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中譯本）新書座談會在復旦大學舉行

鍾馨

《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中譯本）新書座談會于9月15日在上海復旦大學逸夫科技樓多功能廳舉行。本次會議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舉辦。來自海內外高等院校、科研、出版單位的40餘位專家學者出席了會議。

會議由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劉釗教授主持，中心代表裘錫圭教授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代表呂健先生分別致辭。裘先生指出，林巳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銅器綜覽》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但由於語言的隔閡，中國學者極少使用，廣瀨薰雄教授的翻譯，使這本書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上海古籍出版社總編呂健先生介紹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在青銅器圖錄和研究論著以及海外學術成果引進出版方面的情況。

會議主體部分爲專家座談，分為日本學者發言、外地學者發言、本地學者發言和譯者發言等環節。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中心主任劉釗教授主持座談會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裘錫圭教授致辭

上海古籍出版社呂健總編致辭

泉屋博古館館長小南一郎先生發言

龍谷大學文學部江村治樹教授發言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小寺敦副教授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研究員發言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郝本性研究員發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李伯謙教授發言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吳鎮烽研究員發言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王輝研究員發言

香港恆生管理學院中文系張光裕教授發言

北京大學歷史系朱鳳瀚教授發言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張懋鎔教授發言

浙江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曹錦炎教授發言

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陳昭容研究員發言

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特聘教授曹瑋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際根研究員發言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董珊教授發言

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周亞研究館員發言

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馬今洪研究館員發言

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呂靜教授發言

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韋心瀅館員發言

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胡嘉麟副研究館員發言

上海博物館青銅研究部葛亮館員發言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廣瀨薰雄副研究員發言

會場全景

《殷周青銅器綜覽》書影

《殷周青銅器綜覽》序

林巳奈夫先生1925年5月生於日本神奈川縣藤澤市。父親是專業極爲廣泛的著名在野思想家、評論家林達夫先生，林巳奈夫先生在父親的巨大影響下長大成人。他在湘南中學第一高等學校文科唸書後，就讀於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以考古學爲專業，接着就讀於京都大學大學院，其後作爲父親擔任總編輯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的編輯，在平凡社工作了一段時間。他在1957年被聘用爲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其後任助教授、教授，在1989年以63歲的年龄退休；在這期間，1975年獲文學博士學位，1985年因本書的出版而被授予日本學士院獎。

林先生的研究對象可以説大致是商周秦漢時代的文物，他研究方法的很大特徵之一是不僅研究文物本身，還在中國古文獻中尋找根據，尤其把文物上多見的各種各樣的紋飾和文獻記載結合起來研究那些紋飾的含義。他對古文獻也具有淵博的知識，而且還十分關注古文字。這樣的研究中國考古的學者，除了林先生以外，我不知道在日本還有第二位。

本書《殷周青銅器綜覽》全三卷（四册）的日文原版在1984年?1989年刊行，B4版共2169頁，本書所收商周青銅器的器影有5271器（第一卷圖版册收録3542器的器影，第三卷圖版册收録1729器的器影），堪稱巨著（據我了解，過去出版的收録器影的著録書中，收録數量最多的當是如下兩部：容庚《商周彝器通考》收録991器，陳夢家《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録》收録845器)。林先生計劃撰寫這部巨著的緣由與我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爲了敘述本書出版原委，權作此序文，儘管其中涉及一些個人私事。

1956年，我是東京大學文學部東洋史學科的學生。有今天，因爲在當時的東京大學，甲骨金文方面的書最全的是中國哲學科研究室，我在那裏攤開甲骨著録學習，那時有一個不認識的人過來跟我説話。這就是我和林先生的第一次見面。當時林先生是京大大學院的研究獎學生，卻去了東京的出版社平凡社工作，參加乃父林達夫先生擔任總編輯的《世界大百科事典》的編輯工作。當時他可能覺得攤開甲骨拓本集蒐集資料的學生很稀奇，但他自己也是不去工作而來東大看書的。我們都缺少研究領域相同的朋友，因此很快就成爲了好朋友。翌年，林先生回京都任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而我畢業於東京大學大學院碩士課程，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但我們仍然保持交流。在當時的日本學界，研究商周時代的學者少之又少。

