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兵先生著《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研究》出版

鍾馨

吉林大学周忠兵先生著《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研究》于2015年8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精装16开，定价1280元。

附书影、内容简介、目录、序:

内容简介

美国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是著名的库寿龄、方法敛二氏所藏甲骨的一部分，在殷墟甲骨分类断代、形制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本书所收甲骨均有正面、反面、侧面彩色照片，是一种新的甲骨著录方式，对未来的甲骨缀合工作具有积极意义。编排先按字体分类，在同类字体下再按相同或相近的事类编排，体现出甲骨文分类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按字体分类的框架下，对甲骨上的钻凿形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重新归纳出殷墟甲骨钻凿的发展序列，为甲骨断代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目录

序  1

凡例  1

各家使用的钻凿型式对照简表  1

前言  1

第一部分  图版

一、照片  3

1.师组(1—12)   5

2.丙种子卜辞(子组)(13)  18

3.师宾间组(14—17)  19

4.师历间组(18—70)  23

5.宾组(71—95)  103

6.历组(96—106)  122

7.出组(107—364)  132

8.历无(365—366)  272

9.何组(367—379)  274

10.无名组(380—393)  283

11.习刻(394—402)  294

12.伪刻(403—404)  304

13.护身符(407—609)  306

14.钻凿照片  334

二、摹本  337

1.师组(1—12)  339

2.丙种子卜辞(子组)(13)  341

3.师宾间组(14—17)  342

4.师历间组(18—70)  342

5.宾组(71—95)  359

6.历组(96—106)  364

7.出组(107—364)  366

8.历无(365—366)  390

9.何组(367—379)  390

10.无名组(380—393)  391

11.习刻(394—402)  393

12.伪刻(403—404)   396

13.遗失甲骨(405—406)  396

第二部分  释文397

第三部分  相关问题研究  585

甲骨钻凿形态研究  587

试说甲骨中的异代使用问题  625

从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实物看早期甲骨的作伪问题  634

甲骨著录简称全称对照表  647

常用甲骨学工具书及研究论著简称全称对照表  649

参考文献  650

附录一  库、方二氏小传  656

附录二  《卡》著录号与其他著录号的对照表  660

附录三  《库》著录号与其他著录号的对照表  672

附录四  《欧美亚》著录号与其他著录号的对照表  685

附录五  《北美》著录号与其他著录号的对照表  687

附录六  《美》著录号与其他著录号的对照表  688

附录七  《合集》著录号与其他著录号的对照表  700

附录八  《合补》著录号与其他著录号的对照表  710

附录九  缀合表  711

附录十  缀合图版  713

后记   716

序

我从开始研究甲骨刻辞的分类和断代问题以来，一直主要关注的是文字的形体和风格，由于接触的甲骨实物不多，因此对于钻凿等需要就实物考察的问题，所知甚少，所以总希望能填补这方面的缺陷。2001年4月，和郭大顺一起应邀赴美国匹兹堡大学，作许倬云学术讲座首讲式的演讲时，有机会参观了卡内基博物馆收藏的库寿龄、方法敛二氏旧藏的部分甲骨。承Deborah女士热情接待，允许我任意选择多件藏品，对钻凿一一拍照。可惜我对新照相机尚不大熟悉，后来冲洗出来的照片不大理想，甚为抱憾。后来，在2006年冬，和吉林大学边疆考古中心的同事们又因开展校际交流合作重访匹兹堡大学，再次到卡内基博物馆参观，便向收藏此批甲骨的爱德华奥尼尔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提出，由吉林大学派人再一次整理、研究并出版这批甲骨的意向；并向匹兹堡大学的林嘉琳教授建议，希望以她的名义与我合作带一名博士研究生来从事这一项研究工作。非常高兴地得到他们的同意，借此机会深表谢意。

