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琮”及相關諸字 (二)
陳劍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
三、殷墟甲骨文和“文王玉環”的
“”和“”字及相關諸字
殷墟甲骨文“”和“”字多見,作如下之形:
(一)、《懷特》362 《懷特》393 《合集》3313 《合集》8092 《合集》8093 《合集》32807 《合集》3311 《合集》3310 《合集》8096 《合集》8094 《合集》32805 《屯南》1263
(二)、《合集》7076 《合集》8100 《合集》8099 《合集》8101
(三)、 《合集》32981
(四)、 《合集》32806 《合集》32804
(五)、《合集》36941 《英藏》2536 《合集》36810 《合集》36942 《合集》36959
上舉諸形中顯然以第(一)類字形最爲原始,後面幾類皆係其省變。第(五)類字形即“”字,僅見於黃組卜辭。其上下方筆畫係一橫筆加左右兩斜筆構成的塡實的三角形, 一般摹作形(《類纂》1118頁2902號)其實是不大準確的。《類纂》將它與2899號(即前四類 “”形)分爲兩號字頭,亦不必。[1]
“”字大都見於賓組和歷組卜辭,作地名、人名和國族名。其首領稱“侯”,其族人曾爲犬官,稱“犬 ”。今將較爲完整的卜辭列舉如下:
(28)貞:惠壴令視于。 《合集》 8092
(29A)寅貞:呼取令于。
(29B) 取令于 。 《合集》8093
(30)貞:並于。 《合集》 8098
(31)貞:往來亡憂。 《合集》 152正
(32A)其先延。
(32B)其先 。 《合集》 7076
(32)同版多辭與戰爭有關,據位於龜版同樣水平位置更靠外的左右兩辭“其先雀, (翦)”,可知上兩辭係貞卜派誰作先鋒的問題。
(33A)□寅貞:其延于丁。
(33B)惠庚延。 《合集》32981
(34A) 丁未呼
(34B)甲寅卜,王:惠莀示。五月。 《合集》 10474
(35)貞:□呼犬 省从南。 《合集》10976正
(36)貞:令犬,受 《合集》 5668
(37A)呼,獲豕。
(37B)不其獲豕。 《合集》6949正
(38)己卯卜:侯于木月至。 《合集》 32806
(39A)戊寅[卜 ]:允來侯。
(39B)庚辰卜:不來侯。 《合集》 32804
(40)貞:惠比侯。□月。 《懷特》 362
(41)貞:惠□令比侯。 《合集》 3310
(42)己未貞:王其告其比 侯。 《合集》32087
(43)癸酉貞:侯令乙亥禱。 《合集》 32805
(44)貞:立事于侯。六月。 《合集》5505
(45)戊辰卜,爭貞:翌己巳立 侯事。 《懷特》 393
(46)己丑卜:惠□令立 《合集》 8095
(47)貞:疋(?)侯。二月。 《合集》3314(前4.5.1)
(47)從字體看屬賓組三類。“”字作。《合集》32911(鄴3.43.9)歷組二類卜辭云:“乙酉貞:王令疋(?)亞侯,又。”“亞”字作,與“”明顯不同。島邦男《綜類》後所附“通用·假借·同義用例”第588頁收此兩字兩辭。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424頁引此兩辭謂“侯”即“亞侯”。按二者當無關,不能混爲一談。歷組卜辭“亞侯”又見於《屯南》502:“乙未貞:其令亞侯帚(歸),惠小”。
《合集》8099賓組殘辭云:“令”。 “”之字拓本上存形,當是卜辭常見的()形之殘。賓組卜辭數見“呼方”之卜(《合集》6300~6304),“方”是賓組卜辭中出現最多的殷人的敵對方國。 由此看來,國或說族或曾短暫地與商爲敵。此外“”字還見於《合集》3312正、3313、8094、8096、《屯南》1263等,辭皆殘甚。
“”都見於黃組貞旬卜辭,作地名。《合集》 36941、36942同版其它地名皆已殘失。同版尚存其它地名的如:
(48A)癸酉 [卜,在],貞: [王旬]亡[憂] 。
(48B)癸丑卜,在犅,貞:王旬亡憂。 《合集》 36810
(49A)癸丑[卜,在]洛,貞:王 [旬]亡憂。
(49B)癸亥卜,在(次),貞:王旬亡憂。
(49C)癸酉卜,在(次),貞:王旬亡憂。在十月又二。
(49D)癸未卜,在,貞:王旬亡憂。
(49E)[癸]巳卜,在犅,[貞:王 ]旬亡憂。[在 ]十月二。《甲骨文合集補編》11283(甲釋十七)=《合集》36959(《甲編》346) +《英藏》 2536(庫 1569=《合集》41776) [2]
“”字還見於1993年山西曲沃北趙晉公室墓地M31出土的“文王玉環”:[3]
(50)玟(文)王卜曰:我眔唐[4] 人弘戔(戰)人。
李學勤先生認爲,“‘文王’乃是身後的諡法” ,“環上文字雖非文王時刻,看其字體仍當在西周初年。”“”字作如下之形:
