时将“诗”字直书为“志”，不排除其中有一种可能性，即是将《诗经》作为一种“志”的资料而加以引述。《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晋国赵衰称：“《诗》、《书》，义之府也。”《国语·晋语四》记赵衰此语为：“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即视《诗经》为一种先王之“志”。总而言之，“志”往往为史官所掌，是一个可包括《诗》、《书》的宽广范畴。

如果说史官采诗乃至作诗，是《诗经》作品的来源之一，史官所掌“邦国之志”、“四方之志”中，可以包括《诗经》中的作品，那么，卿士献诗箴谏也须有史官的全程支持。

《左传·襄公四年》：“周辛甲之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于《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此即太史主持卿士“官箴王阙”，所引《虞人之箴》与《芮良夫毖》语式接近，类似“雅”诗。另有《国语·楚语上》记卫武公“箴儆于国”，称：“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韦昭注：“《懿》，《诗·大雅·抑》之篇也。”

整体来看，献诗箴谏这一类活动，是可以由史官主持，其“箴”“毖”“规”“典”等多类型的文本形态与名称，都可以被囊括到由史官实施的文献记录与传播形式当中，即所谓“史不失书”、“国史主之”。其中，也有一部分作品最终进入《诗经》辑本。

3、清华简文献群《诗》、《书》关联现象与史官传诗模式

《诗经》作品在史官文化渠道中传播，可以令之摆脱诗乐、礼典，以在文献层面得到独立的关注、保存与传习，这有利于《诗经》的文献结集以及专学形成。

目前可以看到，在史官渠道中出现的早期《诗经》传述状态，可能采取的是《诗》、《书》共体、结合或者相接邻的方式。史官的史录模式以及文献保存方法，会将“诗”与“书”关联在一起，已发布的清华简文献群对此有所反映。

一般来说，随葬书籍能够直接反映墓主的身份与爱好。清华简的墓主是一位历史学家，已知其随葬竹书中，有多篇《尚书》类型文献、编年体史书，以及《耆夜》、《周公之琴舞》这种以歌诗作品为主体的专篇，文献群整体表现为歌诗、书史篇类相杂处[10]。

此外，《耆夜》记载的五首歌诗，被穿织在简练的书史叙述模式中。这种以书史形态载录歌诗的模式，可与《墨子》中《诗》、《书》混称的现象比对而观。《墨子·明鬼下》引《大雅·文王》诗句，称“《周书·大雅》有之”。《墨子·天志下》引《大雅·皇矣》诗句，称“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之”，《大夏》即《大雅》，此以《大雅》为“先王之书”。

综合这些资料现象，我们可以在如下几方面得出新的见解：

一是《诗经》诗篇的历史文献记录形态：《墨子》中的《诗》、《书》混称现象，很可能是根源于早期《诗经》作品具有类似《耆夜》篇中的歌诗记录形态，亦即诗篇是被穿织记载在书史文本叙事形式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诗篇确实可以以“书”的名义被提及。

二是《诗经》作品传习的史官界域特点：称引《诗经》的方式也可以透露出习得、掌握“诗”的接受形式。“书”与“诗”被混同称引，正表明二者能够以所谓“先王之‘法志’”（《国语·晋语四》）的整体形态来加以传授，那么，这完全可以在史官的文献系统中来完成。传习过程可能是由一类有诗乐素质的史官来实施，即“工史”或称“瞽史”，对此将在下文予以说明。而且，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周代《诗经》等歌诗作品传承后期的主要形式。《诗》脱离诗乐，而与《书》保持文献媒介形式一致，这也造成后来诗家习诗、传诗的知识内容，往往是倾向于与书史领域相结合。

三是《诗经》传本的史官文化脱胎迹象：清华简中的《周公之琴舞》篇[11]与《耆夜》不同，只是单纯记录了周公及成王所作歌诗共十篇，全文没有记叙歌诗创作历史情景的文字。其中成王所作歌诗占九篇，首篇即传世《周颂·敬之》篇。由《耆夜》到《周公之琴舞》，清晰显明了这样一个过程，即是歌诗作品脱离历史叙事的上下文，也能够被史官摘录出来，专门加以记录，以独立成篇的形式存在。而这个形式，正是通往形成《诗经》专门辑本的方向。至于《芮良夫毖》的记叙形式，已经接近《毛诗》题序加诗文的形态了。可见，清华简的三篇涉诗简文，恰好足以提示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即诗篇由书史记录的综合形态，向《诗经》专篇形式过渡，以致具备后世专门诗家的传诗形式，而这些，都可以由周代史官以文字文本的形式来加以实现。

