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簋》“珷”非合文補說

（首發）

子喬

利簋是西周最早的一件青銅器，其銘文開篇即云：“珷征商[1]，唯甲子朝”。金文的“珷”在《利簋》發表之前，就已經出現了，歷來有“合文”和“繁文”兩說[2]。《利簋》的發表，再次引起了爭論。因為在所有的“珷”中，《利簋》的“珷”最早，也是第一次出現武王的王號，有助於我們考察其性質，而其文單稱“珷”，卻不稱“珷王”，這對“合文說”似乎比較有利。所以，筆者考察“珷”，也从《利簋》說起。

在最早發表的两篇考釋《利簋》的文章中，唐蘭先生持“專字說”[3]，于省吾先生持“簡稱說”[4]。這兩說均可歸入“繁文說”，因為他們都認為“珷”是从“王”之“武”字，而非“合文”。

張政烺先生在稍晚發表的文章中持“合文說”[5]，指出“珷”是“武王二字合文，周代銅器銘文中數見，當讀武王二音。甲骨文對於常見之商王名號多合書，此亦其類，不能看作一個形聲字。較晚銘文如《盂鼎》、《夨簋》皆於珷下又加一王字，說明當時漢字越來越走上一字一音了。”張先生的觀點，學術界信从者不少，此不贅引，他們的意思是：《利簋》的“珷”不帶“王”字，所以是“合文”；後來逐漸變為“專字”，後面則帶“王”字了。

如果筆者理解不誤的話，這等於是說：“珷”的使用存在可以識別出的這兩個階段。筆者對此不敢茍同，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

我們先來走一條捷徑：眾所周知，“玟”和“珷”性質相同，因此“玟”的情況，有助於說明“珷”的問題。《大盂鼎》有“丕顯玟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玟作邦”（集成2837），“玟王”和單稱“玟”同時出現，該怎麽讀呢？日本學者白川靜早已注意到了這一點，他認為“玟珷”是“文武”的繁文，其說可从[6]。參照“合文說”的邏輯，單稱的“玟”是兩個字的合文，讀為“文王”，而“玟王”的“玟”則是一個字，讀為“文”（否則就讀成“文王王”了）。可是，同一篇銘文中的“玟”字，要作這兩種讀法嗎？

顯然，在《大盂鼎》裏，“玟”是用於“玟王”的專字，“玟王”可簡稱“玟”，則“珷”之於“珷王”亦如是。可見，僅憑《大盂鼎》就可以證明，“珷”由兩音的“合文”變為一音的專字之說是不可信的。筆者這種“曲線救國”的思路可能不被認同，那麽下面就專論“珷”，結論也是一樣的。

筆者認為，對於《利簋》的“珷”，“合文說”忽視了《德方鼎》和《何尊》，忽視了這三件青銅器極為接近的鑄造時間，而以較晚的《大盂鼎》和《宜侯夨簋》為據，這顯然是不妥的。

于省吾先生明確指出：“珷為武王的簡稱。西周金文中文王武王的文武，往往从王作玟珷，見於盂鼎、尊、宜侯夨簋和伯簋。又德鼎的‘??珷自蒿’，珷也是武王的簡稱。或以珷為武王二字的合文，非是。”（按：本文的古文字材料，釋文从簡从寬，但引文保持原貌。）

筆者認為，于省吾先生的這段話，其實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可是，為何有的學者并不同意呢？應該是于先生的文字過於簡單，沒有強調這些青銅器和《利簋》的年代關係，特別是《利簋》、《德方鼎》、《何尊》的年代極為接近。下面，筆者將對于先生的觀點進行詳細的補充和論證。

有“珷”的青銅器一共七件，現按其大致時代排列如下：

1、《利簋》（集成4131）：銘文單稱“珷”，時代為武王或成王。早期武王說為主流，近年成王說漸起，新世紀以來的代表學者有：彭裕商[7]、杜勇[8]、曹漢剛[9]等。

2、《德方鼎》（集成2661）：銘文單稱“珷”，時代為成王或康王。該器很可能與《何尊》同時，記事時間為三月，比《何尊》早一個月[10]。另有學者認為該器是成王後期所作，但最晚不超過康王[11]。《何尊》發表後，成王說成為主流。

3、《何尊》（集成6014）：銘文稱“珷王”，時代為成王初年。基本是公認的，此不贅述。（按：銘文記事時間為成王五年四月，鑄造時間不會偏離太多。）

4、《中方鼎》（集成2785）：銘文稱“珷王”，時代有成王[12]、康王[13]、昭王[14]諸說，此不贅述。

5、《宜侯夨簋》（集成4320）：銘文稱“珷王”，時代為康王。基本是公認的。

6、《大盂鼎》（集成2837）：銘文稱“珷王”（另“玟王”與單稱“玟”同時出現）。時代以康王說為主，另有穆王說[15]。

7、《乖伯簋》（集成4331）：銘文單稱“玟”、“珷”，斷代分歧較大，但以共王（含）之後為主流[16]，《集成》則定為“西周晚期”。

我們再來按銘文稱呼分組：

單稱“珷”組：《利簋》、《德方鼎》、《乖伯簋》。

稱“珷王”組：《何尊》、《中方鼎》、《宜侯夨簋》、《大盂鼎》。

以上涉及一些考古類型學和年代學上的細節，這裏不過多地討論。因為細節所造成的出入，比如4、5、6三器的順序，不致影響我們的結論，而1、2、3、7四器的順序和位置，應該是比較可靠的。