《文物》1994年第8期30頁圖一四、31頁 圖一六
顯然即前舉金文“”旁和甲骨文第(五)類見於黃組卜辭的 “”字上下方筆畫作勾廓形寫法的異體。“”字李學勤先生釋爲“賈”。[5]我們在前文已經辨明,真正的“賈”字的上半偏旁“襾”及獨立的“襾”字,跟“”形是不同的。
“”或“”的地望,研究者多據唐蘭先生釋“除”爲說, [6] 不可據。下面試據卜辭同版關係推斷其大致的範圍。前引《合集》36810“”與“犅”同版;《合集》36959+《英藏》2536“”和“次”與“洛”、“次”、“犅”同版。先說最關鍵的“洛”。自段玉裁考定“雍州洛水,豫州雒水,其字分別,自古不紊。……後人書豫水作洛,其誤起於魏”,“當時(洛、雒)二字確然分別”,[7]學者多信從其說。按“洛”、“雒”之分對於更早的時候來說並不適用。 “雒”字晚出,現所見殷代和西周古文字資料中僅西周晚期金文周雒盨(《集成》9.4380)中一見,用爲器主之名。在殷商和西周時代,兩洛水字都應只作“洛”。西周晚期金文敔簋(8.4323)有地名“陰陽洛”、“上洛”,研究者多以爲 “洛”爲南洛即“雒水”。[8]“上洛”張家山M247漢簡《二年律令》451、《漢書·地理志》等作“上雒”,以位於南洛水(雒)上游而得名。西周晚期虢季子白盤(16.10173)“搏伐玁狁,于洛之陽 ”之“洛”則是北洛。研究卜辭地理的學者或以“洛”爲陝西之洛即“北洛”,或以 “洛”爲河南之洛即“南洛”。[9] 鄭傑祥先生認爲“ 卜辭洛地當在古洛水下游一帶”,今河南省洛陽“可能就是卜辭中的洛地”。[10] 可從。前文引過的父丁爵(14.8472)傳1927年前出於河南洛陽市,是族所居之地與今洛陽市必相去不甚遠,亦可爲旁證。
“”字原作如下之形:
《甲骨文編》、《綜類》415.1、《類纂》皆誤分爲“歺”和“()”兩字。李宗焜先生已指出其誤,並將其合併爲一字。[11] “”與見於何組和無名組的田獵地名“”字當一字之繁簡體。卜辭“”字作如下之形(《類纂》1112頁2878號字頭):
《合集》29324 《合集》29325 《合集》29327
《屯南》53 《合集》28151
于省吾先生釋爲 “”,[12] 可信。因其上下兩部分常常刻得距離較大,《甲骨文編》誤將其割裂爲“”和“貝”兩字。《屯南》53之形原釋文和《類纂》皆誤分爲兩字,《類纂》分別收入“”和1280頁“()”字下。其誤與“”被誤分爲兩字相類。
“”字見《說文》卷四下𣦼部,說解云“讀若槪”。從以下證據看,這個讀音是可靠的。《說文》卷七下韭部:“,菜也,葉似韭。从韭、聲。”俗作“韰”、“薤”。《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新附:“ 瀣,沆韰〈瀣〉,气也。从水、省聲。”《史記·司馬相如傳》“澎濞沆溉”索隱:“溉,亦作瀣。”《楚辭·遠遊》:“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王逸注引《陵陽子明經》曰:“冬飲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馬王堆帛書《卻穀食氣》第三行“夏食一去湯風,和以朝暇(霞)行暨。”“沆瀣”作“行暨”。[13] 頗疑卜辭“”當讀為“蒯”。兩字聲母均屬見系,韻部爲微物對轉。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尹辛)攻蒯,蒯潰。”杜預注: “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地在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南。“”作爲田獵地名曾與“盂”同版共見(《合集》29324)。卜辭“盂”地學者多從王國維之說,認爲在今河南沁陽縣西北。[14] 我們讀“”爲“蒯”,與此也不存在矛盾。《說文》卷六下邑部: “,汝南安陽鄕。从邑、𦳋 省聲。”小徐本“”作“”。“”字見於《爾雅·釋詁》, 《說文》有从之之字“”( 古書通作“蒯”)、“”(“聵”字之或體)等而失收“”字,《說文》“”字下段玉裁注謂“字今不可得其左旁所從何等、字之本訓何屬”。或將其與从“崩”或从“朋”之字聯繫起來考慮,[15] 但二者字音相差太遠,其間關係恐難以説得清楚。我們由卜辭“”可能讀為“蒯”進一步猜測,“”字本身,説不定就是由卜辭“”字的上半(“”加“”形)訛變而來的。
