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以來古文字構形研究概述

（首發）

葉玉英

廈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

古文字構形研究是指探索古文字的構成方式和演變規律的學問。具體包括古文字的產生， 古文字的初始形態，古文字構形的基本分類 ， 六書分析，古文字中的繁化、簡化、類化、音化、分化、美化、符號化、變形音化、訛變、借筆等問題。[1]縱觀古文字研究一百來年的歷史，古文字構形研究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特點是重視文字的產生、文字的初始形態、古文字構形的基本分類、六書分析的研究，時間大約是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第二階段指的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這一時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構形演變規律的探討；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學術界對古文字構形的研究進入了理論構建期，古文字構形理論趨於系統化，古文字構形學逐漸形成一個理論分支。古文字構形是古文字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古文字構形理論的形成與發展是古文字學日益成熟的標誌之一，因此對古文字構形研究作一個全面的回顧和總結十分必要。本文所要論及的古文字指《說文》小篆以前的所有文字（《說文》小篆除外，但包括《說文》古文、籒文）。

一  古文字構形理論的初步架構

1899年殷墟甲骨發現以後，中國文字研究進入了一個全新的時期，即開始了真正意義的古文字研究。學者們不再局限于《說文》研究，金文也不仅仅 被用於訂補《說文》，甲骨文、金文考釋工作全面展開。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古文字考釋成果 可謂碩果累累，但古文字學作為一門學科尚未建立起一套自己的理論。唐蘭先生首先意識到理論建設對於學科發展的重要意義。1935年，他撰成《古文字學導論》。這是最早的一部關於古文字構形理論的專著。[2]《導論》涉及的古文字構形問題有：（一）中國文字的起源及其產生的時代。唐先生批駁了八卦說、結繩說和倉頡造字說，認為文字的產生是自然趨勢，並非一兩個人所創造，並假定中國的象形文字至少有一萬年以上的歷史，象形象意文字的完備至遲也在五、六千年前，而形聲文字的發軔，至遲在三千五百年前；（二）上古文字的構成。唐先生打破傳統“六書”理論的束縛，提出“三書”說，即象形、象意、象聲；（三）文字演變的規律。唐先生指出：“形的分化、義的引申、聲的假借是文字演變的三條大路”；（四）字形演變的規律：1、簡易。原始文字近於圖畫，寫起來太費事了，於是把筆劃太肥不便刀筆的地方用雙鉤或較瘦的筆劃表現出來，這就促使文字走向線條化。到了形聲文字發展以後，許多文字都是由上下或左右兩部分組合的，由此許多圖形文字由整個圖形分析成兩半。太繁的文字往往省去一部分；2、增繁。一是因為文字的結構趨向整齊，所以在許多地方添一些筆劃，使疏密勻稱；二是因形聲文字的影響，有些本是圖形文字，又注音而成形聲字；三是有的象意字改為形聲字；（五）文字通轉規律：1、有些型式在後世看來很有分別的，但在當時卻是從一個系統裏演變出來的，所以可以通用，也可以隨便寫；2、凡同部的文字，即由一個象形文字裏孳乳出來的，在偏旁裏可以通用；3、凡義相近的字，在偏旁裏可通轉；（六）字形的混淆和錯誤。[3]

如果說《導論》還只是對古文字構形理論的初步探索，那麼於 1949年問世的《中國文字學》則可謂初成系統了。在這本書裏唐先生更加深入地闡明了文字的發生、文字的構成、文字的演化、文字的變革等問題，還提出了一些新的論題，如“孳乳、轉注、緟益是形聲字產生的途徑”、“聲化”、“省變”、“倒文”、“正反無別”、“反文”、“ 割裂筆劃”、“複體字的字母式排列”、“一個字偏旁位置的隨意性”、“趨簡”、“好繁”、 “同化”等等。[4]這無疑進一步豐富了古文字構形理論。

六書研究是自宋以來學者用力最多的問題，但始終未能擺脫《說文》的巢臼。到了民國時期，除了唐蘭先生提出的“三書說”敢於打破舊說以外，林義光先生是另一個在這個問題上有重大突破的學者。1920年，林義光先生的《文源》一書問世，內附《六書通義》。在《六書通義》中，他提出了一套新的六書理論，對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之旨作了新的闡釋[5]。林義光先生在六書理論上的發明主要有：第一，他為一些用傳統六書理論無法解釋的文字現象找到了理論上的歸宿，如“形變指事”、“二重形聲”等；第二，從文字產生、發展、孳乳分化的歷史出發，探索了形聲字的來源；第三，視轉注為漢字孳乳大法，從而較為合理地闡明了轉注造字之旨；第四，從語言與文字的關係的角度，倡 導假借是一種“不造字”的造字法。然而，由於林義光早歿，所以他的六書理論也隨之湮沒，沒有引起世人的注意。1956年，陳夢家先生在唐蘭先生的“三書”說基礎上提出新的三書說：象形、假借、形聲。他認為假借字必須列為漢字的基本類型之一，象形、象意應該合併為象形。[6] 1968年，李孝定先生發表了《從六書的觀點看甲骨文字》一文。此文對六書說的分組和次第提出新的看法：他把六書分為象形（表形文字），指事、會意（表意文字），假借、形聲、轉注（表音文字）三組。六書的次第為：象形、指事、會意、假借、形聲、轉注。他認為轉注字不過是形聲造字大量應用以後，所造出來的古今音殊字和方言音殊字，它本身只能說是形聲字，所謂轉注，是說它和另一個字的關係而已。[7]

這一時期著述較多的還有兩類，一類是關於文字起源及源流的，如沈兼士先生撰有《從古器款識上推尋六書以前的文字畫》、《造字原則發展之程敍說》、《初期意符之特性》、《文字形義學》等文，對文字起源、造字法等問題進行了探討。[8]其他還有蔣善國先生的《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胡棣華先生的《文字源流》、易坤先生的《文字源流講義》、李天根先生的《中國文字來源及變遷》等；另一類是在文字學通論性的著作中論及古文字構形問題，如楊樹達先生的《中國文字學概要》、容庚先生的《中國文字學》、朱宗萊先生的《文字學形義篇》、丁山先生的《中國文字學通論》、吳其昌先生的《古代文字學》、孫海波先生的《中國文字學》、陸和九先生的《中國文字學講義》，蔣善國先生的《漢字形體學》等。

由於歷史原因，五六十年代的論著較少，如郭沫若先生的《由周初四德器的考釋說到殷代已在進行文字簡化》對漢字簡化問題只是簡單一提，沒有作進一步的闡述。[9] 梁東漢先生的《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是影響較大的一部書。此書對古文字構形演變規律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所論的問題有：（一）探索漢字發展的內在規律，指出形聲字產生的九種途徑、漢字發展的內因和外因、簡化和繁化是漢字發展的兩大趨勢；（二）指出漢字結構在漢字發展過程中呈現出來的一些規律和特性，如異體繁多是漢字發展的必然結果、行款對結構的影響、漢字結構的內在平衡律、漢字結構的複雜性、字體演變對於結構的影響等；（三）總結出漢字新陳代謝的規律：一是假借字的產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標音的形聲字的出現；三是不標音的字轉化為標音的字；四是義符的音符化等。[10]

二  古文字構形規律的全面探索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古文字學的興盛和發展，古文字構形研究也進入了全面探索階段。

這一時期由於考古發現大量史前陶文，文字的起源問題再一次成為學界討論的熱點。李孝定先生在《從幾種史前和有史早期陶文的觀察蠡測中國文字的起源》、《再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符號與文字——三論史前陶文和漢字起源問題》、《漢字起源的一元說和二元說》等文中指出：1、半坡陶文應是已知最早的漢字，迄今六千年至五千五百年；2、從半坡陶文中已有相當數量的假借字的情況來看，漢字應已經歷了象形、指事、會意三個階段；3、半坡時代應該有更多象形會意的文字； 4、漢字的起源是單元的。[11]郭沫若先生的看法與李先生略有不同，他認為半坡陶文距今六千年，是漢字的原始階段，創造它們的是勞動人民。郭先生還認為中國文字的起源有指事和象形兩個系統，指事系統先於象形系統。[12] 裘錫圭、汪寧生、姚孝遂、高明諸先生也先後發表了他們對史前陶文與漢字起源關係的看法。四位先生一致認為因為史前陶文不能記錄語言，所以不屬於嚴格意義的文字的範疇。高明先生稱之為“陶符”，認為陶符與陶文有本質的區別。陶符自新石器時代仰紹文化開始，中間經過商代，直到春秋戰國時期，不僅始終是每器只用一個符號，而且一直是獨立存在，從不與漢字共同使用。形體亦然如舊，仍非常原始。[13]對此李孝定先生認為史前陶文之所以不能記錄語言，是由陶器上刻畫符號的特性所決定的，即陶器上除了極少數特定的目的，少有大量使用文字的機會。符號與文字，本是一物的二名，有的因約定俗成而成為文字，有的因使用的人少，所以停滯不前，如族徽和陶工的專業記號。 [14]