当时，在东北师范大学师从张世超教授取得硕士学位的周忠兵，已经成为我的古文字学的博士生。他在甲骨文方面已有一定根底，特别是对历组卜辞研究颇深，而且吉林大学又有出国攻博的名额，所以我便动员他到匹兹堡大学去做这一项工作。因为这批甲骨数量并不大，而且周鸿翔已经在1965年作过拓片，并在1976年《美国所藏甲骨录》中几乎发表了全部甲骨的拓片。因此我建议这次整理的重点应放在对该批甲骨的摄影，而研究的重点则应放在钻凿形态方面。周忠兵当时英语程度有限，且不会照相，而且甲骨的钻凿是过去研究甲骨文的人几乎都不过问的事。但周忠兵一点没有推托就答应了。在出发前，我请我长子林雪川替他选购了一台性能还不错的相机，教了他一点基本的摄影知识，他就勇敢地远渡重洋到完全陌生的国度去从事陌生的工作去了。

在他还没出国之前，使我先有些放心的是，他已经出我意料地独立做好了应做的准备工作：对这批资料过去的著录和研究情况有了通盘的了解，对过去在甲骨钻凿方面的研究成果也有了相当的掌握。出国之后，使我更有些放心的是，他电邮来的所拍的甲骨照片，在我看来是相当不错，可供出版的。回国之后，他对甲骨钻凿的通盘整理和排序的见解使我更加放心，他做的工作是可以作为确有创见的博士论文的。不过，因为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的甲骨毕竟有限，所以我建议他按已有的线索，对吉林大学所藏的甲骨、国家图书馆藏的甲骨、社科院考古所藏的甲骨再进行检核，看看有没有和他的见解不相容的例子。在进行这方面工作时，得到吉林大学文物陈列室于润仪、国家图书馆陈力副馆长、社科院考古所刘一曼、曹定云研究员的大力帮助。颇有新的收获，他自己又尽力参阅了已发表钻凿图象的各种资料，使他在钻凿分类和演进列序方面，结论的可信性进一步提高。

现在这部在周忠兵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研究》，得到出版的机会，是我非常高兴的事。应该说，它主要的学术意义就是在中国的甲骨学史上进一步强调了要重视甲骨钻凿的分类和排序的研究。本书在钻凿的分类上，提出了和许进雄和肖楠不同的标准和名称。而且，对殷墟甲骨钻凿的发展序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应该看到，由于这一结论所据的实物考察数量还是很有限的，究竟能否成立，还需要能够接触甲骨实物的研究者们今后反复验证。更希望有人能提出新的能涵盖更多钻凿标本的更合理的分类标准和名称，和更符合实际的发展序列。但我以为现在周忠兵提出的这些见解，显然更符合客观事物发展的逻辑。这种钻凿发展的序列，和师组——师宾间组——宾组——出组——何组、师组——师历间组——历组——历无间组——无名组——无名黄间组——黄组这样的字体演变序列，表现出平行演变的现象，在类型学上是相互为证的。而用照片公布每片甲骨的正、反两面和侧面的形状，可使不能接触实物的研究者也能较充分地了解钻凿的形态。因此，今后在甲骨著录时应该进一步推广。

还应指出的是，周忠兵因为很重视每一片甲骨上钻凿和刻辞的关系，因此突破过去仅从字体分类上讨论同版刻辞是否为同期所刻的研究模式，提出了和钻凿不对应的刻辞是否和钻凿同期的问题。因而开辟了研究甲骨是否被异代使用的一个新视角，值得研究者们认真考虑。

最后还想说几句的，是因为此书的出版，正好遇到北大学友刘一曼、曹定云在《考古学报》2011年第4期上发表《三论武乙、文丁卜辞》，再一次想论定历组卜辞为武乙、文丁时代。因为这个问题牵涉很广，须要专文讨论才能说清楚。在这里，只想就甲骨断代学的方法论略谈几句。

在中国考古学中十分盛行的类型学（或称型式学）方法，本质上就是用遗存在形态上的顺序渐变现象来推断遗存的相对早晚关系。当然，并非一切形态上的顺序渐变都有年代早晚的意义。只有某种形态的顺序渐变能和另外一种或更多种的形态顺序渐变表现出平行演变的现象，才可以断定其形态的变化确有年代早晚的意义。

