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學勤先生序

首都師範大學陳英傑先生的《容庚青銅器學》，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學術史研究專著，現將出版，相信一定會博得學術界的肯定，並爲關注中國古代青銅器的廣大讀者所歡迎。

有一門學術，就會有相應的一門學術史，比如有數學，即有數學史，有文學，即有文學史，而學術史一定包含若干對該門學術起有重大作用的學術人物。考察這樣的學術人物，會使人們更多地了解該門學術的進步歷程，從而窺見其在將來的發展方向。

中國的青銅器學，包括其銘文即金文的研究，有着相當久遠的歷史，溯其源始甚至可以上及漢代，到了兩宋，業已成爲羽毛豐滿的學科了。至於現代意義的青銅器學，由清末民初的“羅王之學”開端，到如今已經是關係到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科技史、美術史等諸多學科交叉融會的一個研究領域。眾所公認，容庚先生在這門學術的締造進展中，作出了特別重要的貢獻。因此，考察容庚先生一生研究青銅器的種種成就，是很有意義的學術史課題，將使我們對這個學術領域有更深入的理解認識。陳英傑先生出身於容庚先生長期執教的中山大學，他來撰作這部《容庚青銅器學》，正是恰當的人選。

《容庚青銅器學》內容豐富扎實，我雖自少繹習容庚先生著述，再三批閱這部文稿，仍覺獲益匪鮮。我的粗淺體會是，貫穿於容先生關於青銅器及金文著作中，有這樣四點尤其值得我輩後學體會學習：

首先，是謹嚴的學風。2004年6月，我在香港嶺南大學“嶺南著名學者紀念研討會”上，曾提出題爲《容庚先生對青銅器研究之重大貢獻》的小文。我特別說到，王國維爲容先生《金文編》作序，首標孔子“多聞闕疑”之旨，容先生自序也講：“吾聞之《韓非子》曰：‘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著錄彝器，審釋文字，余惟愚且誣是懼。”楊樹達先生爲容先生《頌齋述林》作序，也說其“立言矜慎不苟，於其所未達，丘蓋不言。凡繆悠之談，怪奇之說，於君所著書中窮搜力索，決無由得其踪影。”這正是容先生治學人不易及之處。

其次，是廣博的知見。容庚先生的青銅器研究，首重繼承前賢的既有成果。他對宋代以來所有著錄論作，一一進行了精當的分析評價，《宋代吉金書籍述評》和《清代吉金書籍述評》兩篇名文，起了全面總結的作用。至於當世公私藏家的青銅器，容先生更盡可能親自寓目研究。例如清宮舊藏，經他整理評鑒，有《寶蘊樓彝器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及《西清彝器拾遺》等書；私家藏品，如號稱最豐的廬江劉體智所收，經他研究考釋，有《善齋彝器圖錄》。業已流散境外的器物，他也盡力搜輯材料，擇要輯爲《海外吉金圖錄》，並收入《商周彝器通考》。凡此足見容庚先生在青銅器研究方面經驗之豐、積纍之厚，實非一般可比。

第三，是綜合的考察。青銅器是古代文明的物質遺存，理應就其形制、質地、紋飾、銘文、功能、組合以及製作工藝、美術特點等等，作多角度的觀察研討。但自宋代以來，青銅器研究作爲傳統金石學的一部分，受時代學術潮流的影響，研究多偏重於銘文一項，實際衹是金文學而不足爲青銅器學。其結果是有些重器僅存文字拓本，連器形如何都不見著錄，更不必說沒有銘文的器物了。容庚先生力矯此弊，其代表作《商周彝器通考》對青銅器作全面的綜合論述，推進了現代青銅器學的發展。

