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字“用”演化再論——兼說利簋“用”字

（首發）

子喬

自唐蘭、郭沫若兩位先生以來，《利簋》譯文多有將“賜右史利金，用作檀公寶尊彝”之“用作”譯為“用來做”、“用王賞賜的銅作”者[1]。對於古文字“用”的意義和用法，趙誠先生曾發表《甲骨文至戰國金文“用”的演化》一文，文中提到《利簋》，也是這個觀點。只不過，趙誠先生強調了《利簋》的“用”是介詞，而非動詞，相當於“拿”此金鑄器，意義是虛化的，“作”是主要動詞用作謂語[2]。

趙誠先生的文章非常重要，不論材料、方法，還是觀點，都給人以很大的收獲和啟發。但是，趙誠先生認為“用”作為連詞至周代才出現，筆者認為不妥，其實在商代晚期就已經出現了。因此，《利簋》的“用作”應以訓為“因而作”為宜，這是在強調鑄器與受賞的因果關係。“用”的意義不僅涉及到語言文字學，其所造成的這種語境，還關係到先秦史上的“王號生稱說”。下文先介紹趙誠先生文中與本文有關的觀點，然後再做討論。

趙誠先生認為，“用”有一個“由用作動詞向用作介詞、用作連詞、用作助詞的發展過程”。對於動詞發展為介詞，趙誠先生說：“从殷商甲骨文一直到後代，‘用’均可用作動詞，……殷商甲骨文的‘用’未見用作介詞者，周代金文的‘用’卻大量用作介詞，……這一轉化大體完成於周代。……是由‘用’用作動詞虛化、發展而來，……”

對於介詞發展為連詞，趙誠先生說：“殷商甲骨文的‘用’未見用作連詞者，周代金文的‘用’卻大量用作連詞”。在研究西周早期銘文的部分，趙誠先生對不同賞賜物後面的“用作”做了區別：

1、如果賞賜的是金（銅料），而沒有別的，則將“用”解釋為“用（銅鑄器）”，可以看作介詞。

2、如果賞賜的是貝（貨幣），而沒有別的，則將“用”解釋為“花（錢鑄器）”，也是介詞，但比前者更加虛化。

3、如果賞賜的是羊、衣、臣、妾之類，則將“用”解釋為“像是一種連詞，近似於後代的因”。因為這些都無法拿來鑄器，“當然也可以硬著頭皮按照古代以物易物的原則說成是拿……去鑄作銅器，但是實在太勉強了。很可能的情況是得到了賞賜，是一種光榮，因而鑄作銅器，留作紀念。如果確是如此，則這種句式中的‘用作’只是一種繼承性的慣用型用法，其中的‘用’已經進一步虛化而不再用作介詞，……也可以這樣認為，……即由介詞‘用’虛化為連詞‘用’的中介。”

4、有些賞賜物“即使硬著頭皮按照以物易物的原則也無法說成是拿……去鑄作銅器。……賓是典禮中的儐相（唐蘭釋），……有的只是一種嘉獎，如‘執犬休善’[3]；有的只是承認其功績，給予一種榮譽，如‘蔑歷于保’，……‘用作’只是襲用了習慣的說法，其‘用’已經毫無動詞的性質，已不再是一個介詞，完全虛化成了一個連詞，……為因而之義。”

但是趙誠先生也認為，“由於西周金文是這一轉化的過渡時期，……某些‘用作’連用的‘用’就可能有兩解。……《卿鼎》為西周早期銅器，屬於轉化過程的時期之初，銘文中‘用作’之‘用’釋為介詞更好一些。但絕不能說這個‘用’釋為連詞就是絕對錯誤。……《史頌簋》為西周晚期銅器，所屬的時代轉化已經完成，銘文中‘用作’之‘用’釋為連詞更好一些。但絕不能說釋為介詞就是絕對錯誤。”

趙誠先生認為，西周康王時產生了“對揚王休，用作”的句式，昭王時使用得比較廣泛，“‘用作’之‘用’，應該是已經由介詞完全虛化為連詞，應當看成是連詞。……‘用作’連用之‘用’作為連詞有因而之義以表示結果，是比較普遍的現象，也是比較早產生的現象。在發展中，‘用’不在‘用作’的結構中，不在上舉各例那一類句式中也可用為連詞而表示‘因而’之義。”

