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六《鄭文公問太伯》“饋而不二”引喻考論

（首發）

桂珍明

貴州師範大學歷史與政治學院；貴州大學先秦史研究中心

新近刊佈的《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陸）所載五篇文獻中，以鄭國史事居多。其中《鄭文公問太伯》（甲）篇4號簡曰：

故（古）之人有言曰：爲臣而不諫，卑（譬）若而不（䤎）。

其中“”字，整理者隸定後未作註解，石小力先生（《補正》）說：“”字首見，疑為“饋”字異體。1 ，甚確。程燕、曹方向、蘇建洲三位先生皆從之2 。此句最後一字，簡文作“”，整理者隸定為“”，讀爲“䤎”，並引《說文》訓之爲“醬”3 。整理者將其右側隸定為“戌”，程燕先生引郭店楚簡《五行》之（《五行》）48及《詩‧大雅‧大明》 “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句之“貳”，而將“”釋為“貳”4 。曹方向先生將“”字右側所從之“”釋為“弍”5 。蘇建洲先生，則在梳理金文及竹簡關於“貳”字的材料基礎上，分析認為“本簡字形與《五行》第48簡都是省簡‘貝’旁而來，而非由‘弍’字增加左撇筆而來”6 ，並將“”隸定為“”，讀為“二”。筆者此從蘇建洲先生對“”字之考證，即“爲臣而不諫，卑（譬）若饋而不（二）”。

理解此簡的關鍵在於：饋而不二。饋，饋食，進食於人。《說文‧食部》：“饋，餉也”7 ，《周禮‧天官‧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足見王者之饋，等級十分高，所包含飲食品類極多。鄭玄註：“進物於尊者曰饋”，孫詒讓《正義》則結合所“饋”之對象指出：“此謂膳夫親進饋於王也”8 。從字義方面分析，“饋”作動詞指進食於人。“饋”用作名詞，可指“食物”,如《管子‧弟子職》：“先生將食,弟子饌饋”；亦可指“飲食之事”，如《儀禮‧既夕禮》：“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饋”鄭玄註：“朝夕食也”。對於“饋”及“饋食”之理解，諸家基本相同。而關於“不二”乃至整句的解釋，各家略有出入：

（1）“不二”。程先生首先釋“不貳”為“沒有兩樣，相同”。9 曹先生則釋之為“食不‘二’味”，即“饋食之物過于簡陋（可能是數量太少，也可能是味道單一），背離常規。”此解指出了兩個可能：數量之少與味道之種類少。10 蘇先生根據《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所論臣下对君上為政之“可與否”而將“不二”釋為“食物只有一種，味道單一”。11

（2）對整句之理解。程先生說，“作臣子的如果不能進諫，就如同進來的食物沒有什麼兩樣，亦即與普通人沒什麼異樣。”12 曹先生則將此句譯為“大臣不進諫，稱不上大臣；猶如饋食只有一種食物，稱不上饋食”13 ，在“饋”字的理解上較程說更貼近文意。蘇先生從臣下之“諫”，為君上提供借鑒的角度解釋此句曰：“臣下當進諫不同的意見，君王才能聽到不同的聲音；猶如進獻的食物要多種，君王才能吃到不同的味道。”14 此釋文考慮到了臣下的不同意見及其對君主為政的作用。但晏子之論中對於臣下規正君上為政之得失的材料中所含的“和同論”為我們進一步認識“饋而不二”這一問題帶來了新的契機。

謹按：“卑（譬）若”，即好像，好比。從“爲臣而不諫，卑（譬）若饋而不二”整句子結構來看，“卑（譬）若”前後兩部分存在本喻關係，即“爲臣而不諫”為本體，“饋而不二”為喻體。此處旨在借喻體以解釋本體，二者存在對應關係，句式結構基本一致。15

