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研究綜述

（首發）

羅祥義

西南大學漢語言文獻研究所

摘要：對近幾十年來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與評述。從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專題的研究及相關的研究兩個大的方面來進行綜述。按照時間的先後分門別類地列出各前輩的主要觀點並作簡要評述。對於學界爭論不休的問題，儘量作窮盡性地收集各家觀點，以備讀者參考。對前人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並對未來的研究方向作出個人淺薄的構想。

關鍵詞：出土先秦文獻  語氣詞  研究綜述

郭錫良先生（1988）說：“語氣詞又稱助詞或語氣助詞，這是漢語特有的一種詞類，馬建忠說：‘助字者，華文所獨，所以濟夫動字不變之窮。’語氣詞是漢語特有的，前人對它的關注從古代就開始了。古代關於語氣詞的研究，主要散見於經書注解、韻書、字典、文學作品、史書、筆記雜誌等書籍中。直到元代，才出現了第一本專門研究虛字的書，即盧以緯《語助》。到清代，是古代小學發展的頂峰，虛詞的研究也碩果累累，期間主要著作有：伍兆鼇《虛字淺解》、張文炳《虛字注釋》、朱孔彰《經傳虛字義說》、丁守存《四書虛字講義》、課虛齋主人《虛字注釋》、呂堅《虛字淺說》、謝鼎卿《虛字闡義》、鄒麗中《虛字賦》、俞樾《虛字注解備考》等數十種。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最有代表性的虛字專著是盧以緯《語助》、袁仁林《虛字說》、劉淇《助字辨略》和王引之《經傳釋詞》四部書。[1]總而言之，古人對語氣詞的研究，很少當作專門的學問來討論，成果少、研究範圍小，並不成體系。而且，他們沒有看到近代出土的文獻材料，在研究時所使用的語料都是傳世文獻，這決定了他們研究的局限性。自地下的文獻材料被發現以來，出土文獻的語言研究逐漸地火熱起來，特別是80年代以後，關於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的研究成果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因此本文綜述的重心偏向80年代以後的研究。

目前所見到的出土先秦文獻中，語氣詞種類豐富且出顯現頻率高，它們含有豐富的語言信息待我們去挖掘，是一塊值得付出心血的研究熱土。我們認為，對出土先秦文獻中的語氣詞進行研究，必不能忽視的兩個基本問題是：第一，語氣詞的主要功能就是表達語言語氣的，我們不能拋開“語氣”而空談“語氣詞”，語氣詞的研究要基於漢語語氣系統的研究，研究先秦漢語語氣詞就先要搞清楚先秦漢語語氣系統；第二、“語氣詞”這名稱是由現代學著提出來的，是近代的產物，而埋在地下幾千年前的文獻中的“語氣詞”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我們在研究前必先要搞清楚“語氣詞”這個概念的產生及研究發展狀況。上述兩個問題的研究進程是一個龐大體系，由於篇幅限制，本文只作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研究進程的綜述，待來日再撰專文敘述。

一、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的研究回顧

（一）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專題的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是專門以出土先秦文獻中的語氣詞為研究對象的。目前的成果不是很多，還沒有專著，只有若干篇論文。這類論著是研究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最重要的文獻之一，他們研究的側重各有不同，研究的材料範圍、方法及對象都有許多差別。我們按照研究的範圍，把它們分成以下幾種類型來綜述：

1、整體性的研究

這類論著以整個先秦出土材料為研究範圍，總括性地對出土先秦文獻中的語氣此進行研究。他們描繪出各種材料、各歷史階段中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的功能及發展變化，有助於我們瞭解其整體的面貌。此類文獻主要有：

李達良（1980）首先以甲骨文、金文為語料，結合《詩經》、《尚書》等傳世文獻來探討上古漢語語氣詞，提取出11個語氣詞進行初步討論。在看到李文後，張振林（1982）專門對古文字材料中的語氣詞進行全面地討論。為了更好地探索古漢語中語氣詞的產生和發展的使用情況，文章把感嘆詞當作句首語氣詞來探討，從楚簡帛、戰國金文、詛楚文和石鼓文等材料中提取出語氣詞共13個：“”、“”、“巳”、“烏虖（烏夫、於嘑、於虖）”、“夫”、“才（、哉、）”、“之”、“也（施、殹）”、“（歟）”、“者”、“虖”、“矣”、“焉”。文章以每個語氣詞為綱，舉出各個語氣詞在出土文獻中的大量用例，糾正了一些前人解釋的錯誤，並對每一個語氣詞的使用時代及發展情況進行考察，在此基礎上總結了先秦時期的語氣詞的應用的整體情況。張玉金（2015）收集了目前發現的幾乎所有出土先秦文獻，從中提取出語氣詞共13個：“與”、“也（綏，緌）”、“殹”、“矣”、“乎”、“哉（、才）”、“焉”、“抑”、“執”、“耳”、“尔”、“已（巳）”、“兮”、“而已”。並探討了以下內容：第一，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的時代：（1）殷商時代：“抑”、“執”；（2）西周時代：“哉（、才）”；（3）春秋時代：“也（綏，緌）”、“哉（、才）”、“已（巳）”；（4）戰國秦代：“與”、“也（綏，緌）”、“殹”、“矣”、“乎”、“哉（、才）”、“焉”、“耳”、“尔”、“已（巳）”、“兮”、“而已”。且對每個詞功能進行了闡述。第二，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的地域差異：（1）“與”只見於楚簡，在戰國和秦代，秦地人不使用此句末語氣詞。（2）“殹”和“也”看作不同方言裏的兩個同義詞，“殹”只見於出土秦文獻，是秦國方言詞，“也”見於戰國金文、楚簡、秦簡和戰國玉石文字中，屬於通語。第三，出土先秦文獻和傳世先秦文獻語氣詞的差異：（1）傳世文獻中有一些在出土文獻中見不到的語氣詞；（2）同一個語氣詞出現的時代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不同；（3）同一個語氣詞用法的時代在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有不同。第四，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演變的因素：時代、地域、社會、思維以及語言等。規律：（1）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的來源可能跟其它虛詞不同；（2）到戰國秦代，語氣詞的數量迅速增多；（3）語氣詞的類別越來越豐富；（4）語氣詞在發展過程中體現出新陳代謝的規律。

