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見《玉苟盉》“穆王”為生稱說

（首發）

子喬

西周王號是“生稱”還是“死謚”，是先秦史和古文字領域長期爭論不決的問題。“死謚說”本來是一種歷史悠久、並無異議的傳統說法[1]，而“生稱說”自王國維先生首倡以來[2]，曾經被學術界廣泛接受而成為一條金文斷代的基本原則。但是“生稱說”一直存在爭議，特別是近三十年，其地位逐漸被動搖，“死謚说”則向成功翻案不断邁進。

筆者也比較關注這個問題，是贊同“生稱說”的，十幾年前曾經撰文質疑當時興起的“死謚說”[3]。本文無力也無意對這個問題進行全面探討，故而不再贅述有關學術史[4]，只是想對新見材料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於方家。

近日，筆者讀到了吳鎮烽先生的《懋尊、懋卣考釋》[5]和《新見玉苟盤玉苟盉小考》[6]兩文。吳文介紹了新見的四件西周青銅器及其兩篇銘文（尊、卣銘文相同，盤、盉銘文基本相同）。兩篇銘文中均出現了“穆王”之稱，其中《玉苟盉》銘文如下：

“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溼宮，玉苟獻鳳圭于穆王，蔑苟曆，賜鬱鬯，苟對揚穆王休，用作父乙簋，子孫其永寶。戉箙。”

吳鎮烽先生認為“穆王”是謚號，故而將此器定在恭王初年。但是筆者認為，此器的“穆王”非但看不出是謚號，反而有生稱的迹象。

想要探討《玉苟盉》中的“穆王”，有必要先對《玉苟盉》發表之前金文中“王”的出現情況進行梳理。劉雨先生曾經發表《金文中的王稱》一文[7]，總結得非常全面，但是該文的目的與本文不同。以下是根據本文的目的進行分類的，選取的範圍也沒有劉雨先生那樣廣，僅限於金文中與文獻的正式王號相對應的“某王”（也即與“生稱”或“死謚”有關的），大致有三類：

第一類：銘文只出現了“王”或“天子”，而並未出現王號（“某王”或簡稱“某”）。這樣的銘文很多，例不備舉。“王”或“天子”顯然就是時王，如果對先王這樣稱呼，就會與時王混淆，顯得對時王不夠尊重——仍以“王”稱呼先王，是不承認時王的合法性嗎？按：劉雨先生文中的“時王美稱”等歸入此類，如“休王”（《效父簋》）、“卲（昭）王”（《?鐘》）、“穆王”（《無叀鼎》）等，這裏不看作是王號。下文“某王”均不包括這些情況。但是有學者認為，“昭”亦可訓為“見”，而“穆王”可能就是指先王穆王[8]，筆者認為此二說較勝，“時王美稱”如果與先王的王號重複，似乎有些不妥。如是則此“穆王”亦可歸入下一類。

第二類：銘文出現了王號，大部分同時出現了“王”或“天子”，小部分只有王號，但根據文意或其他因素，可以斷定稱呼王號者是先王。如《天亡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集成4261）、《德方鼎》“延珷祼自鎬”（集成2661）、《成王方鼎》“成王尊”（集成1734）、《作冊大方鼎》“公朿鑄武王、成王異鼎”（集成2758）等。同時出現的“王”或“天子”則是時王，理由同上。這一類在理解上沒有分歧，而下一類則對王號的理解存在嚴重的分歧。

第三類：銘文出現了王號，大部分同時出現了“王”或“天子”，小部分只有王號，但是稱呼王號者似乎就是時王。這就是所謂“生稱王號”的現象，但是學術界對此並沒有一致的意見，《玉苟盉》發表之前見於以下諸器，又分为三个子类：

1、只出現王號：

《獻侯鼎》:“唯成王大祓在宗周，……”（集成2626）

《內史亳觚》：“成王賜內史亳醴祼，……”[9]

