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六韬》译本的文献学价值

邵鸿  张海涛

摘要：

本文根据西夏文《六韬》刻本和我国西夏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比较了夏译本和宋代形成的今本《六韬》在分卷、篇目、文字方面的差异，进而探讨了西夏文《六韬》的文献学价值。认为宋元丰年间《武经七书》颁布后，虽然具有正统和支配地位，但并没有立即完全取代其他版本，直到南宋时期还有一些与官本不尽相同的《六韬》流传于世。夏译本即为其中之一，但它不是宋明以来主要《六韬》版本的祖本并且较早亡佚。然而元丰时期的官方定本《六韬》有可能是在包括夏译底本在内的多个版本基础上整理校定的，其改变程度可能没有过去认为的那么大。此外，夏译本《六韬》还有一定的训诂学价值。

主题词: 西夏文 六韬 文献学

1909年沙俄科兹洛夫考察队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所获文物中，有西夏文刻本《六韬》残本一种。今藏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编号为инв. № 139、140、141、142、768、769、770，初次著录见戈尔巴乔娃、克恰诺夫于1963年合著的《西夏文写本和刊本》。[1]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1册），公布了该刻本照片，为相关研究创造了条件。随后，聂鸿音、林英津、宋璐璐、贾常业等西夏学学者先后对西夏文《六韬》进行了译释和探讨。[2]他们的工作，基本解决了西夏文字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西夏文《六韬》的文献学价值也有所论述。笔者研究《六韬》有年，苦于不通西夏文字而不能直接研读夏译《六韬》，最近认真拜读了上述学者的研究成果，深受教益，同时也有一些心得。爰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

我们知道，《六韬》成书于战国，中古时期仍广为流传，篇幅较大，内容庞杂。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6年），为适应当时的军事需要，神宗下诏校定《武经七书》，经何去非、朱服等人的整理，最终形成了6卷60篇，文字整齐简练的今本《六韬》并刊刻颁行。此后今本流行，而中古本《六韬》则逐渐堙灭。[3]西夏文译本是《六韬》迄今唯一已知的非汉语文本，时代亦早至南宋前期，其珍贵自不待言。

西夏文《六韬》为蝴蝶装刻本，版框13.5X18.5厘米，每半叶7行，行16字。版口题“六韬上”，或“六韬中”，下有刻工姓名及汉文页码。聂鸿音根据刻工题名，考定《六韬》是西夏乾祐年间(1180年前后，是年为南宋孝宗淳熙七年)的一个官刻本。[4]刻本严重残缺，惟存26叶，不计重复，仅得18个整叶和4个半叶，但叶面保存基本完好，字迹清晰。现存部分为“卷上文韬第一”的篇目及“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卷中龙韬第三”的“兵征”“农器”；“卷中虎韬第四”篇目及“军用”“军略”“一战”“临境”，以及存疑的“攻城”篇。所存各篇，有的有不同程度的残缺。

根据残存内容可知，该译本所据底本应是一个分为上中下3卷，文武龙虎豹犬六韬齐全的汉文《六韬》。各位研究者均认为，这个本子属于北宋以后流传的《六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今本《六韬》，而与中古时期的《六韬》文本有显著区别。这个认识理据充分，笔者完全赞同，这里仅再举出一个极明显的证据:唐初《群书治要》卷31辑录《六韬》部分，相对而言是最能反映中古本《六韬》整体风貌的文本。与今本比较，全书首篇《文师》为书序，不属《文韬》；其收录篇目内容最多（占所辑《六韬》的三分之二，但也并不完整）的《文韬》，不仅内容上多出今本所无6篇，而且篇序、文字与今本差异亦较大。反观西夏译本，《文师》已归入《文韬》，《文韬》之篇目、顺序与今本全同，文字也几乎完全对应，其属今本系统可谓一目了然。

二

尽管西夏文《六韬》总体上说属于今本系统，但其与以《武经七书》本《六韬》（以下简称《七书》本）等宋明时期的主要版本仍存在着重要差异。

一、卷数有异。

西夏文《六韬》为上中下3卷本，而北宋校定后的今本《六韬》，无论是《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六韬》、《朱服校定六韬》，还是传世的宋刻《七书》本、金刻《施氏七书讲义》本《六韬》（以下简称《施氏》本），全为6卷，其后明清主要刊本如明初《武经七书》刻本、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本、孙星衍辑《平津馆丛书》本《六韬》等也多为6卷。不过，南宋郑樵《通志》著录有《太公六韬》5卷和《改正六韬》4卷。这说明，宋代《六韬》的官方定本虽为6卷，但同时也有卷数不同的版本流传于世。检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3卷本《六韬》始见于清代，但西夏文本证明，早在宋代已有3卷本面世。这是夏译底本和已知诸宋刻本一个显著不同之处，以往研究者似乎均忽略了这一点。

