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形制與物質文化

——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四）報導

陳弘音、游逸飛＊

原始來源：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74315

從竹簡帛書發展到印刷出版、再到今日的電腦與網路，雖然“載體”變化極大，但“閱讀”始終是人類文明傳承的唯一方式。在輝煌燦爛的出土文物面前，我們開始關心“書寫載體”的內容，關心《竹書紀年》提供另一種版本的歷史、關心睡虎地秦簡《日書》所描寫的古代宜忌、關心里耶秦簡所反映的古代行政管理。然而，隨著研究漸漸深入，歷史學家的研究開始觸及“書寫載體”本身，他們開始意識到：“書寫載體”本身也是一種歷史。

2016年4月22日，文化思想史研究室“新力初聲”工作坊、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駐臺北中心，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簡牘形制與物質文化——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四）”，邀請四位青年學者：肖芸曉（武漢大學國學院碩士、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博士生）、孫沛陽（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碩士生）、武致知Rens Krijgsman（牛津大學東方研究所博士候選人）與石昇烜（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生）主講，探討簡牘學界最前沿的課題——書寫載體。“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是聯合全球各地青年學者所成立的交流平臺，希望促進與會者共同思考古代中國研究的國際化與在地化問題。本次研習會的講者遍布兩岸、歐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書寫載體”已經逐漸成為各地學界共同關心的學術課題。

本次研習會邀請肖芸曉主講《古代中國書籍的進化——以清華簡為例》，孫沛陽主講《從簡冊收卷論上博〈周易〉的卦序——兼談簡冊背劃線和飽水竹簡的一些問題》，武致知主講《張家山漢簡〈引書〉閱讀方式研究》，石昇烜主講《再探簡牘編聯、書寫姿勢與習慣──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四位講者所探討的主題與材料雖有區別，但皆著重分析“書寫載體”上的“非文字”遺存。本報導嘗試以“書寫”、“編聯”、“收卷”、“閱讀”四種相互關聯的角度切入，重新整合四位講者的研究成果，以期進一步說明“簡牘形制與物質文化”的關係，再現本次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的風華。

（一）書寫：標尺簡與簡側墨線

文字是歷史學者的最愛。但文字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表格”就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方式。這世上總有平鋪直敘的文字無法清楚闡明的事情，有些事情只能仰賴表格的排比、歸納、比較，才能清清楚楚、一目瞭然。然而在白紙上畫出表格容易，戰國秦漢人以竹木簡作為書寫載體，要如何製作表格？一枚一枚、分次書寫的竹木簡要如何繪製格線，才能保證每個欄位皆間隔相等、文字皆清楚分明？除了在竹木簡上直接刻痕劃線，石昇烜研究居延漢簡中的“標尺簡”與“簡側墨線”，使我們窺見古人在書寫簡牘、製作表格時所發揮的巧思。

“標尺簡”簡面寫上“上、下”兩個字，兩個字恰巧將簡面從上到下大致均分為三部分，據林素清研究可作為編繩位置和分欄書寫時的參考，具有標尺的作用。[1]除了“標尺簡”外，編繩、簡面刻畫痕等，也有幫助分欄的功能。

居延漢簡又見“簡側墨線”，即書手在木簡側面畫上一道道墨線，具有指示書寫起始處或限制欄位範圍的功用，並使單簡編聯後的文字與段落能夠整齊美觀，是比“標尺簡”更直觀、更多元的輔助工具。石昇烜透過還原簡側墨線的製作過程，指出畫有簡側墨線、分欄書寫的木簡往往是先書寫再編聯成冊，因為一旦編聯，簡側墨線便會被遮蔽，失去參照的功能。此外，簡側墨線的位置亦可作為復原簡冊編聯的判準。

“標尺簡”與“簡側墨線”具有相似的功能，前者提供書寫者正面觀看的參照，後者提供側面觀看的參照，觀看視角的不同反映古人書寫姿勢與習慣的差別。“標尺簡”更可能使用於“伏几案而書”的情況[2]，簡側墨線則適用於懸肘、腕書寫。最後石昇烜也強調，當時的書寫姿勢與習慣絕非一成不變，十分多元；而哪些人會使用這些書寫時的輔助工具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二）編聯：簡冊背劃線與復原圖

簡牘“編聯”在概念上類似於今日的紙張“裝訂”。當書寫內容超過一枚簡牘時，如何保證最後簡牘編聯時的先後順序正確無誤？即使最初的編聯無誤，亦須面對長久使用後編繩老朽鬆脫，必須重新編聯的問題。更有甚者，簡牘出土於地下，在漫長的光陰中編繩往往先於簡牘而腐朽。考古學者發掘簡牘時看到的不是一捆捆的簡冊，而是真正的“斷簡殘編”。因此現代研究者幾乎無法依賴最直觀的編繩來進行簡牘編聯的復原，成為簡牘整理工作的一大問題。近年“簡冊背劃線”的發現便成為學者復原簡牘編聯時的重要指引。

