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七）——廈大場會議報導*

章瀟逸**

2016年6月上旬，游逸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到廈門大學歷史系參訪。藉此機緣，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與廈門大學歷史系合作，於6月5日下午2點至6點，在廈門大學人文學院202-3會議室舉辦了第七場古代中國研究青年學者研習會——廈大場。該場研習會由張侃（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所長）主持，魯西奇（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與談，邀請了游逸飛及張聞捷、孫飛燕、朱聖明三位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四位從事古代中國研究的青年學者分別宣講自己的近期研究課題，相互討論，並和與會者充分交流。

                                   一　   張聞捷“葬鐘陳列與周代樂懸制度”

研習會首先由張聞捷發表了他最新的研究。這項研究想要回應三個問題：首先，周代的樂懸制度究竟如何陳設？其次，典籍記述與考古資料所見的折曲鐘磬存在何種異同？最後，作為一種葬制的葬鐘陳列方式與文獻記載的作為廟制的宗廟禮樂是否一致？

從這三個問題出發，作為學術史的回顧，張聞捷首先梳理了樂懸制度的概念和歷史上對其的爭議。並強調應結合考古資料與文獻記載，來綜合探討周代樂懸制度的復原問題。其次，以曾侯乙墓編鐘為重點，分析其作為“軒懸”之制尺規所存在的問題，而提出隨葬樂鐘的擺放，與宗廟之中實際演奏的樂器的組合、位置和樂律原則並不一致。張聞捷強調，應該作出方法上的調整，對於文獻記載的梳理和考古資料的使用應該分別獨立進行，而不應該過早地苛求一致，或者盲目地否定彼此。

隨後，張聞捷分別從《儀禮》中的記載和考古資料中所見到的折曲鐘磬入手，來考察文獻記述與實際考古所見之間的聯繫與區別。並進而提出，墓葬中的折曲鐘磬可能是有意模仿出來的一種形式化的樂懸制度，而不可能是宗廟制度中的原本狀態，其目的僅在於標榜身份與禮樂教養，故不能將其作為復原禮樂制度的直接依據。

最後，張聞捷總結道：經書中的記載，可能代表在宗廟禮樂中擺放的樣子，即代表廟制；而在考古資料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葬制，它是對廟制的模仿又不完全一樣；墓葬中的隨葬品和喪禮中的奠器、宗廟中的祭器是有區別的，考古資料並不能涵蓋禮制的全貌，對於考古資料和禮經之說，既不能盲從，也不可偏信，而應合理駕馭。

在提問的環節，游逸飛首先發言。他贊成張聞捷的觀點和態度，指出生和死的差異值得重視，隨葬品並不等於現實生活中的器物。簡牘研究中亦存在隨葬簡究竟是明器還是實際使用的文書或書籍的困惑。他提問到，隨葬鼎也分列鼎和套鼎，其擺放位置不是很穩定，其他細節上似乎亦有隨意性，與喪葬禮樂器是否有相似之處？如何通過隨葬禮樂制度的理解，再反思到現實生活中宗廟禮樂的狀態？其次，討論文獻的時候要區分經書和注解之別，以及文獻理想與現實廟制的差異。張聞捷回應道，他的用意在於指出文獻資料的使用，尤其是古禮書之時，要考慮其創作地域、創作時間和流行範圍等問題。期待今後發現《儀禮》的古版本，解決更多的問題。隨葬品在墓中的位置目前看不出宗廟儀式的意義，和文獻記載也對不上，兩周時代絕大多數墓葬是按功能分區擺放的。列鼎制度只關乎數量，而其擺放形式似乎沒有規律，與樂器不同。考古學界一直存在關於兩周時期墓葬的疑難問題，即墓葬中隨葬品怎麼來的？是祭祀用的祭器還是死後重新製作的？現在還無法全面回答隨葬品的性質問題。關於經書和注解的問題，他個人認為樂懸制度曾經存在過、流行過，在經書和史書中都有痕跡，而且相對統一。不得不用到注解的原因，一方面是尊重前人，一方面是記載太少，故只能利用鄭玄的注解。宗廟禮樂器的擺設尚未發現考古遺存，只能以經書和注解的說法為主。