前引卜辭“犅”字皆作从“牛”、聲符作“从刀网聲”。研究卜辭地理的學者或以爲“犅”“必在(河南)杞縣南方,靠近安徽邊境”; [16] 或認爲卜辭“犅”地即《史記·秦本紀》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客卿竈攻齊,取剛、壽”之“剛”,地在今山東省寧陽縣東北;[17] 或以爲即《左傳》成公十二年“晉人敗敵於交剛 ”的“交剛”,在今山西隰縣。[18] 以上諸說皆嫌與洛水、洛陽距離過遠。“犅”又見於西周銅器犅刦尊、卣和保利博物館近年入藏的殷代晚期犅伯卣。[19] 李學勤先生因卜辭有在“犅”“敦酓美”之事,卜辭“犅”與“洛”同版,謂“洛即洛水,酓美很可能是楚的先人”。認爲“犅當位於今陝西東南到鄰近的河南西部一帶,即洛水與楚人祖居地之間”。[20]
總結以上分析,“”或“”地必距今河南洛陽不甚遠。根據“”和“”的讀音,跟“文王玉環”的記載結合起來考慮,以上諸“”和“”字並當讀爲“崇”。卜辭常說 “(崇)侯”,其著名者有殷末的崇侯虎,進讒於殷紂而使西伯被拘於牖里。文王玉環所記文王和唐人一起大戰崇人,就是《詩經》、《左傳》、《史記·周本紀》等書所盛稱的文王受命之後“伐崇”、“伐崇侯虎 ”之事。[21]
古史傳説或以爲鮌封於崇,稱之爲“崇伯鮌”。《國語·周語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韋昭注:“鯀,禹父。崇,鯀國。伯,爵也。”《史記·周本紀》記西伯被釋放後,接著說:“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之都豐。明年,西伯崩。”《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正義引《尚書大傳》:“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于虎口,出而伐耆。 ”《禮記·文王世子》正義引《大傳》:“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鬼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兩說雖有不同,但皆以文王受命之六年伐崇。[22] 《詩經·大雅·文王有聲》: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邘)、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詩經·大雅 ·皇矣》:“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沖閑閑,崇墉言言……臨衝茀茀,崇墉仡仡。……”《左傳》僖公十九年: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于宋公曰: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又《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
“崇”之地望舊說有誤。《周本紀》“明年,伐崇侯虎”張守節《正義》:“皇甫謐云:夏鯀封。虞、夏、商、周皆有崇國,崇國蓋在豐鎬之間。《詩》云‘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是國之地也。”清人如陳奐(《詩毛氏傳疏》《皇矣》“以伐崇墉”下)、俞樾(《俞樓雜纂》卷二八“崇”條)均指出“崇”與“豐”實爲兩地。俞樾並認爲“崇”、“嵩”古本一字,“崇”在今河南嵩縣,“崇國蓋因河南嵩山得名” 。近人丁山、徐中舒等皆從其說。[23] 顧頡剛、劉起釪先生有較詳細的考證,今引之如下:[24]
《國語·周語》: “昔夏之興也,融降于崇。”韋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陽城在今河南登封境,崇高山見《漢書·武帝紀》云:“元封元年……翌日親登崇高……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三百爲之奉邑,名曰崇高。”《漢書·郊祀志》及《地理志》“穎川郡”皆作“崈高”,師古注云:“‘崈’,古‘崇’字耳,以崇奉嵩高之山,故謂之‘崈高奉邑’。”王念孫《讀書雜志》云:“‘崇高’即‘嵩高’,師古分‘崇’、‘嵩’爲二字,非也。古無‘嵩’字,以‘崇’爲之,故《說文》有‘崇’無‘嵩’。經傳或作‘嵩’,或作‘ 崧’,皆是‘崇’之異文。”可知“崇”就是後代的“嵩”,亦即現在河南登封附近的嵩山一帶地。現在的嵩縣,顯然也是沿其舊稱的地境之一。
近年發表的《上博(二)·容成氏》簡 45~46記文王征伐叛殷的“九邦”“豐”、“鎬”、“于(邘)”、“宗(崇)”、“密須氏”等,整理者李零先生指出:[25]
《史記·周本紀》正義以爲西周豐邑是因滅崇而建,並因而猜測崇國故地在豐、鎬之間,現在從簡文看,西周豐邑是滅豐所建,與崇無關。……(引《周本紀》正義之說)……今得簡文,可知崇自崇,豐自豐,絕非一地。《中國歷史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定其地望在今河南嵩縣北(頁二七〇九)。