二、篇目有异。

夏译《六韬》完整保留了《文韬》、《虎韬》的篇目，前者共12篇，与今本完全相同；后者则为14篇，较之今本顺序相同，但多出两篇，即在“军略”后多出“一战”，“略地”后多出“攻城”。“一战”内容完整，共计289字，“攻城”则有目无文。但夏译《六韬》另有残页半叶（由于页码缺损，《俄藏黑水城文献》将其编排在最后），存122字，不知归属，研究者多倾向属于“攻城”。林英津、宋璐璐已指出，“一战”和“攻城”的部分内容见于《通典》和《太平御览》所载《六韬》逸文；[5]但宋璐璐认为，后者除了“高城深堑”四字之外，似乎和攻城没有太多联系，其文字为《通典》卷153“示怯”、《太平御览》卷294“怯懦”所摘引，因此这段文字“残佚的篇题似乎应该是‘示怯’或者‘示弱’之类，而不像是《虎韬》目录中的‘攻城’”[6]。如果宋说不错，该残页则应属于其他已佚失的某韬。

今按：所谓“攻城”的残文，聂鸿音先生汉语回译如下：

“解······秉日月之道，明四季之常，执其左右首尾，则小大皆成，不至迷惑也。’武王曰:‘敌人先至以取我，彼先得地利，为之奈何?’太公曰:‘若如此，则故作怯懦而佯北，敌人必追，追之急则行陈乱而自相失。吾发伏兵疾击其后，车骑左右近攻，必破之。敌人高城深堑······”

此段文字的主要内容，确实是谈如何示弱于敌，调动敌军从有利至于不利而击破之。不过，最后“敌人高城深堑”六字还是应加注意。因为上文至“必破之”所论已完，接下来应是另一层叙述。从语意上看，很可能是说敌人居于高城深堑中难以攻取时，亦可采取示弱方式调动敌军离开城池从而战胜之。因此，聂鸿音主张在没有发现其他材料的情况下,仍不妨把它算作是“攻城”,并非不可接受。至于宋璐璐关于其篇名应为“示怯”或“示弱”的主张，似难成立。《通典》、《太平御览》之类的政书和类书，依类辍集古书文字，如果将其类名视为所集古书篇目名称，则各书篇目均相同，这显然是说不通的。

西夏文《六韬》多出的这两篇，最引人关注。聂鸿音说它们“无疑是西夏译本《六韬》最有价值的部分”，甚是。我们自然还可猜想，除此之外，夏译残损的武、龙、豹、犬四韬中极可能还会有少量今本不见的篇目，这的确意义重大。其不但足以证明，夏译底本应非北宋元丰官方校定颁行本，而是另外一个我们从不知晓的宋刻本，更为研究唐宋间《六韬》的演变过程提供了新的重要线索和启示。

三、文字有异。

西夏文《六韬》的文字和今本一致性极高，但并非完全一致。如林英津所说，“西夏译者是在相当精确的理解了上古书面汉语之后，做出的相当流暢的翻译”，但作为翻译文本，夏译《六韬》在文字上与今本有所增减出入实属正常。然而，有些差异明显不是翻译所致，而与所据底本有关。这些差异对于文本校勘和分析具有重要意义，尤其值得关注。下面主要以贾常业回译为依据，[7]分三类分别举例叙述之。

1、与今本文字不同可校正今本之误者。如：

（1）《文韬•文师》：“义之所在，天下归之。”

《七书》本、《施氏》本、《武经七书直解》本（以下简称《直解》本）“归”均作“赴”。按：此文前后谈及“仁之所在”、“德之所在”、“道之所在”，其后均为“天下归之”，惟“义之所在”下接“天下赴之”，故以“归”为是。银雀山西汉竹简本（以下简称竹简本）、《群书治要》卷31（以下简称《治要》本）及《太平御览》卷421引文均作“归”，西夏本正作“归”。

（2）《文韬·大礼》：“勿妄而许，无逆而拒。许之则失守，拒之则闭塞。”

《七书》本第一个“拒”字作“担”，显误。敦煌藏经洞唐代写本（以下简称唐写本）、施氏本和《直解》本不误，西夏本又增一证。

（3）《文韬•守土》：“无借人利器，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不终其世也。”

《七书》本末句作“不终其正也。”银雀山竹简本、唐写本、施氏本、《直解》本均同于西夏本，作“不终其世”。

（4）《龙韬·兵征》：“城之气出高而无所止，用日长久。”

