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漢代漕倉郖庾考

——兼《說文》段注辨誤一則

熊長云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摘要：新見漢代封泥，銘“弘農郖庾丞印”，揭示出一處久所未知的漢代黃河漕倉。考察漕倉郖庾之位置，當可滿足由關東向關中漕運，到達函谷關後輸糧、存糧之需要；漕運綫也常常兼備軍事功能，郖庾位於函谷關內，其設置也實際當包含管控戰略要地之周密考量，故可為研究漢代黃河漕運綫提供新的資料。封泥之內容，一方面還可印證《說文》中“郖，弘農縣庾地”之釋，而段玉裁誤改“庾地”為“度（渡）地”之失，亦由此泥得以訂正。

關鍵字：漕倉  弘農  封泥  函谷關

圖一  漢“弘農郖庾丞印”封泥及搨本圖，封泥長約3.14釐米，

寬2.96釐米，印面約2.1釐米見方，北京文雅堂藏。

漢代弘農郡官署所瘞埋的封泥，近年始發現於河南靈寶縣，並陸續公佈於世，有關研究亦相繼發表，如許雄志、谷松章《新見漢弘農郡封泥初論》[1]，率稱完備。新見“弘農郖庾丞印”封泥，現藏北京文雅堂，以封泥印文來看，亦屬漢弘農郡界內出土封泥，而為許、谷《初論》所失收。因向所未見，宜加珍視。

封泥長約3.14釐米，寬2.96釐米，印面約2.1釐米見方。泥面六字，銘文為“弘農郖庾丞印”。此泥所涉官職前所未見，弘農郡設於武帝元鼎四年（前114），則此封泥中的“弘農郖庾丞”，當不早於此時。

封泥中的“郖”，即郖津，為黃河中游的重要津渡之一，在今河南靈寶西北，處在函谷關內[2]。《三國志•魏書•杜畿傳》所載建安十年（205）杜畿“遂詭道從郖津度”[3]，《水經注•河水四》所記《穆天子傳》之“浢津”，以及《漢武故事》之“竇津”，皆即此處[4]。所謂“庾”，本屬倉之一種，特指為儲存水陸轉運糧食的漕倉。《漢書·文帝紀》：“發倉庾以振民。”應劭曰：“水漕倉曰庾。”[5]《說文·广部》：“庾，水漕倉也。”段玉裁注：“謂水轉穀至而倉之。”[6]郖庾，則是設於黃河郖津附近之漕倉[7]。

關於兩漢漕倉及漕運綫路，一直是史家關注之重點。此泥所示“郖庾”，兩漢史籍皆失收。張曉東曾統計目前所知的秦漢漕倉，共22倉，亦無郖庾[8]。唯《說文·邑部》載“郖，弘農縣庾地”[9]，適可印證。然而，稍有區別的是，《說文》並未直接點出“郖庾”之名，只是分別提到“郖”與“庾”，因此長期以來學者均對郖庾一無所知。此封泥之意義，則在於作為新發現的出土文獻，可與傳世文獻互證，從而揭示郖庾之存在。

圖二 郖津、函谷關、敖倉、京師倉等地位置示意圖。

郖津處在黃河之上，臨近函谷關，作為水漕倉，當可滿足關東漕糧由黃河抵達弘農郡之後，繼續向關中轉運糧食之需要。因此，郖庾也屬於黃河漕運系統之一部分。

封泥曰“弘農郖庾丞”，證明了郖庾置有官署。不過，郖庾雖在弘農，但因屬於漕倉，西漢時可能直屬大司農所轄。

《漢書》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載：

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農。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丞，斡官、鐵市兩長丞。又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長丞皆屬焉。[10]

庾本為倉之一種，故“弘農郖庾”在西漢時實際屬於“郡國諸倉”，是國有的地方糧倉，並不能由弘農郡地方官署隨意調度，實際由大司農掌管。

郖庾的最初設立，也不完全由郡一級官吏決定，而可能包含有國家軍事戰略佈局的需要。

顧視郖庾之設置，亦沿襲了於水陸要道設置糧倉的做法。郖庾近於京兆尹、河東與弘農三地之交界，又距離函谷關極近。此處既有防禦保障，又有黃河郖津作為交通樞紐，可攻可守，為極具軍事戰略價值的扼要之地。從具體位置看，郖庾處於函谷關內。因此，一旦發生戰爭，關內將士可就郖庾食，糧草既有保障，也提高了函谷關乃至整個關中的守禦能力。