在董作宾的五期分法中，无名组卜辞属三期卜辞，历组卜辞属四期卜辞，黄组卜辞属五期卜辞。受这种传统观点的影响，在刘、曹两位学友的观念中，始终保持着无名组——历组——黄组这样一个早晚顺序。但是自从小屯南地发掘后，我在1981年发表的《小屯南地发掘和殷墟甲骨断代》一文中便提出了无名组和黄组之间存在字体过渡的现象，建议在无名组卜辞中划出一个“无名组晚期卜辞”或“无名黄间组”。这个意见实际已经被刘、曹两位学友接受，且认为其出土层位上也晚，认为“这些卜辞的时代较典型的无名组卜辞略晚，应属武乙、文丁时期。”（上引刘、曹文470页，7—12行）另一方面，刘、曹两位学友现在已经承认，他们在《小屯南地甲骨》前言中原定为文丁卜辞的第一、二类卜辞，亦即裘锡圭称为“历师间组”而我改称为“师历间组”的卜辞，“经过反复思考，……其时代应较早，约当董作宾五期分法的第一期”（上引刘、曹文473［1行］—474页［1—2行］），提早到了武丁时代。而且，当初裘锡圭在《论历组卜辞的时代》中之所以把这类卜辞定名为“历师间组”，是因为这组卜辞在多方面表现出和历组卜辞有密切关系，而且字体上历组一类（旧称父乙类）比历组二类（旧称父丁类）更接近这组卜辞。既然刘、曹两位学友已经同意把师历间组提早到武丁时代，又承认了无名组确实和黄组字体衔接，那为什么还要把历组硬放在无名组和黄组之间，而不把历组放到无名组之前，承认师历间组——历组一类——历组二类——历无名间组——无名组——无名黄间组——黄组这样一个字体演变的自然序列呢？

特别是在周忠兵的《卡内基博物馆所藏甲骨研究》一书出版之后，刘、曹这两位对钻凿研究有素的学者，而且是轮开槽长凿的发现者，对周忠兵的钻凿分类新方案是否可以同意呢？周忠兵的整理结果表明：师历间组和历组一类卜辞小圆钻、轮开槽长凿共存，和武丁时代其他各类卜辞相同，而师历间组开始出现挖制的长凿，这种长凿在历组一类增多，到历组二类卜辞小圆钻和轮开槽长凿已变少，而挖制长凿多见。历无名间组之后到黄组便只见挖制长凿了。而且长凿的长度从于2cm向超过2cm逐渐增长，到无名组出现超过3cm者，然后又逐渐变短，到黄组则以1.5—2cm居多。这样的钻凿形态演变序列，是不是可以和上述字体演变的序列互相印证呢？比较《小屯南地甲骨》中在钻凿分类和演变序列的结论是Ⅳ型凿见于廪辛、武乙、文丁时代，Ⅴ型凿见于廪辛、帝乙、帝辛时代。Ⅴ型凿只见于三期和五期这不相衔接的两头，而在中间的武乙、文丁时代奇怪地缺失。那么周忠兵的结论是不是更有道理呢？

我认为，刘、曹两位学友在研究过程中，已经逐步接近殷墟各类卜辞早晚发展序列的真相，只是在方法论上还不相信类型学的方法实际是一种独立于地层学的推定遗存年代早晚的方法，所以才功亏一篑。其实，当初首创这种方法的蒙德留斯成功地确定了一系列青铜器的年代早晚关系，是根本没有可参照的层位学根据的。苏秉琦先生当年研究斗鸡台东区墓葬时，也是没有层位关系为依据的。如果仔细研究甲骨这种遗存的多方面的形态变化，在类型学上建立起比较可靠的各类卜辞的演变序列，只要肯定师组卜辞出于殷墟一期的地层，或是黄组卜辞明确出于殷墟四期的地层，便可以确定这个序列哪一头早，哪一头晚。无须每类卜辞都还要一一确知其最早的出土层位来作断代证据，而可以从每类卜辞所见的祭祀对象来确定其存在年代。

