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重视对出土医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首发）

 

张如青

上海中医药大学

 

 [摘要] 出土医学文献包括涉医甲骨、金石、简牍、缣帛，简帛医书，敦煌西域医学卷子、黑水城医学册叶等。这些文献具有时间跨度长，载体种类多，内容涉及广，学术价值大，阅读研究难等特点。对这些珍贵文献进行系统地整理、研究，可从中探寻传世古医籍的源头，梳理中医经典的脉络；可从中发掘古代医学的成就，充实、改写中国医学史；可据以校勘传世古医籍，匡正千年之讹，破释千古之谜。认为出土医学文献整理研究应当成为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对出土医学文献整理研究历史、现状及原因作了简要分析，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

[关键词] 出土医学文献；简帛；敦煌卷子；医史文献

 

一．出土医学文献的范畴与内容

近一百多年来，我国各地先后出土了大量的古代文献，其中涉及医学的文献数量也颇为可观。这些文献包括涉医有字甲骨、涉医金石铭文、涉医简牍（散存于敦煌汉简、居延汉简、望山楚简、关沮周家台秦简等简牍中）、简帛医学专书（如武威医简《治百病方》，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张家山汉简《引书》、《脉书》，阜阳汉简《万物》、《行气》等）、敦煌西域医学卷子、黑水城医学册叶等。

纵观这些出土医学文献，大致有如下五方面特点：

1.时间跨度长。最早可上溯到公元前1000多年（殷商时期），最迟约在公元1200年左右（宋、金、西夏时期）；

2.载体种类多。几乎涵盖了纸质线装书之前的所有文献载体，具体有甲骨、金石、缣帛、简牍、卷轴（纸质卷子）、册叶（经折装、蝴蝶装、线订粘叶装）等；

3.内容涉及广。包括古代环境卫生、原始的中医理论、中医经典的原始“祖本”、卜筮祝由、房中理论与方法、养生理论与方法、医政、法医、脉法、胎产、经络灸法、针灸腧穴、方剂药物、中医临床各科病证方治等；

4.学术价值大。这些出土医学文献长期埋藏于地下，从载体形制到文字内容均真实地保存了古代文献的原貌，因此可从中发现、发掘新的有价值的医学资料，充实、完善中国医学史的内容。也可利用这些原始医学文献对传世的古医籍进行校勘，破释、更正古医书中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及文本错误。或对亡佚的古医书进行辑复；

5.阅读研究难。由于这些出土医学文献成书于1000多年～3000多年之前，载体破损严重。如汉代及汉以前简帛，因埋藏日久，霉变剥蚀，导致文字漫漶，脱简夺文、坏字讹文比比皆是。又因这些出土医学文献时间跨度长，用字情况复杂，且不说一般人难以辨认的甲骨文、金文、籀书，仅以战国、秦汉简帛为例，就有六国古文、秦篆、秦隶、汉隶、章草等字体，加上字体漫漶、缺损，释读难度不小；又如六朝、隋唐卷子因掺入了大量当时民间流行的俗体字、异构字、自创字、讹别字，给阅读、整理造成了障碍，对正确释读文本，进而深入研究增添了难度。

二．出土医学文献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

（一）可从中探寻传世古医籍的源头，梳理中医经典的脉络

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列举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所主疾病、灸治方法，是我国最早的有关经络学说和灸治法的医学文献。将此二种帛书与《灵枢·经脉》作对照分析，可发现它们无论是篇章结构，还是经脉名称、循行路径、相应病症、灸法治疗等都具有许多相似、相同之处，说明它们之间具有某种血缘关系；两种帛书原始、简朴，《灵枢·经脉》成熟、完善，根据事物由少到多，由简单至繁复，从不完善臻于完善的发展规律，可以认为《灵枢·经脉》成书显然在两种帛书之后，并且直接继承了两种帛书的学术成就。可以说《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是《黄帝内经》的源头文献之一，为《黄帝内经》中经络学说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又如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医学卷子《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原题“梁·华阳隐居陶弘景撰”。此书经学者研究考证，发现书中医方与《伤寒杂病论》经方同出一源——汉以前的经方著作《汤液经法》。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辅行诀藏府用药法要》中找到了《伤寒论》中的一些佚失千年的经方，如大、小朱鸟汤，大、小玄武汤，大、小阳旦汤，大、小阴旦汤等。不仅如此，还有数十首以五脏辨证补泻治疗杂病的医方及开五窍救猝死诸法。如此丰富的“新鲜”材料，加上它与《汤液经法》、《伤寒杂病论》的渊源关系，使这件流落民间的敦煌医学卷子的复抄本在当今中医医史文献学界成了研究热点。

