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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恩田:靜方鼎銘文辨偽
在 2017/4/5 20:31:18 发布

 

静方鼎铭文辨伪

 

(首发)

 

王恩田

 

静方鼎首见于日本出光美术馆1996年编辑的《馆藏名品选》。徐天进教授予以介绍,并附有该馆弓场纪知先生的说明和持井康孝的铭文隶定,共979字:

隹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

师中还静省南或(国)相

□㕇八月初吉庚申至杏

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

周大室令静曰□汝□□

在(曾)鄂未标题-9王曰静赐汝鬯

旂市采网一每日用事静

扬天子休用作父丁

阝尊      (图一)

徐天进先生指出“器内壁经去锈处理,铭文字口深浅不一,局部不甚清楚。持井康孝所隶定大致不误,第3行‘杏’字当为‘告’字,第7行‘日’字应为‘曰’字”[1]

按,持井康孝没有释出的第3行第一个字应是“木土凡”,即藝字初文。第5行“汝”后的两个字,其实是一个字“采”,第2行“南国”下“相”的字,应是“省”。第6行隶为未标题-9(堆)的字应是“官”字初文。官,即客馆[2]。第7行隶为“网一”的字,应是“冉”。第7行的“市”,应释为“巿”。是金文中的常见字。《说文》曰:“巿,韠也。从巾,象连带之形。”《诗经》写作“芾”。

徐天进先生指出“铭文字口深浅不一”,“器腹外壁下沿可见垫片痕”,没有说铭文处有垫片。这是铸铭所不应有的现象,静方鼎铭文无疑应是刻款。此外,第1行的“王”字,第2行的“师”字,第3行的“木土凡”,第6行的“王”,第8行的“天”字,都有一个“空洞”的白点,也不是铸铭所应有的现象。这显然是由于铜方鼎铸造不精,当镌刻铭文碰到“砂眼”时,所出现的必然结果。进一步证明静方鼎应是刻款,而不是铸款。静方鼎内容中所说的“省南国”是周昭王南征楚国的不同说法。直接间接涉及周昭王南征楚国的铜器至少有20余件,没有一件是使用刻款的。铸款易而刻款难。静方鼎为什么要使用刻款?此不可解者一。

同一个器主静所作的静簋(《三代》6.55.2)、静卣(《三代》13.41.2),字形结体方正,一丝不苟。而静方鼎字形结体松散,笔画粗细不均,歪七扭八,不堪入目。而且还有错字,如第4行“月”字的一竖,写成两竖。第5行的“汝”,写成“妾”,第6行鄂官..的“官..”,写成两个圆圈等等。此不可解者二。

早在康王后期,金文的章法布局已开始了整饬化。基本上已经做到了每行字数相同[3]

如康王时期的廿三祀盂鼎,每行15字。昭王时期的中方鼎每行7字。穆王时期的静簋每行11字,静卣每行5字等等。而静方鼎的章法布局却仍然停留在康王早期以前,字体大小不一,每行字数多少不定的格局。此不可解者三。

从铭文内容看,问题也不少。

一、惟十月甲子

古人观念,认为甲子日是商王纣死亡的日子,被视为忌日。

《仪礼•士丧礼》:“不辟子卯。”郑注:“子卯,桀纣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阙焉。”孔疏:“《诗》:‘韦顾既伐 昆吾夏桀。’《左传》云:‘乙卯,……昆吾与夏桀同时诛,则桀以乙卯亡。’案《尚书·牧誓》序云:‘时甲子昧爽’武王伐纣之日,是纣以甲子日死,王者以为忌日。云‘凶事不辟’者,即此经是也。云‘吉事阙焉者’,《檀弓》云:‘子卯不乐。’是吉事阙也。”

《礼记•玉藻》:“子卯,稷食菜羹。”郑玄注:“忌日,贬也。”孔颖达疏:“纣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以其无道被诛,后王以为忌日。稷食者,食饭也。以稷榖为食,以菜为羹而食之,故云‘忌日贬也’。”

《论衡》:“礼,不以子卯举乐,殷夏以子卯亡也。”

《汉书•王莽传》:“礼,不以子卯举乐,殷商以子卯亡也。”

证以金文,见于《殷周金文集成》中的“初吉”“吉日”等共284条,有甲寅者8件,甲午3件,甲申2件,甲戌8件。以“甲子”记时者,一条也没有。不仅如此,在十二地支的吉日记时中唯独没有以“子”记时者。证明经籍所言,信而有征。静方鼎让周王在“甲子”日发布师中与静征伐楚国的命令,违背礼制规定。此不可解者四。

二、月既望

月前不加月份,不知这里的“既望”究竟是几月的“既望”。此不可解者五。

三、静方鼎不仅给“安陆六器”器主“中”加上“师”的头衔,而且还加上了器主“静”。静簋、静卣,唐兰先生定为穆王[4],是正确的。把穆王时代的静提前到昭王时代服役,与师中共同参加昭王伐楚之役。此不可解者六。

