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子楚簠小考
(首發)
謝雨田
封子楚簠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高19釐米、口長29.4釐米、口寬21.7釐米。直口,折壁,斜腹平底,四邊均留有扁桃形缺口,蓋口沿下有六個獸首狀卡扣,通體飾蟠螭紋(參下文所引《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封子楚簠蓋、器同銘,行款稍有不同,共8行65字(含合文2)。該簠蓋銘拓本曾在互聯網上公佈[1],但質量不佳。新近出版的《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下文簡稱《集粹》)一書既公佈了封子楚簠的器形照片,也公佈了蓋、器銘文照片及拓本,而且還對簠銘作了比較準確的釋文[2],甚便研究。下面我們準備在《集粹》的基礎上,簡單談談我們關於該銘文的一点釋讀意見。爲了討論的方便,我們先按照自己的理解寫出簠銘的釋文: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 (封)子楚奠(鄭)武公之孫,楚王之士,(擇)其吉金,自乍(作)飤(簠)。用會[3]嘉賓、大夫及我朋[4](友)虩弔(叔)。楚剌之元子,受命于天,萬枼(世)朋(不)改,其(眉)(壽)無諆(期),子=(子子)孫=(孫孫),永保用之。
一、子楚奠(鄭)武公之孫,楚王之士
“子楚”前一字,蓋、器分別作“”、“”,從土從丰,《集粹》釋作“封”,可從,金文中此字形亦見於魯少司寇封孫宅盤(《集成》10154、《銘圖》14499)。
“封”當是國族名。金文中男子稱謂“某子某”之“子”,既可以是爵稱,也可以是尊美之稱[5]。“封子楚”之“子”,我們認爲是爵稱(參看下文)。“楚”,器主私名。“封子楚鄭武公之孫,楚王之士”,其中“鄭武公之孫,楚王之士”是名詞短語作謂語,這一句是交代封子楚的身份,講述他是鄭武公之後,而仕於楚。結合器形與字體考慮,此簠時代應屬春秋晚期,因此銘文的“孫”應当是指裔孫,此種情形金文中多見。從封子楚是鄭武公的後裔來看,可以推知曾有一個姬姓封氏或封國存在。上引封孫宅盤之“封孫宅”,其格式猶如“曾孫定”(曾孫定鼎,《銘圖》01657)、“發孫宋”(發孫宋鼎,《銘圖》01658),“封孫宅”之“封”也可能屬姬姓,封孫宅是封氏或封國之人而仕於魯者。
二、楚之元子[6],受命于天,萬枼(世)朋改
“之元子”前一字,《集粹》釋作“爲”。此字蓋銘作“”,比較“”、“/”(鄭莊公之孫鼎,《銘圖》02409),可知它們顯然是一字,即“”字左邊所從,它與“”可通用[7]。此字器銘拓本作“”,照片作“”,右邊明顯從“刀”,此形即“”字。
“楚剌之元子”亦是交代身世,表示器主“楚”是“剌”的兒子。“受命于天”即“受天命”。
西周金文中多次出現“受大命”一語及其變式,如何尊(《集成》06014)“肆文王受茲大命” ,大盂鼎(《集成》02837)“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乖伯簋(《集成》04331)“朕丕顯祖文武,膺受大命”,毛公鼎(《集成》02841) “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卌三年逨鼎(《銘圖》02504)、師克盨(《集成》04467)“丕顯文武,膺受大命,匍有四方”,師訇簋(《集成》04342)“丕顯文武,膺受天命”等,其中的“受大命”即指受天命,受大命的人物僅限於周文王、周武王兩位。西周晚期的畢伯克鼎(《銘圖》02273,《文物》2010年6期17頁圖35.2)有銘作“畢伯克肈作朕丕顯皇祖受命畢公肆彝”,其中“受命”作“畢公”的定語,張天恩先生認爲畢公即畢公高,因爲畢公高是畢氏始祖,受封於武王,又曾有過“顧命”、“畢命”等經歷,故在其名號前冠以“受命”二字。“受命”和“受大命”存在等次的差別。鼎銘“受命”的施事是周王[8]。張說基本可從。