“用日长久”，据林英津回译。《七书》本作“用曰长久”；《施氏》本、《直解》本作“用兵长久”。贾常业直译为“日期多留”，但意译为“用兵长久”，忽略了其间差异。林英津指出：“‘曰’或系‘日’之误。至少，西夏译者看到的汉文本应有作‘日’者。”林说是。

（5）《虎韬•军用》：“昼则以绛缟，长六尺，广六尺；……夜则以白缟，长六尺，广六尺。”

二“广六尺”，今本各本均作“广六寸”。这里说的是“飞凫”、“电影”两种军旗的尺寸，“广六寸”似乎太狭小，尤其是夜间难以起到指示作用。西夏本“广六尺”，于义为长。

(6) 《虎韬•军用》：“张黑铁蒺藜，芒四寸，广八寸，长六寸以上。”

“长六寸以上”今本均作“长六尺以上”，然蒺藜显然不可能长至六尺，西夏本“六寸”更为合理。宋璐璐认为是西夏人误抄，非是。

按“军用”全篇叙述各种军器装备，大量涉及器物名称及其数量、规格，因此在各种中古文献的引文中常有出入，至今本出文字始最后定型，但也有不少于情理不合之处。夏译本篇与今本不同之处较多，特别是数字与今本颇有差别，有的可能有误，有的可以并存，有的则明显较今本为合理，上举二例即是。

2、与今本文字不同而可并存者。如：

（1）《文韬•守国》：“冬道藏，万物隐。”

《七书》本末句作“万物寻”；唐写本、施氏本、《直解》本俱作“万物静”。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云：“‘静’与（上文）‘荣’、‘成’、‘盈’等字为韵，宋本作‘寻’似误。”[8]房立中云：“‘寻’字与‘静’字右部形似，宋本似因字残而误。”[9]

按《七书》本“寻”字不通，“静”字是。贾常业认为，西夏本用“仓库”对应翻译其字，而“西夏文‘仓库’有‘隐藏’之意，故译为‘隐’。”贾译为“隐”，不一定确切，但可证明“寻”之非是。或许贾译是对的,因为字意可通，韵部亦协。而且从字形上看，“隐（隱）”字右部亦与“寻（尋）”字相近，故《七书》本也可能是由“隐”字致误。

（2）《文韬•盈虚》：“旌别淑德。”

同于《七书》本。但《施氏》本、《直解》本作“旌别淑慝。”施氏讲义释其为“旌别淑善邪慝之人”。“德”、“慝”音同可通假，而意正相反。文字上二者皆可通，但从前文数句均言表彰良善来看，《七书》本和西夏本“淑德”比“淑慝”似更切当。

(3)《文韬•六守》：“农、工、商，谓之三宝。”

此句今本各本均作“大农、大工、大商，谓之三宝。”唐写本同，唐宋类书中引用也不少。惟唐《意林》卷1引文没有三个“大”字，与西夏本一致。

(4）《龙韬·农器》：“天下安定，国家无争。”

“国家无争”，从林英津译。贾常业直译为“国家争无时”，意译为“国家无事”，意译微失本意。《七书》本、《直解》本作“国家无事”，林英津已注意到这一差别，认为可能底本如此。按《施氏》本同于夏译，证明林说是。

在此还应指出的是，夏译《六韬》中有一些异文因为缺乏书证，属于错讹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文韬•文师》“施及三王”夏译作“施及二王”，“亲和而事生之”作“亲和而言生”，“国可拔”作“国不可拔”；《虎韬•军用》“电车”作“电军”，“车上立旗鼓”作“车上立旗矛”，等等。但这些异文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如果它们不是误译所致，则必是底本如此，故亦可注意。

3、相对今本有重要文字增损而有助于了解底本原貌。如：

（1）《文韬•文师》：“载与俱归，立为师，以勤问境中吉安。”

此为“文师”最后一句，古今包括大量引文在内的各种文本都是到“立为师”为止，只有西夏本多出“以勤问境中吉安”数字（相当于汉语“咨以国之所安”之类）。因此，其为夏译所增加的可能性很大。林英津推测，这句话有可能是西夏译者为了明确“立为师”的文意，并使事件的叙述完整，自行加入的一小段解释。不过，我们毕竟还不能百分之百地说夏译底本不如此作。

（2）今本《武韬•军用》有“轴旋短冲矛戟扶胥，百二十具，黄帝所以败蚩尤氏。败步骑，要穷寇，遮走北。”黄帝以扶胥战车败蚩尤之记载，古籍中仅见于《军用》，西夏文本无此内容，很可注意。宋璐璐认为“盖西夏人所据汉文本已删此段”，[10]似是。

三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对西夏文《六韬》的文献学价值加以概括并做进一步的讨论。