四、木土凡即藝字初文,亦作蓻。《广雅释诂》:“蓻,治也。”《周书糴匡》:“馀子務藝。”注:“藝,树也。”㕇,唐兰先生释为“行宫”,误。按,㕇,读作帷,即帐篷。成语“运筹帷幄”。帷与幄连读,均指帐篷。其实,殷商甲骨文偁土通幄,即帐篷[5]。而西周则以㕇或宀立.,通帷,即帐篷。这也是殷周文字不同之处。中甗说“王命中先省南国,贯行,木土凡㕇”。中方鼎说“木土凡王㕇”。《淮南时则》:“贯大人之国。”注:“贯,通也。”“贯,道也”(《汉书武帝纪》集注引孟康)。“贯行”意为开通道路。“木土凡㕇”,即树立,设立帐篷。“木土凡王㕇”即设立王所使用的帐篷。而静方鼎周王却命令师中和静“省木土凡㕇”,即审察、视察设立的帐篷。与中甗的意思相左,此不可解者七。

五、中作父乙方鼎说“今贶卑汝䙐土作乃采”。遣卣、遣尊说“赐遣采”。采,即采邑。而静方鼎则把采作为赏赐物品,与鬯、旂、巿放在一起,显然不知道“采”为何物。此不可解者八。

六、静方鼎的日程,问题尤多。静方鼎说“十月甲子,王在宗周。……八月初吉庚申至杏于成周”。就是说王于上一年“十月甲子”在宗周,第二年的八月至杏于成周,说“至杏于成周”不通。释杏为“告”,说“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也不通。据《竹书纪年》昭王伐楚有十六年和十九年两次。无论哪一次都没有说跨年度。而静方鼎却说周王上一年十月在宗周,下一年八月至于成周,其日程显然是臆造的。此不可解者九。

静方鼎说“十月甲子,王在宗周,令师中眔静省南国”,与新出韋攵甗“十又一月,王命南宫伐虎方之年,正月既死霸庚申在宗周”[6]不合。静方鼎“八月初吉庚申至杏(告)于成周”,与不栺方鼎“八月既望戊辰在上侯㕇”(《集成》273536)不合。与诲鼎“八月在皕宀立.”(《集成》2615)也不合。此不可解者十。

七、商周方鼎形制的演变规律是鼎腹由深变浅,鼎足由矮变高。也就是说盛肉的数量由多变少。例如,郑州张寨南街杜岭出土的商代早期的方鼎,足高是腹深的½。而安阳小屯5号墓(妇好墓)出土的商代晚期前段的小方鼎(834号),腹深略大于足高。山东益都(今青州)苏埠屯M8出土的商代晚期后段的方鼎,腹深等于足高[7]。西周成王早期的康侯封方鼎,腹深等于足高。康王时期的德方鼎,腹深小于足高,比值0.80。太保铸方鼎腹深小于足高,比值0.59。腹深接近于足高的½[8]。康王时代把腹浅足高的趋势发展到了极致。大约是极盛而衰的缘故吧。昭王时代的方鼎为之一变,陕西长安花园村M17出土的方鼎腹深略同于足高[9]M17出土的尊、卣形制与昭王南征的启尊、启卣相同[10](图二)。M17的方鼎年代应属昭王,与静方鼎 的形制不同,它是细足。而三件中方鼎则一反常态,腹深大于足高[11]。此后方鼎基本上趋于消失。静方鼎腹深大于足高,形制与妇好墓小方鼎相同,而且是粗足(图三)。其年代应属于商代晚期前段。而铭文却是西周早期后段的昭王时期的。此不可解者十一。

综上所证,静方鼎是利用商代晚期的方鼎,伪刻了昭王伐楚的铭文,如此而已。不能作为研究昭王南征伐楚的史料。

 

 

 

 

 



[1] 徐天进《日本出光美术馆收藏的静方鼎》,《文物》19985期。

[2] 王恩田《释未标题-1 拷贝 (未标题-9)未标题-1 拷贝 ()未标题-2 拷贝(师)》,《于省吾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9月。

[3] 王恩田《鹿邑微子墓补证——兼释相侯与子口寻(腯)》,《中原文物》20066期。

[4] 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357363页,中华书局,198612月。

[5] 王恩田《释冉、再、冓、爯、Dan》,《纪念殷墟甲骨文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月。

[6] 孙庆伟《从新出韋攵甗看昭王南征与晋侯燮父》,《文物》20071期。

[7]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696732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6月。

[8] 王恩田《“成周”与西周铜器断代——兼说何尊与康王迁都》,《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9]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周镐京附近部分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61期。

[10] 王恩田《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5期,署名:齐文涛。

[11] 郭沫若《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图编4749,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7月。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7年4月05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7年4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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