第四，是嚴格的鑒定。容庚先生精於青銅器的辨僞，在器物鑒定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成績。他在述評前人著錄的時候，必詳細指出其間疑僞之器，堪稱目光如炬。他一生對所見公私收藏青銅器所作鑒定，數量不能詳計。《商周彝器通考》專設《辨僞》一章，凝聚了他的經驗心得，是讀者不可忽略的。近年青銅器造僞之風熾盛，頗有些僞器魚目混珠，謬種流傳，我們應該重溫容庚先生的論述，提高對僞品的警惕。

關於以上幾點，陳英傑先生書中都反覆涉及，我在這裏便不多說了。最後我還想贅言一句，《容庚青銅器學》這部書中，相當篇幅是以表格形式出現的。編製這些表格實非易事，讀者不衹可以具體利用，還能從中得到不少啟示或推論，建議不要錯過。

李學勤

2015年3月22日

張振林先生序

先師容庚（希白）先生畢生以研究中國青銅器及其銘文文字爲職志，以書畫品評爲業餘愛好，在世九十年，遺世著述上千萬字。其中《金文編》和《商周彝器通考》二書，被世人目爲其代表作，也是容先生傾注心血最多、最爲牽掛的著作。

容先生1925年以《金文編》（貽安堂版）出版而成名，1939年出版重訂本（香港商務版），1959年出版新修訂本（科學出版社版），1983年去世前還在病榻上一再叮囑我，儘快將修訂好的第四版稿謄清後交中華書局（第四版於1985年出版發行）。容先生終其一生，殫心竭力使《金文編》與時俱進，以滿足世人對此專業工具書的急需。其爲銅器文字之費心，眾所易見，毋庸煩言。

《商周彝器通考》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考論中國青銅器的著作，在還沒有電腦互聯網的年代，全憑個人手工作坊式的搜集資料、編排分析、研究寫作，不僅成書歷盡艱辛，想要修補增訂也不知費了容先生多少心血，最後只完成了修補意向的登錄和小部分章節的重寫，便抱憾離世了。緬懷容先生在建立中國青銅器學上的貢獻，除了要知道其奠基之不易，還要瞭解他在後來四十年，爲構建與時俱進的更完善的中國青銅器學的牽掛和付出。

1927年2月故宮古物陳列所設立古物鑒定委員會，容先生被聘爲鑒定委員，開始能摩挲大量的青銅器，並每星期一次同其他六位委員一起討論銅器的真僞和時代鑒別問題。[1]於是，容先生的科研興趣愛好，從單一的銅器銘文文字，擴展爲立體的青銅器的各個方面，包括器形、器名與分類、花紋、銘文、斷代、著錄、鑄造技術、出土發現、收藏與流傳、真僞鑒別等等；於是有《寶蘊樓彝器圖錄》、《武英殿彝器圖錄》、《頌齋吉金圖錄》的編纂；於是有對宋、清各種金石著作和有關銅器的真僞存佚的清理。1929年8月末，郭沫若從日本寄信到燕京大學，與容先生開始了文字交，每年書信來往8-10回，彼此互贈資料、著作，敞開心扉討論對青銅器各方面的見解，這對容先生全面系統地分析研究青銅器的器形和花紋的命名、發展變化，以及聯繫銘文的時代地域特徵，進行斷代和辨僞的綜合研究，也起了重要的促成和幫助作用。[2]於是，到1933年5月，容先生便有了編寫《商周彝器通考》的宏圖大計。再經歷五年對分散於各地的銅器、著錄和拓片、照片的搜集研究，容先生於1938年6月起編纂《商周彝器通考》，至1940年3月完成初稿，修正後於11月送交出版，1941年3月印成面世。[3]

