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水金關漢簡（伍）》月朔簡考年

(首發)

許名瑲

台北市立大學

《肩水金關漢簡（伍）》收錄簡號1969號，其中原整理者綴合100枚，近日又經學者姚磊、尉侯凱、雷海龍諸位先生將73號斷簡，綴合為31枚，[1]實際著錄簡牘1837枚。這批簡牘載有曆日者，凡451枚，532條。其中有明確紀年者124枚，以新莽時46枚最多，其居攝時亦有15枚，其次為成帝時33枚。最早紀年為昭帝元鳳六年（前75年）；簡73EJC:539“元鳳六年六月壬寅”，最晚者為和帝元興元年（105年）；簡73EJC:77B“元興元年”，紀年歷時百有八十年。居延、肩水地區出土漢簡，多屬公文書，相當比率載有曆日，然大部分未記年代，僅有少數明載紀年；亦有紀年簡殘斷，經綴合後方可恢復舊觀。另有一類非紀年簡，僅載月序及月朔干支，或月朔干支可推求得知，羅見今先生稱之為“月朔簡”， 這類簡牘多數可以確定其年屬，少數不得確定者，亦可提出若干年代供選擇、判斷。[2] 以下推擬《肩水金關漢簡（伍）》中十三枚月朔簡年屬。

漢代屯戍西北居延、肩水地區在武帝晩期之後，出土簡牘其年屬，主要集中在昭宣至光武建武初年，此為考年主要參照年限。由此上下年限向前向後延伸，亦有若干零簡殘牘或較完整簿籍簡冊，如A10瓦因托尼出土武帝征和年間廩食簡；著名的《永元器物簿》1930年在A27查科爾帖出土，為和帝年間遺物；屬其後年代則有甲渠候官漢簡Ｔ61.5A“永初五年三月”（111年），為安帝年間遺物。簡72EJC:79為72年金關遺址採集簡，同年採得簡72EJC:77A“元興元□ B元興元年”，其年屬在已刊三萬餘枚漢簡中主要時期之後。元興為和帝年號，和帝永元十七年四月廿三日丙午（105年5月24日），改元元興，十二月廿二日辛未（106年2月13日），帝崩，太子隆即皇帝位。明年，改元延平。我們將考察參照年限擴大至太初以來兩漢時期。

1.簡73EJF3:184A

　□年十一月癸亥朔壬辰居延守宰城倉守宰詡守丞習移肩水金關

簡首殘斷，所載曆日，佚失年號及年序。年字前今留年序數字末筆殘迹，原簡作，類二、三之末劃。十一月癸亥朔，則卅日晦壬辰，是月大。太初以來兩漢出現“十一月大癸亥朔”者，唯見于光武帝建武廿二年，合于簡文，為該簡唯一解，完整簡文曆日當作“建武廿二年十一月癸亥朔壬辰”（儒略日173 8239；47年1月16日）

2.簡73EJF3：300+548

月乙丑朔壬申延亭行連率事將屯偏將軍車騎都尉元以故張掖後大尉印  A面

……大在所酒泉右平郡……

……/掾宏史嚴書吏□      B面

 簡為姚磊先生所綴合。簡首殘斷，所載曆日，佚失年號、年序及月序。乙丑朔，八日壬申。由於月朔干支有31N±5年複現規律，[3] 僅賴“乙丑朔”此一線索，該簡可能年屬可多至無解。兩漢曆日出現“乙丑朔”凡八十六見，參照年限間亦可廿七見，如此，無由判定其年屬。當另闢蹊徑。簡文出現“張掖後大尉”，新莽時改稱“都尉”為“大尉”， 《漢書‧王莽傳》4103 - 5“改郡太守曰大尹，都尉曰太尉，縣令長曰宰。” “太尉”即簡文“大尉”。甲渠候官漢簡Ｔ59.339“始建國三年十月旦乘塞外盡亖年九月晦積三百   張掖延城大尉元丞音以詔書增欽勞□”；居延漢簡288.30 “一合檄張掖城司馬毋起日詣設屏右大尉府”，《漢書‧地理志下》1613-1“張掖郡”，下自注 ：“故匈奴昆邪王地，武帝太初元年開。莽曰‘設屏’”； B面“掾宏”，又見于簡73EJF3:180“[始建國天]鳳元年二月甲戌朔庚辰肩水候武謂關嗇[夫]   /掾宏令史□ ”、簡72EBS7C:2 “牒書其能不宜其官換徙十亖人  始建國五年二月庚戌朔乙亥張掖延城試守騎司馬=以近秩次行大尉文書事  丞  謂三十井聽書從事如律令  掾宏兼史詡書吏隆”。以上並證該簡為新莽簡。F3遺址出土簡牘636枚，伴出紀年簡51枚，其43枚屬新莽時期。則判定該簡為新莽簡，可信。新莽時期曆日出現“乙丑朔”者三見：1.始建國二年七月、2. 始建國天鳳二年八月、3. 始建國地皇元年十一月。以何者為是？ 《漢書‧王莽傳》4158-3“（地皇元年）二月壬申，……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該簡出現“偏將軍”之名，當在此之後，則其年屬以始建國地皇元年為是。復原其完整簡文曆日當作“始建國地皇上戊元年十一月乙丑朔壬申”（儒略日172 8679；20年11月12日）。