“……‘用’在‘用作’這樣的結構中，由介詞逐漸虛化而轉化為連詞，但兩者之間的界限並不完全清楚。後來，……這一結構之前產生了一個對揚休美之類的短語，‘用作’之‘用’才在虛化轉化中固定下來成了連詞，但‘用’仍和‘作’連用。……即要依靠‘作’這一動詞，當然也是由於慣用句式使用的力量所束縛。再往後，‘用’才脫離‘用作’這一固定結構而發展成為一個能夠自由、獨立使用的連詞，……”

以上是趙誠先生文中與本文有關的主要觀點。其最大的問題，是在提到商代古文字材料時，只說商代甲骨文的“用”未見用作介詞和連詞者，周代金文的“用”則大量用作介詞和連詞，卻不提商代金文，而商代金文中有不少“用作”，大致分為四種情況（均為商代晚期）：

1、賜金……用作……

《小臣系卣》：“王賜小臣系，賜金，在寢，用作祖乙尊。”（集成5379）

按：第二個“易”字左邊有五個點，劉傳賓先生認為是“易金”二字的合文，可備一說[4]。本文的釋文以《殷周金文集成引得》為基礎[5]，擇善而从，並儘量从寬从簡。與論點無關之處，不做討論。

2、賜貝……用作……

《肄作父乙簋》：“弜師賜肄??戶貝，用作父乙寶彝。”（集成4144）

《宰椃角》：“賜貝五朋，用作父丁尊彝。”（集成9105.1）

《作冊般甗》：“王賞作冊般貝，用作父己尊。”（集成944）

《戍甬鼎》：“王賞戍甬貝二朋，用作父乙齍。”（集成2694）

《小臣邑斝》：“王賜小臣邑貝十朋，用作母癸尊彝。”（集成9249）

《戍嗣鼎》：“王賞戍嗣貝廿朋，在闌宗，用作父癸寶餗。”（集成2708）

《箙亞作父癸角》：“王賜箙亞唬奚貝，在，用作父癸彝。”（集成9102）

3、賜其他（非銅料或貨幣）……用作……

《小臣缶方鼎》：“王賜小臣缶湡責（積）五年，缶用作享太子乙家祀尊。”（集成2653）

按：“責”讀為“積”，學術界無異議，丁山先生認為是“租稅，期限五年”[6]。但此字又見於《旂鼎》“文考遺寶積”（集成2555）和《兮甲盤》“政??成周四方積……毋敢不出其帛其積”（集成10174）等。前者肯定不是“租稅”，但具體應是指留下的財物積蓄，與《小臣缶方鼎》的文意不符。后者王國維先生認為是“委積”[7]，楊樹達先生从之[8]，李學勤先生進而指出，“四方積”是“四方的貢物”，後文的“積”是狹義的，即“委積”，並引孫詒讓說：“凡儲聚禾米薪芻之屬，通謂之委積”[9]。李先生認為《小臣缶方鼎》的“積”也是“貢物”、“委積”[10]，而《商周青銅器銘文選》則認為是“向國家交納的農產品寶物賦稅”[11]，似乎是綜合了“租稅說”和“貢物（委積）說”。

《六祀??其卣》：“??其賜作冊一、一，用作祖癸尊彝。”（集成5414）[12]

按：“”，《集成引得》釋為“徵”[13]，《銘文選》釋為“瑞”[14]，另有他說，“”字亦有分歧，此處均不贅引。但是兩字均从“玉”，至少“”字从“玉”，屬於玉器，這基本沒有異議。

4、蔑歷……用作……

《小子卣》：“子光賞貝二朋。子曰：‘貝，唯丁蔑汝歷。’用作母辛彝。”（集成5417.1）

按：“丁”原篆作“”，《銘文選》以為“口”旁，將“隹丁（口）”看作一字，即“唯之或體”[15]。

5、揚……用作……

《小子省卣（小子省壺）》：“子賞小子省貝五朋，省揚君賞，用作父己寶彝。”（集成5394）

可以看出，趙誠先生文中所引的西周金文的情況，其關鍵之處，在商代晚期的金文中幾乎都已經出現了。第1種“用”即趙誠先生所言，可以看成介詞，即“用賜予的金來鑄作銅器”。第2種“用”即趙誠先生所言，也是介詞，但意義更加虛化。