東周時期,周天子勢力衰微,諸侯國的人在所作銅器上鑄銘敘述其祖先事蹟、君王事蹟或自身事蹟時,“受大命”、“受天命”一語出現了僭越現象。如晉公盆(《集成》10342)“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秦公簋(《集成》04315)“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秦公鎛(《集成》00267)“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朋戟(《銘圖》17355)“新命楚王□,膺受天命”,秦公鎛(《集成》00267)“秦公其畯紷在位,膺受大命,眉壽無疆,匍有四方”。
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西周時,“受大命/受天命”一語主要用於周文王、周武王。到東周時雖可普遍用於諸侯,但普通貴族則未見使用此語。封子楚自言“受命于天”,可知絕非等閒之輩,因此我們傾向於“封子楚”之“封”是國族名,“子”是爵名,封子楚曾作過封國國君。結合“楚王之士”來看,大概其時封國已滅或已附屬於楚。但封子楚仍希冀永遠“受命于天”,表明他有復興封國的強烈意圖,仕於楚只是暫時不得已的選擇罷了。
“萬枼(世)朋改”之“朋”,結合文意以及語音,我們認爲它應讀作“不”。“不”,幫母之部,“朋”,並母蒸部,兩者聲母同屬唇音,韻部陰陽對轉。《周易·蹇》:“九五: 大蹇朋來。”上博简《周易》簡35“朋”作“不”。盠尊(《集成》06013)、盠方彝(《集成》09899、09900) “不叚不其”,盠駒尊(《集成》06011)與之相應的話作“朋下不其”,不少研究者指出不、朋,叚、下皆同音假借[9],可信。這些皆是“朋”、“不”相通之例。從文意看,簠銘“萬枼(世)朋改”[10]之“朋”讀作“不”亦非常合適。
三、封子楚簠與鄭莊公之孫器的人物關聯
1988年,襄樊市博物館在襄樊北郊團山發掘了一座春秋晚期墓葬(M1),其中出土的兩鼎兩缶鑄有大致類似的銘文。我們結合已有成果先把相關銘文釋讀如下:
隹(唯)正六月吉日隹(唯)己,余奠(鄭)臧(莊)公之孫,余剌之子,(虞)乍(作)(鑄)(肆)彝,(以)爲父母。其于下都,曰:烏(嗚)虖(呼)哀哉,剌弔(叔)剌夫人,萬枼(世)用之。
鄭莊公之孫鼎,《銘圖》02409,《湖北粹》56
余奠(鄭)臧(莊)公之孫,余剌之子,(擇)(鑄)(肆)彝,(以)爲父母,其正十月(?)己亥,升剌之(尊)器,爲之□缶。其獻下都,曰:烏(嗚)虖(呼)哀哉,剌……羕(永)□用亯(享)。
鄭莊公之孫缶,《銘圖》14095、14096
鼎铭中的“”,黃錫全先生、李祖才先生傾向于是作器者之名[11],李學勤先生認爲是人稱代詞[12],鄔可晶先生認爲應讀作訓“擇”之“虞”[13]。我們認爲鄔說可從。作器者“鄭莊公之孫”,李學勤先生認爲是鄭莊公的裔孫,是鄭人而仕於楚者[14],可從。從鄭莊公之孫鼎、缶銘文來看,剌是莊公之後,從封子楚簠銘文來看,鄭武公亦有後人稱“剌”者,而鄭武公是鄭莊公之父,又結合鄭莊公之孫鼎、缶與封子楚簠時代相當,皆是春秋晚期器,器主皆仕於楚來看,我們認爲鄭莊公之孫鼎、缶中的“剌”與封子楚簠的“剌”應該就是同一個人[15]。據此可推測鄭莊公之孫鼎、缶的器主很可能就是封子楚或其兄弟輩。
圖一
圖二 蓋銘照片及拓本
圖三 器銘照片及拓本
(圖一至圖三轉引自《集粹》第302-306頁)
[2]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書法家協會:《中國國家博物館典藏甲骨文金文集粹》,安徽美術出版社,2015年6月,第302-306頁。
[3]沇兒鎛(《集成》00203)“龢(會)百姓”之“(會)”用法與之相同。
[4]金文中一般隸作“倗”的字,本文皆徑作“朋”。參看黃文傑:《說朋》,《古文字研究》第22輯,中華書局,2000年7月,第278-282頁。