    3.簡73EJD:36A

年三月癸巳朔庚申肩水城尉奉世移肩水金關遣就家載穀給橐他候官 

三月癸巳朔，廿八日庚申。太初以來兩漢曆日出現“三月癸巳朔”者五見：1. 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2. 哀帝建平元年（6年）、3. 章帝章和二年（88年）、4. 靈帝光和四年（181年）、5.獻帝建安十七年壬辰（212年）。該簡于肩水都尉所屬橐他候官南部長駐地莫當隧採獲，同時採集簡牘391枚，[4]伴出紀年簡27枚，除6枚為宣帝元康年間，主要為元帝、成帝時期21枚。推定該簡年屬為元帝建昭二年較為可信。簡文“城尉奉世”，又見于簡73EJT3:109永光五年正月乙巳朔壬申肩水城尉奉世行”。 肩水城尉同名“奉世”，如為同一人，則可確定該簡繫年元帝建昭二年，並復原完整曆日作“建昭二年三月癸巳朔庚申”（儒略日170 8027；前年4月28日）。

    4. 簡73EJD:126

年三月庚戌朔

之謹移廄馬牛車名  

木簡首尾殘斷，所存曆日信息極少，僅有三月朔日干支。太初以來兩漢曆日出現“三月庚戌朔”者九見：1. 武帝太初三年（前102年）、2. 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3.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4.新莽始建國天鳳五年（18年）、5. 章帝建初五年（80年）、6. 安帝元初三年（116年）、7. 桓帝建和元年（147年）、8.靈帝熹平二年（173年）、9.. 獻帝建安九年（204年）。簡出橐他候官莫當隧，伴出紀年簡27枚，最早年代為73EJD:74“元康二年十一月戊戌”，最晚為簡73 EJD:68“陽朔四年九月丁巳朔己未”除6枚為宣帝元康年間，主要為元帝、成帝時期21枚。推擬本簡年屬為元帝初元四年（前45年），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新莽始建國天鳳五年（18年）可為參考年代。

5.簡72EJC:62

四月乙酉朔丙戌士吏□

簡出肩水金關遺址，為1972年所採集，《肩水金關漢簡（伍）》上冊彩色圖版及中冊紅外線圖版，簡號均誤植作“73EJC:62”。四月乙酉朔，二日丙戌。考索該簡年屬信息條件極其貧乏。太初以來兩漢曆日出現“三月庚戌朔”者五見：1. 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2. 新莽始建國天鳳四年（17年）、3. 光武建武廿四年（48年）、4. 章帝建初四年（84年）、5. 靈帝建寧五年（172年）。金關遺址出土漢簡牘一萬一千五百餘枚，年代最早為簡73EJT4:107“大初五年”，最晚為簡72EJC:77B“元興元年”。 1972、1973年採集680枚，伴出紀年簡38枚，年代最早為簡73EJC:539“元鳳六年六月壬寅”，  最晚為簡72EJC:77B“元興元年”， 歷時百又八十年， 分布極廣，但主要集中在宣帝五鳳元年至平帝元始四年間（前57年至4年），有34枚。推擬本簡年屬為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新莽始建國天鳳四年（17年）、光武建武廿四年（48年）可為參考年代。