從上述情況可知《商周彝器通考》成書之不易，它經歷了六年的前期實踐和資料準備；1933年擬編《商周彝器通考》計劃後，再經歷了五年後期的資料搜集和分析研究準備；最後又花了三年時間，進行精心的編寫，才完成這一部第一次全面系統考論中國青銅器的巨著，使延續了千年的爲古董把玩鑒賞和補證經史服務的金石學，蛻變成有完整體系的中國青銅器學科，爲中國年幼的考古學奠定了青銅器類型學的初步基礎。誠如于省吾先生所言，“自來各家彝器之書，或祗箸圖銘，或僅釋文字，或閒加考證，或闡發一端，均無以觀其會通。而此書之作，分章輯述，究極原委，甄錄載籍，參以己見，撢邃賾，理紛拏，辨群言之得失，成斯學之鈐鍵，洵爲空前之創作，稽古之寶典矣。”[4]

然而，由於日寇侵華戰爭的遷延，“《通考》在燕大出版時，因紙張不夠只印四百部，一部分流傳國外。《金文編》重訂本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香港印成，不久香港淪陷，此書幾全部毀滅。”[5]二書在國內傳佈甚少。

《通考》寫成之後，容先生能搜集的銅器資料已基本採用，科研興趣暫時轉向自小喜好的書畫的品評購藏。因環境的變化，其教職由燕京大學轉僞北京大學、廣西大學、嶺南大學，至1952年11月轉入中山大學，“十餘年來，爲職務所束縛，已脫離了青銅器研究的工作。”[6]不是容先生不想繼續研究青銅器及其銘文和甲骨文字，而是因他在日僞統治的僞北大任教時，除講授甲骨文、金石學、文字學概要、說文四門課程的繁重教務外，還要爲養活家人而顧不得教授臉面，登報賣字刻印，其《頌齋鬻書約》云：“戰事頻年，朔飢欲死，支筆錠墨，中人之產，不有所取，其何以堪。五十之年，倏然已至。爰定潤例，以當畫餅，苟能療飢，固所欣然；若其不能，亦節勞勩。并世同志，幸勿譏焉。”[7]1950年容先生爲曾毅公《甲骨綴合編》寫的序言中也說：“余南歸四年，以事務勞其體，以衣食攖其心，鮮讀書之暇，無從遊之人；新得甲骨百餘片，扃鐍篋中，經年不一視，求一拓墨之人而無之；欲如在北京優遊研究之樂，此日不再得。”[8]五六十年代容先生每與同事或學生談及科研成績，都會說他的成績是在北京燕大時候取得的，並沉浸於深深的回憶中：燕大的充足經費和甲骨收藏、故宮把玩過的上千件銅器、琉璃廠豐富的古物收藏和交易、北平市和各大學圖書館的藏書、考古學社同仁的頻繁過從研討、自己廢寢忘餐地做照片、拓本、資料整理及寫作等等，都會令他神思馳往。而1946年初南下回粵後，第二年夏才接家眷和數百箱家什回廣州。結果，“彝器之撞破者十之三，書畫之黴斑者十之二，開箱檢視，神思惘然。回粵三年，僅得一陳侯午錞。……書畫則未得一中上之品。”只因種種條件限制，使他難於繼續研究青銅器，而“書畫亦十年精力所聚，未忍聽其湮沒；聊筆記之，謂此爲《臥游錄》也可，謂此爲《銷夏記》亦可。”儘管容先生自少喜好書畫品鑒收藏，但對比古文字、青銅器的研究在先生心目中的分量，數百萬字的關於書畫的著述，只不過是戰亂期間“排憂解慍”和環境不安定時“中心好之，期以此自遣”之作。[9]