由此看来，清华简文献群以及《墨子》等传世文献中的“书”、“诗”关联现象，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其中体现的是《诗经》传习的部分史官文化特征，也能够反映出周代史官传诗的“类诗家”特点；而史官所掌同时涉及《诗》、《书》，不倾向于将《诗》独立加以传述，这也是还不能称史官为“诗家”的原因。

前引王国维先生称：“诗、乐二家，春秋之季，已自分途。”[12]认为春秋后期即有所谓的独立“诗家”，目前还只能是一种猜想。不过，在周代史官系统中，身份颇为扑朔迷离的“瞽史”、“工史”，其实是最为接近“诗家”的一类史官，而且他们与乐官文化有着不解之缘。

二、瞽史（工史）职能的复合特点及其《诗》、《世》之学

史官与乐官的早期职能有着多方面的联合，文献记载每每可见将二者并联提及。例如《国语·周语上》记有“太史顺时脉土”确定农时，也有“瞽帅音官以风土”。《周礼·大史》：“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孙诒让《周礼正义》：“王在军，盖以观台占候仪器自随……大史所抱者，即观台器法之一也。云‘与大师同车’者，与乐官大师为官联也。大师自执同律，与大史抱式不同，但皆主占事，故同乘一车。”[13]对此，以往通常倾向于从史官与乐官存在严格分界的前提观念出发，解释两方面的功能关联现象。不过，史官与乐官的“分立组合”状态，亦即所谓“官联”，客观显示出史官与乐官在职能上存在着交错、替代、兼容等多样的可能情形。如《大戴礼记·保傅》所记：“号呼歌谣，声音不中律。宴乐雅诵迭乐序……凡此其属，太史之任也。”太史亦可关涉乐事。那么，是否有可能无需“官联”这样的概念设想，而实际存在具有乐官素质的特殊史官，由他们同时承担史、乐两方面的联合事务呢？

金文显示，周代史官的职能细分、史职及称谓的丰富多样，要远超于《周礼》等文献所记程度。例如金文中可见有作册、作册尹、作册内史、书史、省史、中史、佃史等各类史官名目，而且存在大史寮这样健全的专业史官系统[14]。在周代史官功能愈见广泛、细化的发展现实中，出现具备乐官素质的史官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促成史官职事涉及“歌诗”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谓“瞽史”（或称“工史”），即是这种与歌诗作品包括《诗经》存在紧密关联，具有职能复合特点的史官，也是更近似于“诗家”的一种史官类型。有关见解，可分述为以下三点：

1、有关瞽史复合功能的记述与表现

礼学典籍及有关疏注倾向强调史、乐两官的分立，在这种前提印象影响下，有关瞽史的片段记载，很容易令人感到费解。一直存在两种看法，一是认为瞽史是瞽乐人与史官的合称[15]，而另有认为瞽史是一种专门从事口述历史的史官[16]。现在来看，有关文献对瞽史的复合职能特点，以及其与诗乐的特殊联系，有着虽然曲折但还是显明可见的审慎记述。

《周礼·大行人》：“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郑玄注：“书名，书之字也，古曰名。”瞽史掌握文字是其史官本职，而又通晓乐人的歌诗“声音”之道，这足以形成极为优越的综合诗乐能力。但郑注将“瞽史”解体分释为“瞽乐师”和“大史、小史”，实则旁生枝节，殊为牵强，可参《左传·襄公十四年》：

“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

《礼记·乐记》郑注：“乐人称工。”记载中“瞽”居“史”、“工”之间，鲜明提示出其不能单纯等同史官、乐官的交集位置，这正是《周礼》所记瞽史具有复合职能素质的一种反映。虽然《周礼》记乐人瞽矇有讽诵“诗“、“世”、“帝系”之事，但是，“瞽为诗”的“瞽”不能限定为仅是乐工的瞽矇，所指范围应包括“瞽史”。《汉书》载贾谊《陈政事疏》称：“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戴礼记·保傅》作：“鼓史诵诗，工诵正谏。”“鼓史”即“瞽史”。其中“鼓史诵诗”亦有作“鼓夜诵事”，卢辩注以为：“夜、史为字误。”孙诒让引孙渊如校，俱同卢注[17]，认为“鼓夜”应为“瞽史”。则《大戴礼记》所记“诵诗”者，亦为“瞽史”。《大戴礼记》、《汉书》中瞽史与乐人“工”并称，也表明瞽史是在乐人之外，与“诗”有特殊关联的一类史官，可以“为诗”亦可“诵诗”。

