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本《资治通鉴》校勘札记[1]                                                    

（首发）

周典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摘要] 中华本《资治通鉴》是目前海内外影响较广的版本。笔者利用宋元版本与中华本比勘，就若干问题略加考辨，供读者参考。

[关键词] 资治通鉴；校勘；解释

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的《资治通鉴》（下称“中华本”）[2]，是目前海内外影响较广的版本。自出版至今，几经印刷，印数已愈17万，成为《通鉴》的首选读本。之所以如此受欢迎，原因有：（1）该本采用清代著名学者胡克家（1756—1816）校雠的元刊胡注本为底本。问世于嘉庆二十一年（1816）的胡刻本，不仅在当时较易购得，更重要的是纠正了宋元本存在的明显讹误。（2）点校者不但对文本重新分段编排、施以新式标点，而且还仔细甄选核对了章钰、张敦仁、张瑛等人的研究成果。

中华本代表了当时最高的学术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但囿于时代的局限，也有些许的遗憾。前贤时哲做了许多纠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下述方面：有针对中华本的标点问题提出商榷性意见的，如吕叔湘先生从语言文字学的视角写有《<资治通鉴>标点斠例》一文（见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吕叔湘自选集》），论说多被中华本再版时采纳；又有对版本异文加以系统考索的，如吴金华先生充分利用《通鉴》“三国部分”与《三国志》加以比勘，《三国志校诂》、《三国志丛考》诸书即是从语言、文献等多个角度考察两书异文的成果，为《通鉴》的整理研究提供了更高的学术平台；又有对纪年问题进行考辩的，如吴玉贵先生《资治通鉴疑年录》（中国科学社会出版社，1995年），汇集相关文献系统考察，解说详尽，颇多精彩；再有对地理问题加以梳理的，如华林甫先生《<通鉴>胡注地理失误举例》（收入《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4期），从“《通鉴》原文已误而随误例”、“政区沿革年代误例”等11个方面进行辨析，材料翔实，结论多可参考。等等。这些成果的面世，无疑对《通鉴》的整理修订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加之近年宋元版本的影印出版，又为研究者从事文本的校勘工作提供了更加优越的条件。

笔者既在前贤已有成果的基础上，选取“三国部分”的内容（卷58至卷81），利用前人不易得见或未曾见过的宋元珍本与中华本互勘，得出异文700余条，其中有一些讹、脱、衍、倒的情况。这些情况，过去的章钰等人早已留意，但或苦于卷帙浩繁，少作判断。其实，对于这部分异文进行辨析，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一方面有助于《通鉴》文本的复原，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三国志》诸书的董理。于是，笔者试就这类异文加以考索，并进行排比归类，简单概括为两种类型：一是中华本沿袭底本的讹误；一是中华本排版印刷的错谬。限于篇幅，我们就从上述角度各选一部分内容向大家请教。

      一  中华本承底本之误

目前，较易利用的《通鉴》版本有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本（下称“绍兴本”）、元魏天祐刻本（下称“元本”）[3]、元刊胡注本、四部丛刊初编本（下称“乙十一行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绍兴本刻于宋高宗绍兴二年至三年（1132—1133），半页十二行二十四字，与章钰的“十二行本”出自同一版本系统，但章氏所据是残本而且正缺“三国部分”；元本刻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1289—1290），为半页十一行十九字，正文外，间有小注，或为注音，或为释义，较之成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的胡三省注文相当简略，章氏所校版本中没有提及此本；元刊胡注本，刻于元至治二年（1322）左右[4]，正文半页十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字数同，该本亦有部分讹误隐而不显；“乙十一行本”为半页二十一字，虽然章氏从中采撷较多，但仍遗漏一些重要异文。

综上可见，在版本校勘方面，学人仍有可为之处。由此，我们重新复核“乙十一行本”、胡克家翻刻元刊胡注本，通校绍兴本并参校元本、元刊胡注本，注意到底本的文字讹误不见于他本而独被中华本所沿袭[5]。据初步调查，中华本沿袭底本错谬的类型大致有形近而误例、承上文而误例、不明史实而误例、缺乏古汉语语感而误例等等。这些错误的存在势必影响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出于为了能给读者提供一个较善的读本的考虑，我们在版本校勘的基础上，参考今人研究《三国志》的最新成果，并大量征引文献资料，特别是《宋本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下称《宋本元龟》）一类的前人无从得见的珍贵材料，试对中华本沿袭底本的讹误加以讨论，希望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1）畴谓其父老曰：“今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又无法制以治之，恐非久安之道。畴有愚计……”畴乃为约束……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與学校讲授之业，班行于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卷六○/页1947—1948）