2、斷代、封閉性研究

這類論著主要是截取某個時代面或某種出土先秦材料為研究範圍，封閉性地對其中的語氣詞的進行整理研究。由於材料的封閉、時間的限制，他們往往對共時的語氣詞的各方面情況研究得較為深入。此類文獻主要有：

陳永正（1992）首次專門對銅器銘文材料中的語氣詞進行研究。文章把感嘆詞當作語氣詞來討論，提取出語氣詞共12個：“唯”、“其”、“雩”、“曰”、“有”、“亦”、“烏虖”、“”、“”、“已”、“哉”、“之”。不但對這些語氣詞在銅器銘文中的應用情況及功能進行詳細地研究，還注意到了其在傳世文獻中的對應情況。李明曉（2008）從14批戰國楚簡中提取出語氣詞共18個：“也”、“乎”、“矣”、“安（焉）”、“言（焉）”、“與（歟）”、“才（哉）”、“耳”、“爾”、“牙（邪）”、“氏（兮）”、“可（兮）”、“斯”、“已”、“於”、“夫”、“而已”、“焉爾”。並對它們的分佈與應用情況進行了考察，分析了它們的功能以及特點，同時還對語氣詞的連用情況也作了詳盡合理地分析。陳迎娣（2014）從7批秦代簡牘中提取出語氣詞共9個：“也”、“殹”、“乎”、“矣”、“焉”、“哉”、“耶”、“已”、“而已”。並清理出它們的出現頻率，以及使用與分佈情況，同時還對每個語氣詞的句法位置以及表達功用等情況進行了闡述。胡敕瑞（2015）運用比較的方法，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老子》諸本中的句末語氣詞進行了系統地研究。文章把句末語氣詞分為傳信、傳疑、傳情三類，傳信的有“也”、“矣”、“焉”等，傳疑的有“乎（虖）”、“與（與/（歟））”、“邪（耶）” 等，傳情的有“呵（可）”、“虖（）”、“旖”、“兮”、“居”、“茲”、“哉（才）”等。不僅注重對《老子》諸本中句末語氣詞的使用情況及功用的比較，而且還注意對它們之間的字形、字音等方面的考辨與比較，突出了出土文獻所具有的巨大價值。