這一時期在六書研究上也有所突破，主要有：（一）于省吾先生在《釋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一文中指出：“形聲字的起源，是從某些獨體象形字已發展到具有部分表音的獨體象形字，然後才逐漸分化為形符和聲符相配合的形聲字。”在《釋古文字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中于先生還指出有一類指事字的特徵是在某個獨體字上附加一種極簡單的點劃作為標誌，賦予它以新的含意，但仍因原來的獨體字以為音符，而其音讀又略有轉變 [15]；（二）姚孝遂先生在《古漢字的形體結構及其發展階段》、《論形符與聲符的相對性》、《論文字形體的整體性》、《再論古漢字的性質》、《文字形體的分化及其不可逆性》、《甲骨文形體結構分析》等文中一再指出文字的形體結構來源和文字的功能作用是兩個性質絕然不同的問題。文字的形體，都是來源於客觀事物的圖像，從這一角度來看，無論是甲骨文還是金文，都是象形文字。但是就這些文字符號記錄語言的作用來說，它們卻是表音的。一個獨立的文字符號，不論是基本形體還是複合形體，它都是一個完整的整體，在起到記錄語言的功能和作用時，這一整體不容許加以割裂。形聲字的形符主要表明義類，並不能真正表意，所以從廣義上說，形符也是一種區別符號。將文字的形體結構分割為形符和聲符，只是我們探索文字形體來源和構成方式的一種手段。形聲字的形符與聲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形符和聲符的作用是 受文字的整體形態和文字與語言的關係所制約的。 [16]孫常敘先生從文字記言寫詞的角度稱假借和形聲為“象聲寫詞法”。他認為象聲寫詞法出現後文字才真正成為記錄語言的工具，但他不同意姚先生以為先秦文字是表音文字的意見，他認為假借並沒有改變先秦文字體系及其表意的性質，形聲字的聲符也不純然表音。[17]（三）裘錫圭先生在唐蘭先生和陳夢家先生“三書說”的基礎上建構了新的“三書說”：表意字、假借字和形聲字。其中表意字包括抽象字、象物字、指示字、象物字式的象事字、會意字和變體字。此外裘先生認為仍有少數字不能納入三書的範圍，它們是：記號字、半記號字、變體表音字、合音字、兩聲字和特殊來源字。[18]詹鄞鑫先生以裘氏構建的三書系統為基礎，提出了“新六書說”：象形、指示、象事、會意、形聲、變體。“新六書說”把假借字排除在漢字結構類型之外，並將傳統六書中的“指事”分為“ 指示”和“象事”。 “會意”除了以形會意、以義會意之外，還有會意兼聲。“變體字”包括裘氏的“變體字”和不能納入其“三書”範圍的變體表音字和半記號字，分為取形變體字、取義變體字和取音變體字三類。[19]張亞初先生在《談古文字中的變形造字法》一文中指出：“變形造字法是指用改變一個字的位置形狀（指字形的正、倒、左、右），或者對一個字的筆劃略加增損而創造出另一個新文字的方法。”“變形的基本情況有七種：橫變豎、正面變側面或側面變正面、整體變局部、雙變單、正變倒、局部變形、增減筆劃。”[20]

        總的說來，文字的起源和六書等問題並不是這一時期研究的重點，學者們關注得更多的是古文字構形的內在演變規律。從筆者所見的研究成果來看，大致有三類：（一）從宏觀上考察古文字演變的歷史過程，從而有所發現，如李孝定先生在《從中國文字的結構和演變過程泛論漢字的整理》、《中國文字的原始與演變》、《從金文中的圖畫文字看漢字文字化過程》等文中總結概括了漢字“由不定型趨向大致定型”、“整齊劃一的趨勢”以及訛變、抽象化、簡化、繁化、聲化的規律，還指出了早期文字形體結構的特質，如早期文字具有不定型的特質、偏旁位置多寡不定、筆劃多寡不定、正寫反寫無別、橫書側書無別、事類相近之字在偏旁中多可通用等。[21]趙誠先生在《古文字發展過程中的內部調整》一文中探索了古文字在發展過程中由於文字系統內部的制約而進行內部調整所表現出來的一些現象，如類變、類化、定型、統一、繁化、簡化、轉化等。[22]高明先生的《略論漢字形體演變的一般規律》主要討論的是簡化和規範化對漢字形體演變所起的作用。[23]林沄先生在《古文字學簡論》第三章《字形歷史演變的規律》中談了古文字簡化、分化、規範化、訛變等問題。劉翔等編著的《商周古文字讀本》也有一節“古文字形體的發展規律”，指出古文字簡化和繁化、循化和訛化、分化和整化的一些現象；（二）對某一論題作專項研究。如高明先生對古文字的形旁作了專題研究。他不僅整理出111個形旁從甲骨文到隸書的演變軌跡，[24]而且對義近形旁通用現象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察，指出了32組義近通用形旁。[25]其後，張桂光先生對義近形旁通用的定義作了明確的界定：“義近形旁通用，指的應該是這樣的一種現象：由於某些形旁的意義相近，它們在一些字中可以互易，而互易之後，不僅字義與字音不會發生任何改變，而且於字形結構上亦能按同樣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釋。”他認為形旁的訛變、造字時因取意角度不同而採用不同的形旁的現象以及一個字的不同寫法作形旁這三種情況不屬於形旁通用範疇。張先生又進一步探討了古文字義近形旁通用的原因和條件，他認為古人對義近形旁通用的利用，一般都是有意識的，或者出於同化的需要，或者出於表意明確化的需要。張桂光先生還撰寫了《甲骨文形符系統特徵的探討》、《金文形符系統特徵的探討》、《戰國文字形符系統特徵的探討》等一系列文章，對各個時期文字的形符所表現出來的特點進行了概括和總結，既重視共時的橫向 的分析，又兼顧歷時的縱向的聯繫。張先生的《古文字中的形體訛變》也是關於古文字構形研究的重要文章。文中對殷商時期到秦初小篆期間，古文字形體訛變的歷史情況作了縱向的剖析，並按支配其變化的不同因素把訛變分為八種類型：因簡省造成的訛變、因偏旁同化造成的訛變、因漢字表音化趨勢影響造成的訛變、因割裂圖畫式結構造成的訛變、因一個字內相鄰部件的筆劃相交形成與別的偏旁相似的形象造成的訛變、因裝飾性筆劃造成的訛變、以文字形體附會變化了的字義造成的訛變以及因時代寫刻條件、習慣的影響造成的訛變等。[26]金國泰先生在《訛變三題》中討論了訛變與簡化的區別，訛變前後正訛兩字的共存、競爭和淘汰以及由於人們的誤解而導致的訛變等問題。[27] 裘錫圭先生的《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和吳白匋先生的《從出土秦簡看秦漢早期隸書》是較早利用古文字資料進行字體研究的成果。[28]此外雲惟利先生的碩士論文《漢字演進過程中聲化趨勢的研究》、吳振武先生的碩士論文《古文字中形聲字類別的研究》、袁家麟先生的《漢字純雙聲符字例證》、馬國權先生的《鳥蟲書論稿》、陳初生先生的《談談合書重文專名符號問題》、林素清先生的《論先秦文字中的“=”符》、陳世輝先生的《略論<說文解字>中的 “省聲”》等都屬專題研究類；（三）對不同時代不同地域文字構形演變規律進行總結。如趙誠先生的《甲骨文字的二重性及其構形關係》、《甲骨文形符系統初探》，陳煒湛先生的《甲骨文異字同形例》，李彤先生的碩士論文《甲骨文形聲字聲符研究》、姚淦銘先生的《論西周銅器文字演變的軌跡》、《論兩周金文形體結構演變規律》，張振林先生的《試論銅器銘文形式上的時代標記》，馬國權先生的《戰國楚竹簡文字略說》，林素清先生的《論戰國文字的增繁現象》，唐莉先生的《戰國文字義符研究》，黃盛璋先生的《戰國冶字結構類型與分國研究》，羅運環先生的《論楚國金文“月”“肉”“舟”及“止”“”“出”的演變規律》，黃錫全先生的《楚系文字略論》等。湯余惠先生的《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是這類文章中影響較大的一篇。此文就戰國文字筆劃、偏旁的省略，形體分合、字形訛變、輔助性筆劃、地域特點以及與商周古文的辨正關係等問題作了深入細緻的研究，並對《古璽彙編》所收璽印進行分域，指出其中的燕系、楚系和齊系璽印。[29]何琳儀先生在《戰國文字通論》第三章“戰國文字分域概述” 中也指出了戰國齊系、燕系、晉系、楚系、秦系文字各自的區別特徵。在第四章“戰國文字形體演變”中他還總結了一些戰國文字形體簡化、繁化、異化、同化的規律。[30]

綜觀這一時期研究的特點，可歸納為以下三點：第一，古文字構形演變規律已經得到學者們的廣泛關注，大批的學者投入到這項工作中來，並取得許多重要的成果；第二，研究的重點不再是文字的起源、六書等論題，而是古文字形體本身的演變規律，如符號化、簡化、繁化、異化、同化、聲化、訛變、雙聲符字、異字同形、義近形旁通用等；第三，雖然已經出現專題研究，如湯余惠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但從理論框架的建構上來看，還停留在點的研究上，而沒有系統的研究。

 三  古文字構形學的確立與完善

1991年，劉釗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完成了博士學位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正式出版後書名為《古文字構形學》，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以下稱引均採用正式出版後的書名《古文字構形學》）。文中第一次把對古文字構形的研究稱作“古文字構形學”。他指出：“古文字構形學是指研究古文字產生、構成及發展演變的學問。古文字構形學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古文字的構成方式，一是古文字的演變規律。具體包括古文字的產生，古文字的初始形態，古文字構形的基本分類，六書分析，古文字中的繁化、簡化、類化、音化、分化、美化、符號化等問題。這些問題的集合體，就構成了古文字構形學。”在《古文字構形學》中，劉釗先生分析了甲骨文、早期銅器銘文的構形特點，介紹了西周金文中“聲符”的類型、古文字中的“類化”、“變形音化”、“簡省分化”、“一字分化”以及古文字中形近易混形體的區別形式等構形規律，還總結了古文字考釋方法和古文字構形演變條例。“古文字基本構形構成演變譜系舉例”、“秦漢篆隸資料在古文字構形研究中的重要性”以及“古文字考釋舉例”三部分則是用來檢驗上述理論的實踐性工作。這充分體現了劉釗先生提出“古文字構形學”的宗旨：古文字構形研究是古文字研究的基礎理論，它不僅有古文字學上的理論意義，也具有指導分析考釋古文字的實踐意義。由於《古文字構形學》在許多問題上都有開創之功，並且見解精闢獨到，所以一經問世便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書中一些古文字構形方面的術語及概念的界定如“飾筆”、“類化”、“變形音化” 、“訛混”等已得到普遍採用。