[5]參看黃錫全:《楚器銘文中“楚子某”之稱謂問題辯證——兼述古文字中有關楚君及其子孫與楚貴族的稱謂》,《江漢考古》1986年第4期第75-82頁。李守奎:《楚大師慎編鐘與楚大師鄧子慎編鎛補釋》,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出土文獻》(第五輯),中西書局,2014年,第21-27頁。
[6]器銘“子”字,《集粹》釋文筆誤作“士”。
[7]《說文》認爲“剌”字从“束”,不少研究者已經指出此說有誤。于省吾先生認爲“剌”左旁與甲骨文中的“𣏮”爲一字(于省吾:《釋𣏮》,《雙劍誃殷契駢枝》,藝文印書館,1975年,第23-30頁)。裘錫圭先生進一步認爲“𣏮”是“𥞥”的初文(裘錫圭:《甲骨文中所見的商代農業》,《古文字論集》,中華書局,1992年,第170頁。又收入氏著:《裘錫圭學術文集》第1卷甲骨文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256頁)。
[8]張天恩:《論畢伯鼎銘文的有關問題》, 《中國考古學會第十一次年會論文集》,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202-210頁。
[9]諸家之說可參看白於藍:《金文校讀三則》,《考古與文物》2013年第6期第102-104頁。
[10]楚大師鄧乂慎編鐘(《銘圖》15511-15518)“萬年毋改”之語可合觀。
[11]黃錫全、李祖才:《鄭臧公之孫鼎銘文考釋》,《考古》1991年第9期第856頁。
[12]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 年,第166-170頁。
[13]鄔可晶:《談鄭臧公之孫鼎銘中的“虞”》,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2010年4月29日。http://www.gwz.fudan.edu.cn/SrcShow.asp?Src_ID=1136#_edn6。
[14]李學勤:《鄭人金文兩種對讀》,《通向文明之路》,商務印書館,2010 年,第166-170頁。
[15]研究者或認為團山M1就是剌及其夫人的合葬墓,參看馮峰:《鄭莊公之孫器新析——兼談襄陽團山M1的墓主》,《江漢考古》2014年第3期第72-75頁。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6年1月13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6年1月13日。
点击下载附件:
蒙程鵬萬先生告知“虩弔(叔)。楚”,大概可以連讀為“虩=弔(叔)楚”即“赫赫叔楚”,從拓本看,虩下似有重文號,又結合文意,程說可從。
程先生之說甚是。相關銘文當爲:
虩=(虩虩)弔(叔)楚,剌(厲)之元子。
“剌”當讀為“厲”,指鄭厲公。鄭厲公是鄭莊公之子,而莊公為武公之子,故本銘主人公“楚”是鄭厲公長子,鄭武公之曾孫。
鄭莊公之孫鼎、缶,其中“剌”亦當讀為“厲”,指鄭厲公。銘文中之所以稱之為“剌(厲)弔(叔)”,大概是鄭厲公曾經流亡的緣故。
“會”有可能讀為“饋”。
鄭莊公之孫鼎、缶之“”字,似可讀為“吾”。
第4樓觀點未經仔細考慮,不一定成立。李學勤先生早已有此說法。這裏再對“剌”應當讀為“厲”、指鄭厲公的理由作些補充:
子楚簠銘文可分為兩節,前一節交待作器時間用途等,後一節為頌祝吉語。後一節中說“虩=(虩虩)弔(叔)楚,剌之元子,受命于天,萬枼(世)朋(不)改”,謝文已經指出“受命于天”東周時僅用於諸侯。如果“剌”(剌弔(叔))僅僅是一個普通貴族,那麼,“剌之元子”無疑與“受命于天”不搭配。如果將“剌”讀為“厲”、指鄭厲公,那麼,“弔(叔)楚”就是鄭國國君鄭厲公的長子,說“受命于天,萬枼(世)朋(不)改”,就顯得比較合理。否則,在春秋中期偏早的時代,僅憑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已成為楚國附屬國的小國國君的身份(這是在像謝文那樣將“子楚”理解為曾經的國國君的前提下),要說“受命于天,萬枼(世)朋(不)改”,恐怕是說不過去的。