沈建華先生也據此指出:“楚簡‘崇’國,再一次證明顧頡剛、劉起釪的看法。”[26]
“崇”位於嵩山一帶、今河南嵩縣附近,跟前文所論 “”地距離洛陽不甚遠正相合。鄒衡先生考定,周初的唐,即唐叔虞始封地,史家所稱的“故絳”,即今山西翼城縣與曲沃縣交界處之天馬——曲村遺址。[27] 其地位於晉南,則伐崇之役文王聯合唐人也屬正常。周原甲骨H11:22存“虫白(伯)”兩字,不少研究者讀“虫”爲 “崇”,甚或進一步以爲此“崇伯”即崇侯虎。也有人認爲,“假虫爲崇,並無文獻足徵 ”。[28] 我們主張“”讀爲“崇”,有文王玉環所記文王與“(崇)人”作戰的旁證,“崇”字从“宗”得聲,前文已引到 見於楚簡《周易》的以“”爲聲旁之字在傳本有異文“宗”,下文要講到,金文从“玉”从“”之字即“琮”之古字,“”即“琮”字的表意初文,“”讀爲“崇”,從語音看也是很自然直接的。
“崇之役是周人擴展史上一件大事。”[29] 顧頡剛、劉起釪二先生曾對當時形勢有很詳細的分析論述,其說如下:[30]
(周文王)在征服了今山西省東南地面的黎和緊鄰的今河南省黃河北岸地區的邘以後,接著在其明年又征滅了黃河南岸的崇,這一役,事實上應是周文王很大的一次武功。《戰國策·秦策》記蘇秦列舉自神農、黃帝到齊桓公每一個代表性人物的戰功,把文王伐崇、武王伐紂與神農伐補遂、黃帝伐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夏桀並舉。可見戰國時人心目中的周文王的最大的戰功是伐崇。自這次勝利以後,就以壓倒的優勢耽耽虎視著殷都了。而且由於開拓了以崇國爲中心的今河南省中部和西部廣大地區,就使這裡以南和其西及西南的庸、屬、髳、盧、彭、濮等族都有了可能納入周王的勢力範圍之内,以後便能徵集他們一道進攻殷王都了(見《牧誓》)。
今考證出文王玉環爲現所見記文王伐崇的最早古文字資料, 又多出此役文王還聯合了唐人的記載,對於補證這件重要古史事,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殷墟甲骨文中也有前舉金文“”字的繁體“”:
《合集》18625
卜辭字僅此一見,辭殘義不明。殷墟甲骨文又有 字(《類纂》1117頁2900號字頭),皆見於賓組卜辭,跟“”相比多从“卩”。其原形和辭例如下:
《合集》18606 《合集》667正 《合集》15122
(51A)辛未卜,殻貞:~告于祖乙。
(51B)辛未卜,殻貞:勿~告于祖乙。 《合集》 667正
(52)貞:~曰 《合集》 18606
(53)~禦 《合集》 15122
僅有的幾例均用於動詞之前,當是副詞作狀語。此字的讀法本來頗難確定,但跟前舉新蔡簡A2、A3和A4幾個字形的用法結合起來考慮,就比較有把握了。它很可能也應該讀為“憯”,意為“速”。
此外,西周中期的卯簋蓋(8.4327)云“賜于一田”,“于”下之字《金文編》收入附錄下1223頁322號。李孝定先生謂:“按疑爲之省變,則與契文字略近,未知是一字否?字唐蘭先生釋巫。”[31] 《英藏》1875有“”字(《類纂》1243頁3241號字頭),辭殘義不明。又《合集》 28324:“鹿,獲四鹿,獲”,似爲地名。或釋爲“五”,恐不可信。《合集》11015有 “”字(《類纂》193頁0519號字頭),其上殘存“令”、“狩”兩字,或亦為田獵地名。以上諸字跟我們所討論的“”字是否有關,由於材料有限,就難以斷言了。
四、金文“”字
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金文中還有一個从“玉”从 “”的“”字,其字形和辭例如下:
作冊卣(10.5414.1、10.5414.2。舊稱六祀其卣) 亢鼎
(54)作冊卣:乙亥,其賜作冊瑞(?)[32]一、(《集成》10.5414.1 “”字下還有“一”字)。
(55)亢鼎:乙未,公大保買大 于亞,才[33] 五十朋。
“”字無疑當是玉器名。丁山據“”釋爲“休”之說釋讀作冊卣的“”字爲“玖”。[34]馬承源先生亦據“”和“”與“休”音近爲說,但主張讀“”爲“球”,謂亢鼎的“大”即《詩經·商頌·長發》“受大球小球”之“大球”。 [35]黃錫全先生據“”釋“宁”之說釋“”爲“珠”,“大”即大珍珠。[36] 朱鳳瀚先生亦據“”字與“宁”讀音近同爲說,而主張讀 “”爲“瑹”(或作“”)。[37] 劉雨先生釋作冊卣的“”為《說文·玉部》訓為“石之似玉者”的“”字。[38]
我認爲,“”字以“玉”爲意符,以跟“崇”、“寵”、“ 從”和“宗”等字讀音相近的“”爲聲符,顯然正當釋爲“琮”之古字。[39]