黃德寬先生也是致力於漢字學理論體系構建而且 收穫頗豐的學者之一。他的博士學位論文《古漢字形聲結構論考》以殷商到秦漢的古漢字形聲字為研究物件，比較全面地考察分析了形聲結構及其發展。在形聲結構及其相關的許多重要問題上獲得了新結論，如從構成的角度對形聲字給以新的類型劃分，將形聲結構的研究從籠統的描述引向科學的分析；將形聲結構納入漢字構形方式系統進行比較分析，揭示出形聲結構發展的歷史必然性等。[31]除此之外，他還有相關的系列文章《古漢字形聲結構的動態分析》、《形聲起源之探索》、《論形符》、《論形聲結構的組合關係、特點合性質》、《漢字形義關係的疏離和彌合》、《漢字構形方式——一個歷時態演進的系統》、《漢字構形方式的動態分析》、《從轉型到建構：世紀之交的漢字研究和漢語文字學》等等。他主編的《古文字譜系疏證》（即將出版）以聲符為核心構建形聲譜系， 再以“音”系連將形聲譜系按古韻部和聲部編列構建廣義譜系。對每一字羅列古文字不同階段之典型字型形成形體流變表譜，然後逐字分析字形，闡釋用例，予以疏理證說，在此基礎上對同聲系內部具有親緣關係的同源字進行考辨確認，試圖比較全面地揭示古文字階段漢字體系內部字際關係，分層次構建古代漢字因發展沿革，形成的廣義譜系，為進一步揭示漢字發展演變規律奠定基礎。[32]所有這些研究都體現了黃德寬先生關於漢字斷代史研究的思想核心：漢字構形系統是一個歷時的演進系統，我們應該重視文字斷代的研究，改變以往將不同歷史階段產生的漢字置於同一歷史平面作類型性概括的狀況，用動態的歷時的眼光觀察不同時代漢字構形方式的異同及其內部調整，從而揭示漢字體系運動的規律。

王寧先生從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指導一批博士生進行漢字構形系統研究，並逐步構建起一套漢字構形學理論。1991年，李國英先生完成其博士學位論文《小篆形聲系統研究》，這是王寧先生設計的漢字構形系統描寫研究的初步嘗試。此後陸續完成的系列博士學位論文有王貴元先生的《馬王堆帛書漢字構形系統研究》（1994）、王立軍先生的《宋代雕版楷書構形系統研究》（1994）、李運富先生的《楚國簡帛文字構形系統研究》（1996）、曹永花先生的《西周金文構形系統研究》（1996）、羅衛東先生的《春秋金文構形系統研究》（1997）、宋瑉映先生的《<秦簡 >文字與<說文>小篆字形比較研究》（1997）、齊元濤先生的《隋唐碑誌楷書研究》（1998）、陳淑梅先生的《東漢碑隸構形系統研究》（1999）、趙學清先生的《戰國東方五國文字的構形系統》（1999）、洪映熙先生的《居延漢簡文字構形系統研究》（2000）、朴仁順先生的《殷商一期甲骨文形義關係研究》（2000）、鄭振峰先生的《甲骨文字構形系統研究》（2000）、易敏先生的《雲居寺明刻石經文字構形研究》（2003）、劉延玲先生的《魏晉行書構形研究》（2004）等。1995年王寧先生在《中國教育報》上發表關於漢字構形學的文章，題為《漢字和漢字構形學》。此後《中國教育報》又連載了她的《漢字構形學講座》（2005年由上海教育出版社整理出版）。1999年，王寧、鄒曉麗先生出版了《漢字》一書，書中系統地闡述了漢字構形學理論。王寧先生關於漢字構形學的思想還見於《二十世紀漢字問題的爭論與跨世紀的漢字研究》、《系統論與漢字構形學的創建》、《漢字構形理據與現代漢字部件拆分》、《基於超文本環境的 <說文解字>知識庫的建立》（與宋繼華合作）等文。其理論核心是：1、用系統的觀點看待漢字，用系統的方法描寫漢字，用系統比較的方法觀察和總結漢字的歷史發展和演化的規律；2、認為漢字構形的基本元素是 “形位元” 。在漢字使用的每個歷史時期，“形位的數量都大致在250－300個左右，它們分別或完全具有表音、表義、表形、標示四種功能”。幾百個形素又可以組成上萬個漢字。3、漢字的結構方式主要有兩種：層次結構與平面結構。其組合過程以及層次結構的級層數和各級構件，是瞭解漢字構意的重要途徑。4、漢字有五類屬性。漢字有一批基礎構件，它們在不同漢字中具有不同的功能，這是漢字最重要的屬性。其次，漢字的基礎構件有不同的組合樣式，這是漢字的又一屬性。漢字構件的組合過程（即結構方式）以及結構的級層數和各級構件，是漢字的另外兩個屬性。漢字的構形模式是漢字的第五種屬性。漢字的構形模式有：全功能零合成、標形合成、標義合成、會形合成、會義合成、形義合成、形音合成、義音合成、形音義綜合合成、無音綜合合成、標音義合成、義與音兼義合成等。

李圃先生提出的字素理論也是關於漢字構形的研究。李先生的專著《甲骨文文字學》就是用字素理論來研究甲骨文的成果。在《說字素》、《字素理論及其在漢字分析中的應用》、《字素理論與漢字分析問題》、《中國正統文字的發端——殷商甲骨文字在中國文字發展史上的地位》等文中他對字素理論作了詳細的闡述。他指出：字素問題是基於漢字與漢語語素之間的關係提出來的。字素是構成漢字的形與音義相統一的最小的結構要素。字素的位元包括上位和下位兩個層次。出於上位的字素，或是穩性字素，或是活性字素，均具有直接顯示語素音義的字素資格。而出於下位的則失去了字素的資格，退居到構成活性字素的構素成分了，它們與所表示的語素音義沒有直接的關係。字素的類與位之間存在類位交變、類隨位變的關係。字素系統由靜態系統和動態系統共同構成。字素的靜態系統指字素進入造字過程以前的字素系統。這種靜態的字素包括基本字素和准字素兩種。字素的動態系統指字素進入構字過程之中的字素系統。這種動態的字素包括穩性字素和活性字素。獨體字是由一個字素構成的，故又稱“獨素字”。合體字一般由兩個字素或三個以上字素構成。 一個合體字結構類型的分析要以語素的音義為出發點和歸著點去確定字素及其組合的上位層次，即直接顯示語素的音或義的層位。據此可把合體字的結構類型分為七組相對稱的十四個類型：左右分置、上下疊置；豎式插入、橫式插入；左下填入、右下填入；左上填入、右上填入；上部嵌入、下部嵌入；左部嵌入、右部嵌入；中間嵌入、中間穿合。根據漢字中所包含的字素的多寡和歷時與共時的差異，可以把古文字的造字法分為八種：獨素造字、合素造字、加素造字、更素造字、移位造字、省變造字、綴加造字和借形造字。[33]劉志基先生的《漢字體態論》採用了李圃先生的字素理論。[34] 張再興先生則運用字素理論來研究西周金文的文字系統。[35]

此外，還有一批碩博論文採用王寧先生的漢字構形學理論和李圃先生的字素理論，再結合電腦技術對古文字形體構件進行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從而對不同時代和地域的文字構形系統進行描寫。博士論文如陶霞波 先生的《先秦貨幣文構形無理性趨向研究》、吳建偉先生的《戰國楚文字構建系統分析和<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一）文字考辨》、竺海燕先生的《甲骨構件與甲骨文構形系統研究》，碩士論文有陳青峰先生的《殷商金文構形研究》、郭利芳先生的的《春秋金文構建系統定量研究》、馬曉風先生的《甲骨文會意字研究》、沈之傑先生的《楚簡帛文字研究——形聲字初探篇》、韓同蘭先生的《戰國楚文字用字調查》等。

以上所論是學界在古文字構形學理論體系的宏觀建構上所取得的成就。據此，我們可以明確的一點是：在學界眾多學者的努力下，古文字構形學作為一個理論分支已經確立，並且仍在積極的探索中不斷地完善與發展。這表現在：