2、先出現王號，後出現“王”或“天子”：

《利簋》:“珷征商，……王在闌師，……”（集成4131）

《長甶盉》:“穆王在下淢位，穆王饗醴，……穆穆王蔑長甶……敢對揚天子丕丕休，……”（集成9455）

《十五年趞曹鼎》:“恭王在周新宮，王射于射廬，……敢對揚天子休，……”（集成2784）

《五祀衛鼎》:“厲曰：‘余執恭王恤功，……’……唯王五祀。”（集成2832）

《匡卣》:“懿王在射廬，……王曰：休。……對揚天子丕顯休，……”（集成5423）

《懋尊》、《懋卣》：“穆王在鄭，……敢對揚天子休，……”[10]

按：《五祀衛鼎》的“恭王”只是在人物“厲”的話中出現，這句話連證明恭王是銘文語境中的時王都做不到，更別說證明恭王是銘文寫作時的時王了（其他的“某王”至少是銘文語境中的時王）。只是傳統上曾經將其列為“生稱王號”之例[11]，所以這裏也暫且列出。

3、先出現王號，然後“王”與王號交替出現：

《遹簋》:“穆穆王……呼漁于大池，王饗酒，……穆穆王親賜……敢對揚穆穆王休，……”（集成4207）

第三類情況比較複雜，學術界有三種理解：

(1)、王號為生稱，“王”是省略語，兩者（包括“天子”）為同一人。銘文是在記錄其寫作時在位的王的活動。

(2)、王號為死謚，“王”是省略語，兩者（包括“天子”）為同一人。銘文是在追述其寫作時已故的先王的事迹。

(3)、王號為死謚，是指先王，而“王”或“天子”則是指時王。銘文是先追述先王的事迹，再記錄時王的活動；或者是先王（當時的時王）和時王（當時的太子）同時參與了所追述的往事。

第(1)種就是常見的“生稱說”，第(2)種就是常見的傳統的“死謚說”，此處均不贅引，第(3)種則是一種新出現的“死謚說”，據筆者所見，代表學者是曹漢剛先生，其目的是對器主人受賞和鑄器（寫銘文）之間的“時間差”給予一個“合理”的解釋[12]。

先以《利簋》為例。

第(1)種理解是：武王甲子日克商，7天後的辛未日（第8天）賞賜了利，利在武王在世時鑄成此器，以表達答謝、讚揚和炫耀之情。

第(2)種理解是：武王甲子日克商，辛未日賞賜了利，利在武王去世並獲得謚號之後鑄成此器。按：假設“珷”為謚號且武王去世後馬上獲得了這個謚號，從利受賞到武王去世，至少有一年零十個月，即使減去利在軍中可能無法鑄器的時間，也至少有一年零八個月[13]，另有武王克商後在位三年或四年之說[14]。如此長的時間差需要一個合理的解釋。

第(3)種理解是：武王甲子日克商，其去世後的某個辛未日，成王“在闌師，賜右史利金”。按：曹漢剛先生認為，這樣就可以合理地解釋上文的時間差了。站在曹漢剛先生的角度，筆者對此說有如下補充：克商之時，太子誦可能尚且年幼[15]——當然也可能已經成年[16]——所以這裏並沒有理解為太子誦在克商後7天的辛未日賞賜了利；而且，銘文在提到“王”之後未再出現“珷”的活動，這使得將辛未日定於成王世成為可能。但是，《遹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的情況則有所不同。

再以《遹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為例，前2種理解從略。

第(3)種理解是：《遹簋》“呼漁于大池”的“穆穆王”是先王，而“饗酒”的“王”是時王，也即恭王，當時以太子的身份主持饗酒禮。鑄器時已是恭王世，故必須稱其為“王”，並以謚號“穆王”稱呼先王。《十五年趞曹鼎》“與遹簋類似，銘文追記恭王十五年事，由當時的太子代替年老的恭王‘射于射盧（廬）’，而鑄鼎時恭王已逝，太子已繼位，故銘文須以‘恭王’和‘王’分別稱呼當年的王和太子。”[17]