（二）可从中发掘古代医学的成就，充实、改写中国医学史

1872年特劳伯氏（Travde）对心衰病人出现奔马律交替脉的情况进行了深入的临床研究，提出“三联音律奔马律”。这种现象被命名为“特劳伯氏奔马律杂音”。难以想象的是，早在二千年多以前，我国古代那些不知名的行医者已经记录了这种现象。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记载：“揗脉如三人参舂，不过三日死。”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按病人的脉象如同三个人配合（成三）交替舂谷，（即脉象快速以三联节律协调地跳动），（这是极其危险脉象，病人）不出三日就会死亡。这不仅记录了特劳伯氏经长期临床研究才提出来的“三联音律奔马律”心血管病现象，而且预测了这种疾病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马继兴教授从出土简帛的研究中归纳了六方面中医药学重要学术成就：1.古代经脉理论、2.诊断学、3.病理学及临床学、4.医疗手段、5.养生学、6.其他（医药文化资源）。^[1]这些从出土简帛中发掘出来的古代医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汉以前医学史的内容，为充实、改写汉以前医学史奠定了基础。

除简帛之外，出土的医学卷子、册叶也记载着大量的中古时期的医药学史料与医学成就。例如俄藏敦煌文献 Ф365《钟乳散方》，经考证，此件为“迄今存世最早的服石方原始文献，乃后世众多以石钟乳为主药的温阳补益方之渊源”。^[2]

英藏敦煌文献S.6168、S.6262《灸法图》，法藏敦煌文献P.2675《新集备急灸经》，是现存最古的绘有人体穴位图谱的两部灸疗专书，不仅绘有栩栩如生的唐代人体图像，而且还记录了不见于传世针灸古籍的穴位名称。^[3]

英藏敦煌文献S.5598是一件唐写本佛经，末尾记载一首医方，名为“毗沙门天王奉宣和尚神妙补心丸方”，经研究，此方的药物组成，与元代危亦林《世医得效方》中的“天王补心丹”相近，故认为此方为后世名方“天王补心丹”的祖方。^[4]

敦煌卷子《张仲景五藏论》是一部以五脏为核心的既有浅近、简要的医学理论，又有临床诊疗遣方用药内容的医学通俗启蒙读物。经研究，发现其中载有现存最早的药对文献，所述药物功效简明扼要，符合临床实际。并发现隋唐时期，曾出现过大量以“五藏论”命名的医书，这些书都具有通俗、启蒙的特点。^[5]

从今内蒙额尔济纳西夏黑水城遗址出土的文献中，发现一份医学文献《辰龙麝保命丹》，据考证，这是是现存最早的中成药仿单，此药(辰龙麝保命丹)是专治各类风病的。^[6]

这些从南北朝至宋金时期的出土卷轴、册叶医学文献，忠实地保存了当时的原始面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医学水平与医学成就。为补充、修改、或重写中古（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医学史奠定了基础。

（三）可据以校勘传世古医籍，匡正千年之讹，破释千古之谜

校勘古医书，除选好底本、校本及参校之书外,对一些疑难字句,还需要从更早的简帛、刻石文献,卷轴抄本文献中去徵寻资料,开拓校勘依据,提高校勘质量。简帛医书及刻石医书是我国最早的医学文献,它们与传世古医籍具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在古医籍的校勘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兹举数例以说明之。