6.簡72EJC:79B

二月大丁巳朔重春分戊午可食社稷己未血忌

□酉小時在辰……           

此為選擇類數術殘牘，木牘首尾殘斷，兩面書寫，首先考索其年屬。我們將考察參照年限擴大至兩漢時期。兩漢（含新莽時期）426年間，出現“二月大丁巳朔”者有六：

1. 文帝十五年（前165），下距67年；

2. 武帝天漢三年（前98），下距119年；

3. 王莽地皇三年（22年），下距31年；

4. 光武建武廿九年（53年），下距31年；

5. 章帝建初九年（84年），下距36年；

6. 安帝永寧元年（120年）。

上六者其間年距，符合“同月同朔干支”31N±5年複現曆理。[5] 何者為是，請看以下分析。簡文明言朔日“春分”，平朔寅正，春分必在二月建卯。兩漢期間出現“丁巳春分”者十見：

1. 武帝元光元年三月一日（儒略日167 2564；前134年3月26日），下距57年；

2. 昭帝元鳳四年二月三日（儒略日169 3384；前77年3月26日），下距23年；

3. 宣帝五鳳四年二月十六日（儒略日170 1784；前54年3月26日），下距57年；

4. 平帝元始四年二月十七日（儒略日172 2604；4年3月26日），下距23年；

5. 光武帝建武三年閏正月卅日（儒略日173 1004；27年3月26日），下距57年；

6. 章帝建初九年二月一日（儒略日175 1824；84年3月26日），下距23年；

7.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十五日（儒略日176 0224；107年3月26日），下距23年；

8. 順帝永建五年二月廿八日（儒略日176 8624；130年3月25日），下距57年；

9. 靈帝中平四年二月廿九日（儒略日178 9444；187年3月26日），下距23年；

10. 獻帝建安十五年二月十三日（儒略日179 7844；210年3月25日）。

以上分別推步朔日及春分，唯章帝建初九年二月大丁巳朔春分合于簡文，是為簡73EJC:79年屬唯一解。傳世文獻及年表所載章帝建初僅八年，何以出現“九年”? 蓋章帝建初八月廿日癸酉，改建初九年為元和元年。其明年二月四日甲寅（85年3月18日），始用《四分曆》此亦曆法史一大事也。若簡文載有紀年，則當為“（建初）九年”。平朔曆理，中氣在晦，其後月置閏；中氣在朔，其前月置閏，應閏之月無中氣，斗柄指兩辰之故也。建初九年二月丁巳朔春分，中氣在朔，則其前一月置閏，氣朔表確然如此。謹列建初九年(元和元年) 氣朔表如下，敬供核覈。

章帝建初九年(元和元年)天正子月入甲子統辛酉章第17年

太初上元積年　14 3314　 太歲在申

積月177 2567　　　　閏餘 17　閏年

朔積日5234 5435　　 小餘29

氣積日5234 5461　　 小餘3603

章帝建初九年(元和元年)甲申氣朔表

殘牘“丁巳朔”下具注“重”。重，重日也。巳、亥二日為重日，簡文“丁巳朔”下具注“重”日，合于曆例。《協紀辨方書》卷五：

《天寳歷》曰：重日者，以陽陰混合於亥，陽起于甲子而順，陰起于甲戌而逆，至巳、亥而同，故曰重日。其日忌為凶事，利為吉事。

《歷例》曰：重日者，巳、亥二日也。

曹震圭曰：亥為陰極之位，坤辟在焉。巳為陽極之位，乾辟在焉。是陽中陽而陰中陰也，故曰重。其日忌為凶事者，恐重犯也；利为吉事者者，宜再見也。

重日緣陰陽氣之順逆運行而盛衰交複于巳亥而制，與傳統因月日相重而制定節日，其來源因由不同。傳統重日節日如一月一春節，賀新正；二月二的春龍節，龍擡頭；三月三上巳節，修禊事；五月五端午節，賽龍舟；六月六天貺節，半年節，開天門；七月七七夕，牛郎織女相會；九月九重陽節，敬老登高，其來源亦甚早。程少軒先生曾以肩水金關漢簡73EJT 24:305+497+498A考定為《居攝三年曆日》毁棄殘簡，論“十八日”簡第六欄“甲午”日下曆注“重節”誤書而毁棄，推“重節”當具注于“二十四日”簡第七欄午月“庚午”下，考定為端午節最早文字記錄。[6]