梳理完畢，現在我們來看《玉苟盉》。此銘屬於上文所列的第三類，但是與以往所謂“生稱王號”的銘文有明顯不同，可以列為第4個子類。以往所謂“生稱王號”的銘文，第一次提到王，都是稱呼王號（“某王”或簡稱“某”）。然而，《玉苟盉》卻是先稱呼“王”，然後再稱呼王號：“王在溼宮，玉苟獻鳳圭于穆王，……苟對揚穆王休，……”也即，第一次提到王只稱呼“王”，而不稱呼王號。

筆者認為，如果第一次提到王的時候稱呼王號，在字面上確實可以有兩種理解：或為時王（生稱），或為先王（死謚）；但是如果第一次提到王只稱呼“王”，則意味著此“王”必然是時王。如果“某王”是死謚，而銘文作者的本意是追述這位先王的事迹，那麼第一次提到之時，必然會用“某王”這個謚號，否則就會與時王混淆，引起誤解。第一次稱呼王號，後文如果需要再次提到，則可以簡稱“王”或稱“天子”，這在行文上並不會引起誤解。當然，也沒有誰會規定，後文都必須簡稱“王”或稱“天子”而不能再稱呼王號，所以有《遹簋》那種格式。

弄清了“王在濕宮”的“王”是時王之後，我們再往下看：“玉苟獻鳳圭於穆王”，這個“穆王”和前面的“王”是同一個人嗎？從文意看，顯然是的，沒有別的可能。

如果按上文第(2)種理解，則只能認為銘文第一次出現的“王在濕宮”的“王”是先王，然而前面已經說了，這會與時王混淆，也與金文慣例不符。如果按上文第(3)種理解，則銘文的意思只能是：當時的太子（銘文寫作時在位的王，即恭王）在濕宮，而玉苟獻鳳圭于當時的王（銘文寫作時的先王，即穆王），然而這合理嗎？能講通嗎？

所以，正確的理解只能是第(1)種：“穆王”就是銘文寫作時在位的王，“穆王”就是生稱。

“生稱王號”問題不僅涉及先秦史和金文的知識，還有很多邏輯因素。邏輯是任何學科的任何研究都應該遵循的基本原則，對“生稱說”和“死謚說”而言，也都是如此。下面筆者想借這個機會簡單地談一些看法。

一、《玉苟盉》最多只能證明該器自身作於穆王在位之時，不能直接證明《遹簋》、《長甶盉》等的“穆王”也是時王。因為上引所謂“生稱王號”諸器，各自情況皆有不同。

筆者認為，《利簋》和《十五年趞曹鼎》的記事時間可以確定到精確的王年（武王克商之年和恭王十五年），所以按“死謚說”推算出的受賞和鑄器（寫銘文）的“時間差”較長甚至很長[18]，很不合情理，因此分別作於武王世和恭王世的可能性更大。類似的還有《內史亳觚》，涂白奎先生的觀點可備一說：賞賜物是醴，無法長期保存，故而作器不可能拖到成王得謚之後[19]。

而其他諸器，要麼無法得出很長的“時間差”（如《獻侯鼎》等）[20]，要麼不涉及王的賞賜（如《五祀衛鼎》），理論上確實不能排除是該王去世後所作的。即使是持“生稱說”的學者，也不宜否認這一點，因為某篇銘文“生稱王號”，並不能證明其他銘文也是如此，而且“死稱之”的現象並不能否定“生亦稱之”的可能，承認“死稱之”對“生稱說”無害。

常金倉先生認為：“古代鑄器為名，目的是用祖先的豐功偉績激勵和教育子孫，以保持家道長盛不衰”，因此往往在受賞以後很長時間才鑄器[21]。我們當然承認，常先生所言是鑄器的目的之一，但是細讀有關銘文，體會其語境文意，不難發現，銘文語意前後連貫，器主人都是因受賞而鑄器，其首要目的顯然是表達對賞賜者的答謝和讚揚，並炫耀自己的光榮。特別是“對揚某某休，用作某某器”的格式，這種意味更加明顯，看不出常先生所說的情況。