《灵枢·经脉》：“(肾足少阴之脉)灸则强食生肉,缓带披发,大杖重履而步。按“强食生肉”，唐代杨上善注：“肾有虚风冷病,故强令人生食豕肉,温肾补虚。（《太素·经脉之一》）明代张介宾云：“生肉,厚味也,味厚所以补精。”清代张志聪云：“生,当作牲。……强食牲肉,以助肾气上升而与火土之相合也。”诸说皆随经文敷演,曲为之解。今按马王堆出土医学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少阴脉”一节作“久(灸)则强食产肉”。则知《灵枢·经脉》之“生”非生熟之“生”，亦非牲畜之"牲",而是生产、生长之“生”。“生肉”,即生长肌肉。“强食生肉”,义为增强食欲,生长肌肉。至于《脉经》卷6第9引作“强食而生害”,《千金要方》卷19第1引作“强食而生灾”,皆属讹以传讹的递相传抄之误。据出土医学帛书校勘《内经》,千古之疑涣然冰释，同时也廓清了后世医家的误注及传世文献的文本讹误。

又如《素问·缪刺论》：“(尸厥)以竹管吹其两耳,鬄其左角之发方一寸,燔治,饮以美酒一杯,不能饮者灌之,立已。”何谓“燔治”？王冰未注,《新校正》亦未有说解,或以为“治”乃常义,无须训释。按“治”当作“冶”，此字在出土简帛医书中恒见。如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取野兽肉食者五物之毛等,燔冶,……以温酒一杯和,饮之”,“取陈葵茎，燔冶之”，“秦瘳（艽）五分  付子一分  凡二物，冶,合和半方寸匕,先餔饭,酒饮,日三,以愈为度”。在《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武威医简》中亦常见同样用法之“冶”字。揣摩前后文义,可确定此“冶”字是古代加工炮制药物的专用术语,义近“研碎”。考《医心方》卷十三第十引《小品方》：“都梁香散方……凡七物,冶筛”，旁注：“冶音野,销也。”销亦是碎义。又考《千金要方》中诸多“治”亦当作“冶”。如《千金要方》卷八第二“大续命散”方后语：“右十五味,治,下筛,以酒服方寸匕,日再,稍加，以知为度。”“八风散”方后语：“右二十五味,治,下筛,酒服方寸匕,日一。三十日后,日再服,五十日知,百日差,一年平复。”卷八第三“排风汤”方后语：“右四味,治,下筛,为粗散,以水二升半,内四方寸匕,煮取一升,去滓,服五合。”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几乎遍及全书各卷。疑为唐以后之人(极可能是宋臣)误改“冶”为“治”。又《外台秘要方》为避唐高宗讳,不用“治”字,改用“疗”；因字形相近，还讳及“冶”字,改用“𢭏(捣)”。这一点,只要对照《医心方》,即清晰可见。

六朝、隋唐的卷子本医书对校勘古医籍更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例如敦煌卷子本《伤寒论》残卷3种,不仅可以校订通行本《伤寒论》中的疏漏与讹误,而且还可补宋本《伤寒论》中遗漏的文字。刘渡舟、钱超尘校宋本《伤寒论》，就将《伤寒论》敦煌残卷作为校勘的重要资料。经细心勘比,发现S.202《伤寒论》残卷中的《辨脉法》一节,比宋本《伤寒论》多出3条。共计127字,均为脉诊的重要资料。又如《本草经集注》敦煌残卷、《新修本草》残卷,对辑校《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新修本草》,校订《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本草著作,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下举一例：

《本草纲目》卷五十一“鹿茸[主治]”,李时珍引《名医别录》文：“疗虚劳,洒洒如疟,……破淤血在腹,散石淋、痛肿、骨中热、疽痒,安胎,下气,杀鬼精物,久服耐老。不可近丈夫,阴令痿。”此节文字,金陵本、江西本、张本均同,如局限于对校,则无疑处。刘衡如先生检《政和本草》卷十七“鹿茸”条引《别录》文为“疗虚劳,……骨中热疽痒口骨安胎,……四月五月解角时取阴干使时燥。”再查《千全翼方》卷三“鹿茸”条,引文为：“鹿茸疗虚劳,……骨中热疽痒骨安胎,……四、五月解角时取阴干使时燥。”(按,骨字加方框作小标题,则误为鹿骨)刘氏分析：李时珍作一段读。因对骨字不得其解,故删去。并将“四月五月……”一句移置“鹿茸”[修治]文下。再检《新修本草》敦煌残卷,发现一个重要线索：“痒”乃“养”字之误(音近而讹),原来“养骨安胎”乃属连文,一举而群疑冰释。本来《新修本草》的文字正确无误,文义连贯完整,自《千金翼方》将“养”讹成“痒”后,此段文字遂腰截为二：分言“鹿茸”和“鹿骨”。宋代《证类本草》未加更正,明代《本草纲目》又误删“骨”字。千年之谬,若无敦煌古卷子为证,将不知错至何时!故刘氏慨然叹曰：“今幸存唐本草残卷为证,可祛千载之惑。”^[7]刘氏重视敦煌卷子医书,将其科学地用于校勘,是他取得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上所述，出土医学文献对于重修医学史与校勘古医籍具有其他文献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和学术价值。鉴于出土医学文献的这种特殊的重要价值及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特性与任务，笔者认为出土医学文献整理研究应当成为中医医史文献学科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三．出土医学文献整理研究的回顾、现状与应采取的对策