牢固控制山河險要之地的漕倉，保障糧草安穩，為漢代軍事家之共識。酈食其在成皋之戰中，曾極力建議劉邦奪取敖倉：“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此乃天所以資漢。”“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11]《史記·三王世家》褚先生補述漢武帝劉徹所言：“雒陽有武庫敖倉，天下衝阸，漢國之大都也。先帝以來，無子王於雒陽者。去雒陽，餘盡可。”[12]在《史記·滑稽列傳》中，褚先生補述漢武所言則記作“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為置王。”[13]敖倉在楚漢戰爭及之後的吳楚之亂中，正屢屢體現了其作為“決勝之本”的軍事意義。王子今認為，“敖倉地位之形成，離不開‘天下衝厄’，‘天下咽喉’的交通條件。”[14]除去儲糧眾多的因素，也實因敖倉當關中與山東之衝，形勢險要，是以秦漢時一直視為兵家必爭之地。郖庾的最初設置，可能正蘊含了敖倉所包含的軍事戰略經驗。

敖倉之外，另一可供參考的漕倉是位於華陰、處於黃河與關中漕渠之重要節點的京師倉。在對京師倉的考古發掘中，並見有“京師倉當”與“京師庾當”瓦當，可證京師倉亦庾無疑[15]。更始軍破長安之戰中，王莽曾派“九虎”中之“三虎”重兵守衛京師倉[16]，其軍事意義不言而喻；而考古所揭示的京师倉位置，三面臨崖，倉區之外尚有堅固的倉城牆[17]，又可見建倉時於軍事防禦上的考慮與設置。漢時對於京師倉軍事戰略地位之重視，也由此可旁窺一斑。

從這一角度考慮，郖庾之設置若包含軍事因素，絕非偶然。郖庾的考古遺址雖然尚未發現，但分析擇取位置，顯然並非一般郡國漕倉，而尤為體現了漕倉軍事功能屬性。因此，郖庾的設置，也實際上包含管控戰略要地之周密考量。

當然，單一漕倉的軍事意義之外，漕運綫整體設置中所體現的軍事佈局也值得注意。張曉東認為，“一旦發生戰爭，漕運系統即可轉入戰時使用狀態，漕運綫轉化為軍事交通運輸綫使用，漕倉儲備功能的軍事意義也立刻凸顯出來。”“在戰時，交通地理條件和軍事交通地理特性的一致性體現出來，漕倉甚至可轉化為軍事要塞，成為各方軍事力量爭奪的目標。”[18]聯繫郖庾、敖倉、京師庾等之設置，從關東延伸至關中，兩漢諸庾在漕運系統運作中，實際呈現出“點-綫-網”的狀態。漕運綫的最主要目的雖是保障各地的糧食轉運和供給，但從戰略角度出發，亦使各戰略要地之間可藉由水路關聯互通，加強了中央政府軍備調遣的靈活性與安全性，實現了更為有效的管控和監督，可在戰時發揮關鍵性作用。郖庾的發現，正從細節上補充了對這一綫路的理解。

許慎在闡釋“郖”字時特意注明“庾地”，而忽視郖津本身作為津渡之存在，這一解釋，是極為有趣的，其中可能便包含了對於此地意義之總體判斷。總之，此泥之重要性，不僅在於解明《說文》“郖，弘農縣庾地”的記載，證實了郖庾的存在；另一方面，也推進了對於漢代關東向關中漕運綫路之細節認知，故而對研究秦漢漕倉及黃河漕運系統亦具有重要價值。

漢“弘農郖庾丞印”封泥之發現，尚可糾正一處《說文》段注之誤。

郖津有庾，見於許慎《說文·邑部》：“郖，弘農縣庾地。”然而，段玉裁注：“二《志》弘農郡首弘農縣，郡縣同名。故但言弘農縣也。庾當作渡，字之誤也。”[19]段玉裁認為“庾當作渡，字之誤也”，懷疑《說文》“郖庾”之釋有誤。

將封泥中“郖庾”的“庾”字，與《漢印文字徵》中之、諸字形比對[20]，釋為庾字，當無異議。故段玉裁之注，顯然與事實不符，蓋出於臆斷。

推測段玉裁誤認為的“庾當作渡”的原因，可能是“郖津”較“郖庾”更為著名，且在文獻中較多出現。由於“津”“渡”本可互訓，而“度”“渡”又可通假，故段氏誤認為有“郖渡”而無“郖庾”，進而認為“庾當作渡”。由新發現封泥可知《說文》“郖，弘農縣庾地”之釋，殆無疑義，段氏注不確。

本文承穆荷怡、汪華龍二君及匿名審稿人指正，特此致謝。

 本文原刊於《文史》2016年第2輯（總第115輯）第273-277頁。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6年9月13日。

本文發佈日期爲2016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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