1952年末廣州大專院系調整完畢，容先生跟隨嶺南大學文、理科併入中山大學。第二年按學習蘇聯而進行課程改革，容先生與詹安泰、吳重翰教授合作編寫了一部《中國文學史》，以應教學之急需。此書曾一度被部分高校當作教科書採用。朝鮮戰爭結束後，新中國迎來了一個空前安定的建設時期。1954年上半年，歷史系的譚彼岸、張維持等七八位教授、講師，還有中文系教師和圖書館人員，相約請容先生講授古銅器方面的問題，每星期五晚講授二小時，常去容家客廳聽講者七八人，最多時達上十人。容先生異常興奮地備課，每周按時準備好茶水糖果接待同事學生。同時兩次致信中國科學院和郭沫若院長，曰：“庚是研究古銅器的人，曾著《金文編》和《商周彝器通考》兩書，不無‘敝帚自珍’，故擬向你院作芹曝的貢獻，兩次致書郭院長，提出三點：（一）這兩書有無改編出版的需要？（二）怎樣改編？（三）你院能否出版？”郭沫若將信轉囑考古研究所研究作答。答函云：“上述兩書雖已絕版，但各處流佈已廣，差足應用，似不必亟亟於重修出版。”[10]這託辭無異是給容先生當頭一瓢冷水。雖然如此，也不會阻礙容先生繼續改編修訂兩書的努力。

1954年下半年，中山大學校、系二級均同意，容先生可以一半工作時間改編《金文編》。容先生考慮，既然暫時不能改編《彝器通考》，就不如編寫個簡縮本，以應高校教學和文博事業發展之急需。張維持先生在容先生的指導下，以他的聽講筆記爲基礎，參照《商周彝器通考》，補充增加了一些國外資料和國內新的研究成果。是年11月，容先生在《中國青銅器概論序》中說：“我不識外國文，對於外國學者研究青銅器的論文，很少引用，這也是《彝器通考》缺點之一。張維持同志通英、日文，與我合編《中國青銅器概論》，多採用外國學者之說，正可補我的不足。青銅器乃我國殷周文化藝術高度的結晶品，其形制、花紋、文字，皆值得我們深入去探討。但我國青銅器的圖譜雖多，而通論很少，這書的出版，或能引起國人對於研究青銅器的興趣。《金文編》重訂成，繼續改編《彝器通考》，這是我所願望的。”[11]六十年後的今天，我們都能從這幾句話中，感受到容先生做學問的誠實和對祖國青銅器文化藝術的赤誠熱愛，以及對研究工作的無盡牽掛。這本《通考》的簡縮本《概論》，經幾年聽取各方意見、補充修正，1958年出版時正式命名爲《殷周青銅器通論》。

1959年夏天，容先生帶領助手和四位副博士研究生北上考古實習，在十三地停留，看到各地博物館所藏大量傳世和出土的文物，抄錄了很多青銅器卡片，但照片和拓本則難得到。1962年夏，容先生再次率領三名助手組成考察小組，持文化部證明和康生簽署的介紹信，歷時三個多月，到過十九個城市，收集和記錄了三千多件古銅器的資料和部分照片、拓本，其中不少是科學發掘所得，有較明確的年代、地域，對修訂《通考》，具十分珍貴的學術價值。返校後，考察小組擬訂了《商周彝器通考》修改計劃和章節提綱，擬對原書的內容和結構作較大的調整和增補，編寫成四五十萬文字、圖版二千多幅的著作。爲了聽取學術界意見，選了部分初稿在刊物上先行發表。[12]容先生平日翻閱文物考古類的各種書刊，學有所得，即以批注形式寫入《殷周青銅器通論》書中，就像看到新的銘文拓本就將新字記入手頭的《金文編》一樣，不停地求新求完善。

1965年冬敲響了歷史文化戰綫階級鬥爭的警鐘。次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容先生即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打入“牛欄”，常挨批鬥，家藏圖書資料全部被封存。“四人幫”倒臺後的“1978科學春天”到來時，容先生得到政治上的平反，返還了圖書資料，已經是八十四歲高齡了。校長和系主任多次拜訪，鼓勵容先生帶領弟子完成自己想做的工作，表示校、系兩級可給予儘可能的支持幫助。十多年飽受淩辱的老人已感到天年無多，每天加緊閱讀1973年後恢復出版的文物考古類書刊，不停地在手頭的第三版《金文編》和初版《殷周青銅器通論》上增添新知，沒有再提修訂《商周彝器通考》的事。顯然，容先生重復著五十年代的想法：既然《通考》工程量大，短期難於成就，不如先修訂好《金文編》和《通論》，在有生之年，力所能及地填補十年浩劫造成的學術空缺。容先生晚年最後努力的成果，一部分體現在第四版《金文編》上，《通論》在1984年重印時沒能反映先生修補校訂的意見是一種遺憾，而先生牽掛了大半生的《商周彝器通考》修訂流產，則是中國學術史上的難以彌補的一項損失。