殷墟甲骨文舊或釋爲“琮”的作 、等形之字(《類纂》1263頁3262號字頭),我們已經指出其比較原始的寫法實象 “玉戚”之形,釋“琮”之說不可信。[40] 據現所見考古材料,玉琮在新石器時代良渚文化最爲發達,北方諸龍山文化如山西陶寺遺址、陝西神木石峁遺址也有出土。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曾出土一件殘玉琮。商代出土玉琮見於報道的有河南殷墟、山西保德、山東益都、四川廣漢三星堆、陝西及江西新干大洋洲等地。[41] 殷墟婦好墓共出土琮與琮形器十四件(琮十一件,琮形器三件),[42] 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玉琮十餘件。[43] 可見玉琮在商代尚可稱較爲盛行。同時,玉琮“ 周代墓葬雖有零星的發現,但無論是形制和功能均發生了根本的改變”,《詩經》、《左傳》和《國語》中均未見“琮”,反映出周代玉琮已漸趨式微。[44] 金文中的“琮”現僅商末與周初兩見,跟上述情況亦大致相合。
五、“” 字的造字本義試探
討論至此,我們必然要面臨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及其簡體“”的讀音,爲什麽會與“崇”、“琮”和“寵”等字相同或相近?這個問題,只能通過分析“”字的造字理據,找出其所表示的詞來回答。
前文考證了“”即“琮”的古字。“”字很像是在表意字“”的基礎上加注意符而成,其間關係,猶“圭” 之與“珪”、“戉”之與“鉞”、“厷”之與“肱”等。這促使我們將 “”與“琮”聯繫起來考慮。下面舉出一些出土玉琮之形來看:
(一)、良渚文化玉琮:浙江餘杭瑤山M12:1 江蘇常州武進寺墩M4:1 浙江餘杭瑤山M12:3 浙江餘杭反山M12:98良渚文化“玉琮王” 南京博物院藏(1972年江苏吴县出土) 浙江餘杭匯觀山M2:31
(二)、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玉琮: 《文物》2004年第4期42頁圖一一三 《文物》2004年第4期43頁圖一一四
(三)、殷墟婦好墓出土玉琮:《殷墟婦好墓》圖版八一:2(594) 《殷墟婦好墓》圖版八一:3(1244) 《殷墟婦好墓》圖版八二:3(997)、 《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鄭振香文319頁圖三:3
如上所見,玉琮大都作中圓、外四方之形。我們看前文舉出的“”字和“”旁,在較早的古文字資料中有相當一部分中間正是寫作圓形的。殷末金文如前舉金文第 (二)類字形竹父戊方彝的
“”字作等,殷墟甲骨文如前舉卜辭第(一)類字形 《懷特》362“”字作等,中間都正是作圓形的。出土玉琮大都器壁
較薄,方柱中所套的圓形部分其橫截面呈環形。 “”字諸形跟這類玉琮比較起來,固然其中間的圓形(即玉琮的“射孔”部分)顯得過小,但是也要看到,出土玉琮也有很多器壁很厚、最中間圓形的“射孔”相當小、方柱中所套的圓形部分其橫截面是呈璧形的(研究者或稱之爲“射面如璧的細穿孔玉琮”),上面所舉已有一些例子。“”字 諸形中間的小圓形,完全可以看作是後一類玉琮中間的“射孔”之形。同時, “”字 諸形最外面的上下左右四橫筆,如果加以延長連接起來,就正好是玉琮外面的四方之形。以上情況,很難説完全是偶然的巧合。
據此我們有理由推測,“”字其實就是“琮”的象形初文,是對玉琮的俯視之形的勾勒,或者說是對玉琮的橫截面的形狀的勾勒。接下來要解釋的,是“”形中除去中間的圓形和構成外面方形的上下左右四橫筆之後,所餘下的那些斜筆。
我們看良渚文化的玉琮,其四角所飾獸面紋(研究者或稱爲“神徽”、“神面紋”、“人面紋”、“神人獸面圖形”、“饕餮面紋”等),都是每個角上以方形的對角綫爲對稱軸的。商代玉琮大多爲素面,但也有以對角綫爲對稱軸飾以簡化獸面紋的,如前舉玉琮最後一形即《殷墟婦好墓》圖版八二:3(997),“四角飾近似簡化獸面紋兩組,面部輪廓略浮出,圓形目稍突起”。[45] 另外,有一件傳世的時代應爲殷墟時代的石琮刻有上下相對的兩組獸面紋,也是在四角上以對角綫爲中軸左右展開的。[46] 殷商青銅器上的獸面紋一般是以某平面中間的扉棱爲中心展開,在方鼎、方尊、方彝和方斝等方形器物上,是每一組獸面紋獨立佔據一方的。玉琮所飾獸面紋與之有顯著的不同。在玉琮上,要看到一組完整的獸面紋,需要從四方的對角綫來觀察。由此可以設想,造字時人在表現玉琮射孔之外的部分時,注意到了從四方的對角綫觀察的習慣,是從方形的對角綫出發來勾勒的,如下示意圖:
(1)→ (2) → (3) →(4)→(5)
(1)即玉琮的俯視形或橫截面之形,(2)畫出對角綫,(3)是方形、對角綫加中間的小射孔形,由(3)到(4)而作甲骨文之形(5),當是出於書寫上的變化,把上下左右四個本來相連的近似三角之形分解開分別書寫了。不過,最關鍵的由(3)變到(4)的設想,目前並沒有字形上的證據,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六、本文論點小結