因爲東洋文化研究所助手的任期是六年，我得在1966年春離開研究所，尋找另外一份工作。那個時候，早已相識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TheAustralianNationalUniversity)的巴納（NoelBarnard)先生與我聯繋。當時他在籌劃新的商周青銅器銘文著録書的出版，爲此邀請我到他的大學共同編纂這部書。當時，我在過去的約十年裏只顧着甲骨文研究，覺得我得把自己的研究範圍擴大到金文，因此答應了巴納先生的邀請赴澳，合同期限爲三年。巴納先生在我讀研究生時在東洋文化研究所做過兩三年的訪問學者，我們是在那個時候認識的。

我決定去A.N.U.的很重要的理由之一是，大學附近有國立圖書館（TheAustralianNationalLibrary)，它所收藏的金文、青銅器的著作很全面，我在那裏可以隨意利用其藏書。這些圖書本來是著名的中國青銅器學者葉慈（ParcivalYetts)先生（倫敦大學教授）的藏書，我可以把一臺小卡車的書運到我在大學的一間辦公室利用。

然而我和巴納先生一開始商量怎麽編纂金文著録，就陷入了僵局。巴納先生對金文有獨特的看法，懷疑有很多銘文係後代僞造。因爲此事涉及很多問題，在此不詳述。我們每天討論不休，但也没能達成一致。

我通過幾封信把這些討論的内容告訴了京大人文研的林巳奈夫先生。林先生以此爲契機開始關注這個問題，到了1968年11月，在人文研與當時已經退休的貝塚茂樹先生等約十名學者建立了“金文辨僞之會”定期開會進行討論。這個研究會討論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所收宗周金文約200器的真僞，在1973年1月討論完畢，最後由參會者舉行座談會作了總結，以此結束。這個研究會的目的是這樣的：西周長銘過去一直是學者的研究對象，其真僞從來没有被人懷疑過；如果我們硬要對這些西周長銘提出疑問，會是怎樣？我們是從這個角度試圖重新探討金文的。换句話説，我們的目的不是找出應該剔除的金文。人文研的這個研究會每月開兩次。我自從1969年從澳大利亞回國後，也幾乎每次都從東京去參加。

1970年，我重回東大東洋文化研究所任職，決定在研究生的課堂上繼續討論這個問題，與幾位研究生一起探討《兩周金文辭大系》宗周部分。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開始認爲所謂“辨僞問題”不應該像巴納先生那樣主張否定論，而有必要重新探討。其原因之一是，當時我不僅研究金文的鑄造技術，還試圖闡明青銅器本身的鑄造方法，要從這個角度去判斷那些商周青銅器是用商周時代的技術製作的，還是用春秋戰國時代以後取而代之的新技術（失蠟法）製作的。爲此我把大量時間投入到這個辨别方法的探索中。當時在東京和京都間經常聯繋，交流了我們在“辨僞之會”後發生的器物觀察方法的變化。此後我撰寫了《西周青銅器製作的背景》(《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77册，1977年3月。後收入《西周青銅器及其國家》，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6月）一文，大大改變了我過去的看法。其實我在暗裏以這篇文章與長年困擾我的“辨僞問題”告了别。

在這段期間，林先生似乎也並不滿意“辨僞之會’的結束方式。“辨僞之會”結束後，他開始用他自己的方法對青銅器資料進行蒐集和整理（林先生所在的人文研，經由梅原末治、水野清一兩位教授積蓄了大量的調查資料，研究環境可能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而且他也逐漸開始覺得“辨僞之會’的結束方式不太好。

可能是因爲這個原因，林先生跟我商量説：“‘辨僞之會’討論的許多長銘青銅器收藏在臺北故宫。我們一起去調查原器吧。”我當場就同意了。我們從臺北故宫得到的回覆是“我們不允許拍攝和採集銘拓，但如果你們只看原器，我們歡迎”。後來樋口隆康先生也加入了這個計劃，我們三人從1974年3月到4月在臺灣待了四十幾天，仔細觀察了約九十器，並詳細記録了觀察結果。

我們每天請臺北故宫的人員從展廳拿出三到五件青銅器，輪流做記録。在做記録時，我們尤其注意範痕（器物鑄造時，銅液從範與範之間的縫隙溢出，冷卻後留下的毛剌）、銘文和墊片的關係。臺北故宫爲我們的調查準備了房間，天天把青銅器運到這個房間，其中包括毛公鼎、散氏盤、宗周鐘等被稱爲“臺北故宫鎮館之寳”的重器。現在回想當年的事，我們對他們的厚意感激不盡。

