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孔子屏风“野居而生”改正千年错误

（首发）

恩子健1 任和合2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1 北京市石景山区文物研究所2

内容提要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屏风上写有“野居而生”的字样，与《史记》“野合而生”的记载不同。海昏侯墓墓主人所处时代与《史记》成书年代相近，其墓中屏风记载应为当时社会关于孔子生平的写照。结合对传统史料的辨析，当知孔父叔梁纥与孔母颜氏之间的婚姻，合乎礼法人伦，《史记》中“野合”不应解释为未经婚嫁而“野外交合”，亦或是男子“婚过六十四”而不合礼法，而应为后世传抄错误。这一错误的发生不晚于东汉郑玄。《史记》原书记载应与出土屏风所记相同。孔子的出生堂堂正正，后世对孔子身世的恶评，或可经由此次考古发现而荡涤干净。

关键词 孔子 野合 野居而生 国野

2015年11月15日，新华网发布消息：江西南昌海昏侯墓14日进入主椁室清理阶段，发现若干屏风组件，其中题字部分除可以看清孔子、颜回等人名之外，还可以看清“野居而生”的字样[1]。这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张仲立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与《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的‘野合而生’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内涵不一样，有待后续进一步研究。”[2]孔子像屏风和“野居而生”等字样的发现，当可以为研究孔子的出生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和更为有力的证据。

一、关于孔子出生的记载

关于孔子的出生，自西汉始有三种记载。第一种是污名化，谓孔子父母“野合而生孔子”，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祷于尼丘得孔子。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

司马迁写《史记》并未流行于当世，如他自己所说“藏之名山，传之其人”，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告发霍氏有功被封侯，因将《史记》传于世，已散佚十篇，汉元帝、成帝时的博士褚少孙将其补齐。

孔子父母“野合而生孔子”的说法，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礼记·檀弓上》载“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是说孔子少年丧父，其母去世后，孔子欲将父母合葬，但不知父墓所在。东汉末年郑玄《注》：“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西晋张华《博物志·异说》卷十：“叔梁纥淫夫也，征在失行也，加又野合，而生仲尼焉。”关于“野合”的含义，根据郑玄《注》的“徵在耻焉”和《博物志》的“淫夫”、“失行”等用词来看，显然指的是“男女苟合”之事。郑玄、张华都是依据的《孔子世家》，不过《史记》原文并未显示“野合”的具体含义，郑玄、张华则据此而直接推断出孔子父母有道德缺陷的结论。至晚在东汉郑玄以后，孔子的出生被污名化。

第二种是神化，谓孔子母“感黑龙”而生孔子。在《史记》传世的同时或稍晚，《纬书》开始大行于世，对孔子的出生加以神化。如《春秋纬·演孔图》：

“孔子母徵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与已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后汉书·班固传》注引)

《论语·撰考谶》云：

“叔梁纥与征在祷尼丘山，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 (（《礼记·檀弓》疏引）)

清人崔适《史记探源·孔子世家》云：

“纥与颜氏女祷于尼丘野合而生孔子，于尼丘扫地为祭天之坛而祷之，遂感而生孔子，故曰野合”。

《纬书》的神化描述与“子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是向违背的，对后世并无多大影像。

第三种是合礼化，谓孔子的出生完全符合礼教。比《史记》成书要早的《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孔子身世：

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征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徵在既往，庙见。以夫之年大，惧不时有男，而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丘而字仲尼。

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孔子世家》称：“颜氏从父命为婚，岂有六礼不备者。”然而问题是《孔子家语》这本书历来多认为是伪书，其记载是否可靠？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引三国魏王肃注《孔子家语》所附汉孔安国(孔子十二世孙)《后序》说：

“《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乃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

“(孔安国)于是因诸公卿大夫私以人事募求其副，悉得之，乃以事类相次，撰集为四十四篇。”

《文献通考》还引孔子二十二代孙、魏晋时人孔衍奏言：

“鲁共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改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

后世颇疑《孔子家语》为王肃伪作。宋代王柏《孔子家语考》、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孙志祖《家语疏证》、范家相《孔子家语证伪》等均认定是伪书。《四库全书总目》指“（《孔子家语》）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 现代“疑古派”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更是将《孔子家语》断为 “赝中之赝”。然而出土简牍证明《孔子家语》不是伪书。河北定州汉墓竹简《儒家者言》，安徽阜阳汉墓简牍《儒家者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民之父母》等，内容均与《孔子家语》有关，可能是先秦文献《孔子家语》的不同节选本。