綜上所論,我們認爲,甲骨金文“”字係“琮”的表意初文;其簡體“”添加意符“玉”,即成金文“”字,“”即“琮”之古字。“”及其簡體“”在殷墟甲骨文、殷代金文和周初文王玉環中用爲地名、人名和國族名,即古書中的“崇”,地在今河南嵩縣附近。以“”及其簡體“”爲聲符的“”、 “”、 “”、“”和“”等字,在殷代和西周金文中或用爲“寵”,或用爲“造”。 “”字在戰國楚簡中的變體和省體,在郭店和上博簡《緇衣》中讀爲“從容”之“從”;在上博簡《周易》中與“簪”、“宗”等字相通;在新蔡簡中義爲“速”,讀爲“憯”,殷墟甲骨文裏同樣用爲副詞的字可能也讀爲“憯”義爲“速”。
觀察“/”符在古文字資料中所代表的讀音,其聲母多爲齒音,韻部則分佈在冬、侵、幽、東幾部。我們知道,關於上古冬部是否獨立,冬、東兩部和冬、侵兩部的分合關係等問題,古音學家的看法還不完全一致,有的還存在較大分歧。本文對古文字中“/”和以之爲聲符之字的釋讀,爲進一步討論有關的古音學問題提供了更多資料。
2006年10月6日寫完
2007年1月改定
補記
一、本文第二部分疑魯伯悆盨的 “”和“”字“也應該讀為‘寵’”,按李學勤先生《西周時期的諸侯國青銅器》一文引及此銘,已在此字後括注“寵”。其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5年第6期,收入其《新出青銅器研究》,第31頁。
二、周波先生向我指出:秦文字中也有“”字,作,見於陶文“咸里”(《古陶文彙編》5.31 ),用作人名;趙平安先生《隸變研究》第12頁(河北大學出版社,1993年6月)已經指出其與西周金文常見的“”字結構相同,應爲一字。
2007 年12月12日
[1] 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已謂黃組字與“字體相近”,“兩者實爲同一地, 侯就是該地的封侯吧!”溫天河、李壽林譯,424頁,鼎文書局,1975年12月。
[2] 董作賓《殷曆譜》下編卷八旬譜七頁八圖一、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374頁、《合》331皆又加綴前2.1.77(《合集》36808)於其上端,不可信。蔡哲茂先生《甲骨綴合集》(樂學書局,1999年9月)所附《〈甲骨文合集〉綴合號碼表》 98頁不錄此加綴。
[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學系:《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三次發掘》,《文物》1994年第8期,22~33頁轉68頁。
[4] “唐”字原作从“爵”省从“ 昜”聲,即“觴”字異體。參看下注所引李學勤先生文。
[5] 李學勤:《文王玉環考》,饒宗頤主編《華學(第一期)》,69~71頁,中山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關於玉環的性質,李學勤先生引侯馬盟書 “卜筮類”爲證,謂“(侯馬盟書)玉器上所記都是卜筮之事。想見在盟誓之前舉行卜筮,預占吉凶,其辭可以記在所埋的玉上。文王玉環也是這樣。周與唐共戰賈人,需要結盟,環上所記即當時占卜之辭。”
[6] 如鄭傑祥先生從前引唐蘭先生釋“除”假借為“胙”之說,謂“卜辭除地應當就是春秋時期的胙地”。見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89~90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6月。
[7] 《說文解字注》“洛”字下。又參見《經韻樓集》卷一“伊雒字古不作洛攷 ”。
[8] 參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上冊230頁。陳連慶:《敔𣪕銘文淺釋》,《古文字研究》第九輯, 309頁,中華書局,1984年1月。
[9] 島邦男、沈建華先生等以為陝西之洛,見島邦男:《殷墟卜辭研究》,溫天河、李壽林譯,374頁。沈建華:《甲骨文所見晉南方國考》,《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 208頁。李學勤、鍾柏生、鄭傑祥先生等以為河南之洛。 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 99頁謂“成王所建新邑成周,本名‘洛’… …此洛也見于卜辭”,科學出版社,1959年5月。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 137頁,藝文印書館,1999年9月。鄭傑祥先生說見下。