對我們而言，我們三人的那次調查從根本上推翻了上述“辨僞之會”積累的種種疑問。“辨偽之會”時，因爲我們對某些器的某些部分有“疑問”，所以纔不敢遽下結論，説“真僞待考”云云。但在臺北故宫親眼看了許多原器後，我們抱有的疑問幾乎全部都冰釋了。一通過那次調査，我得到了如下結論:以前，尤其從巴納先生以來，一直被認爲是真器真銘的有銘青銅器的真實性受到懷疑，但現在看來一點也没有理由懷疑它們係後代僞造。我至今衷心感謝臺北故宫博物院的相關人員允許我們調査那些青銅器，並給我們提供最大方便。

似乎林先生也在那次調查後，對怎麽看待商周青銅器這個問題心裏有了底。我認爲，林先生認真開始準備本書撰寫的是在那次調查以後。

幾年之後，可能是本書第一卷的原稿剛寫完不久的時候，林先生告訴我完稿的大概情況，並向我提出一個請求。他説：

其實我把稿子給關西（即京都、大阪）的幾家出版社看過，要他們出這部書，但一家也没有答應。你能不能找找東京的能幫我出書的出版社？

我覺得這是相當艱鉅的任務，但我們之間有如上所述的深交，而且我由衷地欽佩林先生的努力，因此答應他説“努力試試”。

在東京的出版社不勝枚舉，但我考慮了種種原因，看上了離東京大學很近的以歷史書籍出版爲事業的吉川弘文館。然而當時我和這家出版社没有打過交道，於是我馬上想到的是吾師三上次男先生。我把情況告訴了三上師，並請他幫助，三上師立刻應諾。我從他那兒得到“吉川弘文館基本同意出版，並且説爲了考慮出版事宜，請林先生帶着資料上京進行面談”的回音，僅是其數日後的事。

我寫了這麽多，是因爲如下理由：起初林先生對中國青銅器感興趣，不斷摸索，最後下定決心要解決當時的混亂狀態，爲此建立了“辨僞之會”，這纔有了本書撰寫的想法。“辨偽之會”建立後的經過與我也密切相關，因此我想講述一下這件往事。此外，我很高興能夠爲《殷周青銅器綜覽》中文版的出版也出了一臂之力，想必地下的林先生也由衷地高興和感謝這次意料之外的出版。在本書中文版付梓之際，我希望根據我的記憶盡量詳細地記録這段較長的本書前史，因此寫下這篇文章。我想説明林先生當初覺得有必要撰寫這部大著的根本原因，正在於上文所講到的深刻苦惱。而且當年參與此事的幾位學者業已與我們幽明永隔，現在只剩下我一人。我也想把這篇小文奉獻給他們，安慰他們的靈魂。

2016年8月

八十二叟松丸道雄

《殷周青銅器綜覽》中文版序言

日本學士院會員、著名中國青銅器研究專家林巳奈夫教授（1925—2006)的權威著作《殷周青銅器綜覽》，即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文譯本。這是一件值得欣喜的好事，將大有益於學林。這部大書是迄今爲止最爲完備的、集大成的青銅器研究著作，翻譯工作甚爲繁難，是在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松丸道雄先生的指導下，經由目前在中國工作、學習的兩位日本青年考古學者廣瀨薰雄先生和近藤晴香小姐，與中國青年學者郭永秉先生合作完成的，大家應該向他們致敬。現承松丸教授專函誠邀，共同爲林教授這部巨著的中譯本作序。這使我有些不敢當，自知雖曾涉足殷周青銅器研究，但少有成就；繼而念及國内目前健在的同行學者中，以我和林教授相識最早，交往稍多，因而又感到義不容辭。