第一、古文字構形的分期分域研究較之前期，更加深入了，成果相當豐富。其中，探討甲骨文字形體演變規律的成果主要有裘錫圭先生的《從文字學角度看殷墟甲骨文的複雜性》，董琨先生的《從甲骨文到簡化字》、《周原甲骨文與漢字形體發展》，曹錦炎先生的《甲骨文合文研究》，黃天樹先生的《略論甲骨文中的省形和省聲》、《殷墟甲骨文“ 有聲字”的構造》，沈建華先生的《甲骨文所見幾種異體字釋例》，蔡哲茂先生的《卜辭同文例研究舉例》，潘傑先生的《甲骨文非形聲合體字與傳統會意字的區別》，郝文勉先生的《甲骨文編碼的線性結構》，劉志基先生的《試說殷商金文中的非通用構件》，施順生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甲骨文字形體演變規律之研究》等；關於西周金文構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張懋鎔先生的《試論商周青銅器族徽文字的結構特點》，李善洪先生的《簡論周代金文省體字》，乃俊廷先生的《兩周金文“其”字中的“丌”形偏旁研究》，江學旺先生的《從西周金文看漢字構形方式的演化》及其博士學位論文《西周金文研究》，雷縉碚先生的碩士學位論文《西周金文與傳世文獻同詞異字研究》等；有關戰國文字形體研究的成果最多，如林素清先生的《談戰國文字的簡化現象》，林清源先生的《從“造”字看春秋戰國文字異形現象》、《戰國“冶”字異形的衍生與制約及其區域特徵》，黃文傑先生的《戰國時期形聲字聲符換用現象考察》，黃錫全先生的《先秦貨幣文字形體特徵舉例》等。戰國文字形體的分域研究以楚文字為最，其中博碩士論文就有多篇，如魏宜輝先生的《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林清源先生的《楚文字構形演變研究》、張靜先生的《郭店楚簡文字研究》、張傳旭先生的《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和規律》、黃麗娟先生的《戰國楚系形聲字研究》，許文獻先生的《戰國楚系多聲字研究》（碩），方勇先生的《戰國楚文字中的偏旁形近混同現象釋例》（碩）等。期刊論文主要有羅運環先生的《論楚文字的演變規律》，董琨先生的《楚系簡帛文字形用問題》，曹錦炎先生的《從竹簡本<老子 >、<緇衣>、 <無行>談楚簡文字構形》，李運富先生的《從楚文字的構形系統看戰國文字在漢字發展史上的地位》，李天虹先生的《楚簡文字形體混同混訛舉例》，李守奎先生的《略論楚文字與小篆的關係 ——兼論依<說文 >部首編著的古文字編的體例》，林清源先生的《新舊交替——論楚國文字構形的時代特徵》，許文獻先生的《先秦楚系文字聲符替換結構初探—— 分類之一“非屬同一諧聲系統之共時性同字異構例》、《先秦楚系文字聲符替換結構初探》等。林宏明先生的《戰國中山國文字構形研究》將中山國文字與侯馬盟書、戰國三晉系銅器文字、傳世字書（《說文解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相比較，分析總結了中山國文字的構形特點[36]；秦漢文字形體研究的相關論文主要有黃文傑先生的《秦至漢初簡帛形近字辨析》、《秦漢時期形聲字音近聲符換用例析》、《秦漢時期形聲字義近形旁換用現象考察》、《睡虎地秦簡文字形體的特點》，張世超先生的《戰國秦漢時期用字現象舉隅》，謝光輝先生的《秦文字形體研究》，林欽娟先生的《<石鼓文>：秦系文字構形演化發展的樞紐》，郝茂先生的《秦簡新構字論析》等。專著有杜忠誥先生的《說文篆文訛形釋例》。

第二，各類專題研究成果說明古文字構形研究正在不斷地走向深化。

1、字體演變研究

上文我們提到，裘錫圭先生的《從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談關於古隸的一些問題》是較早利用古文字資料進行字體研究的成果。他注意到馬王堆一號漢墓“遣冊”上的文字在書體上具有隸書的特點，但有相當一部分跟篆文還很接近，還出現不少草書式的寫法。通過研究，他認為隸書是在戰國時代秦國文字的簡率寫法的基礎上形成的，古隸又發展出草書。[37]這一結論打破了千百年來一直以為隸變發生於小篆之後的錯誤觀念。裘先生在《文字學概要》一書中對隸書的形成和發展作了進一步的闡述。[38]他明確指出隸書形成于戰國晚期，是在戰國時代秦國文字俗體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同時他認為戰國時代六國文字的俗體也有向隸書類型字體發展的趨勢。[39]1991年，趙平安先生完成了他的博士學位論文《隸變研究》。該文以西周、秦漢金文、秦陶文、秦漢印文、秦漢石刻文字、秦貨幣文字以及秦至漢初的簡帛文字等出土文字資料作為研究的依據，得出“隸書產生于戰國中期”的結論。同時他還分析了隸變的外因和內因，探索隸變的規律，指出隸變不是突變，而是漸變。[40]同年，叢文俊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隸書研究》也通過了答辯。與趙平安先生的研究相比較，叢先生則重于分析隸書字形，說明隸變與文字簡化、偏旁分化、偏旁混同之間的聯繫。 [41]

陸續出土的戰國及秦漢簡帛文字資料，為隸變研究提供了新的起點。臺灣學者陳昭容先生的《隸書起源問題重探》認為戰國中期簡率的刻劃文字與隸書起源有關。談隸書的起源與發展，必須東西土文字同時考慮，就隸書風格而言，戰國東西土都有相同的經歷。就隸書的結構而言，基本上是在秦文字俗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東土簡牘文字在結構上與秦相異的部分，在文字統一過程中被約定俗成的罷除了，漢代隸書結構與秦隸接近的原因在此。在隸書發展進程中，“吏”起過整理作用。[42]劉鳳山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隸變研究》（2006）也對“隸變”問題再作檢討。他指出：“隸變”不僅發生在戰國秦文字中，楚文字的隸變也很明顯。他把隸變的過程分為萌芽（戰國中、晚期）、發展（秦、西漢早期）和完成（西漢中期到東漢中後期）三個階段，並細緻地描寫了各個階段的特點。[43]

邱瑩霓先生考察了齊系金文、陶文和璽文在年代、官私性質上所體現出來的書法風格與書體結構，並通過齊系文字的比較研究，整合齊系文字的書體結構和風格特徵。[44]林清源先生在對楚國金文書體風格的演變過程進行研究後認為：楚國金文的書體風格，從楚國立國直到春秋早期，仍然延續西周金文以來的傳統風格書體。大概是在春秋中晚期之際，最具代表性的美術風格書體逐漸形成，此一書體發展到了戰國早中期，線條佈局日趨精緻，並且出現錯金與加鳥蟲形部件的現象，是楚國金文美術書體的鼎盛時期。到了戰國晚期，美術風格書體的品質與數量都急劇衰退，代之而起的，則是草率風格書體，其字形往往解散篆體，破圓為方，表現出明顯的隸化傾向。[45]張曉明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春秋戰國金文字體演變研究》分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戰國中期至戰國晚期四個階段對春秋金文字體的演變規律、特點以及原因作了考察。她指出：“春秋戰國金文字體演變，是漢字字體從篆體到隸體轉變的一個關鍵環節，是漢字系統內部矛盾運動的結果，是漢字結構發展與漢字字體演變共同作用的結果，是書寫便捷與字體規範之間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過程，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46]楊宗兵先生全面考察了秦出土文字材料，認為秦文字“草化”不僅完全屬於自然書寫狀態下的“ 草書萌芽”，而且與嚴格意義的“狹義草書”相比已經相距不遠，對漢代草書的形成與趨於成熟具有“導源”意義和“示源”作用。[47]于麗萍先生在《漢字構形的發展與字體的演變》一文中闡述了漢字構形的發展和字體的演變之間的關係，認為古文字向今文字過渡的 主要原因是漢字構形系統的發展成熟。而今文字階段字體的發展演變破壞了漢字的構形理據，影響了構形系統的平衡 ，使構形系統不斷地進行調整以實現新的平衡。[48]

繼馬國權先生的《鳥蟲書論稿》之後，陸續有學者將鳥蟲書作為字體的一種進行書體研究。如林素清先生的《春秋戰國美術字體研究》、董楚平先生的《金文鳥篆書新考》，叢文俊先生的《鳥鳳龍蟲書合文考》、嚴志斌先生的《鳥書構形簡論》等。

2、訛變與訛混

文字形體訛變問題在這一時期得到更加深入的研究。季采素先生分析了導致文字形體訛變的五個內因和三個外因。[49]林志強先生認為對訛變現象的研究應把眼光擴大到整個漢字演變過程，而不應只局限於古文字階段，並強調應結合漢字符號學來研究訛變現象。[50]古敬恒、李曉華兩位先生一方面從形近相混、字形的離析與粘連、誤形為音三個方面探討訛變的原因，另一方面追溯了訛變形體所折射出的文化意蘊。[51]沙宗元先生分訛變為有意訛變和無意訛變兩類，進而分析了古文字各個階段這兩類訛變的情況。 [52]魏宜輝先生用大量字例論證了楚系簡帛文字形體中筆勢變化訛變、簡省訛變、增繁訛變、易構訛變、類化訛變、音化訛變等六種類型的訛變現象。[53]方勇先生細緻地分析了戰國楚文字中31組形近偏旁混同現象。[54]閆華先生梳理出“西”、“勺”、“百”、“夜”、“陵”、“歲”、“登”等字及與之相關諸字的訛變脈絡，並總結歸納了支配這些訛變現象的規律。[55]另外，上文提到的一些論著或博士論文中也論及訛變問題，如江學旺先生的《西周金文研究》、張靜先生的《郭店楚簡文字研究》、林清源先生的《楚國文字構形演變研究》、張傳旭先生的《楚文字形體演變的現象和規律》、林宏明先生的《戰國中山國文字構形研究》等。

從上述諸文來看，“訛變”與“訛混”、“變形音化”這三個概念還沒有得到嚴格的區分。如江學旺先生在《西周金文研究》的第三章“訛變”下分“獨體離析 ”、“形近混同”、“變形音化”三節；魏宜輝、林宏明、張靜先生也將“變形音化”認定為一種訛變現象。針對這一情況，劉釗先生在《談訛混》一文中對“訛變”與“訛混”的關係作了界定，他指出：“從廣義上看，‘訛混’與‘訛變’有相同之處，‘訛混’可以列為‘訛變’的一個小類。從狹義上看，‘訛混’與‘訛變’又有區別。‘訛混’與‘訛變’的區別主要表現在： 1、‘訛變’所指的構形因素可大可小，既包括獨立的字和偏旁的訛變，也包括筆劃的訛變，而發生“訛混”的構形因素基本是指可以獨立的字和構形偏旁；2、‘訛變’一般是指構形由一種形態向另一種形態的轉變，大都是不能逆轉的單向發展，而‘訛混’則不光有單向的發展，還有兩種形態之間的混用，有時是可以互換的雙向互動。”[56]關於“訛變”與“變形音化”的區別，我們可以從劉釗先生對“變形音化”所作的定義看得很清楚。他認為“變形音化”是人為的，有意識地對一個字的形體的一部分進行改造， [57]而“訛變”則是無意識的，發生訛變的形體可以是筆劃、偏旁，也可以是獨立的字。