（一）回顾与现状

回顾：早在上世纪初，著名学者罗振玉即根据法国汉学家沙畹寄来的斯坦因ф所获两汉至西晋木简照片，对其中11枚涉医简牍作了考证释读，并写下考证性按语，释文、按语并载入《流沙坠简·小学术数方技书考释》。上世纪中叶，著名甲骨学者胡厚宣对出土甲骨卜辞中记载的殷人疾病进行了考证研究，撰有《殷人疾病考》（载《学思》第34期，1942年）。上世纪50年代，学者罗福颐对西北地区出土木简中的涉医内容作了研究，有论文公开发表。上世纪70～80年代，地下简帛大量出土，国家组织相关领域专家进行整理研究，中医界马继兴、周一谋、史常永等先生是整理研究医学简帛的代表，皆有著作、论文问世；80年代，英、法两国所藏敦煌卷子胶片传回中国，马继兴、王淑民、赵健雄等学者是整理研究，敦煌医学文献的代表。

现状：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医学界研究出土文献者人数减少，渐至寥若晨星。相反，在中医学界以外的文史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界研究出土医学文献者却不乏其人。其中佼佼者如整理研究简帛药名的西南师范大学张显成教授，研究简帛古脉书的中国社科院韩健平博士，研究敦煌西域出土医学文献的北京大学陈明博士等。

（二）原因

1．研究难度大。

1）材料搜集不易。出土文献的书籍印数少，价格贵。

2）辨识文字不易。出土文献中古僻字、漫漶字多，异构、讹别字多。

3）阅读分析不易。出土文献的文句艰涩难懂，医学内容与传世古医籍亦有

明显差异。

2．立项不易。出土医学文献研究在中医学界立项困难，而在人文社科学界立项相对容易。

3．研究出土医学文献的人才匮乏。由于以上两项困难，直接影响到出土医学文献研究人才队伍的建设。中医文献研究是清苦、清贫的，而出土医学文献研究是其中更清苦、更清贫的，而且研究难度更大。于是，研究者纷纷转向热门的中医文献数据库建设，中医文献数字化研究，中医文献信息研究，中医临床文献的整理研究……，而仅有极少数学者，依凭个人的爱好与信念，固守着这一片已经涉足而不忍离弃的学术领域。

（三）对策

一个世纪以来，经过文物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学、医史文献学领域众多专家学者孜孜汲汲、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出土文献释读整理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由于出土医学文献研究的特殊性、复杂性与艰巨性，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对已经整理研究的出土文献，还需要反复琢磨、探索，而逐步臻于完善；对新出土的文献，更需要集中人力、物力，增加整理研究的力度。

简帛是出土文献中数量最多，涉及面最广，并且不断有新材料出土的一种文献载体。“（简牍帛书）一个世纪以来，不断有新发现，并且新发现越来越多，新材料越来越多，很多亡佚了一两千年的文献都重见了天日。”^[8]在已知新出土的简牍文献中，涉医材料亦颇为可观，据我们初步查核，就有不下十种，如“居延新简”、“江陵望山楚简”、“荆门包山楚简”、“虎溪山汉简”、“未央宫汉简”、“张家界古人堤汉简”、“关沮周家台秦简”、“天水放马滩秦简”、“连云港尹湾汉简”、“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上海博物馆楚简”等战国、秦汉时期简牍，其中的涉医简牍至今尚未有深入系统的整理研究。另外，还有长沙走马楼吴简、里耶秦简、九连墩汉简等大批简牍至今尚未完全公布，其中是否有涉医材料目前还不得而知。