今海昏侯墓出土屏风记载孔子父母“野居而生”而非“野合而生”孔子，这与《家语》记载其母已行“庙见”之礼，是非常一致的。《礼记•曾子问》“孔子曰：‘嫁女之家……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曾子问曰：‘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 由此可见“庙见”是男女婚配的标志性环节，只有经过“庙见”之后才能正式结为夫妻，倘若女子“未庙见而死”，是不能算作人妇的。孔子母颜征在，既已行“庙见”之礼，那么她与叔梁纥的结合是不能被称为“野合”的。《家语》又称“私祷尼丘之山以祈焉，生孔子。”这大概是孔子屏风所谓“野居而生”的真正含义。出土屏风再次证明《孔子家语》的记载是可靠的。

 二、关于“野合而生”

关于“野合”的含义，通常是指男女之间不经婚配即发生性关系。在特定语境下，“野合”一词也可另作它解，如《左传·定公十年》：“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指在野外合（奏）乐。如《后汉书·南匈奴传》：“良骑野合，交锋接矢”，指在野外合（交）战。而“野合而生”直接与生育相关，必定指男女之事。如（宋）欧阳修《新五代史·梁家人传》：“庶人友珪者，太祖初镇宣武，略地宋亳间，与逆旅妇人野合而生也。”在此处“野合”之意为“不合礼法的婚配”无疑。

孔子所处时代，底层百姓男女之间的关系相对开放，许多风俗与后代迥异。譬如《周礼·地官·媒氏》载：

“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国家鼓励，甚至强令无夫、无妻的男女自由结合，不用令者甚至还要“罚之”。上世纪四川省新都县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其上所刻画的男女交合之状，即被人称为“桑间野合”[3]（见图1），很有可能是这种习俗在汉代的延续。新都画像砖上“野合”图的寓意尚有争议，如俞伟超、陈云洪先生将其视作祭祀高楳的一种行为。[4]我们认为此图更符合《周礼》“奔者不禁”的情状，如图1所刻画的那样：男女之间于野外交合，恣意纵情。这种自由结合，虽然为政令所使，但毕竟不是正式的婚配，应该就是“野合”。

我们认为孔子的出生，与《周礼》“媒氏”所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的习俗，应该没有关系。按《公羊传·襄公二十一年》载：“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而按《谷梁传》则载：“十月庚子，孔子生”。前人考证以为“‘十一月误’，应作‘十月庚子’。十月为周历，相当于夏历八月。周历的‘十月庚子’即夏历的八月二十七。”[5] 换算为公历，则孔子生于秋季，那么按照妊娠周期推算，其母怀胎应在寒冬至初春时节。此时天气正是极寒之时，考虑到深山密林则气温更低，结合当时叔梁纥的年龄判断，其与颜氏女在此天气下野外交合的可能性则是微乎其微。[6]况且叔梁纥此时的身份为“陬邑大夫”，虽非地位显赫却，也跻身于贵族之列，《周礼》中记载的“令会男女，奔者不禁”这一习俗应多存于平民百姓当中。而像叔梁纥这种贵族，其婚丧嫁娶的礼仪则更应符合“周公之礼”。至于祭祀高禖之说，也与时间不符。《礼记·月令》载“中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可见，祭祀高禖应在阳气勃发，万物复苏的仲春之时。而孔母有孕之时则应为万物肃杀的寒冬，以寒冬时节祭祀高禖，史书上并无记载。

虽然“野合而生”符合周代的民间习俗，但毕竟是不符合礼法的事情。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一般老百姓身上，并无大碍；但如果发生在“圣人”孔丘的身上，就是很严重的事情了。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儒家在汉代被立为国教，而儒家学说最崇尚的是“礼教”，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如果连孔子自己的出生都不符合礼法，那他怎么能要求别人“克己复礼”呢？因此从《史记》“野合而生孔子”的说法一出现开始，各种不同说法和辩解就应运而生了。

三、历代注释家的辩诬

由于司马迁和郑玄的记载，“野合而生孔子”的说法有很大的影响，这对孔圣人的形象十分不利。唐代注释家为《孔子世家》作注时，开始为孔子辩诬。司马贞《史记索隐》：

《家语》云“梁纥娶鲁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颜氏徵在，从父命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於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

张守节《史记正义》：

男八月生齿，八岁毁齿，二八十六阳道通，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岁毁齿，二七十四阴道通，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故《家语》云“梁纥娶鲁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於颜氏，颜氏有三女，小女徵在”。据此，婚过六十四矣。