三日“己未”下具注“血忌”。“血忌”是傳統曆書習見曆注神煞類目。漢簡數見，除該簡外，如敦煌漢簡1968B《永元六年曆日》“（閏十一月）十一日甲午破血忌天李”，[7] 甲渠候官漢簡T65.425和帝永元二年（90年）《六月曆日》“十八日丁酉滿血忌”，[8]　孔家坡漢簡《日書》簡397“血忌：春心，夏輿鬼，秋婁，冬虛不可出血或傷，必死。血忌，帝啟百虫口日也，甲寅、乙卯、乙酉不可出血，出血，不出三年必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漢簡《日書》簡73 “婁、虛是謂血忌，出血或傷死。” 肩水金關漢簡73EJT23：316“血忌：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午、子。”簡文完整記錄一年各月血忌忌日，程少軒先生曾將此及其他相關零、殘簡牘編聯復原一部《元始六年（居攝元年）曆日》簡冊。[9] 《協纪辨方書》卷十云：“血忌，忌針刺。”唐．韓鄂《四時纂要．正月》：“諸凶日：丑為血忌，不可針灸，出血。”書中臚列一年十二月血忌凶日：正月丑、二月未、三月寅、四月申、五月卯、六月酉、七月辰、八月戌、九月巳、十月亥、十一月午、十二月子。日人丹波康賴《醫心方》卷二《針灸服藥吉凶日》引《蝦蟆經》云“凡血忌日：正月丑、二月未、三月寅、四月申、五月卯、六月酉、七月辰、八月戌、九月巳、十月亥、十一月午、十二月子。十二日是血忌也，一名煞忌，一名禁忌，其日不可灸刺，見血，凶。”該簡及敦煌漢簡1968B、甲渠候官漢簡T65.425、肩水金關漢簡73EJT23：316所記錄血忌，均符合曆例。孔家坡漢簡《日書》簡397及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漢簡《日書》簡73則以值宿為血忌日。《醫心方‧鍼例法》：“針灸忌日，華他法云：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右日忌不可針灸治病也。”對于這種神祕主義稯辰神煞，東漢初王充即有評論。《論衡‧譏日》：

宅家言治宅犯凶神，移徙言忌歲月，祭祀言觸血忌，喪葬言犯剛柔，皆有鬼神凶惡之禁。”、“祭祀之歷，亦有吉凶。假令血忌、月殺之日固凶，以殺牲設祭，必有患禍。……實者，百祀無鬼，死人無知。百祀報功，示不忘德。死如事生，示不背亡。祭之無福，不祭無禍。祭與不祭，尚無禍福，況日之吉凶，何能損益？如以殺牲見血，避血忌、月殺，則生人食六畜，亦宜辟之。

《論衡‧辨祟》又云：

血忌不殺牲，屠肆不多禍；上朔不會眾，沽舍不觸殃。塗上之暴尸，未必出以往亡，室中之殯柩，未必還以歸忌。由是言之，諸占射禍禍祟者，皆不可信用；信用之者，皆不可是。

  □酉小時在辰。酉字前殘字原簡作： ，疑為“乙”字殘筆。《淮南子‧天文》：“斗杓為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 “小時者，月建也。” 《星歷考原‧月建十二神》：“從月建上起建，與斗杓所指相應。如正月建寅，則寅日起建，順行十二辰是也。”章帝建初九年二月十六日壬申穀雨，《漢書‧律曆志下》1005：“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曰清明。案：《太初曆》行用期間，“穀雨”相當于其後至今之“清明”。“穀雨”為天文月（星命月）辰三月節氣。二月廿九日乙酉，曆法月屬二月，但天文月已交辰三月節氣，故簡文云“乙酉小時在辰”。

7. 72EJC:205（削衣）

大六月壬子朔

　　月朔前著一“大”字，是否為標記月之大小？不可知也。若果為然，則太初以來兩漢曆日之出現“六月壬子朔”者兩見：1. 孺子嬰居攝二年（7年）、2. 光武建武十四年（7年）。兩者皆可能為該削衣年屬，然以前者可能性較高。光武建武八年之後，屯戍活動急遽衰敗，今出土是時簡牘零星散見。而王莽居攝及新時期，屯戍活動繁盛頻仍，今出土是時簡牘既夥，則該簡年屬以孺子嬰居攝二年較為可信。