3、雙聲符字研究

宋代鄭樵《六書略》[58]裏的“母子同聲”字指的就是我們現在所謂的“雙聲符字”。近代學者林義光在《文源》裏舉出二十四個“二重形聲”字。[59]雖然他沒有對其所謂的“二重形聲”下定義，但從他的具體說解中我們可以知道他所說的 “二重形聲”指的是兩個偏旁都指表音而不表義且兩個偏旁音同或音近。裘錫圭先生稱這類字為 “兩聲字”，[60] 何琳儀先生名之曰“雙重標音”，[61] 袁家麟先生則稱之為“純雙聲符字”。[62]劉釗先生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中把雙聲符字（該文稱為“雙聲字”）納入古文字構形學的研究範疇，並作了較為周密的定義：雙聲字是指一個形體的兩個構形因素對於所記錄的詞來說都是標音的聲符，而沒有形符、意符或其他別的成分。[63]陳偉武先生對這個問題進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他在《雙聲符字綜論》一文中，將雙聲符字分為兩類，一類是純雙聲符字，另一類是在形聲字基礎上加注聲符而形成的。在考辨一些字例的基礎上，他還闡明了雙聲符字的結構原理、雙聲符字與形聲字的關係、雙聲符字內部兩個聲符的語音聯繫等問題。[64]許文獻先生的碩士論文《戰國楚系多聲符字研究》第四章《同取型多聲符構形》分“雙重標音例 ”和“形聲標音例”兩節，深入細緻地考察了十二例楚文字中的雙聲符字。[65]宋鵬飛在其碩士論文《殷周金文形聲字研究》中指出了一些殷周金文中的純雙聲符字例。 [66]黃麗娟先生在《戰國多聲字研究》一文中也把雙聲符字納入其研究範圍，指出了七例雙聲符字及其來源。[67]黃天樹先生在《殷墟甲骨文“有聲字”的構造》一文中指出了甲骨文中的雙聲符字 “”、“”、 “”、“”等。[68]

4、飾筆

清代學者王筠最早注意到文字中有些筆劃並不表意，而是起著文飾的作用。他在指出：“古人造字，取其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已。沿襲既久，取其悅目，或欲整齊，或欲茂美，變而離其衷矣。此其理在六書之外，吾無以名之，強名曰文飾焉爾。”[69] 唐蘭 先生在《古文字學導論》中討論到文字的增繁現象時曾指出：“凡垂直的長畫中間常加“”， “”又引為“ ”，間或為 “”； 前綴是橫畫的，常加一畫或“”；字末常加“”， “”又加 “”；凡有空隙的字，常填以“”” [70]這其實就是我們所謂的飾筆。湯余惠先生在《略論戰國文字形體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談到“起輔助性作用的點” 這個問題時說：“戰國文字基本形體之外的點，多半用為飾筆，具有裝飾美化的作用。點飾無論其形式如何，均與文字的基本構形無關。”文中除了討論了“一”、“”、 “”等一般飾筆外，還介紹了齊、燕、楚三系文字中的特殊飾筆。楚文字中有一種狀似垂露的飾筆，如楚王酓 盤“王”字作“”；燕文字中有“鶴頭書”，如燕璽“秦”字作“”（古璽彙編3853）；齊文字有尾形飾筆，如陳喜壺“族”字作“”。 [71]何琳儀先生對戰國文字中的裝飾符號（飾筆）作了進一步的歸納整理，指出單筆裝飾符號和複筆裝飾符號各六類。 [72]

劉釗先生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中把飾筆納入古文字構形學體系，進行專題性研究。首先他對“飾筆”作了嚴密的定義：飾筆，又稱裝飾筆劃、羨畫、贅筆，是指文字在發展演變中，出於對形體美化或裝飾的角度添加的與字音字義都無關的筆劃，是文字的羨餘部分；其次，他以“萬”、“”、“禹”、“禺”、“是”、“其”、“奠”、“典”、“甚”、“廷”等字為例，揭示了飾筆在文字符號化過程中的演變軌跡。同時，他還歸納出甲骨文中七種主要飾筆，並舉了 60對甲骨文字例；再次，他指出了“飾筆”研究對古文字考釋工作的重要意義，並在文中的許多考釋中加以強調；最後在第十四章“古文字構形演變條例”中他總結出二十一條關於“飾筆”的演變規律。[73]

張振林先生在《古文字中的羨符——與字音字義無關的筆劃》一文中對劉釗先生的研究作了充分的肯定。張先生考察了商、周、春秋、戰國一直到秦期間文字的發展及使用情況。他認為羨符（飾筆）是任何時候都存在的。在沒有統一用字標準時，它可以是裝飾、平衡美化的結果，也可能是偶然的筆誤，乃至積非成是。在政府和用字者的正字觀念不強的時候，羨符被看作有某種合法性的異體字。相反，則被認為是不合法的錯字。商代甲骨文的繁簡異體，主要是符號系統改進期間的表像，增添減少的筆劃，多數屬於與字音字義有關的象形或指事符號。從西周初到春秋中期，文字形體在外觀上主要是線條化和方塊化，未有明顯涉及裝飾美的傾向。春秋中期以後，形聲字在當時用字中的比重占了優勢，滿足了用字需要，於是在鐘鳴鼎食之餘，便有了使文字美化的特別追求，於是出現了蚊腳體、鳥蟲書、懸針垂露體等美術字體以及一些與構形字理無關的羨符。隨著羨符大量出現，還有形聲構字心理驅使下的偏旁濫用，在春秋後期到戰國中期，出現了一個文字繁化和異化的潮流。秦統一天下所推行的強力政策使得文字走向規範化。在隸變期間還存在飾筆、羨符，只是未規範的古文字的孑遺。[74]

趙誠先生將甲骨文形符分為象形性形符、示意性形符、類別性形符、關係性形符、文飾性形符五類。其中“文飾性形符”指的就是飾筆。他說：“（文飾性形符）沒有任何表義功能，只起文飾作用。”他認為“啟”、“啟”、“ 君”三字所從之“口”均為文飾性形符。[75]

湛玉書先生將文字羨餘現象分為字素羨餘、非偏旁構件羨餘、表意偏旁羨餘三類，又進一步指出文字羨餘現象的五種成因：為增強文字形體的區別性、為求字義表達的彰顯性、因文字類化、受民族心理文化因素的影響、因書寫習慣等而增加羨余成分。[76]

林宏明先生的碩士論文《戰國中山國文字構形研究》第二章第五節“裝飾”分析討論了中山國文字中的九種飾筆。[77]

5、借筆

清代學者王筠在《說文釋例》中所論的“兩借”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借筆”。他指出的“兩借”字例有“斎從示齊省聲，二字上屬則為齊”“兜之從 從皃省也，以兒屬為 ，以兒屬白為皃”“彖從豕省，一字兩借”“黎從黍省聲。此以禾子左右兩借也”等。[78] 當代著名學者于省吾、朱德熙、孫稚雛等先生在考釋古文字的時候都因為能識破借筆而獲得成功。裘錫圭、張政烺、李學勤、李家浩、陳世輝、林沄、張守中、張光裕等先生也都在各自的論著中運用借筆的原理考釋古文字。楊五銘先生在《兩周金文數字合文初探》一文中將合文分為借筆與不借筆兩種情況。[79] 陳煒湛先生在談到甲骨文中的合文時說：“兩字合文者占多數，單字合文較少見。多數不借筆，也有少數是借筆的。”[80]林沄 先生在《古文字研究簡論》中提到的“並劃性簡化”[81] 其實就是我們所說的“借筆”。何琳儀先生在《戰國文字通論》第四章第二節“簡化”中指出戰國文字借用筆劃、借用偏旁以及合文借用筆劃、合文借用偏旁的現象。[82]

吳振武先生的《古文字中的借筆字》是最早的關於借筆的專題性文章。他採用了楊五銘先生在《兩周金文數字合文初探》中所用的術語“借筆”，但吳先生所論的借筆除了合文中的借筆外，還包括單字借筆。“借筆”可以是借筆劃，借偏旁，也可以是借字。該文的第二部分是吳先生新釋的十個借筆字：“”（公子盂）、“”（君子）、“”（中昜）、“”（馬師）、“”（青中，讀作“精忠”）、“”（去）、“”（私庫）、“”（）、 “”（付臣）、“”（起）、“”（塚） 等。在文章的第三部分，吳先生在充分吸收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古文字中的借筆字作了較為全面的整理和考察，共有362例。在結束語部分，吳先生指出：“不僅古文字中有借筆，到了今隸和真書階段，仍會出現借筆。”他認為古人寫字用借筆，求簡是一個重要原因，但有時可能也有“玩”的意思。[83]