刘、曹两位学友至今仍坚持的一个地层学依据，是历组一类卜辞在出土层位上晚于历组二类卜辞，即历组一类仅出于小屯南地中期二组而不见于中期一组，历组二类则既出于中期二组而又见于中期一组，故认为历组二类在年代上早于历组一类。我在1981年的《小屯南地发掘与殷墟甲骨断代》一文中已对此提出了质疑，即所划出的中期一组一共只有七个灰坑（Ｈ31、Ｈ36、Ｈ37、Ｈ55、Ｈ59、Ｈ72、Ｈ99）和一个探方地层（Ｔ55的④、⑤），总共只出54片甲骨，则其中不出历组一类卜辞是否有偶然性？到2003年发表《关于前辞有“贞”的无名组卜辞》一文时，又明确提出，应该进一步公布把中期堆积区分为一二两组的陶器群根据。否则，若陶器根据薄弱，而把整理者对各单位所出甲骨年代的主观判定也作为堆积分组的依据，那就根本不能成为客观的层位依据了。由于小屯南地的正式发掘报告在1995年公布，这些疑问其实已经有了答案。第一，所谓中期一组的单位，比原先说的七个灰坑减少了两个（Ｈ31、Ｈ59改属中期二组），又补充了Ｈ8、Ｈ16、Ｈ91、Ｈ92、Ｈ95、Ｈ109，可是所出甲骨仍总共只有47片。其中可确认为历组二类的只有出自Ｈ36的《屯南》2077、《屯南》2078、《屯南》2079三版，出自Ｈ8的《屯南》570—571（正反面），出自Ｈ109的《屯南》2772，共五版。众所周知，历组卜辞中历组一类的数量大大少于历组二类，在小屯南地中期一组层位中连历组二类也一共只出这样少的几版，哪里能够有力证明历组一类和历组二类的早晚关系呢？这次刘、曹两位学友在《三论武乙、文丁卜辞》中公布了1986、1989、2002、2004年在小屯村中和村南进行甲骨发掘的结果，历组一类和历组二类同出于属殷墟文化第三期或第三期晚段（相当于小屯南地所分中期或中期二组）的各个单位，并没有再提供历组二类出土层位早于历组一类的新证据。可见1973年发掘中历组二类有五版见于中期一组，而历组一类不见于中期一组，实不过是一个偶然现象，并没有什么层位学意义。第二，从小屯南地发掘报告可以看出，1973年小屯发掘材料之分出中期一组，本来就是比较勉强的。一共十八个灰坑，能看出全形的陶器只有Ｈ40的一件壶、Ｈ95的Ⅱ式簋和Ｈ99的Ⅲ式盆，还有Ｈ37豆座下部残损的Ⅱ式豆。其它只有一些能看出型式的陶片。有七个单位只出碎陶片，一个单位什么都不出。要仔细看一下陶器的型式的话，在报告中表二所表示的分期代表性陶器，中期一组（表中作中期三段）是ＡⅢ式鬲、ＢⅡ式鬲、Ⅲ式簋、Ⅲ式盆、Ⅱ式豆、ＡⅢ式平底罐、ＢⅡ式平底罐。但从报告的附表二“灰坑登记表”中查不到哪个中期一组灰坑出ＢⅡ式鬲，也没有出ＢⅡ式平底罐的。完全只出中期三段代表性器物的单位只有Ｈ37、Ｈ91，其它都杂有早期代表性陶器。Ｈ16仅出Ⅲ式豆陶片，据表二应归到中期二组才对。这样薄弱的材料确实很难成为独立的一个期别。

刘、曹两位学友现在仍坚持的另一个层位学根据，是“在廪康以前的地层和坑位中，没有发现‘历组卜辞’”（上引刘、曹文475页，17行），所以历组卜辞不可能是武丁、祖庚的卜辞。

这里先要订正一下的是，过去殷墟发掘所说的“坑位”，是指发掘坑所在的平面位置，与地层是不相干的概念。刘、曹两位一直把坑位和地层并举，可能是把“坑位”和现在田野考古中的灰坑开口的层位弄混了。所以他们的话应该改成：“在康廪以前的地层和其它堆积单位中，没有发现‘历组卜辞’”，才符合他们的本意。