3、個體性研究

這類論著主要針對出土先秦文獻中的某個語氣詞，研究它們的功能、歷史發展以及地域屬性等方面，還有的對其形、音、義等方面進行考察辨析。此類文獻主要有：

管燮初（1962）認為甲骨文、金文中的“唯”可以作動詞、次動詞、連詞、副詞和語助詞五種，語氣詞的“唯”字表示整句的陳述語氣，位於一句的開端，可稱作發語詞。趙誠（1998）認為金文中“隹（唯）”可以作助詞（或稱為語氣詞）、介詞、副詞、連詞、動詞、疑問代詞以及作人名等。用作語氣詞的“隹（唯）”有三種情況：一是用在句首或句中，無意義，但逐漸有了強調之意；二是其由表示強調而發展為表示一種肯定的語氣；三是起到提前賓語的作用。俞欣（2001）利用金文、簡帛材料對“與”、“与”進行了考源，認為“與”字是“譽”字的初文，本義為讚譽，“与”字是“與”字的減省，其寫法來源於“牙”字字形隸變過程中的異體寫法。李守奎（2002）在討論“色”字時談到“矣”字，認為“矣”和“”當是一字之分化。在沒看到李文的情況下，張海富（2006）利用金文、簡帛、石刻等出土材料，對“矣”的字形進行考源，認為“矣”是“”的訛體。張玉金（2010b）沒有討論“矣”的字形問題，而是對其語氣表達功能、句法功能等問題進行了詳細地論述，認為出土戰國文獻中的“矣”可以作句末、句中語氣詞。同時討論了“矣”與“爾”連用的情形，還對出土战国文献和傳世戰國文獻中的“矣”進行了比較研究。[日]大西克也（2001）從戰國、秦末漢初出土文獻中考察了“殹”“也”交替現象的實質，認為其事實上只不過是秦的書面語言上文字表記的變更，是與口頭方言無關的現象，是不具有口語變化背景的人為的變化。姜允玉（2002）從中山王銅器銘文和戰國出土文獻中對語氣詞“也”進行了系統地研究，討論了“也”字的用法及“也”與“殹”的詞彙交替過程與發展情況。認為：第一，出土戰國文獻中的“也”用在句末或句中位置，作用是結合前後文意來表達各種不同的語氣；第二，中山王銅器銘文中的“也”體現出該類銘文正處在西周金文向秦漢語言的過度階段；第三，秦漢簡帛“也”、“殹”的交替使用，不光只是地域國別上的差異，還存在文體上的差異。張玉金（2011b）考察了出土戰國文獻中的語氣詞“殹”，通過對“殹”與“也”關係的考量，從它們的文獻分佈、字形字音等方面進行對比，認為 “殹”和“也”不是一個詞的兩種不同的書寫形式，而是兩個不同的詞：“也”是通語，“殹”為秦國方言詞。沈培（2004）認為西周金文中的“繇”和《尚書》中的“迪”表示的是同一個詞，當看作是語氣詞。它們可以出現在句首和句中，是表示強調語氣的虛詞。吳振武（2006）對平山戰國中山王墓銅器銘文中的“”字進行了考源，認為其為某種纓飾的象形文，大概是從彤沙的“沙”的象形初文得聲，其讀音與“也”相近，故借為語氣詞“也”。楊澤生（2004）、趙平安（2008）不約而同地根據出土文獻和傳世文獻中語氣詞“只”有“也”的異文，以及郭店簡等出土戰國楚竹書中“也”、“只”二字字形大量相混的現象，推斷《詩經》、《楚辭》等古書中的語氣詞“只”是“也”的僞寫或誤讀。[2]鄔可晶（2015）針對楊文、趙文的觀點，利用出土文獻中所反應的情況，對上古漢語中本來是否存在語氣詞“只”的問題再一步進行討論。認為在上古漢語中，意義和用法跟“也”相似的語氣詞“只”本來就是有的，並不是偽寫或誤讀的產物。何琳儀、房振三（2006）認為古文字材料中的“也”和“只”在不但在形體上相關，讀音也相近，作為語氣詞的“只”與“也”意思一樣，“只”是“也”的分化字，分化的時間大約在春秋戰國時期。李家浩（2008）認為古文字“只”或作“兄”字形，是形近而造成的訛誤。古文字中用作語氣詞的“也”或作“只”，見於郭店楚墓竹簡，可能是跟它們本是一字的分化有關，既有字形的因素，又有字音的因素。高智（2010）對古文字中“也”和“只”字的形義關係進行了深入地考察，糾正了前人“‘也’字是由‘它’字所訛，或‘它’形是‘也（匜）’的象形字，以‘它’形訓‘也’義”等觀點，認為該字是約在西周晚期春秋之際產生的會意形聲字。另外，“也”、“只”二形為一字之分化，商周古文字中不存在“只”字，到戰國時期二字形、音開始分化，此時語氣詞“只”和“也”意思還是相同的。張玉金（2008）對出土戰國文獻中的語氣詞用法的“焉”進行了討論。文章討論了兼词“焉（安）”與語氣詞“焉（安）”的區別方法以及它們的關係，認為語氣詞的“焉（安）”是由句末的兼詞“焉（安）”虛化過來的。其表肯定語氣，同時有將事態往大處說的意思，其與“爾”的功能基本一致，用在陳述句中，表陳述語氣。武振玉（2009）認為兩周金文中的“雩”有介詞、連詞、語氣詞三種用法，用為語氣詞時主要位於語句之首，具體有出現於時間詞語前和主謂句之首兩種。張玉金（2010a）認為出土戰國文獻中語氣詞“乎”可以出現在句末和句中。句末的“乎”主要表示疑問語氣。傳世戰國文獻中的語氣詞“乎”還可表示感嘆語氣。感嘆語氣是由疑問語氣發展而來。句中的“乎”可以用在主語、狀語之後，表示停頓、感嘆，這是由表示感嘆語氣的句末語氣詞“乎”發展而來。魏慈德（2012）對楚簡中語氣詞“兮”的讀音進行了深入地討論。從諸出土楚文獻中的“可”聲符與“兮”的對讀來證明“兮”當時應當讀“可”的音，“兮”當从“丂”聲。證明了“兮”字在先秦時應屬歌部字，到東漢以後轉為支部字是由於歌、支二部產生音變的原因，同時也對楚地方音中歌、支混而不分的論斷給予印證。

（二）出土文獻研究中涉及語氣詞的研究

出土文獻的研究包括語法、語音、詞彙、文字、歷史、社會等等諸多方面，這些研究著作數量龐大、涉及面廣。其中涉及語氣詞的主要是語法、詞類及文字等方面的著作，以語法、詞類著作最多。我們以研究材料為分類標準，把出土文獻研究中所有涉及語氣詞的研究分成四個方面來敘述：

1、以甲骨文為材料的研究

這類研究主要是在甲骨文中是否存在語氣詞、有哪幾個語氣詞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綜合各家的觀點，認為是甲骨文中的語氣詞的有“”、“乎”、“不”、“抑”、“執”、“才（哉）”、“其”、“惠”、“隹（唯）”等9個，其中大多數值得再繼續討論。目前學界公認的只有“抑”、“執”兩個，但這並不等於甲骨文就只有這兩個語氣詞，甲骨文是一個比較成熟的語言系統，語氣詞貧乏的現象值得我們繼續深究。這類研究主要有：