當然，每一個學者都只能在一個特定的時空中工作生活，天賦、學殖、境遇、性格都不同，各有所長，不會十全十美。1939年聖誕日容先生就曾自我解剖曰：“聯繫社會，能見其大，吾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立庵：訓詁語法，綿針密縷，吾不如于省吾；下筆千言，文不加點，吾不如吳其昌；甲金篆隸，無體不工，吾不如商錫永……”[13]容先生長於資料考據，而理論、外文、考古發掘實踐是其短板。我們不能以時空的局限苛求於學者。學各有專攻，善學的後來者常可居上。如張光直等的《商周青銅器與銘文的綜合研究》，郭寶鈞的《商周銅器群綜合研究》，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銅器綜覽》，朱鳳瀚的《古代中國青銅器》，吳鎮烽的《商周青銅器銘文及圖像集成》……等等，爲中國青銅器研究在材料內容、方法手段上，在研究的角度、深度、廣度上，做了不同的工作，各有特色和貢獻。

陳英傑君在紀念容庚先生逝世30周年和誕辰120周年期間，圍繞著容先生關於中國青銅器的各種著作，以《商周彝器通考》和《殷周青銅器通論》（包含有容先生手批校訂內容的中華書局2012年《容庚學術著作全集》本）二書爲中心，輔以教課用的《金石學》講義，在材料運用上和整體的理論體系構建上，進行了細緻的比較考證，探尋容先生學術思想細微的乃至整體的變化，這樣還原一個具體人的思想脈絡，看似繁瑣，但對讀者瞭解容先生在構建中國青銅器學方面所具有的豐厚學識和追求完善的努力，卻很有幫助。陳君以嫺熟的考據功力，把容先生在青銅器學上的認識發展，放在學術史的特定位置上，於考據中聯繫出土物和他人的研究成果，邊述邊評，則使讀者能看到容先生對傳統的繼承和發展，同時從評議中知道其某些不足，難能可貴。

用證據說話，不噴香水也不諱，實事求是，是評述歷史人物和寫學術史的正確態度。考據是能使史實還原、論述坐實的有效方法。聯繫周圍環境、比較他人成果，夾敘夾議，是後來人旁觀者評價前人和議論前事時爲防失公允的可行途徑。讀者諸君，不知以爲然否？

張振林

2014年12月於中山大學

後記

寫作此書的辛苦遠遠超出我的預料。

一年多來，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此書的寫作上。當時的初衷是，以容老的著作爲切入點，在全面總結並整理容老青銅器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補足自身古器物學的知識結構。十幾個月來，寢饋其中，但由於勞逸沒有恰當把握，而致身體受到損害。2013年12月至2014年的2月間，幾乎無法工作，在電腦前坐不多時，腰部臀部即酸痛難忍。

2013年下半年我給研究生開設了《青銅器銘文專題研究》課程，其中有一章是講“容庚之學”。本想作爲一章講個三五次，但竟講了近一個學期。我受學於中大，作爲容老的再傳弟子，整理容老的著作並繼承其學術思想，既是一種責任，亦是學術傳承的題中應有之義。因此我原諒了自己的自不量力，毅然決定以此自任。容老教導他的弟子每讀完一本書就寫一篇書評（一書一評法）。本書只不過是一篇較長的讀書筆記而已。