[10] 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280~281頁。
[11] 李宗焜:《殷墟甲骨文字表》,269頁、364頁,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學位論文, 1995年。
[12] 于省吾:《釋 》,《甲骨文字釋林》,150頁,中華書局,1979年6月。
[13] 參看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編:《馬王堆漢墓帛書[肆]》,86頁注[一四]、[一五],文物出版社,1985年3月。
[14] 王國維:《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收入《觀堂集林》附《觀堂別集》卷一,1154頁。
[15] 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 “”字下。趙平安:《〈說文〉小篆研究》,181~183頁,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又黃文傑:《說朋》,安徽大學古文字研究室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281頁,中華書局,2000年7月。
[16] 鍾柏生:《殷商卜辭地理論叢》,137頁。
[17] 鄭傑祥:《商代地理概論》, 185頁。
[18] 沈建華:《甲骨文所見晉南方國考》,《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 208頁。
[19] 保利藝術博物館編《保利藏金(續)》,128~135頁,嶺南美術出版社,2001年。此器時代定為殷代晚期見裘錫圭:《犅伯卣的形制和銘文》,《保利藏金(續)》,245~249頁。
[20] 李學勤:《犅伯卣考釋》,《保利藏金(續)》,250~251頁。收入其《中國古代文明研究》, 107~109頁。
[21] 前引父丁爵現藏加拿大多倫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集成》定其時代爲殷或西周早期。現在看來當以定為殷代的可能性更大。族氏銘文 “”僅此一見,或即因被文王伐滅,故西周金文不見。
[22]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 西伯戡黎〉校釋譯論》53~56頁通過考證涉及的虞、芮等諸地的地望,聯繫周文王的活動來看,認爲《史記·周本紀》的說法是比較正確的。
[23] 參看楊寬:《西周史》,76~7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許倬雲:《西周史(增訂本)》, 88~89頁,三聯書店,1994年12月。
[24]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 西伯戡黎〉校釋譯論》,中國歷史文獻研究會編《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一集)》, 55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9月。又參見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第三冊1064~1065頁,中華書局,2005年4月。
[25]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286~287頁。又參見李零:《三代考古的歷史斷想——從最近發表的上博楚簡〈容成氏〉、 公盨和虞逑諸器想到的》,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 14輯, 188~213頁,商務印書館,2003年8月。
[26] 沈建華:《甲骨文中所見楚簡 “九邦”諸國》,王宇信、宋鎮豪、孟憲武主編《2004年安陽殷商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76頁。
[27] 鄒衡:《晉始封地考略 ——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盡心集》,215~22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1月。鄒衡:《論早期晉都》,《文物》 1994年第1期,29~32轉34頁。