朱聖明提及，簡牘研究領域中也存在用簡牘記載印證傳世文獻的做法，出現不一致時也產生許多爭議。他提問，如果主張折曲鐘磬的形式時是墓主人表現自己身份或禮樂教養的方式，那麼這一現象是否有普遍的社會意義？這些墓主人與不用這一形式的墓主間是否有群體上的區別？張聞捷回答，使用折曲鐘磬的墓葬數量非常少，只有20多座，而出土隨葬樂器的墓葬有兩三百座。他們之間是否有身份上或者族群上的差異，現在沒有證據，從考古資料中無法直接得知古人的想法。剛才提到即使是一對夫妻的墓葬，情形也各不相同。現在只能說有這樣一種現象，而在文獻中有跡可尋，該現象應是一種制度對人產生的影響，但具體是否在墓葬形式中再現，或許是個人的意願。

孫飛燕認為，使用折曲鐘磬的墓葬有20多座，在兩三百座墓葬中也佔了一定比例，可能還是反映了不同的身份和等級制度。其他不用折曲鐘磬形式的墓葬，有些或與春秋戰國時期禮崩樂壞、不嚴格遵從禮制有關。張聞捷回應道，他一直主張要將兩周分開看，不能簡單用禮崩樂壞來理解東周，東周的禮樂制度一直在不斷的革新，並非簡單拋棄了西周的制度。折曲鐘磬形式的墓葬只出現在東周，西周的墓葬中完全沒有。

最後，魯西奇點評：現在考古學界是否還是有一種比較普遍的思維，即從墓葬材料出發，回推宗廟制度或其他現實的情形？其實人們處理死亡，很可能是另外一套東西，從墓葬制度來反推現實，非常容易存在邏輯上的問題。喪葬禮制可能會涉及到喪禮和葬禮兩個部分，現在我們在墓葬中能夠看到的其實主要還是葬制，即處理屍體的部分。推測葬制可能是廟制的複製，並不容易根據考古材料得到實證。本文對葬制和廟制的區別，似乎不夠斬釘截鐵，有必要更清晰地闡釋墓葬禮儀和宗廟禮儀是獨立的兩個系統，對於研究和討論的展開也會更加方便。

                           二　   孫飛燕“論清華簡《繫年》的思想及性質”

研習會繼而由孫飛燕主講《論清華簡〈繫年〉的思想及性質》一文，該文已收錄於氏著《清華簡〈繫年〉初探》（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清華簡《繫年》記載了從西周至戰國早期的史事，公佈之後引起了學界較大的反響。關於這篇文獻的性質，學者進行了討論，但有很大的分歧。孫飛燕從分析《繫年》與《左傳》史料的異同以及《繫年》的思想入手，進而討論關涉簡文性質的三個問題：第一，《繫年》是否只是史事的摘編本？第二，《繫年》作者設定的閱讀對象是誰？這直接影響《繫年》的寫作目的。第三，《繫年》與《左傳》的源流關係。

關於《繫年》與《左傳》的源流關係，孫飛燕認為，《繫年》有些內容與《左傳》明顯不同，不可調和，如晉文公逃亡各國及得立之事、楚吳關係中的史事、弭兵之會、湨梁之會及齊伐朝歌。因此《繫年》和《左傳》有不同的史料來源，不是抄襲《左傳》。

關於《繫年》的思想，孫飛燕認爲《繫年》不是純粹戰爭史事的摘編本，其內容雖然不見作者的議論，但是從作者對史料的選取、對史實叙述的詳略中，我們不難看出《繫年》作者想要傳達的思想和觀念。《繫年》的思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國君對小事處理不當會導致戰爭、動亂。這主要體現在第五章楚文王因爲蔡國和息國爭奪息嬀的矛盾漁翁得利、第六章晉國驪姬之亂、第十四章郤克出使齊國受辱而導致鞍之戰、第十五章楚國君臣爭奪夏姬最終導致吳晉始通。第二，是否敬祀上帝是王朝興衰的根本原因。孫飛燕認爲春秋時代雖然人文精神興起，但在很多貴族的觀念中，上帝的地位依然重要。因此，《繫年》的作者有這樣的思想是不足為奇的。