我的本意是，力求把容老青銅器研究的學術成就和學術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全面而準確地梳理總結出來，並對容老的相關成果加以科學整理。這一方面是在作學術史的工作，對容老在古文字學史和青銅器研究史上的地位進行評述和論定；另一方面是想在通盤把握容老青銅器研究成果及其學術歷程的基礎上，對容老的有關論述加以重新整理，給學界提供一份全面、準確而且方便利用的研究資料和容庚讀本。這樣做的目的其實有兩個：其一是讓讀过容老著作的讀者，仍能從中取得不同於直接讀原著的新的學術體驗；其二是讓即使沒有系統閱讀容老著作的讀者，讀了此書能基本上全面把握容老的學術思想和學術體系。這樣的寫作原則，對著者的學術水平和寫作水平無疑是一個全面的挑戰。我心中未嘗不充滿履薄的驚懼。

2013年11月下旬中山大學譚步雲老師來京，趙平安、劉樂賢、陳雙新幾位老師同聚，我就此書的寫作框架及主要內容徵求他們的意見，他們均表示這項工作很有意義，並給予了指導建議。有了他們的支持，我也有了一定的信心。

本想以一己之力完成此書，後來改變了想法，把下編和附錄中屬於基礎資料整理的部分分解爲課程作業，分配給修習本課程的研究生去做。整理過程無疑是一種很好的學術訓練，既能從中學到捜集、分析材料的方法，亦能豐富自身的學術儲備。如果寫得好，還可以考慮成爲此書有關章節的底稿。我設計了整理表格的基本樣式和參數（整理過程中發現新問題隨時調整），並指定參考文獻。但由於種種原因，學生整理的初稿存在的普遍缺陷是（其中封閉性較強的內容相對好一些）：資料闕漏較多（尤其是比較隱蔽的材料）、信息析出不全、缺乏材料與材料之間的比勘和分析，其校訂增補的強度和難度大大超出我的想象。爲了準確與全面，我對全部材料重新作了分析。學生整理的內容有的最終作了放棄，由我自己重新撰寫。有的我作了較大程度的改寫。對下編和附錄部分的校訂、改寫、增補，花了我八個多月的時間。對同樣的材料，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理解和把握，而且材料掌握的多寡不同而造成見解的不同。雖然經過我的一番修改，但上述提及的缺陷肯定仍然存在。由於個人水平不夠，加之精力有限，本書的原定寫作計劃並未全部完成，比如對各版《金文編》的研究、容老對秦漢金文的研究、容老對青銅器花紋的研究等，只好留待將來了。本書存在的錯誤和缺漏，亦應全部由我來承擔。

曾憲通先生爲容老編纂過三本文集：《容庚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容庚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容庚雜著集》（中西書局2014年10月），並撰有多篇論文，對容老的學術思想、學術成就及治學特色進行了深入的總結和論述。尤其是先生爲重排本《商周彝器通考》撰寫的前言《二十世紀青銅器學的奠基之作》，是迄今爲止對容老青銅器學的研究歷程梳理最細緻、對容老學術思想把握最細密、對容老在青銅器研究史上的定位最精準的一篇權威文獻。本書的寫作即以此文爲指導思想。先生長期跟隨在容老身邊，是容老生前許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和見證者，先生的文章中有不少關於容老的重要史料。就“容庚之學”我曾在2012年的5月向先生請教，先生給我提示了重要的資料，他告訴我記得臺灣東吳大學有人以“容庚金文學”爲題作學位論文。順著這個綫索，我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博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查到了兩篇碩士論文，均爲許錟輝教授指導，一爲東吳大學陳鳳儀先生的《容庚著述編年研究》（1998年），一爲國立師範大學吳濟仲先生的《容庚之金文學研究》（1997年），但網絡上二文只有題目而無全文和提要。2014年的6月份，我只好向臺灣的蘇建洲先生求助，他幫我查到了吳文的提要，[14]但陳文的內容依舊沒有查到。就見到的題目及提要來看，他們的研究與本書關係不大，但不能讀到其全文，終究是一個遺憾。

