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标点商榷一则

 ——兼论司马迁《春秋》论的结构

首发

陆平

南京市金陵中学

这里要讨论的是《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答壶遂问中的句子：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

多数《史记》整理本和文章选集都将其标点为一个长句，学者也常当作整句引用。这样就将整句理解为以“《春秋》”为主语的判断句，“王道之大者”成了对《春秋》作出的判断。宋代叶适由此批评司马迁的“粗浅”：“若《春秋》如是而为王道之大者，则《诗》《书》《礼》《易》岂不如是而为王道之小？”[2]《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六艺于治一也”，可知司马迁不独大《春秋》。《春秋》是阐明王道的，并不是王道本身。所以一些译文在最后一个分句补入了“这些”作为一个独立的判断句的主语：

《春秋》一书，上以宣明三王的真理（道），下以辨察人事的纪律，分别嫌疑，明晰是非，判定犹豫，表彰善人，痛斥恶人，尊敬贤人，贱视不肖，存留已亡之国，继续已绝之世，敝者补之，废者起之，这些都是实施王道的重大事项。[3]

但“这些”指代上文哪些内容，仍不明确。郭步陶、胡自逢在“人事之纪”后断句。[4]王洙、徐复观则在“贤贤贱不肖”后断句。[5]

我们同意将该长句断为两个判断句。前一个判断句是以“《春秋》”为主语，对《春秋》的性质进行判断；后一个判断句以“王道之大者”为谓语，解释“王道”的内涵。相同的语言组织方式在《太史公自序》中还有一处：“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把“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作为对《春秋》内容的概括，是毫无问题的。《春秋繁露·玉杯》云：“《春秋》论十二世之事，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6]《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承其说云：“（孔子）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7]置“王道”于“人事”前，与《太史公自序》一致。

“纪”，指纲纪，法度。《汉书?司马迁传》引“人事之纪”为“人事之经纪”。[8]《汉书?礼乐志》：“今幸有前圣遗制之威仪，诚可法象而补备之，经纪可因缘而存著也。”[9]这就明确了“人事之纪”是指人伦礼法。《礼记·曲礼上》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10]所以，“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 是承上句“下辨人事之纪”而言的，是指《春秋》因阐明王道和人伦而产生的效用。另外，《太史公自序》后文有“《礼》经纪人伦”，“《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亦可证“纪”为纲纪，而“明是非”属于《春秋》的性质。

“善善恶恶”，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公羊传》“善善及其子孙，恶恶止其身”为注。[11]东汉杨终习《春秋》，建初元年上疏云：“臣闻‘善善及子孙，恶恶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12]可知《春秋》学者将“善善恶恶”作为治世之道。《春秋繁露》认为“善善恶恶”是人之本性。《玉杯》云：“人受命於天，有善善恶恶之性。” [13]《竹林》云：“今善善恶恶，好荣憎辱，非人能自生，此天施之在人者也。”[14] “善善恶恶”，就个人情感而言，是善待善良，敌视丑恶，就国家行为而言，就是赏善诛恶。《竹林》云：“夫庄王之舍郑，有可贵之美，晋人不知其善，而欲击之。所救已解，如挑与之战，此无善善之心，而轻救民之意也。”[15]《玉杯》云：“（鲁文公）小善无一，而大恶四五，故诸侯弗与盟，命大夫弗为使，是恶恶之征、不臣之效也。”[16]《盟会要》云：“亲近以来远，因其国而容天下，名伦等物不失其理。公心以是非，赏善诛恶，而王泽洽。”[17]这都是把“善善”“恶恶”作为国政原则。这种观念源于荀子。《荀子?强国》云：“夫尚贤使能，赏有功，罚有罪，非独一人为之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恶恶之应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18]

 “贤贤贱不肖”也是自古以来推崇的治国之道。《淮南子·泰族训》“圣王在上，明好恶以示之，经诽誉以导之，亲贤而进之，贱不肖而退之，无被创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显之名，民孰不从？”[19]《说苑?尊贤》：“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20]《春秋繁露?王道》云：“诸侯会同，贤为主，贤贤也。”《五行变救》云：“火有变，冬温夏寒。此王者不明，善者不赏，恶者不绌，不肖在位，贤者伏匿，则寒暑失序，而民疾疫。”[21]《五行五事》云：“王者明，则贤者进，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劝之，知恶而耻之矣。”[22]所以，“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都属于“王道”的内容。

“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必然属于“王道”。《论语·尧曰》叙述善政曰：“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23]董仲舒《天人三策》云：“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捄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24]

因此，我们认为第一个判断句应该到“定犹豫”为止。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先根据我们的理解将该句及其后相关文段重新标点、分段如下：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

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如前所述，第一句是对《春秋》性质作出判断，“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是概括了《春秋》两项主要内容。其后对于《春秋》的价值分析，就从这两方面展开。