孫飛燕進一步指出，無論是强調國君對小事的處理，還是敬祀上帝，《繫年》的思想都與統治者息息相關，尤其是第一點。因此作者針對的對象應該是國君，而非一般的貴族子弟或者普通百姓，其寫作目的是為統治者提供鑒戒。《繫年》有與《左傳》明顯不同的史料，反映的思想與《左傳》強調禮、德的儒家道德史觀不同，强調防微杜漸，因此不屬于《左傳》的傳流系統。

在提問環節，朱聖明首先提問，為何談論《繫年》一定要與《左傳》相比較，是否會導致討論《繫年》的性質時受到《左傳》體裁的影響？孫飛燕回答，《左傳》是我們研究春秋史最重要的著作，而《繫年》中記載的春秋史事很多內容都可與《左傳》對照，因此將其與《左傳》進行對比很有必要，可以發現很多問題。本文認為《繫年》不屬於《左傳》的傳流系統，所以沒有受到《左傳》體裁先入為主的影響。

魯西奇建議，僅僅羅列出不同點會使文章篇幅過長，也無法夯實結論，最好給出統計數據。還要再進一步說明，與《左傳》的同個事件相比，有多少人物與地點的異同？是否存在能影響到事件的總體敘述，以及對其的根本性質判斷的關鍵性不同？二者的敘事結構是否存在異同？這樣的不同才是有意義的。而且要抓住核心，僅僅提出它有這樣的思想不夠，關鍵在於要論證它是貫穿文獻的核心思想，這樣展開論證才有說服力。

游逸飛也提出一些建議。例如把敬祀上帝作為王朝興衰的根本，或許反映一種較早期的思想。臺灣學者巫雪如也曾撰文指出《繫年》保留了時代較早的語言。思想與語言實可相互印證，要進一步分析每一篇文獻的成書時代和抄寫時代。魯西奇也補充道，如果能確定它的用字、用詞或者表達系統比《左傳》的時代更早，或者根本是另外的一套系統，只要舉出若干個例證，就比討論文本內容更為實在，是真正對文本成立過程的分析。他另外指出，許多文本都會有不同的來源，追求同一來源的作法在方法論上並不嚴謹。

張聞捷提問，既然《繫年》不是簡單的史實，可能會因為其書寫目的而存在人為的篩選、編輯或改動。那麼《繫年》的記載可信度有多大？考古學者能否把它作為絕對的史實材料，據以復原或探索早期國家的歷史？孫飛燕則認為她雖然論證《繫年》有思想、有教育意義，但並沒有否定其作為一部史書的客觀性。尤其是西周早期的記載，可信性很高。魯西奇則指出，《繫年》並非完全不可信，但我們也不宜太當真，其記載和事實之間可能存在差距。此外我們也很難論證書籍所面對的讀者為何，《繫年》也可能是面向普通士人的讀物，因此我們難以知道它的史源從何而來——例如《繫年》的女子故事充滿豐富的具體細節，有可能是口傳的文本。

游逸飛補充，將《繫年》這些歷史故事簡視為教科書類型的文本，並非孤例，林志鵬亦如此看待上博簡《容成氏》。但這些歷史故事簡固然面向擁有識字能力的貴族階級，卻難以區分是上層貴族（諸侯、大夫）或是一般貴族（士），這是研究時必須辨析的概念。魯西奇指出這一時期類似的文本大量出現，或許可以放在知識的擴張、權力的擴散及其對歷史知識的控制減弱的宏大背景下進行思考。張侃推測《繫年》的傳播可能與口傳有關，可以朗誦看看。游逸飛則認為口傳傳統與文字傳統之間的關係非常複雜。比起《繫年》與《左傳》，《公羊》、《穀梁》更接近口傳傳統，四本書值得全面比較，進而與柯馬丁等學者對話。

       三　   游逸飛“從‘山城’看里耶秦簡——田野考察對古代中國研究的意義”

游逸飛的講題嘗試從“山城”的角度觀察里耶秦簡的內容，副標題則清楚呈現了他企圖與華南學派的重鎮——本場研習會的地主廈大歷史系所倡導的田野方法對話，思考古代中國研究與田野考察的關係。