 “與学校讲授之业”中的“與”，应从绍兴本作“興”[6]。《三国志》卷一一《魏志·田畴传》作“興举学校讲授之业”（341页），又《后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张烈点校）卷二七《孝献皇帝纪》作“興学校讲授之业”（526页），皆是“興举”或“興”与“业”搭配构成动宾结构，可证。此外，《宋本元龟》卷八○六《总录部·贤德》“田畴”条所引同《魏志》（2982页）。“與”于义虽通，恐非文本原貌。

（2）策年十余岁，已交结知名。舒人周瑜与策同年，亦英达夙成，闻策声问，自舒来造焉，便推结分好，劝策徙居舒；策从之。瑜乃推道旁大宅与策，升堂拜母，有无通共。（卷六一/页1957）

“道旁大宅”，绍兴本、乙十一行本作“道南大宅”。窃以为当从之。

周瑜之所以让孙策入住南面的大宅，原因是南面采光较之其他方位充足，有利于人体的健康[7]。又如《后汉书》卷九《孝献帝纪》载兴平二年十月“壬寅，幸华阴，露次道南。”（378页）汉献帝到华阴时驻扎在道南，也是从采光的角度加以选择住址的。可资参考。

又，从其他文献记载此事看，《三国志》卷五四《吴志·周瑜传》作“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1259页）、《建康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张枕石点校，下称《实录》）卷一《太祖上》作“推道南大宅舍之”（12页）、《太平御览》（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2006年6月第7次印刷，下称《御览》）卷一八○《居处部·宅》引《吴志》作“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875页）、卷四○七《人事部·交友》引《吴志》作“瑜推道南宅以舍策”（1882页）、《宋本元龟》卷三四三《将帅部》“周瑜”条作“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786页）。以上诸条皆保存了“道南”的原貌，可资佐证。

（3）城陷，生执洪。绍大会诸将见洪，谓曰：“臧洪，何相负若此！今日服未？”洪据地瞋目曰：“……洪亲见呼张陈留为兄，则洪府君亦宜为弟，同共戮力，为国除害，奈何拥众观人屠灭！洪惜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何谓服乎！”绍本爱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见洪辞切，知终不为己用，乃杀之。（卷六一/页1976）

引文中“洪惜力劣”云云，似当从绍兴本、乙十一行本乙正为“惜洪力劣”。“惜”在这里表示“遗憾”义，放在句首，于义为佳，如《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注引《魏氏春秋》，李丰临死前对司马师说“卿父子怀奸，将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灭耳！”（300页）句式一律，可以比读。

“恨”亦有此用法，如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卷七一《杨善会传》记载窦建德生擒杨善会一事，“建德既下信都，复扰清河，善会逆拒之，反为所败，婴城固守。贼围之四旬，城陷，为贼所执。建德释而礼之，用为贝州刺史。善会骂之曰：‘老贼何敢拟议国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岂是汝屠酤儿辈，敢欲更相吏邪？’临之以兵，辞气不挠。建德犹欲活之，为其部下所请，又知终不为已用，于是害之。”（1648—1649页）此文例与臧洪被执一事雷同,可资参考。

此外，臧洪此番言论又见于《三国志》卷七《魏志·臧洪传》（236页）、《后汉书》卷五八《臧洪传》（1891页）、《御览》卷四二二《人事部·义下》引《英雄记》（1945页）、《宋本元龟》卷七六四《总录部·义烈》“臧洪”条（2722页），咸作“惜洪力劣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后汉纪》卷二八《孝献皇帝纪》（542页）作“惜力不能推刃为天下报仇”，皆可佐证。

（4）操与刘备遇于梁，进至彭城。陈宫谓布：“宜逆击之，以逸待劳，无不克也。”布曰：“不如待其来，蹙著泗水中。”冬，十月，操屠彭城。广陵太守陈登率郡兵为操先驱，进至下邳。布自将屡与操战，皆大败，还保城，不敢出。（卷六二/页2004）

绍兴本、乙十一行本“来”下有“攻”字，文义完备，应沾补。时曹军驻扎在彭城，吕布大军在下邳，陈宫劝吕布进攻曹操的疲劳之师，吕布认为等曹军渡泗水时再攻打。“来”指的是曹军从彭城渡过泗水来到下邳这件事情。补一“攻”字，则交待来到下邳的目的是进攻吕布，下文“布自将屡与操战”，可作为“攻”字的注脚。又《三国志》卷七《魏志·吕布传》注引《献帝春秋》作“不如待其来攻，蹙著泗水中。”（227页）《宋本元龟》卷八七七《总录部·刚》“陈宫”条（3371页）引同《吕布传》，可证。