劉釗先生的《古文字中的合文、借筆、借字》在理論上對“借筆”作了進一步探討。首先他指出合文、借筆、借字三者相互包容，但又各有其不同特點。合文、借筆、借字是三種不同的現象，但又有聯繫。合文中常用借筆，借字與借筆在某種意義上相似，都是古文字記錄語言時追求省便的一種變通方法；其次，他從定義上對合文、借筆、借字三者作了明確的區分。他指出：合文，又稱合書，是指二個或三個在詞序上相連的文字符號用或不用合文符號，相對緊湊地寫在一起的寫詞形式；借筆，又叫借劃、兼筆、共用筆劃，或稱省略重複偏旁。借筆是指一字本身或詞序相連的二個字之間共同佔有筆劃或偏旁的古文字構形方法；借字又稱重文，是指一個獨立形體用借字符號或不用借字符號重複一次記錄功能的寫詞方法；再次，將“借筆”作為一種獨立的古文字特殊構形方式與合文、借字區別開來，指出其性質和特點：借筆要求合文借筆的二個字詞序必須相連，不論二字借筆還是單字借筆。借筆的雙方相鄰的筆劃或偏旁必須相同或相近。借筆是古文字為書寫簡便而產生的一種變通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還有裝飾化的意味。[84]

林清源先生把借筆作為文字簡化現象進行研究。他認為“借筆”一词 的語意稍嫌含糊，所以改稱“共用部件”。林先生考察了楚國文字中的共用部件現象，指出五例單字共用部件和四例合文共用部件。[85]

6、變形音化

變形音化是指文字受逐漸增強的音化趨勢的影響，將一個字的形體的一部分，人為地改造成與之形體相接近的可以代表這個字字音的形體，以為了更清楚地表示這個字字音的一種文字演變規律。變形音化大都是將原為象形字或會意字的形體改造為形聲字。變形音化具有訛變的性質，但與訛變又有不同，它的改造過程具有人為的有意識的因素。 [86]

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唐蘭先生就已經注意到這一現象。他指出：“把物形的某一部分直接變作聲符，應作為‘聲化’的一類。 ”[87] 裘錫圭先生在《文字學概要》、《釋“勿”“發”》、《說字小記》等文中也談及這個問題，他指出：“在漢字發展過程中，把合體表意字的一個偏旁略加改造，使之轉化成聲旁，從而把原來的表意字改變成形聲字的現象，是頗為常見的。”並舉“何”、“昃”、[88] “悤”、[89] “羞”、“弦”[90] 為例。李新魁先生也曾指出漢字因隸變造成的聲化現象，並稱之為“聲符化”。他說：“有些字本不是形聲字，但其中的某一部分偏旁，經過隸變以後，變成與整個字音相近或相同，人們遂把這個字看成形聲字，把該偏旁說成是聲符。從後代研究者的立場來觀察，這樣的偏旁是從非聲符變成聲符，這樣的現象叫做‘聲符化’。如亭字，字下部的‘丁’本像亭柱矗立的形狀，但後代把它寫成丁字，丁與亭的讀音相同（或相近），所以《說文》說亭字從丁聲。這樣，亭字就從象形字變為了形聲字，‘丁’聲符化了。”[91]張桂光先生認為這類現象是因漢字表音化趨勢影響造成的訛變。如“敄”，金文作 “”，象以手持棍打擊戴羊角帽的人，會欺侮之意。因為字與“矛”音近，“”又與“”形似，戴羊角帽的人便訛為聲符“矛”了。其他如“”變從今聲，“胄”之變從由聲，“良”之變從亡聲，“皇”之變從王聲， “” 之變從矢聲等。[92] 何琳儀先生在《戰國古文字典》中也指出一些古文字中的聲化現象。如甲骨文“”字作“”“”，從攴，從丰 或從木，會擊植物果實使其坼裂之意。或作“”，左上聲化從來。西周金文“巠”字作“”，戰國齊陶“巠”字作“”，聲化從聲。[93] 趙平安先生在《漢字聲化論稿》中所指的聲化現象只有“經由訛變的聲化例”屬變形音化。如“ 幸”，甲文象枷鎖之形，到小篆形體分裂成“大”和“”，其中的“大”被聲化；“甬”，“甬”、“用”一字。金文“甬”為鍾即鏞之象形。後來繁體變成“甬”，簡體變成“用”。“甬”的下部被聲化，等等。[94]在《漢字形體結構圍繞字音字義的表現而進行的改造》一文中，他也指出一些變形音化例，如“鬯”變從亡聲，“壺”變從古聲，“寐”變從未聲，“幹”變從干 聲等。[95]

以上諸位先生對變形音化現象的指稱雖然不同，但實質上是一樣的。他們指出了現象，卻未能上升為理論，因此還不是自覺的研究。劉釗先生是第一個把“變形音化”提升為一條重要古文字演變規律並較為系統地加以研究的學者。他為變形音化現象作了概念上的界定並舉出大量的例證說明“變形音化”是普遍存在的，而非偶然現象。

經過十餘年的檢驗，“變形音化”作為古文字構形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已為古文字學界普遍接受。如魏宜輝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楚系簡帛文字形體訛變分析》設專節《變形音化訛變》，江學旺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西周金文研究》和張靜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郭店楚簡文字研究》都設有《變形音化》專節，馮勝君、陳劍等學者也在他們的研究中採用“變形音化”這一術語。

7、同形字

陳煒湛先生是最早把“同形字”作為專題進行研究的學者。他對甲骨文中的異字同形現象作了考察，指出“下入”、“女母”、“臣目 ”等二十二組例證。他認為異字同形現象應該排除假借字和“古本一字後世孳乳而分為二字”者。甲骨文之所以存在異字同形現象，其原因有四：字形省簡、異體字的存在、意義上的聯繫、文字演變的歷史因素等。[96]姚孝遂先生認為異字同形是文字在其孳乳分化過程中的一種形體交叉現象。同字異形和異字同形是相對立而存在的，它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沒有同字異形，就不可能有異字同形，絕對的異字同形是沒有的。另外，兩個形近字的偶爾混同不能看作是異字同形。[97]裘錫圭先生按照同形字在結構或形體上的特點把它們分成四類：文字結構性質不同的同形字、同為表意字的同形字、同為形聲字的同形字、由於字形變化而造成的同形字。[98]陳偉武先生對戰國秦漢文字資料中出現的同形字進行梳理，認為簡化、繁化、訛變、書寫形式等都可能造成異字同形。戰國秦漢同形字常見於同時同地，保留了早期漢字的特點。此外戰國秦漢同形字還具有地域性和時代性。其時代性依然受漢字發展規律的制約，這個時期的許多訛體、簡體、繁體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後來在漢字體系中往往被分化、清理，與它們相對應的同形關係也隨之消失。[99]施順生先生在陳煒湛和陳偉武兩位先生研究的基礎上重新探討了甲骨文異字同形現象產生的原因，認為原因有四：1、造字之初即已同形；2、因同源分化而產生的；3、合文後與其他字同形；4、在形體上產生簡化、繁化、異化等各種變化，而與另一字同形的現象。施先生還補充了四組甲骨文中的異字同形例：（報甲）與田、寅與交、午與十、災與用同形。[100] 蔡信發先生對《說文》中的形聲字同形異字例作了研究。[101] 許錟輝先生整理出《說文》中的同形字27組，並將它們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同形同字，第二類是同形異字；第三類是因《說文》版本不同，中有形誤，或許慎釋形有誤，以致看似同形，實乃異形，並非同形字。[102]詹今惠先生的碩士學位論文《先秦同形字研究舉要》對始見於甲骨文、兩周金文、戰國楚簡、戰國楚簡之部件、不同書寫材質中的三十組同形字進行了詳細的考察。他認為先秦時期出現同形字的成因有字形同源，字形繁簡、形訛和構字本義不同，字形偶然相同三種。[103] 楊郁彥先生將甲骨文中的同形字分為同源分化之同形字、取象形近之同形字、形近相訛之同形字和依聲假借之同形字等五種類型。[104] 張新俊先生考察了上博楚簡中的文字同形現象，如“不”與“辛”、“甲”與“亡”、“火”與“亦”在上博簡中同形。[105]

8、類化

唐蘭先生在《中國文字學》中指出： “‘午’字寫成‘么’字的樣子，從午的‘禦’字，有的會從。‘十’字變成了‘甲’，‘戎’、‘早’、‘卓’等字都跟著改。‘二’字變成‘貳’ ，又省作‘弍’，後來就造出‘弌’、‘弎’二字。‘鳳皇’的皇變成‘凰’，‘煙熅’的煙寫作‘壹’，從吉，所以又造了從凶的‘’。凡同化的字，往往是由類推作用來的。”[106] 唐蘭先生所謂“類推”就是我們所要討論的“類化”，即一個字的形體變了，以它為形旁的一批字也會發生同樣的變化；同形旁的一批字往往因為其中一個字發生變化，其他的隨之而變；記錄雙音節詞的兩個字本來形旁不同，後來也趨同了。

王力先生認為群眾造字有兩個方向：第一是類化法，第二是簡化法。類化法通常是按照形聲字的原則，把沒有形旁的字加上一個形旁。例如“夫容”加成“芙蓉”。有時候是形旁不明顯，就再加形旁，如“果”加成“菓”，“梁 ”寫成“樑”，“岡”加成“崗”、，“嘗”寫成“嚐”。最容易類化的是雙音詞。群眾感到雙音詞是一個整體，形旁應該取得一致。於是“峨眉”加成“峨嵋”，“昏姻”加成“婚姻”，“ 巴蕉”加成“芭蕉”，等等。有些字雖然都有形旁，但不一致，於是也改成一致，如“蒲桃”改成“葡萄”。甚至有時候改得沒有什麼“道理”，如“鳳皇”改為“鳳凰”（“鳳”，從鳥，凡聲）。[107]王力先生用了“類化”這個術語，但從他的論述過程來看，只有“峨眉”加成“峨嵋”、“昏姻”加成“婚姻”、“巴蕉”加成“芭蕉”這一類與我們所說的“類化”性質相同。另外，王力先生沒有對“類化”這個概念作出明確的界定。

