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的“图史自镜”功能

（首发）

王楚宁

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

江西南昌墎墩海昏侯大墓出土有漆木立镜一座，曾被称为“孔子屏风”。

立镜本为“正衣冠”之用，但此次出土的立镜上却绘有孔子及其弟子颜回、子贡等人的画像并附写有相应人物的传记，故笔者称之为“孔子衣镜”。据王仁湘先生考证，“孔子衣镜”的规格较大，分为“镜面”、“镜背”、“镜掩”等部分，“镜面”为高约80厘米、宽约50厘米的光洁铜板；“镜背”是一块与“镜面”等大的漆板，“镜面”置于其上，也是孔子及其弟子的画、传之所在；“镜掩”则与“镜背”相对，且一侧与“镜背”相连，如门户一般，可开可合，掩而盖之，以保护“镜面”；全镜展开之后，高度在80厘米以上，宽度在100厘米以上[1]。这样大型的铜镜在出土文物中是极少见的，“镜背”、“镜掩”的设计亦是之前鲜有的，更何况其上还有至圣先贤的画、传，称为珍奇，绝不为过。

“孔子衣镜”最基本的功能还应是作为衣镜以供鉴人。但不同于一般铜镜的是其“镜背”上孔子及其弟子的画、传，这绝不是普通铜镜能够描绘与书写的。“孔子衣镜”出土于椁室之内，主棺之旁，更凸显其重要的地位。因而此件文物的特殊意义绝非一般衣镜能够比拟，必然蕴藉了极为深刻的含义。

镜的基本功能是“鉴人”，事与物亦有此能。古人很早就将镜的“鉴人”功用类推到了人与事的“借鉴”之能，《尚书》中就有“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2]。《诗经》中的“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3]，郑玄既将此句中“鉴”明确解释为“明镜”，并点名“借鉴”的深意：“此言殷之明镜不远也,近在夏后之世。谓汤诛桀也，后武王诛纣。今之王者,何以不用为戒？”

“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4]。孔子及其弟子是儒家最为推崇的圣贤，是儒士修身时最好的“借鉴”。据现已公布的资料显示，“孔子衣镜”的“镜背”上不仅写有孔子的生平传记，还有“子张问干禄”（为官之道）、“子夏之门人问交”（交友之道）等关乎修身齐家的内容[5]。联系到刘贺任昌邑王时的昌邑王师王式是一世硕儒、属官昌邑中尉王吉更是传授《齐论语》的宗师，故其所用的衣镜上描绘孔子及其弟子的形象就绝非偶然。

“孔子衣镜”的“镜面”部分为大型铜板，能够“借镜以观形”；“镜背”部分有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与传记，取“左右图史”、“图文并茂”之意。“借明于鉴以照之，则寸分可得而察也”[6]，做镜者是希望刘贺在照鉴自己衣冠形容的时候能够做到“图史自镜”，于“镜面”中看到自己的衣冠形象，于“镜背”上看到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事迹，把圣人的形象、故事当做镜子，与自己进行对照，借鉴着圣迹贤语“三省吾身”，从而达到“见贤思齐”的目的。

唐太宗曾盛赞“借鉴”的用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东汉的荀悦在《申鉴》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君子有三鉴：鉴乎古，鉴乎人，鉴乎镜”[7]。“孔子立镜”的“镜面”为光洁的铜板，可以“正衣冠”；“镜背”上则写有圣迹贤语，能够“知兴替”；通过“图史自镜”的借鉴功能，从而“明得失”。 “孔子衣镜”的“图史自镜”功能体现了“君子三鉴”的理念，这与我们现代提倡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观点不谋而合。

“孔子衣镜”上有已知最早的孔子及其弟子的画像，其上关于孔子的传记关系到《史记》的成书过程与流传情况，关于孔子弟子子张的文字更是牵连到失传一千八百年的《齐论语》，故其文物价值不可估量，绝非一般的“镇国之宝”所能比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从中选取“天下神器”来形容“孔子衣镜”，亦不为过。但自古“在德不在鼎”，能够安定社会、富强国家的，只能是反思、自省与借鉴的精神，绝不是一器一物能够左右的。“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如果我们只是看中所谓“国之重器”，就违背了造镜者制作“孔子立镜”的初衷。“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孔子衣镜”中蕴含的“图史自镜”的道理才是这件文物最重要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贯彻“图史自镜”的理念，“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那么将此文物誉为“天下神器”，方才实至名归。否则，“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6年5月16日。

本文發佈日期爲2016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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