敦煌西域出土文献方面，近年有《俄藏敦煌文献》、《俄藏黑水城文献》出版，其中有不少医学文献或涉医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文献近年也有新公布的材料，其中也应有医学文献或涉医文献。

鉴于以上现实情况，出土医学文献整理研究尚有大量艰巨的工作要做。而目前无论是研究经费，还是研究人员，都面临不容乐观的窘困状况。为此，提出对策如下：

1．提高认识。出土医学文献是研究中医医史文献的地下之新材料，是二重证据法中最重要的证据，它最有可能补充、补正中医医史文献学科中的一些空缺和疑难问题。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于1925年在《古史新证》中说：“研究中国古史，为最纠纷之问题。……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现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9]陈寅恪先生评王国维学术内容与治学方法，概括起来有三方面，第一就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10]。陈先生还有一段名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1]学界前辈如此珍视、重视地下出土新材料，个中道理，吾辈应体验感悟，谨记在心。

2．支持立项。认识上重视了，就需要在科研立项、经费上予以有力的支持。否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过于清贫难以持久维系人心，因而也难以得到预期的成果。

3．培养队伍。亟当挑选对出土医学文献有浓厚兴趣并具有医、文两方面知识结构的年轻人，或攻读研究生，或去文科高校进修学习，打好扎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再投入出土医学文献研究的实际工作，在实践中提高研究能力与研究水平。研究人员不求其多，但求其精。要建设年龄层次、知识结构、专业背景合理的学术梯队。

4．与全国出土文献研究中心保持联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高校先后成立了古文字、古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心，如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出土医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应尽可能与以上研究单位保持联系，了解其已有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水平，密切关注其研究动向与最新研究成果。由于简帛的出土近年来层出不穷，有些简帛出土后长期没有公开，故尤其需要关注新出土的涉医简帛及尚未公开的已出土简帛的研究情况。总之，要及时获取和掌握最新研究信息，始终将出土医学文献的整理研究保持在一

个较高的水平。

5．关注香港、台湾地区学者及日本学者的研究动向与研究成果

香港、台湾地区的简帛研究一直处于比较平稳的发展状况，在上世纪60～70年代时期，港台地区的简帛研究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70年代以后也有不少学者发表、出版简帛研究的论文与著作。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下设“简帛整理小组”，将已公布的主要出土简帛金石资料收集起来，制作“简帛金石资料库”，这种资料库实际就是电子语料库，可以任意查检所需的简帛字词与语段。目前已收入50余种简帛，300多万字。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也在制作“竹简帛书出土文献电脑资料库”^[12]。此外，日本学者对医学简帛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江村治树主编的《马王堆出土医书字形分类索引》（关西大学文学部编.昭和62年有糺书房印行），最新的有小曾户洋、长谷部英一、町泉寿郎编著的《马王堆出土文献译注丛书——五十二病方》（东京.株式会社东方书店.二00七年七月二0日第一版），该书除逐条释读注解外，还根据马王堆出土帛书原件照片，复原帛书原始折叠的原貌——“蛇腹折”，认为中国大陆出版的《五十二病方》等帛书医书在排列顺序上有误。这是我们亟需加以关注的。

 

参考文献

[1]马继兴.出土亡佚古医籍研究.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05，35～36.

[2]张如青.俄藏敦煌钟乳散方释读考证.中医文献杂志，2002，（4）：5～7.

[3]马继兴主编.敦煌古医籍考释.南昌：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492～493.

[4]马继兴、王淑民、陶广正.敦煌医药文献辑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477～528.

[5]张辉、张如青.敦煌写本《张仲景五藏论》中有关药对及方剂之探析.上海中医药杂志，2006，35-36.

[6]张如青. 俄藏黑水城文献《辰龙麝保命丹》考释. 中医文献杂志，2004，（2）：3～5.

[7]刘衡如校点.本草纲目（下册）.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2848，2977～2978.

[8]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4,6.

[9]王国维.古史新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2.

[10]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王国维遗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9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影印.

[11]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先生论文集.台北：九思出版社，1977年增订版，1377.

[12]张显成.简帛文献学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04,483～484.

 

 

本文收稿日期为2008年1月15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08年1月16日

0044应当重视出土医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