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德街簡牘解除木人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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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曰
《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1]收錄簡牘中,有3枚出自J575古井。其中第261號、262號是兩枚人形木牘。
第261號牘圖案、文字皆清晰完整。原釋文為:
汝為平陽反受
勇五終,字叔度。
其夾當死報。
按其中文字釋讀有誤,讀法亦不正確。
所謂“五”字,據筆勢判斷,顯然是繪出的衣服紋飾,而非文字。
“終”為終始之終,“度”為節度之度,符合古人名字意義相關之慣例。因此“終”是該木人之名,“叔度”為木人之字。“勇”字不與木人名字連讀,或許是取“俑”字諧音而為之。
原釋“平”之字作形,顯然是“不”。原釋“夾”之字作“”形,顯然是“央”。左右兩邊文字當連讀為:
汝為不陽,反受其央(殃),當死報。
牘中文字的意思是,這個木人名叫終,字叔度,你要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反遭災禍,木人可以代你擔當這死咎的報應。這是典型的道教解除術,因此木人可命名為“解除木人”。
第262號木人應該也是一枚解除木人,可惜字跡不甚清晰,無法準確釋讀。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有一方建興廿八年(公元340年)木牘[2],繪有一人形,腹部書寫“松人”二字,四周及背面寫有關於解除術的文字。饒宗頤先生將之命名為“松人解除簡”,並根據簡文中既有松人、又有柏人的記載,推測應該還有一枚柏人簡,兩枚簡搭配使用[3]。另外,1957年陝西長安三里村漢墓出土解除朱書陶瓶六件,解除文有“自代鉛人”的內容,而同出的一件陶罐中恰有兩枚鉛人。[4]尚德街J575古井所出兩枚木人,與第263號牘共同“放置在一個硬陶雙沿罐中,外用麻布類絲織品包裹”,“顯係人為放置”[5]。據此推測,它們應該也是搭配使用的。與兩枚木人同出的第263號牘字跡更為模糊,無法通讀,但從形制和出土狀況判斷,這枚木牘很可能也與木人搭配使用。
兩枚解除木人的時代為東漢,較之香港中文大學松人解除簡年代要早許多,當是迄今發現的時代最早的有字解除術木人資料。值得注意的是,這兩枚解除木人並非出於墓葬,而是出於古井。西北地區烽燧遺址常見一類人形木簡,舊命名為“人面畫杙”[6],曾有學者認為用途是支撐帳篷或者繫火炬[7]。王育成先生綜合汪寧生等先生的研究[8],認為這類木人與吐魯番哈喇和卓“代人”木牌[9]、阿斯塔那“桃人木牌”[10]是一類東西,皆屬於祓除厄殃的人偶。[11]王育成先生的觀點應該是正確的,這類木人皆為解除用途。所以說,解除木人不單用於墓葬,生人亦可臨時設置以當災禍。可以推測,尚德街解除木人,就是某個人做了不好的事情後,製備木人包裹起來放在陶罐裡,棄於井中,藉以祈求免遭報應的。
[1]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岳麓書社,2016年。
[2] 陳松長,《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簡牘》,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2001年,100-113頁。
[3] 饒宗頤,《記建興廿八年“松人”解除簡——漢“五龍相拘絞”說》,《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
[4] 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長安縣三里村東漢墓發掘簡報》,《文物參考資料》,1958年第7期。
[5] 長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長沙尚德街東漢簡牘》,岳麓書社,2016年,76頁。
[6] 甘肅居延考古隊,《居延漢代遺址的發掘和新出土的簡冊文物》,《文物》,1978年第1期。
[7] 勞榦,《居延漢簡考釋(圖版之部)·序言》,中研院史語所,1957年,8頁。
[8] 汪寧生,《納西族的儀式用木牌和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的人面木牌》,《民族考古學論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9] 新疆博物館考古隊,《吐魯番哈喇和卓古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6期。
[10] 柳紅亮,《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新發現的“桃人木牌”》,《考古與文物》,1986年第1期。
[11] 王育成,《中國古代人形方術及其對日本的影響》,《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年第1期。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7年2月28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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