（5）曹操击刘备，破之……备奔青州，因袁谭以归袁绍。绍闻备至，去邺二百里迎之；驻月余，所亡士卒稍稍归之。（卷六三/页2024—2025）

绍兴本、乙十一行本“去”上有“身”字。“身”有亲身、亲自义，故有“身”字，于义为优，当据补。时刘备被曹操所败而投奔袁绍，而袁氏亦谋划结集力量进攻曹操，亲自出迎落荒而逃的刘备更凸显袁曹两大军事集团紧张对峙的情势。又《三国志》卷三二《蜀志·先主传》记此事作“绍遣将道路奉迎，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876页）、《华阳国志》（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1926年版）卷六《刘先主志》作“绍身出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御览》卷一一七《偏霸部·刘备》引《蜀志》作“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567页）、《宋本元龟》卷一八三《闰位部·勋业》“蜀先主”条作“身去邺二百里与先主相见”（456页），皆有“身”字，可资参看。此外，胡三省注云“绍远出迎备，重敬之也”（2025页），或可为有“身”字的注脚。

（6）丰在中书二岁，帝数召丰与语，不知所说。师知其议己，请丰相见以诘丰，丰不以实告；师怒，以刀镮筑杀之。（卷七六/页2413）

“数”下似从绍兴本、乙十一行本、元本补“独”字，于义为佳。下文“不知所说”可作为“独”字的注脚。正是因为没有第三者知道高贵乡公与李丰的谈话内容，司马师才担心李丰会威胁自己掌控曹氏政权，于是诘难李氏并将其杀害。有“独”字，可将这件事情描述得更为形象生动。《三国志》卷九《魏志·夏侯玄传》注引《魏略》作“帝比每独召与语”（301页），可参证。

（7）王基复言于师曰：“兵闻拙速，未睹为巧之久也。方今外有强寇，内有叛臣，若不时决，则事之深浅未可测也。”（卷七六/页2421）

 绍兴本、乙十一行本、元本“巧”上无“为”字，宜从之。据《孙子》卷二《作战篇》载“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闻”与“拙速”搭配，“睹”与“巧之久”搭配，皆是动词与主谓短语构成动宾关系。又《三国志》卷二七《魏志·王基传》“兵闻拙速，未睹工之久。”[8]（753页）北宋版《通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影印本）卷一四八《兵典·叙兵》引《孙子》作“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者也。”（417页）皆为动宾结构，其宾语有主谓短语充当，可证本文的“为”字当属衍文。

（8）左典军万彧尝为乌程令，与乌程侯皓相善，称“皓之才识明断，长沙桓王之俦也。”（卷七八/页2487）

前一“之”字，当据绍兴本、乙十一行本、元本删。此句“万彧”为主语中心语，“称”为谓语中心语，宾语成分由判断句充当。在这一判断句中，主语应为“皓才识明断”，否则，“才识明断”与“俦”不相类。《三国志》卷四八《吴志·孙皓传》作“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俦也”（1162页）、《实录》卷四《后主》作“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俦”（89页）、《御览》卷一一八《偏霸部·孙皓》引《吴志》作“皓才识明断，是长沙桓王之俦”（573页），所载皆无“之”字，可资佐证。

（9）充与侍中任恺皆为帝所宠任，充欲专名势而忌恺，于是朝士各有所附，朋党纷然。帝知之，召充、恺宴于式乾殿而谓之曰：“朝廷宜壹，大臣当和。”充、恺等各拜谢。（卷七九/页2523）

“等”字，宜从绍兴本、乙十一行本、元本删。据文意可知当时权臣只贾充、任恺二人，没有言及第三者。又《晋书》卷四五《任恺传》载此事作“充既为帝所遇，欲专名势，而庾纯、张华、温顒、向秀、和峤之徒皆与恺善，杨珧、王恂、华廙等充所亲敬，于是朋党纷然。帝知之，诏充、恺宴于式乾殿，而谓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当和。’充恺各拜谢而罢。”（1286页）也只提到此二人权倾当时。有“等”字于义不合。

（10）（晋武帝咸宁四年）十二月，丁未，朗陵公何曾卒……博士新兴秦秀议曰：“曾骄奢过度，名被九域。宰相大臣，人之表仪，若生极其情，死又无贬，王公贵人复何畏哉！谨按《谥法》，‘名与实爽曰缪，怙乱肆行曰醜，’宜谥醜缪公。”帝策谥曰孝。（卷八○/页2553）

“醜缪公”，当从绍兴本、乙十一行本、元本作“缪醜公”。按照《谥法》的内容，先诠释“缪”，后注释“醜”，谥作“缪醜”正合逻辑。又卷一三七《齐纪三·武帝永明十年》载在为郑羲定谥之前，曾引用何曾加谥一事，“盖棺定谥，激扬清浊。故何曾虽孝，良史载其缪醜。”（4324页）其文正作“缪醜”，可参看。