首先，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虽然西夏文《六韬》总体上属于今本系统，但它与北宋以来以《七书》为代表的官方颁行本在分卷、篇目上有较显著差异，文字也有所不同，因此它的底本与后者显然不属于同一个版系。由此可以确定，元丰年间《武经七书》颁布后，虽然具有正统和支配地位，但并没有立即完全取代其他版本，直到南宋时期还有一些与官本不尽相同的《六韬》流传于世。

其次，可以判定，夏译本不是宋明以来主要《六韬》版本的祖本并且较早亡佚。从上面所举异文例证可知，西夏文《六韬》和宋明时期其他主要版本相较，既有文字相同而异于《七书》本的例子，也有同于《七书》本而与他本不同的情形。但鉴于卷数、篇目的不同，西夏译本所据底本在版本亲缘上，显然比《七书》本与已知宋明时期主要版本的关系要远。也就是说，现存宋明《六韬》的主要版本来源应是《七书》本而非其他版本，这和我们以往的认识是吻合的。当然，这一判断有其特定含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宋本《武经七书》，实际上是南宋孝宗或光宗时期的刻本。《施氏》及明刊本应源自元丰刻本或其他较早续刻的《武经七书》而非孝、光刻本。这样才能解释有些《七书》本字误而《施氏》本及明刊本不误的原因，即因为该刻本错误，而元丰刻本未错。夏译本后继无踪，自然意味着夏译底本及他本宋时流传有限，而且很可能在南宋后期已经亡佚。这个结果，当然应是《七书》本的支配地位使然。这里还可以指出的是，聂鸿音、常璐璐已注意到，西夏人在翻译中原典籍时往往采用非官方、非经典著作为底本，[11]夏译《六韬》不以《七书》本为底本，乃是又一个例证。

第三，西夏文《六韬》还为探索唐宋时期今本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新的线索和启发。宋代自元丰官本颁行后仍有数种《六韬》文本流传，西夏译本使我们得以看到其中一种的大致面貌，因而非常可贵，对我们进一步探索《六韬》在唐宋间的变迁有重要意义。以往笔者将何去非、朱服等人整理校定《武经七书》视为今本形成的唯一关键，认为在这前后《六韬》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12]现在看来，这种改变的程度和意义可能需要重新考虑。似乎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元丰官方定本形成以前，已经出现了类似或接近今本的某些版本，夏译底本或许即为其中之一。宋璐璐根据西夏文译本多出的两篇认为，西夏人所据的汉文本《六韬》底本似应早于《七书》本颁行，[13]我们认为是有道理的。因为从逻辑上说，元丰官本改变为多出两篇以上的夏译底本的可能性很小，而夏译底本校改为元丰官本的可能性则更大。如此说来，何、朱等人就有可能是在包括夏译底本在内的多个版本基础上完成对《六韬》的整理校定的。换言之，元丰年间的整理改定，其实是在前人基础上进行的，其改变程度可能没有过去我们认为的那么大。这应是我们从西夏文《六韬》得到的最重要的认识。

第四，西夏文《六韬》在文字校勘乃至训诂方面也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校勘方面，上面讨论异文时已对其校正今本之误、保存异文和了解译文底本面貌的意义有所说明，这里再对其训诂价值略做申论。

由于西夏文本从汉文翻译而来，因此当汉文理解可能有歧义时，译文实际上就体现了译者的一种取舍和解释，因而也就具有了训诂学价值。典型的例子如：夏译《三家注孙子》将古代汉文兵书中常见的“卷甲”译为将士兵甲衣的下沿卷起，以提高步兵行军速度；将“衔枚”译为马匹而非士兵口衔木条，将“方马埋轮”译为“缚马埋轮”意为自置死地等等，都是迄今最为合理的解释。 [14]西夏本《六韬》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如《虎韬•军用》：“天浮铁螳螂，矩内圆外，径四尺以上”，何为“铁螳螂”，以往注释都不得其解，夏译为“浮舟铁锚”，使人豁然明白。又如《文韬·盈虚》：“天下熙熙，一治一乱。”“天下熙熙”历来注家有两种译法，有的译为天下兴盛安乐，更多的译为纷扰杂乱，夏译为“天下和合”，为前者提供了支持。

总之，西夏文《六韬》有其独特的文献学价值，今后《六韬》的研究和校释者，当然不能不充分注意和利用这一重要文本。不仅是《六韬》，西夏译其他汉籍如《孟子》、《论语》、《孝经》、《孙子》、《三略》等，都是古籍研究的重要资料。在当前大批西夏文献多已获得公布和解读的情况下,夏译汉籍这个宝库，是古籍学者所不应忽略的。

（本文承宁夏大学西夏研究院彭向前教授大力帮助，谨此致谢。）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6年2月11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6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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