7.簡73EJC:302

案程罪驗毋令姦人久放縱如律令  書以六月十八日甲午到

六月十八日甲午，則六月丁丑朔。太初以來兩漢曆日出現“六月丁丑朔”者五見：1. 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2. 宣帝甘露四年（前50年）、3.光武建武廿年（44年）、4.明帝永平十三年（70年）、5. 順帝永和二年（137年）、6. 靈帝建寧元年（168年）。六月十八日甲午，這種記日表述形式，在已刊漢簡牘中，武帝、昭帝時期未見，其較早年代出現于宣帝。如：敦煌漢簡1572“八月六日丁酉日不迹” 、簡1575“九月十二日[癸]酉日不迹”、簡1737“八月十日辛丑  莫□ 半□ 時  苣火從東方來 ”。八月壬辰朔，九月壬戌朔，推定三簡年屬為宣帝神爵四年（前58年）；居延漢簡43.11“八月三日丁未  日餔時表三通”， 推定其年屬為宣帝五鳳三年（前55年）。故推擬該簡73EJC:302年屬為宣帝甘露四年（前50年）。

8.簡73EJC:409

十月四日己巳復傳出□   已移

  十月四日己巳，則十月丙寅朔。太初以來兩漢曆日出現“十月丙寅朔”者七見：1. 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2. 宣帝元康二年 （前64年）、3.元帝建昭元年（前38年）、4. 光武中元元年（56年）、5. 安帝延光二年（123年）、6. 桓帝永興二年（154年）、7.靈帝光和三年（180年）。該簡除可推導月朔外，無其他線索足供考年，僅能以伴出紀年簡參照攷索，該簡可能年屬為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或元帝建昭元年（前38年），但無由判定何者確解。

9.簡73EJC:651

十一月戊午朔壬申氐池長東里□

 太初以來兩漢曆日出現“十一月戊午朔”者六見：1. 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2.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3. 新莽始建國天鳳三年（16年）、4.光武建武廿三年（47年）、5.安帝元初元年（114年）、6.獻帝建安十二年（207年）。簡出金關遺址，伴出紀年簡38枚，年代最早為簡73EJC:539“元鳳六年六月壬寅”，  最晚為簡72EJC:77B“元興元年”，但主要集中在昭帝元鳳元六年至平帝元始四年間（前75年至4年），有37枚。推擬本簡年屬為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新莽始建國天鳳三年（16年）或光武建武廿三年（47年）可為參攷年代。

10. 簡72ECC:11

……尉印十月十七日乙巳起一詣張掖府一詣酒泉府

簡72ECC:13

□一封六月十八日戊申起驛馬行一封六月十五日乙巳起一封六月十九日己酉起皆

□六月九日己亥起一封河南尹印章蒲繩解脫毋送起日有行三枚同

兩木牘年屬或當同年。十月十七日乙巳，則十月己丑朔。太初以來兩漢曆日出現“十月己丑朔”者五見：1. 元帝建昭二年（前37年）、2. 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3.章帝建初八年（83年）、4. 靈帝光和四年（181年）5. 獻帝建安十二年（207年）；六月九日己亥、六月十五日乙巳、六月十八日戊申，則六月辛卯朔。太初以來兩漢曆日出現“六月辛卯朔”者五見：1. 宣帝地節二年（前68年）、2. 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3.章帝建初八年（83年）、4.桓帝和平元年（150年）5. 獻帝建安十二年（207年）。成帝元延二年曆日與兩簡牘曆日同年內洽，且在參照年限之內，推定該兩木牘年屬為成帝元延二年（前11年）。

11.簡72ECC:43

□七月戊午朔戊寅

太初以來兩漢曆日出現“七月戊午朔”者五見：1. 成帝陽朔四年（前21年）、2. 光武建武十三年（37年）、3.明帝永平十一年（68年）、4.和帝永元十六年（121年）、5.獻帝建安二年（197年）。簡出A27查科爾帖，該地1930年嘗出土著名《永元器物簿》，為和帝年間遺物，則考索年限可下延至和帝永元年間。但簡文“七月戊午朔” 這種記日表述形式，使用代年屬較早時期。東漢時期記日表述形式如居延漢簡128.2A“九年十二月廿七日、永元十年正月五日”、130.8“九月十日癸亥、永元元年九月十四日”、252.3“十一年四月十二日”、552.3+4“十六年六月十七日”，異乎簡文“七月戊午朔”。伴出簡72ECC:27“□平五年九月十三日”“平”字前未釋字，原簡文作  ，疑為“建”字殘筆，建平為哀帝年號。前則簡72ECC:11、簡72ECC: 13，推定該兩木牘年屬為成帝元延二年。哀帝建平、成帝元延與成帝陽朔年代相近，故推擬本簡年屬為成帝陽朔四年（前21年）。

本文收稿日期爲2016年9月20日。

本文發佈日期爲2016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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