無論如何，我們找不出這樣一個分界：它上面（早）的銘文均單稱“珷”（合文），而它下面（晚）的銘文則稱“珷王”（變為專字，否則就讀成“武王王”了）。由分組也可以看出：單稱“珷”組包含了七件中最早的《利簋》和最晚的《乖伯簋》。其實，只看到第3條，甚至第2條，結論就應該出來了：

《利簋》的記事時間為武王克商之時，武王克商後的在位年數，歷來眾說紛紜，但可能性最大的是2年、3年或4年[17]，後周公攝政7年，而《何尊》的記事時間為成王5年，則可知《利簋》與《何尊》的記事時間僅相距14年至16年。如果周公攝政7年在成王紀年之內，則兩者相距只有7年至9年。至於銅器的鑄造時間，并不會與此有太大的偏離。“武王”雖為生稱，但文王逝世後，武王并未馬上稱王，《史記·周本紀》云：“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其稱王當在《逸周書·世俘》“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之時或稍後。“珷”不論性質如何，也均應在此時或稍後產生。如果按《利簋》作於成王世之說，則與《何尊》的時間相距更近。（按：但是筆者認為成王說并不可信[18]，這裏只是指出《利簋》的“王號死諡說”和“珷為合文說”有矛盾之處。）

最多16年（或最多9年）的時間，《利簋》讀為“武王”的合文“珷”，就能演變為《何尊》的“一字一音”了嗎？那麽與《何尊》同時的《德方鼎》卻單稱“珷”，又該如何解釋呢？該怎麽讀呢？這麽短的時間，在先秦漢語發展史上，是可以忽略的，更準確地說，是這門學科的研究，對這麽短的時間，是無法分辨的，不足為據[19]。

再往下看：成康之世的《中方鼎》、《宜侯夨簋》、《大盂鼎》均稱“珷王”，而共王世或其後的《乖伯簋》又單稱“珷”。這說明“珷”就是“珷王”的簡稱，諸器或繁或簡而已，無他。《何尊》有：“復爯珷王醴祼自天”[20]，同时的《德方鼎》則有“延珷祼自鎬”，兩相對照，更加明顯。

總之，單就《利簋》而言，將“珷”看作“武王”的合文可以講通，但這種問題必須結合其他文例才行。鑒於上面所列的情況，“珷”應以解釋為“武”的孳乳字為宜，即加“王”旁的“武”字。它是僅用於“珷王”王號的專字，單稱之“珷”是“珷王”的簡稱，可能是因銘文字數、格式或作者習慣而有意省略，也可能是無意脫漏，并不是“武王”的合文。不論“珷王”還是單稱“珷”，“珷”均應讀為“武”，而非“武王”。

以上是西周金文的情況，下面再說一下簡帛方面的新發現：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伍）》有一篇《封許之命》，其中文王、武王均單稱“玟”、“珷”，文字結構與西周金文相同[21]。這種寫法和用法，可能是以西周金文為源頭的。但是眾所周知，西周金文的“玟”、“珷”只流行了一段時期，自《乖伯簋》之後就不見了，兩者之間有很長時間的斷帶，所以還有待進一步研究，理論上并不能排除前者是獨立形成的。不過，如果真是以西周金文為源頭，則進一步證明了“珷”由兩字合文變為一字一音的專字之說，是不可信的：

我們不妨將《封許之命》加入上文的單稱“珷”組。如果《封許之命》單稱的“珷”是專字，則《利簋》的“珷”就未必是“合文”。而如果《封許之命》單稱的“珷”是“合文”，《利簋》的“珷”亦是“合文”，則“珷”一字兩音跨越西周至戰國，那麼中間的“珷王”又該如何讀呢？讀“武王王”，無此文例；讀“武王”，則“珷”時而讀“武王”時而讀“武”，理由何在？當然我們可以說，“珷”由合文變為專字後，合文的用法并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

即使不考慮上文所言，“珷”能否在最多16年（或最多9年）的時間內，就由兩音的合文變為一音的專字，這種說法也是十分勉強的。最起碼有邏輯上的缺陷：遇到單稱“珷”就說是合文，讀為“武王”，遇到“珷王”就說是專字，讀為“武”，等於是永遠正確。既然說最早的、《利簋》單稱的“珷”是“合文”，後來逐漸變為一字一音，所以後面又加“王”字，那麼如果再遇到晚出而單稱的“珷”，就應該重新考慮“合文說”。

這種說法，或許可以勉強解釋同時期的《德方鼎》和《何尊》前者單稱“珷”而後者稱“珷王”的現象，但對《大盂鼎》“玟王”和單稱“玟”并存的現象，則無能為力。同一篇銘文裏的“玟”，不可能既是合文又是專字，單稱的“玟”必然是“玟王”的簡稱，而“珷”和“玟”的性質是相同的。因此，結論還是上文所言：“珷”是僅用於“珷王”王號的專字，“珷王”讀為“武王”，單稱的“珷”是“珷王”的簡稱，就讀為“武”，并不是“合文”，不讀“武王”。

以上是在《封許之命》單稱的“玟”、“珷”以西周金文“玟”、“珷”為源頭的前提下進行的分析，但如果兩者無關，前者是獨立形成的，那麼僅就《封許之命》的字面而言，“珷”當然可以看作“武王”的合文。

2017年9月19日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7年9月20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7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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