早在1966年5月，林巳奈夫教授作爲中國美協邀請的日本中國美術史代表團成員來我國訪問，我即與他相識。代表團中的日本考古學家杉村勇造、關野雄二位先生，曾於1957年參加原田淑人爲團長的第一個日本考古代表圑來新中國訪問，彼此早已非常熟悉，小山富士夫和林巳奈夫則是初次會面。5月24日下午，該代表圑訪問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本人陪同夏鼐先生接待。28日晚又在民族飯店促膝座談。座談時，夏先生與杉村、關野兩位老朋友，親切地無話不談；我則與林先生談話較多。那時，我三十歲剛過，林先生年長十歲，風華正茂，承他見贈《殷周青銅彝器的名稱和用途》、《中國先秦時代的馬車》、《周禮考工記的車制》、《長沙出土戰國帛書考》等抽印本，使我獲得很多教益。

我與林先生交談，留下深刻的印象。獲知他就讀京都大學文學部史學科和任職該校人文科學研究所時期，師從日本老一輩中國古代史權威貝塚茂樹，因而具有深厚的先秦文獻根底；又了解到，林先生具有相當的田野考古經歷，曾參加水野清一、樋口隆康先後率領的京都大學學術調查隊，三次前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探查與佛教起源有關的遺迹，並進行一定規模的考古發掘，因而熟知現代考古學研究的理念與方法。當時，他已經開始致力於殷周銅器的研究，關注先秦時代的禮制和鬼神問題。由於殷周銅器與禮制也是我感興趣的課題，所以感到和他有共同語言。我認識到研究殷周銅器，雖然不能佞信禮學文獻的有關記載，但需要在禮制研究方面下功夫。尤其難忘的是，他曾提出一份謀求提供的考古文獻清單，那是根據我們在《考古》雜誌定期發表的《中國考古學論著目録索引》，開列在日本無法看到的一些論文的目録，主要發表於若干大學學報和地方刊物。經請示上级主管部門，因爲都是國内發行的刊物，一律不准對外提供。後來林先生再三壓縮，最後懇切要求僅提供都衡的《試論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北京大學學報》1964年發表）。即便這樣，我們向上級主管部門申明，《北京大學學報》的要目曾逐期在《人民日報》刊佈，並無保密内容，仍然未能得到批准。當年對外學術交流如此封閉，我們愛莫能助，林先生只好遺憾地作罷。這件事反映了林先生求知如渴的執著精神，也表明他専攻殷周銅器的起點甚高，“大處着眼，小處着手”，既從判明殷周銅器的名稱和用途人手，又高屋建瓴地關注殷周文化的考古學分期。他在1958年即已發表《殷文化的編年》一文（見《考古學雜誌》43卷第3號），根據安陽殷墟和鄭州二里岡的遺址發掘資料，以及殷墟甲骨文，率先進行殷文化编年的探討。林先生趁來訪之便，急切地尋覓鄒衡的《試論殷墟文化分期》一文，以期相互參照，是可以理解的（林先生後來發表的文章表明，遲至1970年代後期他纔看到鄒衡的文章)。

此後，我們經歷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難，再與日本學者恢復聯繫已是1970年代，閱讀林先生1972年出版的《中國殷周時代的武器》一書，獲知他根據發掘出土和傳世資料，結合《考工記》的有關記載，對過去不被重視的殷周時代各類兵器的形制演變，進行了全面的斷代研究。書中“附論一”的兩篇文章：《殷後期文化的初步編年》和《春秋戰國時代文化的初步編年》，都是在最新田野考古成果的基礎上探討殷周文化的編年。前文以考古所安陽隊1960年代劃分的殷墟文化四期爲基礎，結合早年殷墟發掘資料，討論殷代後期陶器和青銅器的年代，並未涉及有銘文的傳世銅器。後文以洛陽中州路、陕縣虢國墓、壽縣蔡侯墓等發掘資料爲基礎，探討春秋戰國青銅器的年代，涉及少數有銘文的傳世銅器。隨後，林先生又在書中增加題爲《根據銘文可以知道絶對年代的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的“附論二（補説)”，對春秋戰國時代有銘文的傳世銅器作了較多的補充。