此后为孔子辩诬者不乏其人。宋薛轩《坤元是保》卷上云：“女子二七而阴道通，七七而阴道绝，绝而后育，是名野合。野合之子，率多不寿。”元代王恽《玉堂嘉话》卷六：“野合，女子七七四十九阴绝，男子八八六十四阳绝，过此为婚为野合。时叔梁纥过六十四，娶颜氏少女，故曰野合。”清人梁玉绳《史记志疑·孔子世家》云：

“古婚礼颇重，一礼未备，即谓之奔，谓之野合。颜氏从父命为婚，岂有六礼不备者，……盖因纥偕颜祷于尼山而为之说耳。”

清人桂馥《札朴·野合》：

“《史记》梁公野合而生孔子。案：野合言未得成礼于女氏之庙也。《左传·昭公元年》传 ‘楚公子围娶于公孙段氏，郑行人请墠听命。楚太宰曰：围布几筵，告于庄、共之庙而来，若野赐之，是委君贶（赐婚）于草莽也。又使围蒙其先君’。杜注：‘告先君而来，不得成礼于女氏之庙，故以为欺先君’。馥谓墠在城外，除地行婚礼即野合也。故曰野赐之”。

与历代注释家的辩解相反，文革中出于批判孔子的需要，有人对“野合”一词妄加曲解，出现了所谓“私通”、“强奸”之说，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对“野合”一词重新解释，基本上延续了古人为孔子辩诬的做法 [7]。但没有一人怀疑过“野合”一词，有可能出现传抄的错误。

四、关于“野居而生”

“野居”的“野”字有两种含义：一是野外，如《晏子春秋·内篇谏上》载：“齐大旱逾时，景公召群臣问……晏子曰：‘君诚避宫殿暴露，与灵山河伯共忧，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尽得种时。”《史记·李将军列传》有“广家与故颍阴侯孙屏，野居蓝田南山中射猎”。以上文献可知“野居”就是“居于野外”的意思。

“野”字的另一种含义，是相对于“国”而言的，指城市的郊区。如《周礼》“体国经野。” 唐贾公彦《疏》：“国，谓城中也；……野，谓二百里以外，三等采地之中。”《说文》“野，郊外也。”段玉裁《注》“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尚书·牧誓》“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故此“国人”就是指城市居民，“野人”是指城市郊区的居民。

孔子父亲叔梁纥是鲁国著名的勇士和大力士，因军功封为鲁国“郰邑大夫”。《左传·襄公十年》记载“逼阳之战”：“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悬门发，郰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孟献子曰：《诗》所谓‘有力如虎’者也。” 《左传·襄公十七年》“齐侯伐我北鄙……郰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齐师去之。”《孔子家语·本姓解》称叔梁纥为“陬大夫”。《说文》“郰，魯下邑。孔子之鄉”“郰”即今“邹”字。叔梁纥本应居住在他的封地“邹邑”城中，但他却移居于郊外，故称“野居”。

关于“尼丘山”的地点，《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正义》：

《括地志》云：“故邹城在兗州泗水县东南六十里。昌平山在泗水县南六十里。孔子生昌平乡，盖乡取山为名。故阙里在泗水县南五十里。《舆地志》云：邹城西界阙里，有尼丘山。”按：今尼丘山在兗州邹城，阙里即此也。

《括地志》云：“叔梁纥庙，亦名尼丘山祠，在兗州泗水县五十里尼丘山东趾。《地理志》云鲁县有尼丘山，有叔梁纥庙。”

据上引《括地志》的记载，“邹城”在泗水县东南六十里，“尼丘山”在泗水县南五十里，则“尼丘山”在“邹城”北约十里。叔梁纥离开他本人的封邑“邹城”仅十里地，是典型的城郊，因此所谓“野居而生”是指叔梁纥与颜征在本应居住在城中，但他们却居住在城外而生的孔子。