第3種和第4種“用”即趙誠先生所言，有的“可以硬著頭皮按照古代以物易物的原則說成是”拿去鑄器，“但是實在太勉強了”，卻像是一種連詞，有“因而”之義；有的則“即使硬著頭皮按照以物易物的原則也無法說成是”拿去鑄器，何況“有的只是承認其功績，給予一種榮譽”，如“唯丁蔑汝歷”，“‘用作’只是襲用了習慣的說法，其‘用’已經毫無動詞的性質，已不再是一個介詞，完全虛化成了一個連詞”。

《小臣缶方鼎》的“湡積五年”在字面上可以有三種理解：一是與湡地五年的“積”等值的其他財物；二是湡地過去五年所進獻的“積”本身；三是未來五年內向湡地收取“積”的權利。第一種顯然很牽強，如果是這樣，說具體賞賜了什麼即可，何必強調是“湡積”呢？第二種也有些勉強，收来的“積”難道會按產地分別存儲，以備將來賜人嗎？一般應是按種類性質存儲的。第三種理解最合理，丁山先生所言“租稅，期限五年”應該就是這個意思（當然，是否租稅可商）。按這種理解，小臣缶是不可能拿王賜予的權利作為交換去鑄器的；按前兩種理解，則可以“硬著頭皮”說是拿所賜的財物去鑄器，但“實在太勉強了”。

《六祀??其卣》的賞賜物，兩個字均从“玉”，最大的可能是寶玉，當然理論上不能完全排除是玉質的貨幣，但可能性很小，因為當時賞錢都是“賜貝”。王賞賜的寶玉本身就是寶物和紀念品，肯定要珍藏起來，是不可能拿去作為交換來鑄器的。

至於《小子卣》，雖然也說“賜貝”，但“用作”之前有“唯丁蔑汝歷”，這使得“用”字更加虛化而成為連詞了。

第5種情況比較重要，《小子省卣》的“揚君賞”，顯然就相當於後來西周的“對揚王休”。這個“用”按趙誠先生的思路，“已經由介詞完全虛化為連詞，應當看成是連詞。”只不過還沒有與“作”分離，成為“能夠自由、獨立使用的連詞”。

以上皆為商代晚期金文，再結合甲骨文的情況，可以說，“用”作動詞、作介詞、作連詞，在商代晚期是並存的。趙誠先生根據商代甲骨文和周代金文，提出“用”有一個由動詞虛化為介詞、再虛化為連詞的過程，開始並完成於周代。這個過程本身應該是不錯的，不過筆者認為，除了脫離“作”而成為自由、獨立的連詞之外，此前的過程在商代晚期就已經完成了。只不過由於資料匱乏，我們對一些細節還不清楚，現在只能看到商代晚期“用”的各種詞性和用法並存的狀況。

所以，對於《利簋》的“用作”之“用”，根據趙誠先生的思路並仿照其說法，就應該是：《利簋》為西周早期銅器，所屬的時代“用”由介詞到連詞的轉化已經基本完成，所以“用”解釋成連詞更好一些，但絕不能說解釋成介詞就絕對錯誤。

《利簋》的“用作”之“用”應訓為“因”（以、因而、因此），是表示結果的連詞。《尚書·洪範》：“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國語·周語上》：“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史記·周本紀》改“用”為“以”，也是“因而”之義。“用作”即“因而作”，這是在強調鑄器與受賞的因果關係，表達對賜予者的感激、贊頌和尊重，並炫耀自己的光榮。如果是要明確表達“用所賜之銅鑄器”，則應如《曶鼎》那樣，寫成“用茲金作”。

