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政烺先生与古史分期

──与张政烺先生的另外两次谈话

王恩田

今年是张政烺先生百年诞辰，很早就想写篇纪念文章。主要是想对张先生九十华诞时我写的那篇祝寿小文做些重要补充。2012年4月28日，参加北京大学举办“考古90年、考古专业60年”庆典时，林小安先生找到了我，约我写篇纪念张先生百年诞辰的文章，正与愚意不谋而合，自然乐于应命。

我那篇祝寿小文主要内容是根据张先生与我的两次谈话以及所见所闻，对张先生离开北大一事的追忆[1]。我生性记忆力不强，进入老年以后尤为显著。时隔40年，有些事早已淡忘了。再加上1972年与张先生的那次谈话对我震动太大、印象实在太深刻了，以至于竟然忘记了1977年与先生更为重要的一次谈话。幸亏2005年寒舍装修，从尘封多年的一封家书中，看到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时在1977年3月，参加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中国陶瓷史编写会议。24日上午到故宫博物院看瓷片标本。下午趁会议间歇时间到张先生寓所拜见先生。先生告诉我说，为什么过去不写文章谈社会性质，主要原因是陈伯达和范文澜搞他。1952年北京市教育局长在北京市中学教师训练班上说：中央的意见，不准张再教书。后来翦伯赞又对他说，中央不准他编写全国高校通用教材《中国古代史》一书了。先生说这个“中央”现在知道是陈伯达和范文澜。因为他们是最反对农业公社及古代东方的。先生说，20多年来这些事从未对别人讲过。并说现在准备写一本书，全面阐述古史分期观点，但现在还不忙。

由于这封家书的缘故，使我联想到与张先生的另一次谈话。时间约在90年代早期。张先生与我参加中国秦文研究所组织的参观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馆藏的秦代琅琊刻石。事后俞伟超馆长留下张先生和我到他的办公室看历博新入藏的黄金五铢。并派车嘱我护送张先生回家。在先生家中又稍坐片刻。由于1977年的那次谈话中先生说准备写一本古史分期的书，当向先生提及此事时，先生表示已经放弃了原来的打算。我感到很惋惜，遂冒昧向先生建议：是否可以由先生主编，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志共同编写，如有可能，我也愿意参加。先生对此也予以婉拒。并告诉我胡庆钧先生正在做这一工作。后来才知道这就是由胡庆钧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早期奴隶制社会比较研究》一书。不过书中以“商人奴隶制”与希腊荷马时代和罗马王政时代相比较，其实这种比较并不具备可比性。按照恩格斯的意见，荷马时代的希腊和王政时代的罗马属于野蛮高级阶段，而殷商应属野蛮中期阶段。张先生《中国古代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是赞成恩格斯意见的。胡著恐怕还不能代替张先生所要撰写的古史分期著作。

张政烺先生为人真诚求实，对于1977年的那次谈话内容，我深信不疑。但对于消息来源则是有所考虑的。北京市中学教师中应该有张先生的学生，训练班上的谈话内容传入先生耳中，并不奇怪。但训练班上和翦伯赞两次谈到的“中央”就是陈伯达，应属于“机密”，张先生怎么会知道？但是当我看到中华书局标点廿四史和清史稿的“全家福”照片时，一切就都明白了。原来，那位北京市教育局长也在座。

张政烺先生被“调离”北大是一桩冤案，更是疑案，奇案。离奇得近乎荒唐。与张先生1977年的那次谈话显然是破解所有疑问的钥匙。虽然我在祝寿小文中提到过“像张政烺这样的人，就是不准他再教书”，但并不知道这话是1952年说的，更不知道出自陈伯达之口。但1972年张先生告诉我那句话是在北京史学会上说的，与1977年谈话中的地点不同。这有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甚至可以是不同的人传达“中央”的指示。而且在北京史学会上传达的时间应该早于1952年。因为只有这样理解，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952年中学教师培训班上的讲话之前的1951年11月，张先生在《历史教学》没有刊载完的《古代中国的十进制氏族组织》一文中所加的如下《附记》：

“本文原定计划还有：六、庶人和奴隶，七、结论，两节。现在因为要到中南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匆匆出发，没有时间整理。如果等到五六个月后再继续刊载非常不便，所以暂告结束，不尽之意将来另作专篇发表。”

这是一篇奇怪的难言之隐的声明。论文不同于章回小说，可以随写随登。论文理应杀青后再送出刊载。不可能“整理”多少，就发表多少。而且“土改”是临时的政治任务，与学术研究、论文发表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由于听到了名为“中央”实为陈伯达的指示，不会发生这种奇怪的事情。而且事实证明，如同张先生1977年所说：此后再也没写过古史分期方面的文章。《附记》中所谓“不尽之意将来另作专篇发表”的诺言，也只能遗憾地永无兑现之日了。显然，极有可能的是1951年张先生被送去搞土改，以及《十进制》没有刊载完的这篇论文都与陈伯达的指示有关。不仅如此，1952年院系调整时，一定有为落实陈伯达的指示，而把张先生“调离”北大的打算，才会有“北大历史系两位年轻教授（张政烺和周一良）不要离开北大”的“上级领导”的意见[2]。

把西周公社写进教学大纲，不过是迫害张先生的借口。真正的目的不是“调离”北大，而是“不准他再教书”。张先生对此早有思想准备。因此，当学生代表送大字报时，张先生已经有“我要是不能教书了”的预感 [3]，否则，如果真像外界所说的是由于北大历史系的“排挤”，是由于“不适合在北大教书”，那么完全可以把张先生“调”给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等其他高校，人家正求之不得呢。事实上，在“教育革命”之前，张先生早已被中国人民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负责指导研究生。而北大却偏偏不把张先生“调”给其他高校，而是“调”送给与“教书”毫不相干的中华书局。按照正常的调动程序，首先要由当事人张政烺先生向所在单位北大历史系提出请调报告，由用人单位向北大历史系发送商调函。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不是中华书局向北大历史系“商调”，而是北大历史系向中华书局“送调”。据说中华书局至今仍保存着北大历史系于1960年6月10日把张政烺先生赠送给中华书局的“商调函”[4]。谁能对这种反常的“调动”作出合理解释。