2《周礼》中“瞽史”身份实情的隐没及其与瞽矇的角色重合

但是，瞽史的复合素质及其“为诗”、“诵诗”职能，造成了其在《周礼》记述中的尴尬地位。《周礼》无法在史官或乐官系统中，为瞽史安排位置，因为在《周礼》确立的力图简单明晰的职能分工体系中，瞽史的跨界特点难以明确定位。另一方面，瞽史的功能又分别与史、乐两系中的有关人员职能存在交集，于是，瞽史身份的完整真相被隐没在对乐官、史官的有关分立记述中。综合各方的记述，我们可以看清其中错综复杂的情形。

所谓“瞽为诗”、“瞽史诵诗”，“瞽史”涉及“诗”的职能与乐人“瞽矇”重合，《周礼》只记述在瞽矇名下。《周礼·瞽矇》：“讽诵诗、世、奠（帝）系”。但是目盲乐人不仅不可能垄断“诗”，而且要掌握来源多样的“歌”、“诵”等文辞，也不可能完全不依赖一定的史录文献。所谓的“工诵箴谏”、“师工之诵”，目盲瞽矇发挥其讽诵功能，往往先需借助史官的传述。《史记·晋世家》载史佚言：“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大戴礼记·保傅》云：“(天子)失度则史书之，工诵之。”相比于乐人，史官于事居先。而瞽史“为诗”、“诵诗”的能力，更可令之充分分担或专任有关事务，甚至直接承担乐人角色而发挥“乐歌之”、“诵之”等功能。因而，《周礼》记瞽矇“讽诵诗、世、奠（帝）系”，其中隐含着对瞽史职能的记述，这不仅因为二者在名称上相关联，有时都可径称为“瞽”，也是因为瞽史与瞽矇二者在功能角色上有时是合一的。这连带造成《周礼》记述瞽矇职能范围的“越界”现象。

《周礼》乐官唯见瞽矇涉及史官职事，讽诵有“世”、“帝系”，在小史的职能中，又可重见这一事务。《周礼·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周礼·瞽矇》郑玄注引杜子春云：“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系，述其德行。瞽矇主诵诗，并诵世系，以戒劝人君也。”郑众认为：“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瞽矇讽诵之。”《周礼·小史》贾公彦疏：“天子谓之《帝系》，诸侯谓之《世本》。”围绕“世”、“系”出现的史、乐功能联合现象，其中也隐含着瞽史的身影。瞽矇讽诵“世”、“帝系”，往往被推想为是早期盲人史官的一种功能，但在史官极为发达的整个周代，具备史、乐复合素质的瞽史既可讽诵诗、史，亦能书史、录歌，更可代之而起。

《晋语·鲁语上》：“工史书《世》”。其中“工史”即是“瞽史”，许兆昌先生认为：“工史之工，与瞽相近……工史应属瞽史一类。”[18]韦昭注：“工，瞽师官也。史，太史也。世，世次先后也。工诵其德，史书其言也。”韦注拆分作解可以勿论，“工史书《世》”言之凿凿，工史、瞽史应是能够在瞽矇、小史之外掌《世》（“系”）的一种特立的史职。

总的来看，在《周礼》这里，讽诵“诗”、“世”、“帝系”被归属在瞽矇名下，而《左传·襄公十四年》有“瞽为诗”，《大戴礼记·保傅》记“鼓史诵诗”，《国语·鲁语上》称“工史书《世》”，这些有关瞽史、工史职事不同方面的记载，整合起来恰好与瞽矇相合。这说明的不是瞽史即是瞽矇，而是二者职能角色的某种重合。也有这样的可能，即《周礼》虽然传述瞽矇为盲人乐师，但也依据有瞽史承担瞽矇角色行事的现实，把瞽史的职事特点也通通记入瞽矇乐师名下。

3、瞽史的史官特质及其《诗》、《世》之学的知识类型特点

对于瞽史的复合职能特点，许兆昌先生指出过：“瞽史、工史应当是指西周时期与乐有关的一部分史官的称呼。这一部分史官利用乐律，或以听风，或以记事，或以礼神。”[19]在此基础上，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出更显瞽史独特价值的职能内容。

瞽史在大行人事务领域，通过“谕书名、听声音”，在语言文字、诗乐音声方面通联各地域，这只是其独特复合素质的基本运用。在周代的学术、文典领域，瞽史还有其独特的职守内容，亦即《诗》、《世》之学。