華南學派獲取新史料的田野途徑被戲稱為“進村找廟，進廟讀碑”。游逸飛指出由於數千年來地景、地貌變動劇烈，古代中國的遺跡在今日地表上幾不得見，獲取新史料的田野途徑端賴考古學者的手鏟。因此只要將“進村找廟”的“廟”改成博物館與考古所，將“進廟讀碑”的“碑”改成出土文物，就是古代中國研究獲取新史料的田野途徑。例如他2012年11月前往里耶當地考察，參觀里耶秦簡博物館時，拍攝了展廳未發表的里耶秦簡，回去後徵得整理者張春龍同意後校釋、發表，頗獲學界重視。因此透過田野考察的途徑獲取新史料，對古代中國研究是有用的。

但游逸飛認為獲取新史料只是田野考察的功能之一，在性質上與獲得一本新史料的出版品無殊。只有深入考察各地的風土民情、山川形勢，建立身歷其境的歷史臨場感，才是田野考察無可替代的優勢，也是田野式學問補充書齋式學問之不足的關鍵處。

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一文擬作了目前唯一一幅秦代洞庭郡地圖，從中可知洞庭郡治大抵在郡的東部平原，遷陵縣則在郡的西北山區，位於相對邊陲的位置。今日游逸飛從省會長沙前往位於湘西山地的里耶鎮，搭巴士必須不斷轉乘、翻山越嶺、花費十餘個小時才能抵達。而里耶秦簡裡反映遷陵縣與屬鄉傳遞公文的時間，往往超過一周，反映秦代當地的交通往來確實不便，此後他重讀里耶秦簡裡在遷陵任職的外地官吏所寫的書信，深感書信裡所謂“居者（諸）深山中，毋物可問，進書為敬”，不僅僅是禮儀修辭，更是時人深感遷陵縣交通不便、物資匱乏的心聲。

從此感受出發，游逸飛指出遷陵縣、楚國首都郢都、秦國首都咸陽的相對位置：遷陵距咸陽甚遠，而距郢都較近。事實上湘西山地原為楚國疆域，隨著秦的東向侵略，方逐步淪入秦國版圖，這就指向外來者與殖民地的議題。游逸飛《里耶秦簡所見的洞庭郡》一文指出：目前里耶秦簡裡可考的洞庭郡遷陵縣的戍卒、官吏全部是外郡人；遷陵縣的黔首與刑徒亦有不少外郡人。加上當地的土著民族不能居住於遷陵縣城周邊。種種現象顯示洞庭郡遷陵縣的社會應可稱之為殖民社會，反映秦人對楚人及土著民族的控制與壓迫。循此脈絡思考秦人與遷陵縣城東邊的麥荼戰國墓地、西邊的清水坪西漢墓地之間的關係，應可更深入地探討考古學文化問題。

循此脈絡，游逸飛又注意到遷陵縣城遺址極小，原應為面積僅四萬平方公尺的正方形城址，屬於許宏《先秦城市考古學》歸納的“軍事堡壘”類型城址，應為秦人殖民當地時所築。而里耶秦簡所見遷陵縣的編戶齊民約僅千人，亦與軍事堡壘性質的小縣城相呼應。遷陵縣在目前的秦史研究極其重要，但它並不大。

探討遷陵縣戶口，不能不涉及“積戶”問題。多數里耶秦簡所見的遷陵縣人口約千人，當代里耶鎮上的居民不過一、二萬人。但里耶秦簡8-552所見的遷陵縣“積戶”卻多達55534戶，若按五口之家的比例推算，當時遷陵縣人口高達25萬人，簡直不可理解。游逸飛因此贊成陳偉、唐俊峰等人的意見，並推測“積戶”應是實際戶數按日累積的結果，可能是為了估算該年度可調遣的勞動力。

當代人對里耶多不脫偏僻、深山等印象，但游逸飛在里耶考察，走訪當地明清古鎮與古街時，對其規模大感驚訝，由此恍然注意到明清里耶利用酉水的水運，一舉躍為清代湘西四大商鎮之一。循此思考，游逸飛不由得注意到秦代遷陵縣城傍酉水，設有專門的“船官”，城外的啟陵、貳春二鄉均有津渡，種種記載均可證明秦代酉水水路交通的發達。游逸飛前往里耶的途中，還注意到里耶今日雖位處湖南省，但鄰接重慶，從重慶到里耶的距離實比從長沙到里耶更近。里耶秦簡亦記載巴郡與遷陵縣之間的文書往來，似反映從重慶到里耶的道路在秦代已經開通。從里耶山城的視角出發，還可注意到湘西當地礦產豐富，今日仍有金礦、銅礦開採；而里耶秦簡裡亦有開採金、赤金（銅）、鐵、錫的記載，礦產對遷陵縣的影響值得重視。洞庭郡鐵官設置於何處，亦是值得探索的問題。整體而言，說秦代遷陵僻處南荒深山並沒有錯，但這只是宏觀的國家視角；若從微觀的湘西區域觀之，秦代遷陵的開發程度未必落後於其他湘西秦縣，甚至可能是湘西山地的樞紐。