此前曹先生說“‘弍’字在這裏從‘酉’字旁，或許本身也表明其詞義和飲食有直接關聯。”從文字構形來看，“”確實從酉從弍，“酉”為意符，故而此字或許“其詞義和飲食有直接關聯”這一認識基本上是可信的。更重要的是，此句的喻體部分“饋而不二”正是關於饋食的。那麼，“饋而不二”喻體的指向是什麼呢？借這個喻體又能表示什麼呢？

《周禮‧天官‧膳夫》所載膳夫之職責是“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之“和同論”中亦是以宰夫做羹為喻來說明“和”之運行機制的，其文曰：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16

齊景公不明“和同之異”，晏子一宰夫做羹為喻以明之。宰夫之“和”為“調和其味”，以“水、火、醯、醢、鹽、梅”諸種不同的物質而調制味道。“齊”，調劑，“使酸鹹適中也”；“濟”，楊伯峻先生釋為“增益”17 ，可從，即羹之酸鹹太過需要加水以中和。之後晏子還論到君臣關係為，“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蘇先生認為此即“臣當諍諫”。筆者以為宰夫調味之酸與鹹分别正如君臣之“可”與“否”一樣，君上的正確主張中有不合理的地方，臣下應當指出錯誤並糾正之，此亦楊伯峻先生說這樣做可“得純可”18 ；君主提出的不合理主張中有合理的成分，臣下應該增益其合理之處而去不合理的地方，即“轉否為可”19 。先王通過“五聲”“五味”之調劑作為臣下以不同的意見規正君上之喻。梁丘據為臣“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没有自己的立場，一味地阿諛奉承，只能是思想與君上同質化之“同”。亦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趨同化發展，只有一種味道，只有一種聲音，與先王所倡之“濟五味，和五聲也”背道而馳。

由上文所載晏子的“和同論”，我們再看幽王末年鄭桓公問太史伯一則材料，《國語‧鄭語》曰：

公曰：“周其弊乎？”對曰：“殆於必弊者也。《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亥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于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弊，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實禦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不可以久。……20

太史伯之“和同論”立足於幽王為政之時“去和而取同”的歷史背景而立論。“和同”之取舍不同，其結果也不一樣：“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21 。怎樣才能做到“和”，做到“以他平他”？太史伯從自然的“五行”協調配合到個人層面的調“五味”、强“四肢”、協“六律”、正“七體”、立“九紀”，進而推衍至政治上的和合“十數”以訓導百官。具體來說，行政方面，區分品秩、讓能力不同的官員處理不同的事物；財賦方面，對天下九州之田地物產，收取常規的賦税以保證“兆民”的生活；文治教化方面，以忠信教導天下各地的民眾，讓他們關係諧和如同處在一室之內。只有上述數事能夠相互協調正常運行，才能保證達到“和”之極至，即政通人和。

在此基礎上，太史伯闡述了先王“務和同”的方式。在婚姻層面“聘於異姓”，保證血緣不同的族群相互補充配合，而“同”姓之婚則不繼；財賦方面，“求財于有方”，按照各地物產因地制宜地收取財貨貢物；在臣屬選取方面，“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韋昭註曰：“工，官也，講，猶校也，多，眾也。物，事也”22 ，此即是說君主擇臣之時“諫”為其中應有之義，因為臣下能夠“講以多物”，以眾多不同事物或思想來校正君上的言行之失，防止君上思想單一，所行政令失之太簡。只有這樣才能保證國家能夠良好地發展下去。隨後，太史伯還舉出反例論證“和”之重要。此即是說單一之聲難以卒聽，故“五聲雜，然後可聽音”；單一的顏色無法交錯成文采，故“五色雜，然後成文”；單一的味道無法成就美味，故“五味合，然後為果”。而現實之中幽王“棄是類也而與剸同”，“類”，韋昭著曰“類，謂和也”，“剸同”即專斷。幽王之“剸同”即是任用“讒諂巧從之人”虢石父，並立之為卿士。這樣做的危害是：虢石父巧于媚從，自不會逆幽王之意而諍諫，其行為是亦是“以水濟水”“以火濟火”之類的“同”。其後幽王還“棄聘后立內妾”“ 侏儒戚施”“婦言是行”及“妖試幸措”，導致周朝政治混亂，更無人能用“和”，這樣的“同”則會導致其亂政“不可久”，亦“同則不繼”之謂也。同時，我們再看一則關於晏子的“和同論”的材料：