“簡冊背劃線”顧名思義是簡冊背面的斜劃線，簡冊上有時會有好幾道背劃線。背劃線可分刻線與墨線兩種，一般為左上向右下斜行。其研究由孫沛陽於2011年首倡，[3]他全面整理了當時可見的岳麓秦簡第一卷、清華簡第一卷，證實了“簡冊背劃線”的現象，並指出過去出版的包山楚簡、郭店楚簡、上博簡、睡虎地秦簡、張家山漢簡、銀雀山漢簡等資料亦有“簡冊背劃線”存在。學界目前對“簡冊背劃線”的功能已有共識，相信“簡冊背劃線”是為了避免簡冊的編聯順序錯亂而刻劃而成。肖芸曉對清華簡的研究，便充分證實了“簡冊背劃線”對竹簡編聯與分篇所起的作用。她研究清華簡第一冊的《尹至》與《尹誥》，和清華簡第三冊的《赤鵠之集湯之屋》的“簡冊背劃線”，並將這三篇的內容與傳世文獻《呂氏春秋•慎大》比較，最終得出結論：這三篇竹書原來應是同卷，排列順序為《赤鵠之集湯之屋》在前，其次為《尹至》，《尹誥》殿後。[4]

不過“簡冊背劃線”雖有助於學者復原簡冊編聯順序，但也常發生學者復原的編聯次序與“簡冊背劃線”不符的情況。孫沛陽為此提出兩種可能的解釋：第一、書手抄寫錯誤或竹簡損壞，形成廢簡。書手取用其他的空白簡繼續抄寫，簡冊編聯後“簡冊背劃線”自然無法連成一氣。第二，“簡冊背劃線”其實先於竹簡的製作，也就是在竹筒上先行劃線，其後修治竹簡削去了部分劃線，導致各竹簡之間的背劃線不能緊密吻合。[5]

孫沛陽又進而推測劃線、書寫與編聯三者的先後關係可能有三種：“劃線→編聯→書寫”、“書寫→劃線→編聯”、“劃線→書寫→編連”，無論哪種順序，劃線都先於編聯。但據游逸飛轉述周鳳五（臺大中文系已故特聘教授）的意見，書手書寫時有可能先將數枚竹簡編成“草編”，方便握持書寫，寫完後再劃線於簡背，避免簡序錯亂，最後才將所有草編編成一卷。孫沛陽則認為他所見的“簡冊背劃線”都屬於同一竹節單元，先編聯後劃線的可能性較低。但岳麓秦簡《質日》的“簡冊背劃線”劃線有重合的現象，確實可能是竹簡製作完成之後再劃線的特例。

“簡冊背劃線”並非復原簡冊編聯的唯一線索。石昇烜嘗試根據簡側墨線復原居延漢簡的簿籍。而孫沛陽另闢蹊徑，復原上博《周易》簡冊的方式發人深省。上博《周易》簡由於每卦單獨抄寫、部分竹簡缺失、出現前所未見的紅黑符號等因素，其編連順序一直為學界爭訟不已：整理者濮茅左根據紅黑符號安排了一套新的卦序；李零、李尚信、姜廣輝等學者則認為今本卦序不能輕易否定。

孫沛陽以實驗考古學切入，證明若以今本卦序為上博《周易》簡排序，則現存簡與缺失簡相互間隔，呈現片狀集中分布，缺失簡在簡冊卷起時大體是相連的，存在著一定的規律。透過對上博《周易》簡冊的復原，孫沛陽認為上博《周易》的卦序應與今本《周易》一致。

然據孫沛陽的復原，上博《周易》自簡26起，外層的現存簡與缺失簡的分布不再規律，存在明顯的滑動錯位。孫沛陽不滿足於將錯位的原因歸咎於盜掘簡的層位錯亂，大膽地在簡26之前增添四枚空白簡，如此一來復原的簡冊便徹底規律化。而簡26號的內容為咸卦，正好位於今本《周易》下篇之首，空白簡位此恰好有著標示分篇的功能。

孫沛陽進一步指出過往出土的無字空白簡並不罕見：既有簡冊先編後寫，對於篇幅的估計超過實際書寫的需要所導致的贅簡；亦有居延出土《永元器物簿》這種先寫後編，卻仍於簡冊之中與末端留下空白簡的例子。《永元器物簿》並非一次性編聯書寫而成，而是數份不同的簡冊最終被綴合成一冊。因此《永元器物簿》簡冊之中的空白簡，原來可能是其他簡冊末端的贅簡。當諸簡冊編聯成《永元器物簿》後，贅簡自然而然成為不同內容之間的“分隔線”。