沃興華先生在《類化字及其訓詁法》一文中討論了古代漢字中，上下文字的形體類化的問題，認為類化字是指通過加旁或更旁來與上下文形體保持聯繫的異體字。類化有四項規則：上下文有主謂關係、動賓關係、偏正關係、並列關係等。[108]在文中，沃先生雖然舉了一些甲骨文、金文中的例子，但多數還是出自典籍。

率先對古文字中的類化現象進行專題研究的是劉釗先生。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古文字構形研究》中，他指出：“類化，又稱‘同化’，是指文字在發展演變中，受所處的具體語言環境和受同一文字系統內部其他文字的影響，同時也受自身形體的影響，在構形和形體上相應地有所改變的現象。這種現象反映了文字‘趨同性’的規律，是文字規範化的表現。”他把古文字中的類化現象分為兩類：一類是文字形體自身的“類化”，另一類是受同一系統內其他文字影響而發生的類化。在文中劉釗先生考辨了50組古文字中的“類化”例。 [109]

林清源先生在劉釗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對楚系文字中的類化現象進行了的考察。他把楚系文字中的類化現象分為自體類化、形近類化和隨文類化三種。形近類化又分個別形近類化和集團形近類化。經林先生指出的類化例有17組。[110]臺灣還有不少碩博士學位論文對古文字中的類化現象進行專題研究的，如徐再仙先生的《吳越文字構形研究》、沈寶春先生的《春秋金文形構演變研究》、黃聖松先生的《東周齊國文字研究》、林宏明先生的《戰國中山國文字研究》、徐筱婷先生的《秦系文字構形研究》、陳立先生的《戰國文字構形研究》，等等。

黃文傑先生對戰國文字中的類化現象進行了探討，指出11組類化例。他認為類化現象多出現在俗體文字之中。類化的場合一般是一個詞，也可以是一個字內部、一個片語、一個句子，甚至是一段話，凡有接觸性的語言環境都可能出現類化。類化是一種有意識的行為，因此不能以文字錯訛現象解之。[111]

9、同源字

在過去的相當長時期內，同源字的概念被等同于同源詞。蔣禮鴻先生在《讀<同源字論>後記》對王力先生所謂同源字之名提出批評。他指出：“講訓詁，探求語源，如若不嚴格區分‘詞’和‘字’的概念，就會在實踐上產生若干難以解釋的麻煩，或自陷於矛盾。”[112]此後，陸續有學者試圖把語言學上的同源字（同源詞）與文字學上的同源字進行區分。如張興亞先生認為推尋漢字的同源關係必須抓住字形上的淵源關係。從同一字根孳乳出來的字是含有同一來源的字，就是有字形結構上的淵源關係的字，就是同源字，而不管它表示的詞是不是同源詞。

詞的同源關係不是確定同源字的基本依據。雖然許多同源字表示的是同源詞，但有的並不表示同源詞。表示同源詞的字不是同源字，音義皆近的字不一定是同源字。假借字表示同源詞。 [113]林沄先生在《王、士同源及相關問題》一文中認為“王”與“士”、“月”與“夕”、 “卜”與“外”本是一形多讀字，後分化為兩個形體相似的字，在字形上具有同源關係。 [114]林 先生在《古文字轉注舉例》中所舉的“女”與“母”、“鼻”與“自”、“主”與“示” 、“帚”與“婦”、“畢”與“禽”等也是同源字。[115]王蘊智先生在概念上對兩者作了區別。他指出“凡語音相同或相近，具有同一語義來源和分化的詞叫同源詞；凡具有同一形體來源和字形分化關係的字叫同源字。同源詞屬於詞義系統的問題，同源字則屬於字形系統的問題。”[116]對於同源字之間在語音、語義上的關係問題，王先生認為同源字之間的語音相同或相近，語義上也關係密切。他說：“對於同源分化字來說，其義或緣自本形，或借字寫詞，意義僅依附於音，或者形、音、義互有依託，不一而足。”“凡涉及到同源關係，不管是字還是詞，本初讀音基本上是相同或相近的。”[117]這與林沄先生的看法不同，林沄先生認為同源字之間在語音和語義上都沒有聯繫。郝士宏先生在其博士論文《古文字同源分化研究》中對同源字作了新的界定：同源字是指漢子在發展過程中孳乳分化來的一組在字義或構形上有意義聯繫的分化字。同源分化有三種途徑：語義引申引起的分化、事物命名的理據引起的分化和漢字表意特點引起的分化。同源分化可歸併為四種類型：“增加、減省、改易、形聲同取。同源分化方式在漢字不同階段也表現也出差異。在表意階段（西周早期以前）的主要方式是加注區別性符號、加注點劃、改變點劃方向、截除、省簡點劃、變體等方式，屬象形表意性；形聲階段的分化方式有在已有的文字上加注意符、形聲同取、替換等。除了理論上的探索，郝先生還考辨了50組同源字例。[118]杜永俐先生在《漢語同源字與同源詞》一文中認為討論同源詞，應該從詞的音與義出發，而討論同源字，則必須從漢字的本體——字形出發。凡由同一字根(通常是聲符) 孳乳出來的一組字叫同源字，具有共同的形體來源。同源詞則指語音相同或相近，具有相同的隱性義素的一組詞。兩者的關係表現為：（1）重疊關係，即同源字同時也是同源詞；（2）是同源字而非同源詞。即因同音借用而在一個聲符的基礎上孳乳產生的一組形聲字，它們是同源字，記錄的卻不是同源詞；（3）是同源詞而非同源字。[119]臺灣學者洪燕梅先生在其碩士論文《睡虎地秦簡文字研究》中考察了簡文中的同源字，如 “買”與“賣”、“直”與“值”、“ 知”與“智”、“為”與“偽”、“五”與“伍”等。 [120]程燕先生的《“豈 ”、 “”同源考》、師玉梅先生的《系、聯、等字同源》、王蘊智先生的《同源字例釋三組》等文則是關於同源字的考釋文章。

10、轉注

六書中的“轉注”一直是個紛爭不斷的論題。這一時期影響較大的是孫雍長的《轉注論》。他認為“建類一首，同意相受”的“類”即事類，“首”即“類首” 。“同意”即謂“轉注原體”與“類首”的旨趣相同，也就是“轉注原體字”所包含的某一語詞或意義與“類首”所代表的事類範疇相符合。“相受”即謂“轉注原體字”與“類首”的兩相結合，故所謂“轉注”，就是將“轉注原體字”轉移附注到“類首”上的一種造字法。[121]林沄先生以為轉注就是把記錄A語詞的表意字轉作記錄B語詞的表意字。轉注和假借一樣，都是原有字形的利用。使原字和轉注字分化的方法，有利用異體、添加點畫、加意符、加聲符等。[122]林小安先生則認為“轉注”是說字義從某一範疇的含義向另一範疇轉移，而注入了新的含義，即用引申義造字。[123]

第三，新的論題陸續出現，說明古文字構形學具有可拓展空間，生機無限。

1、糅合

侯馬盟書67：45片上的“獻”字作“”，吳振武先生認為這一形體的出現似應跟當時“獻”、“鮮”二字經常通假有關係。 “”可能捏合了“獻”、“鮮”二字。[124] 上博簡《孔子詩論》“害”字作“”（簡8），又作“”（簡7） “” （簡10）。馮勝君先生認為第7和第10號簡“害”字的形體是受了“”字的影響。吳振武先生進一步指出同樣寫法的“害”字，亦見於郭店楚簡《性自命出》，字作“”（簡61）。這種“害”字實際上是糅合了“”、“害”這兩個經常可以通假的字後形成的。其中間的“”部，既可看作是“害”字的頂部，也可看作是“”字的中部。這與侯馬盟書“獻”字從羊作“”正相似。[125]張新俊先生的博士論文《上博楚簡文字研究》在其師吳振武先生研究的基礎上設專節討論“文字的糅合”問題，指出上博簡中的文字糅合現象共三例，如《性情論》簡38“”字是糅合“慧”與“快”二字而成的[126] ，《周易》簡50 “”字是糅合了“”、 “紅”而成，《逸詩》簡1“”字也可以看成是把“幾”和“豈”兩個部分糅合在一起所成。[127] 金俊秀先生認為上博簡《曹沫之陣》簡42“”字是混合“”（馭）、“”（禦）而成的。他還歸納出文字糅合的三個條件：其一，糅合A、B而成 C，這時A、B的讀音一定要相同或密近；其二，當時任的書寫習慣上A、B二字常通假（但此項並非必須條件，實際上單純的同音字也可以糅合）；固然這也屬於雙聲字的範疇之一，但其與一般雙聲字不同的是：A、B二形結合時，結構上必有所省減。[128]

2、異體揉合

裘錫圭先生曾指出“”當是“”的變體，“”（）似是揉合這兩種寫法而成的。[129]張湧泉先生認為敦煌卷子中“紙”又或作“”，是把“紙”、“帋”熔為一爐了。[130]江學旺先生將這種現象稱為“異體揉合”。“異體揉合”是指將兩個或幾個(大多為兩個)異體字的不同部件揉合在一個構形單位(即字) 之中，從而構成一個新的異體字。他把這種新的異體字稱為“揉合體”。異體揉合必須具備這樣一個條件，即在“揉合體”出現之前，就已出現了參加揉合的兩個或幾個異體。古文字中由異體揉合而成的新字形大多是由三個部件構成。參加異體揉合的，可以是兩個表意字，也可以是兩個形聲字，還可能發生在表意字和形聲字之間。沒有相同部件的合體的異體字之間，一般是不會發生揉合現象的。如果是兩個獨體的異體字，即便字形相差很遠，也有可能被揉合。異體揉合不同於一般所講的“增加形符”和“增加聲符”。“增加形符”和“增加聲符”，從文字演變的過程來看，都只能有一種正確的字形分析，如“龏”字甲金文都從廾龍聲作“”，西周中期或作“”，也只能析為“龏”加“兄”為聲符。而異體揉合的結果，從表面看，卻可以作兩種不同的分析。例如“盨”字，西周金文中既有“從皿須聲”的“盨”，又有“從金須聲”的“”。那麼，西周晚期的“”，就不能簡單地析為“盨”加“金”，或“”加“皿”，而應當認為是前兩個異體揉合的結果。“異體揉合”從表面上看與“合文” 有相似之處，但它們有本質上的不同。“合文”是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大多為兩個) 字合寫在一起，使它們看起來好像只有一個構形單位，實際上卻記錄了兩個或兩個以上的 (大多是兩個)音節，應當讀成兩個(或幾個) 字。而異體揉合卻不能讀成兩個字，揉合的結果只是又增加了一個新的異體字而已。 [131]