常先生還說，一些學者之所以有“錯誤假設”（受賞之後會馬上鑄器），是因為他們誤將“用作”訓為“用來作”，其實“用”應該訓為“因而”。筆者認為，這種情況也是不存在的。“用”可以訓為“因而”是基本常識，而且《遹簋》等器的賞賜物中並沒有銅料和貨幣，“用來”無處著落，“用”只能訓為“因而”。對此，持或曾經持“生稱說”的學者都一清二楚[22]。

其實，對於金文“用”的意義和用法，趙誠先生早有專文論述[23]，筆者最近也有討論[24]。筆者贊同常先生《利簋》“用”應訓為“因而”之說（但訓為“用來”也不算完全錯），不過，筆者對這種解釋的意味，卻有不同看法。“因而”是在強調鑄器和受賞的因果關係，是一個連詞，所以銘文的語意是前後連貫的，如前文所述，我們看不出在很久以後僅僅為了激勵、教育子孫才鑄器的迹象。今天受到王的賞賜和表揚，過了幾年才想到要紀錄下來，表示答謝、讚揚和炫耀，古今中外都不會如此。

二、即使有些所謂“生稱王號”之器是該王去世後所作，也不能證明該王在位時就沒有這個王號。因為“生稱說”從王國維先生開始，其觀點就是“死稱之，生亦稱之”[25]；而“死謚說”卻往往喜歡用“死稱之”的現象去否定“生亦稱之”的可能。這是“死謚說”常見的一個邏輯錯誤。從邏輯上說，如果某篇銘文可以證明某個王號是生稱，那麼其他以此王號稱呼先王的銘文，是無法推翻這一事實的。因為沒有誰會規定，生前的王號去世後就不能再用。[26]

三、“死謚說”還經常問道：如果王在位時有美稱（指王號），為何金文稱呼時王多數只用“王”而不用美稱呢？這是想以統計比例作為依據，應該說這種思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有如下問題需要考慮：

1、王在位時有美稱的情況未必貫穿整個西周，很可能只是孝王之前如此。這樣分母就減少了，更不能以全部兩周金文為分母。

2、王未必剛一繼位就能立即獲得美稱，比如“武王”即使是生稱，也應該是在《逸周書·世俘》“武王成辟”之時或稍後才產生的（至少是在牧野之戰勝利後，不會更早）。這樣分母就又減少了。

3、有美稱，也不一定每次都必須使用。就算後世稱呼偉人或領導，也沒有誰會規定，每次都必須加上“偉大”、“尊敬”這類修飾詞。

總之，這種統計的思路只能起到輔助的參考作用，而不能以之否定銘文本身直接體現出的迹象，如《內史亳觚》和《玉苟盉》的情況。

四、接着上面的問題，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即使金文中的王號用得比單稱的“王”要多，或者《天亡簋》出現了“武王”，寫作“武王有大禮，……衣祀于武王丕顯考文王，……武王乍庸”，又能如何呢？“死謚說”一樣可以解釋成：

“以王號稱呼銘文語境中的時王的青銅器，都是該王去世後紀念他的作品，銘文追述先王事迹，所以在語境中先王似乎仍然在世；《天亡簋》出現‘武王’謚號，當作於成王世，追述武王在‘天室’祭祀的往事。”

“死謚說”的基本思路一直是：看到一篇銘文，如果對紀錄其活動的王（語境中的時王）只稱呼“王”而不稱呼王號，則以之作為該王在位時沒有王號的證據——有王號為何不用呢？但如果銘文稱呼王號，則又會說該器是在該王去世後所作的，是追述先王事迹。總之，永遠正確。看起來似乎可以立於不敗之地，但卻是一種邏輯錯誤。

所幸，《玉苟盉》的出現給我們帶來了新材料，其銘文先稱呼“王”，然後再稱呼王號：“唯正月初吉丁卯，王在溼宮，玉苟獻鳳圭于穆王”。第一個“王”顯然是銘文寫作時在位的王，而後面的“穆王”又顯然與之是同一人，則可知“穆王”必然是對當時在位的王的稱呼，並不是先王，也即“穆王”是“生稱”，而非“死謚”。

2017年10月11日

本文收稿日期为2017年10月11日

本文发布日期为2017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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