弄清了“用作”的這種含義，不但有語言文字學上的意義，還有利於我們理解《利簋》的語境，進而對“王號生稱說”產生一定的幫助。利既然是為了表達對武王的感激、贊頌和尊重，並炫耀自己的光榮，那麼如果受賞和鑄器的時間相距很遠，就是很不合情理的。利在克商後第八天受賞，武王四月回到宗周，此後還至少活了一年零八個月[16]，《利簋》為何會拖到武王逝世之後才鑄成呢？難道鑄器竟需要這麽長的時間？如果按武王克商後在位3年或4年的說法，則更加難以理解[17]。持“死謚說”者對此應給予積極的解釋，但至今仍未見到[18]。

下面再補充一些“用作”的格式（含“用自作”）：

1、俘金（或寽金）……用作……

《員卣》：“員從史伐會，員先入邑，員俘金，用作旅彝。”（集成5387，西周早期）

《過伯簋》：“過伯從王伐叛荆，俘金，用作宗室寶尊彝。”（集成3907，西周早期）

《仲催父鼎》：“周伯邊及仲催父伐南淮夷，俘金，用作寶鼎。”（集成2734，西周中期）

《師?簋》：“毆俘士女、羊牛，俘吉金，……余用作朕後男巤尊簋。”（集成4313，西周晚期）

《翏生盨》：“翏生從，執訊折首，俘戎器，俘金，用作旅盨。”（集成4459，西周晚期）

按：“俘金（或寽金）”即繳獲銅料。與《利簋》相似，“用作”从字面上可以解釋成“用所俘之金來鑄”，“用”為介詞。但是，前文都是在敘述軍功，又處於“轉化已經完成”的時代，所以“用”看作連詞訓為“因”亦可講通。

2、（他人獻金，）用作……

《十年陳侯午敦》：“諸侯享（獻）以吉金，用作平壽造器敦。”（集成4648，戰國晚期）

按：這種格式的“用”，應該解釋成介詞，“用作”即“用吉金鑄”，《十四年陳侯午敦》有“以群諸侯獻金，作……”（集成4646），“以”也是介詞，與“用”互訓。但是，諸侯獻金是一件大好事，“用”看作連詞訓為“因”亦可講通。而以下兩種格式，“用”則只能解釋成介詞（《中子化盤》除外）。

3、擇（或取、用、求等）吉金……用作……

《曾伯漆簠》：“余擇其吉金黃鋁，余用自作旅簠。”（集成4631，春秋早期）

《晉姜鼎》：“取厥吉金，用作寶尊鼎。”（集成2826，春秋早期）

《復公仲簋蓋》：“其擇吉金，用作我子孟娒婦小尊媵簋。”（集成4128，春秋晚期）

《鼄君鐘》：“鼄君求吉金，用自作其龢鐘、龢鈴。”（集成50，春秋晚期）

《公簋》：“用吉金，用作寶簋。”（集成4016，春秋）

按：《中子化盤》雖然也有“擇其吉金”，但是情況不同：“中子化用保楚王用征梠，用擇其吉金，自作浣盤。”（集成10137，春秋）三個“用”都是連詞，第一個表示起因，相當於“因為”，第二個連接兩個動詞短語，相當於“以（而）”，第三個表示承接或結果，相當於“因而”[19]。

4、用吉金……自作……

《曾伯宮父穆鬲》：“唯曾伯宮父穆廼用吉金，自作寶尊鬲。”（集成699，西周晚期）

《樊君盆》：“樊君芫用其吉金，自作寶盆。”（集成10329，西周晚期）

《曾仲斿父方壺》：“曾仲斿父用吉金，自作寶尊壺。”（集成9628，春秋早期）

《嘉子伯昜臚簠》：“嘉子伯昜臚用其吉金，自作寶簠。”（集成4605，春秋晚期）

《嘉仲盉》：“嘉仲諸友用其吉金，自作盉。”（集成9446，戰國早期）

後兩種“用”作為介詞的格式以西周晚期（含）以後居多，春秋時期最為流行。可見，“用”由介詞進一步虛化為連詞後，其作介詞的用法仍繼續存在，直至今日，正如趙誠先生所說：“一個虛詞或一個虛詞的某一種用法可能在很久以後還被使用。”

2017年9月26日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7年9月26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7年9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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