……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以知之？”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23

梁丘據在大暑之時乘馬疾馳以見景公，景公認為梁與己“和”。晏子則直接點出梁丘據的行為只是投於君上的嗜欲喜好。那麼，“和”是什麼呢？晏子說“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君主為政和順之時臣下要看到其不足；當君主為政不力或有失之時，臣下就要調和糾正，使其納於正軌。

現在我們再回到《鄭文公問太伯》第4號簡簡文：“爲臣而不諫，卑（譬）若饋而不二”。簡文說“臣”之“不諫”與“饋”之“不二”情形相似，前者為本體，後者為喻體，且喻體是“以食為喻”。鄭桓公時期太史伯之“和同論”，“是以和五味以調口”，此亦以食為喻。晏子之“和同論”，以“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做羹為喻，指出宰夫的作用在於“和”，亦即是“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或以君臣“甘鹹”問題說明“和”之道“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24 ，皆强調“以食為喻”，且側重借食物之調味以說明“和”之特征。所以，我們認為，太史伯所論“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與晏子所論“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若琴瑟之专一，……”及“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和“饋而不二”所指一致，都旨在說明臣下與君主思想同質化或阿諛奉承而不諫君上，一味地曲意逢迎君主之政教言行，導致君上没有辦法吸取不同的意見改正過失，正如膳夫饋食於王而不成“五味”一樣，均是求同而不求諸多異質事物及思想之“和”。

從太史伯、鄭文公問太伯及晏子之論的相關史事所在時代來看，其“和同論”在幽王末年，鄭桓公為司徒之時。《鄭文公問太伯》之時代則在鄭文公（前672—前628年）時期，與之大體同時的有周之惠王及襄王、齊桓公、晋之惠公及文公、秦穆公、楚成王、宋襄公等。晏子之論在春秋晚期，史事時代比前二者較晚，然皆在時間跨度不是太大，皆在西周末至春秋時期。25 同時，太史伯之“和同論”與《鄭文公問太伯》二者相距時間不太遠，且都在鄭國，故《鄭文公問太伯》中“為臣而不諫，卑（譬）若饋而不二”类似郑桓公问太史伯，其间有联系也就不足為奇了。還需要說明的是，在“和同論”的範疇下，當時的人們“多以“食之味”或“音之聲”為喻體以說明現實政治中君臣之“和同”問題。“食之味”或“音之聲”為喻體的引喻方式不獨鄭國歷史傳統有之，較之稍晚的齊國亦有之，可見當時這種喻體是當一種通識，其作用是借喻體的特性以說明本體之特徵，化抽象為具象。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饋而不二”即膳夫進食於君而所調食物味道單一。第4號簡整句的意思是說：作為臣下對於君主為政之得失而不諍諫，就好比膳夫饋食而調味單一一樣。膳夫調味單一，如“以水濟水”不能使食物之味道有根本的改變，因為這還需要“水、火、醯、醢、盐、梅”等多種異質材料相互調劑以成味。君主為政，其善政有不完備的地方，其恶政中有合理之處，皆需要臣下根據實際情況提供不同的思想或事物以勸諫之、規正之、引導之，此亦即行太史伯所說“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同時，我們還認為，“饋而不二”主要是出於“質”的區分，即在有無其他的味道以調劑食物之味道口感，强調的食物味道之多寡而不在量之多少。

2016年4月28日初稿

2016年4月29日修訂

附記：小文寫作承蒙夏保國師悉心指導，謹致謝忱！

本文收稿日期為2016年5月1日。

本文發佈日期為2016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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