“”或可讀為“逢”,二字上古音近可通(參看王輝《古文字通假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482頁)。楚有逢伯,《左傳》僖公六年(前654年):“楚子問諸逢伯,對曰。”
謝先生說“結合器形與字體考慮,此簠時代應屬春秋晚期”,不過從器主的身份看來,這件器物是春秋早、中期之際的。
鄭莊公之孫鼎、缶銘文中之所以稱鄭厲公為“剌(厲)弔(叔)”,應當與鄭厲公在前697年至前680年間流亡於外有關。《左傳》桓公十五年(前697年):“厲公出奔蔡。”莊公十四年(前680年):“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不再為國君,自然不能再稱“厲公”。改稱“厲叔”,與《左傳》通例合。《左傳》無國君之位的王子、公子多稱叔,如僖公七年周“大叔帶”(王子帶)、隱公元年鄭“京城大叔”(共叔段)、隱公十一年“許叔”、桓公二年晉“桓叔”(公子成師)、桓公十年“虞叔”;出亡的厲公與這群人的身份特點很相似。這樣看來,鄭莊公之孫鼎、缶,很可能都是在鄭厲公流亡期間作的。
此外,鄭莊公之孫鼎、缶銘文中的“哀哉”,值得注意(將“烏(嗚)虖(呼)哀哉”讀作一句,是不對的)。“哀哉”在金文中不常見,另外的用例是在禹鼎(《集成》2833、2834)、師簋(《集成》4342)中與“天降大喪于下或(國)”、“天疾畏(威)降喪”等極度不好的事情搭配。這樣看來,銘文中說“烏(嗚)虖(呼)!哀哉!”,應當是器主或其親近者遭遇了什麼災難性的事情,我們認為很可能就是此時鄭厲公流亡在外。國君失去君位,是幾乎無以復加的不幸之事。其子在此時為厲公及其夫人作器,由於已經不再是國君,故稱之為“厲叔”,流亡在外、前途未卜,故說“哀哉”。
“虩虩”讀為“赫赫”可補充之例有:晉公盤、盆:“虩(赫赫)才上”、叔尸鐘:“虩(赫赫)成湯”。
我以为只有在简帛网论坛才能看到黄先生的“个人博客”,怎么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网上也有了?真是拜读“学习”,开了眼界了。
若说是厉公流亡时做器……公子突流亡未死,何来厉公之谥?犹如布木布泰自称孝庄耳。
回覆10樓:
哈哈,我一介學生,只知道好好學習,也以為只要是搞學習,就是沒有限制的。我在簡帛網、復旦網發讀書筆記、發論壇帖子發了好幾年,從來沒有哪位師友告訴我說,有什麼不妥。誰知今日看到這種言論,陰陽怪氣、冷嘲熱諷的。
我發帖惹著你了?個人博客之說何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則,你應當知道。你要是不忿,就忍著啊。做你自己該做的事,不要在這無事生非。
如果如黃杰先生所說“鄭莊公之孫鼎、缶,很可能都是在鄭厲公流亡期間作的”,那麼得先弄清楚一件事,就是鄭厲公是否活著的時候就已經稱“剌(厲)”。一般認為“厲”應該是死後的謚號,而鄭厲公流亡的時候還活著,後來又回國復位了的。
關於是否存在生稱諡的問題,這個知乎帖子比我能回答的好多了,可以參看: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633538
Copyright 2008-2018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版权所有 沪ICP备10035774号 地址: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27楼 邮编:200433
感谢上海屹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總訪問量:613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