[28] 諸說皆參看王宇信:《西周甲骨探論》,74~7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4月。
[29] 許倬雲:《西周史(增訂本)》,89頁。
[30] 顧頡剛、劉起釪:《〈尚書· 西伯戡黎〉校釋譯論》,56頁。
[31] 李孝定、周法高、張日昇編著:《金文詁林附錄》,1927~1928頁,香港中文大學出版,1977年。此條材料承沈培先生指示。
[32] 李學勤先生疑此字“从‘玉’ 从‘耑’省,即‘瑞’字”。見李學勤:《其三卣與有關問題》,《全國商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458頁,《殷都學刊》增刊,1985年2月。又參看裘錫圭:《古文字釋讀三則》,收入《古文字論集》,404頁注14。
[33] 金文中這種用法的“才”前已見於裘衛盉(15.9456),鄭剛先生曾將它跟價值之 “值”聯繫起來,認爲“值”“這個詞在後代用 ‘值’字,但金文用‘才’字。”見鄭剛:《戰國文字中的同源詞與同源字》,200頁,又參看204~205頁注[四五],[臺北]藝文印書館,1995年12月。李學勤先生認爲這種用法的“才”金文又或作“茲”或从“茲”聲之字,可能皆應讀爲“直(值)”。見李學勤:《說“茲”與“ 才”》,《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輯,170~171頁,中華書局,2002年7月。
[34] 周法高主編:《金文詁林》,第一冊292頁。
[35] 馬承源:《亢鼎銘文——西周早期用貝幣交易玉器的記錄》,《上海博物館集刊(第八期)》,120~123頁,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12月。收入馬承源:《中國青銅器研究》, 343~34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
[36] 黃錫全:《西周貨幣史料的重要發現——亢鼎銘文的再研究》,中國錢幣學會編:《中國錢幣論文集(第四輯)》, 52~53頁。黃錫全:《金文“”試解》,《中國文字》新廿八期, 48~50頁。
[37] 朱鳳瀚:《記中村不折舊藏的一片甲骨刻辭》,《揖芬集——張政烺先生九十華誕紀念文集》, 217頁。
[38] 劉雨:《商和西周金文中的玉》,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學刊2004(總第一輯)》,174頁,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1月。
[39] 有研究者曾經提到過“金文中 ‘’、‘’的造字是否與‘琮’有關,這仍是值得探討的問題”。見賴炳偉:《說“琮”(外二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五輯,273頁,中華書局,2004年10月。
[40] 詳見拙文《說殷墟甲骨文中的 “玉戚”》,將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41] 參看高西省:《關於玉琮功用及有關問題的探討》,《周秦文化論集》,89~101頁,陝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
[4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婦好墓》,115~116頁,文物出版社,1980年12月。
[43]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金沙遺址Ⅰ區“梅苑”地點發掘一期簡報》,《文物》2004年第4期,4~65頁。
[44] 孫慶偉:《周代墓葬所见用玉制度》,第四章“周代的瑞玉及其制度”第一節“周代瑞玉的界定”,140~141頁,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3年5月。
[45] 《殷墟婦好墓》116頁原描述八二:3(997)紋飾為:“四角凸棱上飾平行陰綫兼圓點形紋,四面正中各雕直綫兩組,每組由三條竪直陰綫構成。”此從鄭振香先生之說。見鄭振香:《殷墟玉器探源》,《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318頁,文物出版社,1989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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