後來看到，林先生與關野雄等先生共同將《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譯成日文。這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出版的第一部大型考古報告，我因曾參與該書的修改定稿，感到分外親切。這一時期的交往使我了解到，林先生不僅關注殷周時代田野考古工作的進展，而且在梳理傳世有銘文銅器的圖像方面下過一番功夫，編輯出版了《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參照目録》一書。同時，他又注意對殷周銅器常見紋飾的研究，以及先秦時代玉器和漢代文物的研究。1978年林先生在《東方學報》第50册發表《殷西周間青銅容器的編年》一文，根據年代比較明確的二十餘件殷末周初有銘文銅器，對鼎（圓鼎）、方鼎、鬲鼎（分襠鼎）、觚形尊、卣、簋六種器形進行編年研究，探討殷周間銅器形制、紋飾和銘文的演變。又看到《甲骨學》第12期發表的《關於歐洲博物館所見中國古代青銅器的若干問題》，知道林先生曾考察流散歐洲各國的殷周銅器。從而進一步認識到，他佔有的殷周銅器資料相當豐富，在研究方法上也更加成熟。其主要特點是：在密切關注殷周時代考古學文化分期的前提下，兼顧考古發掘出土銅器和傳世有銘文銅器，通盤進行銅器形制和紋飾的排比分析。但是，對他將完成怎樣規模的專著尚不知曉。

1981年2月，我作爲王仲殊先生率領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古代史代表圑成員，第一次前往日本各地訪問。2月19日京都的日本歷史考古學者在桃園亭中國餐館舉行盛大的歡迎晚宴，我被安排與林先生同桌。席間高興地得知，他的殷周銅器專著行將完成，但由於部头較大，出版事宜尚待落實。

1985年春季，我們興奮地收到林先生寄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方知這是一部規模宏大的皇皇巨著。瀏覽之下，深感其佔有資料之廣博,分析研究之細緻，實屬前所未有，因而由衷地驚詠和嘆服。

該卷上册文字部分，第一編屬緒論性質，其中“發現、搜集、研究史”一章所述之詳，極大地超過此前的同類著作。林先生在對中國、日本和歐美有關著作的恰當評述中，進一步闡明自己的研究方法。而第一編的主體，“青銅器種類的命名”、“殷、西周時代禮器的類别與用法”兩章，是他精心鑽研青銅器的基礎性工作，由前曾在《東方學報》(京都）發表的《殷周青銅器的名稱及用途》、《殷、西周時代禮器的類别與用法》二文訂補而成，所論五個大類（食、酒、盥洗、樂、雜）的六十來種器物，對禮書有關記載和宋代以來金石學家的考證，旁徵博引，認真梳理，從禮制上探討青銅器的類别與用法，例如詳盡論述禮器之既用於祭祀又用於宴饗，考察酒器中盛鬱鬯與盛醴、盛酒及温酒之不同，進而追索禮器組合的演變與禮制的變遷，等等。雖然在與禮書的對照上，間或有學者對個别考證有所質疑，但其研究方向是正確的，突出貢獻也是肯定的。上册第二編，對殷代至春秋早期的青銅器進行研究，林先生首先論證殷代和西周時代缺乏可靠的絶對年代資料，對於殷周銅器研究只能進行相對年代的分期：殷代銅器的分期參照考古所安陽隊分期和鄒衡殷墟文化分期而有所調整，西周和春秋戰國則因已有的考古分期中銅器資料較少而無法依從，所以都按年代各自劃分爲早、中、晚三期。随後，分别論述26種銅器形制的時代演變，45種紋飾和13類銘文書體的時代演變。林先生强調，進行銅器形制的類型學研究，注意紋飾和銘文的考察，主要應該注意“側視形”的觀察。我們理解，所謂“側視形”，應指通常從銅器圖像上觀察到的正投影形態。根據整體輪廓判别年代的方法無疑是正確的。值得注意的是，林先生考察殷周銅器用途和時代演變時，尤其注重出土墓葬中的器物組合和同銘文的器物組合狀況，例如第一編第四章之末有八個附表，詳細列舉鄭州白家莊、輝縣琉璃閣、黄陂盤龍城商代中期墓，及安陽小屯商代中晚期墓同出青銅器，殷墟西區各墓區同出主要陶器和青銅器（或仿銅器)，安陽以外商代、西周墓葬同出青銅器、傳世同銘文青銅器、長安張家坡和客省莊西周墓同出陶器，等等情況。在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之後，不僅附有二十多種各型器物的型式變遷圖表，而且附有119組“同時製銘青銅器表”。如此種種，充分反映他具有田野考古的基本素養，把握田野考古的研究方法，而這正是過去殷周銅器研究者往往未能做到的。