记不太准确，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陈伯达似乎来过北大。但是否讲过话，讲些什么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如果他确实到过北大，那么这与“调离”张先生一事不会是偶然巧合。但没有证据，也不便作更多的推测。相信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调离”张先生一事极大地损害了北京大学和北大历史系的声誉。北大和历史系也由此背上了“排挤张先生”的黑锅。但客观地讲，北大和历史系既是执行者，同时也是受害者。对身居高位的陈伯达的指示，哪个敢抗命不遵？

史学界可能知道张政烺先生是魏晋封建论者，但未必知道张先生是国内魏晋封建论者的第一人，未必知道张先生是由此而遭到打压迫害的第一人。如果不是1977年的那次谈话，更不会知道打压、迫害张先生的是陈伯达。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事情并未到此结束。不准教书，不准著书立说谈社会性质，张先生只能“降格以求”，“退而求其次”，另辟蹊径。中国科学院（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于1958年12月组建《中国历史文物图谱》课题组，任命张政烺先生为该书主编，张先生任组长。张先生受命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工作中，从编辑计划、编辑大纲、编制资料目录，到图书资料的采购、照相器材的制备、文物的拍照、资料的翻拍等等，事无巨细，先生都是事必躬亲，而且严格要求。1958年拍照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时，张先生不仅提出拍摄文物目录，而且对具体拍照文物的成像效果和冲洗底片质量，都严格把关，精益求精。共拍摄历博馆藏国家一、二级文物800件。在张先生组织领导下收集有关西藏历史文物照片约二三千幅上下。在三年灾害的困难时期，先生不畏艰难困苦，主动提出到全国各地收集拍摄文物的计划，经所领导批准，从1960年到1964年，近4年的时间，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度匮乏的条件下，带领全组人员跑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的陕西、河南等17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有关县市数十处，拍摄文物照片六七千张。有一位亲身参加《图谱》工作的成员，忠实地记录了《图谱》主编张先生和他的团队如何排除万难，艰苦卓绝地、出色地完成了国家交给的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5]。相信任何有良知的人读后都会为之动容、为之潸然泪下的。就是这样一个张政烺先生为之奋斗了后半生的《中国历史文物图谱》，却更换了主编，先生被迫退出。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实在经受不住这一突如其来地致命打击，从而身患脑疾，最终被夺去了生命。这难道符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吗？公平、公正、公理安在？为什么要这样做？谁能给草民一个说法？支持《图谱》工作的历史研究所尹达、侯外庐、熊德基几位所长和历史所其他领导，是会被载入史册的。打压迫害张政烺先生的陈伯达，历史已经做了结论。因更换主编而给张先生致命一击的决策者们，相信总有一天也会“彪炳青史”的。

                           2012年5月19日

    附录： 

“作为史学家，他的观点是魏晋封建论。当年，为这事，他丢过北大的教职。尚钺先生也是这种观点，同样受过委屈。尚先生去世后，他女儿找先生，先生帮她联系出版尚先生的遗著，但对往事，他却一个字都不肯说。我记得，1979年至1980年前后，俞伟超先生和郑昌淦先生打算编写为魏晋封建论翻案的论集，北京的学界中坚，很多都写了文章，俞先生请

先生作序，被先生谢绝，只好作罢，各自发表各自的文章。后来，我问先生，为什么他不肯出面支持俞先生，他说，这是他一生最伤心的事，他已发誓不再提起。在《我与古文字》中，他只说‘依我看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魏晋以下，至今我仍坚持这一看法’。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知道，他并没有后悔。”

           摘自李零《赶紧读书——读<张政烺文史论集>》，《书品》2005年第一辑

追记：

我在本文中说：“记不太准确，1959年国庆十周年时，陈伯达似乎来过北大。”韩信夫先生回忆证实，陈伯达的确来过北大。但不是1959年国庆十周年，而是1958年北大校庆六十周年。

据韩信夫先生回忆：

“反右以来，政治风云突变。1958年3月，北大召开万人‘双反’誓师大会。……

这年5月4日，陈伯达来北大，在校庆六十周年大会上讲话，点了马寅初的名字，说什么‘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7月1日，康生向北大师生作报告，提升了批马的调子。他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

在陈伯达、康生的点火和煽动下，一场声势浩大的批判马寅初校长的运动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校园的各个角落，甚至贴到了马老的住宅。……

1960年1月，马寅初校长被迫辞去了校长职务，随即离开了北大。”

 （ 摘自：韩信夫《深切的怀念》，《那时我们正年轻——北京大学历史系系友回忆录》，现代教育出版社，2007年4月）

与批判马寅初校长同时，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一夜之间，历史系批判张先生的大字报贴满了文史楼，并且安排学生代表给张先生送大字报。

1960年1月，马寅初校长被罢了官，离开了北大。几乎同时，张先生也于1960年6月10日被罢了教，“调送”给中华书局，离开了北大历史系。所不同的是陈伯达迫害张先生是从1951年开始的。直到这时，“像张政烺这样的人，就是不准他再教书”的陈伯达指示最终得以落实。

由此看来，我认为张先生的“调离”北大与陈伯达来北大有关的推断，得到了证实。陈伯达迫害张政烺先生的冤案、奇案、疑案，可以结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