郭沫若（1965：471）認為甲骨卜辭中的“乎”、“不”是句末疑問語氣詞。陳夢家（1988：128-129）同意郭沫若的意見，舉粹425（H20098）、甲248+254（H19817）、甲241（H16671）、乙435（H20909）、乙142（H8300）、掇一450（H33020）諸片，認為例中於句尾的“乎”、“不”、“才”諸詞是句末語氣詞，前兩者是疑問語氣詞，“不”讀為“否”。同時認為“才”疑似讀為“哉”。管燮初（1953：22，49-50）認為殷墟甲骨刻辭中已有句末語助詞：“”、“乎”。“”用於感嘆句，在句末起到拉長句調的作用，相當於古文中的“矣”字；“乎”用於疑問句末尾，起到表達疑問語氣的作用。書中又把“乎”、“不”稱作句末疑問副詞，是卜辭疑問句的形式標記之一。潘允中（1982：166）認為甲骨文中僅見一例語氣詞，即《合》20098中的“乎”。姚炳祺（1983）認為“其”在殷商甲骨文、西周銘文中均假借作語詞（按，即語氣詞）。並對“其”的功能做了詳細地論述，同時探討了春秋戰國時期主要作代詞的“其”的來源。張玉金（1988）認為甲骨文中的“惠”和“唯”是語氣副詞，而沈培（1992：162）認為“惠”和“唯”在句中的位置比一般副詞更加靈活，可以看作是語氣詞。李學勤（1980）認為組卜辭中常出現的用在句尾的“乎”、“不”、“”、“執”是句末語氣助詞，“不”與“報”作用相同，音近可通。“報”與“執”交相用在正反對貞問句中，句末語助詞的“不”還在午組卜辭中出現。裘錫圭（1988）認為 “”和“執”是卜辭中可以確定的兩個句末疑問語氣詞，文章把“”改釋為“抑”，並用大量例子論證兩者作為句末語氣詞的可靠性。同時還對卜辭中“乎”、“哉”、“不”的性質問題進行了探討：第一，卜辭中“乎”字所出現的辭例的內容和句式單一，不能輕易把它當作疑問語氣詞；第二，卜辭中“才”字所出現的辭例沒有疑問代詞或反詰副詞來幫助表達反詰語氣，且所見辭例並非完整，從而不能輕易把它讀為古漢語中的語氣詞“哉”；第三，對卜辭中“不”字的辭例進行排查，認為“不”有些是驗詞，有些是用辭，沒有發現與後世“否”相當的用例，因此把它看作句尾疑問語氣詞是不可取的。楊伯峻，何樂士（1992：850-907）也把“抑”、“執”看作甲骨文中目前僅發現的兩語氣詞。並認為“抑”常用在是非問句中，“抑”和“執”常對舉出現在反復問句中。還對它們具體的功用作了詳細地闡述。張玉金（2001：93-95）也認為甲骨文中只有兩個句末語氣詞，即“抑”和“執”，並對它們在卜辭中的出現情況、用法以及功用等作了論述。楊逢彬（2003：270-277）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認為殷墟甲骨刻辭中的語氣詞一共有4個，即：“”、“隹”、“抑”、“執”。文章同意沈培（1992）的觀點，把“”和“隹”看成語氣詞而不是語氣副詞，並從“”和“隹”的語法特徵、辭例性質等方面進行了論述。此外，文章還肯定了“抑”和“執”是兩個表疑問語氣的句尾語氣詞，並對它們在卜辭中的具體用法進行了詳細地闡述。郭錫良（2005：213）否定郭沫若、管燮初等的看法，認為甲骨文中沒有語氣詞，語氣詞是西周以後才逐漸產生的。裘燮君（2004）針對郭錫良先生對卜辭“抑”、“執”的語氣詞性質的質疑發表了自己的意見，認為：第一，不能因“抑”、“執”的卜辭中的應用範圍不廣而否定其語氣詞性質；第二，不能局限於從字形上去找它們與後代某些語氣詞的聯繫，不同地域、不同歷史時期中的同一個語氣詞的用字有一定差異；第三，認為“抑”、“殹”、“也”是先秦口語中一脈相承的同一語氣詞的三個方言異構詞。張新俊（2012）在對花東卜辭中前人誤認為是“乎”的字進行辯證時，談到了組卜辭中的“乎”，認為《新甲骨文編》中隸定做“”的來源於《合集》20098的字，其實是“戊乎”二字，同時還同意張世超（2002）的觀點，認為組卜辭放在句末的“乎”，表示疑問。

2、以金文為材料的研究

李曉峰（2008）、麻愛民（2010）、陳順成（2011）、武振玉（2011）等對金文語氣詞的研究已有綜述。這類研究的主要分歧在於對金文中的語氣詞的認定上，有的認為金文中語氣詞已經很豐富，有的又認為金文語氣詞貧乏。各家還對語氣詞的字形、用法等方面也有較多差異。這類文獻主要有：