第一卷下册圖版部分，根據上册所作殷周銅器類型學的系統研究，將從鼎、鬲、甗到樂器和雜器，共計五十多種3500餘件銅器的圖像，按照器類、年代和型式編號排列，實際是一部相當齊全的殷周青銅器的集成性圖譜。每個圖像都注明所屬分期和型式、高度、出土地或收藏處。有銘文的銅器，則將銘文拓片附於右側，以便參考。由於印刷精良，銅器圖像和銘文的幅面雖小，卻都相當清晰。

記得我們收到《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時，正值社科院考古所承擔的國家重點科研項目《殷周金文集成》進人具體編纂階段。我們當即將該書提借爲金文集成編輯組的常備書，用以隨時查閲。在編纂工作中深刻地感到，這部巨著爲殷周青銅器及銘文研究提供極大的方便。

不僅省卻許多翻檢之勞，而且由於隨時查驗書中的圖像，既便於把握許多銅器銘文的年代，又得以糾正某些銅器銘文因過去未見圖像所導致的器類錯誤。考慮到當時國内諸多考古研究、教學單位尚未見及該書，特由陳公柔先生撰寫評介文章，在《考古》1986年第3期上予以推薦。

後來，又承林先生陸續寄贈1986年出版的《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二卷，1989年出版的《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三卷。第二卷《殷周時代青銅器紋飾之研究》，其正文部分所作紋飾研究，對饕餮紋用力最多，兼及龍、鳳凰、其他動物形、人形、幾何形，等等。附有紋飾圖像236幅，圖版部分則有紋飾圖像2572幅。第三卷《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之研究》，其正文部分在器形時代演變的研究中，注意進行地方型的區分，附有“同墓出土青銅器群圖表”1060器、“各器各型之形制的時代演變圖”564器，圖版部分則有銅器圖像3057幅。

統觀《殷周青銅器綜覽》第一、二、三卷，正文部分的附圖不計，圖版部分收録的殷周銅器和紋飾圖像，合計多達萬幅有餘，並且每一幅圖像都在卷末明確交代資料來源。其中，世界各國主要博物館收藏的重要殷周銅器，截至1970年代中國各地殷周墓葬和遺址出土的典型銅器，無不網羅殆盡。僅此即可想見林先生對殷周銅器資料佔有的宏富，充分顯示他三十餘年如一日殫精竭慮、執著耕耘的艱辛。

回顧殷周青銅器研究發展的歷史，中國宋代形成獨立學問的金石學開其先河，諸多銅器的名稱、用途都是吕大臨《考古圖》等書考定的，一些器物部位和紋飾的名稱也沿用至今。但是，清代和民國時期的金石學者，大都側重於銅器銘文的考釋，而忽視形制與紋飾的考察，未能進行斷代和分期的研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將考古類型學方法應用於銅器銘文研究，著成《兩周金文辭大系》，初步建立金文斷代研究的體系；容庚著成《商周彝器通考》，開始關注銅器形制與紋飾的研究，又都對中國銅器分期研究作出劃時代的貢獻。李濟、郭寳鈞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分别進行小屯出土青銅器和商周銅器群的研究，有其可貴的貢獻，但未涉及傳世重要的有銘文銅器。陳夢家先後著有《中國銅器概述》(見於《海外中國銅器圖録》)、《中國銅器綜述》(見於《美國所藏中國銅器集録》和《西周銅器斷代》，對青銅器的分期與分域研究，特别是對郭沫若創立的標準器斷代法有較大的發展。陳先生更加注意考古出土銅器與傳世有銘銅器的結合，努力挖掘銅器資料内在的多方面聯繫，對中國銅器研究有重要的推進作用。但因陳先生所處時代的局限和遭遇的不幸，未能推向更高的境界。日本學者的殷周銅器研究，濱田耕作、梅原末治爲收集流散日本和歐美的傳世銅器作過有益的貢獻，但他們編撰的基本上仍然是金石學式圖録，既不考慮禮制方面的問題，又缺乏断代分期，並未真正運用現代考古學方法進行研究。隨後，對佛教藝術研究卓有貢獻的水野清一，偶爾涉及殷周青銅器的編年，但其研究未能深入；樋口隆康的《西周銅器之研究》，根據新出銅器群系聯相關資料進行分期斷代研究，比其前輩有了明顯的進步，卻没有在此基礎上繼續前進。真正集殷周銅器研究之大成，蔚爲壯觀的還是林巳奈夫先生。他的輝煌巨著《殷周青銅器綜覽》，佔有資料之宏富，分析問題之深入細緻，後來居上，堪稱二十世紀殷周銅器研究的豐碑。林先生於2004年榮膺日本學術界最高榮譽稱號——日本學士院會員（即院士)，成爲與濱田耕作、原田淑人、末永雅雄比肩的又一位傑出考古學者。林巳奈夫先生第一次以“中國考古學”專業名義獲此殊榮，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我與林巳奈夫先生的最後兩次會面是在1992年，至今記憶猶新。一次是1992年8月，在上海博物館舉辦的吳越地區青銅器研究研討會上，林先生作了題爲《關於長江中下游青銅器的若干問題》的講演，我講述《略説吳地發現的春秋後期青銅禮器》。會後，林先生準備去洛陽等地考察，我介紹他去找考古所洛陽工作站的負責人，此行取得滿意的收穫。再一次是同年10?11月，我應松丸道雄教授的邀請去日本考察東京等地收藏的殷周銅器，曾於11月6日下午在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東亞考古研究室，作了以《春秋戰國葬制中樂器和禮器的組合情況》爲題的講演。退休後居住在東京地區的林先生特地前來交流，並曾誠摯地互相討論，情意殷殷宛如昨日。