在《周礼》中，“诗”、“世”、“帝系”三事相并立，一同归属瞽矇主掌，已显其相联系而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左传》、《国语》、《大戴礼记》记瞽史、工史之事也以主事“诗”“世”最为显明。《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载子贡言曰：“吾闻夫子之施教也，先以《诗》、《世》。”（《世》可包括“帝系”，韦昭注：“世，谓先王之世系也。”）《诗》、《世》之学是孔子施教的起点内容，在知识类型以及文化层级上必有一致特点，可以一同构成周人文化素质的共识基础。

《诗经》可以兴、观、群、怨，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培养事君父的伦理品格（见《论语·阳货》），而《世》则起到灌输历史基本常识以及史鉴认识的作用，皆为个体社会化所必备之基本素质。《国语·楚语上》载申叔时列举教育王室子弟的典籍门类，依次是《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九种，其中《诗》、《世》相接同居前列：

“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

在所述九学的施教特点上，《诗》、《世》同有“昭明德”、“导广显德”之功，但是一为“休惧其动”切实于行，一为“耀明其志”畅达于心，《诗》、《世》之学既具共性亦有相辅相成的组合作用。

“诗”、“世（帝系）”组合不无史官之学的特征。清华简新见的篇章里面，也可见歌诗作品与“世”学资料的共处。与前述清华简涉及诗歌类资料的《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同出的，还有《世》学类文献《楚居》篇[20]。在清华简第一辑9篇中，整理者已注意到《楚居》是较为特殊的一篇，在内容上“与《世本》之《居篇》很相类”[21]。《世本》是先秦《世》学文献见存于汉世者，《汉书·艺文志》：“《世本》十五篇，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其书已佚，后世辑本可见《帝系》、《王侯》、《卿大夫》、《纪》、《世家》、《传》、《氏姓》、《居》、《作》和《谥法》十篇。

不过，《诗》、《世》组合在史官之学中又自具特殊性。清华简表征了“诗”、“书”、“世”的文献共存形态，而《周礼》并称“诗”、“世”（帝系）为讽诵之事，则该组合既具书史文献形态，而又倚重“讽诵”的口头表现方式。这也反映出瞽史的特殊才能。相比于但掌文字书记的一般史官，瞽史可以将书面文典即时诉诸口头讽诵，以适用于实际的具体政事。《国语·楚语上》载国君：“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矇不失诵。”相比于一般师工、史、矇，瞽史的“临事之导”要求其能力更综合、更灵活，尤须兼备文书记忆与讽诵应事之才。

孔子论“诵三百”应切合实用，以具“达政”、“专对”之才（见《论语·子路》篇），这正是“瞽史诵诗”以备“临事之导”的《诗》学实用模式。据此似可推想，《诗经》在春秋时代的广泛实用，其中应有瞽史《诗》学的影响，或者早期诗教本有瞽史参与。《礼记·内则》：“十有三年，学乐诵诗。”瞽史以“谕书名、听声音”之才，在早期的诗乐综合素质教育中，亦可发挥有效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从史官文化来看，瞽史类型史官的存在，显示在发挥实用功能方面，周代史官类型有着极大的丰富与拓展。更重要的是，从《诗经》的形成与传述层面来看，瞽史《诗》、《世》之学有利于《诗经》在史官文化层面，向着更为系统规范的专门之学、经典化方向发展起来；而瞽史“诵诗”以“临事”，对春秋时期称引诗句以说理议事，极力发展《诗经》的语用诗义之学，也必将有着直接、颇具深度的影响力。

【结语】

《诗经》作为乐章可以施用于礼典，乐人的诗乐活动涉及《诗经》。因为这些原因，乐官对于《诗经》形成与传播所发挥的作用，很容易受到人们的过高估计。而实际乐人的诗乐技术服务取向，以及乐人自身条件与能力的特点，都使之在后期活跃的《诗经》传习活动中，无法起到稳定、主导性的核心作用。清华简有关歌诗篇目的新发现，将促使我们稍为转移研究视线，周代史官文化的《诗经》学研究价值，有可能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尽管先前刘师培[22]、顾颉刚[23]等学者，也曾触及过这方面的问题，但在拥有更优越研究条件的当下，我们还可再作新的研究。故此，笔者不揣谫陋撰成此文，谨就正于方家学者。

本文原载《中国诗歌研究》第十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5年11月23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5年11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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