2013年9月在吉林大學參加中國文字學會第七屆學術年會期間，我曾就本書的設想向禤健聰先生請教，後來本書的個別篇章也請他審閱，他提出了很好的意見。爲了向學界請教，本書的部分內容曾在一些學術會議上宣讀，有的投寄期刊發表。《<商周彝器通考>花紋內容校讀》曾提交“甲骨學殷商史暨慶祝王懿榮紀念館落成國際學術研討會”（2014年8月10-12日，山東煙台），會間與嚴志斌、陳穎飛、張德良等先生交流，獲益良多。《試論<金石學>講義在容庚青銅器學理論體系中的位置》提交“紀念容庚教授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十屆年會”（2014年10月10-12日，廣東廣州/東莞）。《古文字研究》、《中國文字學報》、《中國文字》、《甲骨文與殷商史》、《簡帛》等刊物爲拙文提供了發表園地。

書稿完成後，曾呈送李學勤先生、曾憲通先生、趙平安先生、劉樂賢先生、陳雙新先生、蘇建洲先生、陳穎飛先生和張振林師、黃天樹師等審閱。劉樂賢先生和陳雙新先生並推薦本書出版。在此向諸位先生致以深摯的感謝。2014年12月初我給李先生寫了一封信，并奉上文稿，表達了向先生請序的願望。先生慨然相允，讓我深受感動。先生已年過八旬，近年來又纏身於清華簡的整理和“出土文獻與中國古代文明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申報與研究規划設計等諸多事務中，我在這個時候進行叨擾，內心很是不安。本書的寫作，自始就與張師保持不斷的溝通，並得到老師極大的支持。張師作爲容老的親炙弟子，作爲《金文編》的指定摹補者，他對容老有一種特殊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他對容老的一些回憶和分析，對本書的寫作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2014年10月藉到廣州開會之機，我把已經寫完的大部分稿子帶給老師，老師審閱後忻然賜序。謝謝老師一直給予學生的鼓勵！雖囿於稟賦，所得不多，但學生不曾懈怠過，在此也請老師放心。老師的期望與教導，時時掛在心頭，不曾暫忘。曾憲通先生看過書稿後，指出其中存在的諸多疏誤之處。在此向李學勤先生、曾憲通先生和張師致以誠摯的謝忱！

感謝張振林師和師母一直以來的惦記和關懷，每次通電話都讓我回憶起廣州那段困難卻並不孤單的日子，沒有老師和師母，我不知道那段日子該如何捱過。

感謝黃天樹師和師母給予的幫助和鼓勵，2008年我調來北京後，黃師一直關心著我學術上的成長，他不但是我作博士後研究時的導師，而且，2010年文學院實施了旨在培養學科後備人才的“青年教師幫扶計劃”(2010-2015)，黃師又成了我的聯繫人和指導人。師母經常在生活上給予關心。

感謝曾經幫助過我的所有師長、朋友和同事！

感謝諸位研究生在文稿撰寫與校對過程中所付出的辛苦！尤其是我的研究生杜慶華、吳盛亞同學，爲我分擔了工作上的很多瑣碎的事務，在此向他們表示特別的感謝。

感谢責任編輯鄭澤英女士、何純譜先生爲本書付出的辛勤劳动！

感謝人生的所有經歷和生活的饋贈，無論痛苦、憂傷還是快樂！

最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我們只是在《容庚學術著作全集》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系統中進行研究，囿於時間與目力，很多論著未能參考，絕非有意忽略。即使是與容老研究直接相關的文獻，雖然我也盡力作了蒐羅，但肯定仍有重要者沒有讀到，或者讀到而漏略了其中重要的信息，甚或有引用而誤解作者原意者。如此種種，懇請學界前輩海涵。我們只是做了一點很微薄的工作，我願意並做好準備接受學界的批評。

行筆至此，想起很多往事，心中充滿許許多多的感動、感激和感慨。

2014年11月15日

2015年4月1日重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