我與林巳奈夫先生的交往已有整整五十年了，撫今追昔，益發感佩林先生堅韌不拔的治學精神。現在，我們高興地看到，林先生巨著出版以後的二三十年以來，中國各地陸續出土大批年代明確的殷周青銅器，僅西周時期的重點考古發掘就有：山西曲沃晉國墓地、河南平頂山應國墓地、三門峽虢國墓地、湖北隨州葉家山曾國墓地、陝西韓城芮國墓地，以及寳雞石鼓山墓地等等。同時又看到，中國的後繼學者致力於全面整理殷周銅器資料，分門别類進行新的系統研究，已經取得顯著的成績，日本年輕的青銅器研究者也正在成長。展望未來，可以相信，林巳奈夫先生的《殷周青銅器綜覽》中文版出版以後，殷周銅器研究在已有的堅實基礎上，通過中日兩國學者的共同努力，必將進一步發展，不斷取得新的令人欣喜的成績。

王世民

2016年1月7曰，時年八十又一

譯者前言

本書是日本學者林巳奈夫先生（1925—2006）的著作《殷周青銅器綜覽》（東京：吉川弘文館，下簡稱“《綜覽》”）的中文譯本。《綜覽》共三卷，第一卷《殷周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於1984年出版，第二卷《殷周時代青銅器紋飾之研究》於1986年出版，第三卷《春秋戰國時代青銅器之研究》於1989年出版。我們也擬分别出版每一卷的中譯本。在第一卷出版之際，先交代一下必須要説明的一些情況。

本書首先由廣瀨薰雄、近藤晴香分工翻譯，其後近藤翻譯部分由廣瀨全面進行修改，以統一翻譯風格。翻譯完成後，由郭永秉潤文。所謂潤文的意思是，不看原書，只對譯稿從中文表達的角度進行修改。我們借鑒古代譯經的故事，使用“潤文”一詞表述郭永秉的工作。然後，廣瀨參考郭永秉的修改意見再作修改，廣瀨與郭永秉二人經過商討最終定稿。

本書書名使用了“殷周”一詞，這是出於尊重原書書名的緣故。但在正文中，我們按照當今中國學界一般的習慣，一律使用“商”來表示殷商的意思。因此書名和正文用詞不統一，難免有些扞格之處，請讀者諒解。

《綜覽》每一卷由正文和圖版兩部分構成，此次出版的中譯本的圖版使用了原書的掃描件。我們曾經向林夫人和吉川弘文館打聽過《綜覽》原稿之事，但非常遺憾，最終没能找到原稿。如果我們根據本書的出處目録重新搜集本書中所用的圖，應該能夠製作出清晰度與原書不相上下的圖版。但本書圖版是林先生花費了大量心血製作的，每張圖的大小和位置都經過了他的精心設計，即使有了圖版中使用的所有圖，我們也無法復原林先生原稿的面貌。此外，搜集圖版的巨大工作量，也勢必影響譯稿的出版進度，因此我們只能利用原書圖版，這一點也請讀者謙解。