3、錯別字

臺灣學者施順生在其博士學位論文《甲骨文字形體演變規律之研究》第二章第四節中把“錯字”作為甲骨文書寫時的特殊狀況進行專題研究。[132]裘錫圭先生在《談談上博簡和郭店簡中的錯別字》一文中對上博楚簡和郭店楚簡《緇衣》和《性自命出》進行互校，指出其中的錯別字。他認為上博簡《孔子詩論》中有一個過去釋為“坪”或 “塝”的字，很可能是“聖”字的誤摹。同時，他強調指出：“我們在釋讀楚竹書的時候，應該把竹書中有錯別字這一點牢記在心。如果遇到錯別字而不能辨明，就會無法理解或誤解文義。” [133]李零先生也曾指出：“過去，古文字學家對‘同音假借’和‘同義換讀’等正常現象注意比較多，而對錯字卻不大理睬，沒有注意它在文字考釋上的重要性和規律性（歷代都有這類問題）。簡帛文字的錯字分兩種，一種是因形體相近，偶爾寫錯；一種是我成為‘形近混用’，積非成是的合法錯字。這兩種錯字都要結合當時的書寫習慣去認定。”[134]張新俊先生認為在出土簡帛中不大適合用“別字”這個概念，主張以“錯字”名之。他以楚文字中的“龜”、“黽”為例，認為類似這種涉及楚人用字習慣的情況不能看作“錯字”，又以“名 ”和“明”為例，說明這類由於偏旁混同造成的錯誤，不能視為“錯字”。他把錯字分為“壞字 ”、“抄手筆誤”、“形近而誤”三種情況，並指出造成錯字的原因有：1、底本本來存在錯誤；2、由於文字國別的不同，在傳抄過程中造成的誤寫；3、文字類化造成的誤字。[135]

4、字跡研究

字跡研究一開始是與甲骨文斷代相聯繫的。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董作賓先生提出的十項斷代標準中“字形”和“書體”就跟字跡有關。當代學者李學勤、彭裕商、黃天樹、林沄等先生提出的卜辭分類依據的也是字跡。張世超先生的博士論文《組卜辭字跡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對甲骨文組卜辭的字跡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張先生所謂的“甲骨字跡”是從甲骨刻辭的整體著眼，除字形與書體風格外，刻痕、行款佈局、記事的書面語言形式等可以反映刻寫活動特徵的考察內容都包括在內。他從個體特徵、群體特徵與綜合特徵，意識規律與下意識規律、字跡佈局與契刻時序等方面對組卜辭字跡進行了考察。考察和鑒定的內容包括文字佈局習慣體系、刻寫動作習慣體系（書體風格、字形結構、字的方向）和書面語言習慣體系（謙辭、特定部位上的刻辭用語、虛詞、用字現象、合文）三個方面。通過對組卜辭字跡的鑒定、規分，在甲骨斷代上論證了組大字是殷墟年代最早的甲骨刻辭，證明了組大字的肥筆類（文中的NS₁字跡）和類（文中的NS₂字跡）是基本同時供職的兩個刻手所刻，進一步精確界定了組小字的A類（文中的NS₃字跡）和B類（文中的NS₄字跡），並論證了A類的刻手師承組大字類， B類的刻手師承組大字的肥筆類，兩個刻手也是基本同時供職，且互有影響。字跡研究為今後的甲骨斷代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新的研究方法。李儒松先生的碩士論文《郭店楚墓竹簡字跡研究》按字跡特點將郭店楚簡分為五類：第一類包括《老子》甲、乙、丙三篇，《太一生水》；第二類是《魯穆公問子思》、《窮達以時》、《緇衣》、《五行》、《語叢四》；第三類為《語叢一》、《語叢一》、《語叢三》；第四類有《忠信之道》、《唐虞之道》；第五類是《性自命出》、《成之聞之》、《尊德義》、《六德》。他還根據字跡特徵重新編聯了《語叢四》。[136]

與此相關的研究還有許學仁先生的博士學位論文《戰國文字分域與斷代研究》。他通過探尋先秦書風的流變以及戰國時期各國關係文字的結體特點對戰國文字進行分域和斷代研究。[137]王帥先生的碩士學位論文《西周早期金文字形書體演變研究與斷代》[138]、張懋鎔先生的《金文字形書體與二十世紀的西周銅器斷代研究》[139]則是把書體研究與銅器斷代結合起來，互相印證。

    林清源先生在《新舊交替——論楚國文字構形的時代特徵》一文中選取楚文字中的“金”、“阜”、“貝”、“壽”等十八個例字，觀察它們的各種構形，將之區分為舊體和新體兩類，並進一步考證新體形成的年代，以及新舊二體變遷的時程。最後再運用那些時代印記比較鮮明的新體，斷定“羅高之官壺”為戰國中晚期的楚國器。林先生稱這種研究方法為“標準構形研究法。”[140]

這一時期有關古文字構形的文章還有林沄先生的《先秦古文字中待探索的偏旁》，陳偉武先生的《同符合體字探微》，陳初生先生的《古文字形體的動態分析》，孫雍長先生的《漢字構形的心智特徵》（上），張希峰先生的《古文字形體分化過程中的幾個問題》、《簡論古文字形體的分化形式及其相互補足和運用》，叢文俊先生的《論古漢字形體的聯想特徵與組合原理》，張亞初先生的《古文字源流疏證釋例》，呂瑞生先生的《論異體字例及其運用》，鐘柏生先生的《秦以前古文字中文字部件“一”的來源及其演變》（上）， 許進雄先生的《判定字形演變方向的原則》，吳振武先生《古文字中的“注音形聲字”》，許錟輝先生的《形聲字聲符表義釋例》，江學旺先生的《<說文解字>形聲字甲骨文源字考》，李海霞先生的《形聲字造字類型的消長——從甲骨文到<說文>小篆》，馬育良先生的《關於漢字早期形聲化現象的再認識》，王建民先生的《從馬王堆醫書中的俗字看漢字形聲化》，孟廣道先生的《聲符累增現象初探》，殷寄明先生的《形聲字聲符新論》，孫雪英先生的《試論古文字階段形聲字形符的演變》，徐莉莉先生的《論<馬王堆漢墓帛書>（肆）的聲符替代現象及其與古今字的關係》，費錦昌、孫曼均先生的《形聲字形旁表義度試探》，曹先擢先生的《漢字的表意性和漢字簡化》，吳九龍先生的《銀雀山漢簡中的古文、假借、俗省字》，陳煥良先生的《從<說文>看繁簡字的關係》，馬海江先生的《試論象事造字法的構形特點》、《古漢字中象事造字法構形特點新探》，鄭春蘭先生的《從甲骨文看<說文>或體》，張明海先生的《反形字淺論》等等。

                        四 結語

綜上所論可見，學界在古文字構形學理論體系的建設上可謂成績斐然。既有對古文字本體的研究，也有斷代的平面的描寫，還有縱貫漢字史的探索。較之前一時期的研究，無論是在思想上，還是方法上都產生了質的飛躍。這顯示著古文字構形研究在理論上正在走向成熟，但這並不意味著古文字構形研究已經無事可做。它還具有廣泛的可拓空間。劉釗先生在《古文字構形學》一書中對此作了展望。他認為今後的古文字構形研究在資料和理論兩個方面都應該加大力度。在資料方面：第一，應該加快各種字編或字形庫、檢索系統的編輯出版。字編、字形庫、檢索系統的內容可以是收錄某一宗資料的，也可以是收錄某一類資料的，或是收錄某一時期資料的；第二，編輯出版古文字字形大全和古文字偏旁譜；第三，編輯古文字考釋的發明史，確定每個字的正確考釋者和考釋時間，總結正確考釋所使用的方法；第四，進一步深入進行對各類古文字資料《詁林》的編輯；第五，編寫《古文字論著書目解題》或《古文字論著書目提要》，對現有的所有古文字研究的論著進行編排並進行提綱挈領式的說明；第六，編寫古文字通假字典和《古文字訛混字典》。在理論方面：第一，編寫《中國古文字學史》；第二，編寫《古文字基本形體演變譜系》，將所有古文字基本形體按其發展脈絡進行排譜，描寫並分析其發展變化的過程、規律；第三，進一步對不同地域、不同依附材質的大宗古文字資料進行構形分析，從而更全面地觀察現象、歸納問題、找出規律，總結出理論。[141]

除此之外，古文字構形和上古音研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劉釗先生曾強調指出：“以科學的文字符號觀來認識文字，始終以符號的眼光來看待文字，重視聲音在文字孳生與分化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是正確考釋文字的關鍵。漢字在發展演變中，其許多形體上的變化是受語言的影響而以聲音為樞紐的，一個形體可以分化出一個或幾個形體，這種分化有時只有音的聯繫而無義的聯繫，只有正確地認識這種分化，才能對文字形體的發展演變取得科學的結論。”[142]因此正確認識語音在文字構成演變中的樞紐作用，從聲音的角度去探索古文字構形演變的規律，必將有新的創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