管燮初（1981：168-171，191）在對西周金文語法進行研究時，提取出金文語氣詞（按，包括語氣副詞）共17個：“隹”、“”、“”、“才”、“”、“帥”、“氒”、“”、“在”、“于”、“曰”、“”、“”、“猷”、“其”、“有”、“亦”。並把它們分為句首、句中、句末三種，句首出現的種類和次數最多，句末最少。同時還對它們的功能進行了詳細地論述。裘燮君（2000）對《銘文選》中392篇東周銘文作了全新統計，得出有語氣詞的銘文：春秋時期：吳王光鑒：已（1）（按，後邊數字表示出現次數）；僕兒鐘：哉（1）；壺：哉（1）。戰國時期：中山王昔鼎：哉（5）、施（也）（4）、者（4）、矣（1）、乎（2）；中山王昔方壺：哉（1）、施（也）（3）、焉（2）；中山國壺：者（1）；陵君豆：哉（1）；陳侯因敦：哉（1）；新郪虎符：殹（也）（1）。並認為由於銅器銘文文體語言具有“語言因襲守舊，行文刻板化，用詞造句與口語脫節，多數為記事、自名體，少數為記言體，議論體罕見”等特點，才使得大量流行於商周口語中的語氣詞無法進入先秦銘文中，造成銘文中語氣詞貧乏的現象。張玉金（2004：185-193）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的方法，詳細地討論了西周漢語中的語氣詞，談到了金文中的“哉（、才）”字，文中根據其語氣表達功能將其列入感嘆語氣詞一類，並舉《師詢簋銘》、《禹鼎銘》中的例子進行說明。王穎（2004）認為西周金文和《尚書》中的“某若曰”中的“若”是相當於“惟”的句中語氣詞，其語法作用是加強語氣，使其後出現的直接引語更加引人注意。“某若曰”的用法是西周中期到晚期時間段特有的語言現象。梁華榮（2005：39-41）從西周金文中提取出語氣詞共26個，並根據它們句中位置和功用分為五組：（1）“唯”、“”、“則”、“廼”、“乃”、“”、“”、“”、“”、“才”、“曰”、“”、“”、“雩”、“延”、“弋”；（2）“于”、“有”、“唯”、“惠”、“弋”、“”、“妹”、“諆”、“其”、“廼”、“乃”；（3）“才”、“哉”、“”；（4）“已”；（5）“不”。認為：第一組語氣詞用於句首，作用是引起句子的開始，不表任何語氣，又稱為“發語詞”；第二組語氣詞用於句中，並對它們的作用及語氣表達功用進行論述；第三組是同一詞在銘文中的三種不同字形，用於句末，表感嘆語氣；第四組語氣詞用於句末，表肯定語氣，相當於傳世文獻中的“矣”；第五組作語氣助詞時表疑問，用於句末，讀為“否”，西周金文僅見一例。李山川（2007：59-68）從西周金文中提取出語氣詞共25個，分為六類來討論：（1）表零語氣：“”、“”、“卣”、“于”、“有”、“”、“隹（唯）”、“其”、“廼”。它們用在句首或句中，不表任何語氣，只起到調節句子音節的作用。（2）表莊重語氣：“隹（唯）”、“曰”、“若”。它們表嚴肅、恭謙、鄭重等語氣態度，是金文中特有的。（3）“才”、“”、“已”、“烏（嗚）虖（呼）”。它們用於句末，表感嘆語氣。（4）“必”、“尚”、“可”、“克”、“敢”、“義（宜）”、“允”，它們表主觀判斷的肯定語氣。（5）“其”、“是”。它們表祈使語氣。（6）“（將）”、“不（否）”。它們表疑問語氣。武振玉（2010：273-310）提取出兩周金文中的語氣詞共16個，分四類來研究：（1）句首：“雩”、“若”、“曰”、“夫”。（2）句首句中：“唯”、“其”。（3）句中：“亦”、“囟（斯）”、“殹”、“”。（4）句尾：“哉（、才、哉、）”、“虖”、“也”、“（也）”、“殹”、“矣”、“焉”。並統計其出現次數，考察其出現語境，討論其功能，對詞性和用法易混淆的詞進行辨析。思路縝密，論證詳實，有諸多獨到之見。劉翠翠（2010：97-98）從金文中提取出語氣詞共8個：“隹（唯）”、“夫”、“爰”、“其”、“哉”、“也”、“矣”、“乎”，並對其語法分佈及表達功用進行了闡述。趙晉鋒（2015：45-46）從中山國出土器物銘文中提取出語氣詞（含嘆詞）共6 個：“於虖”、“虖”、“於（嗚）”、“（哉）”、“焉”、“隹（唯）”，並統計其出現頻率，闡述其功用。另外，還有臺灣的碩士學位論文方麗娜（1985），在對金文的虛詞進行研究時，也對語氣詞進行了討論。

3、以簡帛、石刻文字等為材料的研究

春秋戰國時期語氣詞大量地出現，是語氣詞發展的高峰期。關於這時期語氣詞的研究概況，張玉金（2007）已提及。這時期的出土文獻主要以簡帛、石刻文字等為主，有許多能夠與傳世文獻對讀的材料。前人對它們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涉及語氣詞的還是以語法、詞類、文字考釋等論著為主，他們除了討論語氣詞在材料中的應用情況外，還把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中進行對比研究，還注重考察單個語氣詞的來源及發展變化。這類文獻主要有：