此次翻譯，爲了讀者的方便，加了一些譯按。譯按主要解釋如下幾種情況：（1）原書中有些論述在行文上明顯有問題（例如前後説法有矛盾），但我們不能擅改原文的意思，因此出注説明原文的情況。（2）有時候無法按照原文的説法直接翻譯（例如林先生使用日語固有的語詞的時候），因此出注説明我們的翻譯和原文説法不同之處。（3）林先生經常用日本傳統物品作比喻，但這種比喻恐怕只有日本人纔能看懂，因此出注説明這些比喻的意思。（4）如果本書引用的器影、拓本、論文等的著録情況在原書出版後有了新的情況（例如外文論著後來有了中文翻譯，當時未刊的論著後來正式出版等），儘量出注加以介紹。（5）如果原書的説明不夠詳細，出注補充一些説明（例如，本書有些地方的論述只有了解林先生的以往研究纔能看懂，而林先生也並未在本書中仔細交代他以往研究的内容。考慮本書的主要對象是不懂日語的人，我們出注簡單介紹林先生的主要意思）。總而言之，加譯按的目的是對翻譯中的技術性問題作解釋説明，譯按基本不涉及學術性問題。换句話説，即便林先生的看法有值得商榷之處，或原書出版後出現了嚴重影響林先生結論的新材料和新研究成果，我們也没有加譯按。

自從我們開始計劃《綜覽》的翻譯以來，松丸道雄先生一直關心此事，並予以大力幫助。起初我們能夠順利地聯繫到林夫人和吉川弘文館，端賴松丸先生的協調聯繋之力；我們每次遇到本書中不好懂的地方，也都向他請教。譯稿完成後，還承蒙松丸先生爲本書賜序。爲本書賜下另一篇序文的王世民先生也是經過松丸先生的介紹纔聯繋到的。譯者雖然曾在某次研討會上見到過王先生，但完全没有與他有過交流。王先生對此並不以爲意，不但爽快地答應下來，還很快地完成了這篇長序，並經常和我們聯繋，對本書的一些翻譯提出了修改意見，也給我們提供一些需要參考的論著的信息。裘錫圭先生也一直關心此書翻譯之事，並應我們之請爲本書題簽。對像我們這樣的年輕學者而言，這三位前輩學者的幫助無疑是極大的鼓勵，我們至爲感激。在此向三位先生致以由衷的感謝。

最後，向本書的原作者林巳奈夫先生表示無上的敬意。

譯者、潤文者

2016年4月20日

《殷周青銅器綜覽》中譯本凡例

一、引書簡稱的格式如下：

1．基本格式爲“（人名）（發表年）：（頁碼）”。

2.引用日本人的著作時，人名只寫姓。【例】林1980,貝塚1946:62

3．引用中國人著作時，人名寫姓名。【例】李學勤1981,李濟1948:7—9

※原書基本上只寫中國人的姓，如“李1948”、“李1981”等。但按照原書的體例，讀者往往分别不出是誰（日本人則没有這個問題）。而且原書偶爾有“郭寳鈞1959”、“周永珍1981”等例子，體例本來不統一。因此我們統一採用“（中國人姓名）（發表年）：（頁碼）”的格式，以便閲讀査檢。

4.如果作者有兩個人以上，即使引用中國人的著作，也按照原書的格式引。【例】俞、高1978—9,馬等1981

5.頁碼前還有“上册”、“下册”、“第一卷”等信息時，採用“（人名）（發表年）：（卷數等）,（頁碼）”的格式。【例】容庚1941:上，7—9。容媛1936:卷2,1葉

※引用頁數的時候，省略“頁”。引用葉數的時候，保留“葉”。

二、原書引古書時，標點只用圈點。此次改用新式標點。

三、原書中有時使用民國年號，後加西曆（如“民國十八年（1929）”）。此次省略民國年號，直接用公曆。但清代以前的年號仍然保持原書原貌（如“嘉慶九年（1804）”）。

四、爲便閲讀，注釋採用脚注形式，編號格式使用〔1〕、〔2〕、〔3〕、〔4〕……，编號方式採用連績編號。

五、“譯按”放在当頁底端，編號格式使用*、、、§,編號方式採用每頁重新编號。

花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