司马光、胡三省对人物谥号为二字的记载，皆据释文内容前后为序，如卷一三七《齐纪三·武帝永明十年》齐武帝对南阳公郑羲加谥，“依《谥法》：‘博闻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4324页）又如卷七○《魏纪二·文帝黄初四年》“夏，四月，癸巳，汉主殂于永安，谥曰昭烈。”注：“《谥法》：昭德有劳曰昭，有功安民曰烈。”（2214页）又如卷一六九《陈纪三·文帝天嘉六年》十二月“庚午，齐改谥文宣皇帝为景烈皇帝。”注：“《谥法》：布义行刚曰景；有功安民曰烈。”（5254页）再如卷一九九《唐纪十五·太宗贞观二十二年》“（六月）癸酉……上曰：‘谥者，行之迹，当得其实，可谥曰贞褊公。’”注：“贺琛《谥法》：直道不桡曰贞；俭啬无德曰褊；心隘政急曰褊。”（6258页）

此外，《晋书》卷五○《秦秀传》（1405页）、《御览》卷五六二《礼仪部·谥》引干宝《晋纪》（2539页）、《宋本元龟》卷五九五《掌礼部·谥法》“晋何曾”条（1804页）皆记何曾的谥号作“缪醜”。

      二  中华本排版印刷之误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中华本中的有些文字记载，竟然不同于底本。于是，我们再检核宋元本，考察下来的结论是：这些内容，不见于底本在内的各版本，而独见于中华本。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这些脱字和误字似由编校中的疏漏所致。可见，中华本除了沿袭底本的讹误之外，又产生了一些新的纰缪。单独阅览中华本，是不容易发现这些问题的。对这类问题不加以校正，势必对理解文意造成误导，故有必要提出，以便于读者正确理解以及中华本修订之需。

（11）曹操使司马荀彧、寿张令程昱守甄城，复往攻陶谦，遂略地至琅邪、东海，所过残減。（卷六一/页1950）

“残減”不辞，“减”，应从底本、绍兴本、乙十一行本作“滅”。“残滅”指残杀毁灭，史书不乏其例，如《史记》卷八《高祖本纪》载“项羽尝攻襄城，襄城无遗类，皆坑之，诸所过无不残滅。”（356页）《汉书》卷三一《项籍传》“（项羽）徇齐至北海，所过残滅。”（1811页）《后汉书》卷六一《黄琼传》“故太尉李固、杜乔，忠以直言，德以辅政，念国忘身，陨殁为报，而坐陈国议，遂见残滅。”（2038页）《宋书》卷二四《天文二》载“（咸和）八年七月，石勒死，石虎自立，多所残滅。”（707页）此类错误，盖由于手民不解中古汉语的特点，将“滅”误作形近的“減”。

（12）及祎死，维得行其志，及将数万人出石营，围狄道。吴诸葛恪入寇淮南，驱略民人。（卷七六/页2405—2406）

“及将数万人出石营”语义不贯，应从底本、绍兴本、乙十一行本、元本作“乃将数万人出石营”。“乃”有“才”义，与“及祎死”前后呼应。揆其讹误之由，或因“乃”、“及”形近而致。又如《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载“初分遣步军，莫不疑怪，及烧贼舰，众乃悦服。”（22页）再如同书卷二七《符瑞志上》载“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咸曰：‘纣可伐矣。’武王不从。及纣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纣。”（765页）又如卷六一《武三王·庐陵孝献王义真传》载“及得（段）宏启事，（高祖）知义真已免，乃止。”（1635页）与此句式一律，可资参看。

以上从两个方面剖析了中华本的版本异文。揆其致误之由，很大部分是承袭底本的讹误，这就需要依靠宋元珍本加以校勘订正；一小部分大概是排版印刷之谬，这类问题虽然无关版本校勘，但考虑到《通鉴》影响较大，今一并指出。

附带说一下：改编自《三国志》的《通鉴》，在内容编写上会使用一些过渡性的叙述语句，从而保证上下文语气的连贯。由此造成的他校异文，只是作者写作技巧的体现，无须判别是非。因此，无论是利用《通鉴》校勘《三国志》，还是利用《三国志》校勘《通鉴》，研究者都应该对异文作一番甄别的工作，不能一概而论。

参考文献：

【1】司马光.资治通鉴【M】.宋刻本、元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2006；“乙十一行本”，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1926.

【2】司马光撰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M】.元至治二年刻本，1322；清嘉庆二十一年潘阳胡氏刻本，1816；北京：中华书局，1976、1982、1995、2005.

【3】吴金华.三国志校诂外编【A】.古文献研究丛稿【C】.江苏：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

【4】杨琳.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C】.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5】尾崎康.复旦大学图书馆藏宋元版解题【J】.日本庆応义塾大学《斯道文库论集》【M】，第34辑，2000.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6年4月4日。

本文發佈日期爲2016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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