然而，解放前殷墟发掘的原始记录和出土遗物至今还没有全部发表，因此要确定解放前殷墟发掘的每片甲骨的出土层位现在还是做不到的。刘、曹两位学友当初查阅解放前殷墟发掘的甲骨的出土情况，实际只做了两方面工作。第一，是查对了在村北发掘的乙组基址下叠压的一些出土甲骨的灰坑的情况。他们查出乙组基址被殷墟文化三期灰坑打破，其下又压着出土出组卜辞的坑，所以乙组基址下面所压的出土甲骨的坑，其时代不会晚于殷墟二期，其中所出卜辞同样不会晚于殷墟二期。在这些灰坑中没有出现历组卜辞。但是，众所周知历组卜辞在村北出土极少，以这一区不见历组卜辞，无法证明其它地区殷墟二期堆积中也不出历组卜辞。第二，是查对了解放前出土的全部殷墟甲骨的同坑关系。由于无法确定每个甲骨坑的开口层位，他们只好用共出甲骨的年代最晚者来大致判断各类共存关系的年代下限。因而把情况分成五类，第一类共出甲骨时代最晚为宾组，不见历组卜辞。第二类共出甲骨时代最晚为出组卜辞，不见历组卜辞。第三类共出甲骨时代最晚为何组卜辞，也不见历组卜辞。第四类是单出历组卜辞或历组卜辞与无名组卜辞共出（Ｆ24、Ｆ27、Ｆ31、Ｆ37）。第五类共出者时代最晚为乙辛卜辞，有的见到历组卜辞。（以上分类，只统计了有两类以上字体的卜辞共出的，如果一坑只出一种字体的卜辞，便不计入。）由于他们认为何组卜辞的年代下限是廪辛时代，而无名组卜辞年代始于康丁，所以才说历组卜辞不出于廪辛以前的地层。其实这是根本不科学的。因为历组卜辞即使不和任何其它字体的卜辞共出，只要这个坑的开口在殷墟文化二期的层位，它就可以是早期的。共存卜辞的年代根本不能证明其年代的上限或下限。肖楠之一的郭振禄说得客观一些。他觉得对没有准确地划分地层关系的同坑甲骨共存情况，“其提供的资料只有参考价值”（郭振禄：《小屯南地甲骨综论》，《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第36页）。

石璋如在1982年发表了《殷虚文字甲编的五种分析》，对一至九次殷墟出土每版甲骨的坑位、深度、类别（甲或骨）、时期（依董氏五期分法）作了介绍。在1985年又出版了《小屯丁编·甲骨坑层之一——一次至九次出土甲骨》作了更详细的报导。可以看出肖楠当初对殷墟甲骨所作分析有不少不到位之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的作者看过石璋如1982年的论文，对历组卜辞的出土情况有一段话很值得引起注意：“如场南横坑（场南横二，林按：又名‘南横沟’，是第一次发掘在小屯村中麦场以南开的探沟），出有陶罐133Ｄ、134Ｇ，陶瓿274Ｄ和一件圆底陶罐，邹衡先生认为其时代属殷墟早期。（林按：‘早期’是指不能确指为一期或二期，可参看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10月，第62页。）但坑中却出有历组卜辞三片：《甲》877（林按：此版为无名组）、878、880，还有何组卜甲一片：《甲》477（暊卜）、历无名间组一片：《甲》879，出土深度历组在最下。”（《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259页）可见历组卜辞是和何组卜辞有同坑共存现象的，且见于出早期陶器的单位。《殷墟甲骨分期研究》又引石璋如的说法：“Ｆ1（林按：第五次发掘在村南大路上开的探沟）无二、五期物，其堆积的情形似有倒置的现象，上层为三期，下层为四期。”（上引石文第430页，《殷墟甲骨分期研究》第259页）经查对，石先生说的“三期”是指《甲》3577、3581、3582、3584等十余片无名组卜辞，均出在0.3—1.4米的深度；“四期”是指历组二类的《甲》3589，出在1.2米的深度：组小字的《甲》3363、3364。历间组的《甲》3591、历组一类的《甲》3590出在1.7—2.3米深度（上引石书第135—136页，表一〇四）。当然，由于场南横坑、Ｆ1是不是可以算科学的堆积单位？同一个探沟中的深度变化有无年代早晚的意义？都可以产生疑问，所以我们暂不作结论，不过希望以后刘、曹两位在说到地层问题时，别再作为不容置疑的论据来下断言。而且，不从事田野考古的研究者们也不必认为有确凿的地层证据证明历组卜辞不能提早到武丁、祖庚时代。

所以，我觉得刘、曹两位学友还是应该更多考虑各类卜辞怎样能从形态顺序渐变的视角排成合乎逻辑的序列，而不只是片面强调已经很难站住脚的层位学依据。也许就会早日和我们达成一致的断代意见。

林沄 2012年1月4日

感谢周忠兵先生惠赐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