“善善恶恶”至“莫近于《春秋》”是分析《春秋》“上明三王之道”的现实意义。“王道”即“三王之道”，就是汉儒推崇的所谓夏、商、周的政治理念。这个段落先指明“王道”的内涵，再通过《春秋》和其他五经的比较，凸显出《春秋》在“治人”和“道义”方面的优势，[25]最终推导出“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通过《春秋》“明王道”的理论内容论证其“行王道”的实践意义，这一思路与《史记》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十二诸侯年表》云：“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26]可知司马迁区分了“王道”的理论和实践。《孔子世家》云：“（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予惧焉。”[27]这是继承了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孟子·滕文公下》）但是，《孟子》把“乱臣贼子惧”作为“成《春秋》”的直接效果，而司马迁加入了“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的环节。这说明司马迁是把孔子“明王道”和后王“行王道”区别开来看的。

《太史公自序》在本文所讨论的句子之前，有司马迁引自董仲舒的话：“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两个“以”表示前后文有两层目的关系，“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即《春秋》“明是非”的内容，“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是《春秋》被作为准则时的效用，“达王事”，就是实现了王道。

下面，我们来看“《春秋》之中”至“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一段。

这一部分多次提到“礼义”。“礼义”即纲常伦理。《史记·礼书》云：“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忿，忿而无度量则争，争则乱。先王恶其乱，故制礼义以分之。”“礼义”约束人伦关系，有别于处理政事的“王道”。《项羽本纪》：“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汉乃引天下兵欲屠之。为其守礼义，为主死节，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于政事则鲁从逆楚为汉敌，当屠之；于礼义则鲁为项羽死节，故降之。《三代世表》中，褚少孙引《传》“五政明，则修礼义”，可以佐证司马迁王政与礼义两分的观念。[28]

本段提到的“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只可能就礼法制度而论，因为“王道”是不容“权变”的。而这种对于纲常伦理的理解，与《孟子》“嫂溺援之以手”的权变之法相通，也符合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表达的礼制观念。《玉杯》云“《春秋》修本末之义，达变故之应，通死生之志，遂人道之极者也”，并引《春秋》书赵盾弑君为例进行阐释。[29]《竹林》云“《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并以此论楚将子反擅自与宋订盟退军之事。[30]《玉英》云“《春秋》有经礼，有变礼”，并举婚礼、称王、取妇、奔丧四事，来说明“明乎经变之事，然后知轻重之分，可与适权矣”。[31]

本段“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本于《春秋繁露·王道》“弑君三十二，亡国五十二，细恶不绝之所致也。”[32]“细恶”指的就是该篇所引的齐桓擅封、鲁舞八佾等僭越礼法之事。

本段“君不君，臣不臣”之说，本于《春秋繁露·玉杯》“父不父则子不子，君不君则臣不臣”。《玉杯》还举了鲁文公不能服丧、不时奉祭、娶于大夫、乱其群组等违反礼制的大恶。[33]

总之，这一部分综合了《春秋繁露》中对于《春秋》礼制原则的论述，分析了《春秋》“下辨人事之纪”的现实意义。先叙述了春秋时代“臣弑君，子弑父”的乱象，然后推究其根本问题在于长久以来的君臣父子间伦理纲常的破坏，最终得出结论：要借助《春秋》这一“礼义之大宗”来禁大过于未然之前。

“王道”和“礼义”两段，前者涉及国家运转的政治原则，后者只是君、臣、父、子行事的个体伦理，有“上”“下”之分，所以两段之间用两句话进行过渡。“其指数千”和“万物之散聚”是极言《春秋》的包罗万象，以便下文由万象中提出“弑君”“亡国”来分析。这样就使文章由“王道”这一终极政治目标的讨论，转入了“礼义”这个具体人伦关系的讨论。《汉书补注》引郭嵩焘曰：“物犹事也，万物之散聚，谓会盟、侵伐，散见诸国，而合聚之，其事皆可观，而其义皆可寻。下云‘弒君’‘亡国’，举其重者。”[34]郭嵩焘对“万物之散聚”的分析是合理的。但他把过渡的两句当做观点句，把下文对于“弑君”“亡国”的分析当做了对“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的举证，则是错误的。

明确了这段《春秋》论的结构，我们可以知道司马迁理解的《春秋》义包括“王道”和“礼义”两个方面。其说多与《春秋繁露》相应，所以有学者将这段《春秋》论直接归属于董仲舒。[35]但如前文所述，《春秋繁露》诸篇只是结合《春秋》所载史实进行阐发，零乱冗繁，缺乏体系性。司马迁的表达则简明扼要，头绪清晰，说明了他对于《春秋》有明确而系统的理解，这种理解为《史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7年1月25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7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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