（三）收卷：卷軸與摺疊

簡牘編聯成冊後，便成為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物品——“書”。

中古時代的敦煌卷子中，所見書籍裝幀千姿百態，“梵夾裝”、“經折裝”、“旋風裝”、“蝴蝶裝”不勝枚舉。回溯到戰國秦漢的簡牘時代，學者對書籍裝幀的認識卻往往只有“卷軸型”一種。唯六十年前錢存訓先生提出“古書收卷有折頁型”，但一直並無實物例證。近年肖芸曉對清華簡的收卷進行復原，發現簡冊收卷的多種方式，其中《算表》卽是這種特殊的“折頁型”，爲以往所未見，此後亦被其他學者證實。[6]肖芸曉進一步指出同樣作為卷軸型簡冊，又分成“圓形卷軸”與“扁型卷軸”兩種，而且這種區別也在敦煌卷子中存在（如下圖所示）。[7]

除了上述的簡冊背劃線與復原圖，肖芸曉的簡冊復原研究還依循兩條線索：第一、反印文。埋於地下的竹簡，放置疊壓時墨跡難免會浸染到相對或相鄰的竹簡上，從而形成反印文。因此反印文是判斷竹簡疊壓的相對位置的重要線索。第二，受損痕跡。由於簡冊收納後竹簡排列緊密，相鄰或相對位置的竹簡受損時極可能形成相似的受損痕跡。故受損痕跡也是判斷竹簡疊壓的相對位置的重要線索。更有甚者，簡冊收納後，越靠外側的竹簡越容易受到傷害。因此我們可根據竹簡的殘損情況，判斷哪些竹簡在簡冊收納時位於外側、哪些位於中心。

透過上述諸種線索的交叉比對，肖芸曉指出清華簡《繫年》、《筮法》、《湯在啻門》、《湯處於湯丘》諸篇的收卷方式屬於圓卷軸型；《芮良夫毖》的收卷方式屬於扁卷軸型；[8]《算表》的收納方式屬於二次折頁型，詳見下圖。[9]此後，賈連翔先生發現《殷高宗問於三壽》也當是這種特殊的“折頁型”。[10]

多樣的收卷形式，顯示了古代簡冊形式的多樣化。但簡冊形式緣何多樣？為何有“折疊”、“捲軸”之別？孫沛陽懷疑所謂扁卷軸與折頁型簡冊，會不會只是卷軸型簡冊深埋於地底時承受重壓，原先“圓形”的形狀遂被壓扁之故？肖芸曉則認為簡冊捲成圓形的卷軸後被壓扁，與同一簡冊摺疊成長方形的摺頁，看似形狀相同，但簡冊裡每一竹簡的相對位置大抵皆不同。只要縝密研究每一竹簡的相對位置，不難判別出兩者的差異。武致知則懷疑扁卷軸與折頁型簡冊，或許只是一種隨機行為？肖芸曉則回應：《算表》的收卷方式可能與竹書必須完整攤開方可計算的功能有關，此後賈連翔先生證明《殷高宗問於三壽》也是這種收捲方式，兩例重出，這便減小了《算表》收捲是隨機例外的可能。但不得不承認，目前扁卷軸與折頁型簡冊究竟是一種製作者的“個別差異”所導致的“隨機行為”？還是一種“廣泛且成熟的制度”？一時無法辨明。尚須更多材料加以證明或證偽。更有甚者，如果簡牘製作背後存在一種“廣泛且成熟的制度”，也就昭示了一個成熟、專業、且分工明確的圖書工業。[11]這些問題都需要利用不斷湧現的新材料，進一步論證。游逸飛則推測收卷是一種比較嚴謹的收納方式，折疊則是一種較為隨意的收納方式。分工明確的簡牘生產線固然可能存在，但清華簡、北大漢簡這類高級貴族隨葬的簡牘，未必是來自於工廠生產線的批量製造，反而可能是高級貴族特有的高級專業作坊製作而成。高級專業作坊可能只為高級貴族製作產品，產品數量可能很有限，生產流程卻可能極其精緻。引入“高級貴族專用作坊”的概念，可能有助於解決“簡冊背劃線”的爭議。目前確切可知的簡背刻畫線似乎僅見於隨葬簡、書籍簡上，里耶秦簡、居延漢簡、走馬樓吳簡等遺址簡、文書簡背面都不見“簡冊背劃線”。“簡冊背劃線”有無的原因，不只要考慮簡牘內容與性質的差異，更要考慮製作簡牘的作坊差異。