吉仕梅（1997）對《睡虎地秦簡》中的“殹”和“也”的出現情況及用列進行清理，認為“殹”是秦人語詞，主要出現於官文文書，而“也”主要用於民間雜書中。魏德勝（2000：234-241）在討論《睡虎地秦簡》的助詞時，提取出語氣助詞“寧”、“焉”、“也”、“殹”、“矣”、“有”、“唯”等7個，並對它們的用法進行了闡述。韓劍南、郝晉陽（2004）從《周家臺秦簡》中提取出語氣詞共3個：“也”、“殹”、“者”。對它們的出現次數、功能等進行闡述，認為“殹”相當於“也”。張鈺（2004：38-41）：提取出《郭店簡》中的語氣詞共13個：“也”、“矣（、、）”、“安（焉）”、“在（哉）”、“乎（虖、）”、“夫”、“而已”、“已”、“耳”、“爾”、“與”、“牙（邪）”、“與（歟）”。並對“矣（、、）”和“耳”的用法及功能作了論述，另外，還對“爾”的句法功能、語氣表達功用以及其在傳世文獻的用法的差別分別作了討論。周守晉（2005：96-99）討論了語氣詞“已”以及其與“矣”的關係。文中同意郭錫良先生的觀點，認為語氣詞“已”表一種限止語氣，是從動詞虛化而來的。並通過戰國出土材料中的語氣詞“已”的大量用例，來證明其具有明顯的動詞實義，即停止之義。同時認為，“已”和“矣”並不是同一個詞，雖兩者同表達陳述語氣，但其細微的差別在於：“已”在語氣上是限止，而加上了“矣”，語氣則由限止轉為開啟了。王穎（2008：196）認為《包山楚簡》中只有唯一的語氣詞“也”，並對其語法分佈及表達功用作了闡述。龍丹萍（2008：49-52）描寫出《郭店楚簡<老子>中》的語氣詞共8個，即“夫”、“故”、“也”、“安”、“已”、“與”、“矣”、“者”。並安其出現的位置從句首、句中和句末進行詳細地論述。李莉（2008）從《上博五》中提取出語氣詞共6個：“焉”、“也”、“矣”、“哉”、“與”、“乎”，以及語氣詞連用的情況：“也乎”、“也與”、“也耶”、“也夫”、“也已”、“也已矣”，並對它們出現的次數及表達功用等進行了闡述。楊繼文（2008）從《上博六》中提取出語氣詞共7個：“焉”、“也”、“矣”、“哉”、“歟”、“乎”、“為”，並對其出現次數及表達功用等情況進行闡述。張玉金（2008）用出土與傳世的《老子》諸本進行比較，認為後為了便於當時的人們朗讀和記憶，刪掉了《老子》中的許多虛詞，其中被刪掉的語氣詞有：“也”、“矣”等。熊昌華（2010：43）共描寫出《龍崗秦簡》中的語氣詞4個：“唯”、“也”、“殹”、“焉”。並對它們的句法分佈及語氣表達功用進行闡述。李明曉（2010：337-357）提取出楚簡中的語氣詞18個：“也”、“乎”、“矣”、“安（焉）”、“言（焉）”、“與（歟）”、“才（哉）”、“耳”、“爾”、“牙（邪）”、“氏（兮）”、“可（兮）”、“斯”、“已”、“於”、“夫”、“而已”、“焉爾”。並對它們在各個材料中的出現頻率、分佈情況作了系統地清理，還對其表達功能和具有方言差異的語氣詞作了詳細地論述。曹錦炎（2011）在對《上博簡》進行整理時，對《楚辭》中常見的語氣詞“兮”和“只”的相關問題提出了看法。認為“兮”、“可（呵）”、“旖（猗）”未必一定是通假關係，或許有方言等其他的因素。“只”和“也”在楚簡中構形極其相似，《楚辭》、《詩經》中作句末語氣詞的“只”其實就是“也”字。張玉金（2011：522-632）從戰國金文、戰國簡牘文字、戰國帛書和戰國石玉文字等材料中提取出語氣詞共13個：“也”、“矣”、“耳”、“而已”、“爾”、“已”、“殹”、“乎”、“與（歟）”、“哉”、“兮”、“焉”、“夫”。並對它們的句法分佈、表達功能、方言屬性以及出現頻率等方面進行詳盡的闡述。魏瑋（2013：35-37）描寫出楚帛書中的語氣詞有：“曰”、“思（使）”、“隹（惟）”、“哉”、“吁”共5個。並統計出它們在楚帛書中的例次，同時舉例對它們的語法功能、語氣表達功能等方面進行論述。李小璠（2013：44-46）認為語氣詞“兮”為楚方言詞，用於句中或句末，表示停頓或感嘆。並對楚簡中的“兮”作了簡要的討論，同時還對傳世先秦文獻中的“兮”的出現頻率作了詳細地統計。張玉金（2013）用出土與傳世的《老子》諸本進行比較，認為後人為了讓當時的人容易看懂，改動了《老子》中的許多虛詞，其中改動了語氣詞“乎”、“呵”、“與（歟）”、“也”等。另外，還有臺灣的博士學位論文如崔南圭（1982），對《睡虎地秦簡》語法進行研究時，也對語氣詞進行了考察。