游逸飛最後總結：儘管歷史學者相對來說更傾向在書齋中閱讀文獻，較少積極地到所研究的地域進行田野考察。但透過實地考察，研究者能夠發現許多在書齋不易發現的問題，對於各地的山川形勢、風土民情及區域特徵，也可以有更清楚的把握。這些都有助於學者更好地理解文獻材料。當然，田野考察對古代中國研究者來說，比華南學派存在更多困難和限制。例如游逸飛2009年曾經去考察湖北江陵張家山漢簡的出土遺址，但原來的土丘已因附近的磚廠取土燒磚，而淪為河道。桑田既可為滄海，當代田野之所見，就不能直接應用於古代中國研究，必須更謹慎對待。但游逸飛仍然相信古代中國研究者應該更注重田野考察的研究途徑。

討論時章瀟逸首先提出“積戶”並非“見（現）戶”的倍數，不易解釋兩者之間的關係。游逸飛認為，我們現在只能見到“積戶”與“見（現）戶”的數目字，並不清楚其背後的邏輯。但當時遷陵縣吏的數目字管理應是相對精確的，數目字有出入應另尋解釋，例如遷陵縣某些“見（現）戶”可能免除部分賦役，“積戶”勞動力的計算須考慮“假日”的因素。

朱聖明認為遷陵縣對船舶的管理、製造、借出和收回有一套完整的體系。張聞捷指出人口組成、資源開採與管理、葬地選擇等問題，都是考古學者非常關心的問題。過去考古學界關注睡虎地秦簡，現在應充分重視里耶秦簡的資料。未來應可從資源開發和掠奪的角度探索里耶古城的興建。魯西奇建議梳理《水經注》酉水條與《華陽國志》的記載，嘗試復原巴郡到遷陵的路線。秦代當時三峽道可能還不太通，從巴郡進入湘西大概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從北邊，也就是現在的恩施州；一條就是酉水。另外遷陵縣的外地人士的籍貫差異值得追究，關中、巴蜀、中原移民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意義。循此可進一步思考秦始皇伐嶺南的三十萬大軍的籍貫問題。魯西奇最後總結游逸飛的報告透過田野考察，將秦代人、空間和各方面的社會活動建立起有機聯繫，活生生地呈現了當時的歷史，是有很大發展空間的研究方向。

                       四　   朱聖明“里耶秦簡所見秦代異地同級文書傳遞”

朱聖明首先指出，關於同級文書，雖然居延漢簡、走馬樓西漢簡、漢墓告地策中有部分實例，但或為虛擬文書、或內容簡略。相比之下，里耶秦簡資料較多，亦更為翔實，可釐清秦代同級文書傳遞中的一些問題。

在定義同級文書的基礎上，朱聖明博士依次介紹了里耶秦簡中跨鄉、跨縣屬機構、跨縣、跨郡的同級文書。根據諸多實例，他對各種異地同級文書的傳遞次序分類進行了歸納，並引出了自己的思考。他提出：一，縣尉與縣令、縣丞在文書傳遞中的地位存在顯著差異；二，在通過郡一級傳遞的跨郡兩縣文書中，郡級官員實際發揮著協助作用；三、通過本郡傳遞的文書與直接遞送外郡或外縣的文書，其文書性質及所涉事務類型均不相同。

游逸飛、張聞捷、魯西奇分別就縣丞與縣尉的關係、縣令與縣丞的關係、從簡牘同級文書來探討告地策、行政運作與事務處理等問題，與朱聖明博士進行了交流。

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張聞捷主講

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孫飛燕主講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游逸飛主講

廈門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朱聖明主講

與會學者合影（由右至左為：張侃、魯西奇、游逸飛、張聞捷、朱聖明、孫飛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