《孔子家语·本姓解》载，孔父叔梁纥育有九女一子，且其子有足疾，难以继承家世，于是求婚于颜氏。颜氏女徵在，奉父命成婚。且与叔梁纥有“庙见”之礼，礼仪完备，符合礼法人伦，绝非所谓私通或于乡野间媾合；虽夫妇二人年龄差距过大，然少妇老妻之事在古时却也是不足为奇。正因为叔梁纥年事已高，恐怕无法正常生育，夫妇二人欲祈求神明庇佑。新婚之后，二人“祷于尼山”，祈求子嗣。在此期间，“野居”于尼山附近。之所以野居，原因有二：其一，去尼山祷祀，路途遥远，旅途劳顿。若以老夫少妻，行走速度更为缓慢，不如筑草屋、结庐舍，就近而居，以免劳顿之苦；其二，“野居”可以表示对神灵的虔诚之心，《晏子春秋》载齐景公为了给百姓祈雨，依晏子的劝谏“野居暴露”，从而“与灵山河伯共忧”，彰显自己对神明的虔诚敬意。而叔梁纥与颜氏，为了祈求子嗣势必要更为虔诚，故而放弃自己优厚的生活，“野居”在外。

海昏侯墓屏风中“野居而生”为解决孔子的出生疑案提供了绝佳证据。海昏侯墓墓主人所处时期与《史记》成书时代最为接近，而出土屏风上面对孔子生平的记载，是目前所发现资料中，最早的对孔子生平记载的实物遗存。屏风上的记载应可与《史记》内容相互印证。海昏侯屏风记载孔子为“野居而生”， 而《史记》记载为“野合而生”，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我们大胆推测——《史记》原本所记载的孔子出生，应与海昏侯屏风所记载一致，均为“野居而生”，应该是出现了传抄错误，才导致“野合而生”的说法谬种流传。

就文字字形而言“居”、“合”二字相当接近，发生传抄错误是很有可能的。自秦汉以来，“居”与“合”二字字形变化不大，如《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居”字写作：（秦八三，一百一十六例）、（日甲一三〇背，十二例）；“合”字写作：（封七二，七例）、（日甲一五六背）。[8]而到汉武帝时期 “居”、“合”二字字形与前代几无变化，如《银雀山汉简》中“居”字写作： （简号668）、（简号837）、（简号880）；“合”字写作：（简号317）、（简号414）、（简号610）[9]。从中可见，居字从“尸”从“古”，合字从“亼”从“口”。“居”、“合”二字本身为简单字形，二者字形相近，在传抄过程中，一旦笔画不工整，或出现减笔省笔等情况，很有可能将“”字抄作“”字。

故此现在《史记》中所记载的“野合而生孔子”应为后世传抄错误。按孔颖达《礼记正义·檀弓上》引郑玄《注》：“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郰叔梁纥与颜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耻焉，不告。”可见，至迟在东汉时期，《史记》的传抄错误就已经发生。而在西汉《史记》成书时期，对孔子的记载应为“野居而生”。

孔子早年先后丧父丧母，命运多舛。以一己之奋斗，成长为后世所敬仰的“圣人”，然终其一生，最高职位不过为鲁国司寇而已，与公侯无缘。而司马迁却将其列入记述王侯将相的“世家”之列。这虽有当时儒学兴盛之因，亦包含有司马迁本人对于孔子的敬仰之情。《史记》虽然“是非颇谬于圣人”（《汉书·司马迁传》），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把“仲尼厄而作《春秋》”，列为“古圣贤发愤之作”，引为自己仿效的楷模。因此司马迁不太可能在记载孔子出生时，在主观上表现出贬损之意。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立于学官，设五经博士，教授弟子，视儒学为国教，以孔子为圣人，这样的文化环境，也不大容许诋毁孔子的言论流行。因此把《史记》记载的“野合而生”视为传抄错误是最合理的解释。

五、结语

孔子作为“至仁至圣”，其创立的儒家学说不仅仅深深影响了我国的教育和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理念更是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构成中华民族性格的基石。关于孔子的出身，则是其身上少有的“污点”。一句“野合而生”，使得人们“浮想联翩”，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或所谓的“轶事”。从古至今许多大儒都急于为孔子“正名”，遗憾的是，囿于先秦史料匮乏，往往无法做到自圆其说，只能“避重就轻”进行粉饰。此虽为善举，却有画蛇添足之嫌。近代以来，人们开始用更多的材料对孔子进行分析，其中不乏运用阶级分析法、民俗学等方法进行的探究。然而此类方法更多的局限于分析、推测，而缺乏明确的史料或者考古资料的支撑。此次海昏侯墓出土的屏风，其上面的记载是最接近《史记》成书时代的资料，依照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通过将屏风记载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研究，当可得出《史记》 “野合而生”当为传抄错误的结论。海昏侯墓孔子屏风“野居而生”的记载，一举改正千年错误。孔子的出生堂堂正正，后世对孔子身世的恶评，或可经由此次考古发现而荡涤干净，还之以本来面目。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6年1月7日。

本文發佈日期爲2016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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