（四）閱讀：誦讀符號與理想閱讀模式

無論書寫、編聯還是收納，書籍的存在終究是為了“閱讀”。為了流暢與便利地閱讀，標點符號是書籍不可或缺之物。透過斷開字句、標出重點，作者的意思能夠更精確而完整地傳達給讀者。簡牘常見的標點符號有墨點、勾識符號、重文符號、合文符號等種類：墨點通常可表示“下文獨立成段”，勾識符號代表“前後兩字分別閱讀”、重文符號意謂“前字再重覆一次”、合文符號則是“前字為兩字疊合”的意思。

但除了一般由作者所提供的標點符號，當代許多人習慣在閱讀時用筆尖輕點紙面，標示重要文句，或斷開重要的字詞，這種下意識的動作有助於閱讀者提高專注力，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閱讀者的思考痕跡。線裝書密密麻麻的句讀符號正是此習慣的具體呈現。但這種閱讀習慣是否古今中外皆然呢？武致知認為，“閱讀”這種行為具有超越時空的共通性，因此古今中外的閱讀模式必有相合之處。而張家山漢簡《引書》中除了墨點、勾識符號等常見的簡牘標點符號，還有大量一般簡牘未見的符號，無法以一般標點符號的功能去理解，學界至今仍無解答。武致知相信這些符號並非由作者所加，而是讀者閱讀時添加的符號，他稱之為“誦讀符號”。

為了論證張家山漢簡《引書》的特殊符號是“誦讀符號”，武致知指出《引書》中存在兩種不同的筆跡，因此《引書》的書寫並非由一人完成；但特殊符號在《引書》裡的分布卻十分規律，無法反映書手之別。因此他傾向認為《引書》的特殊符號是在兩名書手完成《引書》後，才被統一標上的。既然如此，特殊符號是“誦讀符號”的可能性就增加了。而特殊符號經常出現在字距極窄之處，亦可證實至少某些特殊符號應是書寫之後才被標上。

為了進一步驗證“誦讀符號”的假設，武致知參考西方寫本研究（Codicology）的方法，分析《引書》的書寫布局、分章方式、筆跡特徵，嘗試建立一種“理想閱讀模式”。他將《引書》分成五個單元：

（一）敘述性的季節性日操（簡1-7）

（二）導引體操、病名（簡8-98）

（三）起居日操（簡99-102）

（四）敘述性的季節與氣候病原（簡103-110）

（五）敘述性的利身之道（簡111-112）

武致知認為《引書》的不同單元各自有不同的文體，因此不同單元的閱讀方式也不同。如第二單元以病名替不同的導引體操分類，明顯起了目次的作用。對讀者而言，目次的功能是為了查閱資料，查閱資料的閱讀方式則是以瀏覽為主。細究第二單元“誦讀符號”的標示位置，確實帶有瀏覽的性質。

武致知嘗試透過“誦讀符號”與“理想閱讀模式”的相互論證，來解釋張家山漢簡《引書》中的特殊符號之謎。他力圖根據“書寫載體”上的蛛絲馬跡，重建古人的閱讀方式，其研究無疑極具啟發性與前瞻性。但相對於其他三位講者的研究，武致知的論證力度似乎有所不足。“誦讀符號”固然可能，“理想閱讀模式”必然存在，但要如何確定是“誦讀符號”，面對個人閱讀習慣的差異，建立普遍性的“理想閱讀模式”的追求，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五）小結

肖芸曉、孫沛陽、武致知與石昇烜四位青年學者爬梳戰國秦漢簡牘文字以外的痕跡，透過標尺簡、簡側墨線、簡冊背劃線與復原圖、卷軸式收納與摺疊式收納、誦讀符號與理想閱讀模式等現象與概念，引領我們設身處地懷想古人書寫、編聯、收卷、閱讀的歷史，其研究扣緊了簡牘形制與物質文化的課題，無疑位於簡牘學界的前沿。而肖芸曉對清華簡“伊尹三篇”編聯的復原、孫沛陽對上博簡《周易》卦序的復原、石昇烜對居延漢簡簿籍文書的復原乃至武致知對“理想閱讀模式”的復原，在在揭示了簡牘形制的研究足以影響到我們對簡牘內容的理解。要想理解簡牘內容，必須瞭解簡牘形制。簡牘形制與內容的相互參照，必然是未來簡牘研究的前景所在。這也是日本學者從古文書學角度研究秦漢簡牘孜孜追求的方向。[12]本次研習會希望能夠“預流”，成為二十一世紀“新簡牘學”的先聲。

感謝游逸飛先生惠賜相關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