二、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相關的研究

（一）傳世先秦文獻語氣詞研究簡況

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有很多相通之處，許多出土文獻能夠在傳世文獻中找到對讀的本子。對出土先秦文獻中的語氣詞進行研究，定不能忽視了傳世先秦文獻語氣的研究成果。前人對傳世文獻語氣詞的研究成果相當豐富，程度也非常深入。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中的語氣詞大部分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在研究出土文獻中的語氣詞時，應當注意利用傳世文獻語氣詞的研究成果，注意運用出土文獻與傳世文獻進行對比研究，這樣才不會使我們的研究陷入“就材料說材料”的狹窄思路中。我們從五個方面來對傳世先秦文獻語氣詞的研究概況列一清單：

第一，傳世先秦文獻語氣詞專題的研究。這類論著是以語氣詞為唯一的研究對象的，主要有：文伯倫（1996）、喬惟森（1987）、郭錫良（1988）、精貴生（1988）、郭錫良（1989）、劉曉南（1991）、陳士林（1992）、錢宗武（1994）、趙長才（1995）、朱明珠(1996)、朱承平（1998）、張文國（1999）、裘燮君（1999a）、裘燮君（1999b）、楊永龍（2000）、張曉峰（2000）、裘燮君（2003）、于省吾（2003：127-128）、李佐豐（2003）、趙振興，顧丹霞（2004）、周滿偉（2004）、李宗江（2005）、孟子敏（2005）、馮玉（2005）、周玉秀（2005b）、張紅(2005)、韓宏韜（2006）、樊德華（2006）、胡靜麗（2007）、劉承慧（2008）、王統尚，石毓智（2008）、張小峰（2008）、李小軍（2008）、于麗麗（2008）、陳詠賢（2008）、陳長書（2010）、馮玉，張海楠（2010）、呂文科（2010）、胡賢云（2010）、李炳海（2011）、華建光（2011a）、華建光（2011b）、陳順成（2011）、雷黎明（2011）、曹銀晶（2012）、申欣（2012）、姚權貴（2012）、華建光（2013）、李小軍（2013）、劉利，李小軍（2013）、張藝嬌（2013）、王聰（2014）、張俊，苗興偉（2015）、尹曉婷（2015）、符勁（2015）、楊慧芝（2015）等。

第二，語法專題的研究。這類論著的研究對象是漢語或先秦漢語語法，他們會設專章專節來對語氣詞進行討論，或在討論某個問題時涉及了對語氣詞。主要有：馬建忠（2010：329-390）、章士釗（1935：261）、楊樹達（1984：348-407）、王力（1985：57-77）、王力（2015：168-185）、陳承澤（1982：54-62）、黎錦熙（2007：260-290）、呂叔湘（2014：360-419）、何定生（1928a）、何定生（1928b）、高名凱（1986：429-549）、金兆梓（1983：44-45）、周法高（1972：53-54）、李新奎（1983：244-269）、易孟醇(2005：577-610)、楊伯峻，何樂氏（1992：850-907）、劉景農（1994：316-349）、廖序東（1995：19-64）、張文國，張能甫（2003：200-206）、張玉金（2004：185-193）、錢宗武（2004：282-301）、李佐豐（2004：216-220）、周玉秀（2005a：123-150）、張玉金（2010：177-195）等。

第三，詞類專題的研究。這類論著的研究對象是傳世先秦文獻中的詞類，他們在談到虛詞時會對語氣詞進行專門地討論。主要有：呂叔湘（1944）、何樂士（1989）、趙振興（1995：110-114）、殷國光（1997：364-382）、陳明富（2004：60-70）、崔立斌（2004：266-282）、任曉彤（2004：38）、黃珊（2005：139-155）、裘燮君（2008：112-127）、左梁（2010：133-159）、劉彥華（2010：67-68）、郭愛濤（2013：215-225）等。

第四，漢語史論著。這類論著包括漢語語法史一類著作，他們在研究中討論到語氣詞的發展與演變。主要有：王力（2004：514-529）、潘允中（1982：166-188）、史存直（2008：316-339）、向熹（1993：112-122）、郭錫良（2005：281-306）等。

第五，其他類型的研究。這主要包括文字詞語的考釋與溯源類的論著，他們在研究時會談及某個語氣詞的某方面情況。主要有：郭愛平（2007：33）、陸從蘭（2011：11-13）、方有國（2009：170-174）等。

綜上所述，語氣詞專題研究的成果相當豐富，其餘類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語法、詞類等著作中。另外，古代漢語教材類的書籍也會談及先秦漢語語氣詞，各家教材內容體制不一，研究成果也不一，有綜述前人的，也有自家研究成果的，這類書籍也是我們的重要參考文獻。

（二）古文字選讀類書籍

古文字選讀類書籍主要目的是普及知識，其在講解古文字的同時會涉及到語氣詞，並且對他們的功能、詞性等也作相應解釋。除了歸納各家意見外，往往還會有自己的研究成果，因此這類文獻必不能忽視。主要有：馬承源（1988、1990）、劉翔（1989）、高明（1996）、李圃（1981）、陳偉湛（1987）、陳世輝，湯餘惠（1988）、秦永龍（1992）、謝紀鋒、俞敏（1992）、湯餘惠（1993）等。

（三）字詞典

這類著作主要是古漢語虛詞詞典，其中大多數同時運用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材料。他們在彙釋上古漢語字詞時常常會涉及出土先秦文獻中的語氣詞，有的雖然不是專門的虛詞詞典，但其釋詞廣泛，也會涉及語氣詞。字詞典的訓釋的優點在於能夠讓我們一目了然的知道該詞的基本用法以及用例等信息。所以這類著作也是我們非常重要的參考文獻。主要有：裴學海（2004）、楊伯峻（1981）、韓崢嶸（1984）、何樂士等（1985）、楚永安（1986）、王政白（1986）、陝西師大詞典編寫組（1988）、王克仲（1988）、 段德森（1990）、 陳霞村（1992）、張玉金（1994）、崔永東（1994）、方麗娜（1994）、余心樂，宋易麟（1996）、王海棻（1999）、白玉林，遲鐸（2004）、 楊樹達（2004）、 陳初生（2004）、 解惠全等（2008）、趙誠（2009）。

三、問題總結與研究展望

縱觀近幾十年來對出土先秦語氣詞的研究，確實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無論是在研究方法、使用材料以及研究視角上，都做到了不斷創新、不斷吸收現代科學的研究成果。但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其還存在的許多不足之處：

第一，在方法上。前人的研究方法還比較單一，大部分是以描寫為主，只是對各個語氣詞在材料中的情況進行清理和羅列，很少運用其他方法去做更深入的研究。

第二，在材料上。前人的研究材料比較偏重傳世文獻，不是很關注出土文獻，往往忽視出土文獻的巨大價值，所以目前出土文獻語氣詞的研究還相當地薄弱。

第三，在對語氣詞的界定上。前人對語氣詞的界定不盡統一，各家對詞類劃分所使用的標準不一樣，劃分的結果當然也不盡相同。有的把語氣副詞、感嘆詞等都當作語氣詞來研究，對它們之間的界限分得不是很清楚，這多少影響了我們對語氣詞的正確認識。

第四，在研究內容上。前人的研究往往偏重於語氣詞自身功能的研究，他們對語氣詞的研究，千篇一律地描寫出語氣詞的語法、語氣表達等功能，很少有研究關注到傳統研究內容之外的東西。

對前人研究的優點，我們要很好地繼承發揚，對其不足之處，我們要去彌補。在總結前人的基礎上，我們在不斷加強出土先秦文獻語氣詞的傳統研究的同時，今後還可以朝以下幾個方面去嘗試和努力：

第一，先秦漢語語氣系統的建構。表達語言語氣是語氣詞的最主要的功能，我們要研究先秦語氣詞，就應當先弄清楚當時語言的語氣系統，這是一項很艱難的工作。語氣詞只是語言語氣的表達方式之一，語氣詞主要用在在書面語中，而口語中往往用語調，但話語一發即逝，當時有沒有任何手段把它記錄下來，現在我們只能看到書面上的語言，瞭解不到當時的語調。這雖然非常艱難，但我們不能畏而遠之，因為它還涉及到先秦漢語其他諸多方面有價值的問題。我們或許可以從現代漢語中去尋找它們的影子，特別是在方言或少數民族語言裏。還要充分利用語用學、語義學、認知語言學、語音學、音韻學等其他學科的知識，才能更好地進行古代漢語語氣系統的建構。

第二，加強對語氣詞形、音、義等方面的探源。語氣詞本是語音問題，借某個字來表達某詞。那麼這個字形就應該有它原來的意義及對應的詞義，它們的本源是什麼？借字與語氣詞之間除了假借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聯繫？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

第三，加強對語氣詞的地域分佈、歷史發展等問題的考察。各種出土材料反應的地域語言不一，我們要注重語氣詞的這種地域分佈，即其反應出的先秦漢語方言問題，對我們瞭解先秦漢語有重要的意義。另外，每個詞都有其歷時的發展，它們在各個時代，各種文獻材料中的情況如何，也是今後要加大力度的研究方向。

第四，要注重語氣詞其他方面功用的研究。如：語氣詞除了有最主要的表達語氣、語法的功能外，還有控制漢語韻律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先秦漢語語氣詞的產生與漢語聲調的起源有着密切的聯繫。這方面的探究是一個新鮮的視角，研究程度也還相當地薄弱。我們應當積極吸取西方現代韻律學及漢語韻律學的研究成果，來對先秦漢語語氣詞與漢語韻律及聲調的關係進行深入探討。

附記：本文在寫作過程中受到我的導師李發先生的悉心指導，謹致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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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彥華 2010 《<周易>詞類研究》，湖南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李小璠 2013 《楚簡帛文獻中的楚方言詞研究》，中南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任曉彤 2004 《<易經>虛詞研究》，內蒙古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申  欣 2012 《<詩經>與<楚辭>語氣詞比較研究》，南京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魏  瑋 2013 《楚帛書詞法研究》，曲阜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熊昌華 2010 《<龍崗秦簡>語法研究》，西南大學年碩士學位論文。

尹曉婷 2015 《<詩經>語氣詞研究》，湖北師範學院碩士學位論文。

趙晉鋒 2015 《中山國出土器物銘文詞彙研究》，集美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左  梁 2010 《<論語>虛詞研究》，四川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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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稿日期為2016年3月11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6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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